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桂縣1968年刮12級政治 風二月殺人2000（廣西文革暴露行錄）

 

 

   臨桂縣1968年刮12級政治台風中的亂打死人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臨桂遭受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當時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在大刮12級政治台風中，全縣被殘酷打死和被迫害死的幹部群眾達2051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265134人的0.77%，其中，僅在1968年6至10月間的“三保衛”中（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新生的革命政權一一革命委員會），被強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公開或秘密殺害的有1783人。全縣1920戶死了人，占當時全縣總戶數56029戶的3-4%。全縣12個公社（今鄉、鎮）都發生了亂打死人的問題：全縣161個大隊（村）隻有會仙的文全大隊、宛田的東江大隊沒有發生亂打死人的問題。1968年大刮12級政治台風中出現的亂打死人事件，有以下幾個特點：

    1．殺人的時間集中，殺人麵廣。殺人的高潮農村主要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縣直機關則發生在“八.-O”行動後的8月底至9月上旬。據統計，在十年浩劫死亡的2051人中，1967年以前隻在六塘“g-8”和“12-2g”兩次事件中雙方共傷亡3人。1968年5月底以前死5人，6月份打死71人，7月份打死475人，8月份打死758人，9月份打死224人，10月份打死2人，11月份打死1人，屬於1968年死亡但具體時間查不清的有45人。

    為了殺人，各公社都以“三保衛”的名義，組織“民兵”進駐公社，縣直總部則在麻袋廠（縣招待所）內設立私牢，成立了一個有30餘人專門負責殺人的武裝班，縣革委成立之後，經過縣武裝部批準把這個武裝班擴充為“糾察隊”（隊長鄧子友，指導員崔樹元、副隊長李開成、李廣忠），名義上是維護機關秩序，實際上在少數幾個壞頭頭的操縱下，變成了“行刑隊”，成了屠殺幹部、職工的劊子手。現己查明，在1968年的大屠殺期間，縣直機關被打死了267人，是分33批殺害的，其中由縣總部直接指揮“武裝班”、“糾察隊”殺害的就有121人以上。

    2．殺人手段殘酷。被殺害的幹部群眾被強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遭受非法關押，在私設的公堂遭受拷打逼供，受盡人身摧殘折磨後殺害的。殺人的方法有槍殺、棒打、石頭砸、活埋、刀砍、匕首捅、有裝進麻袋或綁捆緊手腳投入漓江、義江活活淹死，被殺害的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公社、大隊革委會層層開會策劃，經過各級群眾組織討論提名，以“群眾專政”、“貧下中農法庭”等名義公開殺害的。因而參與殺人事件的人也多，後果特別嚴重。

    3．被殺害的幹部、職工多，領導幹部和各方麵的知名人士占有一定的比重。在死亡的2051人中，國家幹部326人，工人76人，墟鎮居民68人，農村社員556人，在校學生53人，當時的四類分子558人，四類分子子女387人，其他24人，在被打死的326名幹部中，多數是黨和人民建設事業的骨幹，他們中有堅持地下鬥爭的老遊擊隊員：有經過南征北戰的南下幹部：有參加過抗美援朝的中國人民誌願軍戰士，有勤勤懇懇為人民工作的我縣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如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檢察院副檢察長龍炎運、縣人委辦公室副主任王振庭、工交辦副主任蔣善忠、財辦主任李景發7名縣級幹部，以及民政科長周英麗，財政局副局長趙良才，林業局副局長盧定宣，縣供銷社教員劉一峰，縣醫院院長左學勤，副院長羅玉柏，糧食局副局長梁心衍，公社社長李旭，公社副書記唐剛日、莫英豪等人，還有知名的老醫師牛式平、黃居仁，知名的教育工作者鄧秀昆、袁熙、丁毅，精通數國文字的語言學家潘山，他們的不幸遇害確實是我縣各族人民的重大損失。縣直機關被打死的人數占該單位當時職工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有縣糧食局7人占該局幹部的33-3%、農業局8人占34-7%，林業局8人占34.7%、縣醫院15人，占該院職工45人的33-3%，臨桂中學41人（老師12人，學生29人）。

    4．被害的幹部、職工有的是按照縣革委的通知，回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崗位上抓走的，有的是以通知辦學習班的名義從家裏抓走的，有的是在“八.-O”行動解放軍進入據點收繳武器時被捕，先關押在公檢法軍管會的看守所，後來移交給群眾組織批鬥殺害的。

    5．把人殘酷打死後，對死者仍不斷地召開聲討會、批鬥會，列罪狀、定罪名，對其遺屬抄家、勒索、罰款、進行政治、經濟迫害。如縣醫院被害者的私人財物被洗劫一空，由參與殺人者拈閹瓜分。

    從以上幾個特點，不難看出1968年所發生的亂打死人事件，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由上而下的大屠殺。經過兩年多來“處遺”工作的調查，大量的事實證明，我縣1968年所發生的亂殺人的悲慘事件，是極“左”思想和派性膨脹所造成的惡果，是當時“支左”的主要負責人龍風山、劉順卿等人打著貫徹“七．三”布告的旗號策劃、部署、煽動起來的，當時的臨時權力機構一一縣、社革命委員會中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參加或者支持了這一踐踏黨紀國法，殘酷屠殺無辜的違法犯罪活動，當時的群眾組織“‘三保衛’指揮部”則是這一罪惡活動的具體執行者。

     一、大刮階級鬥爭的12級台風，部署城鄉開展“七清”為這場大屠殺進行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

    1968年4、5月間，我縣各公社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5月下旬，縣武裝部支左主要負責人龍風山、劉順卿、詹佩喜等人以“抓革命、促生產”的名義，召開了全縣各公社革委會常委以上幹部參加的政治工作會議，部署狠抓階級鬥爭，大刮12級台風，在城鄉上下開展“七清”運動。各公社革委的正、副主任、常委、縣直機關單位革命領導小組負責人、“聯指”縣直總部的派頭頭參加了會議。縣武裝部政委龍鳳山在會上作了抓階級鬥爭，刮“台風”的具體部署。他說：“革委會成立後的第一條任務，就是要大抓階級鬥爭”。如何抓法呢？他說：“要充分發動群眾，聯係實際，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大批判，上挖中國的赫魯曉夫，下挖各單位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在這場階級鬥爭中，要充分發揮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的精神，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進攻。因為階級鬥爭的規律告訴我們，他們越接近失敗，越要作垂死掙紮。我們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不管從哪方麵來，隻要我們窮追猛打，就能將他們一網打盡”。龍風山詳細講了大抓階級鬥爭，開展“七清”的具體內容，即：一清查打、砸、搶、抄、抓、殺的違法活動；二清查混進群眾組織暗藏的階級敵人：三清查投機倒把和搞“五風”（嫖、賭、偷、搶、單幹）的為首分子；四清查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翻案活動；五清查國家和集體單位中貪汙、盜竊分子；六清查和收繳武器；七清查外來人員。有嚴重問題要扣押上交。龍還強調：“突出政治，就是突出大抓階級鬥爭，把‘七清’搞好，先抓容易的，浮上來的先抓，把地、富、反、壞、右先整，然後再清查革命組織中鑽進的壞分子。抓階級鬥爭一定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敵人是死不甘心，千方百計想把革命委員會搞垮，我們也要打主動仗，敢於領導這個運動”（詳見茶洞公社會議記錄ig68.5.28日何奇舜傳達縣人武召開的各公社、鎮、革委常委會議上龍政委講話）。

