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農村“五風” （ 惠 文）

    一，前言
1958年，在中國大地上喧囂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高高飄揚”的時候，在廣大農村刮起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生產風、打人罵人風、幹部多吃多占風）。其勢異常洶猛，所到處，田土荒蕪，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生靈塗炭。這種人為的災難造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年特大困難時期，是共和國曆史上空前的一次浩劫。
為了扭轉農村生產大幅度下降、人畜大量死亡的局麵，1960年下半年，黨中央、國務院先後組建了約一萬人的整社工作團，分赴河南、山東、安徽、貴州、四川、青海、新疆等重災省區進行整風整社。要求在穩定局勢的基礎上，迅速改變農村形勢，向著好的方向轉化。
整社工作團的成員，要求立場堅定、不怕困難、思想作風好、有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有為黨和國家分憂解難的決心。中央直屬機關根據這一精神進行了動員、挑選。中國科學院屬於中直機關，指定要組建一個工作團到四川。我當時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現代史研究所工作才半年（中國人民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根據“先中央後地方、先重點後一般”的分配原則，分配到這個研究所的有五人，其中除我和易顯石是黨員外，其餘三人是團員。報到後，所領導向我們進行個別談話，明確我們這批新調去的年輕人是所裏後備骨幹力量，對我們寄予了很大希望，勉勵我們要安心工作），由於所裏把我們當作培養的後備骨幹力量，剛組建工作團時，組織上沒有把我列入名單，報上去的是一些年紀偏大、身體不太好、政治條件差的。中央組織部在審查名單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向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及周總理作了情況匯報。周總理和安部長聽了匯報後，對中科院提出了批評，指出“這是在甩包袱，不是從工作出發”等等。於是，我們所領導公開檢討了思想認識不足、工作有缺點錯誤，表示接受批評並立即改正。在全所又重新動員、學習，堅持走群眾路線來確定名單。這樣，便把我物色上了。在當時，我被物色上是很自然的：一是，工作團是到四川，我是四川人，熟悉四川風土人情，當時正需要這樣的人；二是，我人年輕，身體條件好，可以堅持農村的艱苦生活；三是，我生活簡樸，能吃苦耐勞，會幹農活，知曉農事，易於和群眾打成一片；四是，我也願意回四川，準備將來就在四川工作，便於照顧家庭。新名單確定後，所裏沸騰起來，熱鬧了好幾天，牆壁上貼了不少詩詞之類大字報祝賀、勉勵，以表歡送之意。我也忙得不亦樂乎：領導找談話、設宴歡送，照相留影，接連到人民大會堂去聽周總理、李富春、陳毅、安子文、李先念、陳正人、譚震林等七、八位中央首長的報告，到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大禮堂聽郭沫若院長的講話，準備行裝，等等。對牆壁上貼出的那些詩詞之類，我一個字也來不及抄下作紀念就匆匆離京了。1960年12月20日上午，中科院組建的工作團200多人，編成4個中隊從北京出發到四川。臨行前，所領導張維漢書記、劉述之主任，以及人事組劉明遠同誌等到前門車站送行。在車站他們同我們合影，並贈送以劉大年、張維漢、黎澍三位所領導署名的小說《百煉成鋼》和精裝《電影日記》。待車起動，他們才與我們揮手告別。
到四川成都後，我們在民族事務委員會招待所住了四天，聽了省委書記廖誌高的報告、省農業廳廳長對農村困難情況的介紹，然後我們被分配到簡陽整社。我在簡陽兩年，頭一年在農村輾轉了幾個地方，第二年在縣商業局和供銷社（由商業局分離出來的，專管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產品的購銷）工作。開初搞“新三反”，以後搞社會調查和理論學習等工作。1962年12月5日，經組織照顧夫妻關係，由簡陽調重慶市委黨校工作。
在簡陽的兩年，是在極艱難困苦中度過的。1961年上半年青黃不接之時，生活上每月隻供應19斤原糧。就這19斤原糧，首先得留出1斤用作到上麵開會之用，其餘18斤，平均每天隻有6兩，而這6兩還得交出4兩，用於搶救生命垂危的得浮腫病的勞動力（集中醫治），自己每天隻能吃2兩原糧，折合成大米，僅有一兩多。在這種情況下，差點斷送了性命。全靠吃牛皮菜，才保住了我，我怎麽能忘記牛皮菜的救命之恩啊！我在農村同社員一起度過特大困難的日子裏，除了跟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外，還要經常開會、熬夜、做大量社會工作。工作之餘，別人在休息、睡覺，我便提起筆來，在山坡上、在草堆旁、在階簷邊、在油燈下，含淚記下目睹耳聞之事。
