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武 “文革”受難

林克武簡曆，1918年5月30日生於廣西陸川縣大橋鎮瓜頭村。1934年4月在陸川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八桂、培桂、長城等中學從事學生運動。抗日戰爭初期回陸川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任縣戰時工作團秘書、戰時教育團政治部主任。1940年至1941年冬，在南寧我黨領導的進步報紙《桂南日報》任總編輯。1942年春，到桂林繼續從事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1943年，被敵追捕，轉移到粵北建立黨的臨時支部，繼續從事秘密活動。1944年春，奉調到廣東東江縱隊，任東縱軍政幹部學校政治指導員。1945年春，調任廣東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教導營負責人、第三團政治處主任。1945年秋，帶領廣西籍十多位同誌潛返廣西，分散隱蔽活動。1947年5月，帶領這批同誌及在廣西聯絡到的同誌，返回粵桂南邊從事武裝鬥爭。9月，任中共陸川縣工委書記（後改縣委），發展黨組織，建立和壯大遊擊武裝隊伍。1949年1月，任中共粵桂南地委常委、宣傳部長。3月，任粵桂南邊人民行政督導處主任。新中國成立初，兼任玉林縣長和北流、容縣軍政委員會主任。1950年1月，任中共玉林地委副書記，後曆任容縣地委副書記、書記。1953年奉調援越抗法，任中國援越土改顧問團顧問。1955年秋回國，曆任中共廣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秘書長、區黨委統戰部部長、區黨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後任廣西區政協副主席。1979年任廣西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1年兼任廣西區黨委黨史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被選為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把批鬥的矛頭，首先對準區黨委的領導人韋國清等人。當時，我曾去找韋國清同誌，請教他什麽是“文化大革命？”他那時思想也有抵觸，說：你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於什麽的。這是陳伯達那幫人搞的。我當時的思想，認為1958年南寧會議周總理反冒進受批，廬山會議彭德懷受批，受貶，“文革”是“左”的路線的發展，因而對“文革”是有抵觸的。隨著，北京紅衛兵來廣西串聯，衝擊區黨委，衝擊韋國請，第一次在公園體育場開大會批鬥韋國清等區黨委領導人，紅衛兵來勒令我去批鬥韋國清，說我是他的秘書長、知情人，我表麵服從，說“馬上去”，我便坐單車出去，按計劃到公園，登上山頂上看。我不願去參加批鬥區黨委領導人的大會，騙過了紅衛兵，紅衛兵也無處再尋找我了。後來我自己也被批鬥，成了“走資派”、“牛鬼蛇神”……隻有別人鬥批我，我不批鬥別人。

我被批鬥前，開始是鋪天蓋她的大字報，接著是遊鬥亮相，掛牌戴高帽，最難受是批鬥階段，這時，由區人委辦公廳造反派來管製。我被關在一聞破舊的黑房裏，和同樣受批鬥的農康（原區人委副秘書長）做伴。我們白天掛著一塊重重的寫著“走資派”的大牌，戴著高帽到區人委大樓接受批鬥，或搞衛生，很多人圍觀。對此，有人低頭而過，有人偷偷講兩句安慰的話，有人冷嘲熱諷，有的小孩還拿石頭來砸我；晚上睡覺沒有蚊帳，被蚊蟲咬，精神上非常痛苦。當時我兼職很多，批鬥我的單位也多。人委批鬥我，統戰係統批鬥我，通誌館、區直機關大學等所有兼了職的單位或有點關係的單位也要批鬥我。不管怎麽鬥，我都不認“罪”，曾被踢了一腳。區直機關有的被批鬥幹部頂不住，自殺了。如教育廳副廳長李曉光、區科委副主任譚敏等。我愛人很擔心，托人帶話給我，要我頂住，放寬心，不能自殺。我頂住了，我抱著隻要留住這條命，冤屈總會有人知道的，至於將來做什麽都不在乎。

1969年，我們集中到江濱醫院，搭起草房，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住在那裏。因為被批鬥的人多了，我就無所謂了，精神上放鬆了一些。批鬥我的人，主要說我是“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國民黨”、“假黨員”等。在批鬥我的人當中，多數 人感到理虧，找不到打倒我的“證據”；有的趁造反而起家，捏造事實，妄圖將別人打下去，自己爬上來，將來由他們坐江山。其實他們對“文革”也莫名其妙。當時廣西兩派都批鬥我，哪一派我也不支持。陸川有位在某院讀書的紅衛兵，是我老家附近的人，來找我，要我支持他們“四·二二”一派，說區黨委有些領導已到廣西大學支持他們了，叫我也去廣西大學。我說我現在什麽也不懂，不懂的事我就不做，也沒有權利去做。