    會後，各公社都先後召開了有公社、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的三級幹部會議進行傳達貫徹，具體部署大刮“台風”，大抓階級鬥爭的“七清”運動。並在“三保衛”的名義下成立了“保革指揮部”（即保衛革命委員會指揮部）和民兵團，組織進駐公社、大隊，到處攔路設卡。這時，被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想和派性惡性膨脹，認為等待己久的反擊時機到了，他們中有些人是忘記黨紀國法，把給人民帶來災難的“台風”，看作是滌蕩社會汙泥濁水的革命風暴，認為用這個辦法可以治一下那些平時大法不犯，小法不斷的調皮搗蛋的人；一些群眾組織中派性嚴重的人，他們無視黨紀國法，把殺人看作是考驗立場是否堅定，愛憎是否分明，鬥爭是否勇敢的標誌，鼓勵對反對過他們的人進行無情的血腥的殘酷的鎮壓；一些鑽進群眾組織中的野心分子，投機分子和破壞成性的社會渣宰，更是披著革命的外衣，打著抓階級鬥爭的旗號，踐踏黨紀國法，乘機泄私憤，肆意枉殺無辜。以上幾種人匯集在一起，張牙舞爪，臨桂全縣烏雲密布，城鄉上下刮起了一陣陣的腥風血雨，一批又一批的幹部、群眾甚至在校學生，被強加上“反共救國軍”、“暗殺團”等莫須有的罪名，被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慘死在“三保衛”的屠刀之下。倒在“群眾專政”的血泊之中。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南邊山公社首開殺戒。1968年5月29日，公社革委會主任石玉秀，主持召開了公社革委會全會，傳達縣武裝部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精神，部署開展“七清”，號召幹部學會在特殊情況下辨別階級敵人，決定成立“民兵團”，組織“民兵”進駐公社抓階級鬥爭。6月9日，“民兵”團長莫才剛（己判徒刑）夥同朗聯大隊“民兵”負責人良誌才（己判徒刑）帶領20多名“民兵”，搜了“農總”頭頭莫光華的家，並把莫抓回公社關押。“民兵”團政委林誌中（己判徒刑）和革委會副主任、公社武裝部長葛月長派林四德、毛合亮對莫光華進行刑訊逼供。當晚11時許，莫光華被毛合亮等人綁架到公社背後的土嶺上用馬刀砍死。6月10日葛月長、林誌中又帶領“民兵”到朗聯大隊抓了莫聚輝、銀福慶、銀年聚回公社關押，後來這三人均被殺害。6月27日，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開會期間，“民兵”團又捕殺了錢村大隊社員陶世澤，並以“民兵”團的名義印發了處決陶世澤的布告，還警告陶世澤的同夥，必須向人民低頭認罪，限3天內交待反動思想，交出武器，否則後果自負。從5月底到7月初，短短一個月內，南邊山先後殺害了18人（見南邊山公社1968年5月至9月“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六塘也不落後，開展“七清”後不久，就宣布破獲為“反革命糾合案”，抓了六塘“農總”的頭頭李明久、白先玉等人送桂林殺害。到7月初六塘也殺了13人。在這一段時間，廟頭（今廟嶺鄉）殺了水口大隊社員艾接鳳，茶洞公社殺了花嶺大隊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複員軍人“農總”頭頭李平及社員褚火連（是請兩江的“民兵”拉到兩江汽車站附近殺害的），審訊逼供打死社員褚兆福。

    縣直機關單位也開始行動了，早在6月初，縣“保紅指揮部”的正、副總指揮韋英豪（已處決）、胥明德（己處決）、唐秀明（己判徒刑）以及常委鄧子友（己判徒刑）等人開會，分析“民兵”進城後的形勢，研究將來抓到“4-22”派的人如何處理等問題。首先他們決定殺人由總部集體負責，然後確定了四條原則，即：公開堅決支持“422”的走資派：“422”戰鬥隊長以上的骨幹分子；地、富、反、壞家庭出身，這次站錯隊又跳得起的分子：曆史上犯過錯誤，受過處分，這次跳出來鬧翻案，衝得起的分子都要鎮壓。會後，由韋英豪召開戰鬥隊長會議進行布置，並確定總部的成員各自負責審查自己所在戰線所屬單位報來要殺的人的名單（見胥明德1984.7.g日供詞）。

    6月12日，韋英豪、曲誌賢帶領李廣忠、以瑞芳（己判徒刑）等武裝人員到會仙，把正在七裏大隊抓生產的李瑾科（縣委副書記）抓回桂林麻袋廠關押，刑訊逼供，於6月15日由胥明德指揮以瑞芳、包家明、秦良宣、蔣生柱（己判徒刑）及一部分六塘的“民兵”，將李瑾科、謝崇晉（縣農業局幹部）、李明久（六塘農總頭頭）、彭昌林（臨中學生），綁架到桂林象鼻山腳河邊，將他們手腳綁緊後推入漓江淹死，李瑾科被蔣生柱砍數刀後推入漓江淹死。

    7月3日，經過胥明德的策劃，他又指揮李廣忠、賁倫傳、秦良宣等人將蔣善忠、蘆定宣、劉一峰、李源森(農業局幹部)4人從麻袋廠綁架到象鼻山河邊，用棍棒、手榴彈把他們打昏後，推入漓江淹死（見胥明德供詞、秦良宣、蔣生柱證詞）。

     麵對開展“七清”運動後，臨桂城鄉上下陸續出現亂抓人亂殺人的嚴重違法犯罪的事件，當時“支左”的主要負責人不但不采取任何措施製止事態的蔓延發展，反而認為火還燒得不夠旺，還需進一步煽風點火，繼續“加溫”。6月23日，縣武裝部政委龍鳳山帶領副科長石煥光、管理員秦綻，到五通、保寧、兩江等公社進行鼓動、督戰。

