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風雨總關情
把回憶寫下來，趁著還沒有忘。
高端發小紀事
——劉源、楊帆及其他（上）
作者：勞力
一
我的童年記憶，在1956到58年間逐漸清晰起來。
那幾年發生了很多事。比如北京西單以西的長安街，是在1956年延長的，拆除了中間的一片民房，舊刑部街居北，報子街在南，拆掉的是兩條胡同的南北各半。於是，隔著新形成的西長安街，剩下兩側的“半壁江山”遙相對望。一些年後我得知，路北有家王姓大宅，門前掛著“潔如幼兒園”的牌子；正對著路南也有家帶汽車庫的大宅門，是京劇泰鬥馬連良的府上。到1958年，路北的一排房都拆了，開始建民族文化宮和民族飯店，聽說王家帶頭搬離，沒有要拆遷費，主人董夫人搬進中南海去跟女兒住了。而路南的民房卻一直保留下來，奇跡般地直到如今。
我依稀記得拆房修路的情景，那應該是坐在人力三輪兒童車裏，透過後廂玻璃看到的。1958年的事對一個孩子是如此地刺激，以致到老不忘。大人孩子都可以大膽地爬上房頂，終日敲臉盆揮竹竿，目的是把麻雀嚇死，這叫“除四害”。小學校的南操場上堆起了“土高爐”，火光映紅了夜晚，把各種家用的鐵器燒成鐵疙瘩，這叫“大煉鋼鐵”。馬路上遊行的人群挑起的橫幅上寫著：“英國佬從伊拉克滾出去！”我還不認識“滾”字，心想什麽叫“派出去”？
我坐兒童車是為了去上幼兒園。報子街南邊，與之平行的一條東西向胡同是手帕胡同，裏麵藏著一所名校——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她始建於清末，曾經附屬於北京師範大學，所以舊稱師大二附小。1956年我5歲多，好像是通過了考試，插班進入實驗二小幼兒園的中班，天天乘人力兒童車上學，拉車的我們叫他孫叔叔。兩年後民族文化宮開始大興土木時，我家原來在二龍路租住的院子被征用，後成為“二龍路人民公社”的駐地。我家就搬到了手帕胡同，與實驗二小近在咫尺，雖屬被動的遷移，也是主動的擇鄰。父母的用意是，以後我和妹妹就都能進名校了。要問有多近？小學在手帕胡同34號，我家的門牌是甲33號，之間隻隔一個門，小孩子自己走也沒問題。我家的房東和中間這個門都屬名門，那要留待另文再說了。
幼兒園生活的細節已經淡化遠去，隻記得是在校園西部的三個舊式平房跨院裏，環境優雅，老師溫柔。到1958年初，是我們在幼兒園的最後一個學期，老師點名選人，從兩個大班裏各挑一半孩子，合成一個試驗班，目的是試驗教學剛剛公布的漢語拚音方案。現在查字典後麵的附錄，能看到漢語拚音方案是1957年11月國務院通過，1958年2月全國人大批準的，這時間正好對得上號。原來我們這40多個孩子，組成了全中國最先學習漢語拚音的試驗田。
記得拚音方案的大掛圖貼在教室後牆上，有別班的老師路過看到，說這很像英語嘛。暑假裏，有消息說曾經打算派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孩子去上海，示範推廣漢語拚音教學，已經通知了家長，後來又因故取消，沒有去成。那年我還代表學校，參加過一次旗語通訊比賽，就是操場上兩邊相距很遠，一人站立揮旗並識讀對方所發字母，我蹲在地上記錄字母並立即譯為漢字，比誰的速度快、錯誤少，我們是勝出的。因為這樣的“童子功”，我的漢語拚音基礎打得十分紮實，至今寫文章玩微信，輸入純熟。9月開學，這個實驗班的原班人馬被免試保送升入小學，也就是從西部移到了東部校園。
90年代的實驗二小校門。
