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均福 反右疑雲——反右鬥爭曆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今年是反右鬥爭運動的55周年。過去了半個世紀多的這場政治運動宣告了自由知識分子階層的集體覆滅，對於中國在以後年代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也許在現在還對未來發揮著深遠的影響。對於這場政治運動及其後果的描述，已經有戴煌的《九死一生》、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這樣的不朽之作，堪稱中國的“古拉格”，但是從學術層麵，可以說這樣的研究剛剛開始，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多半是“從上往下看”的，著重於領導階層的發動、上層知識分子的響應，以及在一些著名大學裏的學生運動，而往往忽視國內一般麵上的情況。而且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問題上仍在迷霧之中，今檢其要者簡述之。

1，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以前，公認的數字是55萬，具體的說是552973人。據說，這個數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官方發布的。

但是目前，網上又出現了另一數字，是3178470人，其中黨員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職員工36428人，高校學生20745人，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見《往事微痕》25期）據說是從內部透露出來的。

兩組數據都精確到個位，後一組數據還有人員構成，前一組是官方宣布的。二者相差五六倍，有兩百多萬之多。叫人相信哪一組呢？一些對反右鬥爭持強烈否定態度的人（其實我也屬於這類人）往往相信後者，但是從學術研究角度不能意氣用事。

最近我看到李若建發表在《開放時代》2008年第4期上的《庶民右派》。這篇文章從不同途徑搜集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右派分子數據，它們加起來和55萬這個數據符合（相差幾千人）。我對其中一些數據進行核實，其來源與該文作者所引的不同，沒發現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右派總數是317萬多，它們應分布在全國30來個地區，而這30來個地區的數據全都有誤，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這個新的數據的可信性的問題所在。如果它是確實的，必須有新的思路。

2，有多少右派未被改正？

在“維基百科”上說不予改正的“總計不足百人”。更有許多地方明確地說，右派分子總數552973人，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在《往事微痕》中有兩個數據，先是96人，後是104人。未改正百人左右似乎已成定論。

但是，一些資料並不支持此說。例如湖南省右派31403人，在1978年改正31040人，未改正363人（占全體右派1.16%）（韋紹榮《有錯必糾，給右派摘帽得人心——我省落實黨的政策，全部摘掉右派帽子》，三湘統戰網，2011）。這個數字已經遠超過上述全國未改正的右派數目了。

其餘地區也有相似情況。例如《鹹陽地區誌》上說，在鹹陽地區共處理右派1189人，其中本地右派860人，其餘為外地遷入（按外地遷入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為本地人在外地工作被打為右派後遣送回鄉，二為一些東部工廠遷入三線後帶來的右派職工）。其中改正了1163人，未改正26人（占全體右派2.24%）。

也是陝西的漢中地區在1978年改正右派分子670人，未改正20人（占全體處理右派2.9%）（漢中黨史網）。

延安地區有一個甘泉縣，有右派10人，是我所見縣一級右派人數最少的，其中9人被改正，1人未被改正（占全體右派10%）（《甘泉縣誌》）。

黑龍江省複查右派13614人，改正13587人，未改正27人（占全體右派0.2%）（黑龍江新聞網，2011）。

當然，也有一些地區將右派全部改正了。例如內蒙的哲裏木盟的328名右派被全部改正。（王淑芬《科爾沁風雲》，通遼經濟技術開發區網，2008）

很多地方文獻上未詳細記述改正和未改正人數，全國普遍情況尚不明了。從有限的記載看，一些地區未改正右派比例在百分之一、二以下。以此觀之，全國未被改正右派數目應在千人以上，甚至達到幾千人。

如何理解這些數據和96人或104人之說的矛盾？是否因為在1978年確實有較多的右派未被改正，但是在以後的年代裏陸續有改正的，後來隻剩96人或104人了？似乎不像，因為各地談到未改正右派的資料大多是新近發表的。

