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夫的晚唱
本博客宗旨為介紹與交流有關文革曆史的研究
朱執一
（一)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但近年來有一種觀點，竟然把“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的“文革”說成是一場“艱辛探索”。如果是這樣表述,在“艱辛探索”的曆史視野中，“文革”曆史有可能被解讀為“探索中的錯誤”。這就為歪曲“文革”的本質和掩蓋“文革”曆史真相，預留了空間。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踐行革命事業和促進社會進步是要在探索中進行的。但沒有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的“文革”能納入“探索”的曆史範疇嗎？
如“文革”果真是一種“探索”，“林彪反革命集團”、“四人幫”和大大小小的“三種人”、形形形色色的“文革”幫派分子,都可以轉換曆史角色了，由“內亂”的罪魁禍首華麗轉身為社會進程中的探索者。而他們在“文革”中，喪心病狂的政治迫害、慘絕人寰的殺戳、對曆史遺產和傳統瘋狂破壞毀滅等所作所為，都可以視作一種曆史進程的探索行為，即使是有錯或有罪，也隻是探索中難免的過失。
由此， 把“文革”視為“探索”的觀點，所導至的曆史邏輯結論是相當嚴重的。
我，八十高齡的老人，本可平靜度過人生最後的時刻。但“文革”的“探索”論的出現，讓我無法沉默以對。作為一個“文革”親曆者，我以我的“文革”經曆作為佐證，讓天下人看看，“文革”的曆史是否可以歸入“艱難探索”之列。
我是１９６２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南寧四中任教的。正常的教學生活不到四年，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十年“文革”耗盡了我們的 美好年華， 吃盡了苦頭，曆九死一生，幸存了下來。
南寧四中是南寧市中小學的“文革重災區”，作為全民浩劫的一個小小角落,南寧四中同樣是極少數人猖厥害人，大多數人則在水深火熱中備受煎熬。
有的老師被槍殺，有的學生被當眾活活打死，還有的教職員被拉走後便渺無蹤影，更有校領導幾乎被墊屍底而喪命。
除了這些人命關天的大亊外,從1９６６年下半年開始，到韋國清用武力鎮壓“四二二”後的１９６８年底，四中校園都籠罩在血腥暴力的恐怖氣氛中。
1９６６年“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中，眾多的教師被投入“牛柵”,受到殘酷批鬥,遭拳打腳踢、鞭笞棍毆。校園大規模抄家，名為“破四舊”，實為入室搶劫，二十多位住校的教職工家中遭洗劫一空。在這紅色恐怖中，不但教職員工遭難，那些所謂出身不好的學生也厄運難逃。遭到本班所謂“紅五類”的同學開會批判羞辱，還被抄家劫掠，父母親人遭毆打侮辱。
從１９６７年４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在廣西兩次派性武鬥中，南寧四中是“聯指”的武鬥據點，“聯指”武鬥專業隊伍進駐，新教學大樓樓頂對著校園內架起機槍，聲稱對敢於接近大樓的可疑人員格殺勿論。駐校軍訓團的成員攜“聯指”學生在校園內貼出這樣的大標語：“同學們，讓我們在流血的階級鬥爭中考驗自已，煆練自己”。軍訓團公開主張血腥暴力，讓一些學生暴徒有持無恐，在校內私設牢房，非法關押校內外人員，施以嚴刑拷打，以變換花樣折磨人取樂，與魔窟無疑。