    6月23日，龍鳳山到五通，聽了公社革委會主任李萬興（已判徒刑）匯報後，召集社直機關幹部，“保革指揮部”成員和進駐公社的民兵講話，進行刮“台風”的進一步動員。他說：“階級敵人很猖狂，我們應該給予狠狠打擊，對階級敵人一定不能心慈手軟，要穩準狠的打擊他們，刮8級、10級台風不行，要刮12級台風才行”。同去的石煥光也插話說：“六塘民兵很勇敢，已經鎮壓了好幾個牛鬼蛇神，大長人民群眾的誌氣，大滅了階級敵人的威風”。龍說：“五通的條件比六塘好，隻要公社、大隊都組織起來，階級敵人一個也跑不掉”。他說：“要摸準一個揍他一個”。講到“揍”時，龍作了一個手勢，伸出右手，拇指豎起，食指伸直，其餘三指勾住作手槍狀。龍還針對有些幹部對亂打死人的問題有顧慮等思想問題說：“搞階級鬥爭哪有不死人的，上麵講現在死的還不算多，現在死這麽一點人，沒有過去一個戰役死的人多，還比不上一場瘟疫病。為了革命，死幾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現在問題大的是怕沒有造反派那種衝殺勁，有沒有衝殺勁就是這場革命的標誌”（見全子俊1982年5月30證詞、秦綻ig82.ii.22日證詞）。

    在龍鳳山的煽動下，五通“保革指揮部”召開會議，決定6月29日（墟日）召開群眾大會，先拿衛生院的藥劑師丁誌瑜（上海下放來的“右派”）開刀，並“摸”出了李秀亮、於仁龍、肖桂明、董勳等14人的名單，這14人中除董勳一人逃脫幸免於難外，其餘均先後被殺害（見五通公社“處遺”匯報材料）。

    龍風山在五通放了一把火後，又竄到紅星（今保寧鄉），當時紅星公社還沒有出現打死人的事件。6月30日，龍親自給公社召開的“七清”三級幹部會議作刮12級台風的動員。他說：“我到你們公社來看，風平浪靜一級風也沒有……現在群眾起來清查壞人了，對壞人要鬥就鬥，要殺就殺。我們做領導不要過分指責，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群眾專政好得很，幾天前，五通殺了首慶德，這個人是地主仔，他要翻案，造無產階級的反，群眾對他專政，殺就殺了。在‘七清’對階級敵人刮12級台風中，由群眾決定，群眾要如何處理就如何處理，對壞人打死就打死了，要殺就殺了。這是群眾的事，我們不要害怕，不要幹涉，不要潑冷水。”在龍風山的煽動和督促下，保寧公社把全公社的四類分子集中到公社管訓，並在7月10日召開了大會。槍殺了上祥大隊社員周樹保、蘆英功（見原保寧公社書記雷金生、社長羅傳奇1982年11月9日證詞）。

    接著，龍鳳山又到兩江，對兩江公社的蔣振強（革委常委）等人重複他在五通、保寧講的那些話。要公社開個大會壓一下邪氣。7月2日，兩江在彭土養（公社革委會主任，已判徒刑）主持下，在汽車站旁的嶺坡上召開萬人大會，槍殺了肖育華（供銷社副主任），山口大隊社員廖大橋，保山大隊社員李懷秀（見兩江公社“處遺”匯報材料和秦綻1982年11月22日證詞）。

二 、總結“七清”的成績，部署開展“三查”在全縣掀起了殺人高潮。

    1968年6月上旬桂林軍分區和桂林地、市革委會組織桂林地區12個縣的“民兵”進桂林圍困“422”派的據點的同時，農村開展了“七清”運動。為了總結、交流“七清”的經驗，擴大“七清”的成果。在“支左”主要負責人龍鳳山、劉順卿、詹佩喜等人的主持下，於7月8日至10日召開了全縣各公社革委會主任和公社武裝部長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公社革委會主任有：石玉秀、石繼堂、張國良、袁書勤、李庭康、彭土養、何奇舜、覃日輝、雷金生、李萬興、李良民、彭恩福。公社武裝部長有：葛月長、劉先德、劉培正、蔣運輝、胡天元、廖世權、陳金輝、唐逸林、李誌武、李友生、鳳有桂，縣直各單位革命領導小組和縣“保革指揮部”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會議首先由各公社匯報開展“七清”運動的情況。從“處遺”中交出與會人員的會議記錄，南邊山、六塘、茶洞3個公社作了較為全麵的匯報。六塘匯報了他們采用大宣傳、大鬥爭、大遊鬥的經驗，組織社員到六塘中學參觀該校被實行“兵管”遭受打、砸、搶嚴重破壞的現場，匯報他們突出打擊了幾個問題嚴重的重點分子，進行分化瓦解，出現了父子同時自首、父送子、兄送弟自首的現象。說他們在農村以四類分子和外來人員中的壞人作為清查的重點。在機關主要是清理幹部隊伍中的壞頭頭和“走資派”，並匯報已經打死了13人，南邊山匯報他們組織民兵進駐公社抓階級鬥爭，破獲了一個以“農總”的主要成員為主的反革命糾合案，約有50多人，他們和機關的壞頭頭勾結在一起想搞垮革委會。這些人成份複雜，有日偽時的偽甲長一人，土匪家屬2人，漏網地主2人，偽軍官2人，公安六種人2人，四清下台幹部3人，有海外關係的7人，一貫對黨不滿的富裕中農4人，與他們相勾結的機關單位中的人員也很複雜，當過偽村長1人，海外關係1人，有殺父之仇對黨不滿1人，右派1人，“四不清”幹部1人，當過土匪文書1人，他們還匯報已經結合進公社革委會的委員龍繼華（另一派群眾組織代表），是“農總”的黑高參（龍後來被殺）。並講他們已經打死了18人。現在社員開會積極了，沒有盜竊和賭博了，也沒有人敢進山亂砍亂伐了。朗聯大隊原來許多生產隊鬧分隊，殺了“農總”頭頭莫光華，現在又合起來了。茶洞公社也詳細地匯報了他們開展“七清”以來破獲了“中華民國反共救國軍茶洞地區第一分隊”的反革命糾合案。已經抓了11人，還說他們己破獲了“農總”組織的“暗殺隊”。清查出了階級敵人的變天賬，搜查敵偽人員保存的反動證件等等。