1970年，我們到了武鳴壯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學習，變相勞改。有徐麟村（原區黨委農村部負責人）、尚持（原區黨組織部部長）、鍾楓（原區人委副主席）等100多人。在那裏管得很嚴，不準出去，不準互相交談，不準與家裏聯係。學的是《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把我們當作敵人看待，這不是敵我矛盾了嗎？還學習鄭洞國的投降書，要我們投降，認為我們是“走資派”，是敵人，隻有投降才有出路。除了學習，每天要參加勞動、種菜、撈水草喂豬。最難受是去靈泉撈水草，冬天最冷的時候，水深處有一丈多，要潛下去才能把水草撈上來。我們隻好在岸上燒一堆火，烤火後下去撈，撈上來又烤火，徐麟村、尚持、鍾楓受不了，後來要我一個人下去撈。再後來，搞一個竹排，用竹夾撈水草，由我撈上來，交徐、尚、鍾他們洗幹淨。我們這些人按係統分隊管理，我這隊由區黨委的工人來管理，要我們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某最高管理人員找我談話，說我是走資派，是完了的，沒有什麽可幻想的，要在這裏勞動改造，將來取得寬大，翻身是不可能的。另外有個副主任，是個老紅軍，他卻應付了事，什麽也不管，得過且過，他對我們為人比較了解，過去關係也較好，因此，他對我們的態度就好些。管我的一個辦公室主任，姓王的處級幹部，對我也比較好，暗中對我說，你要安心在這裏學習，你的問題，我們會如實調查，將來會解決的。經過長期調查，我的所謂“假黨員”問題弄清楚了，我的入黨介紹人還在。我的直接領導人有兩個死了。原廣西地下黨負責人之一，領導我的彭維之（“七九”事件後叛變）好在他還在廣東勞改，調查人員找到了他，他證明我是黨員（當時國民黨要抓我，也是他供出來的）。原東江縱隊政治部主任，時任廣東省副省長楊康華也證明，“七九”事件廣西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後，我到東江縱隊找黨，經過審查，恢複了我的黨籍。

在武鳴這個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裏，也是一次人心的“展覽”。誰是堅決搞“文革”的，誰是應付的，誰把被鬥對象當作敵人的，誰是對我們有同情心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自己受迫害，但我相信我曆史上沒有問題，所以我很自信，很樂觀，在勞改中，跟徐麟村、尚持、鍾楓等有說有笑。有人警告我，說我不思改過，還愛說說笑笑，我是“大走資派”，要好好改造。我在那裏雖然受難，但也結交了一些患難的朋友。有一次飯堂要包餃子，要我們這些改造對象去包，我說我不會包，我是廣西人，吃慣白米飯，家裏從不包過餃子：但有的人就罵我，說：林克武是真正的走資派，連餃子都不會包，揚言不給我吃餃子。我說我不吃餃子，我吃飯。有個炊事班的工人對我很好，常常將好飯好菜打給我吃，並說：“林克武，多吃一點，保重身體為上”，可見，工人也有好的，也有同情心的。

林彪事件發生後，我們這些“勞改”的人看不到文件，但我從《廣西日報》上看到報頭改成印刷體了。過去我知道，原《廣西日報》是林彪題的，我由此事推測林彪完蛋了，心裏很高興。

開始不準我家裏人來武鳴探望我，後來放寬了一些，小孩可以來，兩個最小的(-個八九歲，一個十來歲)來看我，說他們被認為是“走資派”的兒子，兩個哥哥都不準進中學讀書，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本人受迫害，還株連小孩的讀書問題，實在令人氣憤。我在被迫害期間，被紅衛兵造反派多次抄家，搶走了許多東西，我收藏難得的書法、名畫、端硯全都被抄去；後來到“解放”，被抄的東西也沒有歸還，說“不知去向了。”

1973年，我從武鳴“解放”出來後（當時凡審查無政治問題、被釋放回家的，都稱為“解放”，似對國民黨人一樣），回南寧等候處理。一家人住的是破舊的房子。我每天讀書、寫詩、練書法，還到邕江去遊泳。首先來探望我的是梁仰雲和田子進同誌，使我非常感激。他們都是南下的同誌，過去隻是工作上的一般關係，對我這樣關心，我能不激動嗎？後來陸續有人來探望我，但在談話中，對“文革”的問題，仍然害怕，不敢談論。統戰部有幾個幹部來找我，說： “歡迎我回統戰部工作。”我說：“我過去對統戰工作沒搞好，我不會回統戰部了。”因為我知道，我要是再回統戰部，就免不了要跟當時的領導人、造反派一起來批鬥民主黨派人士，這樣，我將要變為罪人，我是不幹的。我從武鳴回來不久，懷著個人的感情，曾去找原南寧市副市長、南寧市民革主委黃夢醒，想不到，第二天就有人警告我，說黃夢醒還未“解放”，你找他幹什麽？我才明白，“文革”還未結束，我不好隨便訪問他人了。

此時，我寫了一首代表我思想感情的詩，題為《邕江重泳》，詩曰：“三載靈泉慣泛舟，歸來又向大江遊。浮沉風雨知航道，變化滄桑識世眸。砥柱何曾驚惡浪，年華莫歎付東流。宜將餘誌酬汪海，不破重灘死未休！”

林克武回憶錄《風雨曆程》（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節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