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締造和迎接人類性學的第三個高峰

再論締造和迎接人類性學的第三個高峰

在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WACS）成立大會暨性學高峰論壇上，與會者對於筆者提出的“在21世紀，將以說漢語的性學家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學高峰”的預測普遍表示讚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吳敏倫教授以其親身經曆說明，一些西方性學家早就有這種看法。他在大會發出的《華人性研究》創刊號“發刊詞”中寫道∶

近年來，我們尊敬的性學前輩與同事阮芳賦教授到處向人表示，根據他的分析和推論，現代人類性學已進入第三個高峰，而這將會是由華人所領導的。他這個說法或許還未有很多人信服，因芳賦本人是華人，難免有“賣花讚花香”之嫌。但是，多參加國際性學會議或多與外國性學家交談者，便會知道很多西方性學家其實也有類似想法，甚至不隻是想法，而是寄望。因為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和信仰，已開始頑強地拖著“性科學”的後腿，使它在歐美等地已再難寸進，反而由於被性政治的纏擾拖累，已漸有進入死胡同的跡象。一年前，我在《性與關係治療期刊》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中發表“一個中國模式的性文化蛻變”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exual culture, the Chinese paradigm) 一文後，更收到很多外國性學家的來信，認為世界性學若要擺脫詛咒，那才是唯一可走的路。

所以，對華人性學家來說，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謙虛禮讓的時候，而是要提起勇氣，努力接棒，以求不負眾望。

 

