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打算著回老家陪父母過冬天。1月16號深夜落地北京。
那時,武漢的新冠疫情尚未傳至京城。首都機場內外,工作人員、剛剛下了飛機的乘客、出站口裏三層外三層擠得密不透風的接機人群,幾乎沒人戴口罩。飛機上,我右前排一對年愈60旬的夫婦帶著4歲多的小孫子,就是去武漢的。鄰座的一位關切地向他們提到武漢疫情,兩口子一副不置可否的不在意。我臨走時,單位的同事也向我提到武漢肺炎以及加拿大政府發出的旅行警告,我說,我離那裏十萬八千裏呢。也是沒當回事兒。加拿大政府一向謹慎,不管是世界的哪個角落,隻要有一絲的風吹草動,就會發布travel advisory,提醒國民慎重前往。那時候,國內關於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輕描淡寫(現在看來是遮遮掩掩),尚不足以激活人們神經的敏感度。所以,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因為不知而飛向了一片未知的混沌。
回到北方的老家,是1月17號的中午。小城一片賀年的繁忙。街上人來車往,完全沒有對將至的瘟疫的戒備。除夕之前,我和老媽差不多每天上街,零零碎碎地買東買西,準備著年飯需要的食材。周圍很少有人帶口罩。我脖子上掛著一隻N95,時帶時摘。那是我回國時臨去機場前5秒鍾,突然的衝動,從抽屜裏抓了放在包裏,以防萬一的,根本沒指望會用上的。
忽然,事情不妙了,武漢封城了。
我開始緊張。雖然世衛組織於1月22日和23日兩次召開的針對中國疫情的緊急會議,均表示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時尚早,1月27號,和兩位醫生朋友聊天時,她們卻都說形勢不容樂觀,但也說,隻要政府開始重視,疫情應該很快會得到控製。
我開始瘋狂刷百度。帶著紅點的抗擊肺炎專題是我每天早晨一睜眼必要點開看的。各種的專家說、衛健委說,各種的病毒特性分析、疫情分析,各種的防護辦法,…,越看越覺事態嚴重。同時,圍繞著疫情的源頭、擴散、傳播等等,各種爭論、指責,甚至搬出陰謀論;官方和民間對於疫情數據公告的準確性、真實性的拉鋸戰,也充滿著屏幕。讓人難免要問,疫情麵前,更重要的不應當是全力抗疫、全力救治那些不幸染疾的人們麽?
起初,我關注著每日不斷升高的確診病例數、增長得極其緩慢的治愈病例數、以及讓人揪心的日日攀升的死亡人數,這些數據直接反應了疫情當下的狀況。1月底,我開始轉而關注那個龐大的疑似、重症、醫學隔離觀察的人數。在我看來,這些數據更能預告疫情未來的走勢。那些疑似病例,終會有一部分轉成確診病例;那些重症病例,在沒有對症的有效藥物和治療方法的情況下,意味著與死神的親近。而龐大的一度接近19萬人的醫學隔離觀察人群,一部分將會變成疑似進而升級為確診病例。直到我離開的那天,3月1號,全國仍有重症病例7,110例,疑似病例715例(峰值時高達近29,000人),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46,219人。這也是為什麽,一個多月的時間,累計確診人數一路飆升超80,000人。巨大的待確診基數支持了這種增長。
新冠無疑揭示出中國公共衛生安全存在著的係統性隱患,一個無法掩蓋的“家醜”。雖說家醜不可外揚,但是, 當“家醜”已經嚴重威脅到別國公共安全的時候,外揚與否,已經超出了你的控製。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隨後,很多國家取消了往來中國的航班。這個時候,外交部指責美國取消航班是擾亂國際秩序,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帶了不好的頭,就顯得那麽的蒼白無力。官媒三番五次強調,新冠疫情不會有損中國的國際聲譽,不會影響國內經濟生產能力,都顯得那麽力不從心。
我所在的小城,大約30萬人口,1月27日左右有3例確診,直至我2月29日離開,再沒有增加一例。小城的邊遠,對於在湖北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言,遙不可及。就像16世紀黑死病肆虐倫敦時,一些人家正是因為躲到了鄉下,才避開了瘟疫的襲擊。平日裏,我們這個小城似乎得不到太多的大都市才有的繁榮繁華雨露的眷顧,但是,疫情來臨之時,這裏卻是人們躲風避雨的天然護佑。
