2. 德施主教

寶之貴,在與它的曆史內涵和人文意義.此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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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茲故居·即吳德施主教住宅——1913年建

作者胡榴明授權刊載 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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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anlong.com/ 　 2005-09-08 13:40:59

一、吳德施主教·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曇華林聖誕堂 　　資料：Bishop·Roots （吳德施）， 1896年11月，受美國聖公會差會的派遣來中國；1938年4月獲準退休回國。 　　吳德施主教來中國的那一年，1896年，二十六歲，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小夥子；離開中國的那一年，1938年，六十八歲，一個白須白發的垂垂老者——四十二年的時間，一直生活在武漢。 　　“吳德施”是一個中國名字。當年，西方來中國的傳教士也有商人，為了親近中國百姓、盡快融入當地水土，便以中文命名，例如來華中地區的第一個基督教傳教士、漢口黃石路口的榮光堂（原名“格非堂”）的創建者楊格非先生即是。 　　Bishop·Roots，吳德施主教的英文名，姓魯茲，他在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包括住宅和聖誕堂）被定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院門口刻牌為：“魯茲故居”。2001年，為了尋訪武漢老公館，在漢口老租界地麵的數條橫街和直街，我跑了好幾個月，從這個院落門口過往了無數趟，但是就是沒有想到走進去，因為那一年，我還不清楚，“魯茲”，就是武漢近現代曆史所記載的著名來華外籍人士吳德施。所以，這次為了讓讀者一目了然，我的文章題目便定為：《魯茲故居·即吳德施主教住宅》 　　基督教聖公會：世界新教三大主流門派之一——“安立甘宗” 在中國的稱謂，另外兩大新教派別為“路德宗”（也稱“信義宗”）和“歸正宗”（即“加爾文教派”）。 　　“安立甘”為“英格蘭”的諧音。安立甘教派發源於十六世紀的英國，於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穩固地位，目前為英國國教，但是除英格蘭以外，聯合王國其它各地、以及世界其它各國的安立甘宗教會團體，組織上都不從屬於英國國教會。1835年，美國聖公教傳入中國。 　　Bishop·Roots，美國人，先就讀於哈佛大學文學院，畢業後去了歐洲，在英國劍橋神學院潛心研讀宗教課程，獲博士學位。一個具備了歐美兩個名牌大學學曆的年輕才子，一個將文學與宗教、浪漫與嚴謹、感性於理性融合在一起的安立甘教派教士，也是一個傳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和平主義者。 　　1886年11月，Bishop Roots受美國聖公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先在武昌高家巷聖約翰堂任堂牧，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改任漢口聖保羅堂堂牧。1904年11月，任湘鄂皖贛教區主教——“吳德施主教”的稱謂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翻閱曆史檔案資料，我發現“吳德施”這個名字，常常和武漢近現代史上發生的重大曆史事件聯係在一起，和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出現的著名人物聯係在一起。一個完全被卷入中國社會曆史進程的美國人，而且是以一個外籍傳教士身份——這之間，在他居留武漢的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間，他所經曆的一切人和事，今天看來，都是傳奇。 　　1868年（同治七年）6月，上海美國聖公會韋廉臣（Williams）主教三人乘船來武漢，設教堂或稱禮拜堂於武昌曇華林、漢口民生路張美之巷以及漢口鄱陽街——這是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傳教活動的開始。 　　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是武漢最大的一個基督教門派組織，其活動影響力，自1868年始到1951年止。此期間，興建教堂或禮拜堂有記載的四處；興辦高等院校兩所，中學四所，醫院一所。其聖職人員大多受過高等教育，例如最先由上海來武漢的韋廉臣主教，例如華中大學校長孟良佐主教（博士），例如吳德施主教。 　　為了尋訪中華聖公會當年的遺跡，2004年4月，我和攝影專程去了一趟由美國聖公會創建的教會學院——文華書院舊址，在今湖北中醫學院校園內，屬於武昌花園山曇華林街區，那裏也是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教堂——聖誕堂的所在地。 　　首批來漢傳教的美國聖公會韋廉臣主教，是晚清來華傳教士中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奉行自由派的傳教政策與方法，“堅信通過社會漸進的教化和傳布福音可以在人間建立公正慈善的社會而實現‘上帝之國’”，主張“以學輔教”，以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他在來武漢的當年（1868年）便買了武昌荒山（花園山）上的一塊地皮籌建教堂（聖誕堂於1870年落成）。1871年，（清同治十年）10月2日，由他倡導在武昌橫街頭創辦了武昌文華書院。1890年，文華書院遷到武昌花園山先已建成的聖誕堂附近。開辟荒地，栽花種樹，覆蓋草皮，建立校舍。幾年時間內，一處環境優美、屋舍典雅的西式學院就在這當地人稱“鬼架坡”的荊叢林莽中聳立起來。沿學校院牆的山穀築出一條小路，後來便有外國傳教團及華人接二連三地來到這裏，購置地皮、興建居屋和花園……一個夾在花園山與鳳凰山兩山之間的文化兼居住的高等西人及華人社區於半個世紀中逐漸形成——這就是後來人所熟知的“曇華林文化區”——論起源頭，自然當屬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的韋廉臣主教。 　　1909年（清宣統元年），文華書院改名為文華大學。1924年，文華大學與武昌博文書院（英國循道會在1885年，即清光緒十一年，創辦）、以及漢口的博學書院（英國倫敦會於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創辦），以大學部合並，組成華中大學。 　　進湖北中醫學院的大門往右轉，朝花園山上走，最先看見的是建在山坡的一塊空地上的迄今已有133年建築曆史的聖誕堂（也稱武昌曇華林聖誕堂），當年為文華書院、文華大學、華中大學的校內禮拜教堂，也是武漢市教會學校堅持教會禮儀時間最長的一座教堂（從建成之日起，直到1951年止，舉行了八十年宗教禮拜儀式）。　　 　　曇華林聖誕堂，是美國聖公會在中華內地留下的一座標誌性建築，和歐洲教堂建築的十字形基座、鍾樓、穹頂等傳統的模式截然不同。長廳單層，門廊正麵突出，山花門楣，三麵外廊立柱環繞，如同古希臘圍廊式神廟，大氣、洗練、莊嚴——據說，這樣的建築格局全國也屬罕見，大抵是在美洲新大陸流行的一種教堂建築模式（曾經在好萊塢影片中見過這類教堂的建築樣式），反映了新教派倡導的簡潔、莊重、大氣的精神品貌。 　　後來，我們在漢口“鄱陽街32號”院內拍攝到的聖保羅座堂，和曇華林聖誕堂的建築結構十分相似，也是長廳單層，正麵入口處為山花門楣，但是結構簡單的多，沒有外廊和立柱。 　　繼曇華林聖誕堂之後興建起來的文華書院教學大樓等校舍，相沿了類似古典主義複興的建築風格（圖：07-03）。 　　資料：辛亥革命期間，武昌聖誕堂成為了湖北反清革命的宣傳陣地之一，美國友人吳德施夫婦，革命先烈劉靜庵先生，以及胡蘭亭、餘日章、張純一、韋卓民、周蒼柏等一大批中外有識之士在這裏傳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的軍歌，就是由文華校園裏的張純一作詞，餘日章譜曲，他倆共同在聖誕堂中試唱成功的。

