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文革風雲人物史妙甫采訪隨筆

 

（朱執一）

 

一　前言

史妙甫，廣西文革的風雲人物。2018年因病辭世。離開人間，史妙甫成了曆史人物，活在廣西文化大革命曆史之中。研究廣西文革曆史，尤其是南寧文革曆史研究，是少不了要對史妙甫的追憶和評說。

文革中，我與史妙甫互不認識，即使１９６８年困在解放路，也與他這位總指揮從未謀麵。近幾年，我和史妙甫成了朋友，我們有過多次長談，交談內容自然是他在那場不堪回首的文革經曆為主。

史妙甫和我談很多。他回憶父母和家庭，詳述當年在南寧一中建立紅衛兵組織“指點江山”，與軍訓團對抗經過，也談及１９６８年在南寧市解放路被推為總指揮，抵抗廣西文革當局武力鎮壓的生死考驗，然後是十年牢獄之苦和獄中抗爭。他還告訴我，出獄後廣西當局斷了他受聘於所有工作單位就業路子，他為謀生而艱辛掙紮的經曆。在交談中，史妙甫給我留下最深的印像是，他自始而終極少去議論當年派性的是是非非，而是心平氣和地敘述一件件的亊情。在我看來，他言及的往事，全是與道德良知有關的內容。史妙甫，文革當年僅是一個剛踏入成年的中學生，不知深淺的誤陷派性鬥爭的漩渦，後又被廣西文革當局極度妖魔化，直到他逝去，汙名仍殘留在身。

我現將對史妙甫的采訪內容整理出來，並略作評述，以求還原一個真實的史妙甫以及他的心路曆程。

二　　反“血統論”的“紅五類”

１９６６年“文革”初，反動“血統論”沉渣泛起。在學校裏，所謂的“紅五類”的學生有一部分人，變成了無惡不作、殘忍成性的暴徒。南寧市中學“盾牌”紅衛兵中就有些這樣的學生暴徒。他們在學校裏，批鬥毆打校長老師，欺壓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學，還借“破四舊”之名，由校內到社會上到處抄家，有的還趁機搶劫私人財物。史妙甫就讀的南寧一中，在這種 “紅色恐怖”的暴行中，有些教師也參與其中。如果說，那些參與施暴的“紅五類”學生中有相當多的還是心智未成熟的孩子，那麽參與的教職工就是有意而為之。

對於此等與學生一同行惡的“紅五類”教職工，原南寧一中教師陶農在回憶錄中有過這樣一段記述，“南寧一中有位極左派實權人物黃某某，自詡：小學不入少先隊，中學不入共青團，大學不入共產黨，對新中國沒有感情。1965年一中‘四清’工作組長王文昆請他出山，他才加入共產黨。他非常崇拜秦始皇謀略、奸詐、殘暴、焚書坑儒。‘文革’中緊跟江青，口口聲聲都是：‘江青同誌’這指示，那講話。平日沒多大能力，文革造反起家，飛黃騰達。黃在南寧武鬥期間擔任高參。南寧一中死了那麽多人與他出謀劃策有一定關係，但至今仍逍遙法外。陳祖武老師曾說他家損失也很慘重，他被抄的物品在黃某某家中出現過，黃的孩子穿的衣服有些就是陳老師的，由此可見黃某某在文革中大撈了一把。此人樹敵太多，為活命，害怕報複，離開南寧一中，現不知去向。”

陶農老師提到的黃某人，是政治教員黃偉誠。黃偉誠和當時的校辦公室幹部覃燕彰等都是１９６５年“四清運動”中培養出來的政治骨幹。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後，他們以“左派”自居，奪了一中黨政大權，與“盾牌”兵一起，對學校領導和師生進行迫害。

 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校園的“紅色恐怖”中，也是“紅五類”出身的史妙甫則是另一番表現。

史妙甫說，“我成份是好的，絕對是好的，人人都知道”，“我爸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從上海到廣西支邊的。我爸爸是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的大本營商務印書館的工人。他響應總理號召，與部隊一起南下到廣西，參加建設廣西南寧第一個國營印刷廠－－人民印刷廠，是全國勞動模範，第一批到廬山休養”。 

史妙甫的父親，新中國成立前就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廠當工人，是真正的產業工人，又是支邊的功臣。就“血統論”而論，產業工人的子弟史妙甫，在南寧一中是最“響當當”的“紅五類”。他應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參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批鬥老師迫害同學中顯威風，也可利用“破四舊”大撈一把。

但史妙甫卻是不認同此種暴行，恥於與“盾牌兵”為伍。他說，“我是非常反感的，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就看不順這些人，憑什麽靠父母，靠成分吃飯？你已經很多便利，各方麵都占了優勢，應該知足了嘛，還要踩別人，罵別人，整別人，這是我最看不順眼的”，“別人成分不好，誰在娘肚子裏知道父母是什麽人，人在社會憑本事，不能憑父母，憑成分這最沒出息”。史妙甫這番話，讓我驚歎不已，當年這位涉世未深的“學生哥”竟能用最樸實不過的語言表達了對“血統論”的理性批判。

理性產生正義。出於正義感，史妙甫開始了他對抗“血統論”的行動。他對我說，“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一中高幹子弟比較少，小市民比較多。幹部子弟十幾個人，把成分不好的人，列名單貼牆上。我看見了，早上散步，偷偷撕掉”。他又說，“有一次在大禮堂，召集學生開會。幾個高幹子女的‘盾牌兵’攔在門口，叫喊‘紅五類’的進去，‘黑五類’的滾出來。他這麽一喊，同學中小市民多，分不清‘紅’‘黑’，沒有具體界限的，誰都不敢進去。這些大叫大喊的‘紅五類’讓我十分反感，覺得他們很荒謬，開個大會，都要用成分來鑒定能不能進去，我便衝上去把他們推開，大喊了一句，‘要革命的進去，反革命的出來’，同學們便像潮水般地衝入去，好振奮人心呀。我比那幾個把門檔路的人是‘更響當當的紅五類’，他們拿我沒辦法。”

