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歲月 口述：章開沅 整理：彭劍

作為當代中國著名史學家與教育家，章開沅先生一生曆經世變，閱盡滄桑，其豐富閱曆，不但能補正史之闕，也能為對民國以來曆史感興趣的人們提供很多掌故，還能以長者的智慧給人以啟迪。以下文字摘自《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大字報

我一回到華師，就發現自己已經成了批判對象，有些大字報是專門針對我的。不過，我很快發現，批我的大字報並不算多。那時還在批“三家村”，我夠不上那麽高的“規格”。並且，工作組的“革命”方式相對文明，隻是“文攻”，尚未發展到“武鬥”。進駐華師的工作組的組長是藥檢學校的一個團委書記，年紀不是很大，他還與我們一起到東湖遊泳，顯得有點“敵我不分”。

不久之後，工作組被趕走，造反派起來，“群眾專政”開始，那就變得厲害了。華師桂子山校區一號教學樓到二號教學樓之間有數百米長，號稱華師的“長安街”，都搭起了貼大字報的篾棚，所貼的大字報，有很多是針對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來是曬糧食用的。為了把篾席豎起來，先要把書櫃擺好，作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報是寫在白紙上，更多的寫在舊報紙上，舊報紙有點供不應求。

針對我的第一張有影響力的大字報，是我過去的一位學生貼出來的。他之所以能製造出有影響的大字報來，與他參加了紅衛兵串聯有關。借調期間，我有一段時間住在社會主義學院招待所，旁邊就是玉淵潭。玉淵潭有一個不錯的飯館，叫做紫竹林。玉淵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來時，我常做東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論學，海闊天空。有那麽一兩次，這位學生剛好在那裏，我當然邀請他一起進餐。文革期間，他到北京串聯時，看到當時與我交遊的很多人，如中華書局的李侃、人民大學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單位都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了，而我卻還在華師逍遙，於是，他決定要扔一顆具有爆炸性的“炸彈”。

有一天，他來到我家裏，看望我的女兒，帶著點心，買了玩具，還把過去借我的錢也還了。我當時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熱情，但是第二天，在曆史係召開的會議上，他拋出一張大字報，一下向我提了十個問題，我才知道，他昨天的舉動，是為了表示與我劃清界限，或者說是“先禮後兵”。

這顆“炸彈”很有效果。在那之前，曆史係遭批判最多的是張舜徽。在他扔下那顆“炸彈”之後，我被全校關注，張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則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後，華師“長安街”上的大字報中，我的專欄就多起來了。印象最深的有兩組。一組是校部的兩位幹部寫的，其中一位供職於宣傳部。他們把我在北京時給曆史係黨總支寫的一些思想匯報和信件，模仿毛澤東批注胡風往來信件的樣子，用編者注的方式，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細作，上綱上線，說我是桂子山上忠實地貫徹中宣部黑線的骨幹，真是太抬舉我了。

另外一組是我的親密助手、弟子劉望齡寫的。他們進行“策反”，要劉望齡揭發我，與我劃清界限。望齡沒有辦法，隻有揭發我，因為他與另一年輕教師組織的“瓦窯堡戰鬥隊”已經成為學院教工中響當當的造反組織，他不得不帶頭“大義滅親”。他在我身邊時間較長，有很多筆記。他就根據這些筆記，寫了一組頗為壯觀的《章開沅論章開沅》的大字報，做得很仔細，很漂亮，像做學問似的。我知道他很為難，雖然寫大字報與我劃清界限，但實際上又很同情我，暗中還經常幫助我家裏做一些事情。

另外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張出自某位中年教師的大字報，篇幅雖然不大，但標題卻聳人聽聞，幹脆說我反對毛主席，理應按照現行反革命處理，要求院革委會把我送到武漢市警備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備司令部，那也沒有什麽可怕，因為那時我已經被關進了“牛棚”，不過換一個地方罷了。問題是，警備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為某個造反派說誰是現行反革命，就把誰關進去。

相對地講，批判我的還是正經事多一點。有很多大字報就顯得五花八門、無事生非了。華師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記裏寫著：“肥皂又貴了。冰棒三分錢一塊，還不甜。”這也被革命小將們抓住，說他不滿社會主義，不但被貼大字報，還被在胸前掛一串肥皂示眾。身邊諸如此類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來，找機會把自己的《晝夢錄》、《下鄉日記》、《上山日記》、鄭君裏和田漢等“黑幫”寫給我的信件、林則徐寫給我十二世祖的條幅和對聯等等，一股腦都燒了。燒了半天，才回過神來，臥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東西的，但為時已晚，隻剩下《張謇傳稿》的書稿了。要是我頭腦清醒一點，把那些東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該多好！

