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互聯網發達，總能看到有關學生和研究生導師關係的報道。有的導師不是把學生當自己家的廉價勞動力，就是對學生隨心所欲的說教，打擊和辱罵，讓學生看見導師如同見了魔鬼一樣害怕。 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經常發生，在美國也時有報道。最著名的是90年代初發生在愛荷華大學的盧剛事件。著名數學家張益唐雖然博士學位順利畢業，但因與導師有分歧，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好在他在送外賣，做小工，刷盤子的同時堅持不懈地繼續他的數學研究，終於在58歲時解了困擾人類將近100多年的世界難題--“孿生素數猜想”。學術界導師與學生的關係有點像師傅和徒弟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位有名氣的好導師幫助學生和博士後做研究，出成果，找工作，而學生和博士後的成果往往又回過頭來成就了導師。所以學術界某一領域往往被這位導師和他的學生們博士後們所壟斷。
我的導師Z博士在他的領域裏小有名氣，但並不是學術界的大咖（他的第一個學生現在反而是香港科技大學不可忽略的有名人物)，而我胸無大誌，是他所有學生中最沒出息的那位，算是扶不上的阿鬥。但這並不影響他與我之間亦師亦父亦友的良好關係。不能說他影響了我的一生，但他對我的影響卻是深刻廣泛的。
90年代初到美國讀博士，第一年除了完成每學期兩門必修課，其餘的時間是到實驗室做實驗以了解實驗室，每次必須呆滿至少六個星期，可以更長，這叫rotation。學校規定每個學生在第一年完成至少三個rotation，然後在呆過的實驗室中挑選一個做論文的最終地方。挑選實驗室是學生和導師雙方雙向的選擇，學生喜歡這個實驗室而導師也有足夠的經費支持學生的學習並且願意接受學生。Z博士的實驗室是我第三個rotation。其實當時我非常喜歡第二個實驗室。第二個實驗室的導師是40來歲的英國紳士，長相英俊，人也風趣，在我做rotation時經常與我們一幫學生聊天瞎混。他的課題比較新穎，可以說這位導師是一顆冉冉升起的科學新星（若幹年後他當了白宮附近那位著名大學的科研副校長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就是證明)。當時他還常常和他在同一個係裏做助理教授的太太同進同出，中午一起吃飯，是校園裏一道美麗的風景。
到Z博士實驗室做純粹是為了完成必須要做的第三個rotation, 想著做完後可以回到第二個實驗室開始我的論文。當時Z博士的實驗室有兩個學生，兩個技術員和一個博士後。我去了實驗室後一下子成了實驗室的baby,大家對我愛護有加，有不懂的，需要幫忙的地方大家都是不遺餘力盡力而為。Z博士常常對我們說，我們是一家人，“We are a family”。而事實也確實如此。 每個星期的組會前大家都會天南海北地聊天，當然聊的最多的是運動sports。我剛到美國，對美國的球隊尤其是對他們聊得最起勁的棒球一無所知，常常是雲裏霧裏地聽個一知半假。這時組員對Z博士的態度就像對待一位需要幫忙的糟老頭一樣耐心而不乏嘲弄。當然組會一旦開始大家馬上嚴肅認真。碰到實驗室每個成員的生日大家一定會出去吃飯慶祝，也會有人帶了蛋糕一起分享。總之實驗室成員關係融洽，氣氛溫馨，這對我這個遠離家鄉父母朋友在外飄蕩的孤苦靈魂來說極具吸引力。
第一次組會時Z博士問我上課上的怎麽樣，在學什麽內容。我都一一告訴了他。第二天， 他拿了一篇文章給我，說這篇文章跟實驗室的課題有關，與我上課的課程也有關聯。讀這篇文章是一舉兩得。我接過謝了他。接著他說，下個星期的組會我可不可以給大家講一講這篇文章？當時我閱讀論文不成問題，畢竟課程就是讀閱讀大量的文獻。但當時我的聽力和口頭表達還是相當吃力。要講解一篇論文需要我花費大量的時間。當時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在實驗室幹，晚上看文獻鞏固上課內容，哪裏有這麽多時間來準備講解這篇文章啊！但中國學生就是中國學生，中國學生誰敢對導師說不？我說可以，然後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省了一切可以省出的時間來準備講解這篇文章。第二個星期組會的時候，我講解了那篇文章，結果Z博士對我的講解和對問題的回答非常滿意。滿意的結果是他又給了我一篇論文下一個星期講解。再下個星期同樣如此。就這樣我在Z博士實驗室呆了六個星期，做了六次文章講解。當時我怨聲載道，滿腹牢騷，但也不敢在Z博士麵前表達出來。仔細想來，Z博士當時給了我那麽多額外的功課，其實是在訓練我的閱讀，表達和邏輯思維的能力。當時那麽密集的訓練對我以後的presentation確實是功不可沒。記得第二年有一門課沒有考試，每個學生講解一片論文算是成績。我得了A，上課老師對我講解的評價是幾乎完美“almost perfect”。背景知識，要解決的問題的引出，實驗的設計，結果對問題的回答，得出的結論，論文的不足之處，以後可以延申的問題，都安排的非常清楚合理。沒那麽完美是因為我對一個英文字的發音沒發對，但發音不準隻是個小事。若幹年後我開始在社區大學教課，學生對我的講課也是評價不錯，回想起來，也歸功於當時Z博士對我的訓練。
