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末
生活絮語
關於規則和秩序
我曾經街拍了一些圖片和短視頻，想直觀地、不加修飾地轉現被認為是西方社會之一員的加拿大，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秩序井然是什麽樣子，維持著這種秩序的各色規則是如何被遵守的，因為我覺得遵規守矩一類的事情很重要。
不是要探討什麽社會問題，或者批判社會之怪現象，那是社會學家、教育家或者政治家們的事情，我隻是因感悟而悟而歎罷了。
講一個幾年我前帶兒子回國期間一次長途火車旅行中的事兒。那一次，時間倉促，我們隻買到了上鋪的車票。於是，途中十幾個小時，每次在鋪間上、下，兒子總要顧及下麵的人方便與否，或者和下麵的人先打過招呼。一路上，在狹窄的過道中往來，與迎麵而來的人會謙讓一下；我們說話聊天，也從不高揚聲調...。下鋪的一位中年男人看在眼裏，跟我講，兒子太“老實”，“中規中矩”的。他說，男孩子應該“野”一些，“衝”一些，“粗”一些，甚至要會打架，總之，不應該這樣“弱”。言下之意，根本不必如此循規蹈矩。
這或許隻是他一人的看法，我沒太在意。但是，交談中，知道他是一位律師，這樣一來，問題就顯得有點嚴重了。
試想，律師，一個以執行規則、遵守規則為職業操守、謀生之計的人，對信守一些基本的社會行為準則的態度尚且如此，推而及之於廣大的民眾，對可以身體力行地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社會規範會是什麽樣的態度，便不難猜到。有意思的是，這位律師先生後來問我，怎麽看現在中國社會的法製狀況，應時應景地，我回答說，我認為守法是關鍵。
其實，隻是在一個較高的、更政治化的層麵上，我們才會使用守法這個概念。小而化之到我們具體的日常生活裏，“守法”實際上是我們對常規性的社會文明、秩序、道德等價值觀念的崇尚、尊重和遵守。
那次旅行時，兒子差不多13歲，在加拿大生活了兩年多。兩年多的時間不算長，但是潛移默化地，兒子已經從周圍的環境汲取了很多。他在火車上的行為，實際上是入鄉隨“俗” 而養成的行為習慣的自然流露。所以，一個社會的“俗”很重要。
俗，可以是約定而成之俗，也即一個社會在經久的曆史延續中而確立、積累的社會習慣、習俗；也可以是刻意而立之俗，即我們所說的立法。兩者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一個社會的社會環境的主基調，是保證一個社會諸事行之有序所需的基本的規則或規矩，決定著生活於其中的成員的基本社會行為和人格特征。
一個社會有秩序，因為它有著維持這種秩序所需的規則或規矩，有著保證這些規則或規矩得以貫徹執行的機製，以及其社會成員對這些規則或規矩的尊重、遵守、甚至敬畏。遵守規則可以是一個自覺的、主動的甚至是被動的行為，取決於一個人對規則或規矩的理解或認識；也可以是潛意識下的行為，特別是當規則或規矩已潛移默化成了你社會行為的一部分的時候。一個人“隨俗”，他的行為就會帶著那個社會的風範，因為人無法不受著他所在的社會環境的影響，此即“習俗移性”之謂。
在安大略省有這樣一項交通規則，在沒有交通指示燈但設立有停牌的路口，機動車行駛過路口時，要按照全方位(四個方向)停車的要求，先將車停穩，然後，按照各自到達路口的先後順序，依次通過，先到的車輛先行。十多年來，在不同的時間段，甚至深夜，我們經過了不知多少個這樣的沒有警察值守也沒有監視設備的路口，或者緊鄰著主街道，或者深藏在小巷、居民區內，從未遇到過搶行，當然我們自己也從不搶行。一方紅色的停牌，是人們自律、行為的準則。
2016年，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的小城麥克默裏堡(Fort McMurry)的森林大火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不隻是因為火災對當地居民造成的人身、財產的威脅，不止是因為它的石油重鎮的地位，火災對當地、對加拿大乃至世界經濟可能造成的損害，更是因為災難臨頭之際、人們在逃生之時所表現出的有序，沒有爭搶，沒有爭執… ，看不到混亂，隻有秩序，讓人近於痛苦的秩序——人們有秩序地逃離家園。人們震歎危難之中加拿大人顯現出的人性美，究其根底，是循規、守序已經深深烙進了人們的思想中、行為裏，成為人們信守的日常的道德準則，隻是在危機的時刻，顯得更加突出而已。這也許就是孟子所說的“習矣而不察焉”的境界。
然而，在國內，規則、秩序似乎是很邊緣的一類事情。幾次回國，我們很是看到、碰到了一些“無規無矩”的事情：大街上、商店裏走著，經常有人斜刺裏從你麵前閃過，幾乎把你撞到；很多時候，人們似乎不懂先來後到的順序；不論在哪兒，你總可以從你周邊的人的身上感受到一種很強的 '爭' 的意識 ... ...。?此外，城管之殤，醫患之憂，食品、環境安全之慮，國人在境外旅遊時種種令人尷尬的舉止，以及最近的魏則西/莆田係醫院、雷洋事件...，讓人難免近於武斷地認為，基本的文明禮儀、規則規矩以及遵規守矩的行為，在這個社會或者人們的心中幾乎是沒有位置的。
在這一點上，如果反向思考，火車上那位律師的看法也許是對的，在一個規矩纖弱幾近無序的社會中，你或許隻能用無序的方式保護自己，隨時準備對抗這種“無序的秩序“。然而，如果一個社會“淪落”到需要人們自己奮/憤而保護自己的境地，這個社會的秩序的現狀已經不言自明了。