然而，在如何論證這一預測上，卻有不同的看法。劉達臨教授在會後有很詳細的敍述，題為“迎接‘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放在他的新著《我與性文化》（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出版），作為該書的“後記”，全文如下∶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世界上將出現以華語為中心的“第三次性學高峰”。世界第一次性學高峰是以德語為中心的，主要是在20世紀的初期和前期，其代表人物為一批德國科學家如赫希菲爾德、莫爾、布洛赫等。世界第二次性學高峰是以英語為中心的，主要是發生在20世紀的中後期，其代表人物為一批美國科學家如金西、迪金遜、瑪斯特斯和詹森等。而進入21世紀，華人世界將達到第三次的性學高峰。
??提出這個預測的是阮芳賦教授。
??我認識阮教授已有二十三年了。1985年，當我剛剛進入性學領域的時候，他是北京醫科大學醫史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那時他已經有了風靡全國的成果，這就是1985年春天出版的《性知識手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出版的第一部係統、全麵又有一定深度的性學讀物，當時這本書真是被人爭相購買，“洛陽紙貴”。在20世紀80年代，不少人還不好意思公開地去買什麽性方麵的書，都在書店說∶“買那本黃封麵的，兩塊五的！”這也是中國現代性學史上的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1985年7至8月，我參與發起並組織了我國第一屆性教育講習班，在上海舉行，有來自18個省市的八十多人參加，大多數人都成為以後中國推行性教育的骨幹力量。授課教師有三人，一是從北京請來的阮芳賦教授，二是從廣西請來的一位何教授，三是我。 [實際上不隻3人，記得共有16課，阮一人講8課，另外6人分講另外8課----引者注]
??這次講習班辦得很成功，阮教授建議我們乘勝追擊，成立一個學術團體。我說∶“成立學會要政府審批，怕很難吧？”他說∶“不要緊的，可以先成立一個籌委會，成立籌委會不需要批準。”於是，我們就成立起來了，第二年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上海性教育研究會，這是中國正式成立的第一個性學會。
??可惜，到了1985年年底，阮教授到美國學習工作去了，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在這期間，他得到了博士學位，成為華裔中的第一個性學博士(那時他已加入美國國籍)[“那時”是1991年，阮入美籍是1997年—引者注]以後長期在美國高級性學研究院工作，同時也不斷地和中國學者取得聯係。2007年夏天，他和幾位學者反複磋商，決定建立一個“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2008年1月在深圳召開成立大會，會上他將發表關於“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的演講，而且邀請我和胡宏霞博士參加。
??對於他這個預測，我是十分讚成的，從我的研究的切身體會中深深感到，中國人在這方麵有許多優勢，中國文化一定能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他能明確地提出這個預測，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是，看到了阮芳賦教授在網上發表的演講文章時，我卻有些失望，他舉了一些個案來論證“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而這些個案都有一些局限性，說明不了這一偉大的預測。
??例如，有些工作是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合作進行的，而且中國學者並不是太占主導地位，這就說明不了中華文化的優勢了。他十分推崇1999年在香港召開的第十四屆世界性學大會上通過的《世界性權利宣言》，可是據我看這個宣言雖然有意義，可是有的內容不符合中國國情，在理論上也有偏頗。另外，有些事例雖很突出，但是隻舉這一件事，就顯得單薄了，“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香滿園”嘛！
??我的看法是，提出一個大論點，最好不要單純以許多個案來作為論據。因為社會現象十分複雜，十分多元，可以舉出任何個案來說明任何觀點，無論是正麵的還是反麵的。舉個案，總是很難全麵，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勢，在什麽樣的經濟、政治形勢下，在什麽樣的文化背景下，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進程中，怎樣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種以華語為中心的第三次性學高峰。
??這麽一個宏觀的預測一定要有一些宏觀方麵的因素作為論據，我認為這些論據應該是∶
??1．世界上有許多人預測，到了2l世紀中葉，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濟發展的高潮必然會帶來文化發展的高潮，中國未來的經濟地位也會決定了中國文化(當然也包括性文化)在世界的影響與地位。
??2．就現代性科學的發展而言，中國在某些科學理念、研究性學的技術手段等方麵還和西方國家有些差距，當然也能迎頭趕上；另一方麵，中國豐富而悠久的性文化在世界上占有十分優勢的地位，這種優勢要感謝我們的老祖宗。現在，這方麵的文化正在不斷挖掘的過程中，這就是說，中國人有潛力，有本錢。
??3．中國的黨和政府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方針，雖然現在有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性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內涵，但是由於性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發展必將帶來性文化的巨大發展，這股浪潮必然會向這個方向奔流。
??4．計劃生育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它和性科學的關係至為密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性科學的發展得到計劃生育的支撐甚大，在今後的發展中，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也是一個開路先鋒、一麵大旗和堅強的後盾。
??5．中國人口眾多，人多，經濟發展，就可能湧現更多的文化精英。中國現代性科學雖然興起稍晚於西方，但是學術力量雄厚。即以全國性的性學組織中國性學會而言，它有會員6200多人，就以活躍分子占30％計算，也有2000名性學家的這樣一支浩蕩大軍，同時還有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加入這個隊伍，這股力量是世界少有的。
??我深信，從以上這些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人力資源的條件來論證“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的發生，是最雄辯、最有說服力的。以上這些條件為中國所獨有，那麽這次性學高峰要在以華語為中心的範圍內發生，也是必然的了。
??但是，怎樣和阮芳賦教授探討呢？他現在遠在台灣，對這麽大的一個問題不當麵討論是說不清楚的，可是哪有這個機會呢？我也想寫一篇文章闡述我的意見給他寄去，可是如果他不接受呢？如果他不接受，我再堅持，就形成“對立”了。在這麽一個大會上形成“對立”，總歸不好，中國人不總是提倡開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嗎？
