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風雨總關情
把回憶寫下來，趁著還沒有忘。
注：本文的刪節版於2020年11月16日發表在《北京青年報》和《頭條》，此為全文。作者李彤授權發表於文學城。
1958年以前，我家住在這個院子裏。
1958年，我家搬家了。從一座四合院搬到另一座四合院，從西長安街北邊的二龍路搬到南邊的手帕胡同。搬家的原因是城市裏也要成立人民公社，二龍路人民公社要征用我家租住的院子做駐地辦公。而搬去的目的地是名校實驗二小的近鄰，這年我要上小學了。搬家途中經過了正在建設的民族文化宮工地。在我向父母強烈要求下，未滿8歲的我是騎著兒童小三輪車過去的，可見兩點之間相距並不太遠。
父母說，那是個名人——梁啟超家的院子。當然，還沒上小學的我不可能知道梁啟超是誰。
進梁院前世有緣
我們搬去的手帕胡同甲33號，是座高高的大紅門，坐南朝北。它其實原來是一座府邸的後門，傳說是清朝某公主府，但似乎規格還不夠。原有三進院落，南北縱貫兩條胡同，府的正門在南麵的東鐵匠胡同裏。後來府邸被分拆，大院一分為二，此院隻是原三進院落的最後一進。
所以朝北的後門成了入口，從西北角進門，向南經過一條長長的甬道，過月亮門，進入一個小跨院左轉向東，繞個大彎子才能進院。跨院裏有一棵大棗樹，樹下是露天的水龍頭。跨院的南牆就是與南院的分界，中間能看到砌死的磚石門洞。對著它就是四合院的南入口，也就是南房中間的過道了，它代替了一般前院裏的垂花門。
中門裏麵是一個完整的四合院。北房的屋簷和台階都很高，是很寬大軒敞的三間，當然是主人居所，東西廂房和南房都要略低矮些。四麵房前都有回廊，又叫抄手遊廊。北房的兩邊還有耳房，各帶一個小跨院。顯然這房子要比我家原來在二龍路住過的院子檔次高。
院裏地麵上，鋪著十字形的地磚，通達各室，分割出四塊土壤。北房前，長著兩棵高過房簷的大海棠樹，每到春天，粉紅色的繁花開得燦爛如霞。而南邊種了兩棵丁香，開出清淡的小花。除了前跨院的棗樹，後院還有香椿，隻要願摘就有得吃。現在想起來很不方便的是，水管子在前院露天，洗衣洗菜都要到那。廁所在後院一角，必須出南房中門，繞過長長的甬道才能走到，而且有頂有牆沒有門，是半露天的蹲坑，要掏糞工人定期來掏的。
回廊裏房間的前麵，下有玻璃窗，上半部是糊著窗戶紙的格欞。孩子總是好奇的，住了些日子我漸漸地窺探清楚了，北房三間裏間隔處有木雕的隔扇，似乎並不住人。東耳房是老太太的臥室，西耳房則作為客房。東西廂房裏也在一側有木雕隔扇，隔出臥室和起居的區別。
50年以後媽媽告訴我，搬家前她和我姥姥一起來看房，姥姥忽然說：這房我來過。問她什麽時候來過，她想起來是在20年代，姥爺帶她來的。敢情我家與這院子，還有前世因緣。
我的外祖父董潨是遼寧省法庫縣人，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北京師範大學），1924年畢業後，在幾家大學和中學裏任教。在西單大木倉鄭親王府（中國大學舊址，後為教育部）大院的西邊，1923年建立了一所東北人子弟學校——私立弘達中學（現為二龍路中學），還有附屬小學。 創辦人是三位東北籍的北京師大畢業生吳寶謙、陳作東和楊成章（憲斌）。為了支持這所帶有公益性的學校，北京師大畢業的東北籍同學都來盡義務，教授幾節本專業課程，稱兼任教師。我姥爺便是其中之一。
民國初年，我們所談的這座府邸因為破落了要出售，據說要價不貴，但條件是全院一塊賣。弘達中學就把這房買下來了，由三位校董平分做住宅，吳、陳兩家住前院，楊成章住在後院。我姥姥就是在那時來過。
後楊成章要去美國留學，便把院子交還給弘達中學，換取學校支持他的留美費用。這樣，校長吳寶謙搬到後院居住，前院就都歸了陳作東。吳校長人稱吳胖子，為人憨厚謙遜，不搶先不爭權，這所私立學校的大權和資產逐漸全落到陳作東的手裏。我估計前後院之間的隔牆，應該就是在這時封死的。 在我家搬進來後，姥姥和媽媽曾經去前院陳家串過門，見前院有後院的兩個大，分租給多戶人家。這就對了，當初那邊就應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楊成章後來還與董家有許多交往，所以我姥姥才對此門兒清。
這院子的拆分是在20年代末期，到我們家1958年租住搬入時，早已又轉手換過主人了。我們的房東老太太名王桂荃，她就是梁啟超的遺孀。
西單手帕胡同甲三十三號（現22號）大門，已經改造可通過汽車。2008年8月，作者攝。
頂梁柱妾身未明
梁啟超（1873年～1929年）在中國近代史上屬鳳毛麟角的真正精英人物，如果說他差一點就影響了中國政治進程的話，那麽他肯定已經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思想文化，甚至文章作法。對他的畢生功業和成就遺產，我本無資格置喙，我的大學同學夏曉虹教授才是研究梁啟超的專家。
且隻說梁啟超的私人生活。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他17歲，參加廣東鄉試秋闈折桂，榜列第八名，中了舉人。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將堂妹李蕙仙許配與他。蕙仙長梁啟超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啟超偕夫人南歸故裏。
