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稀土形勢

美國稀土嚴重依賴中國是不爭事實。美國每年淨消費約1萬噸稀土金屬或合成物，自身生產能力僅250噸，97%以上依賴進口，中國、馬來西亞和日本是主要進口來源國，其中占比為70%，言外之意，美國近70%的稀土金屬或合成物來自中國。稀土廣泛用於先進製造領域，是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或催化劑，可以說稀土斷供，對整個供應鏈影響很大，受影響最大的是1.5萬億美元規模的汽車產業和1800億美元規模的國防采購工業，就像炒菜少了鹽一樣。雖說0.1克鹽隻占一盤菜成本的千分之一，卻是讓這盤菜從原料變為商品的不可或缺一環。因此，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稀土管製，是對美國的王炸級製裁，是美國經濟的不堪承受之重，對中美競爭充滿樂觀預判。不過，筆者認為實事求是講，稀土雖然在中美（乃至中歐、中日）競爭中非常重要，但是又沒有一些人想象的那麽重要。

第一, 由於稀土是不可再生資源，加上中國粗放式開采利用，中國在國際稀土產業中的優勢地位在下降。1990年代中國的稀土儲量一度占全球70%以上，現在已經縮水到38%，這跟其他國家的勘探量增加有關，也跟中國過度開采有關；加上中國電動車、新能源產業的崛起（以及產能過剩），目前中國消費了全球64%左右的稀土，這些年來中國已經從稀土原礦最大出口國變為最大進口國，2018—2022年年均進口量在7萬噸以上， 2024年則達到13.3萬噸，中國稀土礦石進口依存度已達到30%左右。所以，我國供出口的稀土資源富餘量其實已經不多，未來甚至中國有可能成為稀土資源逆差國。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數據是，中國的稀土及其製品最大進口來源地為美國，2022年中國進口了12.1萬噸，其中8.3萬噸來自美國，占中國進口量的69%（葉前林，2025），尤其是精礦比重達到98%以上，中國每年還從美國進口4-5萬噸稀土氧化物，占該類進口的近100%，從貿易額上講，中國對美國稀土貿易處於逆差狀態，至少存在4億美元逆差。這也說明了在稀土產業中中美兩國的互補性和相互依賴性，以及中國優勢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絕對。

第二，稀土的供應鏈影響力仍遠遠不如芯片。即在整個製造業供應鏈中的價值占比遠不如芯片，中國去年稀土及製成品的出口額約36億美元，這個數目是很小的，假設它全部出口到歐美日，頂多占西方世界高端製造業成本的千分之一左右。即使是消耗稀土最多的電動汽車行業，每台需要釹鐵硼稀土永磁材料約為2-4公斤，每公斤價格是40美元，則成本是80-160美元，在整車係統成本占比中仍不太高，是可以忍受高價走私品，或者高價建立起來的平行供應鏈所產生的他替代品的。而中國去年進口了3800億美元的芯片，芯片在一個產品中成本占比往往要在10%以上，短時間內很難用正當貿易之外的途徑去替代。

第三，中國稀土的可替代性。我們應該如實看到，盡管美國的稀土金屬對外依賴度高，但是其總量不大，一年不過進口1萬噸（相比中國去年出口量為12.3萬噸）左右，用10-15年時間內基本可以完成從中國進口的替代。

從原料上講，越南、印度、緬甸、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這些國家儲存量同樣豐富，有可能成為中國替代者。不過還需要指出的是，巴基斯坦的稀土儲藏量很低，最起碼不在十大國之列，所謂美國開采巴基斯坦稀土來替代中國產品基本沒有可能，巴總理給特朗普送稀土，或許是投其所好。巴基斯坦絕非是美國的最佳稀土產業合作夥伴，澳大利亞從各方麵講都是最優的，其次是印度、越南或巴西。從技術上講，美國並非完全不掌握稀土提煉技術，而是因為環保法律過於嚴苛，以及保護儲存量等原因，1995年後完全將提煉分離產能轉移到中國。從專利數上講，美國前三甲基美、通用電氣和希捷科技與中國前三甲仍差距不大，況且美國與日本的關係良好，可以借助日本優勢，美日稀土專利合起來遠遠超過中國，中國或許並無技術優勢。

尤其是特朗普上任以來，快速推動重構稀土供應鏈的行動，其戰略目標是2030年實現50%的中國進口替代， 2035年替代率達到70-80% 。7月10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對本土唯一稀土礦產和精煉企業MP Materials投資4億美元，獲得其15%股份，成為最大股東，並簽署了以中國市場價兩倍的價格（110美元/公斤）收購釹鐠產品的托底協議。7月11日，美國能源部支持的懷俄明州拉馬科資源公司稀土礦項目開工，該礦有 170萬噸的稀土氧化物儲存，能源部及企業共投資5億美元，3年內完工，該項目打破了美國長達半個多世紀不再開采新礦藏的禁區。以上兩個案例可見，美國也在學習中國的“舉國體製”來進行稀土解圍。

此外，摩根大通與高盛也為MP新建稀土磁體廠追加投資10億美元，新工廠計劃2028年投產，年產量可達1萬噸。美國政府還讚助在德州建立一個1萬噸產能的釹鐵硼永磁生產線， 在White Mesa Mill建立氧化鏑、氧化鋱生產線， 在內華達Halleck Creek礦建立1萬噸氧化物的生產線。