１９６８年８月以後，南寧四中革委會成立。壞人當道的革委會，瘋狂地對教職員工和學生施以政治壓害：大批教職員工被扣上種種現行或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受非法隔離禁錮，大會小會無休止的批鬥；在強迫勞動中，有意以超負荷的繁重體力勞動加以折磨，老弱者照樣難免；有的教職工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仍被管製達數年之久；最好恐怖的是在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聯指”學生教工中的暴徒肆虐校園，他們不用講什麽理由，可以對所謂“站錯隊”的和“牛鬼蛇神”者，隨意地施以狂毆毒打。這些暴徒，有的是為打人顯威風，有的是以打人取樂，有的更是報私仇。被毆打者，其中有致死致殘的。這段暴徒橫行無忌的血腥日子，是南寧四中建校後所經曆的至暗時刻。還值得一提的，所謂“站錯隊”學生的畢業鑒定，一律給予政治上的抹黑，有的甚至被汙以“參加反革命活動”、“反共救國團成員”等罪行。“聯指”學生如金某某等一些政治迫害狂，不但要整人一時，還要害人一生。
“文革”的浩劫，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南寧四中“文革”災難同樣是人禍所致。其罪魁禍首者，就是南寧四中德高望重的老校長黃代銘所指的“三黃一海”：政治教師海濱、人事幹事黃子明、語文教師黃祥伸、校工黃某。其實，還有一學生金某人在“文革”整個過程中也起了十分壞的作用。
在這裏，我根據個人經曆和許多老師同學提供的親曆資料，對南寧四中“文革”中的“三黃一海”（包括金某人）的所作所為加以敘述，讓南寧四中曆屆校友知道,“文革”中他們的母校發生過什麽樣的慘況，也讓當今南寧四中的領導教師學生了解一下校史的另到一麵，這一麵是在你們剛建立的校史陳列室中看不到的,是對南寧四中校史“官方版”再真實不過的拾遺。我希望，進不了校史陳列室的四中“文革”紀實，能讓每屆在讀的同學們知道，在所謂“艱辛探索”的“文革”過程中，“三黃一海”這些人是怎樣去“探索”的，他們又是取得了什麽樣的“流芳百世”的“探索成果”。
（二）覃連光霍普羅之死
我的這篇回憶文章，不是編年史，是紀實。所以，以人命關天的事實作開篇。
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上午，南寧四中青年教師覃連光、霍普羅先後被槍殺。
覃霍兩老師遇難一事過去五十多年了，但一直以來為南寧四中親曆文革的絕大多數師生難以遺忘和為之痛惜的事情。在他們當中，流傳著種種的猜想，更多的是希望能知道真相，為覃霍兩老師昭雪。
其實，覃霍遇難的當天，我和吳肯老師也差點死於非命。霍普羅老師之死，我們都在現場，但沒法目睹霍普羅老師被槍殺的情景，殺人凶手，我們可以認定是誰，隻是不能做目擊證人。我曾擬文回憶，回憶錄題為《廣西文革大屠殺的幸存者的回應》。此文，曾發表在新浪博客之中，為四中眾多校友所知。對此文，金某人還撰長文，指名道姓地加以抨擊。為完整還原覃霍死難的過程，對《回應》一文略加增刪，在本文中加以引用。
有關覃連光老師之死，這五十年來，我一直沒停止過追尋真相。在這過程中，我得到好多當年四中的同學的支持和幫助，但也有好心人的勸阻，認為事情過去了，過好當下日子算了，也有的人對我所謂糾纏“文革”之事大為反感，加之非議。對支持和幫助的同學，我心存感激；對好心勸阻者，我也心領了；而那些非議者，無須與之理論。
老天不負有心人，前年經同學幫助，我終於找到了有關覃連光老師被殺害的現場目擊者。目擊者也是我們四中的同學，這位同學給我具體詳述了整個過程。這位同學還對我說，處遺時也向找上門的處遺專案組人員如實反映了情況。對這位同學，我心懷感激的同時，對其凜然正氣，尤衷敬佩。
現將覃霍兩老師死難亊件以及有關情況敘述如下；
