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說說
關注世界
1968年後，上海的企事業單位都在搞 ‘五七幹校’。什麽‘五七幹校’，其實就是造反派想出新花樣，用來折磨知識分子。在農村聯係個公社大隊，然後單位裏的知識分子都要輪流下去，關在鄉下做體力勞動的活。
輪到我去，已經是1970年夏天了。
去的地方離上海市區不遠。我記得，乘公共汽車到高橋，然後再乘去顧路的郊區長途汽車，五、六站就到了。
這公社的名字是忘記了，因為當時也沒有在意這個東西。
‘五七幹校’也有一套折磨人的規矩，但是到1970年已經形同虛設。因為文革已經閙了四年，大家都已經看穿文革的一套套把戲，所以帶隊的幹部對我們也都比較客氣了。
記得當時的勞動是安排在所謂‘五七幹校’包幹的蔬菜地裏。蔬菜地的勞動，體力上說是比較輕鬆的，就是每天在田裏磨個四、五小時。
空餘時間，我們一些人就經常坐在食堂聊天，往往是吃飯時間未到就早早到食堂了。
當時我們在食堂裏能夠遇到的人，不是我們自己人，就是在食堂吃飯的公社幹部，還有一些公社辦的小工廠的工人。普通社員是不會來食堂的。
在食堂吃飯的這些公社幹部，其實連要不要每天刷牙也沒有搞清楚，卻開口閉口奪權、專政，所以我們之間也無話可說。工廠的工人倒是樸樸實實，他們隻是來吃飯，與我們也沒有交流。
二、三天下來，我卻在食堂注意到了一個年輕姑娘。
姑娘看上去二十不到，一米六五身材，雖然瘦瘦的，但是看得出是結結實實，瓜子臉大眼睛，不能夠說人見人愛，模樣至少是討人喜歡的。
每天七點吃早飯、十一點半吃午飯、晚上六點吃晚飯的三個時間她都是準時到食堂，手裏總是拿個大號的搪瓷碗和一把鋁調羮。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這姑娘每次來都是赤腳穿個木拖板，而這裏的鄉下人卻很少有穿木拖板的。
隻看見她到窗口買飯菜，讓食堂裏的人把飯菜統統倒在搪瓷碗裏後就匆匆走了，不看見她與任何人打招呼或者交談。
她每天來三次，沒幾天，我就發現一個規律，早上來穿的是一件淡綠色的短袖襯衫，紅短褲，中午來是穿厚厚實實的工作服，晚上來穿一件粉紅色的長袖襯衫，白長褲。
如此，看了二個禮拜，她的衣服好像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大家都說姑娘愛美，那為什麽不再換換呢。我終於想明白了，這姑娘沒有其他的衣服了。
還有讓我奇怪的，每到星期天食堂吃飯的人很少了，幹部和一些工廠的人都回家了，隻有我們不能夠回家的人還在食堂吃飯，這個姑娘居然每個星期天也準時到食堂吃飯。讓我想不明白，怎麽她也是不回家的。
為了要打聽這個姑娘，我開始打起笑臉與來食堂吃飯的公社幹部打交道聊家常。
一天與一個幹部正在隨便聊天，這姑娘來食堂了，抓這機會我問這幹部，這姑娘是哪裏的。
可能這幹部也少人講話，他居然不厭其煩地把他知道的這姑娘的事情都講給我聽了。
這姑娘每天到食堂吃飯，原來她就在食堂附近的公社辦的一個磚窯廠裏工作。
幹部的下一句話，讓我大吃一驚。
這姑娘是在廠裏監督勞動，扣上的是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幹部告訴我，這姑娘的家在高橋鎮上，父親因為為國民黨做過事，曾經被扣上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後來帽子摘了，在一個小學當老師。文革一開始就受到批鬥，衝擊很厲害。這姑娘認為文革的做法是不對的，就在同學朋友裏講了一些‘反動言論’，被人揭發就闖禍了。
這幹部說，這姑娘幸好事情發生已經是在‘嚴打’之後，如在‘嚴打’中是槍斃了。鎮革命委員會算是寬大處理，給她定個反革命嫌疑分子，送農村監督勞動，一個月回家一次還不許過夜。
就這樣，她到公社的磚窯廠勞動。磚窯廠的廠長看她是高中畢業，又是女的，就叫她統計磚窯廠出磚情況和記錄工人的出勤。因為是‘監督勞動’，所以她很少開口與人交流。
因為磚窯廠燒磚，地麵往往是燙的，所以廠裏的人都穿個木拖板。
了解了這個姑娘的情況，我再看到這姑娘，我又是一種眼光了。
日子在過去，要接近這姑娘卻是無門。可以說，平時我們很會找機會與姑娘們聯絡，獻殷勤。但是，這個姑娘在人麵前，一直是冷冰冰，要認識她是無從下手。
終於機會來了。
食堂裏每天晚上給大家看的電視機壞了。
文革中，沒有了文化知識的交流，我就是搞裝修無線電消磨時間，也練出一套技術本領。
幸好下來時萬用表和電烙鐵都帶著，修電視機是個好差事，可以不去田裏勞動，還可以回市區去買另件。
這樣消磨了三天時間，把食堂電視機修理好。
這一來傳開去，周圍就有人請我幫忙修理無線電。
終於有一天，磚窯廠的人找我幫他們修理一下辦公室裏的一隻無線電，說送過來讓我修。
我說，無線電搬來搬去不方便，千萬別搬來，我到你們辦公室去修。
這樣，我走進了磚窯廠的一間平房的辦公室。要緊的是這個姑娘就坐在這辦公室。
修好辦公室的無線電，又有廠裏的人拿來家裏的無線電要我修，好像是忙得不亦樂乎。
磚窯廠廠長拿來個當時是時髦的半導體收音機，說吵聲越來越大，要我找找毛病。
我要找的毛病是，怎樣修通與這姑娘溝通聯絡的線路。這廠長應該是線路中的一條線。
這樣，我與這位，真正是浦東鄉下人的廠長成了好朋友。
就這樣，我可以天天有事沒事都去磚窯廠辦公室坐坐。
逐漸與這姑娘的溝通也在深入。我看到她每天做的表格，鉛筆劃的線，鋼筆的字，每個字都是一筆一劃端端正正。
不過，至今我沒有忘記的是她反複多次對我說；‘你千萬當心，千萬不要自找麻煩。’
二個多月時間過去了，我們的‘五七幹校’學習要畢業了，去磚窯廠是最後一次了。
我說留個通訊聯絡地址，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她拒絕了。她還是用這句話作為大家告別的臨別贈言；‘你千萬當心，千萬不要自找麻煩。’
現在想來，這姑娘還有一樣東西留給了我。
一天吃早飯，我一摸口袋，每天吃飯用的調羮沒有了。正好這姑娘來了，我說你幫我在你們辦公室看看，調羮是不是掉在那裏。吃午飯時，她來了，說，你的沒找到，我還有，送一個給你。她給了我一隻鋁製的調羮。
許多年，上海的許多舊東西都扔了，這調羮我沒有扔，還在上海家裏，也是一個紀念。
這麽多年過去了。
當年的年輕姑娘，現在應該是大媽了。
朋友說，改革開放，說不定那天，你在紐約的路上會遇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