牛棚

被關牛棚是在“群眾專政”階段，也就是學生“造反派”掌權的階段。“工作組”時期沒有牛棚，“軍宣隊”時期也沒有。

華師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簡稱，“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簡稱。“二司”造反的勁頭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點。後來“二司”把“三司”滅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權。華師“二司”是一個女司令當頭，叫王彩珠，物理係學生，父親是來自上海的鋼鐵工人，可說“根正苗紅”。她不是特別左，相對還比較穩重，雖有些衝衝撞撞，但還沒有為非作歹。

華師曆史係造反派將牛棚設在桂子山校區三號教學樓的一間教室裏。被關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樣子。有的人有“曆史”問題，有的人有“現行”問題，大家被關在一起。我是“現行”問題，地位特別重要。所以學校開全院批判大會的時候，我就被拉上台，與走資派反動權威一起。不批判的時候，就自己在那裏寫檢討，寫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報，“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會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噴氣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點批判對象都集中起來了。被批鬥的麵很寬，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較大的目標。兩個人把我押上去，我的雙腿要盡量繃直，頭要盡量往下低，手臂要盡量往後往上抬，擺出噴氣式飛機的樣子，這就是所謂“坐噴氣式”了。我盡量配合，努力做出這個姿勢，以免吃眼前虧，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後抬不高，押我的人難免要幫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時，也感到他們的手在顫抖。押我的兩個人，一個是老師，一個是學生，平常都熟識的。從他們手的顫抖中，我也就得了一點安慰，知道無論如何黑暗，人性尚未滅絕。對於那次批判，我後來唯一記得的，就是兩位紅衛兵手的顫抖，這仿佛帶來微覺溫暖的信息。

當然，除了全校性的，還有各個單位的批鬥。各個單位批鬥的情形，差別很大。有的單位很激烈，有的單位則相對溫和。後勤部門工人比較多，批鬥的時候比較亂。外語係和政治係也比較野蠻。外語係有一個“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蠻。有一位老教授叫張恕生，長得非常胖，肚子特別大，被打翻在地，還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幾腳。他後來受不了，跑了，失蹤了，肯定是死在外麵了。政治係也毆打人，讓被批鬥的人打掃廁所，還故意往廁所裏丟石頭，濺起汙穢。曆史係打人的很少，張舜徽被打過，是一個後勤工人動的手，往他頭上打了幾巴掌，還不算嚴重。我很幸運，雖也挨批挨鬥，但從沒有被打過，也沒有被粗口辱罵過。

我為“李秀成問題”寫了很多交代，後來平反，被黨委清理燒掉了。若不燒掉，收集起來也是曆史文獻。不過寫得雖多，但缺乏“新意”。總要我交代，但我實在沒有什麽好交代的，“意圖”沒有挖出來，“思想”也沒有挖出什麽東西來，“曆史問題”更無法創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認錯”了。我寫道：“戚本禹確實有政治覺悟，我沒有他那樣的高度。他堅定，我不堅定，所以我不能發現李秀成叛變問題。”沒有想到，認錯的時間不對。那時戚本禹已經被挖出來了，成了“小爬蟲”，我的認錯，又成了為“小爬蟲”唱讚歌！真是左右為難，啼笑皆非。

雖被關牛棚，但偶爾還可以到曆史係資料室拿點書看一看，可見對我們的看管也不是那麽嚴。曆史係本來是在一號樓，文革發生後，一號樓成了文革的指揮部，曆史係搬到三號樓了，資料室離“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會拿文史資料等不容易惹事的東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爾翻閱校報合訂本，發現我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唯一的一次座談發言，被詳詳盡盡地刊登在上麵，有整整半版篇幅。這很令我擔心了一陣子。如果造反派翻出來，是可以大做文章，說我不滿黨的統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沒有做得那麽細那麽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鬥我的大字報專欄了，甚至會把我提升為“漏網右派”（陶軍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會說，被關牛棚的時候，可以到“長安街”看大字報，可以到曆史係資料室拿書看，關牛棚原來並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確實如此，關牛棚和蹲監獄還是不一樣，和我在青年軍時期關禁閉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鬥與不能離開校園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視。比如說，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牛鬼蛇神們沒有資格參與。

