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
河西走廊探尋西路軍覆滅舊事
卜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紅四方麵軍主力約兩萬二千人在甘肅東部，渡黃河前往河西走廊作戰。一路艱苦備嚐，五個月後在高台、臨澤、倪家營被馬步芳部擊潰，全軍覆沒。除了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煥率領的四百餘人跋涉到新疆之外，七千多人戰死，九千多人被俘，其中五千多人被殺害、活埋，一千多位被俘的婦女慘遭淩辱。失散兵眾中四千餘人輾轉前往延安歸隊，兩千餘人千辛萬苦回了家鄉，還有許多人流落西北。這是中國近代內戰中最為悲慘的戰爭之一。馬步芳軍缺乏武德，留下可恥的罪行。
?西路軍出征前
李先念率領抵達新疆的西路軍四百殘部
中共欽定的曆史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軍全軍覆滅後，毛澤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指明：「西路軍之失敗是張國燾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擅自主張渡過黃河的『逃跑主義』錯誤的結果。」徹底地鬥倒了張國燾。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西路軍的問題有段注釋：「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麵軍與紅二方麵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麵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麵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1936年12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1937年3月完全失敗。」這種說法成了當時及其後約半個世紀期間中共「欽定」的「曆史」，張國燾成了西路軍覆滅的「禍首罪魁」。
徐向前晚年的回憶
但當年西路軍的統率徐向前晚年寫了自己的回憶錄——《曆史的回顧》（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說道：「紅軍三大主力會寧會師前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規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麵，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正如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指出的：『打通蘇聯為實現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局麵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主要一環。』黨中央的軍事行動部署，都是緊緊圍繞這一主要環節進行的。」同時也發表了當年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多次下令四方麵軍成立西路軍，西渡黃河進軍河西走廊的電文。
徐向前
陳昌浩
張國燾
李先念
程世才
馬步芳
馬步青
徐向前的檢討
徐向前在檢討西路軍覆滅中，提出三個主要因素：
（一）任務問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當時中共軍委一再改變主意，原徐向前為配合與張學良、楊虎城的「三位一體」，建立「西北國防政府」進行聯合抗日，計畫攻取寧夏，後又準備打通新疆，獲取蘇聯援助。西安事變猝起，為了與蔣介石的和與戰，最初要西進，接著又轉為東進策應一方麵軍抗擊國民黨。其後又改為在臨澤、高台就地建立根據地，再改為東進。最後又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使西路軍沒能去新疆取得蘇聯軍援，固守在臨澤、高台地區，以至覆滅。
（二）戰場主動權問題：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沒能采取主動，應用其熟悉的運動戰：「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胖的托瘦，瘦的托死，誘敵深入」。紅軍的戰術特長失去用武之地，優勢難以發揮，受製於敵，失敗難免。
