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風雨總關情
把回憶寫下來，趁著還沒有忘。
續前文，請點此看《梁園雖好——憶王桂荃（上）》
亂世間患難與共
這梁家大院與名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同在手帕胡同，中間隻隔一個門（也是個名門，水電部副部長錢正英的院子），也就是三五十米。我和兩個妹妹都就近上了實驗二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開始騎車去上學。
我在小學和初中都上過曆史課，但是好像從來沒有講過戊戌變法和梁啟超。課外書我買過一本普及性的曆史小冊子，裏麵有一篇《公車上書》，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觸梁啟超其人其事。但是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報》以兩個版的篇幅，發文論述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與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的道路之爭。事緣那一年要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以《人民日報》的權威地位，如此大篇幅地舊事重提，顯然是影射當今。本已被遺忘多時的康、梁，頓時成了時髦的反麵人物。我那時上初二，首次在神聖的黨報上看到梁啟超的名字，精神為之一震——因為他的遺像就掛在北屋牆上，與我近在咫尺。而梁家人在看到這報紙時，一定能預感到前景不妙，不寒而栗吧？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這保皇派一詞就是從康、梁那裏借題發揮。同年11月，在全國大亂中召開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大會，一年前成立的籌備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已不能露麵，周恩來發表的主旨講話中作為反麵人物點了梁啟超的名。1967年1月，剛被提拔為第四把手的陶鑄被打倒，罪名是“最大的保皇派”。而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則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的家屬遺族都被籠罩在此陰影之下，這就是梁家大院發生巨變的曆史背景。
平靜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那個月被稱為“紅八月”，8.18天安門大會後，紅衛兵衝向社會造反。下旬的一天（大約是24日），第34中學的紅衛兵衝進院子來破四舊，抄了王桂荃老太太的家。按照我後來看到的資料，這應該不是盲目的撞上了，而是受到了街道派出所的指引。本來我眼中很神聖的北房被紅衛兵們亂衝亂闖，甚至鑿牆挖地，想尋找槍支或“變天賬”。那一天我家沒有被懷疑，因為按照階級理論，房客與房東是兩個階級，關係就如同佃戶與地主一樣，是革命的依靠對象。
於是我也跟著進去，在以前不能進去的主人房間轉了一圈。就如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所說，“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老太太自己住在東北角跨院的臥室內，連著個當時民宅裏少見的浴室，有四腳的浴缸和抽水馬桶。我這才明白原來她是不用像我們一樣，出去用那個半露天蹲坑廁所的。
老太太被拉到院子裏批鬥，命令交代先夫的“罪行”。她說了句：我先生鬧革命的時候……立刻被打斷：住嘴！他哪鬧過什麽革命！
那年是她的80整壽。從戊戌，到辛亥，從清末，到北洋，從日本，到民國，她什麽沒經過見過？但是這種場麵，她真沒見過，第一次。
那天，我是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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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荃原來所住的北房，2014年5月，作者攝。