史妙甫在大禮堂門口振臂一呼，拉開了校園內“血統論”與反“血統論”兩派公開對陣的序幕。從此，史妙甫再也不是單槍匹馬地以個人的力量，暗中對抗“血統論”勢力了，而是成為反“血統論”力量領軍人物。大批所謂出身不好的和普通人家出身的同學，以史妙甫為馬首是瞻，集結起來與欺淩他們的“紅五類”狂熱份子開展抗爭。史妙甫說，“他們搞赤衛隊，盾牌紅衛兵，都是成分論的，成分不好不能參加。當我組織廣西紅衛兵時，一開始我們也有點‘成分論’，後來我們全部開放，這是我們三個月能把氣候全部翻過來的原因。我思想很簡單，誰在娘肚子裏知道父母做什麽？”。

抱打不平的史妙甫，逆轉了當時的局麵。史妙甫說，“毛澤東講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你們這樣做實際是孤家寡人，一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我們這邊的，他們隻有十多個人，孤孤單單的”。史妙甫讓“出身不好”的同學不用再俯首帖耳地受“盾牌”兵肆意欺淩了。在這之前，“盾牌兵”可謂為所欲為，他們不但隨意批鬥同學，還變換花樣，對出身不好的同學進行肉體折磨，如有一位同學就被他們強迫天天跪在毛主席像下“請罪”。

１９６７年南寧市中學“軍訓”試點有兩所中學：南寧一中和南寧四中。廣西軍區派出陣容龐大的軍訓團進駐這兩間學校。軍訓團進校的第一大事是整頓紅衛兵組織，實現“大聯合”。軍訓團的“整頓”，是依靠“盾牌兵”重組以“盾牌”兵為骨幹的“紅衛兵”組織。“盾牌”兵在“文革”初期迫害師生而臭名昭著。軍訓團的整頓工作因而受到相當多師生的反對抵製。軍訓團便以打壓和孤立的手段去對付反對派。軍訓團支一派打一派的“整頓”，導至了師生進一步分裂。軍訓團支持的一派的成員是以“盾牌”兵為主的“紅五類”，另一派是反對“盾牌兵”迫害的的師生。軍訓團推行“血統論”，助長了壞事做盡的“盾牌”兵氣焰，激起了受害師生的憤怒，軍訓的“大聯合”一開始便造成更大分裂。

史妙甫以親身經曆，對這一大裂變作了具體敘述，他說“軍訓團入一中，我便挨批，他們批判我，我都不作聲，當時我辦了一份報紙叫《要武報》，把我們的報紙一份一份來批，我都不作聲。當他們做到一定的地步時，成立紅衛兵團時，我就公開宣告，我拒絕軍訓團，我離開了班級，就把我們觀點相同的十多個同學團結起來，就這樣拚搏起來了。”

軍訓團在打壓不行後，便進行分化。史妙甫說，“一中的軍訓是由廣西軍區全部控製住的。廣西軍區的吳華副司令，參謀長鍾英棟，政治部主任蘇大能三個人一直坐在一中，死死坐在一中，他們見我比較死心塌地，沒有辦法，晚上十二點拉我去軍訓團團部談心，晚晚談，後來他們說，小史呀，我們廣西軍區推薦你去軍事院校讀書。我很高興，能夠去部隊參軍，我就答應了。誰知道一返到宿舍，同學們哭哭啼啼不讓我走，他們說老史你走了我們怎麽辦，他們哭著說，你走，我們群龍無首。我心一軟，第二天我便拒絕了他們。當他們一聽說我不去部隊，個個臉都青齊，知道會發生什麽事了”。他說，我們由此也扯起了“指點江山”的大旗，與軍訓團對抗，他們搞“軍訓”，我們搞“兵訓”。

“文革”中南寧一中校園內，兩大派勢如水火的對立，就是源於對“血統論”的不同態度，一派鼓吹和實行“血統論”，一派是否定和反對“血統論”。其實，１９６７年４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期間廣西“聯指”和“四二二”兩派的派性鬥爭，除了受到種種政治和社會因素影響外，“血統論”之爭，是其濫觴也。這點，史妙甫言簡意賅把話說透了，他說：“不會無緣無故出現派性，也不會無緣無故搞武鬥。關鍵的一條，就是成分論，就是所謂的階級鬥爭，放大了，這就是他的基因。”

正如史妙甫自己所說，他是響當當的“紅五類”。在那以“家庭成分”評判人的優劣的曆史環境中，“我認同，升官發財都有份”。也就是當時他完全可以成為軍訓團領導下的“紅衛兵”頭麵人物，也可以聽從軍訓團的勸導到軍事院校去就讀，以求得個人的“大好前途”。但又正如史妙甫所說，“但我本身就不想用階級，成分壓迫人。我認為大家都是平等。結果我被視為‘階級異已分子’，為反對這個’血統論’，我九死一生。”

的確如此，史妙甫為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抱打不平，組織領導他們與“血統論”抗爭，付出的是一生的代價，1９６８年在解放路被俘以後，差點被作為“反共救國團”首惡處決，然後是十年這牢獄生涯。史妙甫說：“從牢裏出來，不給我工作，就等於不給我飯吃。正好鄧小平上台了，國家壓力大，高中畢業沒有工作，待業青年的問題，我就可以發揮我的作用，安排七八個青年，就容得下我。但在領導人的心目中，我就是異己分子。77年開考，我很多初中同學都考上大學，現在做教授，我連準考證都領不到，因為我還掛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我的檔案袋裏麵什麽都沒有，就有一張照片，‘現行反革命分子’史妙甫”。史妙甫說，當時連他父親的單位南寧市人民印刷廠，因廣西當局打招呼，也不安排史妙甫的工作。他隻好擺地攤賣水果，開始沒有本錢，隻好賣些爛水果，後來得好心批發商幫助，先賣貨後付款，便正式做起水果生意了。他說“我為了混口飯吃，隻要能養家糊口，能賺錢，我就做了，不犯法。”以後又遠赴緬甸，在中緬邊境的果敢地區謀生。在逆境中求生，史妙甫也終於成家立業，生兒育女，過上無憂的生活。