1898年9月，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一年後李蕙仙帶著長女令嫻（思順，1893年出生）和丫鬟王阿喜千裏尋夫來歸。這阿喜年僅12歲，四川廣元人，幼年身世悲慘，4歲時父親猝死，繼母虐待她，從4歲到10歲被人轉賣了4次做丫鬟，最後來到貴州的李家。李蕙仙在回鄉省親時看中了阿喜，把她帶到北京，再帶到日本。梁啟超為阿喜起了大名叫王桂荃。
王桂荃雖然文化不高，但聰明伶俐，很快學會了一口流行的東京話，而且是上流社會用語。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項意圖的忠實執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又是家務對外聯係的主要辦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觸了日本社會的現代文明，開闊了眼界。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兒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還曾誕有一子，一個月即夭折，故稱思成為二子。關於梁氏夫妻與王桂荃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兩種說法。一說李蕙仙身體不好，思成身體單薄，擔心香火不旺，她主動地勸丈夫納妾，將阿喜收房。另一說是大師與丫鬟日久生情，李蕙仙被動地心生不滿。總之是1903年王桂荃17歲時，懷上了三子思永。為照顧李夫人的感情，梁啟超把王桂荃送回澳門待產，同時請李夫人的兄弟從中斡旋，待李夫人首允之後，才把王桂荃母子接回日本，成為一家人。
但是，王桂荃的側室身份僅限於家族內部，她在很長時間裏沒有獲得公開的正式名分。梁啟超曾大力提倡一夫一妻製，與譚嗣同一起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他的一段流傳甚廣的佳話就是1926年，給徐誌摩的證婚詞：“我希望這是你們兩個人這一輩子最後一次結婚！”但是梁啟超自己卻納妾，此事明顯有違他的公開主張，所以對王桂荃的名分從不張揚，盡量諱避。梁啟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王姨”或“來喜”。直到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首用“小妾”之稱。作為公眾人物和學界領袖，乃至人生導師，梁啟超必須要保持他的正人君子形象啊！
盡管如此，梁啟超的所有孩子包括正妻所出，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後來回憶起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蕙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抽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王桂荃確實爭氣，在22年裏一連給梁啟超生下並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達、思懿（女）、思寧（女）、思禮，占九個子女的三分之二（這還不包括夭折或早喪了的其他5個孩子），為梁家的香火鼎盛做出重大貢獻。
梁啟超在給孩子的信中稱：“王姑娘是我們家庭中極重要的人物”。她擔負著一大家子人的飲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顧著孩子們。每天督促孩子們讀書寫字時，自己也跟著讀寫，日久學會了看書讀報，能記賬和寫簡單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業，為他分憂節勞，忍辱負重，維護著家庭的和睦安定。
梁啟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僅56歲，其正妻李蕙仙已先於他在1924年去世。這時王桂荃43歲。此前，她陪同風雲人物梁啟超經曆了大風大浪，不計名分，生養子息，操持後勤，為梁家服務三十多年。此後，她成為一家之主，維係九個孩子的軸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管理先夫遺產。
王桂荃與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約1930年。
梁啟超在天津有兩座洋樓。他去世後，因辦喪事開銷很大，由王桂荃做主，1930年把老樓賣給了郝姓富商，兩樓之間建起了高牆。後梁家又把新樓出租，自己住在後麵新蓋的一座僅有六間房的小樓裏。在日本人占領天津期間，她頂門立戶守住了這兩座樓，據說她曾經以一口上流社會的日語斥退日本兵。從1940年到1945年，所有孩子都離開了天津，隻有她一人留守，有“娘”在，家就在。解放天津巷戰的時候，王桂荃和家人躲在新樓的地下室，解放軍蕭華部隊的司令部就設在老樓中。