??在一段時期內，在大會上是否要談這些意見，我頗費躊躇，而開會的日期卻一天天地臨近了。最後我下了決心∶講！掀起“以華語為中心的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是一個偉大的預測，如果隻用那些個案來論證，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說服力的。對此，我不講誰講呢？如果我暢所欲言地講了，阮芳賦教授會不高興，而這幾個個案中的人也會因為我不讚成把他們捧得那麽高而不高興，那麽怎麽辦呢？應該是“吾愛吾友，吾更愛真理”。
??我幾次徵求了胡宏霞博士的意見，她也很難置可否，隻是說∶“盡量還是少得罪人吧！”
??2008年1月19日，我和胡宏霞從上海去深圳參加“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成立大會暨高級論壇”。這次大會有180多人參加，中國(包括香港、台灣]的許多知名的性學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幾乎全來了，我見到了許多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同時也感到阮芳賦教授能夠發起並組織這次大會真不容易。
??大會把我的發言放在第三天(最後一天)的上午第一個，而把阮關於“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的發言放在下午最後一個，他發言以後就是閉幕式了。按照邏輯順序，我在他的發言以後再講則比較好，可是一切都已無法改動了，他們甚至還不知道我要講什麽呢？
??當我們到達深圳的第二天晚上，阮芳賦教授來看望我們，我對他說∶“阮教授，我在這次發言中要對你提出的‘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的論據提一些修改與補充的意見，可以嗎？可是，你的發言是在最後，我隻能根據你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談了。”
??他說∶“好的，不過每個人的發言隻有25分鍾。”
??1月22日上午，我發言了。回顧了二十多年前我和阮教授的交往，讚揚了他多年來為中國性學發展所作的貢獻，肯定了他所提出的“以華語為中心的第三次性學高峰”這一預測的重要意義，談了幾個個案不足之處，講了這一宏觀的預測應該有幾個宏觀的條件作為依據，等等。因為這次發言的重要性，我事先寫了講稿，可是一發言，我就不知不覺地離開講稿，順流而下了，因為這講稿的內容我在心中已經想過千遍萬遍。
??這次大會的發言限定每人25分鍾，似乎控製很嚴，當我講了還不到一半內容的時候，主持人彭曉輝教授提醒我∶“還有8分鍾。”
??我一愣，隻好說∶“好，我快點講。”
??沒想到台下突然有幾位聽眾大聲地說∶“讓他講下去，讓他講下去。”“我們要聽劉教授講話！”然後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這個“突發事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望望主持人。這時一位會議負責人陶林主任趕快上台，對主持人說∶“讓劉教授講吧！”主持人說∶“好，好，劉教授請繼續講，按照大家的意見，你的發言不受時間限製。”
??當然我也不能不識相而占用過多的時間，但是總算安心了一些。我用這麽一段話結束了這次演講∶
??最後，我想送這次大會一首詩，這是清朝晚期一個叫黃遵憲的人寫的，他是一個思想家、革命家，他和“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還有梁啟超等人齊名，這首詩的題目是《贈梁任公同年》∶
??列國縱橫六七帝，斯文興廢五千年；黃人捧日撐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我想，這首詩很好地表達了我們大家的願望、大家的壯誌豪情，這也是鼓舞我們在阮教授所預測的“第三次性學高峰”的道路上奮勇前進的力量。我認為這應該是我們這個協會的精神所在。
??謝謝大家！
??引用這首詩，我感到比較得體，華人性學家應該有這股勁兒，才能幹成大事，才能達到“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
??我發言以後，台下掌聲很熱烈。
??輪到聽眾向發言者提問了，有幾個人問了我關於研究性文化，性文化可以不可以是“下裏巴人”、性文化節與“賣淫合法化”是否可行等問題，我一一作了回答。這時，主持人念了一張遞上來的紙條，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張靜女士寫的，她寫道∶“劉達臨教授是我們大家所尊敬的性學家，我們讀過他的許多書，他是一個幹實事的人，請乘此機會向劉教授表達我們對他的敬意和謝意。”
??上午走出會場，一位香港學者對我說∶“劉教授，你的發言真好。”晚上台灣的文榮光教授請我和胡宏霞吃晚飯，他說∶“你發言中說什麽‘一花獨放不是春’，確是這樣。”
??到了下午，阮芳賦教授最後一個作關於“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的發言了。他講起話來總是很激動，不太按稿子講，好像心中有一股熱浪擠在喉嚨口要進湧出來。可是，可能因為太有激情了，有些口不擇言，講話中有些漏洞，例如他說∶這“第三次性學高峰”之所以落在我們華人身上，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麽好，而是因為人家(美國)不要了！
??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怎麽可以這麽說呢？不過，出自阮教授的聲望和大家對他的尊重(他是老一輩的性學家，又是“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的發起人和創辦者)，一般是不會有人公開地站出來對他進行質疑的。怎麽辦？就讓這件事過去了？我又要被逼著去當“出頭鳥”了！
??在向報告人提問的時候，我舉手說∶“你方才說，第三次性學高峰的出現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麽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麽為什麽日本人不去揀，印度人不去揀，而我們中國人能揀起來呢？我認為正是因為我們華人有許多優勢，所以時代的重任才必然地落在我們的身上，而並不是人家不要了、我們才揀起來的問題。”
??阮教授作了一些解釋，說是中國人當然有許多優勢，這些優勢方才劉達臨教授都說過了，他就不講了。
??整個大會結束了，酒闌人散，大家紛紛走出會場，一位成都的性教育工作者胡蘋對我說∶“在所有的學者中，你是我最尊敬的學者。”
??從深圳回到上海，我並不是很高興，總覺得欠了別人一些什麽，好像做錯了什麽事。阮芳賦教授和我是多年的交情，這次好心好意地請我去深圳開會，我為什麽要公開地反對他呢？雖然隻是學術討論，可是弄得他的發言不那麽圓滿了，似乎在搶了他的風頭。不過，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有話不說也不行啊！
??我問胡宏霞∶“你說，阮芳賦這次會後悔邀請我去開會嗎？”
??她說∶“但願不會吧！”
??是的，但願不會。我和阮芳賦教授這些人都是新中國的第一批性學家，都已年過七旬了，盡管是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卻總有“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擔心了。我們一輩子為了性學研究、為了光複人性而曆盡風浪，受盡委屈，如果還有什麽誤會，也不必放在心上了。思前顧後，怕這怕那，實在活得太累。我們即使厥功至偉，也不過是一塊鋪路石，讓後來的性學家們踩在我們的身上，迎著“世界第三次性學高峰”繼續前進。
??讓這美好的目標早日實現吧！ 

