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搖欲墜的美國實力基礎

對實力的錯誤評估 

2022年初，當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迫在眉睫時，美國情報官員堅信俄羅斯會迅速獲勝，並未雨綢繆地讓工作人員提前撤離了美國駐基輔大使館。基於傳統的實力衡量標準，情報官員對戰事的評估是理性的：2021年俄羅斯的國防預算排全球第五，而烏克蘭則落後於泰國和比利時等國，排名第36。俄羅斯擁有對烏克蘭的壓倒性優勢，拿下烏東那就是分分鍾的事，拿下基輔也指日可待。然而兩年半後的今天，俄烏衝突仍在繼續，戰爭陷入僵局 - 俄羅斯以日均數百米或1公裏的龜速艱難地向西推進，而烏克蘭軍隊則打入了俄羅斯西部的庫爾斯克地區並占領了超1200平方公裏的土地。這是二戰後俄羅斯領土首次被外國軍隊攻占。俄烏兩國軍隊在俄烏戰爭中的表現，讓以傳統方式分析戰爭及國家實力的戰略家和學者大跌眼鏡。事實證明，打仗沒有大炮飛機不行，但要獲得戰爭的勝利更離不開科學技術，以及研發科學技術的人才。美國二戰後即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和文化各方麵傲視地球。尤以奠定現代化強國的科技創新聞名於世。但是，美國正在失去優勢，因為奠定美國強權的（科技和人才）基礎已搖搖欲墜（下圖 DEEPDREAMGENERATOR/Worth）。這是斯坦福大學研究員艾米·澤加特刊登於《外交事務》雜誌上的（The Crumbling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Strength）一文希望傳遞給美國人的信息。

烏克蘭人的韌性 

烏克蘭在戰爭中的韌性是一個有力的指標，顯示其實力已今非昔比。這種實力不僅僅是建立在傳統的飛機戰艦坦克大炮之上，更攸關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和強大的技術創新生態係統。正因為擁有這樣的人才和技術創新生態係統，烏克蘭能夠迅速生產無人機和其他自製武器。也是因為有了這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烏克蘭甚至在沒有海軍的情況下發動了海戰，用自製無人機摧毀了約二十艘俄羅斯船隻，擾亂了俄羅斯對黑海的控製。

從有形到無形  

從曆史上看，一個國家的實力植根於該國政府掌握的資源 - 政府可以看到和直接掌控的有形資源，如可征招入伍的人口、可征服的領土、可部署的海軍和自由支配的自然資源，如石油。16世紀強國西班牙擁有軍隊、殖民地和貴金屬。19世紀的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利益。20世紀的美國和蘇聯則擁有龐大的核武庫，及伴隨的核威懾力。世界強國從16世紀時的西班牙發展到今天的美國的曆史顯示，在當今世界，一國的實力越來越多地取決於該國擁有的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如人工智能。正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這些無形資產在推動國家的經濟增長、科學進步和軍事潛力（下圖 Linkedin/Medium）。

無形資產通常由私營部門或學術界開發，很容易跨越國界和部門傳播擴散。無形資產（知識/技術）一旦“在野”，政府就很難控製。例如，喬治·W·布什政府可以要求北京歸還那架2001年與解放軍飛機相撞後迫降在海南島的美國間諜機，美國官員卻無法要求對手將計算機算法歸還給美國，或迫使中國大陸生物工程師返還在美國博士後研究期間獲得的知識。知識的可攜帶性和影響力使其成為現代地緣政治中的有力武器。

影響力日增的私企 

私營部門為贏利而傳播擴散自己研發的無形資產，在塑造地緣政治結果方麵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私營企業的利益並不總是與國家目標一致。這樣一來，美國政府管理這些無形資產的能力就變得複雜和更具挑戰。例如，臉書、Instagram和WhatsApp的母公司Meta的服務對象是全球數十億用戶，而不僅僅是美國的3億人。那麽，這些公司呈現的事實真像，既能讓美國觀眾接受，也可以影響到美國以外的全球受眾。由此，美國的這些大型科技公司能夠對全球信息發揮重大影響。此外，在中國大陸有商業利益的一些美國私企公司首席執行官去年與中國領導人習進平會麵的次數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見習進平一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有時候，這些私企領導甚至比政府官員更能影響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外國政府的決策。不僅此外，美國私企公司的CEO甚至能影響戰爭的進程。如SpaceXCEO埃隆·馬斯克對星鏈衛星網絡的控製，使他能夠單槍匹馬地決定在俄烏衝突中，烏克蘭軍方能否、在何處以及何時使用他的星鏈衛星網進行通訊！（下圖 BUCKHILL）