當然，規則並不會必然地生成秩序，每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對抗秩序的行為，而這正是規則存在的理由。
這是多倫多downtown 聯合車站附近的一個繁忙的路口。在上班的高峰時刻，急著趕時間的人們耐心地守在路口，等待紅綠燈並且綠燈亮了之後才跑著過馬路而無人搶行。這也許是不值一提的場景，但是，以小見大，其實，秩序就在我們生活的細微之處。
（圖片來自網絡）
寫於2016年5月19日 修改於 2019年10月17日
近期有幸與一組近20人的國內精英（教授，研究員，護士長，商業精英大款等）同遊美國某地數日，親眼目睹他們中的某些人的各種不遵守規則：為照相走步入車行道，遲到，不愛排對，說好的事說變就變/出爾反爾，大道，遲到，不愛排對，說好的事說變就變，大庭廣眾之下不顧工作人員因他們的出爾反而正打電話聯絡同事，互相推諉大聲爭執，甚至在高速公路中央照相。。。
這恐怕不僅僅是語言不通，文化不同。。。
中美法製的根本區別就是，王在法上，還是王在法下。也就是說，立法的基礎是什麽。一種是法律是公民為解決社會問題和矛盾而達成的規則和契約，一旦達成共同遵守強力支持。法律的強製基礎是公民共有的道德標準和武力基礎。另一種是少數統治者強加給人民的限製。法律的強製基礎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意誌和暴力專政。前者是公民的共同自我約束，後者是壓迫者對被壓迫者的壓迫。
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具有天然的反抗合理性合法性，因為壓迫者對對壓迫者的法律，是天然非法的強加的。因為這種王在法上的法，從來沒有得到人民真正的認可和接受。這也就是為什麽中國人積極主動違法得多，而美國人自覺自律守法的多。因為一個視法律是自己道德習慣的規範化，與他人關係的契約化。另一個則習慣地把法律當做外來強加的束縛。
所以，民主是法製的前提。沒有民主的法製充其量隻是法治。比秦始皇時代沒有什麽本質差別。當然民主立法也存在代議製不能全民反映民意，公投又存在多數暴政和成本過高等具體操作問題。但是原則上是公眾立法還是宮廷立法，決定了一個國家法律體係的合法性。
香港問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香港的法律基本上是英國的法律。英國的法律從大憲章開始就是王在法下。更逐步發展成現代民主政體。英國的法律是英國公民共同確立的，立法的合法性是確立的。但是香港公民並沒有參與英國法律的製定，卻要尊從英國法律，或者說香港法律從立法上來說是不完整合法的。也就是說香港公民在英國統治時期的確是英國的二等公民。但是二等公民也還是公民。有公民待遇沒有完整的公民權利。這是因為英國公民的全民立法，從概率上代表了人性的基本原則，所立法律也是具備大局上的普世價值的。雖然文化習俗及具體利益會有差異，導致英國法律未必都是香港公民最滿意的，但是是可以基本接受的。所以在香港統治時期，香港人的更高要求是成為一等公民，徹底加入英國。
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中國人民的基本權益和法律保障是遠遠低於香港公民的。因為王在法上標誌著中國根本就不存在公民。如果香港徹底加入中國，就不是二等公民變成一等公民，而是喪失基本公民權利，喪失基本王在法下的法律保護。香港公民當然不樂意。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就是這麽簡單的道理。也別說什麽現在中國富了，香港人怎麽還敢看不起中國人。還就是看不起。李嘉誠富不富，跑了。馬雲富不富，被退休了。一群美國人英國人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開四中全會，哪個不是非富即貴。王在法上，成王敗寇。今日是王可以搶別人，明日不是王就被別人搶。所以今日在王在法上的國家搶夠，明日到王在法下的國家保住。這就是為什麽中國死乞白賴地想統一這個統一那個，各種大撒比卻沒人愛來。依然是最大比例的移民出口國之一。而美國總統川普這麽種族主義，那麽反對移民，來的人依然洶湧不絕，是世界移民第一進口國。人人心裏都有杆秤。
送中法這麽令人厭惡，不惜決死抗爭。其實法本身並不有那麽差勁。如果是送英法送美法，早就順利通過了。為啥？英美的法治環境隻好不差，英美不對香港關門就不錯。而中國恰恰相反。引渡法就好比是一個口子，渠道，閘門。連接到水麵更高的把更多的水引過來，和跟沙漠連接把水都放出去是完全不可相提並論的。問題不在閘門本身，而在通向哪裏。所以一天到晚和英美攀比什麽，為什麽英國統治期間不要直選？英國本身就是直選，而且允許下麵的邦聯部分公投自決，中國有嗎？敢嗎？什麽美國蒙麵上街對抗警察也要被鎮壓。美國把川普罵死的人多了去了，誰怕被政府報複了？正常表達意見不需要蒙麵，不滿意政策可以選下去。中國行嗎？居然做不到，就別扯了。
》寫的好，鼎！現在似乎因為有人有點亂用的所謂的“政治正確”，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的境地。破壞需要的禮儀規範，和基本的ＮＯＲＭ，真的是讓人無語了。算了不聯係到政治層麵了。看看要花多長的時間才可以回歸了。如果大家都是我行我素，不守規則，不知道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