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一 廣西文革大屠殺幸存者的回應

 

         ——讀程鬱、秦暉文革回憶有感

一

廣西文化大革命，以血腥殺戳震驚中外。2009年我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羅克漢普頓的山頂公園與家人出遊時，遇上一英國遊客。交談中，他知我們來自廣州，便談起當年他在香港親眼見到廣西文革大屠殺中喪生者的屍體從珠江口內源源不斷地流到香港海域一帶的情景。四十多年前的他國事，這位老外記憶猶新，話語中流露出的驚恐神情，仿如事發當前，顯得異常強烈。其實，我本人就親曆了那場大屠殺的，並在“解放區”出來“投降”的路上，我和同校（南寧四中）的老教師吳肯，差點被同校的政治教師、聯指武鬥一個片的“指揮官”，一個叫海濱的人的拉出槍殺。是年我剛30出頭，現已過古稀，作為一個大屠殺的幸存者，對於４０多年前那場派性鬥爭“獲勝”一方大開殺戒，濫殺對立派群眾的風腥血雨的日子，橫屍遍地和血流成河的慘景，不但終未遺忘，而且有著一種愈來愈強烈的願意，要把這段經曆訴諸於文，公諸於世。作為曆史學的工作者，多年以來，我也有打算對有關廣西文革大屠殺這一課題進行客觀理性的研究，冀求為社會提供點曆史啟迪，讓人們時時警惕防止文革在中國重演，並以此慰籍在廣西文革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成千上萬民眾在天之靈。

二

 

最近，讀到兩篇有關廣西文革回憶文章，一是程鬱的《我眼中的的廣西文革》（《炎黃春秋》２０11年第7期），另一是秦暉的《沉重的浪漫－－我的紅衛兵時代》（徐友漁：《１９６６：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

這是兩篇有關少年時代的廣西文革回憶錄。

程鬱當年是十一歲的小學生，隨母親在１９６８年武鬥時逃離“聯指”一方控製的單位大院中的家，躲入“４２２”派占據的南寧舊城區部份街區——解放路一帶。在“４２２”的“解放區”被“聯指”和解放軍武裝包圍和攻占的過程中，小小年紀的程鬱經曆了一場真正的戰爭，在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然後是舉起雙手當了“戰俘”，與媽媽一起被關進所謂“收容所”的集中營長達數月。回到單位大院的家後，可憐的小程鬱又在備受歧視中生活，因為她媽媽是“牛鬼蛇神”，受到管製批鬥。程鬱以流暢平實的行文訴說了一個未涉世事的小女孩在廣西文革大屠殺中身心受盡折磨的經曆，讀起來催人淚下。我的一位學生告訴我，她是含著眼淚讀完程鬱文章的。程鬱在文中提到媽媽的同事陳廣旭，上海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到廣西不久就遭遇文革，僅僅因為是“422”的成員，從解放路出來時被就地槍殺，事後單位領導對他的生與死從不加以過問，結論也沒有一個。一個有為青年，學有所成，剛踏入社會就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程鬱至今仍痛惜不已，而對當權者漠視生命的冷血，更是令她難以釋懷。程鬱說到當年，老師以公開宣判槍決“反共救國團分子”的人數為例子對學生進行遣詞造句的語文教學，把殺人的血腥帶進課堂，在輕鬆愉快的“教學”氣氛中，有意無意中用殺人為樂的邪惡思想，去荼毒那些年少無知者的心靈。對於這罪惡的一課，程鬱說，“我沒笑，這個造句令我終身難忘”。辨別人性善惡的是非準則和關愛生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程鬱經受過血與火洗禮的幼小心靈中己深深紮根了。為此，程鬱教授的《我眼中的廣西文革》中，遠遠不是訴說苦難的詠歎調，更是一首旋律高亢的人道主義奏鳴曲。程鬱還回憶起，當年大屠殺剛過，學校組織參觀被炮火摧毀的解放路城區，老師按照當權的殺戳者編造的政治謊言，把被殺戳者汙為殺人放火“十惡不赦”之徒。謊言在親曆者麵前，掩蓋不了真相，但卻可以蒙騙無數不知情的善良百姓，並對我們後代貽害無窮。程鬱教授，堅守一個人文學科工作者應有的社會良知和曆史責任感，在呼喚著當年的成年親曆者起來捍衛記憶，為民族的未來，還原曆史真相。

其實，我就是程鬱文中所提到的成年親曆者之一，與她媽媽一樣，為逃避武鬥災難，從被“聯指”占為武鬥據點的學校到解放路暫住，“被俘”後，輾轉關押，最後被關在“重犯”嫌疑人的廣西區交通學校。押回南寧四中後,因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我斷斷續續地遭到長達數年之久的批鬥和管製。程鬱的呼籲，令我感到不能再遲疑了，下了決心把自已醞釀多年的想法加以實現。從這篇《廣西文革大屠殺的幸存者的回應》一文開始，不斷地做下去。

秦暉，現在是清華大學的知名教授，文革當年是南寧四中的初一新生。我們是同校的師生，也同是“４２２”派的“四中革聯”成員。他在《沉重的浪漫——我的紅衛兵時代》中敘述的南寧四中文革的簡略過程，又是我親曆的；而他回憶當年投入文革的心路曆程，也與我們多數的老師學生，投入弱勢的“４２２”派的思想動機大致相同。當年，我卻不認識秦暉，近年來常見他的名字出現在有關學術網站，為此，隱約覺得秦暉應是位有成就的學者，直到最近讀到了他的此文，方知這位當年南寧四中的學生已成為了享有相當知名度的清華教授。我一方麵為當年不認識的學生取得的學術成就感到高興，另一方麵，更令我欣慰的是,秦暉是南寧四中學生中撰寫有關四中文革曆史的第一人。