1950年，因為多個孩子都到北京工作，世事變化也不宜再守著那已成空巢的洋樓，王桂荃將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樓和小樓一起賣掉，價值是3000匹布。（那個年代要逃避通貨膨脹，買賣和工資都不按貨幣計算，而是實物。）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買下了西單手帕胡同甲33號的四合院。這就是20多年前，我外公的朋友楊成章讓出的那個院子，我想房子的賣主很可能就是弘達中學校長吳寶謙。
1954年，王桂荃與眾子女合議，將梁啟超的全部文稿捐獻給北京圖書館，交接地點就在此房，有長女梁令嫻當時寫給北圖的信為證：“先父手跡，得貴館負責保存，十分欣幸。文稿三大箱在西單手帕胡同甲三十三號梁宅，請於下星期一日——四月十九日上午前往搬取。我處有目錄一份，及其他墨跡，也願一並奉贈，請派人來取。”此前早在1930年，他們已經給北圖捐贈過一次圖書文物。
1958年，是大躍進興起的年代。王桂荃大約是響應政府的號召，接受租客，我家才有幸搬入梁家大院，租住在三間東房裏。據我媽媽回憶，租金是每月12.5元。
當8歲的我見到房東王桂荃時，她72歲。我隻看到一位矮小而精幹的老太太，哪知道她經曆過如上風雲，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她的兩個兒子已經先她而逝。1932年，梁家四子（她的老二）、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炮兵校官梁思忠，因腹膜炎誤醫身亡，年僅25歲。1954年，梁家三子（她的老大）、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梁思永因病去世，未到50歲。1948年，思永曾與哥哥思成一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房東與房客之間
當時陪著老太太同住的，是梁家五子，即王桂荃所生尚存最年長的梁思達。老太太住在北房，思達夫婦住西房，兩間南房住著孫輩。與我家同時，還有另一家搬進了外院的東耳房，沒多久就搬走了，老太太也不再找租戶，任其空在那裏。而我家卻與房東相處融洽，始終相安無事，互相感覺良好。這樣一直到8年後的亂世，仍然是同甘苦、共患難。
王桂荃在60年代初，正是我記憶中的樣子。
王桂荃年長我64歲，卻對我以小弟相稱，當然是按她的孫輩來叫的。她的麵容甚精明，衣衫甚整潔。每天早上四五點鍾她就起來，揮動著大掃帚，在院子裏嘩嘩地掃地。後來在批林批孔時我讀到《朱子家訓》，才知道這就叫“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天氣好的時候，她常常蹲坐在東耳房外，與保姆一起摘菜。在她孫輩的記述中，也說她是個閑不住的人，經常手中有活，不是打毛衣就是做針線，或是在廚房裏忙碌著。而且她效率很高，忙而不亂，在與人談話的同時，不知不覺還能幹很多事情。我親眼看到她保持了終生的勤快，不因位尊有錢而稍減，這也是她保持健康長壽的原因。
她的正廳不止是客廳，更是供奉先夫的禮拜之廳。正廳裏迎麵的條案上擺著香爐燭台，前麵對稱布置著紅木桌椅，東邊隔扇上掛著大幅的梁任公遺像。靠西隔扇玻璃罩裏珍藏著一柄玉如意，似乎是光緒皇帝所賜。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上供，據說是到崇文門附近的專賣店買來的高級點心。供完撤下來後，她會親自端著送到我家來，說：“這是供品，大家吃！”在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極為難得的美味，令我們孩子垂涎欲滴。現在想起來，我替先賢梁任公吃了他的供品，是不是僭越冒昧呢？或許因此沾了他一點文氣，亦未可知。
我家能夠與梁老太太相投無礙，可能是因為知識分子家庭背景。我姥姥文化不高，卻也曾是教授夫人，姥爺也去世得早，故與梁老太太很談得來。而我父親與梁伯伯（思達），還有大學校友和同專業之緣。
梁家的五子梁思達，當時40多歲，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他的妻子俞雪臻是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打字員，是南方人，我們稱她梁伯母。近年我在網上細查他們的資料，才知道梁思達生於1912年，當1929年梁啟超逝世以後，他正好到了考大學的年齡。因為幾個哥哥姐姐都在美國讀書（大姐思順即令嫻是外交官夫人，駐加拿大），他是在國內的孩子裏最年長的，為了幫助照顧家庭，就留在天津，上了南開大學商學院經濟係。1935年畢業，1937年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正逢七七事變發生，他先到南京，又隨農本局轉移重慶。1941年以後，梁思達進入中國銀行，先後在重慶、上海、長沙工作。1949年，梁思達全家遷回北京，他在國務院外資企業局（後改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任科長。
