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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衝：母親走了，?眼淚這麽滾燙，文字這麽蒼白
文/ 陳衝
網絡照片：陳衝和母親張安中
12月11日陳衝在微博發文透露母親逝世的消息。陳衝的母親張安中是著名藥理學家，外公是中國藥理學奠基人張昌紹。
接到病危通知時哥哥跟我說，媽媽等不到你隔離三周後出來了。那之後母親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堅持了一個禮拜，也許她在等我，這個想法讓我悲痛欲絕。
最後的日子哥哥晝夜陪著母親一起煎熬，幾乎沒有睡覺。我在大洋的另一邊無能為力，我能看見死神穿著黑色鬥篷的身影，坐在母親的床邊，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邊，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個愛我的，也是我第一個愛的人在水深火熱中受難，我卻沒有在她身邊。人怎麽可能從這樣的遺憾中走出來?
母親在今年二月被確診為淋巴癌，我於大年三十傍晚趕到上海。五月底我離開的時候，她挺過了化療，病情好轉了不少。中秋節母親還跟幾位老同學們聚了會，照片上她笑容滿麵。但到九月底她又因嚴重感染和輕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飛回上海。萬萬沒想到我剛離開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後一次跟母親一起，我們並排坐在病房裏，我在用手機匆匆忙忙給人回郵件，餘光裏，我感覺母親在看著我，就跟她說，這是工作，我馬上就好了。她開始輕輕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撫我，唱起一首搖籃曲:“睡吧，小寶貝，你的啊媽媽就在身邊，夢中你會得到禮物，糖啊餅幹啊隨你挑選，等你睡了，我就帶你去到天宮……”，她拍我的手因風濕關節炎變了形，卻仍然那麽溫柔，我眼睛濕潤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機跟她一起哼唱。
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歲，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線裏母親的輪廓模模糊糊，隻月她的溫度、氣息和輕柔的歌聲在回旋……那令人迷幻的時刻，是我最早的對美的體驗。
另一個兒時的幸福記憶是母親為我挖耳朵。我們坐在大床上，母親附在我的身邊，一隻手輕輕把我耳朵拉高，另一隻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貫注地掏。她的動作很輕，弄得我很癢，但是我無比享受那些時刻她給我的百分之一百的關注。
後來文革開始了，母親變得憂傷，走過我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我。見她這樣，我也會憂傷起來。偶爾母親在快樂些的時候，會為我和哥哥剪紙、疊紙工、做動畫。她會從本子上撕下一張紙，折疊以後用剪刀剪，再打開時就出現一長串牽著手的小人，接著她教我們為小人畫臉、上色；她會用紙疊出層出不窮的飛禽走獸、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們編成奇妙的童話故事；她還會讓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疊2寸的方塊紙，她在每一張上畫上一個男孩和一隻皮球，然後拿起那疊紙，用拇指跟洗牌那樣撥弄，一個孩子在拍皮球的動畫就奇跡般地出現了。
一位母親過去的同學和同事告訴我，你媽媽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創造性思維。她一分配到教研組就把“傳出神經係統藥理”編成一本劇本，跟另外一位同學合作拍了一部動畫片。因為拍得好，所以後來在全中國使用。也許我長大後對用聲畫講故事的興趣，就是母親從小在我心靈裏播下的種子。
我和哥哥都喜歡跟母親聊天，不在一起的時候常跟她煲電話粥。她會跟我講正在彈的曲子或者閱讀的書籍。母親的閱讀範圍很廣，中文、英文的書都讀得很多——從醫學文獻到暢銷小說，無奇不有。父母家中，有兩麵牆都是書架。她七十八、九歲的時候，讀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感到震驚和興奮，在電話裏感歎道，我從來沒有想過一本書能夠這樣寫人的本質，這樣寫欲望，人真是一個悲劇動物啊。我聽了啞口無言，同時也覺得驕傲——不是每個人的老媽讀完《洛麗塔》都會有這樣精辟的反應的。慢慢的，隨著母親失憶症的加深，我們的電話就越打越短，她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問，你幾時回來啊?聊了幾句後她又會問，你幾時回來啊?
