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我已經有了很多很多錢了，誰都不知道這些錢是我在80年代初開始節衣縮食創業的結果。那時我記得，坐火車從來是硬座，在北京跑業務，饅頭就大頭菜，可是你們誰都不知道，北京的饅頭真的好吃，圓圓的，大大的。也許是那時候年紀輕，肚子餓了吃什麽都香，這麽多年了，一直回味無窮。在北京舍不得坐出租三輪有時候連公交車也很少坐，憑兩條腿去北京的一些機關。總感覺到，那些坐在大機關裏的幹部樸實，熱情。那時候做生意，手上不需要帶任何禮物。後來到了80年代後期，我已經有很多很多錢了，比萬元戶手上要多幾百倍的錢。所以那個時候在北京認識了很多人。北京國務院招待所有一所，二所，三所，我常去三所住，對外它是北京首都賓館，院子挺大，可是吃飯經常在外麵吃一碗蘭州拉麵隻需要花4毛錢，牛肉也很多，麵條做的也很到位。就在那認識了好幾個中央領導和部領導的孩子。有的在中央機關工作從政的，也有的在軍隊當兵的，還有的是下海經商的。在北京，第一我感覺到真大，大到不可想象，機關真多，多的數不清，幹部就不用說了，處級幹部就像老百姓一樣，師級幹部也隻是騎自行車上班，副部長也是幾個人用一部車。這才使我想到，原來那些幹部，做官的跟我的父親是同一類的人。讓我感覺到地方幹部，比在北京的幹部條件要更好一點。我記得那時請人家辦事最大的禮物就是一筐蘋果。幾乎沒有幹部願意跟你到館子吃飯，有時嘴饞了也隻是去政協禮堂附近的小的涮羊肉餐館吃點涮羊肉，喝點二鍋頭。經常去北京少不了認識的人越來越多。我認識了一個人，叫方先生，他的父親做過我們國家的總理。可是他持有香港護照，據說當時是拿著單程證去香港的，後來就慢慢成為了合作者。時間長了，才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當時新華社駐香港領導的秘書，看來比方先生更有文化，而方先生過去是當兵的。我那個時候有很多錢而他沒有錢，從我個人的內心講，在中國辦企業從國外引進項目需要一個這樣的人，從中間配合。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有很多國內部裏，省裏，市裏的公司都到國外去注冊公司，回過頭來，再從國外引進項目，資金回國內。這樣在國內辦外資和合資企業的同時可以享受到很多優惠政策，這在當時我的公司也是這麽做的。方先生當年還介紹了一個姓唐的香港理事，在南通組織了一個藍印花布的項目去香港國際時裝節參展（我記得是每年的15號在香港的會展中心舉辦），我也隨市裏的代表團去了香港，我們南通也有家公司在香港叫振南公司。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去了香港我才知道原來方先生的公司在香港隻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公司也隻有他一個人，這次去香港所有參展人員的費用都是由我公司出的，當時也是看在南通市一個女市長的麵子，我們花費了50萬人民幣成功的把這個項目完成了，在這之後才有了跟方先生的合作。
大學裏學的在文學城可能都沒有用，但當你提筆寫帖子要給別人看時，小學老師教你的馬上就派上用場: 寫作文要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