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七點，袁約亮如約來到記者下榻的酒店，一位中年婦女迎上：“請問您是……”
“工薪階層，我在《文學城》的網名”袁約亮自我介紹。
“我是《經貿導報》的記者，謝謝你接受我的采訪。”記者引袁約亮到大廳一個相對安靜的角落，三個單人沙發圍著一個小桌，桌上已經放了兩瓶飲料和一個筆記本電腦。
坐下後兩人簡單聊了聊，記者問道：“我猜你投了特朗普的票，那麽上一次總統選舉呢？”
袁約亮說：“我一共參加三次選舉，頭兩次都投了歐巴馬。”
“特朗普做總統一年多了，你的感覺如何？”
“非常失望。”
“哦，”記者有些意外，“為什麽感到失望？”
“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歐巴馬醫保沒有取消。共和黨在歐巴馬當總統時因為控製了參眾兩院，通過了很多次議案取消醫保，純屬作秀，他們知道不可能通過總統這一關。可現在他們贏得了兩院和白宮，卻食言了。”
記者問：“你為什麽反對歐巴馬醫保？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有全民醫療。”
“歐巴馬醫保主要是建立在犧牲中產階級利益上，增加他們的保險費，補貼窮人。其實我主張全民醫療，國家應該免費提供每個人同樣的基本醫療，在此基礎上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健康需要選擇購買附加保險，或者政府補貼窮人合理的現金用於強製醫療保險。美國的醫療製度正好相反，越是窮越能獲得好的醫療保險。”
記者說：“窮人沒有錢，當然由國家包攬。”
“關鍵是包攬的程度和是否公平，當不勞而獲者獲得的醫療保險大大超過勞動者能夠買的起的保險，救濟者的醫療條件遠不如被救濟者就很不合理。醫療開支是無底洞，政府不可能全包所有醫療開銷。交了一輩子醫療稅的工薪階層無權住老人院，也不管牙醫。一分稅不交的窮人白卡卻有資格享受昂貴的老人院和牙醫保險。很多中等收入的老人都在琢磨怎樣賣掉房子，把錢變成現金或轉給子女以便達到政府補助或全包的標準。”
“這對那些誠實勞動，存錢養老的人太不公平。”記者問:“另一個不滿是什麽，是不是稅改？”
“你說得不錯。特朗普在競選時反複許諾為所有納稅人減稅，尤其中產階級。然而新的稅改對中產階級非常不利，甚至可以說挖空心思侵害中產階級。
記者笑道：“有那麽嚴重嗎？”
袁約亮說：“多數工薪階層得到的減稅微不足道卻要為此擔負巨額國債。根據特朗普的稅改，企業巨富減稅是巨大的、永久的，而中產階級減稅隻是暫時的，幾年後他們的稅將不減反升。以往曆次減稅，巨富吃肉，中產階級至少也能喝點湯。這次卻不同，特朗普大幅度降低原稅法中與州稅和房產有關的減稅額，使很多工薪階層交稅反而增高。最後一刻的修改中，特朗普家族這類房地產商獲得巨大利益，而工薪階層本來就暫時的減稅又縮短一年，還將兒童的退稅補貼增加一倍，口口聲聲說為了中產階級的孩子。稍有一點直覺的人就知道美國到底哪個階層家庭的小孩多。”
記者說：“我恰巧最近看過報道，美國中產家庭的出生率相對較低。”
“我們養一個孩子都很困難，有幾個工薪階層能像特朗普和羅姆尼家一樣生一堆孩子。”
袁約亮接著評述最近網上的新聞。2018年2月3日眾議院議長瑞恩在推特上炫耀，有個秘書稅改後每周減稅1.5美元，相當一年減稅78美元。幾天後雅虎報道著名投資家巴菲特因稅改一年白撿270億美元。
記者說：“特朗普說美國企業稅太高，不利在國際上競爭。”
“我不反對為企業減稅，但應該同時去除諸多企業減免稅的漏洞，其實很多美國企業實際稅率還不到應交稅率的一半。亞馬遜有望很快成為全球第一大公司，去年利潤近百億，卻不交一分錢稅。另外企業主應當合理繳納個人所得稅。歐洲很多企業主個稅超過50%，可是羅姆尼幾千萬收入才交13%的稅。個稅太低促使企業主把利潤摟進腰包而非投入生產。 ”
