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風雨總關情
把回憶寫下來，趁著還沒有忘。
高端發小紀事
——劉源、楊帆及其他（下）
作者：勞力
十一
四中當時唯一的教學樓，1954年建，沒有暖氣。
1968年8月，學校裏又來了工宣隊，這是在清華大學發生了“7·27”軍、工宣隊進駐以後，在中學裏的模仿。如果說原來的軍宣隊成員還是年輕純樸、紀律嚴明的話，工宣隊師傅們就隻能說是沒文化水平低了。他們是北京市汽修四廠的裝卸工，扛大個的，忽然間被戴上了“領導一切”的高帽，卻並不具備領導的能力。但就是他們，要決定我們這些學生未來的命運。
1968年的秋天，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革中期的又一次整人高潮。短暫輕鬆了一兩年的平民或知識分子，畢竟要複歸於異類。突然有一天我父親被扣在單位不許回家了，因為曆史問題受審查。我知道排長當不成了，但沒有主動去請辭。終於有一天王老師找我，說父親單位來函了，我不能再擔任排長。那天心情特別壓抑，離開學校後，我直接騎車去了天安門廣場，從紀念碑下對準旗杆沿著中線走向毛主席畫像，心中暗自宣誓效忠。
這時候，動員中學生上山下鄉的浪潮越來越猛。1967年的11月走了第一批，去黑龍江兵團；1968年9月第二批去內蒙古；12月第三批去了山西雁北地區的山陰縣，劉源源和與他賭過黃胄畫的鄭寶生都去了那裏。但是我拖拖拉拉地躲著沒去，他們走時，我填了一首詞送別鄭寶生，詞牌是《八聲甘州》，隻記得結尾幾句是：“容待文革二次，與賊寇、再見高低。後會有期。”
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工宣隊的師傅到我家登門動員。那天進門寒暄時，我順口說：聽說今晚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他接茬道：是啊，聽說是關於上山下鄉的。我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果然晚8點廣播響了，那指示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一次我必須要走了，是陝北的延安專區。
其實那時候的中學畢業生並不是都要去上山下鄉，也有招工的名額，而這些機會總是與去邊疆兵團或窮鄉僻壤的農村交叉到來、輪番出現。這就更加強了扛大個工宣隊師傅們定人命運的權力，胡擼你去哪就是哪兒。楊帆在這時候搬出了他小兒麻痹後遺症的理由，留在北京進了工廠。
即將出發去插隊之前，我去父親單位，要求見爸爸一麵，他已經被關“牛棚”幾個月不準回家，不知何時才能再見。旁邊有人監視，父親被帶進來，呆滯地看著我，父子對話簡單而冷漠，說的都是官話。那個監視者不知是有意無意，抽身離開了幾分鍾。父親突然直視著我說：“爸爸想死，你說我死不死？”我當時來不及猶豫，覺得腦子裏打了個閃電，立刻回答：“你不能死，你死了我們怎麽辦？”他沉默了，隨之那監視者就回來了。我的這句話，救了父親一命，沒有把生離演成死別。那時我剛滿18歲。
事有湊巧，我父親的工作單位，就是劉源後來上的學校——北京師範學院。
十二
我們是1969年1月下旬坐火車去延安的，連春節都沒準我們在北京過。幾個連續十多年的同學發小，從此風流雲散，各奔前程。在將散未散之際，還有一個情節，掀起一個小高潮。
鄭寶生和劉源去了山西雁北山陰縣，我與鄭保持著聯係，從陝北到北京都經常通信。有一次他告訴我，冬天裏別人都走了，隻有他守在集體戶裏，室內氣溫是零下六度，沒有火，他在嗬凍給我寫信。下麵這事就是他告訴我的。
劉源下到底層農村，肯定更成為被關注的對象，老同學知識青年也負有監視他的責任，他的信件要被截留檢查——這雖然不合法，卻不足為奇。有一次他寫信給北京同夥，要他們尋仇報複留在北京的“對頭”，就是楊帆，“打斷他的腿”。這信被同村的知青拆閱了，於是一邊通知楊帆，一邊向上級匯報，所以報複沒能得逞，劉源大概又為此挨了整。據說此事被匯報到中央，江青曾直接過問。
幾十年之後，我已記不清這場恩怨情仇的具體起因。按當時的觀點看，當然是要報複打人者不對，但是將心比心，也能從反麵推測出，對方會把人逼到了什麽地步，方令他出此下策。本是一起長大的發小，十幾年的同窗，何致於拚個你死我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後來我聽說，楊帆為此事直接寫信給江青感謝，是如此開的頭：敬愛的江青同誌，您還記得我嗎？是您親自派人保護我，使我免遭某人的毒手……