最荒謬的時候，每次吃飯之前，都要先喊幾句口號，讀幾段《毛主席語錄》，那架勢，和基督教的“謝飯”一樣。我們很尷尬，不參加吧，要說我們不忠於毛主席，參加吧，也可能招來一句半冷不熱的“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還忠於毛主席？”為了不惹事，當人們“謝飯”的時候，我們就在旁邊稍微站一下，一言不發，待大家“謝”完了，默默地跟著進去吃飯。

夥食不好。不是說別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為牛鬼蛇神之後，工資緊跟著也被凍結了，每個月大概隻發20塊錢，家用隻能靠妻子的工資維持。那時已有兩個孩子，小的還要喝牛奶，還有保姆，所以有點緊。我不忍心虧了孩子，因此自覺吃得差點，節省一點錢。不過，我食量大，加以勞動量也大，哪怕隻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飯。大字報也好，批鬥也好，都沒有影響我的食欲。在被關牛棚的日子裏，最壞我心情的，是小女兒病危那一次。

小女病危

小女兒雪梅生於1967年冬，可以說是生不逢辰。由於我被關進了牛棚，妻子要工作，照顧雪梅的任務，都落在一個中年保姆的身上。保姆來自廣東梅縣，很潑辣，既能帶孩子，又能做家務。做家務的時候，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一回，北風呼嘯，她背著孩子在室外水池洗衣，孩子太小，經不住北風猛吹，得了急性肺炎。隻有把孩子送進湖北省中醫院，妻子也請假回曇華林家中照顧，但不久便傳來了病危通知。

我一聽非常著急，迫切需要到醫院去看一看。作為“牛鬼蛇神”，我長期都被隔離在“牛棚”，很久沒有回家了。在造反派的監督下，未經允許，不能私自離開。這一次，情況實在緊急，隻有硬著頭皮去請假。

我去的時候，四個“小將”正在打撲克，無人理我。我怕打擾他們，就站在旁邊。過了好一會，還是沒有人理我。我心中著急，忍不住和其中一個頭頭說了一下。

他頭也不抬，冷冰冰地說道：“不行！你老老實實呆在這裏寫檢討！”

我說：“我的女兒確實是快不行了……”

他還是沒有抬一下頭，反而抬高了嗓門道：“病死了活該！”

這話真傷了我的心。他是一個學生，而且是我妻子教過的學生，以前給人印象還不錯，沒有想到在文革之中，變成了那一副模樣。

後來還是通過造反派的老師疏通，我才得以趕往家裏，其時已近黃昏。妻子守護了多個晚上，身心俱疲，認為孩子已經沒得救了，陷於絕望之中，我也以為那是最後一個晚上。我平常不敢戴毛主席像章，但那天晚上，我珍重地戴上了。我想作為一個父親對心愛小女的告別，應該隆重一點。

到了醫院一看，雪梅被安置在病危病房，滿屋子都是垂危的病孩。雪梅長得很清秀，雖然生了病，嘴唇發紫，雙目緊閉，連水都喂不進，但看著還是挺可憐愛的。我把雪梅抱起來，心想：“這個孩子，生的真不是時候啊！”想著想著，忍不住悲從中來。旁邊垂危的孩子，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死了好幾個，更增加我的憂傷。

小病號們的一些家屬，第一次看到雪梅的父親來作陪，好奇地跑過來看一看。看完了，搖著頭，用武漢話說：“這伢，長得這麽靈性，造孽呀。”大家都認為沒得救了。我一聽，更加難受。但束手無策，隻有將孩子緊緊地抱在懷中。

正一籌莫展的時候，我看到病房外一個掃地的中年婦女，很麵熟。仔細一想，是醫院的吳醫生。由於中醫院離我們在曇華林校區的住處很近，家人生病都去那裏，因此認得。她那時已被“奪權”，沒有給病人看病的權力，隻能打掃衛生，醫院是護士當家。當我盯著她看的時候，她也看了我一眼，似乎想和我說話又不敢說的樣子。

我把孩子放在床上，走過去向她打聽情況。正好，旁邊沒有護士。她輕聲問我：“我們好像見過麵，你家裏人誰生病了？”