人生是短暫的。在這短暫之間，個人有這樣那樣的不幸與困窮，然而，哪樣能與國家民族的不幸相比！我在簡陽的兩年，個人雖有困難與辛酸，但這比起國家民族的命運危急是算不了什麽的。每當憶及簡陽兩年所見所聞，不禁潸然淚下，尤其退休賦閑，曆史的責任感促使我清理昔日積累的資料，以資後來者。遍翻所記，由於個人生活動蕩、曆史原因，丟失不少，隻能將劫後殘存，進行抄錄整理，編為是冊，名曰《困難時期農村整社紀實》，以作我的曆史回顧與見證。記述中，為了照顧內容上的聯係，便打破了時間的順序。但，它記下的絕不是我個人的艱苦與辛酸，而是我與之息息相關的簡陽人民的災難的寫實。我僅以此獻給為改變極大困難而堅持真理的同誌，獻給忍受極大艱辛而為共和國作出貢獻的廣大社員與農村基層幹部，慰藉跟我同滾草窠，與我切切話語的同誌和農民朋友。掛萬，衷腸天鑒地證，從中記取教訓，杜絕悲劇重演，是所夙願。

二，“五風”

1，農村“浮誇風”的種種表現
來到簡陽四個月了，根據群眾的反映和自己看到、直接接觸到的情況，農村的“浮誇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表麵莊稼，得獎依據
在浮誇風作用下，種莊稼注重表麵。沿大路、公路、鐵路的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畜力、肥料、種子，土地耕得精細，栽種用尺子丈量，搞“八尺開箱”，窩子用繩索牽著打，看起來整齊、筆直、美觀，很是“田園化”，莊稼種得特別好，一派豐收景象。而離大路、公路、鐵路較遠的腹地、“背腳地”田土裏，不是野草掩蓋了莊稼，就是根本沒種讓其荒蕪。上級派人來檢查，往往坐著轎車或吉普車在大路、公路、鐵路旁悠轉一趟，所見的全是好印象。接著，被邀去辦公室聽取匯報，又是一派甜言美語；匯報結束，豐盛宴席熱情招待。這樣一來，在評比中穩取勝利，優勝紅旗、先進獎狀自然到手。上級的官僚主義助長了這種浮誇風，而浮誇風也適應了官僚主義的需要，因而浮誇風難於糾正。
二、虛報進度，不顧質量
青龍、禾豐公社1959年春播時，上麵派人來檢查播種進度。他們本來就沒有完成播種計劃，為了騙得先進的稱號，硬說已經播完。上級評了他們為先進，就將他們的勞動力調出外援。而自己沒有完成的播種任務又不得不完成，於是，他們用剩下的弱勞動力夜以繼日地把種子胡亂撒在田地裏來搶進度，根本不顧什麽浪費、質量問題了。
三、虛報產量，巧做“手腳”
不少公社都有兩本以上的賬。上麵來檢查，有對付上麵的賬。即使完不成任務，而上報的賬也完成，甚至是超額完成的。其辦法是用很狡猾、毒辣的手段來上報。比如：
（一）1960年上級派人檢查紅塔區的棉花統購任務完成的情況時，該區根本沒有完成任務。為了欺騙上級，他們與區供銷社暗中商量，搞弄虛作假，由供銷社多出具收購棉花的收據，以此證明其超額完成了任務。
（二）強迫社員把過去幾年積累下來的自留棉、舊棉花交出來，當新棉花去衝統購任務。
（三）把所有會計人員集中到公社、區或縣裏，讓他們想法湊足浮誇的指標，想不出來不準回家，湊出了高指標才罷休。他們是這樣湊的：⒈莊稼成熟時，麻雀吃去若幹斤；⒉人過路踩掉了若幹斤；⒊被社員偷去了若幹斤；⒋收割時不仔細，捆、撻、曬損失了若幹斤；⒌禾稈上沒有撻下來的還有若幹斤；⒍加上已經收到的若幹斤，總計完全達到了或超過了畝產若幹斤的高指標。
四、隱瞞土地畝數，虛報高產指標
解放公社、黃連公社從1958年以來，少報棉花、小麥種植畝數，用計劃外的一部分“黑田地”的產量加在上報的計劃內以此作為計劃數上報，得到的是欺騙上級的單位麵積高產量、高指標。
五、設立多種組織，個個掛上牌子
公社一成立，下屬組織應有盡有，組織名稱繁多，數不勝數。他們都做一塊名牌高高掛起。一個公社、一個大隊，甚至一個集體食堂的大門兩旁，都掛了不少的牌子。一般的是七、八塊，多的達到十幾塊。以此炫耀其氣派。真是：牌子排排掛，看誰氣派大！
六、錦旗獎狀滿牆壁，問題成堆是真情
在黃連、石鍾公社，以及我所見到的不少生產大隊的辦公室裏，四周牆壁上掛滿了錦旗和獎狀；掛不下的就堆在辦公室的櫃頂上。這些錦旗、獎狀表示該單位“先進”、“優勝”，工作成績“卓著”。然而，就是這些錦旗、獎狀得的多的“先進”、“優秀”、“卓著”單位，恰恰是問題最多、困難最大、人畜死亡最多的地方。
1961年5月

2，農村“瞎指揮生產風”的一些情況
“瞎指揮生產風”有這樣一些突出表現：
一、不因地製宜、不按行之有效的傳統耕作方法搞生產
就本地傳統習慣而言，種小麥一般是窩播，肥施於窩中，既不浪費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進禾苗生長，還易於薅土鋤草、透風透光。這樣麥苗生長健壯，稈子粗，成熟時顆粒飽滿，不易倒伏，產量高。據老農講，上等土這樣種，畝產二、三百斤不成問題。如今上麵下死命令，要求畝產幾千斤，強迫社員改窩播為條播，而且認為越密越好。種子每畝最低不少於60斤，中等的一百多兩百斤，高的達到三百至四百斤。傳統的窩播方法，種子每畝隻用20～25斤就夠了。照現在這樣播種下去，麥苗長出來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的，細如毛發，又黃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長到四、五寸就枯黃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長不出麥穗來。隻有那些長在田邊地角稀疏之處的，才有部分長出麥穗，而麥穗上也隻有三、五顆麥粒，一畝也隻能收上十幾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產了。顆粒無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莊稼的收獲量，比下種量少幾倍甚至少十幾二十倍。