誰知沒過兩天（大約是26日），我家也被抄了，抄者是我媽媽所在中學——北京第44中的紅衛兵。我媽媽是中學的教導主任，屬“當權派”，因此已被關在牛棚裏很多天，不準回家。抄家者來時我們都不在家，我一進胡同就看見家門口圍著很多人，西屋的俞伯母告訴我：你家也被抄了，避一避吧。我在胡同裏等到了兩個妹妹，三人一起到胡同西口街上等父親回家。也不知過了多久，父親騎車回來，我們攔住他訴說。父親也不敢進去，不進去是破財丟物，進去是挨打送命的問題，我父親的出身是地主。父親當即決定，帶我們三個到單位去。我們是在北京師範學院教務處的辦公室裏，和衣度過了那驚恐的一夜。
如今老年的我有了統計數據，知道那年北京市在一個月裏，有1772人被打死。所以我們的躲避策略是對的，第二天還是沒有敢回家，不知道44中學紅衛兵是何時撤的，也不知道是否有鄰居或宵小來二次清場，順手牽羊。第三天我見已無人圍觀，才敢偷偷摸摸地進院看個結果。那破敗淒慘的場麵以及後來的清理，我就不描述了，反正日子還得接著過。
過了幾天，抄梁家的紅衛兵又返回來清理戰果，與我再次見麵，質問道：你家什麽成分？為什麽也被抄了？我回答是中農，原因我也不知道，糊弄了過去。這原因我後來很晚才得知，與二姨的大義滅親有關，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再後來母親被放回家來了，頭發被剃掉半邊，叫“陰陽頭”，很長時間要戴個帽子。對梁家被抄後幾個月的日子，我、媽媽和妹妹有著略微不同的記憶，反映了不同時間不同的側麵，可以互為補充。
妹妹說，西屋一家很快就搬走了，為了劃清界限，留下了老太太一人，被趕到南房的西間裏棲身。那年妹妹11歲，小學不開課隻能在家。有段時間全院隻有她們一老一小，妹妹常常進小屋去與老人說話。她不理解，兒子搬家，為什麽不要媽媽了？她說老太太後來被趕走了，不知去了哪裏。
我則記得，兩次抄家後的某一天，應該是秋天裏，我在後院廁所處碰到了風燭殘年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趕到廚房裏住的，因為她的廚房離這個廁所很近，我沒在別處看見她。她對我說：小弟，現在還有賣叉燒肉的嗎？請幫我買一點，我嘴裏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單，買了些給她。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她，後來不知她又活了多久。
媽媽則記得，被抄後老太太每天早晨要扛著掃帚，在街道的監督下去掃街，就像是電影《芙蓉鎮》裏所表現的，不同的是她已是80高齡的瘦小老人。這個她倒不怕，她已經堅持早起勞動了一輩子。她也請我父母為她買過叉燒肉，這事應該發生了不止一次。
梁老太太見到我家也被抄了，知道是同病相憐，物傷其類，所以敢於開口求助。而對麵西屋搬進來一家革命風暴的受益者，兩個孩子天天高唱“老兩口學毛選”，我們都不敢理他家。至今回想起來，那首歌其詞其曲，都很鄙俗。
抄家之後的一天，我因好奇鑽進了梁家的儲藏小屋，就是外院東頭的耳房，反正那時候都沒有鎖了。在雜物堆中，我發現了十幾件卷軸字畫，都是劫後餘珍。打開看了看，覺得沒有我知道的名家，就都又放下了，隻拆下了幾個牛角製的卷軸頭留著玩。我小學時就愛好書畫，常去美術館看畫展，中學時常跑榮寶齋，自己覺得挺懂，其實正是年少無知。須知那都是梁啟超的收藏啊！老年的我隻能無奈地苦笑，那些卷軸哪怕留下一幅，如今也夠換一座房了。
問一句為什麽？
1967年夏天，我家又搬家了，原因還是由於公家需要，房管所或什麽單位已經剝奪了此院產權，另有安排，給我家提供了房子必須走。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9年，幾乎是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從此與梁家再沒有來往，但因為他家是名門，所以還能偶爾聽到些音訊。
1969年1月，在毛澤東圈閱的清華大學《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裏，提到了梁思成，他被作為反麵教員養起來，算作“給出路”的樣板。三年後，1972年1月梁思成逝世，新華社發表消息，高官出席追悼會，悼詞中給予正麵評價。這是林彪出逃後發生的變化，周恩來有所關照。
1981年4月，三姐梁思莊突患腦血栓病倒。她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這時我正在北大學習，可惜與她沒有接觸。她於1986年5月逝世。1988年，我作為記者采訪新建成的北京圖書館新館時，曾讀到她的事跡和文章，始有所了解。
五子梁思達於1972年退休，住在團結湖的公寓樓裏。我媽媽說曾經在街上遇到他，聊過幾句。他於2001年去世，享年89歲。他的大女兒梁憶冰，當年學農的，後來是植物檢疫專家，媒體上曾經有采訪報道。