巧的是，比梁伯伯晚十多年，我父親也步其後塵上了南開大學同樣的專業，梁伯伯所高就的銀行正是我父親的夢想職業所在。在同住一院的8年裏，不知他倆是否交流過校友和專業的話題？剛提出這個假設我就自己否定了，在那個年代，所有成年人都避談自己在解放前的曆史，那是談話的禁區。
1939年，梁思達與20歲的公司職員俞雪臻在重慶結婚，雖新婚卻不安定，不時要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有生命之虞。後遷居重慶郊區的石橋鋪，雖為銀行白領，卻也要住鄉間草房。俞雪臻年輕漂亮，賢惠活潑，把清貧之家料理得井井有條。當我初見梁伯母時，她將近40歲，仍然很美，風度翩翩。我進過他們的西屋，並不豪華，但整理得清清爽爽，一塵不染。
他家有三個孩子，大姐梁憶冰比我大10歲，不常見，因為她已經上了北京農業大學。二姐梁任又正上高中，三弟梁任堪上初中，他倆住在南邊的兩間房中。我記得常有他們的表親張鬱文、張安文來訪，現在才知道是五姑梁思懿的孩子。王桂荃稱我小弟，應該就是從他們那往下排的。作為小男孩，我常常追著幾位大哥哥後麵，聽他們談論的話題，似懂非懂。
王桂荃與五子梁思達一家合影，約50年代末期。
60年代初，西屋梁家買了當時罕見的電視機，是天津出產的北京牌，當時唯一的品牌，隻有14寸圓角的黑白圖像。這使我家三個孩子望眼欲穿，父母阻攔我們，不好意思打擾人家，我甚至爬過他家後窗偷窺電視，那後窗就對著進大門的甬道。有時俞伯母主動招呼我們去看電視，我和妹妹帶著小板凳前往，那是我們最歡愉的時刻。
我媽媽是學聲樂的，家裏有一台鋼琴。每到休息時，她喜歡自彈自唱。我姨從蘇聯帶回一台留聲機，可以放33轉的密紋唱片。買唱片要到王府井東華門大街上的專門店裏，我父母的音樂愛好比較洋派，常聽的有斯特勞斯的圓舞曲、老柴的《天鵝湖》，以及初版的國產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我家的音樂引來了西屋梁伯母的關注，有時她會過來詢問，下周也買一張同樣的回來。
梁家的其他幾個子女常來看望王桂荃，包括著名的建築學家、二伯梁思成，記得隻見過他一次。留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她的小兒子老八梁思禮，戴大簷帽，著筆挺軍裝。他有時會住下，住在西北角的耳房裏。我媽媽記得，他的夫人麥阿姨是老八路（其實是廣東東江縱隊）。他們有個兒子叫梁左軍，比我小，是非常可愛的一個小男孩，有時留在“婆”這裏玩。我妹妹說，梁左軍曾告訴她那柄玉如意是“公共財產”，大概原意是公公（梁啟超）的財產吧。當時我們隻知道，梁家老八在軍隊裏做保密的高科技工作。
既然是保密的，我們怎麽知道的呢？媽媽回憶說，我家剛搬進梁家大院不久的一天，老太太驚慌失措地對她說：祖宗積德呀，昨天有一架飛機爆炸啦，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死啦！這一天本應當是老八思禮的團出國，讓給他們，錯後一天飛的，我家思禮平安出國訪問了。
我媽媽一聽，巧了，妹妹工一和梁思禮是同一個出國訪問團啊！原來我的二姨在1951年去蘇聯留學，先物理後核能，1957年畢業回國，分配到新成立的二機部，搞原子能工業，所以才可能與梁思禮一起組團訪蘇。這樣一交流，兩家似乎有了生死之交，超越了一般房東房客的關係，更進一步友好了。
查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率中國文化代表團要訪問埃及和阿富汗，須先經莫斯科轉機，因飛機失事而全體遇難，這事發生在1958年10月17日。
王桂荃與八子梁思禮一家合影，60年代初期。
梁思禮1924年出生時，正趕上李蕙仙病危，身懷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到臨產前。新生兒還沒滿月，正妻就去世了。梁思禮四歲多時父親又不治身亡，全賴母親王桂荃把他養大，並督促他讀書。1941年隨三姐思懿赴美留學，主修無線電和自動控製。與幾個兄姐不同的是，由於戰爭的隔絕失去了家庭的經濟來源，他要打工掙錢養活自己。1949年梁思禮博士畢業，選擇了回大陸。當他在海船上漂泊時，因為信息不暢，老母親王桂荃天天到天津港口等待，望眼欲穿達半個月之久。
梁思禮回國後，在國防工業部門從事導彈和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責任重大，秘不告人。直到1966年10月27日，他參與了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震驚世界。而那個時候，整個中國包括他母親的梁家大院，已經全亂了套。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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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美國室友我不認識，那是女生宿舍。
清清爽爽
盼望下集。。。
你和夏曉紅同學
記得美國室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