　　二、吳德施主教與中國革命

　　據記載：武漢中華聖公會（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華的總稱）幾乎介入（或參入了）了在武漢發生所有曆史事件，

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1931年的長江水災、抗日戰爭……

　　革命黨人劉靜庵 ，為了逃避清廷的抓捕，躲進了武昌美國聖公會，在聖公會會長胡蘭亭 的主持下受洗成為教徒，隨後他借聖公會“閱報室”的名義成立革命組織“日知會”，吸收新軍及學生參加，宣傳革命思想，同時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聯合策劃武昌起義，但是被內奸告密。

　　1907年1月13日 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兵搜查日知會，胡瑛、朱子龍、梁鍾漢、劉靜庵、張難先、吳貢三、李亞東等九人先後被捕，此即震動一時的“日知會案”，史書也稱“丙午之獄”。

　　因為此事直接牽涉到美國聖公會，吳德施主教親自出麵拜見張之洞總督，以教會的名義，以及曾經有過的公私交往，要求釋放所有被捕“革命黨人”。當時，與吳德施主教一同出麵與清府交涉的還有長沙聖公會會長孟良佐博士和穆德博士 。

　　一向以新派人物自居的張之洞，此時再也顧不得與洋人交往的情麵——革命黨人一次又一次以武昌為舉事基地——讓這位自以為功高權重、深受朝廷信賴的湖廣總督十分震怒。

　　張之洞一口回絕了美國聖公會提出的“釋放教民劉靜庵等人”要求，但考慮到了基督教聖公會在武漢地區強大勢力影響，最後，他答應給教會一個麵子：一、不再進行第二次搜捕（曾經“衙門並擬出第二批黑名單”，準備再次出動搜捕日知會下屬革命黨人）；二、免於劉靜庵等九人的死刑。