    在匯報中，部分公社的領導也流露出一些疑慮，擔心這樣搞下去會重犯執行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怕殺人多了以後追查起來負不起責任。匯報結束後，龍風山作了題為“要肯定成績”的總結性發言。在這個發言中，他提出要充分肯定前一段“七清”的成績。指出存在的問題，要求在“七清”的基礎上集中進行“三查”，向這些階級敵人大刮12級台風。他說：“前一段運動存在的問題，一是發展不平衡，一些單位落後的原因，主要是對這場階級鬥爭認識不足：二是政策和策略掌握得不夠好，把這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簡單化了，急急忙忙把人殺了，使一些線索中段，不利於一網打盡”……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指殺人）不能向群眾潑冷水，罪惡極大的不殺不好，但殺人多了也不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要留一些活靶子當反麵教員。三是革命大批判不夠深入……四從領導問題上看，調查研究不夠，字，怕運動出亂子，怕殺人多了難負責任，對運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的同誌存在怕怕掌握不好群眾說右傾，該說的不說，該講的不講……”。他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下一步大刮“台風”的意見。他說：“首先是各級領導要正確認識當前這場鬥爭的性質，弄清楚這樣搞到底是毛主席革命路線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說：“我們開展‘七清’運動是根據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的，是奪取‘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的一個戰略措施。‘七清’是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絕不是兩大派的派性鬥爭：我們搞‘七清’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絕不是資產階級鎮壓群眾的反動路線，隻有這樣認識才能全心全意地領導好這場動”。他說：“我們這場運動是對準一小撮走資派，對準叛徒、特務，對準不服從管製的地、富、反、壞、右，對準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矛頭指向這些階級敵人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把矛頭指向群眾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向階級敵人進攻，這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他要求下一段“要廣泛發動群眾普遍開展‘三查’運動。一查走資派的幕後活動；二查叛徒、特務；三查階級敵人、牛鬼蛇神的活動。總之，你那個地區主要矛盾是什麽就清查什麽。各級領導要把怕字換成敢字，把我字換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換成相信群眾”。具體做法：①收繳武器，搞展覽：②把已經搞出來的材料進行整理，有係統的向群眾宣傳；③大造聲勢，召開大鬥爭，大批判會：④摸準後群眾還不起來，可以先把石頭搬掉：⑤利用一切宣傳工具宣傳中央的精神指（‘七·三’布告）見原保寧公社組織委員祝家才會議記錄、茶洞公社會議記錄）。

    會上，龍鳳山還批評了前一段行動較慢的會仙、黃沙兩個公社。會後劉順卿副部長還特地找到黃沙公社正在桂林參加武鬥的武裝部長風有桂，當麵交待要風從桂林帶十來個精幹的“民兵”回去，限期打開局麵，否則要犯政治性的錯誤（見原黃沙公社革委主任彭恩福、武裝部長鳳有桂證詞）。

    1968年7月8日至10日的公社革委主任和武裝部長會議，是給臨桂帶來嚴重災難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上所確定的“三查”。後來變成了亂殺人的基本原則。“三查”所指的對象在劫難逃了。這個問題可以從劉順卿在7月24日在縣“民兵”團（在桂林武鬥的“民兵”）堅決捍衛毛主席7月18日批示。全麵落實“七．三”布告誓師大會上的講話得到明確證實。劉在這個講話中在大談“七清”運動的偉大成績之後，專門講了一段殺人的問題。他說：“在殺人的問題上，我們隻能搞階級報複，不能搞私人報複……什麽是階級敵人？‘三查’中已經講得很清楚，就是‘走資派’，叛徒、特務、黑手。我們的打擊鋒芒一定要穩、準、狠地指向這些階級敵人”（見“處遺”檔案001卷223頁）。

    8月7日還以龍政委指示的名義給各公社發了一個電話通知。這個通知說：“對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要支持，現在是貧下中農幫助解決問題的時候了，要支持貧下中農，不要怕亂，亂殺人要防止，但不是急刹車，不要潑冷水，對過激行動不要當麵指責，不要影響發動群眾…．．”[見蔣運發（原四塘武裝部長）工作記錄本]。這些都明白地告訴大家，隻要被認定是階級敵人，可以不講政策肆意殺戮。例如：會後，縣直機關即大造殺人的輿論，說：“×××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反對×××就是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反革命，反革命該殺，殺反革命無罪，殺反革命有功”等等。後來他們打印了一份所謂“四·二二骨幹分子的政治背景”，將己被殺害的116名幹部都給加上什麽“反共救國軍”、“漓江風暴”的骨幹分子、“暗殺隊”的頭子等等階級敵人的帽子。如：縣委副書記李瑾科被誣陷為“反共救國軍第二方麵軍軍長”。

    會議結束後，各公社都召開了有革委會成員、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群眾組織派頭頭參加的會議進行貫徹。南邊山公社於7月11日召開了公社革委常委和民兵團負責人會議進行傳達，16日召開群眾大會，槍殺了朗聯大隊的社員石自林、石天元、石社發（見南邊山公社1968年5月至9月“文化革命大事記”）。

     茶洞公社，7月12日召開了革委和“保革”指揮部常委會議。何奇舜傳達會議精神，大家聯係檢查了前一段對敵鬥爭觀念不強，思想麻痹，決定進一步發動群眾，大力開展“三查”運動。7月15日召開誓師動員大會，要求各大隊要動員全體社員參加。並要把四類分子和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的子女捆綁來參加大會。15日，公社在食品組對麵的嶺坡上召開了大會，兩江派“民兵”到會助威。誓師大會由銀發忠主持，廖世權講話，廖火橋宣讀罪狀。會後由“民兵”團蒙萬梅指揮武裝人員槍殺了良可英、周國祥、梁個生、龍冬成、褚田生、梁田妹、吳水林7人（見茶洞公社會議記錄及良可英等人死亡結案材料）。

    渡頭，參加會議的覃日輝、陳全輝回去後，在粟村小學召開了公社革委會和“保革”指揮部、“民兵”團負責人、各大隊支書、大隊長會議。傳達“三查”會議的精神，研究攻打粟村的“農總”據點的問題。7月14日，打下據點後召開群眾大會槍殺了粟亮梅、粟金福等3人（見“處遺”檔案009卷i8 - 23頁）。

    六塘，7月13日召開大隊支書、民兵營長、公社革委和“民兵”團負責人會議，石繼堂傳達了縣召開的刮“台風”會議精神，要求各大隊“七清、三查”的對象進行摸底報要刮“台風”人員的名單的材料。會上大隊和機關單位共報了20人。這些人均先後被害。

