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俠影江湖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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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自治
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1881—1938)，奧地利猶太人，二十世紀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工人運動領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領導者，民族理論家。
在我們以前的官方敘事體係中，鮑威爾代表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和“投降主義”等一切壞字眼。他被認為協助資產階級葬送了中歐的革命。
中歐的革命曾經如火如荼到什麽地步呢？德國巴伐利亞邦和匈牙利在一戰後都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在列寧們眼中，紅旗插遍全歐洲指日可待。世界革命不是夢想，而是唾手可得的現實。
給這一切踩了刹車的，就有鮑威爾和他的社會民主黨。
作為在中歐擁有強大勢力的社會民主黨，鮑威爾他們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反對像俄國那樣“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和奧地利的資產階級一起捍衛了議會民主製度，從而停止了共產主義在中歐擴張的多米諾骨牌。
鮑威爾他們對俄國搞出的十月革命十分不屑，認為那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落後的經濟和政治所孕育出來的一個怪胎。
鮑威爾認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人口將占絕對多數（工人肯定比資本家多），在一人一票的議會民主製度下，無產階級無需通過暴力革命就可以執政，甚至長期執政。而在俄國這樣資本主義還十分落後的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力量弱小，並不構成人口的大多數。如果楞要革命，必然要訴諸極端的暴力與恐怖，形成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暴政，取得政權後也無法維持。
這些觀點現在看來相當正確。但在當時，可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理論。
正因為如此，鮑威爾一直是列寧斯大林強烈批判的對象。
斯大林的這篇論文中有很大篇幅是批判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
鮑威爾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的出發點是要維持奧匈帝國的統一和完整。
奇葩吧？
一個革命者，居然不希望打碎舊世界的瓶瓶罐罐。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是假定奧地利（奧匈帝國）各民族將仍然留在它們現在居住的國家聯盟以內。於是我們就要問，在這個聯盟範圍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和它們全體對於國家的關係將是怎樣的呢？”
鮑威爾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很難簡單解釋清楚。
因為這是一個滿擰的理論，思想超前，架構複雜，萬難實施，甚至有悖常理。
要理解為什麽他搞出這麽個擰巴的理論，我們需要了解他當時所麵臨的問題和困境。
他所麵對的是這樣一幅帝國版圖。
這張圖中所展示的，是奧匈帝國治下的各民族分布情況。不同顏色代表不同民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僅帝國境內民族眾多，沒有一個核心，而且在很多地方民族混居非常普遍，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比如德意誌人除了集中在奧地利地區外，在北部蘇台德地圖（解體後被捷克擁有），東部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解體後被羅馬尼亞吞並）等各處都有分布。
奧匈帝國治下的各民族，都有民族自決、民族自治、乃至最終民族獨立的訴求。
在一個民族意識無比高漲，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裏，鮑威爾既想解決民族矛盾，又想保持奧匈帝國的疆域統一，還想繼續議會民主製度。
三個目標都想達到。
這個難度係數太高了！
首先說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不受外族壓迫，各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直至獨立建國。
聽起來多麽高尚，多麽無需解釋！
但鮑威爾清醒地看到不加限製的民族自決的可怕危害。