說到自己坎坷人生經曆，史妙甫並沒有太多抱怨，相反，他覺得自己當年反對“血統論”的奮鬥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他說：“現在好很多了，說句老實話，就好這麽一些，中國馬上就發展很快。這些都有關係。不再提階級鬥爭，和諧氣氛馬上發生。這些我是深有體會的。就是我們抹掉了階級鬥爭，就是抹掉了‘血統論’，中國馬上興旺發達起來了。”

史妙甫為曆史的進步感到欣慰。在他看來，他的人生價值就在於他為這一曆史進步曾作為努力。他說，“廣西１９６８年的教訓，那就是‘血統論’和階級鬥爭，中國永遠不能再搞這套，那怕變相也不能再搞。我一輩子最大的教訓…就是我不認同（血統論）”。

“血統論”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在近代社會早已是成為了阻礙社會進步的腐朽思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腐朽變神奇”，“血統論”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信條，由此而造成的“政治種姓”的歧視、迫害、殺戮和滅絕，並幾乎讓我們這個民族在自相殘殺中毀滅。

當年敢於起來批判“血統論”的，北京有遇羅克，他的《出身論》一文，從理論上係統批判“血統論”，招來殺身之禍，１９７０年被處決。在中國民間社會中，遇羅克被譽為中國當代思想解放的“普羅米修土”。

史妙甫應是與遇羅克同時期起來反抗“血統論”的最早一批“叛逆者”，不同的是遇羅克是“黑五類”，史妙甫是“紅五類”，還有遇羅克是著書立說，對“血統論”進行係統的批判，而史妙甫則是從一開始就付諸實際行動，率眾奮起反抗“血統論”的迫害。

三　與邪惡勢力作鬥爭的囚徒

史妙甫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被俘後投入了牢獄，整整被關押十年，在廣西文革當局的監獄中，受盡折磨和淩辱。但十年暗無天日的生活，沒有消磨了他的不屈意誌。他不止一次與蹂躪他們的韋國清幫派邪惡勢力進行抗爭。其中，他給我說了兩件事。

其一，史妙甫對我說，“我最難過的事，他們拉我去展覽了４２天，在展覽館露天劇場，二十一個人，高麗霞有份，高麗霞的組織在解放路是一個很小的組織，叫“工群’，隻有十多個人，但她是女的，所以拉她去展覽，女性代表呀。其他的有李明泰，陳明鬆等，當時被展覽的學生隻有我一個，最年輕的，掛‘現行反革命’牌。軍區天天出動８０多部車拉農民來看展覽”。

史妙甫說，“當時我對姓孟的專案組的大組長講，你們拉我們去展覽，這是沒有人性的事，你們以為是醜著我們呀，是醜著你們，我是明同他們講的”。史妙甫還說到，“當時，我們手被反鎖，對反鎖我有看法，當時，看展覽的人們喊口號‘打倒反革命’，後邊的軍佬便用槍托打我們，還用腳踢，一踢倒了，爬不起來，當時，就我一個人沒有被踢，不知為什麽，可能是他們有所交待吧。他們的這做法，讓我們這些人好淒涼的，被踢一腳，翻下去，爬不起來的，就當看‘馬騮戲’（猴子）那樣，我看到這樣的情況十分激氣（氣憤），我對專案組的大組長老孟說的，‘如果你們明天還這樣，我絕對不去，你們要我去，你就抬我去’。這次後，他們不敢這樣做了。”

這種“活人展覽”，始於南寧“聯指瀝血紅衛兵”。“瀝血兵”的成員雖有不少學生，但其主要頭目大力是個流氓成性的成年人，這是一個殺人越貨、嗜血成性的匪幫，南寧警備區司令部利用他們作為對付“四二二”的工具，如史妙甫說的，“‘瀝血兵’是南寧警司的一條狗”。１９６８年1月，“瀝血兵”把區水電廳副處長林執真、區地質局處長張祖貴等10人關在木籠裏，置於露天作“禽獸展覽”，供“聯指”成員參觀。

１９８６年８月，“四二二”被鎮壓後，廣西“文革”當局竟把這種令人發指的“活人展覽”，作為官方的一種鎮壓手段加以推廣，對更多的幹部群眾進行殘酷政治迫害和人身淩辱。除了史妙甫所提及的二十一人被展覽四十一天外，在南寧市還有自治區郵電管理局和廣西大學等政府機關和高等學府都搞了“活人展覽”。廣西大學的“活人展覽”曆時2個月，廣西文革當局除了指令全自治區所有縣市派人參觀外，還恬不知恥的向全國25個省、自治區發出參觀邀請。

史妙甫以“囚徒”之身當著監管他們的“專案組”最大頭目，痛斥“活人展覽”沒人性和廣西文革當局之無恥。史妙甫，正氣凜然的勇者也。

史妙甫還告訴了我，他們在獄中的另一次大抗爭，是有關“反共救國團”問題的生死博鬥。

他說，他被關進看守所後的二十多天，便被押回南寧一中公開批鬥。這次全校公開批鬥大會目的是要迫我公開承認是“反共救國團”。“當時陪我回去的專案組組長，姓孟的，在批鬥前就給我打招呼，‘史妙甫呀，人家今日批鬥你，小心點，老實回答’。批鬥材料，所有的都是‘反共救國團’問題，當時我是蒙查查的，以為真是有‘反共救國團’。我在台上明講，你最多講我不識‘反共救國團’，同‘反共救國團’同流合汙，隻能最多是這樣講我，但你要我講是‘反共救國團’，根本上是不可能的，我都不認識有這樣一個組織存在，當時我們被批鬥的人，根本不知道反共救國團是偽造出來的”。