母親非常期待看見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時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時候，她常說，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這裏把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會說，我就是來陪你的，沒有工作。她又會突然為我擔心，說，怎麽會沒有工作了呢?沒有工作你怎麽辦?母親隻要還有一口氣，就在為孩子著想。有一次，父親交完一筆昂貴的治療費用後，說起他在用哥哥的錢付日常生活費，本來神誌恍惚的母親突然睜開眼睛，嚴厲地說，你怎麽可以用陳川的錢?我不要治病了，這樣治療一點意義也沒有。父親說，這是暫時的，我去了銀行就會還給他的。她這才放心。
大約從八年前開始，母親漸漸失憶，我就覺得在漸漸地失去她。人其實就是記憶和時間，這兩樣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我們吃喝拉撒睡，供養著軀體，讓記憶和時間有落腳的地方。老年性失憶是沒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親過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們知道她最喜歡唱蘇聯和美國的老歌，就在手機裏放了音樂讓她唱。母親樂感很好，有一副美麗的歌喉，85歲仍然音準，英文和俄文的發音也字正腔圓。午飯的時候她完全忘記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著那些調子，非常快樂。也許記憶裏最後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樂。
音樂是母親與記憶之間的紐帶，隻要有力氣的時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愛爾蘭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蘇聯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革命歌曲，她輪番唱。讓我聯想到美國電影裏看到的，那些路邊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裏的老式點唱機，你投一枚硬幣選一首歌，它就開始唱。有幾次她跟我說，這支歌你會的，我們一起唱。我說，還是你唱我欣賞吧，我走音，太難聽了。她說，這樣正好，我們雙重唱好了。她是個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機裏麵存有上百條母親唱歌彈琴的錄像。也許我一直在下意識地企圖留住她，或者在為終將的失去做心理準備。
我打開母親15年前鋼琴演奏的錄像，那是東方電視台《精彩老朋友》轉播的一場鋼琴比賽，評委是孔祥東，劉詩昆，陳剛，石叔誠和蘇彬。初賽時母親彈了《夜鶯》，總分為99.256，決賽時她彈了《聖母頌》，總分為98866，得了老年組的第一名。母親沒有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裏彈琴那樣認真和虔誠，隻為了自己和上帝，為了欣喜和淨化。觀眾的掌聲突然把她拉回現場，評委給分時她靦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誇獎她唱的好或者彈得好，她都會這樣臉紅地笑。最近有人問我對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詞有什麽想法，人們是指皮膚的光潔和皮下的膠原蛋白，可我一聽到那個詞，馬上想到母親，她那不可腐蝕的純潔和真，比我見過的許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為了了解母親的失憶症，買了一本哥倫比亞大學腦神經專家寫的《錯亂的頭腦》，我從書裏得知母親的失憶是大腦海馬體的萎縮，而人的情緒產生於杏仁核——大腦的另一個部位部位。但是我更願意想象，愛和音樂是儲存在海馬體、杏仁核以外的一個神秘地帶，跟靈魂和夢在一起。我更願想象母親去了那個美麗的維度……
……近近遠遠的記憶圍繞著我，像無數個螢火蟲在黑夜裏閃爍，每一隻都是母親的靈魂。
眼淚這麽滾燙，文字這麽蒼白。
陳衝：畏罪自殺的外公，我怎樣才能理解他
文/陳衝
恍惚有這樣的記憶，出事的那天外公沒有吃完碗裏的午飯，撥到貓食盆裏喂貓了，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家。那晚母親很早就讓我和哥哥去睡覺，半夜裏我被各種動靜吵醒，好像有人低聲急促地說話，還有進進出出的腳步聲和關門聲。我再入睡的時候就睡得很淺，做了斷斷續續的噩夢。人生第一次有不祥的預感，也許就是在那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沒有看見家裏的大人，老保姆把我送去了幼兒園。下午她接我回家的時候，母親站在門口等著我，把我帶到灶頭間，蹲下來摟住我說，外公死了。說著，她就哭了。那是我頭一次看到大人哭，非常害怕，抱著她不放。等了一會兒，母親鬆開我，擦幹眼淚，拉著我的手去外公和姥姥的臥房。厚厚的窗簾拉緊著，昏暗的光線裏姥姥背靠枕頭呆坐在床上。那年姥姥五十九歲。母親說後來姥姥曾經吞別針，企圖隨外公一樣去死，但是被搶救了回來。