小學生漸漸開始懂了一點事，知道班裏有幾個同學的家裏與眾不同。家裏住在中南海的有兩人，劉元元和朱援朝。本來劉元元的父親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就在我們上一年級的下學期，1959年4月，他當了國家主席，委員長換成了朱援朝的爺爺。再過些年我才知道，劉元元的媽媽也是師大二附小出身，她就是馬路北邊王家大院的女兒，所以後來，王夫人把她的三個子女（差點四個）都送進了這所小學，也就不奇怪了。有一次，她把陶淑範校長和幾位班主任老師請去中南海裏做客，普通的小學老師能到國家主席的家裏受接見，當然榮耀之至，卻又不便張揚。到我升到五或六年級的一個冬天裏，在圖書館樓後麵北操場上潑出的冰場上，我曾見到王光美夫人帶著一家人來玩，包括她的母親董老太太和最小的孩子小小（後改名瀟瀟，就是她沒來得及上實驗二小）。
除了他們兩個，班裏還有副總理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副委員長黃炎培的幼女黃麗麗，部長級的子女還有幾個，就不必說了。薄熙來比我們高兩屆，而後來成了作家兼音樂家的劉索拉（其父劉景範，副部長，劉誌丹胞弟）要小幾歲，與我妹妹同班。還有個女生馬小英，家裏並非高幹，是京劇大師馬連良的孫女，家就在不遠的報子街上。現在說起來都是名門之後，但當年我們這些小孩子，怎懂得高低貴賤之分？
分別50多年後的2018年，我去沈陽，偶然因故拜訪高崇民先生的後人，他曾是張學良的秘書，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忽然發現接待我的大姐名字，與我一位小學同學很相近，一問果然，姐倆都是校友。她妹妹高及春，當年班裏一位普通同學，其父竟也是全國人大常委和政協副主席啊！
這小學並不是專為高幹子女辦的，當然還是一般知識分子或平民子女更多，約占三分之二，因為聰明和學習好而考入，所以我才能混跡其間，與他們作同窗。譬如，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的兒子王行，也與我同班，他在幾年後很慘痛地失去了媽媽。在我印象中，校領導和老師對各種出身的孩子都一視同仁，對高幹子女並沒有明顯的優待，內部可能有所掌握，但不能讓孩子們感到差別。應該感謝這所名校的基礎深厚，師長們見多識廣，堅持有教無類。做學生幹部，臂上戴幾道杠的大多是平民子女，是聽話、表現積極並成績好的孩子們，高幹子女基本上沒有擔任學生幹部，他們大多成績中等，有的還比較差，甚至是調皮搗蛋。朱援朝曾經被多次罰站，他到教室後麵還不老實，雙手抓住掛衣鉤“打鰾悠”，老師也無奈他何。
二
我們從幼兒園開始，就都知道劉元元的家庭背景，但是在學校裏他並沒有太特殊，隻不過回家是進中南海，暑假裏能去北戴河而已。一開始，他們上下學也是坐那種人蹬的兒童車，是特殊的一輛可以直進中南海去。稍大些有一段時間他住過校，到周末才回家。小學生住校的名額是極為有限的，還要派專門的老師照顧起居。在這方麵對高幹子女有所傾斜，應該是他們的家長希望其子女過集體生活，培養獨立的能力吧。看得出，劉家的家教是很嚴的。
忘記了是在二年級或三年級時，有一次劉元元說起他的家庭成員，說他的大哥三十幾歲，媽媽是四十幾歲。我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哪懂得其中的複雜關係，立刻算出了這道減法題，童言無忌，不解地問道：你媽媽隻比哥哥大十歲？劉元元登時大怒，對我當胸就是一拳，我倒退幾步，痛定思痛，把這一拳記了一輩子。