我說：“我出生不久的女兒得了肺炎，連水都喂不進去。她說：“我去看一看。”說完，前後左右看了一下，確認沒有護士，她把潔具一放，躡手躡足來到雪梅病床前。沒有任何檢查器具，就憑著經驗，憑著感覺，憑著雙手撫摸，觀察了一下，聽一聽呼吸，說：“是肺炎，拖的時間比較久了。不過，最危險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給她喂一點東西。”我一聽，非常高興，但擔憂還是很大：“您看，她的嘴巴閉得緊緊的，連水也喂不進去啊。”她說：“用勺子肯定不行。我給你一樣東西。”她匆匆忙忙地又跑出去了，趁護士不在，拿來了一個小滴管，後端有一個橡皮頭。將前端伸進液體裏，將橡皮頭捏一下，液體就能吸進滴管裏那種，非常簡單，可惜我缺乏生活經驗，此前完全不知道。她把滴管交給我，又匆匆交代：“你去弄點帶糖分的果汁，先一滴一滴地喂，不要太急了……”因擔心被造反派抓個正著，她話未說完，就匆匆離去了。不過，我已經感激萬分！按照吳醫生的指點，我立刻買來一瓶果汁，吸了一管，輕輕地伸進雪梅的嘴裏，小心地滴上一滴。沒有反應，流掉了，我隻好給她擦掉。又滴一滴，還是流掉了。如此反複滴了五六次，都流掉了。我有點著急了，心想：“這法子到底行不行啊？”後來，終於有一次，滴下去之後，她的嘴蠕動一下。我那時眼睛很好，不會是眼花的問題，燈光也還可以，絕對不會看錯。我高興極了，又滴了兩三滴，她真吮吸進去了！我按捺激動的心情，繼續慢慢地往她嘴裏滴果汁。不久之後，孩子的嘴唇變成紅色了。又過了一段時間，孩子睜開眼睛了，好像有點饑餓的樣子。醫院有奶粉。我用開水衝了點奶粉，她恢複飲食了！我想，這就差不多了。因此，第二天一早，護士就把她從那個病房轉移到普通病房去了。我和同病房的人說一聲，請代為照看一下，自己趕緊往家裏跑。到了家門口，我“咚咚咚”地敲門。因為心情激動，敲得有點急。沒想到把妻子嚇壞了，她以為是孩子不行了。門開了，她一臉悲傷，我則興高采烈地告訴她：“好轉了，好轉了！”妻子聽了，喜極而泣。

苦中有樂綠化組

在“群眾專政”之初，橫掃“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動”一度如火如荼。但時間一久，大字報、批鬥等活動，即使調子高了再高，也慢慢無法引起大家的興致。但是，對這些人，還是應該有個安排。最簡單的，就是勞動懲罰。於是，我們有一段時間被安排到綠化組，參與桂子山的抗旱工作。被安排參加抗旱的，都是華師規格最高的“牛鬼蛇神”。以黨委書記劉介愚為首，還有副院長、大教授，我在裏麵算是年輕的了，享受“破格待遇”。管理我們的，是綠化組的一個具體負責人劉有信。劉有信原來是一個工會幹部，1957年我和妻子上廬山的時候，是他管的生活，與我們關係很好。他在反右時被劃為右派，文革期間也被貼過大字報，不過問題不那麽嚴重，還能夠領導綠化組，綠化組的工人們都還聽他的，我們當然也都聽他指揮。綠化組的工人對我們也很關照，太累太髒的活，總是他們搶著幹，而且總是與我們有說有笑，友情堪說甚濃。

抗旱的時候，年紀大一些的“牛鬼蛇神”負責澆水，挑水則是年輕一些的“牛鬼蛇神”們的活。沒有自來水，更沒有噴水車，我們都是從化糞池裏麵，連肥帶水一起挑。挑來了之後，“老牛”們一棵一棵地澆。挑水的時候，熟人碰到了也沒有關係。因為頭上有一頂大草帽，破帽可遮顏，垂頭側身過。其實，在內心裏，我覺得參加綠化比挨批鬥或看大字報或寫檢討之類好多了。滿園植物都有生命，我們在大熱天給他們澆點水，珍愛生命，感覺很有意義。