八子梁思禮在文革初期雖也受到衝擊，但在技術上還離不開他，受到保護。他多次參與導彈、衛星、運載火箭的研製和發射，而且是技術負責人。80年代任七機部和航天部的總工程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這是在他的兩個哥哥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後，創紀錄地成就了“梁門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廣東新會紀念梁啟超誕辰120周年時，梁家後代聚首，商議如何紀念他們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死去，沒有骨灰，沒有墓地，無處紀念。這時以思達、思禮二子為首，與諸孫輩議決，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啟超墓地為王桂荃種一棵母親樹，以示懷念，費用由各家集資。因為墓地已成文物保護單位，此議要經層層批準。終於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啟超墓旁，種下了一株白皮鬆，並立碑說明。
我雖是外人，好歹在她的屋頂下住過九年。對於王桂荃之死，我心中仍有疑問：她死於何時何地？為什麽沒有遺骸或骨灰？為什麽未能埋葬？梁家後人寫的書裏語焉不詳，在網上搜索，大多說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卻不知小屋在哪。有一篇文章寫道：“風燭殘年的她被遣送回鄉下，在一間陰暗破舊的牛棚裏，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鄉親們偷偷找了一張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結束，她的兒女們找來，隻能順著鄉親所指，在平地上，於想象中，在她雜草叢生的墳前哀哭。”（《人民文摘》2013年第5期，施立鬆《梁啟超二夫人：愛得卑微卻高貴》）這文學性描寫大概也是出“於想象中”，不知有何依據。遣送回鄉是哪裏？她幼年即被賣離家，隨梁啟超漂泊日本，寄居京津約70年，哪還有什麽故鄉呢？
還有另一種說法。小女兒梁思寧在1986年寫文章，紀念王桂荃的百歲冥誕，其中說：母親在被抄家後患晚期直腸癌，因為年老和無人照應，兄嫂沒同意施行手術。“她孤獨地躺在病榻上，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卻不見一個子女來看望她。”“老人臨終時隻留下一句話：‘我知道孩子們不能來。’她含著無限的悲傷離開了人間，至今連骨灰都無法找到。”如此看來又不像是遣送回鄉了。
我媽媽回憶說：西屋搬走後沒有再回來看過。1967年我家搬走後，有一次她為了辦什麽事回去，西屋的新住戶（就是唱“老兩口學毛選”孩子的父母）對她說，老太太死了，街道找兒子女兒辦喪事，沒有一個人來。
別怪我再一次表示疑問：王桂荃去世時，梁啟超的子女還有六位，除去正妻所出的一子一女，她親生的還有二子二女，孫輩有十多人，多數已成年。為什麽竟無一人送終收殮，致使屍骨無存，葬身無地？況且1968年的境遇已經有所緩和，不像1966年8月那樣危急。我理解他們中有的是“反動學術權威”自身難保，有的是身負機密重任不能分身，但總不可能人人都失去了自由，總不至於竟無一人送母親（或祖母）。我知道那個年代，是非顛倒，親情淡漠，明哲保身，人人自危，教條鼓動的是劃清界限，“親不親，階級分”。但是在民間的實際生活中，遠沒有到不許認母親的地步，不是家家都如此絕情的。應該把這歸結於“革命”年代籠罩全社會的集體恐怖，還是封建社會對丫鬟庶母的傳統歧視呢？抑或是兼而有之？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這違反人倫的事能夠發生，必事出有因。我不否認時勢所迫，卻也不該完全推卸個體的責任。
王桂荃不負梁家——以其七十多年的奉獻，以其對眾子女的養育之恩。梁家有負王桂荃——以虛假的一夫一妻、不給名分始，以老無所依、死無葬身之地終。
重訪故園
90年代，當梁啟超的後代去拜訪天津故居時，那裏住進了20多戶居民，兩座舊樓破敗、雜亂不堪。2002年，天津市政府按“整舊如故”的原則，整修了兩座樓，並建成梁啟超紀念館。飲冰室新樓作原狀恢複陳列，主要靠的是五子思達的繪圖和文字指引，他對當年景況最為熟悉。
2008年奧運會期間我在北京，回到西單手帕胡同一帶舊地重遊。西長安街南側的麵貌已經完全改觀，東有華能大廈，西有國家開發銀行大廈，隻剩中間約100米的空檔，正處於民族文化宮的對麵，還是低矮的平房。像是木桶上錯裝的短板，像是畫幅中透氣的留白。長安街南側的第一條平行胡同就是手帕胡同，東部拆平建華能大廈，實驗二小校園因而消失，西半部卻幸運地保留下來，隻剩下短短的一截。