記者問：“你覺得美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麽？”
“一個蘿卜兩頭切。”
“什麽意思？是指中產階級利益受到侵害？”
“不錯，準確的說就是工薪階層受到來自兩個方麵的合法掠奪。一方麵是巨富，主要是頂層萬分之一的巨富們貪婪無度，操控立法和政府，以極不合理的手段聚斂巨額財富。”
“對不起打斷你，”記者詫異，“媒體通常指責頂層1%，10%，甚至20%的人擁有財產太多。為什麽你卻歸罪於萬分之一的巨富？”
“這是政客欲蓋彌彰，是巨富操縱的媒體拉他人做擋箭牌。事實上，頂層20%的富人中超過99%的人財富占有率在縮水。”袁約亮對這個問題有準備，拿出打印的圖標給記者分析。“五十年來隻有最富的萬分之一財富占有率大幅增加，翻了幾倍，而99.9%的美國人財富占有率不增或明顯縮減。”
“這太意外了，回頭我再上網查查。”記者仍不敢相信，“很多人說巨富們財富暴增主要歸功於他們商業上的成功，你是否同意？”
“不，僅僅商業成功不可能聚斂如此巨額財富。歐巴馬競選時有一句很精辟的話‘隻有利益集團能玩轉我麽的政府’，美國的稅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你隻需研究一下羅姆尼的稅表就知道巨富們怎樣逃掉絕大部分應交的個稅。那不是小數，是以萬萬億美元計算。”
記者說：“那年聽說羅姆尼的稅那麽低，也好奇地上網查過。不過我不熟悉美國稅法，一看有幾百頁，便知難而退。特朗普至今不公開稅表，肯定有類似的問題。”
“除了巨額避稅和諸多的免稅，巨富們瘋狂地金融投機，獲利歸自己，出事了有政府扛著。看過電影《The Big Short》嗎？”
記者說：“我看過，講次貸危機。”
“那麽多違規違法的事，歐巴馬政府不但不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還花巨資救助那些金融機構。又比如蘋果將大量業務轉到愛爾蘭，輝瑞甚至想把總部搬到那兒。巨富們將公司移到企業稅率低的國家，自己卻呆在美國逃避個稅，兩頭賺便宜，讓美國蒙受失去工作和減少稅收的雙重損害。以前資本家願意與雇員分享公司的盈利，現在卻基本上脫鉤。巨富們濫用公司權力貪得無厭，即使公司虧損破產，照樣旱澇保收。二九年經濟大蕭條時，不少CEO自殺或淪為窮光蛋。零八年雷曼銀行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多少中產階級失去工作，有人自殺，可是雷曼的總裁卻獲得厚厚的經濟補償。通用破產，它的老板們仍坐著專用飛機去國會聽證。”
記者說：“財富的力量是驚人的。”
“所以財富的誘惑也是驚人的。”
記者說：“蘿卜的另一頭肯定是指福利開銷，從你《文學城》發的時評就可以看出。”
“這個問題更嚴重。”袁約亮主要把前幾年與韓崐有關美國福利的討論重溫了一遍，加上最近的數據：2017年美國貧困線以下的人口3970萬,平均貧困線是$7330/人。聯邦政府直接參與的窮人福利開銷為1.13萬億美元，平均每個窮人 $28460。美國平均每戶2.5人，也就是說每戶福利相當$71150，加上窮人自己的收入每戶$9330,總收入可達$80480，是貧困線的4.4倍，遠遠超過美國中位家庭收入（2016年是$59039）。
袁約亮說：“此外，聯邦抵稅的慈善捐款超過$4000億，還有州政府、地方政府、學校和機構獨立的窮人福利項目，有的開銷驚人，比如大學免費。”袁約亮說，“我有一個朋友，生了三個孩子常年吃福利。不瞞你說，因為看病幾乎不要錢，一點小病就去看醫生，他們家存的藥都快可以開藥鋪了。去年她的大女兒上了塔夫大學……”
“塔夫！”記者說，“我弟弟就在塔夫上學，挺好的大學。”
“那當然，全國幾千所大學裏排名二十幾，在麻州除了哈佛和布朗大學，塔夫就算老三了。”