在１９６８年5月份，廣西兩大派的武鬥又開始。南寧四中是“聯指”的一個重要據點，“聯指”的武鬥專業隊伍進駐。“四二二”派的師生隻好逃離校園，各找藏身之處。我和一批老師同學進入了“四二二”控製的解放路。與我住在一起的有覃連光、霍普羅、吳肯夫婦。當時，我們想得很簡單，認為隻要中央出麵，兩派武鬥很快會過去。在解放路的三個多月中，我們幾個除了吃飯睡覺聊天外，就是天天盼望武鬥早日結束，重回校園。
但中央的《七三布告》下達後，韋國清當局實施武力剿滅廣西“四二二”。“聯指”包圍封鎖了解放路，還不斷地發射大型炸藥包，炸死炸傷了許多人。我們對形勢的盲目樂觀落空了。四中的一些教師先後離開解放路。鄺善有、林誌雄等在武力封鎖前離去，李偉章則是冒死衝過封鎖線成功逃離。他說臨走前曾約過霍普羅一起出去。最後，留在解放路的，就剩下我和覃連光、霍普羅、吳肯夫婦五人了。聯指天天發射炸藥炮，置我們於命懸一線的絕境之中，除了吃飯睡覺，更多的是彼此沉黙以對,一切都聽天由命了。
1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早上，在熊一軍的帶領下，守衛解放路的“四二二”武裝人員舉白旗投降了。我們這些逃難的和居民，差不多上萬人，也成了俘虜，從解放路出來“投降”。當時，覃連光比我們先走一步。霍普羅、吳肯夫婦、我是在一起的，我們隨俘虜隊伍，從解放路步入新華街，在水塔腳下，被我校聯指“三七”的學生抓住，這幾個武裝的學生，是高二的，我沒有上過他們的課，叫不出名字。他們要我們幾個人跪下，用繩子把我們串縛起來，趕我們往前走，他們便繼續衝入解放路去找“四中革聯”的學生。我們幾人行至民生路廣州照相館前，遇到了我校聯指的頭頭海濱。他手執五四式手槍，胸前還掛著衝鋒槍。他先用手槍重重地敲擊我的頭部，我頭上立即血流如注，隨後他走開了。當我們行到市政府門口的馬路時，有一個武裝人員過來剪開串縛我們的繩子，帶走了吳肯夫人彭國英（她是廣西中醫專科學校的老師），我們三人重回被俘人員的隊伍，與大家一樣蹲在地上低著頭，等候上“囚車”。這時突然槍聲大作，後來聽說是聯指在廣州照相館對麵廢墟上槍殺了２０多個被俘的“四二二”人員。槍聲過後不久，海濱又出現，他站在被俘人員隊伍旁邊，高聲喊叫我和吳肯、霍普羅三人的名字，要我們出來。當時，隊伍中的人群開始騷動，大家都往隊伍中間擠迫，以逃避聯指人員拉出槍殺，霍普羅因而與我和吳肯老師衝散了。後來聽二中洪玨老師說，霍普羅最後是與他擠到一起。洪當時還再三提醒霍不要出去，但當海濱再點名時他站起來出列了，就在路邊被槍殺，衝鋒槍朝他背部打了四發子彈，胸部的鮮血象湧泉般噴出，霍還回頭看了一眼，倒地後又被手槍補了三槍。當時，我與吳老師雖不知霍老師死得那樣慘，但被海濱點了名，也覺得在劫難逃了，便開始吩咐“後事”，我們對擠迫在我們前麵的“南寧教工井岡山”成員、秀田小學老師梁紹建說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請她以後設法把我們的消息告訴家人。梁老師頓時淚流滿麵地邊聽邊點頭答應。海濱也終於發現了我們兩人，喝令我們站起來，正要拉我們出隊伍之時，在這生死一刻，市政府裏衝出五個解放軍，把海濱趕走了，我們總算是死裏逃生了。
霍普羅的死訊，最初是四中一位同學告訴我的。那還是１９６８年８月，我和這位同學從四中收容站押往文化大院收容站時相遇，他偷偷地對我說了一句“霍普羅被海濱殺了”。幾年以後，二中洪玨老師才把霍遭殺害的上述詳情告訴我。他說，當時目擊霍被槍殺過程的有兩人，一位是南寧六中教師黎鎮南，另一位是南寧西關路小學老師黃開誠。他們還可以說出殺人凶手的模樣：身材高大聲音有點撕啞，手執手槍，胸前掛衝衝鋒槍，但他們不認識殺人者。黎黃兩位之所以能窺見現場，是因為他們蹲在隊伍的最後之處，霍就是被殺在他們旁邊不遠的人行道上。後來聽說，當天在市政府一帶被槍殺者的屍體都用大翻鬥車運到南寧郊區二塘煤礦，倒入廢礦井內。這樣說來，霍普羅老師的遺體也可能深埋於此了。