3，右派以外的右派

這部分討論的問題不包含任何數據上的衝突，隻想說明，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除了打了大批右派分子外，還打了右派名目以外的許多其它分子，也被作為階級敵人處理，與右派無異，但不在上述55萬或三百多萬的統計之內。這些名目有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中右分子等。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現象，根源於階級鬥爭理論。所說的右派分子，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簡稱，右派的進攻和反右鬥爭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政治戰線上的鬥爭。那些民主黨派本來就是資產階級政黨，大學教授和文化界名人也被認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至於右派學生，從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來看，也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這都沒有問題，完全符合階級鬥爭理論。但是，在整風反右運動中，發現一些本來屬於勞動人民範疇的人也跟著“鳴放”，其觀點與那些右派分子無異。這又是怎麽回事呢？勞動人民怎能反黨呢？對於這種不符合階級鬥爭理論的現象，當政者不去反思是否源於自己的異化，而采取掩耳盜鈴的方法，以其它名目予以處理，但不稱右派分子。至於稱什麽，各地區有所不同。我們單位對於工人中的異見分子稱為壞分子，將他們開除公職令回鄉生產。

具體政策規定可見中共中央1957年9月4日發出的《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

上述湖南省的材料對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在工人、民警、民辦教師、營業員、中等學校學生中劃反社會主義分子，在幹部、教師中劃中右分子、右派言行分子和戴其它帽子9000多人。”少於右派分子數目31403人。

上海市的兩類人員數目更接近：“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因右派言行受到處分和被戴上其它帽子有11815人。”比該市右派分子數15419人略少。（《上海市誌》）

類似的有宜賓專區，共打右派分子1600人，加上後來合並的瀘州專區，右派分子共3890人，“還有2700多人因右派言論被戴上‘五種人’帽子。”（《你知道宜賓的反右運動嗎？》，宜賓黨史網，2010）

在福建省，右派分子有7100多人，中右分子受到處分的有4584人。（《福建省誌》）

前麵所說的全體右派數目為3178470人的材料也談到，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如果說前一數據是可靠的，那麽後一數據不可能十分準確，因為右派分子以外的分子的劃分範圍和時期不很肯定。例如四川省在1958年的高中畢業生中劃了不少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是否算進這一類人呢？

4，庶民右派

這是李若建文章中的提法。他說，其實1957年打的右派中大多數是普通幹部和老百姓。

河北省（現屬天津市）的《武清縣誌》詳細說明了該縣兩種分子（共計337人）的職業結構：右派分子309人，其中教育局263人，商業局20人，黨政部門5人，郵電局2人，交通局1人，工商聯1人，農林局5人，書店5人，銀行4人，糧食局2人，個體商販1人。反社會主義分子28人，其中建築工人2人，手工業者8人，理發員3人，營業員2人，業務員5人，交通工人2人，服裝業職工5人。

從這份材料可見縣一級的反右主要在縣城開展。在50年代的縣城裏，有多少家書店，多少家理發店，多少家縫紉社？在這些地方打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比例很可能高於北大物理係打右派分子的比例（8.9%）。那麽，這些店員、理發師、裁縫犯了什麽錯誤呢？他們肯定沒有發表什麽黨天下，什麽政治設計院的宏論，也提不出什麽黑格爾-恩格斯體係，他們頂多說了幾句領導不愛聽的話，或者完全是被陷害。這些本來就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勞動者更陷入了萬劫不複的深重苦難。我們至今很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所以不知道他們這20餘年是如何在苦苦煎熬中淡出曆史的。

這《武清縣誌》也明確顯示，該縣反右重點在教育局。教育局的右派分子占全縣右派的85.1%，占兩類分子的78.0%。可以確信，教育局係統的右派中絕大多數是中小學教師。

李若建的文章也談到，在河南省劃的7萬右派中，中小學教師有4.1萬人，占全體右派的58%。在一些縣裏，中小學教師占全體右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如上述武清縣那樣，絕非特例。

所以我估計，在全國55萬右派中（暫取55萬數據），中小學教師可能在10萬人以上，甚至可達20萬，為1957~1958年反右鬥爭中最大的受害群體。就像高級知識分子和高校學生中的右派一樣，他們應屬於所在群體中的精英，就像我的母校北京師大二附小（今第二實驗小學）被打為右派忿而自戕的鄭芸老師一樣。他們給予學生的，絕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而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薪火傳遞。如果說高級知識分子和高校學生中右派的受難宣告了本來就很孱弱的自由知識分子的集體覆滅，那麽數以十萬計中小學教師精英所遭受的致命打擊則預示著後來數十年內整個民族文化傳承的斷裂、民族精神的萎靡和思想的弱化、退化和奴化，其深遠影響可能不在前者之下。這在幾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也是極其罕見的重大災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