在國際層麵，美國開展“關鍵礦產安全夥伴”計劃（MSP），加緊與“民主陣營”國家合作。主要對象為澳大利亞Lynas 公司、Iluka Resources，以及加拿大的Nechalacho稀土礦、越南的Dong Pao礦山、格陵蘭的Tanbreez礦山、南非的Steenkampskraal礦山，其中Lynas 是全球唯一非中國重稀土商業生產商，已經獲得美國國防部2.58億美元的訂單。第四，中國稀土相關企業科研能力較弱，導致經營的不穩定性以及小規模性，影響了中國稀土產生的穩定發展，以及影響了中國稀土金屬和合成物的不可替代性。

盡管我們說，這四十多年來中國稀土冶煉合成能力大大進步，但是最頂尖級的稀土技術仍然在美國和日本企業手裏，中國的稀土業仍然是粗放型發展，最大的稀土科技類企業中科三環總市值僅100多億人民幣，營收僅50多億元；經營稀土原礦的中國稀土集團業績也不穩定，時而盈利時而虧損，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極大，這與美國科技企業的高增長率和動輒上萬億美元市值截然不同。

另一方麵，國際稀土初中級產品與高級產品的價格差在拉大，進一步削弱中國優勢。2015 年，中國稀土礦產品、混合物、分離產品及永磁體的進口單價分別是同類型產品出口單價的2.3、3.2、2.5及3倍，2022年則分別擴大至3.2、9.8、3.9及5.9倍（湯林彬，2024）。

從專利分布上，目前稀土行業最熱門的永磁材料（廣泛用於電動汽車、通信設備、航天等行業）製造領域，稀土永磁出口占了中國稀土總出口額的80%以上。不過這項產品核心專利主要集中在日本的日立金屬、東京電氣（TDK）、信越化學和德國的真空熔煉公司（VAC）等企業，中國的很多稀土永磁材料生產都都來自於日立、東京電氣的授權，所以實質上中國技術也處於“卡脖子”狀態。雖然中國永磁材料產能占了全球85%以上，但是高性能永磁產能不足15%（楊丹輝等，2024）。2022年中國稀土永磁體的出口價格僅為日本同類高端產品的50%左右（湯林彬，2024）。另據，鄭明貴等對全球稀土細分產品出口網絡的分析，2018 年稀土製成品 Top1 貿易網絡的核心鏈條可分為 4 條支鏈，分別為“日本←中國←美國”、“日本←中國←德國”、“日本←中國←荷蘭”和“日本←泰國←法國”，日本成為其中的絕對核心，中國地位仍弱於日本。

綜合以上對中國及全球稀土產業的分析，對於貿易戰中的稀土戰略，我們大致有以下的判斷：

第一，稀土可以是中國的一個短期內有效的戰略武器，美國可以在中長期內找到突圍辦法，但是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中國應該加大管控，尤其是提煉設備管控（中國優勢在提煉，而非原礦儲量），防止美國突擊式儲備，以及延長其新的供應鏈成型時間。

從長期來看（15年或20年以上的維度），美國既然要搞稀土供應鏈，大概率可以成功，因為稀土供應鏈的技術複雜性和成本遠低於芯片，這要比其在本土構建芯片生產基地要容易不少。另外，如果中方高強度稀土管製，也可能刺激美日歐聯合起來，在新興產業“去稀土化”（比如德國日本所熱衷的氫燃料汽車）。

中國可以在短期內打好稀土牌，但是尺度要拿捏好尺度，更不能有長期依賴的心理。

第二，除了中國外，越南、緬甸、印尼、印度都是重要儲藏分布地，中國可以構建“稀土聯盟”，通過外交關係影響美國從這些地方獲得礦石；或者中國加大這些地方的稀土產業投資，通過下下遊的冶煉分離，來擴大全球產業影響力。

另外，中國一直存在3-5萬噸左右的稀土礦石走私，中國出口到泰國、墨西哥等國家的提煉出來的稀土金屬，每年約6000噸流向美國。中國應該加大走私打擊，以及製訂稀土產品使用追蹤製度，防止製裁漏洞。

第三，上文說了中國的優勢不在原材料，而在於產業中遊階段的精煉分離，中國下一步更應該加強下遊階段高端合成物的製造研發，衝擊價值鏈高端，才能真正樹立全球產業主導力，否則價值鏈中遊的優勢很難持續。

第四，從中美競爭的更寬和更長維度上來講，稀土（乃至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等）作為一種原材料的殺傷力不可高估。中國還需要在核心科技領域產生與美國匹敵的成果，才能改變中國被動地位。芯片、人工智能、雲計算、製藥、精密發動機的作用仍然要高於稀土。

其實從芯片和稀土的競爭中都可以看出，大國之間的科技製裁和關稅戰，隻能作為一種緩兵之計，而都無法致對手於死地。因為像中國、美國這種超大型國家，又在這種全球化環境中，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市場、人力、科技資源優勢重新構築一個安全的供應鏈，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到頭來隻是增加全球經濟運行成本，以及客觀促進對方相關產業的發展。所以，美國擁有全球最發達的國際關係學，但是在麵對大國競爭時又回到最原始野蠻的路徑中去，也是一種諷刺。

我們期待21世紀的人類可以用比祖先更高明的方式解決國際競爭，由於美國有戰略主動權，更關鍵的還是看美方的態度，我們期待美國的領導者們早日意識到它過去所采取路徑的問題，回到和平理性對話的軌道中去。（以上文章轉自chanal)，下圖 美國一稀土開採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