    東風（今廟嶺鄉），7月11日召開了公社全體幹部會議（3名不同觀點除外），由李庭康傳達了會議精神，決定了2件事，一是召開大隊幹部會進行貫徹：二是召開萬人大會。7月12日一14日公社召開了大隊幹部和機關戰鬥隊長會議，由各單位報要刮“台風”人員的名單。最後確定7月16日召開萬人大會，槍殺公社衛生院醫生宋振治和秧塘街的朱黑子、朱金保、粟躍文、李矮子、陽稱保、唐樹生7人。16日開大會，梁承光主持，李庭康講話，由唐良勝指揮民兵將以上7人殺害。當天，李庭康還把大隊幹部集中開會，要求他們回去後按照公社的做法，也搞他一批。會後，公社革委常委還分頭下去督戰，如公社革委常委梁承光帶著武裝“民兵”先後到了秧塘、獨峰、二塘等大隊，督促這幾個大隊殺了14人（見廟嶺鄉關於宋振治等人死亡結案材料）。

    二、亂殺人推向高峰的“七．一六”緊急會議。

    “七．八”會議後，各地己陸續出現公開的有組織的殺人事件，但行動還不夠快，規模還不夠大，為了更好地貫徹“七·八”會議精神，全縣統一來一次大的行動。1968年7月16日至18日以“臨桂縣‘三保衛’總指揮部”的名義召開了各公社“‘保革’指揮部”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簡稱“七．一六”會議），每個公社來兩人，縣直總部的負責人和戰鬥隊長以上的骨幹都參加了會議。龍風山、詹佩喜、唐申元、陳榮初（縣武裝部管理科長）、韋英豪、胥明德、唐秀明等人參加了會議。龍風山在會上作了簡短的開場白。他說：“你們這次會議要開好，要為縣革委會的成立作出貢獻，我們在6月、7月都召開了革委會主任會議，特別是5月底7月初的‘七清、三查’運動，為你們這次會議打好了基礎。公社革委會是支持你們的，你們就大膽地開好這個會議吧！”。龍講完後就說有緊急任務離開會場，臨走前還交待說：“這個會議由老韋（韋英豪）和同誌們開”。接著，韋英豪作了清理後方，支援前線，來一次大的革命行動的報告。韋講了廣西以及桂林武鬥的形勢後說：“我們這次緊急會議時間不長，工作又很具體，時間要求迅速，剛才龍政委已經跟同誌們講了，我們這個會議他們早在6月份就已經給我們打下了基礎，上有軍隊，總部支持你們，下有各公社革委會支持你們，隻要我們緊緊依靠他們，工作一定會順利的。這個工作抓好了，我們的陣腳就更穩了。我們這次行動是上下配合，互相支援的。我們這次行動開門見山說，就是把‘4-22’的主要骨幹和各公社、大隊‘七清’、‘三查’中清理出來的四類分子、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和其他危險分子，刮他一次12級台風，不然我們連睡覺也不安然，隻有這樣他們才會老實。”他要求大家回去後要把這次會議的精神傳達到各大隊和各分部的負責人中去，不要停留在原來的基礎上，要在全縣刮一次更大的12級台風。

    胥明德（縣“三保衛”總部政治部負責人，己處決）也在會議上作了發言。他首先講了廣西的形勢問題。他說：“廣西形勢很好，‘聯指’民兵和貧下中農掌了權…．．”。他介紹了柳州、梧州等地殺人的情況後說：“我們桂林地區情況複雜，特別臨桂是桂係軍閥李、白的老巢，有不少人在海外，情況更複雜。各公社必須大幹一場，行動要快，徹底清理後方，鞏固前線。這次行動是清理社會上一切牛鬼蛇神，具體對象：一、對立麵的主要頭目和一切有民憤的對立麵中的骨幹分子；二、還有活動能力沒有改造好的四類分子；三、對現實不滿，有現行破壞活動，又參加了對立麵活動的四類分子的子女；四、機關、學校、企業單位中，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偽軍政人員和曆史上有問題搞不清楚的人”。

    唐申元（副縣長、後任縣革委副主任）也在會上講了話，大意是同意韋英豪的講話，對敵人不能有絲毫的同情，前一段抓得起的公社，要繼續抓下去，不要放棄鬥爭，一些還沒有刮起“台風”的公社，回去後一定要按會議的部署去做（劉付林、秦誌文、秦良宣、崔樹元、陳榮初等人證詞）。

    會議結束後，全縣上下瘋狂地行動起來了。全縣12個公社都以革委會和“保革指揮部”的名義召開了有大隊主要幹部（支書、大隊長、民兵營長、治保主任）、社直機關革命領導小組成員“聯指”派的頭頭參加的緊急會議，傳達縣總部緊急會議的精神，要各大隊和機關單位在前一段“七清、三查”中清理出來的對象“摸”出要刮“台風”（鎮壓）人員的名單，有的當場就報了名單，有的回大隊和單位召開會議商量後報了名單，然後再次召開大隊和單位派頭頭會議確定名單，由“民兵團”或“保革指揮部”審批後，各公社都相繼召開了所謂貫徹“七·三”布告，抓革命，促生產的誓師大會。在光天化日之下，以“群眾專政”的名義，大規模地、公開地進行了集體大屠殺了。僅7月份全縣共被打死475人。

    7月20日，兩江在墟亭召開了萬人大會。銀為斌主持，彭土養講話，李實強宣讀被害人蔡玉階、謝樂斌、劉玉成、毛炳坤、廖玉生、吳展戈、李沸星、謝先義、李友生、莫老五、蒙承華、陸光誌、姚個小、姚三弟、莫振南、龍成品、李橋元、鄧德康、陸光政、龍景祥、秦克純、梁誌清、梁田玉、李英德、梁日慶、陸玉坤、廖明生、胡五喜、李喬生、李桂庭、盧漢雄、陸興宏、廖弟生、廖冬福、廖秀卿、陸柱生、肖布寬、陸運芳、廖合生、廖樹生、秦守剛41人的“罪狀”。會後由匡國柱、李運華指揮“民兵”先將蔡玉階、謝樂斌、劉玉成、文炳坤4人在會場旁邊兩江小學廁所附近槍殺，其餘37人用翻鬥車

運到老鼠鑽倉（地名）集體殺害（見兩江鎮關於蔡玉階等人死亡結案報告）。

    7月22日，四塘在公社門口右側召開萬人誓師大會，蔣運發主持，袁書勤講話，袁還未講完話，武裝“民兵”就將覃雨林、廖龍、龍才息、周順弟、龍運堂等8人拉出會場殺害（詳見四塘鄉覃雨林等人死亡結案報告）。

    7月24日，渡頭在粟村長嶺上召開萬人誓師大會。早在7月20日晚公社武裝部長陳全輝主持開了預備會，由徐天壽介紹兩江“七．二O”殺人的“盛況”，陳全輝提出要向兩江學習，行動要快，不能錯過了時機，要抓緊做準備工作，決定7月23日開大隊幹部、“七清”領導小組長會議，在會上要求各單位上報要刮“台風”的人員名單和材料。當晚，陳全輝、覃日飛主持召集革委和“保革”指揮部成員會議，審查決定處決粟天才等18人。