史妙甫說，老孟迫我公開承認是“反團”的陰謀失敗後，又出了新招，對解放路總指揮部的九個常委進行迫供。

史妙甫說，“從一中批鬥會後，我先被單獨關，連過問都不過問。在我被隔離期間，‘四二二’解放路總指揮部的九個常委都被迫承認參加了‘反共救國團’。老孟他們已為大局已定，案已定下來了，再把我們重新關在一起。”

史妙甫接著說，“這事情，第一個告訴我的是李明泰，他是‘九九戰團’的，原是市建公司的工人。李明泰對我說，‘老史，就你一個不知道，你手底下的常委個個都承認了參加‘反共救國團’。李明泰還說，‘他們是先迫我的警衛員黃登海承認，再迫我承認，沒辦法了，我隻有承認了，然後一個個地迫其他常委承認。因為反共救國團政治性質不同呀，個個都害怕被槍斃，隻好承認以求保命’。我一聽就發火了，我馬上要求他們一個個向我說清楚是否承認了，用字條寫給我，個個都寫字條給我，說被迫承認了。唯有熊一軍的條子寫‘一個蘿卜一個坑’，意思就是說各人管各人的事，等於叫我不要多管閑事。我當時對熊一軍說，這不是個人的事，不是你和我的事，是大家的事。我便決定讓大家翻案。反正我想就隻有熊一軍一個不承認是被迫的，我便把八張字條準備好，在專案組來提審我時，我便把字條擺在他們麵前，我對他們說，‘你們的所謂反共救國團，就是這樣迫人承認的’。”史妙甫說，“我就正式講給他們聽，曆史就是曆史，那個偽造曆史，偽造亊實，是犯罪的，我是當場講給他們（提審史的軍代表）聽的”，“這事當時鬧到很大，我向他們表示，對他們的迫供，我要發動全體絕食進行抗爭。他們便采取不理，又把我們全部拆散關押，我又被單獨關了起來。但他們也停止了對我們進行有關‘反團’的迫供”。

史妙甫說，李明泰在二個月後死在獄中，是喉癌死了。有關李明泰之死，史妙甫補充了一點，他說，“當時李明泰也是被單獨關的，囚室剛好在我的後麵，他就不停地對我說，‘老史，我要走呀’。他的喉嚨好聲沙了，不久聽說他死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當時他是被整死，還是病死的。黃登海得早早釋放，當公安員，後來在公安局工作。他幫他們做了假案，得立功。就為這件事，而我被多關了兩年多。”

史妙甫說，“後來，我從監獄出來後，才知‘反共救國團’是先從縣裏造出來的，人為的造出來的。造出來以後，就到處生硬地套，套在解放路他們認為最合適，他們打解放路以後，在解放路路口（現在當陽街金龍灣大飯店對麵），用紅布掛大幅大標語，上麵寫著‘反共救國團’黑巢幾個大字”。

眾所周知，“反共救國團”案是韋國清、劉重桂等廣西“文革”幫派揑造出來的假案，目的是為武力鎮壓“四二二”編個理由。廣西“文革”當局發布的有關“反共救國團”案的文件中，說什麽“反團”的總部設在南寧解放路新鳳街中，還說“反團”的頭頭混入了群眾組織。這些行文，內藏殺機，實際上是指“四二二”解放路中心區的指揮部就是“反共救國團”的總部。迫使史妙甫為首的“四二二”解放路指揮部全體常委承認是“反共救國團”成員，是他們坐實假案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如一旦有了史妙甫等人的口供證詞，他們可據此向中央交待，同時還可以大殺一批。

其實以“反團”之罪名殺人，早在1９６８年６月已經開始，據廣西區黨委“處遺”文件記錄，“6月17日，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公布了‘中華民國反共教國團廣西分團’的案情，號召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同時還把‘反共救國團’和‘四二二’組織混為一談，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剿匪’運動在廣西城鄉普遍開展”。

當時，廣西“文革”當局把參加“四二二”組織或傾向“四二二”的人加上“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殺了一大批。在南寧解放路被打下後，以“反團”案之由，公開處決了“反團”成員有好幾批，達幾十人之多。就筆者所了解到的，有一批是在南寧舊飛機場（南湖邊）被槍決的，另一批是在南寧化工廠附近的九頭嶺路邊被殺的。這些背負“反團分子”罪名被殺的，沒有一個是“反團分子”。其一，如自治區衛生材料廠的轉業軍人李學軍，解放前參加革命的，是南下大軍的，解放初剿匪中任偵察連副連長，“文革”中擔任“四二二”的軍事教練，還有一位，以“反團副團長”罪名槍斃的蔣某人，是區建一公司的技術人員，中共黨員，是因對“文革”不滿的言行被捕，蔣姓受害人有一個兒子正是史妙甫同學。原“四二二工總”負責人盛國福告訴我，有一玉林青年，二十歲出頭，因出身不好，不讓參加高考，回鄉放牛，說了些牢騷話，“文革”中被屈打成招，承認是“反共救國團”的軍長，然後由當地轉押到公安廳看守所，與盛國福關在一起，也被作為“反團”槍斃在舊飛機場。

史妙甫告訴我，當時韋國清是準備殺他們的，這是他從牢房出來後才知道的事。他說，“有一次，他的同學帶了幾個朋友到家中吃飯，其中有一位是當年‘聯指紅色公安’的成員，席間，他拉我到衛生間偸偸地告訴我說，老史呀你大命呀，廣西當時三次上報中央，要以‘反團’的罪名槍斃你，但總理不批，說他還是個學生”。史妙甫說到的此事，我也聽原“四二二工總”負責人之一的盛國福說過，韋國清當年的確是上報了中央，也是要以“反團”罪，槍斃一批“四二二”的頭頭，因周總理不批準而不得逞。

在韋國清劉重桂等正以濫殺“反團”，掩蓋其造假案的罪行之時，在這骨節點上，史妙甫又一次與之抗爭。正如史妙甫對熊一軍所說，承認不承認是“反團”，不是個人的事，是大家的事。確實如此，如果當時史妙甫他們都承認了是“反團”成員，“四二二”當中將會有更多的頭頭，以及普通成員會被打成“反團”成員被抓被關，或人頭落地。

