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光
記錄心情和隨想，享歲月平靜安詳
我從小就不是很喜歡政治，可政治總是與我們相關。從前，因為母親的家庭出身，他們全家飽受政治迫害。當我們長大時，國家秩序發生了變化，不再唯成分論了，讀書上大學順理成章。中國改革開放後，人身自由了，又可以出國留學。聽母親說，很久以前，外祖父就是因為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寫成了“打到美帝國主義”，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受到殘酷的迫害和摧殘。我母親也因為受外祖父的影響失去了大學學業。外祖父肯定沒有想到，日後他老人家的子孫後代竟然都成了美國人，這樣一來，外祖父倒成了預言家，想想也真有些諷刺的意味。
當然，那時候中國的政治，都是在小範圍內進行的，它不涉及世界格局。但不可否認，這些現象和中國社會的曆史進程有很大關係。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一直是沿襲封建帝製，帝王所尊崇的是內治，不與鄰國交邦，更主張以本國威望和實力征服鄰邦，喜歡萬國來朝，並喜於饋贈，你來朝的貢品，本國一定會高於你的貢品價值作為回贈。這其實是自大，好麵子的表現，寧願吃虧，也要撐起麵子。從來不注重外交，更不用說外交政策和外交秩序。
隨著新冠病毒的蔓延，全球兩百多個國家深陷抗疫泥淖，國際情緒漸漸變得異常焦慮，整個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很明顯，個別國家的領導者趁此時機耀武揚威，處處彰顯個人榮耀和威力。然而，這個世界並不需要野蠻與強權，恰好相反，她需要的是和平與安詳。以賽亞在兩千多年前就曾預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 。
最近讀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世界秩序》一書，深受啟發，為其感慨。奇妙的是，原來國際秩序是由曆史延續和價值體係來決定的，這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一切必然歸為正道，才可以延續和推廣，一旦偏離正道，必然走向滅亡。
正如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論述的，世界格局是隨著曆史的進程而不斷形成並趨於完善的，自19世紀歐洲的均衡秩序開始，隨著戰爭和世界各國的不斷發展，全世界各處的“地緣秩序”也慢慢地不斷形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伴隨歐洲局勢的逐漸衰落，就自然形成了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認為，美國自建國之初，就確認了自己的獨立地位，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是在“人類平等”的偉大原則之上建立了《獨立宣言》，並把它視作全人類的觀點，堅稱信仰、言論和行動自由是國家經驗和民族性格的精髓。並且，自始至終認為是在奉上帝之命向全世界傳播自由原則。同時，基辛格還認為，在塑造當代世界秩序方麵，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發揮了如此決定性的作用，也沒有哪個國家參與世界秩序的態度令人如此難以參透。美國篤信自己的道路將塑造人類的命運，在外交政策方麵也表明，美國深信自己國內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實施這些原則對他國有益無害。美國的對外交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政策，而是傳播價值觀的工程。它認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
事實上，自1901年時任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遇刺，年僅42歲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作為副總統繼任總統之後，他就開始審視，美國在世界角色上究竟該有怎樣的責任？他是曆史上第一位有這種思考的總統，並且旗幟鮮明地提出，要讓美國成為世界大國。他認為伴隨20世紀的腳步，美國應該承擔一種全球角色，類似19世紀英國在歐洲的角色。就像他在1905年就職演講中所說：“我們成了一個偉大的國家。由於我們的偉大，我們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我們的行為必須與一個負責任的民族相符。”
因此，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提出了他的原則：“美國的唯一願望是看到鄰國穩定、有序和繁榮。任何光明磊落的國家都可以獲得我們的真誠友誼。如果一個國家顯示，它懂得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上如何高效得體地行事，如果它維持了秩序，履行了義務，它就沒有必要害怕美國的幹預。如果長期作惡，或者治國無能，導致文明社會之間的紐帶全盤鬆弛，那麽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最終需要某個文明國家出麵幹預。”。
當時，麵對“一戰”前德國列強，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還說：“我們必須時刻牢記，對偉大、自由的人民來說，讓暴政和野蠻全副武裝，而自己軟弱無能，將是致命的” 。所以，他認為美國地位獨特（經濟上充滿活力，是唯一沒有地區競爭者的國家，既是大西洋國家，也是太平洋國家），可以利用地位優勢掌握發言權，決定東西兩側大洋的命運。美國可以保護西半球不受外來大國的侵擾，也可以插手幹預其他戰略地區，保持力量平衡，因而美國將崛起成為全球平衡乃至國際和平的堅定衛士，因為美國賦予了自己維護秩序的任務。”