政府能力惡化 

政府外交部門與私營企業的外交影響力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 伴隨私營部門影響力增長的是，美國政府的傳統外交政策工具的減弱。對總統任命政府官員的確認程序由於黨派原因變得極具爭議，結果是關鍵的外交政策職位長期空缺，影響外交。螺旋式上升的聯邦債務，導致美國曆史上首次在利息支付上支出超過了國防支出。此外，黨派紛爭使國會無法通過年度預算，國防部隻好越來越多地采取權宜之計的預算措施，隻資助現有項目，而不考慮為新研發計劃提供資金，這就阻礙了新研發計劃或新項目的啟動。對小型創新公司的影響尤為嚴重。結果導致大型、過時、昂貴的武器係統持續存在，而更便宜、更有效的創新解決方案卻被忽視。如果北京希望美國武器成本飛漲、國防能力被削弱、創新遭扼殺，那美國目前的預算程序就能讓中共得逞。同樣至關重要的是，美國K-12教育體係和研究型大學（國家長期創新潛力的來源）的健康狀況正在下降。在一個知識和技術至關重要的世界裏，這種下降對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

在當今知識和技術驅動的世界中，美國政策製定者必須以新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國家實力的組成，以及如何有效地發展和部署美國實力。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將從阻止對手獲取美國技術，轉向更多地依賴加強國家的教育和研究能力（下圖 NC State U/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並利用新興技術為國家利益服務。

知識力量兩要素：創新與前瞻 

創新能力涉及一國利用和實現技術突破的能力。前瞻能力即預見力、事物發生前采取行動的能力。傳統外交政策是利用威脅、武力和價值觀來影響外國行為體的行為。創新和前瞻則需要整合思想、人才和技術，以幫助美國及其合作夥伴繁榮。教育使人們獲得和利用知識力量，它涉及整合思想、人才和技術，來幫助國家的發展和繁榮。日本、韓國及台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快速發展的事實證明，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可以長期推動經濟成長。技術人才的地理集聚度，是知識力量有、無和強弱的另一指標。美國的矽穀、日本的築波、台灣的新竹、和中國大陸的深圳等，都集中了一批頂尖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她/他們可以就近探討科技前沿理論，密切合作技術突破。當然，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與研究型大學聯係緊密。因為幾乎所有的技術突破創新，都主要建立在由研究型大學創立的基礎理論之上的。

基礎理論關注知識前沿問題，往往需要幾代人方能解答。因此，它令必須考慮盈虧的公司企業望而卻步，卻讓無財務之憂的研究型大學趨之若鶩。由於公司企業能集中資源高效地開發具有近期商業價值（盈利）的技術，故始於大學課堂和校園實驗室的創新供應鏈，往往在公司企業的生產、運輸和銷售中得到發揚光大。也正是在基礎理論在大學裏獲得突破後，雷達、GPS全球定位和計算機互聯網由高科技公司開發出來並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一個最近的例子，便是基於mRNA的新冠疫苗。有關mRNA（信使核糖核酸）的第一篇研究論文發表於2005年的《免疫》雜誌，由原籍匈牙利的科學家卡塔琳·卡裏科（Katalin Karikó 下圖 facebook）和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老板、醫學教授和免疫學家德魯·韋斯曼（Drew Weissman）合作撰寫。但關於mRNA的假說早在1961年就由法國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生物學家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和巴斯德研究所遺傳學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提出了。又如當前科技熱門ChatGPT和圖像識別的人工智能領域，是建立在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蒙特利爾大學（University of Montreal）、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和別的大學研究所幾十年開創性工作的基礎之上。

美國的教育 

美國的基礎教育已經落後世界，美國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測驗中的成績，尤其是數學成績，長期落後外國同齡學生。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的資料顯示，2022年美國15歲學生的平均數學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34位，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低於基線數學水平。根據美國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EP），70%的高中畢業生在數學方麵達不到大學入學要求。於是，進入大學學習STEM的美國學生越來越少。與此相對應的是，世界其他國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於是，美國大學和企業日愈依賴外國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人才來維持其世界級競爭力。如1980年時，大學裏78%的計算機科學（CS）和機電工程（EE）博士學位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獲得。到2022年時，隻有32%的CS和EE博士學位由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獲得。結果，2000財富500強公司中，近45%是由移民創立的，包括Alphabet、SpaceX和NVIDIA（下圖 StartupTalky/Yo!Success/CiOL）。2000年以來，美國獲得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的人中，差不多40%是外國出生的。問題是，隨著近年來世界其他國家大學在科技領域的進步，以及美國政府的限製政策和外國政府加大對本國大學研究所提供的財政支持，有更多的學生，尤其是中國大陸學生，被吸引到歐洲和亞洲的大學學習。如果北京再開始限製頂尖學生赴美留學的話，美國的很多大學實驗室和高科技公司將難以找到有競爭力的人才。畢竟，中國大陸留學生占美國國際學生總數27%，絕大多數大陸留美學生學習STEM。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九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在2019年至2023年的五年間，中國大陸在全球64項先進技術中的57項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下圖 ASPI/richturrin）。