記者說：“對不起，請繼續說說那個女孩。”
“她的學雜費，食宿醫療全免，一年至少省了八萬多美元，相當稅前十多萬的收入。”
“八萬多，沒那麽高吧？我弟弟一年各種開銷加起來才……”記者心算了一下，“才六萬多，最多七萬左右。”
“一般家庭包括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不敢花這麽多，出不起，但免費就不一樣。比如免費醫療的價值可能是其他學生醫保的兩三倍。我前年胃痛做了胃鏡等檢查，自己花了約一千美元。如果是窮人的白卡，可能隻需出幾美元、十幾美元，要給我白卡的待遇，我願出現在醫保兩倍三倍的價錢。又比如免費用餐，那是豪華標準。”
袁約亮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鳳兒也申請了塔夫大學，去年底和父母一起去學校參觀。好朋友盼盼熱情接待，中午請他們一家三口吃自助餐。邱萍夫婦不肯，怕花費太多，堅持隻讓鳳兒去吃。誰知盼盼說她是用免費客票，不吃白不吃，會作廢。邱萍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吃自助餐，開了眼界。
記者說：“我去過那個餐廳，挺貴的，我弟弟一周最多去一次，打打牙祭。難道非要有客人，免費學生獨自不能用客票嗎？”
“免費學生不要票，可以一天三餐，頓頓免費吃自助餐。客票是另外的，想得多周到。我朋友的孩子都吃怕了，體重控製不了。”
記者說：“這太有點匪夷所思，我弟弟為省錢，常饑一頓飽一頓，買個三明治就湊合了。”
“最近網上看了篇報道，美國大學三分之一的學生吃不飽飯，大概就像你弟弟這種情況。”
記者說：“是啊，美國大學花費漲得太快。”
“有些窮人的孩子高標準免去一切費用，為他們買單的中產階級孩子看不起病，吃不飽飯，還背負巨額貸款，全轉嫁到他們身上了。”袁約亮發現自己有些憤憤然，畢竟兒子上大學每一分錢都是自費，他緩了緩口氣說：“不過我們華人極少有一代代地吃福利，父母再窮或沒有文化，也千方百計把孩子們培養成納稅人，算是對得起享受過的福利。”
“技術移民就更不用說，一來就為政府交稅。”記者說，“如果你是總統，你打算怎麽解決這個問題？”
袁約亮笑道：“如果我是總統，特朗普就把我送監獄了。”
“為什麽？”
“你忘了他糾纏歐巴馬的出生證？”
記者會意地笑了。
袁約亮說：“其實解決起來很簡單，隻需遵循常理，小學生都懂的道理。首先巨富的收入和工薪收入應該一視同仁納稅，難道美元價值會因來源不同而不同嗎？另外一個原則是收入高一些稅率就該高些，就這麽簡單。憑什麽隻對工薪階層稅率隨收入增加而大幅增加，巨富們收入越高稅率反而越低，低得驚人。”
記者說：“每次選舉民主黨都呼籲給富人加稅，建議也很多。”
“但共同的特點是都回避巨富避稅的本質原因：即稅率的雙軌製，他們所謂加富人稅通常是指薪水收入，巨富幾乎毫發無損。去年美國收入最高的兩個總裁是博通和FDC總裁，從公司獲得的報酬都超過一億美元。”
“我的媽，那麽高！”記者驚呼。
“相對最高收入的幾十人，這不過是個零頭。美國最高收入的人都是公司買賣中獲得巨額財富的業主。”
“可是上億美元，那可是美國雇員中位收入的幾千倍呀。”
“您這是指稅前，稅後的差距比這還大得多。”
“為什麽？”
“普通雇員的報酬幾乎都是薪水，可是這兩個總裁的薪水隻是總報酬的1%，其它的報酬雖然同樣是美元，可是名稱改了改，叫做長期投資，於是就逃避了絕大部分本該交的個稅。”
記者說：“如果稅法規定投資收入稅率遠遠高於薪水，他們報酬的名稱肯定都變成了薪水。”
“這毫無疑問，美國的稅法被政客和巨富們玩於股掌之上。所以民主黨那些五花八門的富人增稅建議不過是把水攪渾實際保護背後金主巨富的利益。難怪巨富大多支持民主黨，既能多撈錢，又可立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