（三）機斷專行問題：一方麵上級製約的太死板，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麵，陳昌浩（筆者注：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於西路軍失敗後離隊一陣才回到延安，後去蘇聯多年，五〇年代返國，於文革時慘被批鬥，不堪折磨而自殺。）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患得患失，當斷不斷，貽誤大局。
徐向前的回憶錄指出了西路軍覆滅應該歸咎於當時任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及總書記張聞天，而非張國燾。但徐向前由於環境所限，也不免有許多認識上的局限及難言之處。七十多年來，西路軍「屍體填滿萬人坑，婦女團慘遭淩辱」的悲慘下場一直是中共的最大敗績之一，也廣為大眾談論。
筆者親訪河西走廊、探尋西路軍覆滅舊事
筆者於二〇一〇年夏季前往甘肅訪問，從蘭州搭火車去嘉峪關轉往敦煌，一路仔細地觀察了河西走廊的地貌，並與車上的當地居民談論了許多有關西路軍的進軍苦戰與悲慘下場。
好幾個人都告訴我，他們的父母都見到、聽到馬家軍殘殺紅軍俘虜，用刺刀殺戮紅軍家屬兒童。董振堂軍長陣亡後，頭顱被割下示眾;孫玉清軍長被俘後被砍了頭;熊厚發師長被馬步芳綁在大炮筒上轟死。數千紅軍戰士被就地活埋，還有的被燒死，被釘在樹上折磨而死。也有一些紅軍兵士，包括一些婦女散落隱藏，其後落戶在河西走廊度過一生。更悲慘的乃是千餘名被俘的紅軍婦女團，大多飽受淩辱。
被馬家軍殘殺的西路軍
被馬家軍殘殺的西路軍
被馬家軍殘殺的西路軍
被砍頭的西路軍領導
被受刑而死的西路軍兵士
王泉媛女士的悲慘曆程
譬如王首道的原配王泉媛女士原為婦女獨立團團長，意氣風發，被俘後就被「分發」給馬家軍的一個軍官當老婆。其後逃脫，一路風塵仆仆輾轉，於1939年3月抵達蘭州，希望前往延安歸隊並回到丈夫王首道身邊。她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等候消息多日，最後被通知紅軍及王首道不願收留她（註：王已在1938年8月娶了新的老婆）。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的幹部給了她五塊錢。她隻得沿著當年滿懷激昂走過的長征道路，沿途行乞回到江西老家，隱姓埋名地度過一生。這個慘痛的故事令人指發、傷感！
王泉媛（右2）
西路軍被馬家軍俘虜、淩辱的婦女隊
王首道
王泉媛（右2）與王首道（右3）晚年
其實亂世婚姻如朝露，勢所難免，加之當年在延安，由毛主席“牽頭”，許多領導紛紛拋棄糟糠，換上年輕、貌美、熱情的時髦學生、演員。古人雲：“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雖然革命者“行大義不顧其親”，但把糟糠逼去做叫花子又於心何忍？
綜合在河西走廊所見、所聞，愚見以為從「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麵來看，西路軍的失敗是很難避免的。
天時
首先談到「天時」，當時紅軍與甘肅馬步芳、寧夏馬鴻逵尚處於敵對狀態，「打通蘇聯」的時機尚未成熟;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討的「三位一體」成立「國防政府」聯合抗日的設想也不切實際。其次西路軍於十月底開始西進，當時已是深秋，作戰期間大多是隆冬，河西走廊風雪嚴寒，而紅軍戰士多為川、豫、贛、湘子弟，缺乏冬衣及禦寒體質。加之嚴冬寸草不生，糧草無著。在這樣的時節留連徘徊於戈壁、沙漠之中「孤守待援」，焉能不滅！
地利
再就「地利」而言，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西至玉門關，為一條長近一千公裏，寬幾公裏到一百公裏的狹長地帶，正是《孫子兵法》所謂「絕地勿留」之處。我在火車途中觀察到，從蘭州向西約一個多小時就過烏鞘嶺，進入河西走廊，先到古浪，再向西沿途除了武威、金昌、張掖、臨澤、高台、酒泉、玉門、瓜州、敦煌等綠洲外，大多為荒無人煙、草木難生的戈壁、沙漠。
西路軍進軍圖
倪家營
高台
據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敘述，西路軍渡過黃河時每人就隻帶了三、四天的幹糧，全軍隻有六千九百隻槍，平均每隻槍僅有十八發子彈。在戈壁灘上逗留了五個月，到哪裏去找兩萬多大軍的糧草？彈藥又如何補充？而紅軍是在深山叢嶺中成長的隊伍，從未到過戈壁、沙漠，也沒有像樣的馬隊來對付七萬多馬家軍兵眾，其中包括五個旅馳騁戈壁的鐵騎。在那裏又怎能作「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的運動戰？