種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見方，或以三寸為距，栽“胡椒眼”、“四葉菜”等花樣。上麵這時派人來監督，腰別一把尺子到田間丈量。達不到規格，就遭反右傾，被說成是不聽黨和政府的話，不服從上級領導，甚至遭到打罵；並且要把已經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來拔去，幾經折騰當然活不成了，於是隻好重新播種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區找不到秧田了，隻好在包穀土的行間整土撒旱秧。誤了季節的旱秧苗長得又黃又細，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節培育出來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裏，因為一年接一年的生產是不能間斷的，它關係著人們的生存。然而季節不饒人，這種錯過季節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憐的，有的甚至連種子都收不回來。而那些按照上級規格跟上季節栽插的秧苗，成活轉青後就封了林，難於薅翻、扯草、施肥，長得猶如野草似的，成熟時穀穗的顆粒很少，結果也造成大量的減產。
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9年按上級要求規格栽三寸間距的“胡椒眼”，栽秧時田間插竹片、牽繩子比著栽。生產隊的大人、小孩、婦女、學生全部出動，70畝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計劃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規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畝多；按新規定，每人每天隻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誤工嚴重，管理不善，秧子沒栽完，秧盆就損壞丟失了二十多個。由於誤了季節，秋收時連種子都沒有收回來，造成社員生活無著，大量死人。1958年轉公社時，兩隊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隻剩下132人，有46.47%的人餓死了。兩隊主勞80餘人，隻剩下20餘人，餓死了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60餘人，隻剩下8人，餓死了86.97%。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力40餘人，隻剩下2人活著回來。社員痛心地說：“瞎指揮生產使我們辛辛苦苦白幹一場！”有的憤慨地說：“瞎指揮奪去了我們的口糧，把我們逼上了死路！”有的老農這樣說：“做什麽莊稼，簡直是在辦燈（胡鬧，像孩子玩燈火做遊戲，不負任何責任——筆者注），是亂球整，搞破壞！”“我們做了幾十年莊稼，從沒有這兩年糊塗。過去種得上好，現在種成了個啥！”
群眾普遍認為：1958年的莊稼種得好，普遍豐收[ 這裏說的“普遍豐收”是指的豐收景象。1958年莊稼確實長得好，成熟得好，但是在成熟了收獲之時，由於瞎指揮生產，把全體勞力組織起來，統一調配，使用了大量勞力上山砍樹子、燒木炭、做土鼓風機、建土高爐大煉鋼鐵，或去作別的事情，忽視了或缺少勞力按季節搶收，季節一過，雨季接踵而至，造成大量糧食如紅苕、水稻等腐爛在田土裏沒有收回來。不少地方隻收回70%左右，有30%左右爛在田土裏。說1958年豐收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以致人民公社成立後，隻在集體食堂搞了兩、三個月的“敝開肚子吃飯”便感到吃緊了，不得不改成定量吃飯，以後，便越來越困難。進入1959年便開始了連續三年的特大困難時期。]，根本不是什麽密植帶來的，而是按老辦法種的。上麵把1958年的豐收歸功於密植，是不實事求是的。從1958年下年種小春作物，才開始搞密植，瞎指揮生產風從此特別盛行。1959年繼續搞瞎指揮，生產連續歉收，群眾遭殃餓肚子。上麵把密植吹得那麽好，群眾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層幹部也喪失了信心，隻是怕反右傾，才不得不貫徹。他們強調這樣幹是文件規定的、上麵開會布置的，隻有密植才脫得了手。密植在包穀等其它作物的種植上，也進行了死硬的貫徹，造成了同樣的惡果。
為了抵製瞎指揮生產、反對密植、應付上麵的檢查，社員和基層幹部動了很多腦筋：在大路、公路、鐵路旁的土裏密植，在背腳地稀種；在一塊大田大土中，邊上密植，中間種稀；上麵要檢查麥子播種一寸見方是否不少於60粒種子，他們就把三分之二的種子蒸熟（使它生長不起來），混同三分之一好種子一起播下，達到稀種的目的，以便獲得好的收成。