可能也是在三年級時，語文課上學了一篇《一身是膽》，是歌頌劉少奇在1923年領導安源礦工罷工的故事。我們幾個同學商議，要改編成話劇，我是編劇，主演當然非劉元元莫屬。演到劉代表與礦務局長談判為工人漲工資，礦方說沒錢，劉元元設計的動作是一腳踢開櫃子露出錢來，質問這是什麽？我當時想，哪可能這麽便捷，這是不是太兒戲了？此戲後來不了了之，沒有演出。
那時的國家典禮或外事活動上，經常有少年兒童獻花的節目，這光榮任務往往派給我們這個名校。獲選者是最可靠的紅二代，或者美貌可愛的女同學，我無論從出身到外貌都不合格，自然是無緣的。1961年七一開紀念建黨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劉元元為毛澤東獻花，據說那次差點就是他給父親獻花，臨時調了一下。這場景被記錄在一張正式發表的官方照片上。
有一次，劉元元因為什麽事到我家來，我家不是離學校特別近嗎？屋裏擺著一對我父母從舊貨商店買來的沙發，當時這在一般人家是罕見的。他用了在語文課上剛學到的一個詞，反其意而用之，說我家是“敗絮其外，金玉其內”，意思是從外麵看比較破舊，室內布置尚可。這應該是對我家家居布置的高度評價了，他可是見過大世麵的呀。我的姥姥得知了他是誰，大為驚訝。
1963年12月，是毛主席的70大壽，那時這個日子還屬內部的秘密，不公開。我們已經上六年級，發自衷心地要為領袖祝壽。創意是做一本紀念冊，每個同學自寫自畫一頁，共48頁，裝訂成冊，用大紅緞子軟包做封麵，請學校裏教書法的賈一之老先生題寫的金字：“獻給敬愛的毛主席”。我在班裏作文和美術都是最好的，此才不用，更待何時？我仿照當時發表不久的照片《東方紅》（袁毅平攝）畫了一幅水彩畫，表現天安門日出，在朝霞滿天的空白處寫了一首頌詩——相信我這一頁是全班裏最出彩的了。我們這些小學生要如此祝壽，與別人不同之處，是班裏就有後門信使，有信心一定能上達天聽。在12月26日之前，請劉元元把祝壽冊帶進中南海去了。第二天班主任霍老師鄭重地讓他向全班匯報，他說交給主席住處的叔叔了，叔叔說一定給主席看。
三
我就是在這所小學裏，經曆了三年饑荒。在北京不至於餓死，但有很多大人因缺乏營養而浮腫。我們那時在小學的食堂裏包夥吃午飯，地點就在東樓的地下室裏，經常吃粗糧和幹菜煮的湯，印象中很不好吃。劉元元也跟我們一起吃這樣的午飯，而且他還住校啊！（多年以後我看到材料說，困難時期有人建議讓劉家孩子回家吃住，條件能改善一些。但是劉少奇不同意，要讓孩子們從小吃些苦，過百姓的日子。）但薄熙成不是這樣，每天中午，他家有個警衛員到學校門口，送來午飯，我看見過一次包子。他家不住中南海，而是在西城區的按院胡同，不算太遠，而且他家有三四個孩子同在一校，送起飯來效率高。
有一件我和薄熙成共同經曆的事，被班主任霍懋征老師記錄在她的《班主任工作劄記》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1963年，是斯大林過世10周年，報紙上已開始連續發表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後來稱為“九評”，其中有一篇《關於斯大林問題》。我們這些孩子，並不了解斯大林做過些什麽，也不記得1956年曾經否定過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隻知道現在批判赫魯曉夫，赫否定斯大林，斯就是偉大的革命領袖。12歲的男孩子們也要關心政治，該怎麽紀念斯大林呢？薄熙成從家裏拿來一幅斯大林絲織畫像的鏡框，可算相當精致。