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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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院同學百態圖錄
（之十一）
徐家禎
外班同學 (上)
（接上文）前文已經說過，我在學校時，與本班同學來往都不很密切，與外班 同學，當然就更無什麽來往了。不過，因為種種原因，我與外班四位同學 倒也有一些接觸，尤其是在畢業之後。現在就在這篇“圖錄”的最後一節， 寫寫我與他們的因緣吧。
第一位與我有過往來的外班同學，在前文已經提到過，叫高淦鑫。 我說，沈宗洲有三個要好同學:崔思明、高淦鑫和我，都出身於資產階級 家庭。
高淦鑫在學校時與我沒有什麽來往，隻是因為他原來就與沈宗洲同 班，班級調整後，他們雖分開到了兩個不同的班級，但還是來往密切，常 在一起。所以，凡遇見沈宗洲和高淦鑫在一起，我們就點點頭表示認識， 隻能算是典型的“點頭朋友”，連話都沒有正式說過。
畢業之後，鄭蔚然與沈宗洲還有聯係，大概他們見麵時，沈宗洲也 總把高淦鑫帶去，所以後來我回國時與我班老同學聚會，鄭蔚然也就總把 高淦鑫一起叫來。因此，我真正認識高淦鑫，倒是在我出國之後了。
高淦鑫應該不是“調幹生”，但他世故、老成的一副樣子，倒看起來 好像比我們應屆畢業生都要大幾歲似的。
高淦鑫個子不矮，身材不壯，臉色有點蒼白，下巴骨很寬，屬於所 謂“腦後見腮”這一類臉型。他戴著近視眼鏡，長得文質彬彬的，一副白麵 書生相。高淦鑫偶爾也抽煙，但遠沒有崔思明和沈宗洲抽得多。他講起話 來，也是慢吞吞、文縐縐的，說完，嘴唇一癟，做出很自得的神態來，於 是就顯得更加成熟、老成了。
我看見過高淦鑫寫的字，—— 可能是沈宗洲有一次給我看高淦鑫給 他寫的一封信 —— 字跡非常漂亮，一望而知以前一定練過毛筆字。他的 文筆也非常老練。但是，我以後卻從來沒有看見或者聽見過，他發表了什 麽文章。
高淦鑫告訴過我，他家裏住在南市，老城隍廟附近一座老式的洋房 裏，家裏是資本家，“文革”時不但抄了家，還掃地出門了，與我們家一樣 遭遇。但是，我記得九十年代我回國時，初次與他見麵，他說他們家的房 子還沒有發還。其原因很複雜:一則是因為老房子裏在“文革”時被房管處 分進去很多家住戶，一時無法讓他們都搬遷出去;二則是他們家兄弟姐妹 很多，分房子分不平均，相互有意見，擺不平。那時，我們家的房子早就 發還了，那是因為我們的房子是被公安局占領使用的，他們不得不帶頭落 實政策。
後來，有一年，高淦鑫忽然從墨爾本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他已經 在墨爾本一個兄弟或者姐妹家了。來澳洲的原因是找澳洲醫生為他眼睛動 手術。我忘記為什麽他一定要來澳洲開刀?是因為中國醫生當時無法給他 動手術呢?還是他相信澳洲醫生的醫術更高明?他說過，我已經忘記了。 在電話中，我邀請他開好刀到阿德萊德我家小住，他答應了，但始終沒有 來。
這次通話以後，我記得我還與高淦鑫在上海見過一次麵。那次也是 我與沈宗洲的最後一次見麵。記得我們是在淮海路比樂中學對麵，沿街的 綠化地帶裏的一個露天茶館見麵的。就我和沈宗洲、高淦鑫三個人。那天， 風和日暖、秋高氣爽，坐在戶外，十分愜意。我們喝著茶，閑談了個把鍾 頭，就分手了。高淦鑫管自己回去;我與沈宗洲同坐一輛公共汽車:他回 家，我則去哪裏有事要辦。到站了，他先下車。不料，這就是我與他們倆 的最後一次見麵。
不久，沈宗洲就去世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在澳洲想起了高淦鑫， 就給他掛了一個電話，接聽的竟然是一個陌生人。我說“找高淦鑫”，對方 竟十分粗魯地回答“不住在這裏了”。我想進一步問他，有沒有高淦鑫的新 聯係方式，可是還沒等我說完，他卻已經非常無禮地掛斷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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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班與我有過來往的另一位同學，是個女生，叫丁玉蕙。不記得她 是哪一個班的了。那是畢業以後，沈宗洲知道我和夏鏞喜歡古典音樂，就 對我說:丁玉蕙家有古典音樂唱片，他可以介紹我們與她認識。這樣，我 們就認識丁玉蕙了。很可能，丁玉蕙也是沈宗洲原來班的同班同學。