六個星期結束，我準備回到第二個實驗室去做我的論文。Z博士知道我要做選實驗室的決定。有一天他來跟我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學生。如果我這樣認為，我有必要讓你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你能留在我的實驗室”。要知道當時我剛到美國一年，在之前在中科院讀碩士。在中科院的三年中，當時已是學部委員（相當於現在的中科院院士）的導師雖然不像現在報導的那樣對學生極盡侮辱打擊，但也從沒這樣當麵表揚過我。Z博士直言不諱地說我是個好學生，這讓我心裏感到非常溫暖。我就這樣在他的好言“哄騙”中留在了他的實驗室。
Z博士的實驗室是個二十多年的老實驗室，做的課題陳舊，實用價值不大，所以留在Z博士實驗室，對我的學術發展並不是件好事，但對我的性格我的為人卻有著深遠的影響。中國的教育本質上是個詆毀的教育，父母老師對孩子總是批評多於表揚；而通常人在不斷的批評中會變得膽小怕事，不自信，放不開。至少我是這樣的。記得在中科院時，有一次導師讓我一早去接一位國外來的seminar speaker。而我那天竟然睡過了頭，晚了10分鍾去。接了那位外國貴賓到研究院，導師當著那位外國朋友的麵把我數落了一頓。雖然外國朋友聽不懂導師的罵，但從語氣表情中完全懂得是怎麽回事。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當時的尷尬和那位外國朋友對我無限同情的表情。在Z博士實驗室發生過相似的事。我們每星期的組會通常在早上10:00開始。我有一次也是睡過了頭，到實驗室時組會已經結束。我無限歉意地向Z博士解釋，結果他像發生了有趣的事一樣哈哈大笑起來，說，不要擔心，有時就是會踩到狗屎 “Don’t worry, sometimes shit happens!”。 轉身一邊哼著歌曲，一邊慢悠悠地踱回到他的辦公室，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還有一次，我用的一個比較貴重的儀器突然電源接觸不好，一會兒好用一會兒不好用。我認為肯定是我在哪兒做錯了什麽才會這樣，非常擔心會有什麽懲罰後果。那是星期五下午的事，事情發生時大夥兒都已回家，我無人可問。那個周末我一直提心吊膽，心神不寧，最後決定實話實說。星期一一早我就向Z博士說明了情況，結果他說，那個問題一直存在，我讓Stacey（實驗室的技術員）去修理。因此我知道，在Z博士實驗室，錯誤是允許發生的，意外是完全理解的。從此以後， 我一直恪守著“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條原則。
Z博士比我大25歲，是我父親的年紀。我進他實驗室的時候，他已年過半百，他向我們解釋說他和他的太太Mary屬於私奔，當時Mary也已到了快更年期的年齡，倆人沒有孩子。一年後他們通過科學技術，Mary懷孕，生了他們的兒子Ezra。他經常把Ezra的照片拿來給我們看，告訴我們Ezra今天撒尿到他頭上啦，明天吐了他一身，完全一副非常自豪的父親的樣子。有一次Mary帶著Ezra來到實驗室的大樓前，Z博士正要下樓去看妻兒，突然看到我，一臉嚴肅地跟我說，你已經好久沒看到Ezra了，你現在必須跟我下樓去看看Ezra。我跟著他起坐進了Mary的車裏，他一邊逗Ezra玩，一邊時不時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麽Ezra會有那樣的反應，原來他帶我去看他兒子是他需要有個人去欣賞他那個最逗人喜歡的兒子，分享他的快樂。18年後，他的兒子Ezra被哈佛大學錄取，實現了一家三代哈佛人的傳奇。
Z博士是一位非常風趣的人。在實驗室的中間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我們在實驗等待中會坐在那個房間上計算機，或者喝茶吃點心聊天。有時候我們聊得開心，他聽到了，慢慢地進來，滿臉委屈地像唱歌一樣地說“大衛開了派對，而我沒被邀請。。。”。“David had a party, and I was not invited。。。” 我後來搬到中西部，在WashU工作。有一次我收到了Z博士的電子郵件，告訴我幾個月後他會來WashU作一場報告，問我到時有沒有時間一起吃晚飯。我告訴他我當然有時間，不光有時間跟他吃晚飯，還要去機場接他。快到他來作報告的日期，他又發來電子郵件，說WashU有專車去接像他這樣的seminar speaker, 問我還要不要我去接他？我想了想，知道他的意思，就說，那就讓WashU的車接吧，本來我身邊坐著一位重要人物，我會很緊張，這樣正好不用緊張啦！他回信說，哈哈，原來這是我一直很緊張的原因呢！那次，我們在一個印度餐館吃晚飯，聊了兩個多小時，他告訴我那些我認識的實驗室成員現在在做什麽，現在又有什麽人在他的實驗室，談到他的妻子Mary和兒子Ezrara，談到我的家庭（我兩個孩子都是在他的實驗室時生的)，時間過得真快。
那位像我父親般的導師Z博士，至今還和我保持著朋友似的通訊聯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