　　當劉靜庵尚被關押獄中時，吳德施主教在美國發文，痛斥清政府的腐朽與殘忍，表達了自己對中國革命者的深切同情和熱情支持。

　　1910年（宣統二年），吳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務雜誌》1月號以《為中國辯護》為題發表文章，批評西方強權對中國的欺淩，讚頌中國民眾的優秀品質。此後，數十年在中國的教職生涯中，他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以基督精神的憐憫博愛之心，給予弱勢者（或是弱勢群體）力所能及的護佑。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11月底，袁世凱率清軍攻打漢口。當駐漢各國使節尚在清政府與革命黨起義力量之間權衡利弊、左右觀望之際，武漢市基督教美國聖公會毅然表明立場。吳德施主教責成教會所轄的武昌文華中學校長餘日章等人組成紅十字會 ，在今漢口鄱陽街32號院內的聖保羅座堂建立臨時傷兵醫院，救治戰鬥中負傷的起義軍民，對戰區災民進行收容賑濟服務。同時自任漢口救災執行委員會主席，直接領導戰亂安撫工作。

　　1912年，湘鄂皖贛教區調整，吳德施任鄂湘教區主教兼傳道布會正教職，直至1937年10月。1913年，被選為中國基督教續辦委員會會長，這一年，漢口鄱陽街32號主教住宅落成。1922年起兼任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幹事。1926年至1931年兼任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經他多年努力，為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華傳教活動開拓了國際性的影響，中華聖公會開始以“獨立一枝”的資格，出席世界聖公宗會議。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占武昌，吳德施主教指示轄區社會服務部動員和組織人力和財力進行城區衛生及難民救濟工作。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在上海全城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由上海秘密來到武漢，曾經留居漢口鄱陽街主教住宅多日。數月之後，國民黨武漢政府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吳德施主教利用教職身份，冒險設法幫助周恩來乘船離開武漢去南昌，半月之後——1927年8月1日，由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的武裝起義在南昌爆發，此為中國現代曆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吳德施與周恩來這一段私人間的親密交往，一直持續到1938年，吳德施主教退休離開漢口回美國。
　三、魯茲故居——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

　　資料：魯茲故居：漢口鄱陽街32號，湖北省武漢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築麵積646平方米，1913年至1938年之間，美國主教魯茲(中國名吳德施)攜全家居住於此。

魯茲故居(即吳德施住宅樓)全貌作者胡榴明向人詢問樓房改變的現狀屋右側的拱券大窗疑為當年遊廊大窗

　　2004年4月，我們去了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院子空敞無人，水泥地，很幹淨，迎麵聳立著那一座很著名的眼下已經裝修一新的聖保羅座堂，方正平直的造型，大結構與曇華林花園山上的聖誕堂相似但簡單得多，建築麵積也小許多。大山花屋頂，凸出的小山花門楣，乳黃色的外牆牆塗（不清楚當年是否刷有牆塗），正麵入口的兩邊，各開一扇式樣十分簡潔的長形窄窗，外側各立一貼牆橫凹條的平直立柱，雙開木質大門緊閉。

　　繞著聖保羅座堂的左側有一條林蔭小道，小道盡頭橫向立著吳德施主教故居，因為緊貼在座堂的背後，前麵已經沒有太寬敞的空地，拍攝的距離也拉不開闊。

　　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西北向，造型很簡單，橫平豎直的長方體，和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建築的風格相似，符合新教徒節儉清淡的傳統。大坡狀瓦頂，方石牆基，深灰色清水磚外牆，上下各間隔兩道深紅色的磚線，沉鬱的色塊中跳出來一道奪目的亮色。屋外兩側數步石階進入門口，白色的拱券門，凸出的門框，造型很優美。方形窗框，窗框頂上用紅磚砌成假拱券，凸出窗台。由這間門進去有一間不大的門廳，數步便上樓，樓梯並不寬闊。

　　整幢樓的建築麵積為646平方米，室內非常寬敞，數十個房間，樓下為客廳和飯廳，書房，還有客房，二樓有寬大的起居室，主教和夫人的臥室，孩子們的臥室和兒童活動室。

　　樓房右側也有一個出入口，寬闊的長廊上有漂亮的紅磚砌成的拱券大窗和一扇拱券大門，目前長廊和門已經封閉。

　　當天，在這幢樓內的值班人員介紹說：除了樓房外貌是仿照當年的樣子重新複原過，樓房內部舊有的裝修陳設毫無保留。於是我們也就沒有要求走進去。

　　魯茲故居建成於1913年，距今九十一年依然保存完好。“鄱陽街32號”地屬英租界，一個環境和治安都很優良的高級西人和華人住宅區，最初，在這一塊地麵上先建成了前麵的那一座聖保羅座堂，後來才建起了這幢主教住宅摟。我推測那時候的院落肯定比現在的麵積要大，樓房的兩側有花園有樹木，沒有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被“醜陋”的現代建築物就近“擠占”。