佛羅裏達州聯邦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在他9月9日發表於《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指出，《中國製造2025》列出的10個關鍵領域中，北京現在是四個關鍵領域的世界領先者，並在另外五個領域接近實現其《中國製造2025》目標。在20年的時間裏，北京“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先進飛機發動機等領域”進步尤為明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從落後者轉變為世界領先者。10年前，美國發表的科學論文被世界引用最多。但2022年，追蹤82種頂級科學期刊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顯示，中國大陸機構發表了世界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論文（下圖 Linkedin/facebook）。中國大陸由此超越美國，成為對世界科技貢獻最大的國家。即便如此，中國大陸仍繼續增加對基礎研究投資。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的基礎研究投資持續減少 – 聯邦政府研究經費已從1964年占GDP的1.9%，減少至2020年的0.7%。以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批準的研究經費為例，現在NIH的大部分預算經費都分配給了臨床實驗和其他應用研究。但2014年之前，大學有關疾病和人類健康的基礎研究是NIH科研經費的主要支持對象。伴隨科研經費轉移的是人才的流動。以現在如日中天的人工智能AI為例，人才正從學術界流向科技工業界。據說美國排名最高的計算機科學係中，有近三分之一的高級AI教授已經離開學術界。其中知名的有前OpenAI首席科學家薩斯基佛（Ilya Sutskever）、AI和機器學習國際權威吳恩達（Andrew Yan-Tak Ng），以及“人工智能教父”辛頓（Geoffrey Everest Hinton）等頂尖AI人才，都是從大學流向企業的。而那些依然在大學頂尖AI實驗室的教授和博士生們，由於與OpenAI或其他公司簽下保密協議，無法自由討論他們的研究。於是AI的最新成果要麽鎖在大學實驗室的保險櫃，要麽由畢業的博士生帶到就職的科技公司，讓其能盡快應用“變現”。

急功近利、著眼短期利益而犧牲可能給社會/學科領域帶來變革的基礎研究，將使美國在10數年或幾十年後喪失創新能力，以及奠基在科學技術之上的國家實力。對基礎研究的投入繼續增加的競爭對手中國大陸，不出十年將超過美國，從而趕上乃至超越美國在基礎科研領域的領先，擴大北京在被引用最多科研論文對美國的優勢。

增強國家實力的新舉措 

政府決策者應該用新的思維來評估、增強和利用國家的知識力量。國家情報部門要加強與公司和大學的關係並將其製度化，以便更快、更頻繁的了解和分享美國和世界的科技發展及用途。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需要加強與大學及美國的國際合作夥伴的資訊共享。聯邦政府需要大力建設國家基礎設施，為技術創新提供必要條件。鑒於人工智能對國家未來的重要性及所需算力的昂貴成本，聯邦政府應考慮向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和研究型大學以外的研究人員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先進算力。這樣，便可讓頂尖計算機科學人才在大學任教的同時，進行開創性工作，而非辭去教職到科技公司搞開發。外國學生在美國大學STEM博士占絕大多數的現實表明，美國必須改革移民政策，讓更多世界上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從美國大學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下圖 Remitly/Gostudy）。當然，政府需要增加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資，讓研究型大學繼續成為未來創新的引擎。最後，政府要未雨綢繆，從娃娃抓起，改革K-12教育。隻有這樣，美國的大學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得高質量的學生，避免主要依靠外國留學生從事STEM研究開發的窘境。

華盛頓一直堅持認為，透過出口管製和外國投資限製，美國可以阻止中國大陸獲取美國的尖端科技，減緩中國大陸的發展，保持美國的技術優勢。但是，隻有自己足夠強大，才不會被別人踐踏。龜兔的故事以及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的發展表明，美國不能躺平，否則北京遲早會趕上乃至超越美國。華盛頓現在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白，知識就是力量，而知識必須在美國國內培養。

*  艾米·澤加特（Amy Zegart）現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Morris Arnold和Nona Jean Cox高級研究員，以及斯坦福大學以人為中心的人工智能研究所（Human-Centered AI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澤加特還著有《間諜、謊言和算法：美國情報的曆史和未來》（Spies, Lies, and Algorithm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一書。

參考資料 

Hancock, A. (2024). China takes lead in critical technology research after 'switching places' with US. VOA. 鏈接 https://www.voanews.com/a/china-takes-lead-in-critical-technology-research-after-switching-places-with-us/7779603.html

Leung, ZJ. W., Robin, S. & Cave, D. (2024). ASPI’s two-decade critical technology tracker.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e. 鏈接 https://www.aspi.org.au/report/aspis-two-decade-critical-technology-tracker

Rubio, M. (2024). Beijing set out to destroy U.S. economic supremacy. It’s nearing its target. The Washington Post. 鏈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4/09/09/marco-rubio-made-in-china-threat/

Zegart, A. (2024). The Crumbling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Strength.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rumbling-foundations-american-strength-amy-zegart?utm_medium=newsletters&utm_source=twofa&utm_campaign=The%20False%20Promise%20of%20Ukraine%E2%80%99s%20Deep%20Strikes%20Into%20Russia&utm_content=20240830&utm_term=EWZZZ003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