外公死後的第二天，母親送我去幼兒園，教我說，別人問什麽你都說不知道就行了。那天我們跟往日一樣，洗完手洗完臉，排隊等著老師用玻璃試管給我們每人嘴裏點一滴魚肝油，然後另一位老師給我們每人手上點一滴甘油抹臉。那時候糖是稀有物資，我們每天都等著這個時刻舔甘油裏的甜味。排在我前麵的女孩舔著甘油回頭說，我爸爸說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殺，什麽是畏罪自殺？我低頭說不知道。我的確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義的四個字卻嵌到了我的腦子裏。
在那之後的許多年裏，大人們從來不在我麵前提到外公，所以我對他沒有什麽記憶。1981年我出國留學的時候，隨身帶走了家裏僅存的幾張外公的相片。那是一箱準備四年大學用的生活必需品——肥皂、牙膏、手紙、替換衣服、被單、字典和幾本書籍，不知為什麽外公的照片也在這箱生活必需品裏。一旦有了剩餘的錢，我就到一家叫Arron Brothers的鏡框店，買回幾個“買一送一”的鏡框，並用很寬的硬紙邊襯托著，把那幾張又小又黃的照片分別掛在牆上、放在我的書桌和床頭櫃上。
外公和姥姥手裏抱著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外公穿著中山服，胸前戴著“為人民服務”的胸章。他抿嘴笑著，是個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1960年代照的，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每次為鏡框擦灰的時候，我都會仔細看照片裏的外公，他清瘦挺拔，溫和典雅，目光裏充滿抱負和理想。我總是在心裏問自己，是什麽讓他這樣決絕地離開人世？難道沒有任何一種依戀能夠留住他？那年外公六十歲，據母親說，他精力充沛，連體重都保持在青年時的水平，一般中老年人好發的心血管病、糖尿病、關節病之類他全沒有。而在那個寒冬臘月的夜晚，他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怎麽才能理解他？
外公因是畏罪自殺，家屬得不到任何津貼，姥姥被打成了“反革命”後，也停了薪水，每個月隻有幾塊錢的生活費，我們的家境變得很拮據。母親和姥姥都不會過日子，心血來潮的時候，母親會去買話梅、桃板、醬芒果幹，姥姥也會買椰子醬、麵包、烤子魚罐頭那樣的奢侈品，經常是到發工資前幾天就維持不住了。這種時候，母親和姥姥就會互相責怪、爭吵。吵架開始都是為了菜錢，但是很快就變成了母親對姥姥的控訴：我才五歲啊，你就把我丟給人家，自己去了英國，我吃蛀掉的米，褲子破了用書包來擋，後媽都不會這樣對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親多次提起，每次吵到這個地步姥姥就隻好不響。
有幾回，在沒錢買菜的時候，我不知道從哪裏學會了用糧票去跟人換雞蛋。印象裏那人像農村來的，雞蛋放在一個竹籃子裏，上麵蓋著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鄉下老家後，我開始掌廚。那時我大概十一歲，還在長個，周圍的煤氣灶、水槽、砧板都顯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課就把書包往背後一推，開始燒飯。我能把很小一塊肉切成很細的肉絲，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進鍋一起煮爛，勾芡後放味精，就是一大鍋很香的“爛糊肉絲”。我還能把一根很細的帶魚，做成兩大碗“苔條麵拖帶魚”，分兩頓飯吃。弄堂大門外的水果攤上，常有爛了半個的蘋果或鴨梨。我總是會很便宜地把它們買回家，去掉爛的部分，切成小塊，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這些都是我非常樂意做的家務，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廚房的善後工作，那些全都推給哥哥去做。哥哥畫畫，需要我做模特兒，我常用洗碗作為交換條件，同時還要求他，必須把眼睛畫得比實際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從小熱愛美術、詩歌，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畫畫好。但是為了避免畢業後插隊落戶，父親逼他參加過遊泳隊、水球隊和劃船隊，硬是把一個文弱的男孩，練成了一個渾身腱子肉的少年運動員。哥哥所在的劃船隊，每天在長風公園訓練。有一天，他在湖裏逮了十來隻蛤蟆，回來後放在浴缸裏。它們長腿大眼睛，醜得可愛，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們做成菜。母親到家後，站在浴缸邊看一會兒，然後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隻蛤蟆，拎著它的腳往浴缸邊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動了，就在嘴上剪開一個口，拽一把，整張皮就撕了下來。
