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的同性戀

假如你去看中國20多年前的書報雜?,就會發現那時流行的”唯一正確”說法是: “中國根本沒有同性戀”,如果明明見到實際上同性戀的存在,便會說:”同性戀是一種外來的西方病”。 同性戀(homosexuality)這個詞,是匈亞利醫生本克爾特(Karoly M. Benkert)於1869年才創用的.這並不是說古代無同性戀者。恰恰相反，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希臘，都有過一個同性戀的黃金時代, 同性戀不但不認為是不正常,還曾是一種高雅的風尚。同性戀不但在中國曆史悠久，而且古代中國的同性戀曆史記載的完備和同性戀小說的豐富，在全世界堪稱獨一無二。 以中國的情況來說，基於衛靈公和彌子瑕, 漢哀帝和董賢，魏王和龍陽君的同性美談,同性戀在古代中國得到了"餘桃","斷袖"，“龍陽”的美稱∶ 《韓非子》的「說難」篇說，衛國的國王衛靈公，很喜愛一個美男子彌子瑕。按照衛國的法律，若偷駕國王的車子，應處以斷足的刑罰。有一天，彌子瑕聽說他母親病了，便偷駕國王的車子去看他母親，國王聽說之後，未加處罰，反而稱讚他孝順；又有一次，彌子瑕與國王在果園中遊玩，彌子瑕吃到一個很甜的桃子，便把剩下的一半給國王吃，國王又稱讚他，竟然不顧君臣體統，分吃餘桃，說明多麽相愛！所以後來稱同性戀為「餘桃之癖」。 《漢書》記載，漢哀帝非常愛董賢，出遊時哀帝和他共坐一輛車子，在室內則同床共臥。有一次，白天兩人一起睡覺，哀帝睡醒了要起床，但董賢還在熟睡，而且壓住哀帝的衣袖，哀帝為了不吵醒了他，就叫人把衣袖割斷而起。所以後來又把同性戀稱為「斷袖之癖」，或簡稱「斷袖」，有時也合稱為「餘桃斷袖」。 《戰國策》記載說，魏國的國王和龍陽君是很好的同性伴侶，同床共枕，很為寵愛。有一天，魏王和龍陽君同船釣魚，龍陽君釣到了十幾條魚，突然哭了起來，魏王問他為什麽，他說開始釣到一條魚很高興，後來釣到更大的魚，就想把開始釣到的小魚丟掉，因而想到四海之內，美貌的人很多，生怕王得到別的美人，便會把他拋棄，所以哭了。魏王便保證絕不會，並且下令禁止談美人，犯禁的便要全家抄斬，表明了他是多麽真摯地愛龍陽君。所以同性戀又稱為「龍陽之好」，簡稱「龍陽」。 中國是世界曆史上同性戀文獻最豐富的國家。不但二十四史這樣的“正史”中有很多記載，還在清末編出了《斷袖篇》這樣的同性戀專集，編者匿名，記載了約五十個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同性戀事例，這本書被收入1909到1911年在上海印行的《香豔業書》中，或許這是中國古代文獻中唯一專門記載同性戀的專書。明清之際還出版了《宜春香質》，《弁而釵》這樣的完全露骨描寫同性戀的中篇小說集，以及文雅讚美同性戀的小說《品花寶鑒》等。幾年前一位義大利的漢學家（中文名字叫“魏濁安”，他曾將《斷袖篇》全文譯為義大利文出版），在美國公立大學排名第一的名校柏克萊加州大學，以對《宣春香質》和《弁而釵》的研究，得到博士學位；台灣也有人同樣以研究《宣春香質》和《弁而釵》兩本書而得到博士學位的；美國有學者依據《斷袖篇》等，寫出中國同性愛的專著,一時頗受注目。 近代中國,1940年代，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譯靄理斯的《性心理學》所作的譯注和附錄中，係統地考察了中國同性愛的文獻。香港的“唯性史觀齋主”在1964年出版了《中國同性愛秘史》上、下兩冊。小明雄在1984年出版了《中國同性愛史錄》。我步潘光旦教授的後塵，用英文寫成《中國曆史文獻中的男性同性戀》長文，1987年發表在國際著名的同性戀學術刊物《同性戀雜?》（Journal of Homosexuality），首次向西方學術界披露了《宜春香質》等書中的同性愛描寫。該文的中文稿，則收在台北出版的《性的社會觀》一書中（巨流圖書公司，1987年），後也收入了我的另一本文集《性情怡人－阮芳賦性學雜論》(海天出版社，深圳，2000)。 值得注意的是，上麵引的三則故事，說的同性戀主角都是國王。