我和鄭寶生的語文都好，兩人曾經計議，想以那三年的風雲曆程為題材，合作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們拉出了結構提綱，安排了人物設置，並寫出了幾個片段。記得楊帆也參與了一部分，試圖以他作為原型來塑造主角。這小說近結尾處的一段高潮情節，就是在插隊的陝北農村（更有革命意義），為了製止高層走資派子弟的報複，而翻山越嶺，星夜追信的故事，當然不能按原事實寫成是私拆了。這部“少作”，幸虧沒有寫成。
十三
此後幾年，各位發小同學間沒有什麽聯係，隻是聽說先後都回到北京，當了工人。1977年恢複高考時，劉源在北京起重機廠，單位以超齡為理由，不準他參加高考。他直接給“鄧叔叔”寫信，才獲得參加考試的資格。似乎是輕車熟路，尚記11年前，他親手轉遞的廢除高考信嗎？這樣，他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學曆史。
同一年，楊帆考上吉林大學學經濟，印紅標也上的吉林大學，張帆進入北京經濟學院，我則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薄熙成沒有考大學，他在北京市的工藝美術係統當幹部，這是繼承了他媽媽原來的工作領域。鄭寶生留在山西大同，到文聯任編輯。
大學期間，1979年9月實驗二小70周年校慶，發小們得以再見麵。從1949年以後，這是學校第一次為自己過生日。我當時是戴著北大校徽，非常驕傲地回去的。校園裏的格局沒有變化，但是為什麽感覺什麽都變小了呢？王光美作為校友出席上了主席台，當時她才剛剛從秦城監獄被放出來幾個月，而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劉源、薄熙成和張帆都來了，在外地上大學者缺席。我那天帶了相機去，拍了幾張黑白照片。
實驗二小70周年校慶合影，1979年9月。前左二薄熙成，左三霍懋征，左四王光美，左五副校長汪琪，左六劉源，右一作者，上排左一張帆。圖中有7位我班同學。作者提供
1980年，在北京市海澱區的大學校園中，發生了前所未見的競選。聽說劉源參選了，他當時的競選演說，後來流傳了很多年。
轉眼過了將近10年，1989年4月底，當北京的社會秩序還算正常的時候，時任北京市旅遊局長的薄熙成作東，邀請小學同學到他治下的燕京飯店聚會，到了20多人。這是我們班畢業分手25年後的首次再聚首，那時大家都是38歲，有了家小，事業初成。劉源在河南被選為副省長，沒能到場。在跟薄熙成握手時，我說多少年不見了，本是個虛話沒指望回答。但他馬上給出最精確的回應：是在1968年X月X日的批鬥會上吧？倒令我不好回答，敢情他一直記著這個日子。那一次薄熙成說，他家原來在西城區按院胡同的院子後來讓姚文元家住了，前後兩屆主人結果都倒了黴。原因可能在風水上，他看過一本風水書，“前不栽桑，後不種柳”，那院子裏有桑樹。當然，他是當笑話講的。
這次聚會以後，同學楊帆發起調查，請大家寫下對小學的感言。我在給他交了卷後不久，就出國了。兩三年後在海外，有人給我看一本複印的書，叫《共和國的第三代》，作者就是楊帆。我看這書名字叫得很大，內容卻是以我們小學這個班同學的經曆為主要例證，還聯係到杜勒斯的預言，歸結到要保持江山永不變色，正對應著那個年代防止“和平演變”的時髦主題。我是真心地不敢苟同。
後來的日子裏，我與同學們天各一方，好在信息工具越來越方便，能不斷得到發小們的消息。劉源的發展眾所周知不提，薄熙成去經商了，把政界的前途讓給了二哥。楊帆做了政法大學教授，自稱非主流經濟學家，是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學校裏個性十足，曾與學生發生衝突，人稱“楊帆門”。他還是“烏有之鄉”網站的主力，屬“左派”大佬，在社會上十分活躍。印紅標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教授，在文革史研究方麵用力甚勤，頗有建樹。張帆赴美留學，曾在紐約市政府經濟部門工作，後海歸講學，參與創建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國家發展研究院——他才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經濟學家。而中學同學間聯係很少，聽說鄭寶生後來也回北京了，在《中國煤炭報》做編輯。
2007年，劉源、薄熙成在薄一波追悼會上。