1912年，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憑42%的普選票在大選中脫穎而出，成為美國第28任總統。他與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不同的是，他宣稱美國不僅要成為“世界大國”，更應該成為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國。他認為，神聖天命讓美國與眾不同。1916年他曾經對西點軍校的畢業生說：“這就好像在上帝的聖域有一片大陸從未開發，等待著一群愛好和平的人們到來，建立一個無私的聯邦。他們熱愛自由和人權遠勝其他。”。1917年，麵對“一戰”中德國的嚴重暴行，迫使美國與交戰的另一方聯手參戰，威爾遜總統一再聲明，美國的參戰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價值：“我們沒有私心。我們不追求征服別國，也不追求占有領土。我們不為自己索取賠償，對於我們自願做出的犧牲，也不追求物質上的補償。我們隻是全人類權利的捍衛者。”。威爾遜認為：“戰爭的原因是獨裁國家的陰謀，實行自治的國家不會在鄰國布滿間諜，也不會耍陰謀詭計，製造緊張態勢，好讓他們伺機實施打擊，進行征服。這樣的陰謀隻能偷偷摸摸地進行，在無人有權質疑時才能成功。費盡心機的欺騙或侵略計劃代代相傳，它們隻有在宮廷的掩護下、在一小撮特權階層的精心粉飾下，才會不為人知，才會得逞。”。威爾遜總統認為，美國是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國，全世界人民應該和美國一樣，都受到同樣價值觀的激勵，這是美國的原則，也是美國的政策。”
美國自始至終貫徹著他的立國之本，力爭”代表全人類行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更是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被迫參戰，因而使更多的國家得到和平穩定，那時的中國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得到了美國的極大援助。二戰結束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作為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遠房侄子）提出了這樣一個信念：“國際新秩序應該建立在個人信任基礎之上。”，他在第四次就職演講中說：“我們已經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正如愛默生所說，‘要想得到別人的友誼，自己就得先向別人表示友好。如果對別人充滿猜疑、不信任或恐懼，我們就無法實現持久的和平。’”
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亨利·S·杜魯門(Harry S. Truman)擔任總統期間，他就已經意識到：“美國徹底打垮了敵人，隨後又把他們拉回到國際大家庭中。” 對此，杜魯門總統曾對基辛格說過“隻有美國才會這樣做。” 基辛格認為，杜魯門總統深知美國擁有巨大的實力，但最令他感到驕傲的是這一實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價值。他更希望後人銘記，他是因為美國與敵人實現了共和，而不是戰勝了敵人。
基辛格說：“杜魯門之後，半個世紀以來，曆屆美國總統都做過類似的表述，他們都對美國在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來的類似品質感到自豪。他們致力於捍衛的國際大家庭反映了一項美國共識：那就是，不斷擴展合作型秩序，各國遵守共同的規則和最初的準則，建立‘參與型’的民主治理體製。來自兩黨的曆任美國總統始終敦促他國政府同意維護和促進“人權”。在很多情況下，美國及其盟友捍衛的這些價值觀，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境況。”
而亞洲秩序從曆史來看是極其多樣化的。就中國而言，作為亞洲最大的國家之一，自古是皇朝體製，采取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製度，自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權政府，皇帝統治世間萬物，百姓通過他保持和上天的溝通，他管轄的不隻是他治下的主權國家，而自認為是整個“天下”，基本不存在全球視野，從不製定外交政策，僅有禮部和理藩院，直到19世界中期才成立外交部，並命名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實這也表明中國完全不需要進行國家間的外交，更不具有全球責任。因為，皇帝認為中國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啟發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國”。
基辛格認為，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清皇權沒落，但他們尚未認識到中國不過是世界上許多獨立國家中的一個，他們的皇帝統治的“天下”並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隻是地球表麵的一部分，在地圖上標得清清楚楚。他們在世界秩序這個概念上，仍然明顯有別於歐洲建立在多個互為平等的國家基礎上的概念。