我們非常努力地工作，挑水澆樹，改造自己，但累了的時候，還是可以休息一下。華師的苗圃很大，為了供水，苗圃中間還留了一口池塘。池塘邊有高大的柳樹，池塘裏養著魚。我們休息的時候，經常就坐在柳樹下，麵對著池塘。清風徐來，苦難全忘。

當然，在我們享受著清風，望著池塘裏的粼粼波紋，忘卻一切的時候，綠化組組長會善意地提醒我們：該幹活了。他不敢讓我們太放鬆了，畢竟還是有任務的。萬一樹被旱死了，他無法交代，我們則恐怕要背上“破壞”的罪名。

聽到組長的催促，我們馬上回到現實，站起來，準備幹活去。唯獨老書記劉介愚，總是操著重慶口音，不疾不徐地說：“再多坐一會，好不好？”我們聽了，就在原地站著，陪他再休息一會。

有一回，當我們坐在樹蔭下休息的時候，來了一個調皮的小男孩。他折了一根柳條，揮舞著，做出抽打“牛鬼蛇神”的樣子。他不是那種太凶惡的，不是真正的抽打，隻是朝你揮舞一下。每將柳條打到一個人身上，就要說一句：“你這個走資派”，“你這個反動權威”，“你這個……”

當他來到我跟前，看我年輕一些，就說：“你這個修正主義苗子。”說完，也拿柳條掃了我一下。我說：“小將，我不是苗子。”他說：“你不是苗子，你是什麽？”我說：“要說，我就是根子。”大家聽了，哈哈一笑。“小將”鬧不明白，感覺有點不好意思，揮舞著柳條跑了。如此這般，也可說是苦中有樂。

東風農場

969年被下放到東風農場之後，樂趣就更多一些了。

東風農場離武漢不遠，位於大冶，就在梁子湖邊，靠近碧石渡，山清水秀。離開了華師本部，就沒有什麽批鬥了，我們和其他革命教職工一起，被扔在農場裏，以自我改造為主。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受到一些“鞭策”。

比如說，我在勞動中經常會忘記一切，與職工打成一片，大家有說有笑，享受勞動的快樂。這時候，就有工宣隊的師傅“提醒”我一下：“章開沅，你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在周末有時會和工人一起，走上二三十裏地，到鐵山鎮去逛一逛。待我回到農場，也有工宣隊的師傅敲打一下：“章開沅，你不要忘記你的身份！”我很識趣，不回嘴，最多說一句：“啊，我知道我的身份。”但仔細一想，我究竟是什麽身份，自己也糊塗。陶軍是湖北省乃至全國都少有的一位被補劃右派的，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很大，這時也被下放到東風農場，並帶了夫人，以便相互照顧。休息日裏，幾個來自中原大學的老戰友有時會到他家裏，弄點魚，弄點酒，聚一聚。連這種休閑聚會也被“敲打”過。記得有一次我們正在把酒臨風，廣播響了：“你們不老老實實改造，每到周末還弄些不三不四的人，裹在一起吃喝玩樂！”我們聽了，付之一笑，繼續吃喝。

總體而言，在東風農場時的心情是愉快的。“革命群眾”與“專政對象”之間，基本上是“敵我不分”的，大家一起在田間揮灑汗水，一起分享勞動的辛苦與歡樂。東風農場種雙季稻，我把種水稻的全過程都經曆了一遍，可說是為草埠湖下放補課。雖然“雙搶”的時候很辛苦，起早貪黑，有時還要打夜工，產量也不是很高，但畢竟沒有遇到天災，享受到了收獲的快樂，感覺很值得。

梁子湖的魚非常好，大名鼎鼎的“武昌魚”，就以梁子湖的最正宗。聽說此處所產的武昌魚，比別處所產的多一根肋骨，很有特色。由於魚多，因此很便宜。最好的是桂魚，隻要四毛錢一斤。一般的魚，就隻有一兩毛錢一斤了。因此，我們一有機會，就要品味一下，哪怕遭到“敲打”，也不去管它。要是有機會回武漢（比如說過春節的時候），大家還要盡可能多買一些魚，肩挑手提地帶回來，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除了春節，我還獲得過一次額外的回武漢的機會。那一回，我被指派與本係的吳量愷、崔曙庭兩位回校本部，撰寫一篇批判“讓步政策”的文章。接到任務之後，少不了盡可能多帶些魚。回來之後，我把最大的一條青魚（九斤多重）送給了托養小女兒的那戶人家。我心裏多少有些期盼，希望他們家在收了我的“大禮”之後，會待孩子好一點。