    7月24日開萬人大會，陳全輝講話，徐天壽宣讀被害人粟天才、粟喬生、粟冬弟、粟新生、粟火三、粟秋苟、徐靄平、徐寶森、周成光、周德錄、廖竟業、劉剛斌、王誌明、盧幫伍、盧生保、粟生、李家元、徐曾壽18人的“罪狀”，黃永光安排“民兵”將19人（宿棠大隊臨時送來周品瑜）分別在會場邊的茅地和老墟兩地殺害。謝家大隊在到公社開會途中還殺了2人（見渡頭鄉關於粟天才等19人死亡結案報告）。

    同在這一天，南邊山在車站旁的梨子園召開大會，林誌中主持，吳殿龍作報告。張崇德宣讀被害人石鍾紀、黃聯輝、銀發璋、李建忠、易永明、石來福、李六嫂等16人的“罪狀”，“民兵”團長指揮“民兵”將石鍾紀等16人拉到朗聯的三角地（地名）槍殺（詳見南邊山鄉關於石鍾紀等16人死亡結案報告）。

    7月26日，六塘在墟場召開萬人大會，先嗚槍20響後鳴放鞭炮，唱東方紅，石繼堂（公社主任）宣讀“七．三”布告，廖家祥（大隊支書、民兵團政委）宣讀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三忠於”信，秦誌文代表“聯指”、龍木×代表鎮革委，還有教師、學生、工人、貧下中農代表講話。最後由廖家祥宣讀被害人胡敦秀、段有才、翁守約、翁善可、張開宏、白野、白月秋、海紹興、楊俸先、郭榮鈞、唐田生、諸葛高、李世純、滕建德、滕茂清、李正斌、李日亮、周義才、李賤榮、邱水渭、李永榮21人的“罪狀”，會後將以上21人拉到翁家塘（現果園場）公路下的坡地上槍殺（見六塘鎮關於胡敦秀等21人死亡結案報告）。

    同在這一天，地處邊遠山區，居住分散，隻有2000餘人的黃沙公社也召開了誓師大會，趙玉德主持，陽培森作報告，李繼科、王家翠、張生定、鳳有貴分別代表幹部、造反派、“民兵”、武裝部講了話，後由鄧汝恩宣讀被害人舒煜才、陸汝亮、劉德財、諶桂森、趙福民、彭際乾、李永星、楊秀慶、蘇老友、楊芳玉、李慶章等12人的“罪狀”，由鳳有貴指派“民兵”將以上12人推到中學對門河岸邊全部殺害（見黃沙鄉關於李慶章等12人死亡結案報告）。

    7月27日，紅旗公社（今會仙鄉）在中學禮堂召開大會，張國良（公社主任）宣講“七．三”布告並講話，劉付林傳達縣總部緊急會議精神，全貽斌主持大會，秦新勝宣讀被害人張群英、蘭雪英、陶培英、廖喬鬆、李文喜、張國威、蔣小弟、蔣視禎、龍豬仔、李振榮、黃世聰、呂祖旺、秦大悅、劉枝玉、龍鳳生、呂六發、秦保生、石來喜、蔣祖相、秦天然20人的“罪狀”，然後由武裝“民兵”秦繼忠、白雲姣等人將被害人推到牛行上（墟日賣牛的地方）全部殺害（詳見會仙鄉張群英、蘭雪英等20人被殺事件的調查報告）。

    7月30日，早在7月下旬茶洞公社革委常委彭忠才帶領武裝“民兵”到溫良、仁義兩個大隊督促殺人。經過彭與以上兩個大隊的幹部的策劃，仁義和溫良於7月30日在仁義大隊的界底村召開了聯合批鬥會，仁義支書徐喬生主持，彭忠才講話，蒙火老宣讀仁義大隊的被害人李福金、周老喬、彭水明、梁老任4人的“罪狀”，梁煥興宣讀了溫良大隊被害人李必信、姚老征、蒙維勤、梁大升的“罪狀”，後由武裝“民兵”將以上8人全部殺害，彭忠才還親自開槍殺害了蒙維勤。在臨開會議前溫良的梁煥興還召開了一次大隊“兩委”會，宣布處決人員名單，大、小隊幹部和貧協都表示同意，並簽了名（見茶洞鄉關於李福金及李必信等8人被害的結案報告）。

    8月3日，宛田召開誓師大會，朱明光主持，謝茂林宣讀被害人孫業強、蔣崇清等5個國家幹部的“罪狀”，於景山宣讀於春華、陽萬春的“罪狀”，由蔣吉貴安排“民兵”將孫業強等12人拉到河邊的大沙洲殺害（詳見宛田鄉關於孫業強等12人死亡結案報告）。

    這一段時間不僅公社召開誓師大會公開殺人，大隊甚至生產隊也召開批鬥會隨意殺人。

農村大批殺人，縣直單位也在積極做準備。7月下旬的一天，即“總部”緊急會議後，韋英豪夥同胥明德在縣大院原財政局住地，召開了“總部”成員和戰鬥隊主要負責人會議，傳達“總部”會議精神，胥明德在會上說：從臨桂情況看，情況很複雜，階級鬥爭很尖銳，反革命的力量也很雄厚，不鎮壓一批不行，不鎮壓，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根據當前形勢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對那些“4-22”的骨幹分子，也就是反革命分子，對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以及不改悔的“走資派”就是要殺，這就是我們要掌握的原則。接著，韋英豪說：“胥明德已經把專政的原則講得很清楚了，大家討論下，看有什麽意見，你們單位要專政的對象，可以現在報，也可以回去商量再報”（詳見胥明德供詞，秦良宣、李廣忠、崔樹元、覃毓芳等人的證詞）。