鏡框藏在教室裏櫃子後麵，霍老師發現了卻不動聲色，午飯後特意到教室外隔窗觀察。她文中記錄了看到的細節：“果然他們在黑板上掛起了斯大林同誌的照片，四周畫著鬆柏裝飾的花圈。東邊畫上天安門，西邊畫上克裏姆林宮，上麵寫著‘斯大林伯伯永垂不朽’幾個大字。在老師的講台上擺好三堆粉筆，作為香爐，插上了三根香。香爐前放好一堆供糖。孩子們都圍在台前磕頭，你也磕，他也磕，表現得非常高興。”肯定，這黑板上的畫出於我的手筆，我說過在班裏我的畫最好，到現在還記得怎麽畫天安門和克裏姆林宮。霍老師認為紀念斯大林是件有意義的事，問題在於擺供、燒香、磕頭，孩子們從哪裏學來這些封建迷信的動作呢？
她沒有批評，卻正麵引導。下午一上課是讀報時間，霍老師先為斯大林評功擺好，又肯定了我們對他的紀念，然後話鋒一轉：“可是有一個問題，斯大林伯伯是個馬列主義者，他不信神，他是個無神論者。你們今天這樣做，好像把斯大林伯伯當作廟裏那個泥菩薩一樣，向他燒香、磕頭，如果斯大林伯伯今天在這兒，他看見你們這樣做，是不會同意的。我們紀念斯大林伯伯，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可不能把他當泥菩薩看待。你們今天的紀念會，想得好，畫得也好，做得也好，就是這一點不好，你們說應該怎麽辦？”於是我們自己動手把香和供品拿掉了。她又啟發我們應該怎樣紀念，孩子們紛紛表態，隻占用了十幾分鍾時間，開成了一個嚴肅隆重的紀念會，唱國際歌……。如此評價斯大林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誰也不能超越，但對這件事的處理，體現了霍老師典型的教育方法，即肯定為主，正麵引導。
多年以後，在海外，我給一個有心人講過這個故事，他把它寫進了《中共太子黨》書裏。
四
班裏還是平民子弟為多。那時候不懂得階層劃界或人以群分，但是孩子們玩得來、結成伴的事實結果是，類似家庭出身的孩子們交往最多，最容易成為朋友。與我最玩得到一起的，是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楊更（他後來改名了）、張小寶、印紅標等。當然，那個年齡的男女生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
我跟楊更之間交往最為密切。這一是因為住家都離學校不遠，二是兩家的家長都在西城區的教育界工作，三是學習成績都較好，屬於聰明孩子，四是我們倆都喜歡相聲，曾經搭檔登台。
楊更之名，常令同學們想起一種小食品——羊羹。他身材瘦高，曾患小兒麻痹，在肢體和動作上稍顯遺跡。他家住學校東南方向的涭水河胡同，有人就將其戲諧音為“瘦腿核”，與他打趣。我常去他家玩，知道其父母離婚了，他跟著媽媽過，媽媽好像是教師進修學院的教師。他的姑姑更有名些，曾經是北平地下黨，叫楊榮梅，化名於力，時任西城區教育局長。於力的兒子宋保紅也就是楊更的表弟，後來也轉學到了我們班。
楊更很願意拉著我，一起做作業，一起玩遊戲，業餘愛好也一致。按照他多年以後對記者的回憶，他的成績總是班裏最好的，藐視一切人。但是根據我的記憶，除了我的語文肯定更好，作文的範文比他多以外，我畫畫和寫毛筆字也都是全班第一，這應該能得到班裏同學的證實。在五年級，我當了中隊長，班文體委員，楊更好像是小隊長吧。其實半個世紀之後，比這個還有什麽用呢？還是把話扯回來，後來我漸漸地想躲避他，因為他太強勢，要我服從他，包括意誌上和動作上，都讓我感覺受了欺負。想躲卻又躲不開，這就是我的童年記憶。