　　吳德施主教一家人在這幢樓裏生活了二十五年，孩子們一天天地健康快樂地長大，比較其他西方僑民家庭，他們家的孩子從小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和事，加上良好正統的家庭教育，著意培養孩子們的愛心和自立精神——例如：抗戰期間，1938年初，吳德施主教聯合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等人，向在漢的西方友人征募了10.3萬元的醫療器械及藥品，委派長女弗朗西絲·魯茲，率領一個國際代表團，開著大卡車，載著這批抗戰物資，從漢口出發，沿著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區的八路軍總部，由朱德、彭德懷、左權接受。在曆史資料簡單記述的字裏行間，一個活潑、真摯、熱情、勇敢的美國女孩的身形躍然紙上——我想，這得益於她生於一個和睦幸福的家庭，以及家長給予的嚴謹然而開放的美國式教育。

　　“魯茲故居”的建築麵積很大，樓上樓下，房間很多，特別是客房比較多，因為除了主教一家人而外，常常會有客人來此留居，簡直像是一家“私人旅館”。例如上文提及，周恩來於1927年“白色恐怖”時期，曾在這幢住宅樓裏躲藏過一段時間。

　　“鄱陽街32號”雖然緊挨著人來車往的街邊，但院落和教堂（即聖保羅堂座）如同數重屏障遮擋了住宅樓，遠避了鬧市的喧嘩和市俗的攪擾，居住環境是非常舒適。我在漢口生活了半個世紀，從這條街從這個院落門口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從來就沒有想到裏邊會另有一爿天地，若非此次寫作中拍攝和采訪的需要，不然是不會冒昧地走進這個院落裏邊去的。

　　幽靜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吳德施主教獨具的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使這幢樓房不僅成為革命人士的臨時避難所，同時也成為眾多的國際國內知名人物的往來居留地。

　　例如：著名的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安娜·路易絲·斯特朗便是這兒的常客，她們從美國到中國，由上海到漢口，然後轉程去西安、延安，來往經過都要在這裏住上一段時間，和主教及主教夫人，還有孩子們，像一家人那樣親密無間地相處。當年，白求恩大夫來到中國，在北上去延安及山西抗戰前線之前，在這幢摟裏住了有半月之久。

　　“蘆溝橋事變”以後，國共兩黨抗戰民族統一戰線成立，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王明等中共領導人，被派駐漢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號，今長春街57號）的一幢西式樓房內，領導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在這一段時間裏，中共領導人成為“鄱陽街32號”院落的常客。

　　吳德施主教與周恩來曾經有過“生死之誼”，兩人的交往，並不僅限於政治社會的交流，也包含了文化品味及性格愛好等方麵彼此之間的相互賞識。

　　上述隻是吳德施主教在中國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因為其教會身份的決定，他必須是一個與中國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的社會活動者，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取得優雅的平衡，所以，他不可能不重視國民黨南京政府。

　　中國近現代曆史，武漢是一個政治軍事的要塞城市——各黨各派、政界軍界，偉人、要人、名人，在此風雲際會。史載：“漢口鄱陽街聖保羅堂大院內的住所常常高朋滿座”，除上麵提到的國際友人及中共領導人之外，吳德施主教還與“國民黨各界人士馮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張群、王寵惠、吳國楨等過從亦密……”

　　1931年，武漢大水，吳德施主教應宋子文、孔祥熙電邀，任全國水災救濟會湖北分會執行委員，在武昌成立武漢各教會聯合賑災辦事處。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區水災農民扶助總社，向受災農民發放貸款。

　　1938年2月，國內宗教組織舉行反侵略運動宣傳周宗教日，武漢基督徒在“鄱陽街32號”漢口聖公會聖保羅教堂舉行為國難犧牲者祈禱儀式，吳德施主教到會發表講話，表示：“願與中華民族同受艱苦”，“並代表全體外僑信徒為抗戰死難軍民祈禱 ”——這是吳德施主教在中國傳教期間最後一次參與的大型社會活動。

　　1938年4月，被獲準退休回國。周恩來、秦邦憲等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屋頂花園設宴為吳徳施主教一家餞行，席間合影留念。很可惜我沒有找到這一張照片資料。周恩來當場手書：“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嚶嚶其鳴也，求其友聲”兩條幅相贈。