我不會忘記母親那天的手，她自信、簡練的動作，好像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浴缸後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漸暗的天色裏，蛤蟆在搪瓷上徒勞地趴著跳著。母親緊閉著嘴不說話，隻聽到蛤蟆和浴缸暴力相撞的啪啪聲和撕皮的刺啦聲。
現在我也為人母，可以懂得，母親麵對蛤蟆時的勇敢和無情其實是給我做的榜樣。她總是有意無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時刻”，教我去學會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歲的樣子，母親教會我打靜脈針。那年，她接到了一項重要科研任務——從神經藥理的角度，尋找針刺麻醉的鎮痛原理。實驗室有動物房，我喜歡去那裏撫摸頭皮裏埋了電極的小老鼠和大白兔，還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親常帶著我用水管衝洗猴子的籠子，然後把糞便清掃掉。有一次，我們發現水管不見了，前後左右找不到，好半天後才注意到，幾個猴子不知怎麽把管子勾到了籠子裏，然後一起坐在上麵，顯然是不想讓我們用水衝它們。母親笑出來，誇那些猴子聰明。那天，她打開一籠做過實驗後廢掉的小白鼠，抓起一隻，給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裏的四條血管，然後把著我的手，教我把針頭紮到靜脈裏，再把針筒往回抽一下。她說，你看到回血就是紮準了，現在注射空氣進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幾十年後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醫院做緊急剖腹產，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打靜脈針。針頭紮進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裏痙攣的小白鼠，眼睛盯著輸液管，衝著護士大叫，裏麵有氣泡！
許多當年母親教給我的科學常識，像是寫在我眼皮底下的課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見它。有時候，我會捕捉到自己跟女兒們重複我母親的話。比方說，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後洗的話，會丟失太多的維生素；想要青菜出鍋時是綠色的，鍋蓋就隻能蓋一回，揭開以後再蓋上一定會發黃；煮幹豆類的時候先不要加鹽或糖，這樣才容易煮爛；還有，洗髒衣服用水泡沒什麽效率，需要重複擠掉髒水吸入清水，洗滌是通過這樣的交換而完成的。
最難忘的常識，是關於水和油。我剛開始炒菜的時候發生過一個事故，我把油倒進了一個濕的炒鍋，結果臉被滾燙的油濺到。母親嚇壞了，拿了筆和紙，跟我仔細解釋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點和油的沸點的區別，為什麽鍋子必須是完全幹的才能把油倒進去。在母親眼裏，炒菜變成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她最大的恐懼就是我的眼睛會被油爆瞎。後來我到美國留學，母親給我的每一封信裏都要加上一句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濺到眼睛裏。那些年我麵對的人生危機母親無法知道，她隻能茫然地擔憂，而眼睛被滾油爆瞎這一形象，象征著一切可能發生在她女兒身上的邪惡。
母親雖然喜歡教我科學常識，但是對我青春期身體的變化隻字不提。那段時間我喜歡打乒乓球，上學的時候總是把一塊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麵，拍把掖在褲腰裏。有一天，我感覺到球拍觸到胸口時很疼，意識到那裏長了兩個硬塊，以為自己生了什麽病。又過了一陣，胸就鼓了起來。有一天，在田徑課跑步的時候，我突然發現男老師盯著我跳動的胸脯，臉唰的一下紅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領衫，修剪縫製成勒胸的內衣，勒到喘不過氣來才放心。
那個愛趴在窗前發呆的妹妹，越過了一段尷尬的年齡後，長成一個含苞待放、明眸善睞的少女。記得那段時侯，我總是在等著隔壁鄰居家一個卷發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飛速拿起羽毛球拍衝下樓，氣喘籲籲跑到他麵前，假裝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親正好騎車過來，看見我和男孩在說笑，就把我拉回了家。她嚴厲地說，他是個吊兒郎當不愛學習的小流氓，你還去跟他胡調情，以後再也不許做這種事了。我不知道“調情”和“這種事”是什麽，但它們讓我聯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傳》插圖裏麵，有一張男人和女人在一條公園長椅上接吻，每次翻看都讓我感覺暗流湧動。我直覺“調情”和“這種事”都是羞恥的、罪過的，是我不應該做的事。
（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