2009年，實驗二小度過了她的百年大慶。2010年，我們熟悉的園林式校園被拆遷，因為它距離西長安街太近，大街的南麵要建華能大廈，它比北麵的民族文化宮晚了50多年。而馬連良家和我家住過的四合院，奇跡般保留了下來。實驗二小被遷移到新文化街111號，建起了現代化的教學樓，仍是眾生追捧的名校。但是對我們來說，卻是舊址無存，人物皆非。而北京四中的老校園，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拆除重建了，新建築極有特色，堪稱典範，可我竟然一次都沒有回去看過。
霍懋征老師在這一年2月逝世，享年88歲。聽說時任總理溫家寶出席了她的葬禮。我們班的許多同學都到了八寶山，形成一次團聚。楊帆拉著劉源合影，這樣的機會很難得。我身在海外，隻能遙寄哀思。
劉源與楊帆，2010年2月在霍老師追悼會場外。作者提供
2011年，小學同學們都60歲了，我在4月回國，終於再次歡聚一堂。此次距離上次1989年的聚會又是22年了。大家都老了，很多同學退休了。薄熙成來了，還是那麽愛開玩笑；朱援朝來了，顯得財大氣粗，喊著為大家加菜；劉源在總後勤部政委任上，沒有來，留了信說是因公務不在北京。大家誰也不問這些年來的經曆，不提事業發展官居何職，隻敘舊情、祝健康。我與京劇世家的馬小英合唱一段《沙家浜·智鬥》。這一次楊帆對我說：“你文筆那麽好，倒是寫點東西啊！”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候楊帆與人合作，剛剛出了一本書《重慶模式》，為我們那位老校友主持下的政績，做出理論性的歸納。可是薄熙來本人在公開講話中，並不承認有“重慶模式”。僅僅一年以後，形勢大變，薄家出了事，我在網上看到楊帆又出麵辯解，指責“極左派”，與重慶和“烏有之鄉”作切割了。
也是在這一年裏，小學同學朱援朝逝世了，劉源在總後帶頭揭露了穀俊山。時新的消息不斷湧來，比如幾位“紅二代”對文革的反思道歉，比如官員腐敗、大老虎被打的種種傳聞，比如老百姓對權貴子弟靠父蔭發財的強烈不滿。我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顧小學生活，才發現那小小校園也不是理想的伊甸園，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到中學就是風滿樓頭，雨驟風狂 ，是矛盾的大爆發了。不知是不是因為這，中學我們班的同學從來沒有聚會過，連微信群都沒有建。
我出身平民，或許是出於偶然，或許是非常幸運，得以與“公子王孫”為同學，甚至可稱“陪太子讀書”，能夠連入名校，受到當時中國國內最好的教育。無論實驗二小還是北京四中，我所在的學校和班級，都是特例，屬於塔尖上的幸運兒，並不能代表中國兒童和少年的大多數。以此為案例去認識所謂“共和國的第三代”，顯然有偏差，我不能認同。高幹二代與平民子弟的差別，也許在小學時還不明顯，那是被暫時掩蓋著，但隨著長大成人必然暴露擴大，以致形成尖銳矛盾。這矛盾在我們的中學階段激化爆發，那當然有文革亂世特殊的曆史背景。而幾十年後進入所謂盛世了，這差別和矛盾卻始終鮮明，乃至愈演愈烈。正是舊已有之，於今為烈。
近日，老同學楊帆又火了幾天，他主張要公開四十年來中國所有的博士論文以辨真偽，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因為他，讓我重新拾起五六十年前與發小們在一起的回憶，忍不住也重新審視了一番。我看見他自稱：從小與劉、薄“三人一直要好”，如果沒有文革，他“應在十七歲左右上北京大學或者公派法國留學”。見此言語，不禁莞爾。我若不說，其誰複知？於是就寫下了這篇紀事。稱他們為“高端發小”，誰曰不宜呢？
2019年4月末
你把50年前和50年後混淆了，人是會變化進步的。
那說的是1968年。那年你就要求一個中學生獨立思考，這要求有點高。
The author came from an intellectual family. Both parents were prosecuted during culture revolution. the author himself is among the brightest youngsters. Yet,
那天心情特別壓抑，離開學校後，我直接騎車去了天安門廣場，從紀念碑下對準旗杆沿著中線走向毛主席畫像，心中暗自宣誓效忠。
Apparently, the author did not know how to think independently, even through he was a good writer. And he is still a good write as evidenced by the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