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院的文革歲月
文革時期,民族學院又成了重災區。
這次是因為吳晗。
吳晗是曆史學家。
民族學院曆史係大師雲集。
曆史學家之間,平時肯定有各種探討和交流。
所以在吳晗因為《海瑞罷官》被毛澤東欽點打倒後,厄運很快降臨到民院曆史係。
任何和他有關係的人都要被質問和批鬥。
曆史學家傅樂煥,因為編撰《中國曆史地圖集》的工作關係,和吳晗有一些信件往來,被自己的學生揭發。絕望之下,到陶然亭投湖,成為民族學院文革中自殺第一例。
傅樂煥的堂叔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運動領導人、中央研究院院長、曆史學家傅斯年。
在傅樂煥學術生涯的前期,受傅斯年提攜甚居。
1949年,傅樂煥在英國留學。
傅斯年此時已經到了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校長。
國民黨派人和傅樂煥聯係,希望他去台灣和其堂兄團聚。
但傅樂煥毅然在1950年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投入新中國建設。
姥爺和其他好幾位老人都說過,傅樂煥這個人膽子小(因為他和傅斯年的關係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他頭上),隻埋頭做業務。
連這樣的人畜無傷的膽小老實人,在革命的洪流中,都不被容於世,最先消逝。
看來他作為曆史學家,對中國社會的了解,以及對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判斷,確實比其堂兄差得太遠。
有了第一個,就有第二個,第三個……
傅樂煥之後,又有沈家駒服毒自盡。
不知道這些精通古史的大師們,在臨死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他們所經曆的,不就是古代所謂的瓜蔓抄和株連十族嗎?為什麽在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曙光的新中國新社會新製度下,經過黨和人民多年精心培養的進步年輕人中,會出現這種返祖(返回到明成祖的年代)現象?
以古視今,現在任何打著進步(今日美國所謂progressive)旗號的勢力,都值得人們警覺。因為進步的他們往往返祖得窮凶極惡。
對傅樂煥之死,吳文藻和冰心夫婦有一段私下的對話。
吳文藻對冰心說:“(傅樂煥)和吳晗有聯係,盡管交代清楚,同他劃清界限,投入敵對鬥爭,認真改造自己,這是唯一正的正確道路。而他偏要走胡適、傅斯年反共反人民的老路,這就不足惋惜了!”
這段話現在看起來讓人動魄驚心,簡直不能相信這是學貫中西,自成一家的吳文藻說出來的。
我們放在現在的語境下,看這段文字,簡直要驚詫其毫無心肝。
這也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是什麽力量,讓人喪失最起碼的惻隱之心,說出“不足惋惜”這樣的話。
而更令人深思的,是經過西方教育的吳文藻,給傅樂煥開的他永遠無法采用的藥方——“盡管交代清楚,同他劃清界限,投入敵對鬥爭,認真改造自己,這是唯一正的正確道路”。這是在一個封閉自洽的理論體係中,唯一的出路。
是什麽導致吳文藻完全成為了這個理論體係的馴服的奴婢?
是什麽導致吳文藻在和自己夫人的私下交談中,仍然遵循著當時的官方話語體係?夫婦之間的私話,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吳文藻自己,也馬上要被革命小將們管教起來了。
民族學院正門的右側,有一片小操場,靠近民族歌舞團。
文革初期,革命小將們每天早上在這裏將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等先生們集合起來訓話,讓他們老老實實,好好勞動,好好改造。
訓話完畢,開始勞動!
給他們分配的任務是——拔草。
北京的七八月份,氣溫酷熱。烈日炎炎之下,一群年過半百的人,蹲在那裏拔草。
其他人還好,可苦了潘光旦。
因為他是獨腿(他的一隻腿在十六歲的時候被截肢)。沒法蹲,隻能坐在地上。拔完一小塊,再挪動到另外一塊地方。
獨腿潘光旦。潘光旦的右腿在清華念書時因為跳高受傷感染而被截肢。雖然身有殘疾,但這並沒有阻止潘光旦深入祖國邊陲進行田野調查。他可以金雞獨立作報告幾個小時,也能雙拐支撐健步如飛。
他原來隨身帶了一個小板凳,但被革命小將一腳踢飛。
讓你勞動就是恩賜了,還要特殊待遇,滾!