我們倆有一個共同愛好，就是說相聲。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短暫寬鬆的幾年裏，相聲比較繁榮，廣播裏常聽，西單附近的北京曲藝團還有相聲專場演出。小孩子善於模仿又記憶力好，聽兩遍就學會了。記得我倆在一起說的都是模仿名家名段，那時還不會自己創作。我覺得自己比較全麵，說學逗唱都不差，而楊更隻能說，還時而口吃。但是因為他天生強勢，我本性低調，所以我隻好給他捧哏。
在一次班級的特殊活動中，楊更居然冒名頂替，扮演了相聲名家侯寶林，我給他捧哏。這個“局”還是我作為中隊文體委員，跟班長一起設計出來的。
那是1963年4月，全班去春遊頤和園，班委會事先進行了精心策劃，我和班長餘心樂還提前一天去探路預埋。霍老師也在她的書中有詳細記述。先是三個小隊分頭按路標搜尋登山，在完成多種“軍事”任務後，於佛香閣會師。在山頂休息時，各小隊分別作詩記趣，以文繼武。午餐後，忽有消息說侯寶林伯伯恰在附近，要與我們聯歡，派我去接。我陪著身著長衫戴禮帽墨鏡手拿折扇的假侯寶林從山路上搖搖擺擺走來，夾道歡迎的同學們才發現這長衫客是同學楊更扮演的。我們倆真的說了一段相聲，當然是他逗我捧，不知期望值甚高的同學們有多麽失望。而楊更第一次過了一把明星癮。
在霍老師的門下，我們班搞了幾次比較大的活動，令人印象深刻。一次是與偏遠農村的孩子通信，他們表達的羨慕之情，使我們認識到城鄉差別，認識到珍惜首都兒童的幸福。一次是學雷鋒時，《中國少年報》發了一個專版介紹我們班，大標題是“為革命自覺、認真、刻苦地學習”，引來全國各地的很多關注。還有一次開主題班會，大家集體作文寫成牆報，設想幾十年後，每個人成年後在做什麽？我被設定當了作家，給我的頭銜是“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這是我們當年空想出的一個名目，誰知道如今真有所謂“魯獎”了）。這個預言也不是完全不靠譜，我當時的作文很好，後來上大學讀了中文係，做過報紙的文藝編輯。可惜半路撂荒，一事無成，如今提起，怎不愧煞！而楊更呢？好像給他安排的未來是曲藝家協會主席吧。（哈哈，薑昆那個位子！）
到了六年級再寫作文，題目是設想未來的自己，那已經是學雷鋒之後的1964年了。有的同學還寫要當科學家、工程師，我卻與時俱進，反其道而行之，設想自己當了拖拉機手，開著聯合收割機在大平原上收麥子。這作文受到老師表揚，在課堂上宣讀。其實我當時心裏就明白，當農民是很苦的，我並不準備真的實行。所以那樣寫是時代潮流，官樣文章。我很慚愧，在13歲時已懂得寫假話來取巧了。
五
我們在1964年夏天小學畢業。畢業前夕，各班在校門口的花壇和影壁前拍合影，掌鏡的是很有名的新華社記者杜修賢，他是周恩來的專職攝影師，剛剛隨總理訪問過14國，大名經常出現在報紙照片的下麵。他之所以能屈尊來給我們小學生拍照，是因為他的女兒也在這個學校。
畢業前要報升中學的誌願，曾經有幾個男生約定報同樣的誌願，方式是四指握拳而大拇指向上，一個疊一個，宣誓似地說：“四、八、三十五”，意即按順序報這三所中學。但是回家以後，我父母嘀咕了很久，精心研究的結果，讓我改報四中、師大一附中和三十一中。這些誌願都要報到霍老師那裏，她根據對每個人的了解給予評估，如認為不妥會提出建議。我的誌願霍老師立即認可，沒有二話。後來得知劉元元所報的三個誌願與我完全一樣，且隻有我倆一樣。我父母身在其中，對北京市的中等教育界非常熟悉，而他們的見解，竟與劉元元的媽媽王光美女士完全相同，這也值得自豪一把了。