那就是一個潘多拉的盒子。
一個國家內，有主體民族，也有少數民族。主體民族肯定在全國人口中占多數。
少數民族一般有自己的聚居區。在這個特定的區域內，他們反而占人口多數，而主體民族退居成人口中的少數。
這樣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的地位就奇幻地對換了。
這個主體-少數民族地位對換問題，是一切罪惡之源，慘劇之端。
正是因為它，民族自決必然導致新的民族壓迫和反抗。
而民族自治，最終獨立建國，將招致這些原來帝國的主體民族，也是新獨立國家的少數民族，做最絕望和最激烈的反抗。以民族自決始，以種族屠殺或強製遷徙終。
這個問題到現在都無解，曆史的悲劇一次次重演。
就以奧匈帝國的波西米亞地區為例。波西米亞地區主要居住著講捷克語的捷克人。但在波西米亞的蘇台德地區，則居住著講德語的德意誌人。
德意誌人是奧匈帝國的主體民族和統治階層，捷克則是少數民族。但在波西米亞地區，捷克人占人口多數，德意誌人是少數。而在蘇台德地區，德意誌人又是多數。形成了一個多層嵌套的格局。
一戰之後，奧匈帝國解體，戰勝國們大手一揮，不顧當地人民的反對，粗暴地將蘇台德地區劃給了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新國家。
捷克人作為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一旦成為主體民族後，高揚亢奮的民族主義並不會戛然而止，很容易馬上走入另一個極端，去壓迫新的少數民族。
蘇台德地區的德意誌人，成了新國家的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受到各種歧視和壓迫。
這和原來奧匈帝國下的好時光反差太大了。
而一個強大統一的德國又近在咫尺。
他們希望回歸德國的理由是自然而正當的。
運動風起雲湧，並獲得了希特勒的支持。
如果用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來衡量，希特勒要求蘇台德地區劃歸德國是有著天然的正義性的，是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的。
當然現在曆史書並不會這麽寫。
蘇台德問題的真正解決，是二戰之後。1945到1946年兩年之間，蘇台德地區的三百多萬德意誌人中大多數被驅逐出境，期間發生了“布爾諾死亡行軍”和“烏斯季屠殺”的慘劇。通過另一種形式的種族清洗，捷克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境內的德意誌少數民族問題，達到了長治久安。
蘇台德問題近半個世紀後的1992年，南斯拉夫解體，主體民族變成少數民族的慘劇又一次重演。
南斯拉夫由6個加盟共和國組成，主體民族是塞爾維亞人。
但在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之一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塞爾維亞族是少數民族。波黑人口構成中穆斯林占43.7%，塞爾維亞族31.4%，克羅地亞族占17.3%。
1992年，波黑議會中穆斯林族和克羅地亞族聯合起來，不顧塞族議員的反對，宣布波黑獨立。
於是波黑境內的塞爾維亞人一夜之間變成了少數民族。
在原來的南斯拉夫，他們是國家的主體民族，在政府、軍隊、文教等方麵掌握要職。
波黑穆斯林一旦獨立建國，這些人將生活在一個異族異教國家內，做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
他們當然不願意！
他們堅決反對獨立，希望維持南斯拉夫的完整和統一。
在波黑議會中他們隻占少數，靠玩投票遊戲是永無翻身之日的，於是就動手了。
本來他們就是南斯拉夫各民族中最能打的。
波黑戰爭爆發，這是歐洲自二戰之後爆發的最大一場局部戰爭。
亂戰一番。
一開始先是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族聯合起來和塞爾維亞族打，然後穆斯林和克羅地亞族又開始互毆。他們在薩拉熱窩的山穀，德裏納河兩岸，內雷特瓦河兩岸，以及其它不知名的河流的兩岸隔河炮擊。殺紅了眼的三方都進行了種族屠殺，平民屍體直接丟下激流，讓它們順水漂去。
然後西方國家道貌岸然地介入，偏袒穆斯林一方，將戰爭的罪責粗暴地歸於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和塞爾維亞人，指控其領導人為戰爭罪犯，並成功瓦解了這個國家。西方主流媒體則開動輿論機器，進行碾壓式的宣傳，全方位向西方公眾兜售仇恨和偏見。
隻有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等少數知識分子，孤獨地站在被告者一方，為其辯護。漢德克認為出現這種慘劇不僅僅是單方的錯誤，種族屠殺三方都有參與，媒體簡單地將塞爾維亞一方刻畫成惡魔而將穆斯林一方刻畫為純潔的羔羊是不公正的。他更在1995年寫下遊記《河流之旅：塞爾維亞的正義》，支持塞爾維亞，批評西方媒體在戰爭期間充滿偏見的煽動性報道。
他的言論在西方引起巨大的爭議。
2019年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又引發無數抗議。
波黑戰爭，塞爾維亞人錯了嗎？波黑穆斯林錯了嗎？
雙方都沒有錯。
雙方都認為自己沒有錯。
是民族自決理論錯了！
在波黑首府薩拉熱窩的市中心，有一座黃堡，是看日落的絕佳景點。從黃堡向下望去，會看到一片坡地，上麵密密麻麻地豎滿了白色的墓碑。那是穆斯林的墓地，很多喪生於波黑戰爭的人就安眠於此。