??劉達臨
??2008年2月18日
??於上海萬春軒

劉教授的文章雖然長，但與筆者的不同意見，隻有兩點∶

（1）提出一個大論點，最好不要單純以許多個案來作為論據。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勢，在什麽樣的經濟、政治形勢下，在什麽樣的文化背景下；

（2）第三次性學高峰的出現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麽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麽為什麽日本人不去揀，印度人不去揀，而我們中國人能揀起來呢？

在筆者看來，以上兩點根本不是問題。

先說“論據”問題。不要說我在中國生活了大半輩子，光在北京大學醫學部就有31年之久。筆者當然很熟悉“大背景、大形勢”的論證方法。事實上1993年在成都舉行的中國性學會(籌)學術會議的閉幕即席致詞中，筆者首次提出這一預測所用的論證就是中國的文化優勢，資源優勢，政策優勢，人力優勢∶中國文化不以性為原罪，陰陽和諧是“至道”；中國的醫生、計劃生育人員等等可以用上班的時間用國家的經費作性研究；中國要控製人口控製AIDS和STDS，就一定要支持性研究；中國有那末多醫生、計劃生育人員、教師、社會工作者等等可以參加到性研究中來，這在美國都是不可能的！為何到2008年，筆者不再講這些，反而用“個案列舉”？其實這是極其可喜的成就！！以上筆者早在1993年列舉的“大”條件，隻是“可能性”，隻是“有可能”；而2008年筆者能列舉的已經不是“可能性”，而是“現實性”，是已經達到的“實際成果”！這就叫“林中有千蘋鳥，不如手中有一蘋鳥”！！！！

 

以下就是我列舉的“個案”，全都是1993年不可能有的最好例證∶

我們還可列舉一些重要標?，表明未來華人社會在性學的第三次高峰的形成和發展中，會起到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1999年，吳敏倫教授在香港主持了第一次在華人地區召開的世界性學大會，並通過了有偉大意義的“世界性權利宣言”；

2006年，以林燕卿教授為所長的樹德科技大學性學研究所博士班開學，連同前後的200名以上的碩士生，形成了當今全球最大的性學專業人員培訓基地；

同年，以彭曉輝教授為主譯完成了在“世界上最大的性學網站”中主要性學自學課程的中譯，並使該網站的點擊量大幅增長，其中的中文版居於各種文版之首；

近幾年來，在廣州、武漢、香港和深圳等地，接連舉辦性文化節，上海等地也有類似的大型活動，表明性和性學在華人世界已經成為大眾化的社會行為；

也許劉達臨教授，對以上個案都不以為然。“在香港召開的第十四屆世界性學大會上通過的《世界性權利宣言》，可是據我看這個宣言雖然有意義，可是有的內容不符合中國國情，在理論上也有偏頗。”這是他個人見解的問題，在此不予置評。“有些工作是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合作進行的，而且中國學者並不是太占主導地位，這就說明不了中華文化的優勢了。”這是他的誤解。筆者說的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性學網站”中主要性學自學課程的中譯，不是說這個網站本身。中譯就不但彭曉輝占主導地位，而且全是他譯的！網站本身的主導者製作者黑伯樂教授，非常興奮，中譯本一出現，點擊量以每月幾百萬的大幅度增長，大大顯示出中華文化的一種優勢！！黑伯樂教授與筆者無關的認識到未來性學的發展屬於華人世界，也因此特別擴大網站的華人顧問到3個人（吳敏倫，阮芳賦，李勇），在全世界總共15名中，已是很大比例了。