四、“八.=O”行動和縣直機關殺人的高潮

   8月17日，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開了各縣武鬥民兵團負責人及縣武裝部第一把手會議。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他說：“桂林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一小撮階級敵人一定要搞幹淨。貫徹‘七．三’布告要抓兩個關鍵：1．收繳武器；2．清理外地人員，對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軍事行動強行收繳”。桂林軍分區政委慕石起也講了話，他說：“廣西形勢大好，南寧抓了8000多人，桂林也要象南寧一樣，桂林的問題一定要解決，桂林是貧下中農的天下，你們（指各縣到桂林武鬥的民兵）來桂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很大的貢獻，壞人、壞頭頭、走資派、叛徒一個也跑不了”。他還說：“你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今後轉入政治鬥爭。現在是收繳武器，清理外地人員，各地要成立糾察隊，對外地人員一個一個的清理，犧牲同誌的家屬要照顧安排好。桂林不是一般的武鬥，而是激烈的階級鬥爭”。8月19日在“-O四”部隊駐地，景伯承、慕石起再次召開了十二縣“民兵”負責人會議，具體部署了“八.=O”行動。我縣龍鳳山、王榮、韋英豪參加了會議，回來後進行布置分工。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聯合署名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全麵落實“七．三”布告的公告》。借口以拆除武鬥據點，收繳武器，清理外來人員，組織的大規模行動，“是一次極其錯誤，破壞性極大的慘案”（見桂林地委關於桂林地區文化大革命中幾個重大曆史問題的意見）。在這次行動中，縣武裝部、九九分隊（武警中隊）和各公社到桂林武鬥的“民兵”全部參加了這一行動。“八.=O”到底抓了多少人，現己無從統計，據有關人員的回憶交待，和被關押在縣公安局看守所的人員問話記錄，進城“民兵”和“聯指”武鬥人員抓的人被關押在桂林七中和麻袋廠（縣總部所在地）縣武裝部和九九分隊抓的43人先關押在看守所，後來經龍鳳山同意也全部移交給群眾處理。這43人中除少數幾個被釋放和周德生一人在秧塘機場死裏逃生外，其餘的大部分都先後慘遭殺害。

    “八.=O”行動後的第二天，縣“保革”指揮部在韋英豪、胥明德的主持下，在衛生局住地再次召開有總部成員參加的戰鬥隊長會議，研究如何處置已經關押人員的問題，認為縣革委會快要成立了，決定把據點清理回來的人分三種情況進行處理：1．凡是戰鬥隊長以上的骨幹，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本人又站錯隊，衝得起的，都要刮12級台風（殺掉）。“4-22”總部的成員不要單位負責，由我們（指總部）負責完善手續：戰鬥隊長以下，你們認為也應該殺掉的，要先報總部審批；2．凡不是上述人員，但又衝得起，比上述人員又好一些的人，送軍管會關押起來：3--般不大起作用的，就盡量放出去抓革命促生產，但也要和群眾商量決定。會後，各係統的戰鬥隊都先後召開會議討論，向縣“總部”政治部上報要刮“台風”的人員名單和“罪行”材料。縣“保革”總部政治部負責人胥明德曾多次向各單位催索名單，並按照原定的4條杠杠進行拍板審批。如縣農業局8月23日召開本係統同一觀點的幹部會議，討論上報“總部”處理人員名單，25日報了材料，經過討論還決定將姚生榮夫婦、劉遠榮夫婦放回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其他單位也經過個別有影響人物出麵說情，還釋放了張兆祥、徐火連等人。

    8月23日晚，胥明德帶領和指揮鄧子友、李廣忠、黎壽息、責倫傳、蘇澤沛、廖瑞祥、廖顯朝、秦丙未等商業係統的糾察隊，將關押在麻袋廠的熊和鈞、王福才、粟德鈞、謝淵太、莫錫發、韋新享、謝大朝、黃惠芬、鄧惠萍（蔣善忠之妻）9人綁架到秧塘機場殺害。

    8月26日，臨桂縣革命委員會成立了，可是瘋狂屠殺幹部、群眾嚴重違法犯罪事件並沒有有所收斂，反麵憑著所謂“新生紅色政權”的權威和合法地位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加速進行了。8月底韋英豪、唐申元曾分別找各公社“民兵”團負責人交待，要抓緊清理公社、大隊關押的人員，要搞的對象趕快搞去，下一步要轉入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不準再殺人了，清理的辦法是交群眾討論處理，由群眾專政，全縣又出現了一次殺人高潮。

    8月29日晚，胥明德指揮“工糾”隊員以瑞芳、劉誌銘、石煥酋、李晉卿、鄧子友、蘇澤沛等人將周克仁（副縣長）、徐承漢（糧食局幹部）、褚振益（新華書店工人）、蔣家良（供銷社幹部）、牟新生（農業局幹部）、趙良才（財政局幹部）、李必亮（印刷廠工人）、彭安民（林業局幹部）、李錦漢（林業局幹部）、李繼全（農技校幹部）等10人從麻袋廠押上汽車拉到秧塘機場集體槍殺（見徐承漢死亡調查報告）。

    8月30日，桂林市舉行全市性的大遊鬥，臨桂的派頭頭韋英豪也於29日下午召開了全體工糾隊員會議，說革委會決定30日要把“4-22”的骨幹秦喬苟等人拿到六塘、兩江、五通三大墟鎮遊鬥。並對大遊鬥的準備工作作了分工和布置。30日上午，韋英豪夥同胥明德、唐秀明帶領“工糾”隊員包家明、李廣忠、鄧子友、秦世達、周冬生、鄧智輝、秦康息、傅善元、曲誌賢、秦良宣、以瑞芳、周維新、劉素珍、伍天錫等人分乘4部汽車，將關押在麻袋廠的秦喬苟、胡本慶、盧永芳、盧連生、陳樹保、曾昭悅、陽守基、胡名富、周英麗（民政科長李瑾科之妻）、梁承義、唐德秀（居民秦喬苟之妻）、林再（農業局會計劉錫臣之妻）、馬家富、譚廣三、秦金珠、李開明、翁玲（學生）18人[據目擊者回憶還有王振庭（人委辦副主任）、李進（物資局幹部）、周業彰（手工業局幹部）3人]拉到六塘遊街後，連同六塘的劉作英（電話員）、秦天生（老師）、牟科章、宋君宏、梁大年、李培芝一起押到殺人衝（地名）由胥明德等人指揮“工糾”隊員集體殺害（詳見秦喬苟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8月31日晚，胥明德又指揮“工糾”隊員將關押在麻袋廠的李景發（財辦主任）、周德生、宋明振、秦明珠、廖日光、白先浩（電影站）、章守先（支行幹部）、熊保功（支行幹部）、李雙榮（水利工程隊）、王長清（水利工程隊）、粟振德（書店）、莫冰（醫院幹部）、龍宗培（輕工局幹部）、唐超（農機局）、宋傑（臨中老師）、潘其萬（糧食局幹部）、羅家複（農業局幹部）、羅俊烈（農業局幹部）用汽車押到秧塘坪機場集體殺害，其中龍宗培沒有中彈第二天逃至二塘車站又被發現抓去殺害，周德生逃脫幸免於難。