每天落日時分，金黃色的餘暉柔和地撒在潔白的墓碑之上時，整個墓地被籠罩在一片安詳寧靜的氣氛中，不僅讓人想起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的一段，描寫一個被白軍哥薩克槍殺的紅軍戰士“鉤兒”的墓碑：
“過了半個月，小墳頭上已經長出了車前草和嫩綠的苦艾，野燕麥已經開始抽穗，山芥菜在墳邊開著燦爛的黃花，喜人的草木像絲絨穗子似的耷拉著頭，百裏香、大戟和珠果散發著誘人的芳香。不久，從附近的林子裏來了一個老頭子，在墳前挖了個坑，栽上了一根新刨光的橡木柱子，柱頂裝著一個小神龕。聖母的憂傷的小臉在神龕三角形木簷下的黑影裏流露出慈愛暖人的神情。簷下的框板上用黑色斯拉夫花體字母寫著兩行字：
在動亂、荒淫無恥的年代裏，
兄弟們，不要深責自己的親弟兄！”
薩拉熱窩的穆斯林墓地
鮑威爾不是預言家，但他看到了“民族自決”這塊充滿著理想和聖潔光環的匾額下所隱藏的魔鬼。
區域自治，民族自決，最終導致國家解體，種族屠殺。
於是在鮑威爾的理論規劃中，不能按地域劃界，不能搞民族自決，不能給少數民族聚居區以自治權（用鮑威爾的原話“不在某個固定地區內獨占統治”，意思就是不要奪權！），甚至不能“講政治”。
他所謂的“不講政治”，是將民族這一概念的政治屬性剝離，隻保留文化屬性。
因為民族和政治結合起來，就有如洪水猛獸，無法阻擋。
正如今日美國，種族和政治結合起來，掀起滔天巨浪，永無寧日。
他要讓民族脫離政治。
政治歸於個人，民族歸於文化。
所以在他的理論中，民族自治是一種文化自治，不是政治獨立。
這是一種相當超前而且先進的理論。
鮑威爾想將社會打碎成原子化的個人，將一個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剝離。
在政治層麵，民族（種族）之間沒有區別也不需要有區別。在政治上不要沿著民族劃界，這樣就不會有人利用民族玩政治。
對個人來說，沒有所謂黑人的權利，沒有所謂亞裔的權利，隻有適用於所有人的普遍權利。
而普遍權利，通過議會民主就可以充分實現。
而對個人的民族歸屬感，則通過文化生活予以實現。
為了滿足文化自治，他想引入另一個維度的政府機構，是為民族議會。通過民族議會，來推進各個民族的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
他所設想的這套民族文化自治理論，可謂用心良苦，力圖構建一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處的和諧社會，以維持奧匈這個多元化的帝國。
因為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論的這些特點，鮑威爾被現在的某些白左推為多元文化之父。
但實際上，他的理念和現在的白左有天壤之別。
他將社會打碎成為原子化的個人的想法，和美國右派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而他極力避免民族矛盾，刻意淡化民族的政治屬性的作法，和現在左派極力打種族牌，煽動種族矛盾的玩法，更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這種傳統的左派，老牌兒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更像今日美國的右派。
在斯大林的眼中，鮑威爾實在是幼稚之極，可笑之至。
鮑威爾一點也不了解群眾。
民族自決這個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各族群眾充滿了宏大敘事指引下的戾氣。鮑威爾想通過文化自治，將戾氣收去，讓社會重歸和諧，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斯大林在文章中花了整整一個章節去批駁鮑威爾。
斯大林指出：在鮑威爾所在的奧匈帝國，事態的發展，完全走向了奧威爾理論的反麵。社會更分裂，而不是更融合。就連鮑威爾所在的社會民主黨，也按照民族板塊分裂成了6個政黨。
鮑威爾這套太書生了，太溫和了，在現實麵前完全破產。
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這些批判的表皮，究其本質，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對民族問題，斯大林和鮑威爾其實是有很多共同點的。
他們對民族主義都有本能的厭惡。
鮑威爾厭惡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會分裂他的國家。
斯大林厭惡民族主義，是因為民族主義會分裂他的黨，將來還會阻礙布爾什維克進行世界征服的努力。
和鮑威爾一樣，斯大林也認為應該淡化，而不是強化，民族之間的差異，並逐漸消滅民族差異。
和鮑威爾一樣，斯大林也對民族自決不屑一顧，深惡痛絕。
雖然在革命的時候，民族自決這一工具可以被利用來摧毀沙皇俄國。但革命勝利後，要構建起一個新形態的國家，就要重新將這些民族整合在一起。這時候，民族自決就成了這個新國家的危險的敵人和不安定因素。
鮑威爾所設想的民族文化自治，沒能遏製國家分裂。
斯大林卻找到了真正能夠抑製民族自決的法寶。
但在這篇論文中，他沒有說清楚。
畢竟，這種事情，說清楚就不太好了。
就好像中國古代的皇帝，通過四書五經統一人民思想，在公開場合滿嘴仁義道德。但他們真正的統治之術，則秘不示人，要靠我們從千古禁書《商君書》中去發掘揣摩。
至於這個法寶是什麽，我們以後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