史妙甫的抗爭，使很多人免於遭難。史妙甫對我說，雖多坐了兩年牢，值呀。

史妙甫還告訴我，當年在獄中處處折磨他們，以“反團”假案陷害他們的專案組大組長老孟，“這個人在第二次‘處遺’中，他主動通過我的同學南寧市總工會副主席梁均養請我飲酒，表示道歉，他同我道歉過兩次。他說的一句話，我印象最深，他意思是說‘文化大革命’是某人搞的，我當時就反駁他，我說對於我史妙甫來說，某人還某人，你還你，我還我，各人都有各人的表現，各人有各人的作為，這件事我印象比較深，他請我飲，我不想飲，後來市總工會主席便在工人文化宮餐廳點了菜，在他家中請我。”

史妙甫言之有理，在“文革”中，除了客觀原因外，“各人有各人的表演，各人有各人的作為”，這是與個人的秉性、價值取向、道德與良知等內在的因素有關。

專案組大組長老孟既要道歉，又把責任推光。史妙甫不相信他的誠意。在廣西“文革”中，象老孟這樣的人物實在是太多了，他們在“文革”中扮演加害者的角色，如史妙甫所說，這些人“心裏都有陰影”,他們不敢正視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文革”後，他們好多人在“文革”反思中，企圖歪曲曆史事實、掩蓋曆史真相、對於“文革”死難者，繼續充當加害者的可恥角色。其實，象老孟這樣的人在他們當中還算是良心有所發現的，還有不少是邪惡之心“五十年不變”者，如廣西高等法院有個“三種人”蘇禮峨在前兩年竟然對國外采訪者說什麽，廣西“文革”中“反共救國團”是真實有的，案件他有份經辦。

史妙甫，當年在獄中挺身而出率獄中難友，與造假案的邪惡勢力作鬥爭，然後一直以來又與偽造曆史事實、掩蓋曆史真相的邪惡勢力繼續抗爭，史妙甫正氣一身，也是“五十年不變”。

四，抵抗大屠殺的總指揮

廣西“文革”當局在“文革”整個過程中都是支一派壓一派，而對“四二二”派實施武力鎮壓則始於１９６７年武漢“七二０”事件後，他們先在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以外的城鄉大殺特殺，

直到１９６８年初，他們終於找到泡製“反共救國團”假案，作為在南寧武力鎮壓廣西“四二二”總部的理由。１９６８年６月，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出告，稱破獲“反共救國團”，公告中明顯暗示：“反共救國團”總部就在“四二二”控製的南寧解放路內；“反團”頭頭和骨幹入混了“四二二”解放路總部。同時，他們又通過頭口傳達，在聯指內部宣告，“四二二”為反革命組織，並動員全體聯指成員參與“剿匪”。

６月２３日 《廣西聯指報》刊登廣西“聯指”指揮部所謂《關於徹底摧毀匪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總攻擊令》。《總攻擊令》說“反‘反共救國團’深藏於‘四·二二’組織之中，‘四·二二’的頭頭就是‘反共救國團’”。《總攻擊令》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行動起來。清查“反團”， 對“抗拒緝捕者，可以就地處決”。“要從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把他們打個人仰馬翻，殺個片甲不留”

《七三》布告下達後，廣西軍區成立了由南寧警備區司令員宋治平等的班子負責貫徹執行“七-三”布告，這個機構就是鎮壓“四二二”派的軍事指揮部。接著是頒發執行“七·三”布告給部隊的動員令，召開所謂軍民誓師大會，調動解放軍、各縣民兵和“聯指”武裝攻打“四-二二”最後僅存的幾個據點。

廣西“文革”的鬥爭，由此而“性質完全變了，不再是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而變成了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鎮壓與反鎮壓的鬥爭”。（《貫徹‘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中共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第六冊（上卷），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史妙甫說到當年“四二二”在解放路抵抗廣西文革當局的武裝進攻時說，他作為總指揮也是臨危受命的。他說，“到七月底，那時我還在醫學院。解放路總指揮黃達聲（廣西醫學院學生）叫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回解放路，我是從醫學院的停屍房遊水到白沙，再從白沙遊水到解放路。黃達聲原來在展覽館指揮部，對解放路各組織不了解，各組織也不認識他，他們紛紛要求黃達聲把我調回來，黃達聲便下死命令叫我回來。我剛到解放路時，黃達聲拉住我要說話，我說老黃我很累，讓我睡一覺。誰知，有人在睡覺中叫醒我，說黃達聲被冷槍打死了。 總指揮被冷槍打死。我叫所有頭頭，七八十個，各個組織都有， 幹脆民主選舉，個個鼓掌通過，就選上我。”

史妙甫對我說，“當時解放路裏的人，原住居民、南寧各單位和縣裏逃難的人員，估計有兩萬人。我們的就１２８支槍。武裝人員也不過１０００人。部隊８月１日開始打。我們全軍覆沒是８月６日. 不到一個星期。聯指進攻差不多一個月，每天都在打。”

史妙甫，一個二十歲出頭的中學生，從未杠過槍，更沒過兵，竟然當上了總指揮，率一千多人的隊伍，隻憑一百多條槍，擔負起保衛解放路中從各處逃難而來的“四二二”成員和當地居民。史妙甫這個總指揮，不是派性武鬥的總指揮，而是抵抗韋國清當局的法西斯大屠殺的總指揮，這是一個正義的曆史角色。

史妙甫還說，“當我們在解放路時，周圍的農民都拿槍打我們，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也四處出去找槍，總共的槍數就１２８支，都是老，新式也有一些，包括舊槍。解放路武裝人員，一般十幾個人配一支槍。就算一中附近一條的臭水溝的防守工事中，我們１００米２００米都不能配一支槍。展覽館槍還比我們槍少，展覽館沒什麽槍的，蔣誌恭他們沒什麽槍的，當時我知道重點是打解放路，如果我把解放路的槍調往展覽館，我認為這是最忌諱的，本身就少了，一分散，兩頭顧不上來。”