瞎指揮生產違反因地製宜的情況也很嚴重。在簡陽解放管區，沱江沿岸的大沙壩裏，長期以來是種甘蔗的。他們有種甘蔗和用土法製紅糖、白糖、冰糖的經驗。三、四十歲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壞了牙齒。據他們自己講，解放前和建國初期，自己熬糖。轉入公社前，土裏還種著很多甘蔗；轉入公社後，上麵強調經濟作物區的糧食要自給，得按上級統一規劃進行指令性計劃生產。於是，就把大麵積的甘蔗連根拔掉，換種糧食、棉花。不僅簡陽如此，聽說整個內江專區都是如此。社員們痛心地說，種製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輪轉。種下的第一、二年產量不高；到第三年開始產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後產量又低下來。公社化拔甘蔗時，有很多正值豐收高產時期，廣大社員是不願意的，不少是流著眼淚去拔的。後來他們傷感地說：“過去甘蔗種的多，糖就多。客人來了勸著吃，算不了什麽。現在，連老年人、病號、嬰兒想吃糖都難買到。就是打了條子、帶上供應手續也買不到。過去內江地區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僅果脯就有兩百多種。現在連影子也看不到，失傳了。”農民本身是種莊稼、以務農為本的，他們對耕作技術特別關心。當我們向他們宣傳包產時，他們普遍要求說：我們莊稼人都想有個好收成。哪塊土該種什麽，幾時下種，幾時收獲，規格怎樣，我們自己明白，最好讓我們自己作主。公糧、統購沒有啥說的，我們保證完成。現在，上麵叫包產，如果由我們自己作主耕種，我們就敢包；如果按照上麵規定的辦法來種，我們就不敢包。當我們把十二條和毛主席指示信念給他們聽，說明今後技術問題可以自己作主時，他們興奮地說：“這就開了天恩，救了我們一條活命！”
二、經營管理上，不顧天晴下雨，隻強調行動一致、按時完成
在勞動力統調的情況下，生產隊得無條件地服從公社以及縣裏的安排。正當隊裏在幹某一種農活時，上麵突然來了電話命令，馬上得轉移去幹領導要幹的活。有的正在播種，剛打好窩子、淋上糞，將要下種，上麵來了命令隻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裏駕牛犁耙，命令一來就得扛上犁耙牽著牛回去，到上級指定地點重新幹起。走攏新的工作地點，半天時間就白白地浪費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紅苕，上級偏叫去挖包穀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穀土就像打糍巴，揉來揉去，太陽一出來，泥土幹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頭一樣硬，用鋤頭腦殼敲打叮當作聲，敲都敲不碎。土質遭到破壞，莊稼咋也長不出來，哪還能長出好莊稼？不少社員說：1958年大鬧深耕就是一次破壞土質的運動。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種施肥的上麵一層熟土翻到了下麵，又把下麵一層又硬又瘦、連石塊帶砂子的夾生土翻了上來。要讓夾生土變成熟土，非要幾年的工夫不可。在這樣的生土上種莊稼，莊稼根本無法長好，更何況要達到高產。有的社員說：無論田土作物，莊稼的根一般隻串到幾寸深，超過一尺的少得很。鋤頭、犁頭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夠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變成冷浸田、濫缽田了，不要說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裏爬不起來。哪個還敢種這樣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從來沒有搞過生產的人亂想出來的，真是害人不淺！
三、推廣先進耕作技術很不慎重，指揮生產顛三倒四
1959、1960年種植棉花，在既無示範先例，又無相應物資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要求大搞燒火溫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裏。沒有燒溫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員住的比較差點的房子的木料拆下來燒；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樹木、竹子砍來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價，棉苗長得夠快，而事前卻沒有任何準備，田土騰不贏，人力跟不上，怎麽也栽不贏快長的棉苗。沒辦法，上級突然又下了另一條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種子點播。這樣一來，正值棉花播種時節，好種子已經用來溫床育苗浪費了，剩下的隻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連殘次種子也沒有了。這不僅損失了一季棉花生產，還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更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員被弄得無處棲身，遍山坡的樹木、竹子幾乎砍光，使得集體食堂普遍缺柴燒。