　　同時，吳德施主教在鄱陽街住宅樓舉辦告別音樂會，請武漢各界上層人士一聚。漢口市市長吳國楨、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應邀出席。當晚，吳德施主教的長女弗朗西絲·魯茲鋼琴彈奏優美樂曲為來賓助興。離開漢口回美國之前，吳德施主教在武漢國民黨報紙以及漢口《新華日報》發表《告別辭》。

　　吳德施主教在中國四十二年，經曆過朝代更迭、政權交替，戰爭動亂、天災人禍，他從來都沒有退避——但，這一次不同，這一次戰爭中的法西斯主義者、日本侵略軍，已經以行動向全世界顯示了他們無視國際戰爭規律、無視國際公法的非人性行為——為了家人的安全，夫人還有他心愛的女兒，他決定離開中國，而且這一年他的確老了，六十八歲了，去日無多，葉落歸根，他想在告別世界之前返回自己的祖國。

　　我想，他在離開漢口前心情一定很複雜，這麽多年了，和這個城市建立起來的感情，和這個教區教民之間建立起來的感情——曾經他視他們為自己的孩子，而他們則視他作父親——這種感情如同血肉相親，一旦割舍，他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麵對即將臨近的災難，他知道他無能為力，宗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深深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作為神學者，他隻能祈禱，為戰爭的死難者祈禱，祈禱他們的靈魂升入天國，為戰爭的受難者祈禱，祈禱主的福佑降臨到他們頭上——除此以外，他還能做什麽？

　　1938年4月，吳徳施主教攜家人離開漢口回到美國。

　　“鄱陽街32號”院落仍屬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的房產，聖保羅座堂的教會儀式依然照舊，這一幢灰磚拱券門的主教樓，不知後來由誰居住？隻是再也聽不到弗朗西絲·魯茲悠揚悅耳的鋼琴彈奏了……


來猶後記:
1.弗朗西絲·魯茲悠揚悅耳的鋼琴回蕩了她的一生.在大半個世紀後,又回到了海峽兩岸,回到了生她的地方. 1972 年, 因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她和她的丈夫RICHARD做為NIXON 訪華後的第一個美國藝術家,來到大陸訪問演出. 1987年,宋美嶺也請她們到TAIWAN演出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ＮＩＸＯＮ　ＳＡＩ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ＷＨＯ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ＯＦ　ＯＵＲ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2. 在“鄱陽街32號”的會客室裏,曾掛過一副清沈銓的五倫圖. (五倫圖：五倫圖是由鳳凰、白鶴、白頭、鴛鴦，燕子組成，象征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五種人倫關係。（以“五翎”諧“五倫”）)
3. 我有幸得到此畫,時不再來,人世滄桑.此為證也.





郭泰禎: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幹員．　民國16年(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進軍安徽、江蘇、浙江、上海，驅逐軍閥勢力，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在北伐革命勝利的鼓舞下，全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鬥爭進一步高漲。同年，上海總商會會長虞和德電呈南京政府，指出外國輪船在長江行駛，為不平等條約所致，尤其在北伐戰爭期間，長江上華輪停駛，外國輪船乘機深入內港，壟斷長江航運，“妨礙我航權甚大，若不設法製止，則外海內江航運業完全為外人操縱，於國計民生影響甚巨”。因此，虞和德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命令各海關監督，嚴行禁止外輪在非通商口岸城市武穴、安慶、大通、通州等處運載貨物，“以保航權，而恤商艱”。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電令外交部駐安徽交涉員郭泰禎“遵照辦理”。

　　郭泰禎接到外交部電令後，分別通知安慶市公安局、大通公安局及懷寧、銅陵兩縣縣政府，要求調查外輪在安慶、大通停泊和上下客貨情況。根據安慶、大通、懷寧、銅陵的報告，郭泰禎電告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稱“安慶、大通兩處均有外輪到埠裝貨物”，兩地雖為內地處所，非通商口岸，但符合《中英煙台條約》中第三款”輪船暫準停泊，上下客商貨物均用民船起卸”。因此，他請示國民政府外交部，“究竟對於該兩處之外輪停泊，用民船起卸貨物應否仍認條約效力?抑須逕行取締之處”，給予明確的具體指示。

　　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很快投靠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在華與西方列強合作，完全放棄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故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電告安徽交涉員郭泰禎，“關於外輪在安慶、大通等處停泊，上下客商貨物同民船起卸一節，載於《煙台條約》，應準依照辦理”等等。這樣，南京國民政府最初廢除外輪在安慶、大通等長江內地非通商口岸停泊權的計劃遂被放棄。

後來，郭泰禎任漢口租界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