寫批判文章，由吳量愷負總責，但是他對此也並不熱心。崔曙庭呢，是一個活神仙，一貫不緊不慢，也不急著要寫出什麽大批判文章，老是悠然自得，品茶抽煙，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麽。至於我，更加積極不起來，因為所謂“讓步政策”，主要是重於古代史，而我的專長在近代。這樣一來，寫批判文章，就成了我的一次變相休假。我一有機會就溜出去，跑到寄養小女兒的家裏，陪孩子玩。有一次有飛機表演，我更是義無返顧地開了小差，帶著小女兒看熱鬧去了。讓她騎我肩膀上，她樂極了。看完表演之後，我還帶孩子到一家名為“生香”的館子開葷。

這樣過了兩三個月，批判文章還是沒有寫成。後來量愷怎麽向上交代的，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因為時過境遷，大家又都忙於批林批孔去了。

下放期間，令我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小老虎班”。

那時的勞動組織是軍事化的，按連隊編排。政治和曆史都是小係，被組成一個連，叫做“政史連”。政史連是第一連。我被分在第一排，並被安排擔任一個班的班長。這個班的成員，都是年輕工人。這個農場本來是個勞教農場，他們多數都因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在這裏接受過勞動教育。勞教農場改為國營農場之後，他們留下來，當了工人。我一個“牛鬼蛇神”被任命來當這麽一個班的班長，應屬“門當戶對”，加上我曾經是全國青聯常委，領導上以為我一定會做工作，因為這個班的調皮搗蛋全場聞名，特別是有幾個刺兒頭很難纏。

接受任務之後，我立即去和他們見麵。他們分住在相近幾間宿舍裏，每間住著五六個人。其中一間宿舍的編號是“111”，人們習慣念成“幺幺幺”，那是他們的活動中心。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圍在111寢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飯碗，一碗一碗地在那裏喝。

我簡單做了一下自我介紹。其中一個說：“我們已經聽說了，來了一個老班長。”我說：“我們以後就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我在勞動方麵趕不上你們，請你們多指教。”有人說：“不要客氣。”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麵前。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雖然我喝酒不行，但還是接過酒碗，學習川江木船上的水手，仰頭一口喝完。掌聲響起，大家齊說“痛快”，實際上已經接納了我。在那之後，我們就一起生活，一起勞動，休息時一起到鐵山鎮玩，毫無界限。我從來不和他們談政治，也不談道德、倫理，更不去談彼此過去的事情，隻就勞動談勞動，江湖義氣。我種水田沒有什麽經驗，在勞動上，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

由於得到了尊重，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很快發揮出來了。他們都是十八九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大多未曾結婚，身強體壯，無牽無掛，農忙需要出力的時候，他們樣樣都好勝搶先。因此，我們這個班很快就受到表揚。先是通過廣播全農場表揚，稱之為“青年班”。後來開會表揚的時候，則稱之為“小老虎班”，誇獎他們幹起活來像小老虎一樣。受到表揚之後，青年們幹勁更足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在軍宣隊率領下，華師全體教職員工都到農場拉練，集中進行鬥批改。有一位李副指揮長，非常左，慣於無限上綱。他喜歡做大報告，嗓門很大，說話很衝，他一開口，就令人生厭。批鬥中，他硬說中文係的一個老教授有特務嫌疑，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須刀割腕自殺了，據說他還是章太炎的弟子。另外一位老師，國民黨時代參加過三青團，還當過分隊長，當然是有“曆史問題”了，不過早已“交代清楚”，成為革命幹部了。在大會上，李某翻舊賬，點名臭罵一頓。這位老師自己倒挺住了，但他愛人卻被嚇瘋了。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輕人血氣方剛，就以老虎班的名義貼了一張大字報，提了若幹建議，也夾雜一點牢騷。沒想到，李某對此也不能容忍，又開大會，點名批判。其中最傷人的一句就是：“幺幺幺（111），洞洞皆妖！”本來指望著可以得到領導表揚的，結果卻被扣了這麽一頂大帽子，“青年班”成員心一下子就寒了。在那之後，他們就鬆懈了，有些甚至故態複萌。拜李某所賜，有的“小老虎”真的變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論，軍宣隊的有些人還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據說側麵觀察，最高領導指揮長與分管大冶農場的蕭副指揮長，對知識分子都比較理解與尊重，但像李某那樣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間軍宣隊長期駐紮高校，還給高校留下了很多壞風氣。最為明顯的，就是等級觀念。以前學校裏幾乎沒有以職務相稱的，一般都是以老師相稱，或者叫某某同誌。但在部隊裏，逐級都要要稱官銜。他們把這一套帶到學校，時日久了，給學校無形造成消極影響。文革以後，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裏，也“某校長”、“某處長”乃至“某科長”地叫開了。到了後來，你要不這麽叫，有些“長”還會生氣。