1960年，民主大隊種下了兩千多斤胡豆，已長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獲得豐收。突然，上麵來了電話，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鏟來作肥料。社員沒法，隻好含淚鏟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種胡豆，整個大隊卻沒有一顆種子。加上這兩年生活苦，吃得孬，餓死的人多，提起這些事，社員們很氣憤，很傷心，他們說：“這兩年無論在外頭搞生產，還是收工回到屋頭，都是過的眼淚水生活。”
四、莊稼還沒成熟，瞎指揮者就強迫社員去“搶收”
1960年要收棉花季節，棉桃還是青疙瘩的時候，上麵就下來了命令，強迫社員搶收棉花。他們叫社員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鍋兒炒、碓窩舂、棒棒棰、連蓋打、用手剝，從一個個青棉桃中把棉花剝出來。有些棉桃太嫩，裏麵還是一包水，上麵就叫社員燒火把棉桃炕幹，再用簽子把棉花拗出來。日夜苦戰，剝出來、拗出來的棉花產量很低，質量更差，又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員反映說：“這是盤古王開天辟地以來就沒有見過的事！”
麥子還沒成熟，上麵也叫去搶收，要日夜奮戰，把麥子全部收回去，並且還規定了“躍進任務”，每個人割多少畝、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務。忙得社員隻好在田間吃飯，以致有的社員昏倒在田間，有的稍坐一會就躺下睡著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費也相當大：土裏掉了不少麥子；沒成熟的青頭打不下來，就給缺柴燒的食堂拿去當柴燒掉；嫩麥粒多，曬幹後顆粒不飽滿，產量低、質量差；特別是割回去堆著遭漚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黴變質。上麵叫生火來炕幹。炕幹打下來的是黑麥子，人不能吃，隻好作飼料喂豬。
瞎指揮生產的事實多得很，這裏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1962年11月

3，打罵之風傳奇聞
“打人罵人風”是困難時期農村大刮的“五風”之一，它是“三麵紅旗”的產物。“五風”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聯係、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推動的。因此，這些歪風才會在這一時期愈演愈烈、愈刮愈大。
“三麵紅旗”中的總路線、大躍進都是強求速度。當時提出了“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五年趕上美國”（後來又提出“五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等口號。在農業生產上，一方麵弄虛作假，大放畝產幾萬斤的所謂“衛星”[“放衛星”是農業生產上搞極左、浮誇、弄虛作假的“傑作”和典型。1958年秋收季節，在北京南苑、天津小站、四川綿陽等地，以搞“試驗田”的名義，先後放出了“高產衛星”：由畝產幾千斤上升到畝產幾萬斤，甚至十幾萬斤。據參觀過的人講其作法是把幾畝、十幾畝、甚至幾十畝田裏，正在生長尚未成熟的水稻，用大量的勞力挖起來，連根帶泥搬運到一畝或幾畝“試驗田”裏並株緊緊地栽在一起，其密集程度可以承載穿著皮鞋的人站在上麵。這種方法稱之為“移植並株法”。待其成熟後收割，據此來估算畝產量，並以估算的畝產量作為實際收獲量上報，於是，放出了一個比一個高的高產“衛星”，報紙也在最顯目的版麵以特大標題宣揚。這樣作的結果，實際上是造成了大量的減產。因為把正在生長的水稻挖起來，連根帶泥搬運中，稻稈受到挫傷；並株後，密集得不透氣、不通風，漚黃爛了不少，即使不爛其顆粒也減少了，且不飽滿。為了補救，一些地方如綿陽就在田間拉上電線，安起鼓風機日夜鼓風。盡管如此，也免不了減產。對這種勞民傷財、弄虛作假的行徑，參觀的人，包括農業專家，雖然有不同的想法，但不敢說出來，因為上麵有顯赫的人物在提倡、支持，誰要說出個“不”字，就會自惹麻煩。