丁玉蕙家住在虹口區山陰路一條新式裏弄裏，離我家很遠。從江蘇 路坐 21 路無軌電車去，要一直坐到終點站下車，再往回走一段路，才到 她家。而夏鏞去她家，倒比較方便，因為他那時有時候住在他姑母家裏， 他姑母家在海寧路上，離丁玉蕙家隻有幾站路。我每次去丁玉蕙家，都是 先去夏鏞那裏，然後一起去丁家。
丁玉蕙家住在一棟弄堂房子的底層。她家是否還有別的房間，我就 不知道了，因為她沒有告訴過我們。我們每次去她家，都隻在底層坐。
丁玉蕙不高，長得有點福相，胖鼓鼓的，溫文爾雅，打扮得很得體， 一看就知道出身於一個有教養的家庭。丁玉蕙有位親戚在香港，所以，有 西方密紋唱片寄進來給她。她沒有很好的唱片播放設備，隻有一個也是從 香港寄進來的、西方哪個國家製造的手提慢轉電唱機，喇叭就裝在盒蓋上， 當然音質就不會很好。但是，那時，西方國家的慢轉古典音樂唱片是珍稀物品，能聽到就已經很感滿足了。我記得丁玉蕙的慢轉唱片並不多，隻有 靠十張吧。我們每次去，就圍著放唱機的圓桌聽音樂。
丁玉蕙很大方，她很願意把唱片借給我帶回家聽。那時，還是“文革” 之前，我房間裏有一套當時算是最高級的國產音響設備，當然，她的唱片 在我的音響上播放出來的效果，就要好得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丁玉蕙有 一張魯賓斯坦彈的肖邦圓舞曲全集，好像是美國 RCA 牌子的唱片，封麵 上是一瓶五彩繽紛的鮮花。以前，魯賓斯坦的演奏，我隻在短波裏聽到過， 短波的幹擾很厲害，噪音很多，根本聽不出音色的好壞。現在聽唱片，真 覺得他彈得好極了，與我聽過的蘇聯和東歐鋼琴家的演奏風格完全不一樣。 還有一張是俄國音樂家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記得是倫敦愛樂樂團演 奏，比切姆爵士指揮的版本，英國 DECCA 公司出品的唱片，灰色的塗塑 封麵上，是指揮家的側影照片。這張唱片的錄音好極了，樂隊中各種樂器 的聲音都是透明、發光的，跟我自己有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錄音完全不同。 這兩張唱片我都聽了幾個星期才去還她。我每次去，大概總也帶上我的一、 兩張唱片去給她聽，至於帶過什麽唱片，現在已沒有印象了。我好像也邀 請過丁玉蕙來我家聽音樂，但是記得總是我們去她家的次數多。
記得 60 年代初，我父親因為“反革命帽子”的問題長期抑鬱不樂(注 2)，就患了高血壓症，有時血壓會高到 200 以上。醫生說最好每天量量血 壓，觀察血壓波動情況。但那時到哪裏去買血壓計呢?於是托丁玉蕙的親 戚從香港買了一架美國貨的血壓計和一個聽診器。那時，還沒有電子的血 壓器，都是用水銀柱的。我們家的內科醫生周頌康醫生教了我一次怎麽量 血壓，我就學會了。以後，每天為父親量血壓就成了我的一個任務。“文 革”時，全家“掃地出門”，裏弄幹部倒允許我們把血壓計帶出來，說這是 “醫療用品”。於是這架血壓計就一直跟隨著我們。直至父母 94 年移民澳洲， 他們也把這架血壓計帶到了澳洲。父母去世後，這架血壓計一直放在我的 櫃子裏，但後來搬了家，現在不知道這架血壓計到哪裏去了。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我和夏鏞就不再去丁玉蕙家聽音樂，與她的 關係也就這麽中斷了。“文革”一結束，我就去了紐約。在美國念了三年書， 就在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大學找到了一份工作，來澳洲定居了。記得八十 年代一次回國後，與沈宗洲見麵，他告訴我“丁玉蕙也去美國了”。我問他， 去了美國哪裏。沈宗洲說:“好像是紐約。”我不知道丁玉蕙是何時去紐約 的，要是那時我也正在紐約，那麽，我一定會去找她。現在，這麽多年過 去了，不知丁玉蕙是否健在?要是健在的話，也是八十五、六歲的白發老 太太了! （未完待續）
注 2:關於先父戴“曆史反革命帽子”的事，可見，〈憶好友夏君〉一文之注 2: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502/23601.html
我一位美國忘年交上海人，也是八十六歲，跟我講過，兩件事到老，讀書和聽音樂，我照著去做。
謝謝徐老師分享至今。下次回國，問問教語文的退休老師，說不定有認識您的或聽說過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