小學升初中的考試是全市統一命題，我的語文考試幾乎得了滿分，隻因一個筆誤錯字被扣半分。而數學被扣4分，記得很清楚是最後一道應用題問還剩多少，我審題不細，少減了一步。監考的是教曆史的於老師，她在我旁邊站了半天不走，分明是暗示，我懷疑有錯，卻始終沒有檢查出來，收卷時於老師提起卷子看看最下邊，搖頭歎息，為我惋惜。
暑假裏，我們這些畢業生都在不安地等待錄取通知書。某一天，某老師讓我妹妹叫我去學校，就在進校門右手的傳達室裏，提前透露錄取結果。那老師手拿一個表格，折起名字來給我看，說是八中。其實她是逗我呢，那是挨著我學號的另一人。我說不對，我沒報八中。她這才揭底，說祝賀我如願考上了第一誌願北京四中。那時的我十三歲，聞言很冷靜，竟未表現出大喜過望，讓那老師驚訝於我的少年老成。聽說那年四中的錄取分數線是194分，我考了195.5。
劉元元、薄熙成和楊更也都上了四中。我們這個班共48人，竟然有10個男生一齊考上北京四中（另有記載說是13人，不確，有可能是同年級四個班考上13人），而女生考上頂尖的師大女附中者是兩個。據說四中初中那一年共招生260人，被我們一個班占去了將近百分之四，而全北京市的小學畢業班可能上千，有的全校也考不上一個。畢業前夕，我獲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頒發的優良獎狀，我班同時獲獎者有五人，是張小寶、印紅標、邵公寅、楊更和我，不知為什麽全是男生，還沒有一個高幹子弟，我們都上了四中。我相信，在霍懋征老師長達60年的教學生涯中，這是值得她驕傲和終生不忘的一個班。
在離校前夕，把少先隊的隊表發回本人手裏，以便帶交給中學轉關係。我見到了劉元元的表，是三年級入隊時用鉛筆填寫的，家長父親劉少奇，職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時他用橡皮擦了，改為母親董樸（王光美在四清工作隊所使用的化名，董為其母姓），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
他連名字也改了，把元元改成了源源，後來簡化為一個單字，應該是離開中學以後的事。還有好幾個同學也同時改名，大概從小學入中學，是個改變小名的恰當時機。張小寶改名張帆，楊更改名為楊帆，他們倆不約而同，女生裏也有幾個改名。
劉源源的考分是個謎。暑假裏，當卷子已判完，錄取還沒進行時，某老師告訴他，按成績上第三誌願沒問題，第二誌願有點懸。但是最終他上了第一誌願（這個疑惑，後文還有旁證）。換句話說，在那個年代，高幹子弟隻有到了他這個級別，才有可能受到一點照顧。
1979年實驗二小70周年校慶，王光美重返校園，劉源在第二排。新華社記者的擺拍。
王光美、劉源與老校長陶淑範、汪琪合影。1979年9月。作者攝
（未完待續）
是的香慈始於香山，毛占創辦人熊希齡雙清別墅後入城。。。
劉迪是我所識同代人最為出類拔萃的，他成小平頭始於救陌生人，海歸子離世竟無身份證。。。
有幸識他者常感慨他好得不可思議，我想和小學教育肯定有關。真希望校友多了解他。。。
我和他並不很熟，但他真正震撼了我的生命。。。容我留悼念如下。。。
哭劉迪
一 一過平
青春五台
晉北八載
平頭刺頭
三十五年。。。
俠義靈隱
一代輝煌
千古遺憾
地平天安
不知道劉迪。香山慈幼院是在白堆子嗎？後來叫立新中學？
就是1976 年通緝2 號小平頭。。。
通緝1號是揚眉劍出鞘王立山
他在香山慈幼院比我低幾年。。。
我和你同年入學也幸學拚音
比我高一年姐姐亂拚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