    9月18日，在縣革委召開的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把關押在看守所的劉錫臣（縣常委、縣法院院長）、龍炎運（副檢察長）、李誌輝（縣工會幹部）、謝務咎(臨中學生)4人拉到會上批鬥、亮相。被打成重傷後準備送回軍管會看守所時，軍管會的石煥光（縣武裝部幹部）以有言在先，打傷了不要為由，拒絕收人。後由胥明德帶領“工糾”隊員將劉錫臣等4人，參加會議的茶洞代表廖火橋又將關押在紅衛小學的李勝雲（小學教師）一起押上汽車拉到秧塘坪機場殺害（詳見劉錫臣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9月26日，胥明德又帶領“工糾”隊員從軍管會看守所將經過軍管會以衝擊軍管單位的罪名，正式批捕，從河北劉錫臣老家抓回來的劉鎮光（市二中學生，劉錫臣長子），及到軍管會自首，同意其回原單位上班的蔣益壽（縣糧食局幹部）剛走出公安局門口，正碰上胥明德拉劉鎮光上汽車，也被一起拉上汽車押到秧塘坪機場殺害（詳見劉鎮光、蔣益壽死亡結案調查報告）。至此，縣直單位有組織的公開殺人活動才停下來。在縣革委會成立後的這一段時間，各公社還殺了一批人。茶洞在9月3日再次召開大會，廖火橋主持，廖世權講話，蒙萬枚宣讀被害人毛開蘭（公社團幹）、李習民、石佛樹、王純亞、劉振雄、駱振隆、秦善仁、李天桂、莫遠坤、陸森隆、蒙世珍、黎桂珍12人的“罪狀”，蒙還未念完，花嶺街的周吉生就用扁擔把莫遠坤打倒在地，其他的人也一湧而上，用扁擔把以上12人活活打死，其中毛開蘭還被人挖去心肝（詳見茶洞鄉關於毛開蘭等12人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9月1日，南邊山在朗聯小學召開群眾大會，彭喬次主持，周星×（大隊長）講話，鄧橋保宣讀被害人賓文活、賓六九、賓健仕、經繼文、經繼修、張光筐、賓民俊、周金旺7人的“罪狀”，由大隊“民兵”莫才三、秦長誌、銀聚福、彭增佑、霍七旺、毛紅記、周星×等人拉到黃竹山（地名）殺害（詳見南邊山鄉關於賓文活等7人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9月3日，紅旗公社（今會仙鄉）在全貽斌、張國良、劉付林等人的策劃下，由李賤發帶領民兵在牛行上殺害了李繼友、龍壽之、謝六生、李果發、李老四、梁愛林、呂×息、周裕興、周妹妹、劉肇書10人（詳見會仙鄉關於李繼友等10人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9月初，五通在李友生、李萬興的策劃下也在墟場開了群眾大會，由全子俊宣讀被害人蘇啟祥、於仁龍、蘇永吉、林茂生、彭茂功、彭茂傑、黃仲華、李寧發、於火爐、秦全保、蘇桂榮、於衡瑞13人“罪狀”，由錢喜春布置“民兵”將蘇啟祥等13人拉到大祖（地名，車站附近）殺害（詳見五通鎮關於蘇啟祥等13人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東風公社（今廟嶺鄉）也在李庭康、劉正哲、唐良勝等人策劃下，於8月27日晚在沙塘大隊的廟子腳（地名）殺害了莫英豪（公社副書記）、陳國良（代課教師）和供銷社職工彭麗霞（女）、梁躍英（詳見廟嶺鄉關於莫英豪等4人死亡結案調查報告）。

    以上血淋淋的事實，可以看出1968年發生在臨桂的亂殺人的嚴重違法犯罪事件，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血腥大屠殺，是一個曆史大悲劇。造成這場悲劇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影響：二是派性惡性膨脹。“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搞亂了思想，顛倒了是非，混淆了敵我。在那些被派性衝昏了頭腦的人看來，殺人是維護新生紅色政權一一革命委員會必不可少的“革命行動”，即使過火一點，也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它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不是請客吃飯，而當時把群眾組織的一些錯誤行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七．三”布告，審查廣西地下黨，追查“反共救國團”等冤假錯案的事件，給這場大屠殺披上了“革命”的、“合法”的外衣，不少雙手沾滿無辜群眾鮮血的嚴重違法犯罪分子，不但沒有受到黨紀國法的應有製裁，反而被吹捧為保衛紅色政權的有功之臣，被突擊入黨、突擊提幹，受到重用，他們中的一些人鑽進了各級領導班子，盤踞著要害部門，形成了上下盤根錯節，組織嚴重不純的極其複雜的情況，使黨的光輝形象受到嚴重的沾汙，使黨的威信受到重大的損失，被害幹部、群眾的沉冤遲遲得不到平反昭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重新恢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無產階級政黨的偉大氣魄，徹底全麵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縣委根據黨中央和區黨委關於處理廣西“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指示以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為準繩，堅實穩妥地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全麵清查了1968年我縣發生的亂打死人的嚴重違法事件。縣委在1983年7月召開的“處遺”工作會議上，對我縣“文化大革命”中牽連麵廣，後果極為嚴重的6個冤假錯案作出了徹底平反的決定。即：“關於給‘文革’中因廣西地下黨、桂北遊擊隊問題受審查迫害的同誌平反的決定”：“關於給‘文革’中因‘七．三’布告和‘八·二O’行動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平反的決定”：“關於給在‘文革’中因遭受‘反共救國團’假案迫害、株連的幹部、群眾平反的決定”：“關於給在‘文革’中因‘暴動隊’、‘暗殺團’假案慘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平反的決定”；“關於給在‘文革’中因‘五．一六’分子問題遭受關押審查的同誌平反的決定”。縣委一再申明：“文化大革命”中，全縣所有慘遭殺害和被迫自殺的幹部、群眾都是無辜的，“文革”中強加的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和不實之詞，必須全部推倒，給予平反昭雪，恢複政治名譽，並按區黨委1983年55號文件的精神，妥善地處理了受害者遺屬的遺留問題。

    鑒於“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亂打死人的問題，是在極“左”思潮泛濫、法製遭受破壞的特定曆史條件下出現的曆史悲劇。因此，在“處遺”中，根據區黨委：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指導思想，“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方針和堅實穩妥“適可而止”的精神，對策劃、組織指揮殺人的首惡元凶胥明德、韋英豪經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核準，己於1985年2月9日依法處決；對這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原縣武裝部政委龍鳳山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對積極參與殺人，罪行嚴重，不判不足以平民憤的彭土養、匡國柱等62人依法分別判了有期徒刑：對與打死人問題有嚴重牽連的黨員、幹部、職I13i5人（占有牽連總人數的4826）分別給予不同的黨政紀處分。

    經過全麵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被顛倒了的是非已重新顛倒了過來。無辜被害的幹部群眾的沉冤已經得到了昭雪。我們一定要珍惜撥亂反正的成果，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向前看，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