過去的甲33號現在是22號，一座高高的門樓，紅漆大門經常鎖著，據說歸了二炮。記憶中斑駁陳舊的後牆，為迎接奧運而刷成了青灰色。在經曆了半個世紀巨變後的北京，留下了我太多童年記憶的這座四合院，居然還完整地保存著，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不知它還能存在多久。
2014年，我再一次探訪，故園仍在。這一次，看來不是臨時性的“緩期執行”，而是要長期保存下去了。碰到一個胡同裏的老住戶說，他們希望拆遷，但偏偏不拆了。
我和86歲的媽媽一起來到門前，見大門上套的小門似乎虛掩著，就推開門，說我們原來在這裏住，能不能進來看看。答話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答應了。原來是院子裏正在進行裝修，主人不在，在場者都是包工隊的人，所以但看無妨。我們的運氣真好，不僅可以隨便查看，每間屋都能踏進去，不必擔心主人的冷眼。須知這裏原是部隊高官的私宅，平時絕對進不來的。這裝修也再次證明了這一片舊房不會拆遷，必是完全肯定了長期保留，才會投資加固裝修的。
一進門就發現了變化，原來有石階門檻的進門平台已經改成了緩坡，原來傳統的門框和木門已經拆掉，改成了可完全敞開的車庫式大門。進門後正對的甬路被展寬了，甬路盡頭的月亮門不見了，變成了一個車庫，這是為了首長的小轎車可以一直開進來。也就是說，我們原來進出的唯一通道被堵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進大門的左手，即在四合院的西北角，拆開了原來西耳房小跨院的院牆，進出皆經此而行。這西耳房是原來小兒子梁思禮來訪時的客房，現在改成廁所了。
這樣一個進出口動線的改變，說好處是走了捷徑，省了繞到南端再拐進來；但是要說不好，就是完全違反了四合院的設計法則，徹底改變原定的行進方向和空間順序，拆牆抄近路，也就是把邪門歪道變成了固定的新常態。這改變大概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初，那時候誰講法則？誰講古建築保護？誰願意為了保留封建時代的舊規製而在實際生活中舍近求遠呢？
我家住過的東房，2014年5月，作者攝。
從這“捷徑”走進四合院中，已經一別47年，忽然感覺它變小了，也變糙變土變得檔次低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顯得高大；東西廂房更不足觀，原來聯通四麵的遊廊已經斷了路，四角的轉彎處已被拆除，而房前的走廊部分又把牆推出來，以擴大室內麵積。南房的中間原來是入口通道，現在幹脆堵上，增加了一間房。梁柱間和房簷上所有的傳統裝飾細節都消失了，原來那種上格貼紙、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見，換成了簡易的開關木窗。牆麵上能看到很多近年補砌的新磚，已不是傳統的磨磚對縫。可以推測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以後，這房子應該有一次低水平的加固翻修。南房屋頂上蓋著苫布，大概已經漏雨。北房裏地麵鋪著簡易瓷磚，看起來像80年代的俗套。我分明記得梁家老太的北房裏當年鋪著木地板，不然怎麽激發出抄家紅衛兵搜尋暗藏武器或“變天賬”的想象力？連院子裏的樹也不對了，不見了我記憶中花開似錦的兩株海棠和一對丁香。
我和媽媽一邊看，一邊與現場的工人搭話，問知道梁啟超嗎？這房子曾經是他家裏人的。多數人不知道，僅一兩個人知道，反讓我覺得挺沒意思。
退出時再走到門洞裏，細看牆上貼的施工牆報，倒很看出些意思來。它既交代了院子的由來，又具有我所不熟悉的語言特色，值得轉錄下來：
北京市西城區手帕胡同22號院自70年代交予第二炮兵，2005年司令部辦公室交由宏廟管理處臨時代管（家屬臨時來隊居住）。房屋均屬於磚木結構，由於始建早，年久失修，房屋有漏雨現象，管線老化，部分房梁牆體受到腐蝕。在直工部的正確領導和大力關懷下，我們本著厲行節約的原則，近期我處組織了反複調研論證，製定出大修整治方案。這次整治改造是宏廟管理處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為兵解難辦事的具體彰顯，從而激勵了全體官兵感恩報國立足崗位再創佳績。
牆報上還寫著工程包括：1、管線改造，2、屋頂修繕，3、門窗整修，4、院牆整修，5、宿舍整修，6、衛生間整修，7、廚房改造，8、院地麵改造。施工時間是2014年4月21日到6月21日。
