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斯曼詩歌集》
前言
豪斯曼這個名字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大約在半個多世紀前我就已經翻譯過他的詩歌了,但是,老實說,我那時並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麽一個人,尤其是我並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麽一個詩人。
那是1970年前後,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在令人幾乎窒息的那個年代,為了找點事情做做,更為了躲進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虛幻世界,避開那個無法讓人再麵對的現實世界,我就開始了我的譯詩工作。那時,要找一本能合適我英語程度的英文詩集都找不到,於是隻能在一些大學英語課本的夾縫中,以及能找到的一些報紙、雜誌和書本中發掘出一些那時我能看懂的英文詩歌來翻譯。就這樣,不知道在哪一本書中,我看到了豪斯曼的兩首詩〈最可愛的樹〉和〈當我二十一歲時〉(分別為《西羅普郡一少年》中的第2首和第13首)。我馬上被這兩首詩簡明、清晰、流暢的語言和清新、自然、幽默的風格吸引住了。這兩首詩很容易懂,很快就翻譯出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豪斯曼和他的詩。
八年前,二0一四年年中,可能在網上有人提到這兩首詩中的一首吧,我就把幾十年前翻譯的那兩首詩找出來,詞句稍作了一些小改動,每首後麵加了一個譯注,放在我的博客“六樹堂文集”上。那兩個譯注的內容,主要是說明了豪斯曼是怎麽樣的一位詩人,因為我那時曾在網上作了一點研究,知道了豪斯曼學術研究上的成就和詩歌創作上的影響,於是,那時,我算“認識”了豪斯曼,但是,老實說,除了這兩首半世紀前翻譯的詩歌外,我對他的其他詩作還一無所知。
今年年初,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 —— 可能也是在網上看到吧 —— 我發現了豪斯曼《更多的詩歌》這本詩集中兩首關於他與他終身的戀人傑克森分手的詩:第30首〈我們決不會成朋友〉和第31首〈因為我更愛你〉。這兩首詩都不長,語句也並不複雜,但感人至深,讀了令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來。與〈最可愛的樹〉和〈當我二十一歲時〉比較,這四首詩語言上有同樣的簡練、自然和流暢的特點,但在感情的表達上,這兩組詩卻有很大的差別:我以前翻譯的那兩首詩感情含蓄,不激動奔放,隻有一種淡淡的惆悵和憂鬱感,給人一種莫名的淒冷的美感;而今年年初我讀到的那兩首詩卻情緒沮喪、無奈,我能感到詩人在寫這兩首詩時心裏受了多大的創傷,但他在詩裏強壓了心頭的悲痛,用非常平靜,甚至有點冷漠的語句把他的沮喪心情描寫出來,然而讀者卻可以清楚地感到,詩人的心在滴著鮮血。這種滋味,可能除了去讀這兩首詩以外,是很難形容出來的。
我很快就把這兩首詩翻譯了出來,還加了兩個較長的譯注,主要是說了豪斯曼與傑克森關係的來龍去脈。譯完這兩首詩,我就產生了一個再找些豪斯曼的詩歌來翻譯的念頭。正當這時,有一位不認識的出版商寫信來找我,說希望出版我已經放在博客上的、近年翻譯的全部200多首英美詩歌。最後商定,先出一本包括101首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詩。於是,那時我就打算也翻譯豪斯曼的100首詩,企望等弗羅斯特的詩集出版成功之後,第二本就出豪斯曼的詩選。
從今年一月十五日開始翻譯第一首,到今年三、四月就快完成計劃中打算譯出的100首詩中的百分之七、八十了。我最初的打算是隻翻譯豪斯曼詩作中比較短小的詩歌,以6節長度為限。其原因之一是我比較擅長翻譯短詩。我在譯詩時一向比較講究詩歌的押韻,我覺得押韻的方式會影響詩歌朗讀時的流暢感。一首一節以上的詩歌,要是每節換一韻,在朗讀的時候流暢感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我就盡量做到一韻到底。但是要是一首詩有六節,甚至八節以上,那麽要一韻到底就難以做到了,所以,我一向很少翻譯長詩,因為我不善於處理長詩的押韻問題。決定隻翻譯短詩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一向覺得短詩琅琅上口、易於記憶,往往感情更加強烈,因此比較感人。所以,我很少翻譯長詩。當然還有一個原因,那是我以前在談我的譯詩的文章中常常提到的:我覺得譯詩是一種語言遊戲。怎麽把一種語言的詩歌翻譯到另一種語言去,使之也像一首詩歌,這就像是在做智力測驗一樣,要動一點腦筋。翻譯一首短詩就像做一個小遊戲,一天,甚至幾個小時就能做完;翻譯長詩,那就是做一個很費腦筋和時間的大遊戲了,我沒有這個耐心和精力。所以,我大多翻譯短詩,很少去碰長詩。