覃連光老師也是在１９８６年8月5日上午被海濱殺害的。那天早上，覃連光是自己一人先行離我們而去。在途中，他應很快就被等候在那裏的海濱發現。當時，海濱帶著兩個“聯指”武裝人員，把覃連光押到邕江大橋旁水上派出所前的馬路中間。這一帶空無一人。海濱三人便對覃連光瘋狂地用槍把子砸、大頭皮鞋踢，整整毒打了十多分鍾，把覃連光老師打得滿地翻滾，眼鏡被打飛。當時，覃連光老師拚命地喊叫，“我是共產黨員，你們為什麽要打我！”覃連光被打到昏死躺在地上後，海濱一揚手，他的兩個武裝隨從，一人各抓住覃的一條腿，沿著水上派出所旁邊的小路往邕江岸邊拖。海濱三人毒打覃連光的整個過程，被躲在附近一間房屋內的二位四中的學生從門縫中看得一清兩楚。這兩位同學說，海濱三人把覃連光老師拖下邕江邊不久，聽到了幾聲槍響，過了一會，見海濱三人從江邊上來。
覃連光比我們早走一步，遇到海濱也比我們早。海濱應是殺了覃連光拋屍江中後，再回頭來找我們。他見到我們時，已是中午時分，接著想把我們三人一起殺掉，結果隻殺了自行出列的霍普羅，我和吳肯總算躲過了一劫。要不海濱一個上午就要了四條人命。
有人問過我，海濱與你們到底有什麽大冤仇，非殺你們不可。
海濱是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才從武嗚壯文學校調來的，與我同在政治課教研組。１９６６年初，我和一批老師被抽調到南寧郊區參加農村四清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又被分配到自冶區黨委的文化革命工作組，１９６６年底回校，春節期間我回廣州去，１９６７年三月回校。這麽算來，我與海濱共事和相處就半年多一點，其他時間連見麵都沒有。連人都見不到，那會有什麽矛盾和過節呢？即使與他在教研組共事的那半年，相處還不錯，他是一個十足的雙麵人，為籠絡我，常以老資格的身份，多次與我談心，表示關心我的政治進步，處處向我示好。霍普羅老師是教語文的，吳肯老師則教地理，兩位都在初中授課，海濱則是高中政治老師。在工作上，吳霍兩人與海濱並沒有交集，私人關係更從沒來往。所以，就公私兩方麵而言，都找不到海濱對霍吳動殺機的個人理由。至於覃連光與海濱是有過衝突的。覃對我說過，“文革”初期，學校黨支部代理書記謝淑媛老師被視為當權派，要靠邊站，海濱與人事幹事黃子明、還有一政冶教師想趁機掌控黨支部，遭到覃連光公開抵製。再有，當時學校“革籌”領導小組收到廣西壯文學校寄來的檢舉信，信中揭發海濱在壯文學校的生活作風問題。盾牌紅衛兵張子琴等對海濱進行了批鬥。而覃連光任“革籌”小組的副組長。海濱可能為此遷怒記恨於覃。即使這樣，按常理，還不至於要殺人解恨吧。
其實，海濱何止要殺我們四人，在展覽館，要不是解放軍及時攔阻，四中學生馬錦源也差點死於海濱的槍口下。八月初大屠殺剛結束時，高十九班女同學黃秀珍在北寧街遇見海濱。海濱用衝鋒槍對著黃秀珍，大喊我要斃了你。跟在黃秀珍後麵的是她哥哥，黃的哥哥一步衝上前也用槍對著海說，“我是‘小八’（“聯指”的紅衛兵組織）的，你試試，看誰斃了誰。” 海濱見狀不妙，隻好悻悻而退。
海濱殺人並不始於１９６８年，早在１９６７年大武鬥時，已大開殺戒了。當時，他是廣西“聯指”武鬥專業隊第六分團團長，率隊攻下“四二二”在民族電影院的據點，開炮攻擊邕江上的油船，泡製了南寧第一起火燒“航運工總”船隊的事件。這期間，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槍口下。
