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堯的紐約日記
在紐約法拉盛居住10年的媒體人
今天是3月27日，星期六，兩周前的今天我還在紐約的時報廣場采訪川流不息的紐約客，問他們為什麽不戴口罩。他們一致的回答：不戴，堅決不戴，疫情多麽嚴重都不戴。
然而今天的時報廣場已經空空如也。
就像恐怖片，時報廣場的霓虹燈還在熱鬧閃爍，然而街道上的行人，咖啡館裏的喧鬧，百老匯售票處的摩肩接踵，統統不見。
今天一早我查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關於新冠病毒的數據：美國感染人數已經位居榜首：85996人。
從該大學網站的圖片上可以看出，美國病例數激增的時間點大概在3月中旬，就是我當時在時報廣場采訪的那一周，一片祥和熱鬧，初春的溫暖剛剛開始浸潤大家一個冬天的枯燥，可是病毒也在人們中間敲敲蔓延。
在紐約生活快10年了，從一開始不適應紐約客的“突發奇想”到開始欣賞他們的奇思怪想，這種妥協是慢慢達成的。還記得剛到紐約時會突然遇到一個素不相識的路人，對你今天的裝束發出或是評論，或是讚美，或是品評時，我心裏由衷覺得他們可愛，仿佛心裏藏不住事的三歲孩童，總是要把心中最直覺的感受與你分享。所以在紐約街采，你總能有“挑起眉毛”的瞬間。
比如你問美國人為什麽不戴口罩，一個看上去很有學問的老爺爺說在非洲每年有10幾萬人會死於營養不良，有的年輕人“冷血”的說這就是優勝劣汰，我有自信不會被這場適者生存的“遊戲”淘汰。當你很著急地告訴他紐約市長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了，他還雲淡風輕地說：他還把土撥鼠摔死了呢，我一點也不信任他。
（紐約市每年都有土撥鼠日，大概是預示春天來臨，市長會抱著一個被選中的土撥鼠。這要說到2014年現任市長白思豪在紐約史丹頓島動物園，抱著土撥鼠拍照卻一不小心把土撥鼠掉下來，導致其內傷並慘死。）
紐約客或者美國民眾對於自己的政府有著深刻的不信任，這和他們的自由言論有關，也和他們的政治體製有關。比如今年又是大選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從川普上台時的蠢蠢欲動到如今的劍拔弩張，早就把彼此的揭底當成家常便飯，加上媒體對政府不留餘地地或是攻擊，或是嘲諷，讓民眾對當家的總有一種略帶揶揄的旁觀心態。這在控製疫情時尤其暴露短板，而麵對這種短板的又豈止美國？
在意大利，政府一邊要求封城，一邊要應對民眾在城內集會，抗議封城；在英國，政府一邊要求酒吧暫停營業，一邊要應付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地下酒吧；西班牙政府一邊讓民眾不許出門，一邊卻要麵臨民眾“海量”的遛狗需求。而政府也需要平衡疫情控製這個“臨時”的任何和“政治正確”這個長久的傳統。
在這場角力中，哈佛校長在關閉哈佛時發布的那段話在我看來最為動人，也最能反映西方人在看待這場疫情時精英階層的態度：
“沒人能預知在未來的幾個星期，我們將麵臨的是什麽。但每個人都明白新冠病毒考驗的是我們在危機時刻所顯示的超脫於自我的善良與慷慨。我們的任務是在這個非我所願的複雜混沌的時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為。願我們的智慧和風度同行。”
隻是當這種態度在宣布哈佛校長也不幸感染時，我的內心飄過陰雲：西方人對自己價值觀的篤定，是否會因為這次危機而鬆動？當有光照進這道裂縫，是否會有人重新拷問他們引以為豪的西方精神？如果會，那麽未來又會指向何方？
每天刷著不斷增長的死亡人數，我感覺對那些數字的脫敏和漠然正逐漸吞噬我最初的憂慮和緊張。然而取而代之的還有另外一種憂傷，一種對篤信西方價值觀卻不幸死去的那些人們，以及那些懷抱信仰並正在目睹一切發生的人們，他們失去的又豈止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