等我實際上動手開始翻譯豪斯曼的詩歌之後,我才逐漸發現其實他的詩歌,即使是短詩也並不容易讀懂。他的詩歌語言十分精煉,往往精煉到難以理解的程度。他的詩句用詞造句有一套非常獨特的方式,常常不顧詞性和句法的常規。他的詩中用了很多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典故,還用了不少《聖經》中的故事和典故,要是不知道這些典故,根本就不知道這首詩在說什麽。比如〈最可愛的樹〉這首詩中,說到人的壽命時詩人說:
在我一生的七十年中,
二十年已不會再來啦;
七十年除去二十春,
僅有五十個春天剩下。
似乎在做數學題。其實這段詩的意思來自於《聖經 · 詩篇》中的一句話:“我們的一生有三個二十加十年”。我見到在博客上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英語老教授可能不知道這是《聖經》上的出典,就說豪斯曼在詩中做算術題。
幸虧我後來發現美國一位叫雷·穆爾(Ray Moore)的學者出版了三本豪斯曼全部詩作的《學習指南》(Study Guide)。我讀了之後才弄懂一些詩的內容和典故的來源。穆爾的這三本書增強了我翻譯豪斯曼詩歌的信心。我想:豪斯曼全部詩作隻有177首,我要是能譯出100首,那麽再加剩下的77首,不就能把他的全部詩歌都翻譯出來了嗎?雖然剩下的部分大部分是八節以上的長詩,但是我想,有了穆爾三本《指南》的幫助,一定也不會有什麽大問題吧。
正在此時,我在網上發現原來國內已經出版過兩本豪斯曼的詩集了。一本是周煦良先生在2014年於北京外語教學和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豪斯曼詩選》,其中包括了《西羅普郡一少年》(周煦良譯為《西羅普郡少年》)的全部詩歌和從豪斯曼另三部分詩歌中選出來的九首短詩。周先生的這本著作在網上可以購到電子版,我很快就可以讀到。這本詩選很可能還有更早的版本,但我沒有看到過。
另一本是2010年劉新民和楊曉波兩位老師在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豪斯曼詩全集》。這本書沒有電子版,無法在網上讀到,隻能從國內買了寄來。國際郵件目前異常緩慢,等收到此書,三個月已經過去了,我差不多已譯完豪斯曼全部詩歌的百分之八十了。
當我從網上發現豪斯曼的詩歌已經有人翻譯過一部分或者全部之後,我曾猶豫:我再去翻譯這些詩是否有點浪費時間?但是等到我讀過周煦良和杭州兩位老師的譯作(在後文中,我把周煦良的譯本簡稱“周譯本”,把劉新民和楊曉波的譯本簡稱為“杭譯本”)之後,我覺得我的翻譯還是同樣有意義,有價值的。這不但是因為一部文學作品本來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版本,因為翻譯同樣也是一種再創作,即使翻譯作品的底本是一樣的,但是經過不同譯者的再創作,得到的成品還是會各有特點的;而且,我還覺得我的譯作與上述兩種譯本有三個不同之處:
第一,在詩歌翻譯上,我一直有我自己的主張。我認為中文譯文的主要讀者是不懂原文的中文讀者。對中文讀者來說,英文原詩的格律如何,實際上是最不重要的東西,他們最主要的是希望了解外文原詩說的是什麽。再說,兩種語言形式完全不同,要在形式上翻譯,有時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比如,中文古詩講究平仄,而外文中根本就沒有“平仄”這個東西,如何翻譯呢),有時即使勉強湊巧可以照搬,在另一種文字中朗讀起來也不一定順口。比如,杭譯本在豪斯曼詩歌的翻譯中,基本上按照原詩的韻式來押韻。在原詩中,豪斯曼往往采用英詩中非常普遍的一種押韻法,那就是ABAB,也就是在四個詩句的一節之內,單句押一韻,雙句押一韻。然而在傳統的中國詩歌中,卻並沒有這種押韻法。其實,我覺得在中文中,用這種押韻方式的話,朗讀起來一點都不順口,也得不出韻的感覺。再說,為了這麽湊韻,其結果往往隻能是因為要遷就形式上的某種一致,而損失原詩內容上的忠實轉達了。我認為,這是一種“削足適履”的、得不償失的愚蠢辦法。