“文革”中，海濱殺人不眨眼，並非“一夜成魔”，而是根源於其為人本性。他是一個不知道德約束為何物的人，特別凶殘暴戾，平時待人處世，事無巨細，稍有不順其意，必大打出手。他的此類惡行，現略舉數例以作證明:如因買飯票的一點小事，他給駝背的殘疾人、學校飯堂管理員張發權，猛抽了幾巴掌，幾乎把張發權打昏過去；又如也因在公共廚房煮飯中的小小爭執，他對數學老師張廣榮拳腳交加，大打出手；還有一次，在飯堂看電視，為爭位置，又動手毆打了廖錚進老師的小兒子。同事鄰居，他要打，殘疾人和小孩，他也不放過，照下狠手。
文革無法無天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在廣西文革大屠殺中，韋國清當局肆意放縱殺戮，讓海濱的這類泯滅人性的流氓惡棍有持無恐地濫殺無辜。
１９６８年廣西大屠殺後，自冶區革委會成立。大批“文革”殺人凶手成了廣西各級革委會的領導成員。南寧四中也不例外，殺人凶手海濱掌控了校革委會。覃霍兩老師之死，成禁忌話題。
１９７３年，海濱離開四中。但廣西仍是韋國清幫派大權在握，海濱之流的“文革”殺人凶手仍消遙法外。覃霍命案石沉大海。
１９８３年，中央派工作組到廣西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韋國清在廣西的幫派統治士崩瓦解。
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４年廣西“處遺”工作是由中央直接部署和督辦的，全廣西上下都要落實的工作，南寧四中當然也不能例外，何況南寧四中還是“文革”的重災區。
但我記得，“處遺”工作在四中卻是無聲無息的。四中一些老同事談及此事，都說對四中“處遺”亳無印象。至於覃霍命案作何處理，我們一般教職工更是不得而知。
多年來，我一直在打聽，希望能了解到這人命關天的大事處理情況和結果。
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也沒什麽秘密可言，但我向當年四中政工黨務的同事了解一下情況時，這些同事雖然都與我有良好的關係，但他們仍是守口如瓶，說不知情，讓人很納悶。
我在不斷的東打聽西打聽中，也有所獲。
首先我知道了覃霍命案浮出水麵，是源於南寧二中洪玨老師之力。“處遺”期間，洪老師通過他嶽父，把有關霍普羅老師死難情況的材料上呈自治區黨委書記韋純束。韋純束書記指示立案調查處理。
然後，我又了解到查辦覃霍命案的專案人員先後向洪玨老師和目睹覃連光遇害過程的四中同學作為調查。還有高十九班同學告訴我，有一次１９６６屆的高三年級聚會，“處遺”的審查對象金某人還抱怨說，專案組認為覃霍之死與他有關。再有，大慨是七八年前了，我回南寧，在拜候原南寧四中團委書記楊老師時，楊老師對我說，覃霍命案隻差一步就可以查出真相了。當時，他沒進一步說下去，我也不便追問。
上述所獲的雖是零星訊息，但說明了“處遺”時期有關覃霍之死一事，確是有專案人員進行過多方調查。楊老師所說的“差一步”是什麽意思？是取證的線索中斷了嗎，還是遇到什麽阻力，無法繼續調查到底呢？這個“差一步”，很是耐人尋味。其實，我和吳肯老師都是從解放路出來的，當時就沒有專案人員找到我們了解情況。
據我所知，南寧四中在１９８４年“處遺”工作收尾時，覃連光、霍普羅兩老師被作為“非正常死亡”處理，給覃連光家人發了安家費。同時，在１９8４年8月，學校派了“候任校長”鄺鄯有老師到番禺市橋霍普羅老師家去慰問。我正好回廣州新單位辦理報到手續，學校領導讓我陪鄺老師前往。我不知道這個“非正常死亡”的結論有何依據，“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隻能說是失蹤。另外，要下死亡結論，就應弄清楚是怎樣死的，凶手是誰，即要弄清真相。死因不明，凶手無從認定，這能結案嗎？