史妙甫談到他們當時的防衛戰術，“夜晚時，我故意東打幾槍，到河邊打幾槍，又安排人到百貨大樓打幾槍，讓他們摸不透，我們的主力在那裏，迷惑一下對方，這一動作我一直做的。”

史妙甫向我敘述了他們兩次打退“聯指”進攻百貨大樓的經過，他說第一次“‘聯指’調幾萬武裝民兵來打的時候，他們第一次打百貨大樓，我們隻有一支槍，就是喻崇東（南寧四中革聯的學生）他們在那裏麵，我馬上叫造反樓李明泰調槍過去，我又叫五戰區，‘青近’與一中跑步過去，用跑步過去的爭援方式的，用對角調，打退了幾次，打退了兩次，他們都沒辦法了，有一次，他們夜晚摸，我便叫人在百貨大樓扔些硬紙箱下去，百貨大樓門前都是破紙箱，為防義夜襲擊。一開始都是農民武裝。第一次打百貨大樓，他們動作有點蠢…”。他說到第二次，“我們看見他們吹口哨集中，準備打百貨大樓，一吹，武裝人員就雲集起來，經過市委大門往外衝，我抓住時間，讓一中的和‘青年近衛軍’跑步增援。這次他們損失了一些人，他們衝的時候，我們機槍一齊開火。這次衝了以後，農民就不敢衝了”。

史妙甫說，當時“聯指”還不停地向解放路密集發射炮彈，“晚上坐著，望見夜空都是飛出來的砲彈。我們原來想數，數不了，太密集，有３７炮的，也有迫擊炮”。他說：“出動部隊前，他們做了一件很不人性的事情，用小炸藥包，送大炸藥包，５０公斤大炸藥包，炸解放路，那平房一片一片地倒下。這個打法是越南戰場帶回來的”

“打到8月初，我識為不可能再頂下去了，因為聯指的炸藥包太厲害了，一日幾十個，五十公斤的炸藥包，老百姓死得太淒涼了，所以，我就打算放棄了，寧可死一百多人，拿槍的人，等解放路沒有槍聲，他們就不會扔炸藥包了。”

史妙甫還說到，在他們決定突圍的前一夜，由他提議，並經全體常委一致通過，緊急處理了兩件大事。第一是燒毀銀行的現鈔，第二是處決了南寧警備區通緝的“反共救國團”成員。

關於第一件事，史妙甫說，有關銀行現金的事，“在決定這事以前，我不知道有錢的，是解放路銀行‘工總’來告訴我的，他說在地庫裏，有六麻包袋的錢，怎麽辦？我叫他們把錢運到指揮所，在醒漢街頭，我便調了幾支槍給熊一軍，押送錢到河邊燒毀，事後我才知道，我們沒有煤氣，沒有氣油，也沒有煤油，是用火柴點火燒的，沒有其他助燃物，所以燒的過程，沒有人搶，但錢是新的，沒有燒得那麽透，尤其在底下的，所以事後可能搶了一部分，但有一個很明顯的痕跡是有火印，後來區革委就不準許有火印的錢在市麵上使用。我為什麽采取燒，燒，國家財產沒有收損失，所以我必須燒，至於沒有燒得那麽透，那是客觀原因造成的，聽熊一軍說，被搶了一部分。”不過，他很認真的說，他們動用了那些錢，“在燒之前，突圍的部隊，到熊一軍處領錢，一人三十五元”。他說，“後來，我對審訊的人如實講，他們不出聲，他們要我再三寫出來。”這些一直被韋國清之流汙蔑為殺人放火、搶劫國家財產的“匪徒”，在命懸一線之時仍不忘保護國家財產。史妙甫這番招供，讓審訊人員難以定罪，隻好沉默以對了。

關於第二件事，史妙甫說：“最難忘的就是，我把關在牢裏的這兩個‘反共救國團’，拉出去槍斃”。接著他說，“這件事現在想來，是廣西軍區給我們下的套，是個陰謀。當時，是廣西軍區派了一個軍官到解放路找我們，交給我們保衛處一份通緝“反共救國團’的名單，並命令我們抓人。人抓了後，一直關押著。突圍決定後，保衛處的處長李家慶找我說，‘老史，無辦法呀，如果放人，他跑出去就說我們放人’。當時我們相信軍區，確信有‘反共救國團’。所以我就沒有什麽猶豫，叫‘九九’戰團的李明泰拉出去槍斃了。後來１９８５年“處遺”時，《廣西日報》登出來，廣西根本就沒有‘反共救國團’。我們上了軍區的當，但也等於說我也濫殺了無辜啊。這是我最難忘的，被冤殺的，都是從縣裏逃出來的“四二二”成員，是我最不願意想的。軍區好狠毒，如果我們不抓人，或然後又放人，他們可以說我們是‘反團’，互相包庇，如果我們殺了，他們便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對此，史妙甫悔恨不已，雖是受騙上當，但良心卻自責終生。

史妙甫說到突圍，“當時組織了武裝人員突圍，利用晚上突圍的，除了武裝人員外，還有好多人跟著突圍，差不多有三百多人。但突圍人員一開始就被“聯指”撩倒大部分。“近衛軍”（南寧下鄉知識青年的群眾組織），他們根本衝不了。後來有一班，頭頭叫徐紀昌，用土手榴彈，紮成一捆，集體自殺。估計有二三十人”。