隨著曆史進程，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奪取勝利，毛澤東建立了新的秩序概念，他同樣反映了中國的古老思想，他稱其為“天下大同”。按照客觀實力來說，中國尚屬弱國，但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國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強大，理應在世界上發揮中心作用。而中國發揮作用的表現就是對注重實力優勢的世界凜然不懼，而不是和解合作。
直到以鄧小平為首的集體領導，有了新時期的秩序觀念，他主張打開國門開放發展，韜光養晦，發展經濟，實現國富民強，並提出“白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的經濟理論。也正是這一“貓論”，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們開始一切向“錢”看。雖然GDP有了極大的增長，但這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引入資本，過度資源開發，大量破壞環境，破壞生態，房地產市場惡性擴張，並以政府力量高抬房價等行為，而實現了極速發展，但這些發展都無法有效地提高國力。每小時10美金的苦力，無法與價值連成的科技成果相比擬，沒有強大的科技創新，根本談不上國家強大。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意識形態領域沒有穩固的價值體係，導致國民道德極度滑坡，集體誤判，以為有了錢就可以傲視一切，自以為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群體。美國也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但它相信自己在道義上有義務超越國家利益，在世界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而中國基本上是自家管自家的事，根本無法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很顯然，要想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必須能夠對世界負責，必須有一個可以推廣的價值體係，必需具有科技創新的環境與平台，可以產生更多的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具有更多獨一無二的科技成果，同時有慈愛、憐憫、援助的情懷，更要具有一個代表全人類行事的價值理念，也就是說必須具有一個技術、均衡與人的意識完整結合的整體才能夠真正領導這個世界，維持一個完整的世界秩序，而不僅僅隻是能夠掃好自己的門前雪。
眼下疫情泛濫之時，即便是可以通過獨裁製度控製瘟疫，但也不意味著這樣的製度可以推廣。因為如果沒有完善的價值體係，這樣的秩序對文明和發達世界是無法推廣的，雖然，當每個人都過度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權力時，會影響到別人的自由，社會會陷入無政府主義，但這也並不能成為是可以否定民主自由的理由，民主是建立在真理與法製基礎上的，無論怎樣，強權與封閉秩序都不是可以推廣的世界秩序，它不符合上帝賦予人類的基本秩序。自由是上帝賦予人類的權力，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但自由過頭了應該怎麽辦，是人類應該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因為民主引起的無政府主義，就轉而推行個人強權去剝奪他人的基本權利。所有的帝王君主秩序、伊斯蘭秩序、以及弱肉強食的叢林秩序都是無法持續和推廣的秩序。
盡管時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trump）有許多與任何美國前任總統都不相同的治國理念，但他依然是民選總統，即便他個人行為偏離正道，但美國所建立的美國共識是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行為而被撼動，一切最終會回歸到上帝的正道上來。正如《士師記》中的參孫在上帝帶有能力的應許中出生，並在上帝的眷顧下成長，他擁有上帝所賜超人的力氣，使他用這力量攻擊非利士 。可惜的是，參孫個性頑劣，不接受驚醒及勸勉，違背神的旨意娶外邦人為妻，並隨意放叢肉體的情欲，以為自己可以一麵享受肉欲，一麵保佑上帝所賜的力量，最終卻因擋不住誘惑和纏累而喪失上帝所賜的力量（也就是頭發不能被剪掉），身陷牢獄。但後來參孫醒悟，向上帝懺悔，求上帝再次給他力量，他就推倒神廟，壓死了3000多菲利士人，完成了上帝賦予他的使命。眼下盡管瘟疫泛濫，上帝依然坐著為王。
正如在聖經《啟示錄》中，上帝早已預示給我們未來的全新世界秩序，隻是我們要到達“彼岸”之前，上帝會給我們人類七個印記，打開每一個印記都是越來越壞，直到耶穌再來，消滅人性中罪與惡的一麵，人類才能進入美好境界。所以，所有的自然災害，無論是洪水，饑荒，蝗蟲，海嘯還是疾病，都是上帝審判過程中憐憫的雷霆，他呼籲世人來到他的麵前悔改，並且靠上帝無限慈愛與榮耀的恩典，重新調整人類的生命秩序，從而，跟隨上帝進入新天新地，到達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由此可見，無論是基辛格筆下過去的世界秩序，還是疫情之下混亂的世界秩序，都不是永久的世界秩序，人類的未來終將會走向上帝掌管之下最美好的“終極秩序”。“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詩篇33:11）
完稿於芝加哥
7/20/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