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公司的熔爐和美國企業在國家認同構建中的作用——《Who Are We?》讀後感

 

福特公司的熔爐和美國企業在國家認同構建中的作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很多美國大企業早已拋棄了民族主義和愛國情懷，不承認對美國的責任和承諾，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國企業。它們一方麵享受著美國的國力背書和製度保障，一方麵又在不遺餘力地摧毀美國的工業基礎和中產階級，同時成功規避了在美國的稅務責任。

它們積極參與了推進全球化的工作和削弱美國國家認同的努力。其原因是簡單的資本逐利。過於強烈的國家認同，會使得他們陷入道德困境，無法順利地將工業生產整個轉移到中國等低成本低人權國家並替換美國藍領中產階級。隻有高舉全球化的道德大旗，打擊狹隘的民族主義，削弱美國國家認同，才能讓它們拋棄美國藍領中產的逐利行為看起來不那麽刺眼。

它們更積極地參與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為BLM等運動出錢出力，在公司內部則推進各種意識形態濃厚的政策。身份政治對美國企業是有利的。它們挑動一部分美國人和另一部分美國人的對立和矛盾，這樣就不會有一個統一的聲音和力量，來質疑它們對美國整體的責任了。

199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Ralph Nader去信給美國前一百家大企業的CEO。這些大企業都享受了美國的製度保障和巨額的稅收優惠。Ralph Nader希望他們能夠對養育它們的國家表示支持，在開股東大會的時候朗誦Pledge of Allegiance（效忠宣誓詞）。

Pledge of Allegiance（效忠宣誓詞）是這樣的：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這個宣誓詞是美國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一環，小學生們在學校裏麵每天朗誦一遍。

這些公司的CEO的反應可想而知：我們是精英！又不是小孩子！

福特公司的答複是這樣的： “As a multinational … Ford in its largest sense is an Australian company in Australia, a British compan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German company in Germany.”

作為一家跨國公司，福特在澳大利亞是一家澳大利亞公司，在英國是一家英國公司，在德國是一家德國公司……

它們已經成了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所無法控製的巨獸，擁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亨廷頓書中非常有意思地描寫了這些企業曾經的麵數，和現在決然不同。

今日拋棄美國的這些企業，正是昨日積極參與構建美國的企業！

包括福特，它們曾經都是美國國家認同構建的狂熱鼓吹者和積極參與者。

在美國高速工業化的20世紀初期，新興的企業如福特公司，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能夠以極高的勞動熱情和積極性，成為生產線上的重要一員。

當時的美國，恰逢一個移民高峰期。

人是有的。

但是，如何將南歐來的生性懶散的移民，訓練成為擁有狂熱的新教勞動精神的美國工人？如何讓說波蘭語、俄羅斯語、意大利語、等各國語言的移民，都能夠順利地接受指令，在生產線上高效生產？

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將他們都迅速地轉化成為美國人！成為一模一樣的美國人！將他們轉化成為WASP那樣的美國人——充滿勞動精神、有責任心、講英語、認同美國價值。

福特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是這麽說的：

These men of many nations must be taught American ways,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right way to live.

他也是這麽做的。他在福特公司內部開辦了移民夜校，提供6到8個月的英語課，以及各種幫助移民盡快美國化的課程。當工人從學校畢業的時候，會獲得一紙證書，證明他已經成為了真正的美國人。

其它美國大公司，比如U.S.Steel，也都有類似的課程。它們紛紛辦學。

美國大企業用自己的雄厚力量，將成千上萬的移民熔化成為美國人，然後將這些有生力量投入美國的工業化浪潮中。

那時候的它們是美國熔爐政策的積極參與者，美國國家認同的捍衛者。

福特公司甚至建造了一個象征性的美國熔爐模型。在1916年，福特公司為移民夜校舉辦了一個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的畢業儀式。一大群身著各國傳統服裝的新移民工人，走入這個熔爐模型。然後從熔爐中走出一支勞動大軍，身穿一模一樣的西服，揮舞著美國國旗，他們是被塑造出的新美國工人和新中產階級。

從1916年到1996年，福特公司的態度和立場，發生了多麽大的轉變。

當然，資本家的決定，都是基於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們的決策從來沒有變化過，變化的是世界大勢。

當初美國國家認同所獲得的支持有多大，現在所麵臨的挑戰和衝擊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