史妙甫說到突圍失敗後，向解放軍投降的經過。他說，“後來我們就爬，身邊還有9個人，9支槍。爬上一棟，木頭房子。上去以後我就昏過去，睡著，因為我在解放路已經十幾天沒睡覺了。睡到天蒙蒙光，我同事就推醒我，說老史，我們被包圍了。我從窗口一望，全部是部隊的，帽徽領章的，把我這棟樓全部圍起了。我就說了一句話，如果是聯指群眾衝，我們就開槍。如果是部隊衝，告訴我一聲。因為當時解放軍在我們心目中威信還是比較高”，“一個解放軍的軍官，用地上的木棒，先撩了一件白襯衣，到處都是垃圾啊，撩了一件白襯衣，搖，搖了以後就站起來，四個口袋這個軍官，他把口袋翻出來，表示沒有武器，把鈕扣解開，從白襯衣裏麵拿出一本毛主席的小的語錄本，搖了幾搖，（示範），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要開槍”，“ 那解放軍我們不能開槍的呀。要一路喊。這個人我很佩服他，後來聽說他當了廣西軍區的副司令吧。他就這麽一邊搖著毛主席語錄一邊過來，到了木樓梯口的時候，我反而幫他去攔槍啊，9支槍對著樓梯口，我把它攔開，我怕走火，打死解放軍是不合理的，他沒有帶武器。我這麽一攔，這個解放軍衝上來，當兵的也衝上來。就把我們9支槍全部收走。收走以後排隊，到樓下排隊，這個解放軍軍官，就從口袋了摸一個照片出來，問你是不是史妙圃，你是不是史妙圃，我是第四個。我說我就是史妙圃。”

史妙甫說，“解放路事件，根本不是武鬥，就是屠殺”，“他們想找各種理由進行大屠殺是真事，他想屠殺，有什麽理由講不出來”，“當時解放軍和聯指的高音喇叭說我們是‘反共救國軍廣西分團’的暴亂”，另外“表麵上他們不知道我有多少支槍，有兩千三千，他們很清楚的。他們很多內奸，特工，我們根本不查，進出很方便。而且我們吃醬油菜，這些人偷偷拉進來給我們吃一點。”史妙甫以親身的經曆指出，韋國清向中央誇大解放路的武裝實力，以定性為‘大規模的反革命暴動’，實行重兵血洗。

史妙甫沒有說錯，以“大規模的反革命暴亂”對解放路實行血腥鎮壓，廣西“文革”當局也沒有諱言。在攻打解放路後，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２日在南寧市革委會全體委員的會議上，市革委會主任肖寒理直氣壯地給有關武力攻打解放路等據點做法作了定性：“所要鎮壓的不是什麽‘造反派’，而是走資派、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是土匪、是國民黨、是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是什麽進攻‘據點’，而是搗毀反革命分子所盤踞的巢穴；不是什麽武鬥，而是消滅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敵人就是要專政，就是要鎮壓，就是要堅決鎮壓”  （《貫徹‘七·三’布告”武力攻打解放路》《南寧市文革大事件》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其實，在攻打解決放路之前，在一次內部會議上，韋國清說得更露骨，他說“大屠殺就是敵我矛盾了，應該給‘四·二二’說清楚”。（見區檔案館1９７６－－１９６８年“文革”材料卷革籌小組會議記錄本）

史妙甫又說，“大屠殺過後中央追查，韋國清推責給黃永勝”，“韋國清遙控黃永勝，後來韋國清敢作不敢為，總參黃永勝死了（當時黃永勝沒有死，而是“九一三”後，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被逮捕--筆者更正），後來追查責任，就說是黃永勝調兵打，其實，沒有你（韋國清）的材料，他敢調兵嗎，沒有你有材料，黃永勝相信是反革命暴亂嗎，這些騙不了人的”。

史妙甫這一說法同樣是符合曆史事實。“１９７２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區黨委常委會討論給中央的報告：《區黨委對林彪死黨黃永勝插手廣西文化大革命的揭發材料》。在會上，常委們揭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廣州軍區黨委來電報指示：  “廣西要堅決支持‘四二二’”。當時黃永勝是廣州軍區黨委書記，電報是他指示發的。黃永勝還指示廣西軍區要就此問題作檢討。韋國清認為，‘由於黃永勝支一派壓一派，造成兩派嚴重對立，挑起武鬥，破壞廣西文化大革命，使廣西受到巨大損失，死人很多，還燒了許多房子，燒了船，對黃永勝的這些罪行，要以區黨委名義單獨寫報告給毛主席、黨中央，並附上電報原件和其他揭發材料’”。（見《區黨委一九七二年檔案》，第10卷1 0、1 1號）

對於韋國清這種殘忍成性的無恥政客，史妙甫說，“說句老實話，解放路這次屠殺，遺臭萬年的隻能是廣西韋國清 。”

 

五，捍衛曆史真相的幸存者

說到解放路大屠殺這段悲慘的往事，讓史妙甫黯然神傷，他為那些在解放路死難的同學戰友和群眾痛惜不已。

他說，“有一次視察工事的回來路上，一槍就打在我屁股上，我一趴就趴在稍微凹下去的一個土堆。我趴下去了，身後一個女同學想幫我包紮，對方剛從民房那裏出現，兩槍打在我那女同學的肝部，馬上死了。”他又說，“聯指的炸藥包炸死的多是群眾，血肉橫飛，死得太多了，一個炸藥包下來，全家人死的很多”。突圍的（跟我一齊衝出來的）兩三百人。大部分被撩倒，有的腦袋炸去半邊，有些在天亮後，被埋，挖出來之後槍斃。其他人，我叫他們舉手出來投降 （結局我不清楚）。當場打死的，回去批鬥也有。投降出來的，一部分我聽他們說。廣州照相館，槍斃了一批人。他們怕公開槍斃影響不好，就在夜晚推到江邊槍斃。”

史妙甫還說到，“放澄碧河，水淹南寧，當時我沒證據。那是很悲慘的。拉出來的屍體，下水道啊，一串一串的。水退了以後，清理戰場，慘不忍睹。拉出來一排排的骨頭，一個拉著一個。死了多少人誰知道。” 

史妙甫說：“有人問過他，解放路屠殺與南京大屠殺的比較，我不敢亂說，因為我沒有經曆南京大屠殺，隻是書本上看。我認為殘忍的程度差不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坐牢聽說這些事情我是非常痛心，怎麽都好，這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是解放後的事情。我是無法想象的。我這麽一個年輕人，懂得什麽叫沒有人性。難道這些受了那麽多年教育的人，不懂嗎？我無法理解。但無法理解又怎麽辦？”