工農兵學員

華師在文革開始以後的五年之中沒有招生，到1971年，才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有了學生之後，很多老師慢慢可以教一點書了，我也在1972年被提前調回華師，參與對工農兵學員的教學。

那時的教學，采取所謂“三結合”模式，就是黨組織、工農兵學員、教師三者結合教學。工農兵學員參與教學，聽起來很“革命”，其實問題很大。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與清華大學最早招的工農兵學員提出的如下口號有關：“我們上大學，還要管大學，像工宣隊那樣改造大學。”在那之後，全國跟風，“上管改”之說甚囂塵上。工農兵大學生不僅僅是上大學，還要管大學、改大學，教師就成為改造對象了。

不知道是課程太少還是別的什麽原因，一門課不是一個老師教到底，而是幾個人合作，分章節，每人教一點。教的時候，也不能講太多。原因有二。一則工農兵學員的程度參差不齊，有的學員程度很低，稍微講深一點，他就聽不懂。二則工農兵學員因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較多，加上鼓勵“上管改”，很多人喜歡挑老師的毛病。在這種情況下，老師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學生抓住了小辮子，挨批挨鬥。雖然恢複了教學，但沒有什麽教書的樂趣。師生關係說不上很融洽。

華師發生的工農兵大學生挑老師毛病的典型例子出現在中文係。中文係有一位石聲淮教授，是錢基博的學生，錢鍾書的妹夫。石老師其貌不揚，但學問很好，因此被錢基博看中，將女兒許配給她。錢基博一手牽著女兒，一手牽著石聲淮，將兩人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們結為夫妻。這一“執手為婚”的故事，是華師曆史上的美談之一。

文革期間，石聲淮給工農兵學員講《說文解字》，講到“母”字的時候，說了一句：“中間的兩點，是女子乳房的象形。”這原本是一個極普通的傳統觀點，卻被學生抓住不放，硬說他“耍流氓”。那時全國範圍正在嚴厲打擊流氓惡霸，石聲淮被軍宣隊領導與這一行動掛起鉤來，令他非常沉痛。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動，他已經習慣了，這一回，進入道德批判，他連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別傷心，在一次會上，悲痛異常地說：“過去，我隻認識到我政治上反動。現在，沒想到我在道德上也這麽敗壞！”

石聲淮那時已經60歲了，被學生逼著做出這樣的檢討，真叫教書匠們不好受。因此，雖然在不久中央風向改變，周恩來、鄧小平等強調基礎理論與正常教學，那位點名批評過石老師的副指揮長又出來澄清，操著河南腔，宣布“這個‘母’字，就該這麽寫”，但石老師的心情大概不會有多少改善。反正我除了覺得這個副指揮長比較窩囊以外，沒有因此而覺得教師受到了尊重，此後可以在課堂上暢所欲言。

不久之後，“教育革命”又出新花樣，組織一些老師到外地交流，我居然也可以參加。這令我很高興。一則終於受到了同等待遇，可以參加“革命群眾”了，自然心情比較舒暢。二則文革以後，像我這種人是沒有串聯資格的，現在出去交流，等於是一種補償，可以見見老朋友，交交新朋友。

這一次交流，中國近代史教研室分兩撥，一撥往北去了北京和天津，一撥往南去了廣州，然後兩撥人又一起在廣州會合。每到一個地方，都聯係幾所學校的曆史係，找幾個人談一談。大家見麵，談得很高興，但有點不著邊際，發牢騷的比較多，交流文革中遭遇的比較多，幾乎沒有正兒八經討論過該如何推進“教育革命”的。因為局勢未明，情況複雜，大家還不清楚下一步究竟應該如何走。