我們得以進院是意外之喜，但看過之後又大失所望。記憶中精英遺老的雅居，已變成現實裏軍人家屬的俗宅。大約老人回鄉看舊房，總是會產生類似的失望感覺吧。連我都從孩子變成了老者，這房子焉能不變？既然承認這房子能夠留存至今已屬奇跡，還挑剔什麽粗細雅俗呢？我能進院看到它，就應該知足了。
墓園之鬆
隔了兩天，我又要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園看梁啟超墓，主要是為了房東王桂荃，媽媽還願意陪我一起去。
梁啟超墓園是1931年梁家在臥佛寺以東的山坡上買地建立的，四周環圍矮石牆，墓園內栽滿鬆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啟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設計，用土黃色花崗岩雕築而成，墓碑上鐫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個大字，字體是方格陽刻，簡潔直線，非古非今的“梁體”。碑陰有建成時間和子女署名，卻並無介紹墓主生平事跡的碑文。墓園依山勢北高南低，這也自然形成了輩份之別，較低一層排列著幾個子女的小墓。但是在與主墓同高的東側，卻還有一塊臥碑，碑後立著一株鬆樹。那就是1995年眾位子女紀念庶母（實為親娘）王桂荃所植的“母親樹”。其碑文如下：
母親樹
為紀念梁啟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後人今在此植白皮鬆一株。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廣元人，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氏流亡日本時期與梁氏結為夫妻。王夫人豁達開朗，心地善良，聰慧勤奮，品德高尚，在民族憂患和家庭顛沛之際，協助李夫人主持家務，與梁氏共度危難。在家庭中，她畢生不辭辛勞，體恤他人，犧牲自我，默默奉獻。摯愛兒女且教子有方，無論梁氏生前身後，均為撫育子女成長付出心血，其貢獻於梁氏善教好學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深受其惠，影響深遠，及子孫輩。緬懷音容，願夫人精神風貌常留此園，與樹同在，待到枝繁葉茂之日，後人見樹，如見其人。
後來的訪問者多有不解，為什麽梁啟超和正室夫人都不著一字，而偏偏“第二夫人”有碑文記載，“盡得風流”？這問題我可以代答：因為梁啟超本人曾留下遺言，要求墓碑上僅記姓名，“其餘浮詞不用”。這體現了充分的自信，“天下誰人不識君”？但是王桂荃獻身梁家70餘年，身為核心近40年，生養六個子女，卻生前沒有名分，死後屍骨無存。若沒有這一碑一樹，她就徹底地什麽都沒有了。
梁啟超墓，右後方的鬆樹和小碑是紀念王桂荃的“母親樹”。2014年5月作者攝。
我媽媽站在“母親樹”碑前，說：“老太太，我們來看你了。鞠個躬吧！”我隨著媽媽一起，給王桂荃鞠了三個躬。我們給旁邊感興趣的幾名遊客，科普講解了梁家的成員關係。
走出墓園的西門，是一片蒼鬆翠柏，原來也屬梁墓的附屬林地。1978年當時在世的眾子女把墓園捐獻給北京植物園時，各種樹木900餘棵也一並移交。這時媽媽想起來，1959年梁老太太曾經說過，擴建天安門廣場需要移栽鬆樹，從她家的墓園挖走了很多棵。我一想，這兩處鬆樹的品種形貌，真是一模一樣的。
“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我與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緣，不幸正應了這句老話。在我年近古稀之時，回憶八歲開始、十六歲被無情終結的那段緣分，怎不感慨係之！
2014年10月初稿
2020年11月改訂
最新現場探訪：
本文的刪節版於11月17日在《北京青年報》和《頭條》發表後，當天得到曾同住西單手帕胡同的讀者反饋，說2019年回去看時，原甲33號院已拆除，建了樓房——此係誤傳。
第二天收到我的老同學“坐看雲起”的報告，說她昨天看過文章，下午的散步索性走去西單手帕胡同探訪。胡同從頭到尾沒幾個院子了，沒找到文中所說的坐南朝北的甲33號院門。（因為報紙上隻登了舊門牌號，刪掉了“現22號”。）她感覺隻有一處略似文中描述，大門緊閉著，未得入內，隻好隨手拍了一張照片。今早看見完整版，文中說到原甲33號新門牌是22號，解了一惑。翻出昨天拍的照片，放大一看，正是22號！
我回答：正是這個！感謝親自踏訪，以你的親眼所見為準。
西單手帕胡同現22號門，“坐看雲起”攝於2020年11月17日。
感謝老同學，幸喜這個老房子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