史妙甫無法理解的事情，的確是仍有待於深究的曆史課題。象韋國清、劉重桂、肖寒這些曾為革命作過或多或少貢獻的老革命，為何蛻變成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史妙甫把問題提出來了，有良知的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加以回應呀。

他說，“我坐牢出來，頭發雪白的，晚上經常做噩夢。比如說突圍，死的人，被別人用冷槍打爆頭。經常做噩夢。我長期失眠，這幾年稍微好一點”。

史妙甫終其一生都沒有忘記１９６８年南寧解放路大屠殺的死難者。他說，“每年６月的１３日，都在酒樓喝早茶，談論以前的事情，不忘長眠地下的同學、戰友。有時我們一幫人到人民公園烈士碑，紀念在文革中死去的同學、戰友和平民百姓以及無辜的人，我們敬花、敬煙、對天對地對烈士碑灑酒和鞠躬。”

 史妙甫說，“好萬幸我還活著，好過好多死了的”。

他說，“作為一個大屠殺的幸存者，我好想寫一本自傳，因為這段悲慘的曆史正正給我撞（遇）著了，我們幸存的人唯一有個任務，把這個曆史糾正過來，讓世人識得當年發生什麽醜惡的事，至於說影響某些人呀，這與我無關，我一世人就要還原曆史的真實，如果邊（那）個認為我講半句假話，他可以出來，有邊（那）個敢講。”

他還抨擊了那些千方百計掩蓋曆史真相的人，“他們心裏底個個都有陰影，因為他們本身都係（是）親身經曆的，他們都識的，比我們還清楚”，“他們不敢講，因為他們參與了作惡”。

的確如史妙甫所言，“文革”過去半世紀了，在廣西境內，有關廣西“文革”曆史的話語權仍是由那些力圖掩蓋和歪曲曆史真相的勢力所掌控。他說，即使在今天，“如‘文革’當年一樣，他們什麽卑鄙下流的事都做得出，講出來都沒有人信，他們硬是做些事出來”。他說，這些人“對翻當年的事相當反感，但曆史始終是曆史，應該從曆史中取得教訓，那能去抹殺，抹殺曆史這是不可能的事，這些都是醜事，但不能抹殺，我地要為這段曆史負責任的，如果我們東講西講是等於犯罪呀，但要盡量抓緊時間，因為我們都上年紀了”。他為之扼腕的事是當今“文革的後遺症是好嚴重的，有的人認為文革過去了，但文革後遺症嚴重地影響了這一代人。現在的年輕了，根本不懂我們的事，他們感到不可信，什麽殺人，食肝呀，如我們一中同學回學校被活生生打死，連校長都被打死，校內打死人的事，軍訓團已經在一中掌權了，在軍訓團眼皮底下做的，”。還讓他更感遺憾的是當年的一些風雲人物做人太怕死了，一提及“文革”的曆史，便避之不及呀。

他告訴我，他接受了兩次記者的采訪，一次是新華社，另一次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香港電台。

他說，“新華社是一位處長和副處長采訪，我信任他們，因為新華社會始終是一個中央的媒體。整整兩天時間，我好詳細的給他們講述，並帶他們到解放路去實地講解，我告訴他們當年各街巷發生的情況，當時我們的據點在那裏，我防守力量在那。”史妙甫還說，“他們是新華社《大內參》的記者，他們把我說的事情記錄下來，可能是上交了中央，不對外發表的，也就是說一層一層交上去後，被‘冰凍’起來了。不管如何，我說的事情，中央是知道了”。

史妙甫告之我，２０１６年“文革”五十周年時，香港特區政府所屬的香港電台（香港電台是香港唯一公營廣播機構--筆者注）的記者數人專程到南寧采訪他。

他說，“我同香港記者接觸了二三天，我沒有提過共產黨政府，現在的政府半句話，我隻是著重講當年的屠殺情況，這點中央都沒有否定過，廣西大屠殺呀。廣西的事一暴露出來世界都震驚，這不是一般的屠殺，是沒有人性的屠殺。所以，今世人我接受香港台的采訪，我感到吐了一口惡氣，至於講現在有些人是如何看這些事，這不是我要考慮的事，我考慮的事，就是還曆史的真實”。

史妙甫說，”我和香港記者還開車去了韋國清的陵園。我當著韋國清的塑像向全世界指責他”，我說：“你憑什麽這樣做，你當年喊毛主席萬歲，我們也是喊毛主席萬歲”，“我為什麽不恨他，他殺了多少人呀，他屠殺了幾多老百姓，廣西老百姓，講句老實話，我就指責韋國清當年的事，我對著他的像講，那樣的所作所為的屠殺，是沒有人性的，是沒有道德的，當時我們根本就沒有什麽準備，出動部隊，那裏會想到的。曆史的事，無容得你上將呀，什麽將呀，對的就對，錯的就錯，我好反感呀。你講呀，你就因為這些事，你殺了多少人”。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９日史妙甫病逝於南寧。他辭世之時，距１９６８年史妙甫領導抵抗大屠殺的五十周年僅有半年，他的難友們深感痛惜。但值得他們欣慰的是，史妙甫一生矢誌不移的願望得到了實現，他有機會麵向全世界，揭露了１９６８年南寧解放路大屠殺事件的真相，在韋國清的陵園，他當著韋國清的塑像，對大屠殺的元凶韋國清進行了正義的審判。史妙甫在他的生命最後一刻，為討回曆史公道，為申張社會正義，為捍衛死難者的尊嚴，盡到自己的責任了。

在那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既無是非之分，更無錯對之別。但在那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氛圍之中，人的本性之善惡、道德品質之好壞、社會良知之存滅，則是大有不同的，甚至於有天壤之別。這其中的區別，又是源於人們不同的自我選擇和自我的約束了。

史妙甫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曆程，我試著寫出來了，以表達對史妙甫的懷念，對“文革”死難者亡靈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