從外地交流回來之後不久，我接到通知，被借調到《曆史研究》編輯部，參與複刊後的《曆史研究》的編輯工作。這是我在文革後期的一次重要經曆，將在下一章專門介紹。在本章的最後，我想談一點文革的啟示。

 

兩個場景，一點啟示

每當回首文革歲月，華師校園裏的兩個場景經常會在我腦海中浮現，並給我啟示。場景之一是一號教學樓擺著的一副戰棋。一號樓被改為華師的文革指揮部之後，曆史係搬到三號教學樓，在其中的一間房裏擺著一副戰棋。很多老師在那裏“鏖戰”過。小將們“武鬥”時，作為革命群眾的老師們在那裏下棋；當我們被關在牛棚裏寫檢查的時候，他們在那裏下棋；當我們寫完了檢討，在曆史係資料室找書看的時候，他們在那裏下棋；當我們頭頂烈日在桂子山上抗旱的時候，他們在那裏下棋；當我們被下放到農場接受改造的時候，他們還在那裏下棋。那副戰棋的利用率實在太高，後來棋盤被磨損得看不清了。但人們仍然鬥誌昂揚，幹勁十足，隻要被磨損，很快就會有人用筆畫好，繼續鏖戰。

他們沒有注意到，磨損掉的，不僅僅是棋盤的格線，還有自己的青春。文革開始的時候，造反派的老師一個個意氣風發，青春年少。等到文革結束的時候，他們卻兩手空空，一無所長。磨損掉的棋盤格線尚可補畫，磨損掉的青春卻無法彌補。於是，很多人要麽繼續蹉跎歲月，要麽唉聲歎氣，宣稱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被耽誤的一代，更有少數人反其道而行之，懷念文革，歌頌文革，以此證明自己一貫正確，唯我獨“古”，年輕時並不荒唐。

可能有人會說：“你這麽說不公平，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民族的災難，在那樣的時代，個人能有什麽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確實是被耽誤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民族的災難，那個時代的青年，也確實是被耽誤的一代。並且，他們被耽誤，主要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而是國家的過錯，社會的過錯。不過，我想表達的是，在社會處於病態的時候，真正有為的人，也可以不隨社會而病，可以逆流而動，有所作為。

在我回首文革歲月的時候，經常會進入我腦際的第二個場景，就與一位老師的自強不息有關。這一場景，是華師曇華林校區的澡堂。這一位老師，是曆史係的張舜徽先生。張先生是“反動學術權威”，在我被揪出來成為“活老虎”之後，他被稱為“死老虎”。在“群眾專政”階段，張先生也被關進牛棚，也接受過大大小小的批鬥，甚至還被學校的工人辱打過。不過，由於他當時已經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因此還是受了一點關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允許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後一點，則將他全家趕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鬥當然還是少不了，但沒有讓他參加勞動改造。

澡堂簡陋，低矮陰濕，夏天如蒸籠，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時候，還四處漏水。但是，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張先生沒有唉聲歎氣，而是發憤圖強，抓緊時間撰寫學術著作。雨季的時候，屋頂漏水，就找個盆子接一下，水從室外灌進來，就穿上雨鞋，繼續寫作。武漢夏天溽熱，他就在胳膊下墊一條濕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繼續寫。如果遇上批鬥會，他就白天接受批鬥，晚上繼續寫。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點鍾起床寫作的習慣。如此數年下來，張先生撰寫了多部頗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說文解字約注》，有二百多萬字。僅僅謄寫這部著作，他就寫禿了50多支毛筆。

桂子山上文革指揮部裏圍著戰棋鏖戰與觀戰的眾多青年教師，與曇華林澡堂裏晨昏伏案撰著的張舜徽先生，這兩個場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記憶鏈條中，並給我啟示。當我年老之後，總喜歡告誡青年：即使社會病態，也不要隨波逐流；處在人生最低穀時，不妨充實自己。這兩句話，就是我從這兩個場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雖有點我中學時代的“老馬老師”的味道，絮絮叨叨，但我確實是想以此與青年共勉。

【作者簡介】章開沅（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男，生於安徽蕪湖，祖籍浙江省吳興縣，著名曆史學家、教育家、華中師範大學榮譽資深教授、美國奧古斯坦那學院（Augustana College）榮譽法學博士、日本創價大學與關西大學名譽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