如若平常,10萬分之一的患病幾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然而,新冠病毒凶猛的傳染能力,讓人唯恐避之不及。比如我老媽,雖然我把夜以繼日刷新冠疫情而得來的知識,掰開了揉碎了地講給她聽,但她依然堅信,隻有她的家才是最堅固的堡壘。門窗之外,空氣中蕩漾著新冠,諸事諸物皆病毒,斷然不許開窗開門,不許我出門一步,甚至在幾近“彈盡糧絕”之際,依然頑固地拒絕親朋送吃食給我們,唯恐一開門,新冠病毒便宣泄而入。而我自己也有寢食不安的時候。剛剛到家的那段時間,每天不知多少遍,掰著手指數日子,惶惶地期盼那個充滿魔力的14。後來又出現的無症狀感染者、更長的潛伏期等等,把一個人的神經承受能力推向幾近崩潰的邊緣。一些平時根本不理會的偶爾的噴嚏、鼻塞、咽部不適,都會讓我瞬間心悸。老媽的絲毫不適,也會讓我心頭一緊。有幾天老人家受了涼,流清涕,我問她覺得身上冷麽,一邊強作鎮靜地探摸她的額頭,確定她不發燒,才定下心來。
2月10號,我們住的小區實行“封閉”管理。這是一組由開放式的樓群組成的解構鬆散的小區。所謂的“封閉”,不過是在樓群的最外圍用一道道橫幅攔起。好在小城人淳樸,遵規守矩。封閉前,街上已鮮有人隨意閑逛,封閉後,便隻偶見有人拎著購物袋匆匆而過。交通管製要早些,出城的路口隻留了一個,設了關卡,24小時值守。一方麵禁入,同時對出城的人嚴加管控,登記、測體溫、簽承諾疫情結束之前不再返回的保證。測體溫最讓我糾結不已。一方麵,你希望守關的人嚴格把關,“揪出”那些潛在的感染者,濾掉那些可能帶來出行風險的人,但同時,你又強烈希望自己不要被濾掉。離返程的日子越近,我越是緊張,擔心哪一天真的不知什麽原因發燒了,窩在那裏,不能按計劃離開。
老媽前幾年在另外一個城市安置了新家,這個小城的這所房子是多年的舊居,隻是往來臨時落腳住幾日。沒有電視,沒有音響/收音機。一部手機+互聯網,幾本書和雜誌,在40多個與世隔絕的日子裏,陪伴著我。每天的日子並沒有覺得難過。若天氣晴朗,我就在朝南的大窗前,做做抻拉,活動筋骨。餘下的時間,和老媽拉家常,回憶多年的往事;與夫君兒子視頻,與異地的朋友聊,做飯洗衣。沒有“狂歡”,安靜而自愉。當然,這是非常時期非常形勢所迫之下的不得已,如果有自主的自由,我不會僅僅隻做這些事情,正如我原來計劃的,要帶著老媽去哈爾濱吃俄式大菜,然後南下訪親探友,然後到京城閑逛幾日。疫情把我生生關在家裏,卻讓我知道,我們並不時時需要別人來填補我們生活中“空白”,如果不論因為什麽樣的原由我們的生活出現了未期的空當,我們自己才是最好的修補者。
返程因新冠疫情而波折跌宕。美聯航停飛往來中國的航班至3月底。原定2月底返加,隻好退掉美聯航的回程票,改買3月1號國航飛多倫多的航班,同時預訂了國航飛北京的機票。2月9號,國航一夜之間取消了17號至29號飛往北京的全部航班!再退票,買了唯一執飛北京的中聯航的航班。為了雙保險,同時又買了同一天去北京的軟臥。那時,新冠疫情正烈,據說軟臥是一人一包廂,想著如果不得已必須坐火車,將自己關上14個小時,應該會“萬無一失”。臨行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天氣晴好,似乎一切盡在計劃之中。於是,退掉了軟臥車票。然而,28號,一場突然而來的實在不算大的雪,給了中聯航足夠的理由,在起飛前6小時取消了航班!一陣慌亂、忙亂之後,還算運氣,買到了第二天29號進京的動車票。早已買不到軟臥。動車隔座售票,車上人不多,大家都帶著口罩。一路上,不敢摘口罩,不敢吃東西,隻是在停車時,到站台上喝幾口水。將近10個小時,終於捱到北京。想方設法躲火車,最終還是沒能躲過。
3月1號早晨,坐地鐵轉機場專線,提前3小時到了首都機場。沒有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航班,沒有了奔向七大洲八大洋的行者,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豈是一個空寂可以形容!辦理登機手續的前廳隻星星寥寥數人,很多check-in櫃台空著,商鋪、餐館除了售貨、服務再多無一人,安檢口沒有了以往擁堵的長隊,很多的登機口空無一人,停機坪上似乎隻見帶有國航標識的飛機,…。我2分鍾辦好登機手續,5分鍾過了安檢,3分鍾出了關,前所未有!
空蕩蕩的候機大廳,空落落的停機坪,沒有往日的繁忙、熱鬧,看不到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生跡,那一刻忽生一種錯覺,仿佛我們之外的那個廣闊的世界消失了,隻剩下了我們自己,孤零零地。
世界屏蔽了我們,我們豎起了一道與世隔絕的屏障。
首都機場辦理登機手續的前廳
首都機場出關口
首都機場候機樓的商鋪、餐館
首都機場停機坪
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