當時，廣大農民對報紙上登的畝產幾萬斤的“高產衛星”（例如北京市郊區永樂店人民公社的晚稻試驗田，由新華社發稿，畝產達32755斤；湖南宜章縣有個公社畝產稻穀70000斤；廣西有個地方畝產稻穀130000斤）根本不相信。他們說：“我們在一畝麵積的曬穀場上曬三、四千斤穀子，地麵上也要鋪一寸多厚。一畝田的水稻無論多好，也長不出那樣多的穀子。說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純屬吹牛皮！哪個舅子才相信！”]；另一方麵，又搞瞎指揮，規定密植規格，限定一個人一天挖土多少畝，播種多少畝，收割多少畝，等等。無論作什麽事，口號喊得很響，指標定得很高。如果達不到，就是右傾，就要遭反對。中央一級，毛主席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右傾，理論上還講了很多大道理，他由遠及近，由曆史到現實，由政治到經濟，由經濟到“軍事俱樂部”，由世界觀到人生觀，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由曆次路線鬥爭到廬山會議上的鬥爭都講了，還有什麽“關於枚乘《七發》”、“關於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曆及其他”等等，參加開會的很多人起初有些模糊聽不懂，後來他具體講了，說彭德懷向他上書反映農村情況，是右傾機會主義，同彭德懷的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等等。這下大家才明白了。從而使很多人轉變觀點，由批左轉為反右，由讚同支持彭德懷轉向批判彭德懷。農村基層幹部文化低，理論差，講不出道理。反右傾火辣辣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粗暴的打罵來解決問題。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製界線，搞平調，把農民長期、甚至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家私搜刮一空、毀於一旦，有的連住的老窩都遭搗了。當然，他們是不願意的甚至是抵觸的。這種不願意、抵觸情緒，就被指責為留戀資本主義，是私字作怪。當時認為，公字是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核心，與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資本主義思想的核心。要反對資本主義，就要打掉私字。在偏激情緒的作用下，進而就打罵有私心的人。社員對瞎指揮有意見，不按瞎指揮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對，就是遭受打罵。生產搞孬了社員沒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來就遭反右傾——挨一頓打罵。
在困難時期，農村的“反右傾”、“拔白旗”、“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就是行使打、罵人的代名詞。由於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員，聞之膽顫心驚，所以，農村基層幹部在開會布置完任務之時，總要強調：“這個任務是硬任務，到時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資本主義尾巴。”我們到基層後，還多次聽到基層幹部如此訓斥人。基層幹部在講不出道理時，就罵人，罵不解決問題就打人。社員們聽慣了粗話、髒話、醜話，一般的罵是無所謂的。然而，打卻觸及皮肉，他們是怕的。幹部深諳此法之妙，也就喜歡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們的絕招和法寶。罵僅是輔助手段。然而罵，得要罵個狗血淋頭、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勁頭來。幹部打群眾，而基層幹部又遭上級幹部打，真是打人成“瘋”。
打人的方法，無奇不有。在此略舉一二，立以存照。簡陽縣紅塔區解放管區（公社），困難時期是經常打人的。本地社員把管區稱之為“閻王殿”。他們打人的辦法是：把幹了的棉花稈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椏叉剔成尖尖，專門用來打人。管區召集生產隊的幹部來開會，匯報生產進度、研究生產問題，如果有人說了與極左那套不合的話，就認為是右傾，就要挨打。不是亂打周身，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傾”者喊出來，命令其趴在寬板凳上，指定一人按頭，一人按腳，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稈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輕了，又是“右傾”，就讓另一幫人來打。如是輪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時打了走不回去，隻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個基層幹部晚上去管區開會，其家屬總是提心吊膽的，倚門而待，坐臥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親人是否能平安回家。