我在詩歌翻譯上比較主張傅雷“神似重於形似”的主張,也就是翻譯時要注重詩歌的精神麵貌和實質內容的轉達,而不是外表形式的相似和模仿。所以,我覺得翻譯一首英文詩歌時,更重要的是要把英文詩翻譯成一首“像樣的好中文詩”,也就是把譯詩寫成一首通順的、念起來琅琅上口的、中文讀者能夠接受、也能看懂的好的中文新詩。我認為中文傳統詩歌(包括古典詩詞和民歌)用得最多的押韻法就是雙句押韻,盡量一韻到底。這就是我在翻譯豪斯曼詩歌時采用得最多的一種押韻法。在翻譯長詩時,很難做到一韻到底,我就用一節一韻的押韻法。在翻譯五句以上的長詩節時,我就往往用兩句一韻的方法,而這,也往往真巧就是豪斯曼原詩在長詩中采用的押韻法。
在“信達雅”這個翻譯原則的運用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信”字。沒有了“信”就談不上“達”和“雅”。所以,我的譯詩盡量做到忠實於原文的意思,不做過多的增添或刪減。我在譯文之前都附上了原文,懂英文的讀者可以一一對照著讀。在做到了“信”的基礎上,我再考慮中文語句的順口、韻腳、詞句長短等問題。所以,我認為,我的譯作,比起周譯本和杭譯本來,在忠實於原文和通達這兩點上,都有一定的優勢。
豪斯曼的詩歌中,標點符號用得有點奇怪:逗號用得非常多,有時一節的末句也是逗號,意思已經結束了還是用逗號;句號用得很少,分號、破折號則用得更少;有的時候,在句末,任何標點符號都不用。在翻譯時,我基本上均按照原詩的標點,但有時覺得會影響語句的理解時,也會作一些改動。這是必須在此說明的。
第二,我發現無論周譯本還是杭譯本,都有一些理解上的錯誤。其實,錯譯或誤譯是任何人都難免的,每一個譯本,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錯譯之處,這無可非難,更何況是詩歌翻譯,錯誤更為難免。這是因為詩歌的語句本身十分精煉,於是往往造成有些語句或者整首詩歌的歧義。杭譯本在翻譯《西羅普郡一少年》時大概參考了周譯本,所以,我發現不但兩個譯本有些語句非常相像,而且有些錯處也是一致的。在這裏,我不想舉例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我的譯本和譯注,與其他兩個譯本對照來讀,就會發現他們的錯處。當然,正如我上文所說,譯文的錯誤是難免的。我的譯本也一定有不少錯誤。所以,我也希望讀者能一一糾正我的錯誤。我一定會對指錯的讀者和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第三,豪斯曼的詩歌中有相當大一部分非常難以理解,這不但是因為他用了很多古希臘、古羅馬的典故或《聖經》故事,而且因為文化和時代的不同,對中國讀者來說,讀他的詩歌時也會產生很大的理解上的困難。再說,豪斯曼有不少詩歌,尤其是他死後出版的一些詩歌,內容相當隱晦,不作一定程度的說明,讀者大概不會容易理解。很可能,這正是豪斯曼生前不打算出版這些詩歌的原因吧。周譯本有不少注解,但是這些注解大多是對地名、人物、事件等具體事物的解釋,並無對詩歌本身的說明。而杭譯本,則注釋很少,有的話,也隻是對一些具體事物的注釋。我這本譯作,則采用了以前翻譯美國詩人弗羅斯特詩歌時在每首譯詩後加上一個譯注的辦法,也在每首譯詩之後加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譯注,以助讀者對這首詩的理解。我想,這一方法一定會幫助中文讀者更容易地讀懂這些寫於一百多年前的英文詩歌。
這些譯注中對原詩的理解,有很多來自於穆爾的三本《學習指南》,也有一些來自於其他學者的闡釋,當然,其中也包括了我自己的看法。不過,我還是希望讀者不要囿於我的譯注上的觀點,能夠跳出譯注的範圍,形成自己獨立的看法。
豪斯曼的詩,大部分沒有標題。按照慣例,人們常把沒有標題的詩的第一行拿來作為題目,這樣,在以後討論、研究這些詩歌時比較容易敘述。我的譯詩也采用這個辦法。不過,有個別詩歌,因為中英文句法順序的不同,中文的第一句與原詩的第一句並不一致,這隻是很少的個別現象而已。在詩集最後,附有中英文的索引。在英文索引中,無論用標題還是首句,均可找到這首詩。
正因為我覺得我的譯本與已經出版的兩個譯本相比有這三個不同之處,所以,我想,即使豪斯曼的詩歌以前已經有人出版過譯本,我的譯本一定也還是有其價值的吧。
徐家禎
二0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寫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愛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