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處即是家
跨躍中美文化，敏於文化差異，釋析三覌
一院一世界
對於胡同內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終有一份神秘感。最初的大院居民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帶有各地方言腔調的普通話，工作好像永遠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條。
每個大院都是一個功能齊備、自給自足的小社會。禮堂、操場、浴室、遊泳池、俱樂部、商店，甚至醫院、郵局、儲蓄所、幼兒園、小學、附屬中學……應有盡有。他們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資源。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除了火葬場，大院裏麵什麽都有。
上世紀60年代，八九歲的楊五一跟隨父母遷往西山腳下的北京軍區大院。在那裏，他度過了難忘的少年時光。雖然，隨著父親的下放，他早已搬離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畫出大院的布局圖。
北京軍區大院北麵依山而建，一條貫通始終的大路把大院分成東西兩院，西邊是司令部，東邊是政治部。司令部的辦公樓在西院最北端，辦公樓前是經常組織活動的大禮堂，禮堂外麵是一片廣場。幾乎每個星期，廣場上都放電影。每到這時，楊五一和院裏的小孩們便會搬著小板凳坐在屏幕兩邊。什麽《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看得小孩們如癡如醉、熱血沸騰。
廣場南麵是大片的宿舍區。部隊大院的生活遵循著有序的級別關係，住宅區便是最典型的體現。楊五一說，宿舍區裏最顯眼的就是部長們住的二層小白樓，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見，其他宿舍樓則是紅色的。楊五一的父親比部長們低一級，住在小白樓南麵的四層紅色宿舍樓裏，再往下就是大參謀們住的五十幾號樓，而大部分普通幹事則住在小河對岸的九十幾號樓裏。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楊勇的小別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裏的生活保留著明顯的集體生活印跡。許多院內居民依據早、中、晚三次定時廣播，規劃每天的作息。很多人雖然有家庭，但仍習慣於去食堂吃飯。楊五一記得，北京軍區大院裏，有數不清的食堂，按級別不同相互區分。級別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細一些罷了。
大院的孩子們一出生便過著集體生活。他們從小被送到大院附屬的幼兒園全托，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幼兒園畢業以後進入附屬小學，還是住校。
大院裏家庭關係也顯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樣緊密。從小在海軍大院長大的林園記得即便是一周回家一次，有時她也見不到父母。在她模糊的記憶裏，父母總是很忙。她和兄弟姐妹們有時會跟著保姆到他們家去過周末。“當時也沒覺得特別慘，因為大院裏的孩子們都這樣。”林園說。
大院的孩子們從小上一個幼兒園、一個小學，甚至一個中學，一同參軍。家庭關係的鬆散，使得他們彼此之間聯係得異常緊密。
楊五一說，大院子弟們最集中的一段院內生活是文革初期。文革初，學校全都停課鬧革命了，家裏的大人靠邊站的靠邊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了他們這幫半大孩子的天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兩撥孩子在院裏碰上了，話茬不對就能打起來。”可一旦院裏的孩子跟外麵的孩子發生了衝突，院裏孩子則顯得異常團結。“隻要說是我們院的孩子跟人打起來了，那二話不說全院都上。”楊五一回憶。
那一時期，大院子弟與市民子弟之間衝突的極端案例，就是被許多“大院戲”反複提及的，大院子弟“王小點”手刃胡同頑主“小混蛋”的公案。據說，王小點率領一幹大院子弟，運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小混蛋”堵在了北京展覽館附近。傳說中“小混蛋”被紮了二十多刀。
就是在一次次的“岔架”過程中，大院子弟間建立了外人難以體會的感情。王朔、葉京的發小兒劉俍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說：“我們之間好到不講理的程度，我托你辦事，你必須給我辦成，辦不成我就罵你，我不考慮你有沒有能力辦。那時大家都沒什麽錢，有時一算日子，哥兒們是不是該發工資了，二話不說，就拉著剛發工資的哥兒們上外邊吃飯去了。沒什麽話說，那會兒掙得都不多，一頓飯半月工資沒了，但那也要請。”
就如《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裏，高洋把兄弟們坑了，有兄弟為他送了命，但最後大家還是原諒他。“本是同根生，割了他，就傷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