隻有待親人無恙歸來，全家才鬆了一口氣。該管區民主大隊六生產隊有個姓劉的隊長，晚上叫去開會，匯報種小麥的進度。由於他說了真話：進度不如其他隊，就被指責為右傾，遭了一頓大打，屁股打得稀爛，被抬了回家。回家後，痛楚難忍，呻吟不已，全家慟哭。其妻在別人建議下，連忙用青布包著雞蛋清給他提血絲。就這樣，事後一年多他走起路來還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揮淚痛哭不已。該管區民和大隊五生產隊隊長吳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區開會，正遇到外麵捉來一個偷了集體一根甘蔗吃的娃兒。會上有人提出把這個娃兒吊起來打，打了後再罰。吳居林在旁邊插嘴說：“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頓，叫他以後不要偷吃就行了。”誰知這就闖了大禍。隻聽得有人喊：“哪裏去找右傾？這不就是右傾！”吳居林還沒有轉悟過來，就被拉出來遭了一頓亂打，打得遍體鱗傷，走不動路，由兩人架著弄回家，並遭罰款120圓，並限期交清。家中湊不起現款，隻得將家裏的雞鴨捉去賣，再搜一些家具出去賣，湊足了被罰款數才被放過。直至整風退賠時為他作了甄別，這筆罰款才退給了他。
這類怪事，農村是不勝枚舉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擔、鋤頭打人，嚴重者有被打得臥床而死去的。更有惡毒者，如草池區區委書記就把外逃的人弄回來打，打了還釘“活門神”，即是用門鬥釘把遭處罰人的兩手兩腳釘在大門板上，受罰的人被活活釘死。他不僅如此處罰外逃的人，對其他群眾也同樣十分殘忍，民憤極大，在整風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辦。
1961年6月

4，共產風的產物——“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側記
在簡陽縣城西北，沱江的對岸，有一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方圓四、五裏，幾個大的院落散布其間。解放前，這裏是經濟作物區，專種甘蔗、花生，輔以棉花、包穀等作物。解放後，特別是大躍進後，這裏專劃為植棉區。當然，也兼種麥子、包穀、胡豆、豌豆等糧食作物；以前為了養豬，現在為了解決人的肚子問題，紅苕也種得不少。這個地方由於距省府和縣城都近，省、縣往來的幹部從未間斷過。所以，解放以來，各項工作都有上麵下來的幹部指導，一直走在前頭。李井泉蹲點，也是選定這個地方。人民公社成立以後，這裏是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全大隊有383戶、1537人，耕地麵積1864畝，共轄八個生產隊。在整風整社以前，共有5個集體食堂；整風整社以後，改為一個小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在此，把這兩個食堂的情況從側麵作個介紹。
這兩個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萬樂食堂花的工程和用去的錢相差無幾，也是一千多元。單是兩個食堂門口外麵的牆壁上請美工人員來畫的幾張壁畫，就各用去了三、四百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發室”、“醫療室”、“托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麵擺著花瓶、溫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裏，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餐廳的前麵有一個敞壩，周圍有牆或廂房圍著，正中是大門。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象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4～5元；房子則是采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麵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卷、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麵，廣大社員這時連羹兒（當地群眾稱之為“膏二”）都喝不飽。他們對這種作法深惡痛絕，然而卻隻能怒目而視，敢怒而不敢言。整風整社開始後，社員（除“四類分子”外）都把搜刮來屬於自家的方桌、條凳拿了回去，食堂就隻有一個空蕩蕩的殼殼了。食堂辦不下去了，不得不把閑置的房屋的大部分退賠給一些因大躍進、瞎指揮生產打老牆做肥料、拆木料燒火炕而無屋可住的社員。