由廣西區黨委書記親自督辦的有關覃連光霍普羅兩位老師的死難案，最後就這樣敷衍了事。凶手海濱從此再不受到任何追究。海濱離開四中後，靠派性的人脈關係，先後在市教育局和市外貿公司工作過，最後調到廣西農學院政治教研室，當起了哲學教員。又聽說“處遺”中他被審查，也受到處理，但這與覃霍之死無關。退休後，海濱住在南寧十四中教工宿舍，聽說後來中風，坐了幾年輪椅，死在江濱醫院。這個殺人凶手，人間懲處不了他，下地獄理應受煎熬。
１９６８年，我和覃連光、霍普羅兩位老師，都是三十出頭的年青人，都沒成家。
覃連光是南寧四中第一屆的高中畢業生，留校任教俄語。他小時家窮，在豆腐店當過學徒，有個綽號叫“豆腐仔”。他根正苗紅，又是黨員，為南寧四中教師中的政治骨幹，當過南寧市第一屆人大的人民代表，每年向新生作憶苦思甜報告，是覃連光的傳統項目。“文革”初期，他當上了校革籌小組的副組長，組長為高幹子弟鍾維文。覃連光雖是政治紅人，但在我印象中，卻沒仗勢逼人。他為人出正直，很看不慣海濱和政工幹事黃之明等營苟伎倆。“文革”派性鬥爭中，他選擇加入“四二二”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海濱黃子明等是軍訓團支持的一派的頭麵人物，他恥於與之為伍。覃連光在“文革”中參與派性活動並不積極，尤其不認同派性武鬥。１９６７年廣西兩大派因廣西日報社的爭奪，開始武鬥時，他對我說，武鬥是自相殘殺，相不通，並決定離開不參與。可見，覃連光本性的善良。一個善良的中共黨員因派性鬥爭被一個也是中共黨員的所殺害。血淋淋的“文革”就是這樣，邪惡扼殺了人性之善。
霍普羅老師與我同齡，都是１９３８年出生。他祖籍佛山，在番禺市橋長大。父親是番禺縣文化館的館長，母親是小學校長，霍家在當地也是少有名氣的書香之家。霍老師畢業於廣東名校仲元中學，大學就讀於廣西師範學院中文係。１９６２年，我們一起分配到南寧四中。
普羅一表人才，一派儒雅風度，性格溫和，也多才多藝，擅長書法和篆刻，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很受學生的喜歡。普羅對政治活動興趣不大，連個共青團員也不是，他隻顧勤奮工作，與世無爭。文革中加入派性活動，也是隨大流，並不熱衷。１９６７年有一段時間，我和普羅在四二二派的造反樓宣傳組工作，他每天就是埋頭刻鋼版，沒有參與其他派性活動，我們在一起閑聊中，也極少顧及派性鬥爭的是非。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們一起回廣東家裏，直到１９６８年3月也一起回校，5月為躲避武鬥，進入解放路。１９６８年8月5日中午在市政府大門外遇見海濱之時是我和霍普羅、吳肯老師的生死時刻，普羅這種少有得罪人的好人，對海濱之凶殘缺少足夠的估計，在海濱多次點名後，選擇了出列，為海濱當場槍殺。一個隨大流卷入文革派性鬥爭的好人，就這樣被無辜殺害。普羅之死太冤了。
我被管製一年後，１９６９年下半年獲得“解放”。春節回廣州探家時，把普羅的死訊告之了他的未婚妻。當場，她掩麵嚎啕大哭，哭聲撕心裂肺，十分淒慘。普羅未婚妻，溫柔斯文，典型廣州女，與普羅是天生一對。普羅之死，改變了她的人生。１９８４年，我陪鄺鄯有老師到普羅家中，見普羅的老父親神情呆滯，不言不語，對我們的到來，亳無反應，見狀令人傷心。普羅母親告訴我們，普羅之死對他打擊太大，無法擺脫痛楚，癡呆多年了。普羅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大，為慈父所鍾愛。他父親把愛子送往廣西，支援少數民族的建設，卻在文革中死於非命。普羅二弟告訴我，自他們大哥死後，家中多年沉浸在悲痛中，逢年過節也沒有歡聲笑語了。
罪惡的文革，讓多少家庭失去了親人，又毀了多少家庭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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