如想「打通國際路線」獲取蘇聯支持物資，至少要連通，並控製全部河西走廊一直到當時盛世才統治的新疆，這一千多公裏之遙（略同北京到上海的直線距離）路途迢迢，可望而不可及也！
人和
最後從「人和」來看，河西走廊為馬家軍控製了三代的地盤（註：在清代及民初，甘肅省包括如今的甘肅、青海和寧夏，一直到民國18年-1929年才分設甘肅、青海及寧夏三省）。馬家軍的興起始於馬步芳的祖父馬海宴，他是甘肅河州（今臨夏市）的回族，於清同治初年參加回民反清起義。1872年，他與河州回民領袖馬占鼇一起投降清軍將領左宗棠，馬占鼇為一旗主將，馬海宴為其副手。馬占鼇死後，馬海宴繼續輔佐其子馬安良。後馬海晏在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護衛慈禧、光緒西巡，死在途中，由其子馬騏接其位。1911年，馬騏率兵進駐西寧，整編擴軍，命名為“寧海軍“，開啟了其家族在青海、甘肅長期割據的統治。1931年，馬騏去世，其子馬步芳掌握了大部分馬家軍，後排擠其叔父馬麟，於1936年代理青海省主席，次年正式接任。
諸葛亮在隆中對策中對劉備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當時馬步芳在青海、甘肅的形勢正如三國初孫權在江東一樣，已經經營了三代，地險而民附，根深蒂固。如果誰要打他地盤的主意，那是非常不智的！
馬家軍兵士及當地居民多為回民。自清末回漢糾紛以來，西北民族問題複雜，紅軍在那裏很難得到群眾的支持。而侵犯到馬家軍的根本所在，想打通其道，甚至在那裏設立根據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
再讓我們來看看當時西路軍和馬家軍實力的對比：
西路軍的組成：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第五軍：軍長：董振棠、政委：黃超；3000人、1000餘支槍、平均每支槍有5發子彈；第九軍：軍長：張玉清、政委：陳海鬆；6500人、2500支槍、平均每支槍有15發子彈；第三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7000人、3200支槍、平均每支槍有25發子彈；其他還有少量的騎兵師,200人、槍200支、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1000餘人，回民支隊等。全軍共21800人，僅約60%為作戰部隊。
西路軍隻有兩百人的騎兵師
馬家軍的兵力：馬步芳、馬步青先後出動五個騎兵旅、三個步兵旅、一個手槍團、一個憲兵團，加上甘肅、青海兩省大量的民團，共七萬餘人。
從以上這些統計，可見西路軍的戰鬥力遠遜於馬家軍，特別是馬家軍有五個裝備齊全的騎兵旅，而西路軍僅有一個兩百人的“騎兵師“。騎兵是在戈壁、荒原作戰的主力與製勝關鍵所在。君不見當年漢武帝於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伐匈奴，衛青、霍去病率十萬騎兵、十四萬匹駿馬北上，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大敗匈奴，封禪狼居胥，臨瀚海（大漠，非貝加爾湖），凱旋而歸。
另外當時中共內部分裂，毛、張鬥爭，問題重重。西安事變猝起，雖然給了中共起死回生的大好機會，但長征過後實力薄弱，麵對新的複雜形勢，包括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及事件處理善後，均力不從心，顯得捉襟見肘、朝三暮四，舉棋不定。
毛澤東難辭其咎
對西路軍的慘敗覆滅，毛澤東當時身為軍委主席，難辭其咎。國內有人認為毛澤東有意借刀殺人，削弱張國燾實力以達到整肅他的目的。看起來有一定道理，但也有爭議。當時西路軍兵力為紅軍總兵力的約三分之一，除了四方麵軍外並包括原一方麵軍董振堂第五軍的三千餘人，毛如要犧牲這份實力也不盡合理。
張國燾未盡其責
另外張國燾雖非「擅自主張」命令西路軍西進，但他當時對「打通蘇聯」及「雄踞一方」仍然抱有幻想，也極力主張。其後形勢危機時，他在陝北未能盡力挽救西路軍的危亡，卻發了幾份電報要西路軍服從中央。在張國燾晚年寫的《我的回憶》中，對西路軍失敗的事隻推說是陳昌浩領導之誤，並沒有作清楚的檢討與交代，留給未來的讀史者迷惘與遺憾。
總結
孫子兵法道：「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又雲：「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西路軍天時、地利、人和俱無，焉有不敗亡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