整風整社中，鑒於這兩個食堂都是三個小隊合在一起辦的，隊與隊之間意見不一，社員都不願意在食堂吃，而是把吃食打回家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經過召開社員大會征求意見，大多數群眾都要求分開，以小隊為單位來辦，這樣路也少走一些。可是地方幹部卻說：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髒，由大拆小是右傾。我們中央工作組說：不走群眾路線，隻要有那個本事就繼續辦下去吧。當我們工作組轉移到黃連公社不到一個月，食堂實在辦不下去了，地方領導機關才不得不批準按照中央十二條精神，以小隊為單位來辦食堂。這一問題也說明了，一切好事，如果違背了群眾的意願，脫離了實際，無論如何是辦不好的。
1961年5月21日

5，關於幹部的多吃多占
幹部的多吃多占，是困難時期農村大刮的“五風”之一。瞎指揮生產，使農業生產產量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東西大大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幹部便利用職權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進行多吃多占。所以多吃多占風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瞎指揮風把生產搞孬了帶來的。但是，它也與刮“共產風”[ 刮共產風從1958年秋收開始。當時，收獲糧食規定隻能由集體組織勞力收割，並由集體集中統一保管，任何社員，家家戶戶一律不準貯藏保管糧食，不準任何個人把秋收的糧食拿回自己家中去。同時，把家家戶戶的鐵鍋兒收繳起來，集中進行砸爛煉鋼鐵，不準一家一戶動炊，必須在新建起來的集體食堂吃飯。]有一定的關係。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期間，大刮共產風，提出“割掉私有製尾巴”、“打破隊與隊界限”、“吃飯不要錢”等口號。領導幹部到一個地方指導工作，開什麽生產現場會、經驗交流會、總結評比會、新技術推廣會、學習參觀會等等，就通過刮共產風大搞平調。到一處吃一處，既要辦齊，又要辦好。大吃大喝，吃後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東道主”操大方，講闊氣，得到的是一陣讚揚而已。此風一刮，為幹部的多吃多占開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為此風提供了組織準備，創造了客觀環境和有利條件。
幹部多吃多占嚴重地損害了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員私人喂肥了一頭大豬，本地某單位便可以開什麽會的名義，派人去牽來殺掉。既不給錢，也不打條子，甚至連一聲道謝都不說。社員即使有意見，也隻能在背後罵幾句，說一些消氣話而已。如果這些話傳到了幹部的耳朵，輕則被扣上“落後分子”的帽子，重則扣上“思想反動”、“對黨不滿”、“對現實不滿”，或者“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滿”等大帽子。以後在生產上一抓著什麽辮子，就被打成右傾，橫遭批判、鬥爭、打罵。由此可見，“五風”之間是有著內在的聯係和因果關係的。會議同多吃多占是分不開的。開會就要吃，要吃就必須開會，所以這個時期的會議特別多。白天有會，晚上有會。晚上開會往往是開個通宵。因此，幹部總想去出席會議。如果沒有通知到，還要慪氣，產生這樣那樣的矛盾。這樣一來，會議成了災。會多人多，會議既無準備，又缺乏中心，開起會來總是東拉西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群眾深惡痛絕地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這個時候的會更多！”“他們一開會就整好的吃！”
被幹部視為人民公社心髒的集體食堂，則是生產大隊、小隊幹部多吃多占的窩子，也是上級幹部下基層多吃多占的據點。集體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員群眾定量之內的東西，本身已經夠少的了，經他們這樣一吃一占，難怪群眾會遭餓肚子，甚至餓死人。群眾遭殃，想辦小食堂或不再辦食堂，幹部卻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這裏。
多占，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農副產品，市麵上買不到，領導幹部、掌握實物部門的幹部，就在暗中把這些東西私下分了（當然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照牌價交了錢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東西，領導幹部和掌握實物部門的幹部，數量上總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說的人以外，當時還有諸如采購員、保管員、炊事員、服務員、飼養員之類人員，因為他們的手頭有東西，路子也寬。上有那些人，下有這些人，因此困難時期多吃多占之風便形成一股既有社會基礎，又有組織保證的社會性的不正之風了。
（惠文《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