民國大師,妥妥地成了紅衛兵手裏的“行貨”。
那一年,他67歲。
在這種情況下,潘光旦的健康急劇惡化,多症並發。
在去世之前,潘光旦已經清醒地預知自己的結局。一天,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出國留學,取得最高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活,從前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這三個S是指三個以S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我的三個S政策要變成四個S了。這第四個S就是succumb(滅亡)!
當時聽到這四個S的時候,我還是個初中生,不諳世事,但也瞬間有了頭皮發麻的那種驚悚感覺。
太慘了!
1967年6月10日晚上,潘光旦狀況已然不好。子女都不在身邊。老保姆急忙叫來住在隔壁的費孝通。
費孝通算是潘光旦的學生,比他小二十多歲,屬於第二代學者(第一代是吳文藻和潘光旦他們這個年齡段的)。但兩人在學術上亦師亦友。
潘光旦此時痛苦已極,向費孝通要止痛片,費孝通沒有。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
去醫院更是不可能,當時潘光旦這樣的已經被打入另類,醫院不接收。
費孝通隻能將老師擁在懷中,一夜淒風慘雨,潘光旦就在費孝通懷裏斷了氣。
費孝通後來哀歎:“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費孝通經此慘變,反而看透了生死。
他從此變得豁達灑脫。
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已經變得全無心肝。
在八十年代的電視上,費孝通的上鏡率相當高,他是受人尊敬的國家領導人,海外知名的學術泰鬥,國家的學術門麵。
走到哪裏都是一群人如眾星捧月般簇擁跟隨。
他成為了國家供養的一尊學術真神。
他老年時的形象,活脫脫一個彌勒佛。
心寬體胖,慈眉善目,一團和氣。
他青年與中年時代的照片,都不好看。滿臉的桀驁不馴,棱角崢嶸。
他是那種年紀大了,麵部都鬆懈下來了,棱角柔和了,不緊張了,沒有攻擊力了,年紀越大變得越好看的人。
費孝通老年時的照片和中青年時的形成鮮明對比。
姥爺他們在八十年代談到費孝通的時候,用得最多的詞是“樂觀”。
不樂觀,十個他也在文革中挺不過去自殺了。
死了,就什麽都沒了,哪還有後來八十年代的好日子。
對中國人來說,活著,就是勝利。
八十年代我還是中學生,正是激進偏頗的時候。天天在電視裏看著費孝通風光無限,覺得這老頭兒是否太甘願做政權的馴服工具了,對他頗有點不屑。
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特別是真正了解了他的經曆之後,我放棄了我對他的道德苛求。
經曆了那樣的慘劇,就算他放棄了後來的鬥爭(他也和老師一樣施行了3S政策,surrender, submit, survive),也應該被原諒。
費孝通後來在五七幹校,堪稱傳奇,有很多故事流傳。
最後說一下費孝通對文革的反思。
費孝通在晚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訪,說了這麽一段話:
他說:“(文化大革命)為什麽這麽厲害,我不敢說。像馮友蘭、金嶽霖等人都承認思想非變不行。而且認為是原罪論(sin),這個是曆史給我們的,我們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擔下來。他這個是很厲害的,一下把舊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們這批人是幫凶啊,真的。”
這段反思,裏麵有很重的話。
其中提到“原罪”,“幫凶”。
也就是說,中國搞成文革這個樣子,費孝通等左派知識分子是有責任的。
至於原罪原到什麽時候,我認為不僅是原到49年以前,這些左派知識分子的推波助瀾,使得中國加速走上極權道路,更要上溯到五四運動,從根上起五四運動就是有一個先天不足有巨大缺陷的畸形物。
激進,進步,左傾。
從根上起就是錯的。
走筆至此,感念時事。也許多少年之後,在美國成為極權國家之後,很多知識分子才會意識到,他們現在所極力煽動的BLM運動,將是他們的原罪,從根上就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