其實，西漢的十個皇帝，幾乎每一個皇帝有同性戀物件∶ 皇帝 在位年代 同性戀物件 文獻出處 -------------------------------------------------------------------- 高帝 西元前二O六~一九五年 籍孺 《史記》卷一二五、《漢書》卷九三 惠帝 西元前一九四~一八八年 閎孺 同上 文帝 西元前一七九~一五七年 鄧通、趙談、北宮伯子 同上 景帝 西元前一五六~一四一年 周仁 同上 武帝 西元前一四O~八七年 韓嫣、韓說、李延年 同上 昭帝 西元前八六~七四年 金賞 《漢書》卷九三 宣帝 西元前七三~四九年 張彭祖 同上 元帝 西元前四八~三三年 弘恭、石顯 同上 成帝 西元前三二~七年 張放、淳於長 同上 哀帝 西元前六~西元一年 董賢 同上 這就表明，至少在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同性戀不但不犯禁，而且很可能是一種「雅癖」。魏晉南北朝時代，男性同性戀也是上流社會的一種風尚。例如，魏晉七位著名的文人，號稱「竹林七賢」，據著名的中國古代性生活的研究專家高羅佩（Van Gulik）博士的論證，至少其中的嵇康與阮籍是有同性戀行為的。因為在《世說新語》「賢媛」中記載了山濤的妻子，在晚間窺視客居她家的嵇康和阮籍，同床共睡有同性性行為。其他一些著名的例子，見兩晉南北朝正史中有關同性戀的記載∶ 同性戀者 身份 同性戀物件 文獻出處 苻堅 秦王 慕容衝 《晉書》卷一一四 王僧達 大臣 朱靈寶、王確 《宋書》卷七三、《南史》卷二一 庚信 著名詩人 蕭韶（長沙王） 《南史》卷五一 陳文帝 皇帝 韓子高 《陳書》卷二O、《南史》卷六八 元悅 王 崔延複 《北史》卷一九 辛德源 大臣 裴讓之 《北史》卷五O 自唐至宋元，有關同性戀的記載較少。明清兩代，關於男性同性戀的記載又多起來。Eric Zhou用英文寫的《龍和鳳》一書中，講到清朝同性戀的盛行，一節題為「滿族人嗜好同性戀」，寫到鹹豐皇帝、同治皇帝以及一些達官顯貴的同性戀；另一節題為「『兔子』作了宰相」，寫到乾隆皇帝所寵愛的同性戀對象和坤作宰相的經過。「兔子」是對男性同性戀物件的俗稱之一。下麵是兩個清代突出而可靠的同性戀事例。 第一個是清朝初年男性同性戀者熱中的蘇州人王郎。王郎名紫稼，妖豔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三十，遊長安，許多豪門貴族，爭相寵愛；為了得到與王郎的同性愛戀，雖死不辭。許多著名學者和詩人，例如吳梅村、錢謙益等都曾爭相歌頌。 第二個例子是清代傑出的學者和大臣華沅（字秋帆）與李郎的同性戀。1760年華沅中狀元時，李郎被稱為狀元夫人；華沅的官做得相當大，他的幕僚也跟著有同性戀的癖習。據錢泳在《嚴園業話》中的記載∶「華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入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協，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雲，快傳中軍參將，要鳥槍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侍候。或問∶為何？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後先生移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時餘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複大笑。要一千名士兵才能把「兔子」都打出去，雖為笑語，也足見在座同性戀者數量之多，華秋帆的官署簡直是同性戀者的俱樂部了。 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清朝乾隆、嘉慶年代，盛行「相公業」。相公的本義是上層社會中的年輕男子，但在清朝也用它來稱扮演女人的男演員，後來則成為男伶而同時是同性戀對象的一種稱呼。「相公業」一詞中的相公，指的就是供男性同性戀者作為性愛物件的男人。後來有人覺得這樣使用「相公」一詞不妥，便改稱「相姑」或「像姑」。在北平「相公業」一度很盛，他們營業的地方稱為「相公堂子」或「相姑堂子」。「相公」是演戲中女性角色的男演員，他們平日打扮也女性味十足，說話嗲聲嗲氣，身上灑滿香水，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很能使一些同性戀者著迷。相公堂子（相姑堂子）直到清末民初才廢止，小旦才專心一意的以唱戲為業，不再出賣肉體，作同性戀的對象了。清代還有一種處所提供男性同性戀的物件，那就是某些道觀。南京曾有一個「朝天宮」，據說是一個有名的「供應小道士」的男妓窟，多數用以招待有同性戀癖好的達官豪客，索價極高。（引自《世界日報》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