       再說“不要”問題。我記得在會場上劉教授對“人家不要了”的說法很反感，好像筆者把華人的偉大降低到“撿垃圾”的份上！這也是一種誤會。人家不要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垃圾！！！自由，民主，平等，和平，是很多曆史人物棄而不要的東西，也是一些國家棄而不要的東西，但都不是垃圾！！美國以及其他一些西方以至東方國家，不再堅持性革命的進步大旗，不再領導性學研究，不再追求社會的性福，將他們“不要了”，難道這些就因為“被不要”而“垃圾了”！！其實，筆者說“人家不要了”是非常文雅禮貌而含混的說法，請看吳敏倫教授的說法，比筆者就更明白多了∶“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和信仰，已開始頑強地拖著性科學的後腿，使它在歐美等地已再難寸進，反而由於被性政治的纏擾拖累，已漸有進入死胡同的跡象。”

筆者在文中也曾寫道∶“2005年，在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性研究家勞曼(Edward O. Laumann)向我麵授機宜的一個要點便是∶如何在提出研究計畫時，避免出現sex和sexuality字樣，要想辦法找到“非性”的代用詞，以便能得到經費的支持。”由此可見美國不要性學到了何種程度，真是21世紀的“談性色變”也！！

 

是不是筆者寫的、說的就真的一點毛病也沒有呢？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毛病，也成

為筆者的心病。就是筆者未曾正麵反駁劉教授的一種說法∶“這些條件為中國所獨有，那麽這次性學高峰要在以華語為中心的範圍內發生，也是必然的了，”“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種以華語為中心的第三次性學高峰。”未曾正麵展開“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麽好”這句很模糊的話。“第三次性學高峰”並不是一鼎美麗的帽子，可以拿來就載上，也不是一句空口號，而是有一定的內涵的嚴重使命，簡而言之就是∶

將要致力於實現“性全數”(性少數和性多數)的“人權化/性權化”∶全人類、全年齡、全性別都要有完全的性權利，既要消除性多數和性少數的性對立，也要消除性方麵的年齡歧視(“老人無性”和“兒少無性”的嚴重社會偏見)和性別歧視(對女性的性歧視和對“跨性”/“第三性”的性歧視)，實現性的“四全”∶全人類、全年齡、全性別都要有完全的性權利。

 

筆者實在不敢妄斷眼下實現這一切的條件“為中國所獨有”，連為所有的“華人社會”所“有”，筆者都不敢說，更不用說所“獨有”了！在實現“四全”（ 全人類、全年齡、全性別都要有完全的性權利）上，“華人社會”真的已經比“非華人社會”好嗎？這些真的會很順利在21世紀的華人社會再推及全世界“不可避免地”“必然的”實現嗎？

 

是的，筆者很希望，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信，也願意為之作最大的努力，但絕不敢盲目樂觀。在中國，連“性學”作為一門學術專業，至今還未被承認，至今還沒有“性學碩士”、“性學博士” 、“性學學士”的學位呀！連這個學科名稱“性學”都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學術上也是“名不正，言不順”，奈何得很呢，何況“世界性學的新高峰”乎！筆者並不自輕，所以才從1993年以來，一直宣揚“在21世紀，將以說漢語的性學家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學高峰”這個“大論點”，但筆者決不希望它成為“特大牛皮肥皂泡”。知其可行，所以去做；知其不易，所以奮鬥！！！

                

                                                2009-1-27  於深圳華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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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ng-fu Ruan, PhD, MD, ABS, ACS, FFAACS E-Mail: [e-mail]

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IASHS)教授；“美国临床性学家院”奠基院士 (FAACS); 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性学会顾问;香港大学名誉教授；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湾性学会顾问；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WACS)名誉会长兼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