三

南寧四中，廣西南寧文革中的重災區。由於從１９６７年初起，就有廣西軍區派駐的陣容龐大的軍訓團長期進駐，另外就是秦暉所說，學生中的幹部子弟多，其實高中部還有一定數量郊區農民子弟，所以，為軍訓團支撐的“聯指”人數在師生中占優勢。“四中革聯”從成立開始到最後覆滅，都是處於弱勢之中，武鬥時在校園無法立足，四散回家或外地。在武鬥中，南寧四中又是“聯指”的一個重要據點，聯指的武鬥專業隊伍進駐其中，四中的“聯指”組織“三七”兵團擁有相當的武器裝備，其中一政治教師海濱還充當了聯指一個片的武鬥指揮官。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表現得相當凶殘，毫無人性可言。所以，南寧四中是全市在大屠殺中死人最多的學校之一。其中二位青年教師被槍殺，他兩人與我們一樣在解放路躲避武鬥，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早上從解放路出來“投降”，一位是俄語老師覃連光，他比我們先走一步，以後就再沒有見過他。後來聽說，當時他被人抓到邕江邊槍殺後，屍體推落了江中。另一位是語文老師霍普羅。當時我們是一起出來“投降”的，我們從解放路一步入新華街，在水塔腳下，就被我校“三七”的學生抓住，這幾個武裝的學生，是高二的，我沒有上過他們的課，叫不出名字，他們要我們幾個人（吳肯夫婦、我還有霍普羅）跪下，用繩子把我們串縛起來，趕我們往前走，他們便繼續衝入解放路去找“四中革聯”的學生。我們幾人走至民生路廣州照相館前，遇到了海濱。他手中有五四式手槍，胸前還掛著衝鋒槍，他先用手槍重重地敲擊我的頭部，我頭上立即血流如注，隨後他走開了，當我們行到市政府門口的馬路時，有一個武裝人員過來剪開串縛我們的繩子，帶走了吳肯夫人彭國英（她是廣西中醫專科學校的老師），我們三人重回被俘人員的隊伍，與大家一樣跪地等候上“囚車”。這時突然槍聲大作，後來聽說是聯指在廣州照相館對麵的廢墟上槍殺了２０多個被俘的“四二二”人員，槍聲過後不久，海濱又出現，他站在被俘人員隊伍旁邊，高聲喊叫我和吳肯、霍普羅三人的名字，要我們出來。同時，隊伍中的人群開始騷動，大家都往隊伍中間擠迫，以逃避聯指人員拉出槍殺，霍普羅因而與我和吳肯老師衝散了，也就此與我們永別了。後來聽說當時海濱點名時他站起來出列了，就在路邊被人槍殺，衝鋒槍朝他背部打了四發子彈，胸部的鮮血象湧泉般噴出，倒地後又被手槍補了三槍。當時，我與吳老師雖不知霍老師死得那樣慘，但被海濱點了名，也覺得在劫難逃了，便開始吩咐“後事”，我們對擠迫在人群前麵的“南寧教工井岡山”成員、秀田小學老師梁紹建說了各人的家庭地址，請她以後設法把我們的消息告訴家人，梁老師頓時淚流滿麵地邊聽邊點頭答應。海濱也終於發現了我們兩人，喝令我們站起來，正要拉我們出隊伍之時，在這生死一刻，市政府裏衝出五個解放軍，把海濱趕走了，我們總算是死裏逃生了。今年初，原來南寧市“教工井崗山”的難友數人聚會，梁紹建老師也在其中。他們打電話給我，互相問好，我與梁老師自６８年幾乎是生死之別後，四十多年沒謀麵了，我在電話中問她還記得那時的事嗎，她說，那裏會忘記呀。前幾年，我們四中當年的同事蔡愛梅老師與先生從溫州來廣州，我們幾個調回廣州的四中老師與蔡老師夫婦在海珠區濱江路的中海名都茶樓聚會，我與她也是四十年未見麵了，我談到當時險死於海濱槍口之下一事時，她先生說，他正是五個解放軍中的一人。他說，那時他在廣西軍區政治部，攻打解放路時，他被派駐市政府中，廣州照相館前的集體殺俘事發生後，他馬上電話向軍區司令韓世福報告，韓世福命令他們立即製止殺俘，當他與幾個解放軍匆匆走出市政府大門時，剛好看見海濱正要強拉我們的一幕，是他們趕走了海濱。天下之事無巧不成書，當日不相識的救命恩人竟是同事的先生，而四十多年後又偶然相會。我當即向蔡老師的先生救命之恩深表謝意，談到當年大屠殺和死難的覃連光、霍普羅兩老師，大家都唏噓不已。蔡愛梅老師，當年是部隊家屬，當然是“聯指”的成員，但她是一位秉性善良的好人，極賦同情心，她為人呀，是有口皆碑的。我們原來“四中革聯”部分老師與遠在溫州老家的蔡老師至今尚有聯係往來。吳肯老師當年大難不死自有後福，現已94歲高齡，退休三十多年，在家頤養天年、含飴弄孫，且８０高齡後，還與同校曾長灝老師，雲遊四海，遍訪祖國的名山大川，東上長白山，觀天池的煙霧，西出塞外，攬天山的美景，美不勝哉，每每與他通電話，話筒傳來洪鍾般聲音和爽朗的笑聲，令人感到欣慰，我祝他百歲有期。海濱此人，解放初期參軍，曾在廣州軍區長治政治學校工作，轉業回廣西後，先在廣西體工學校教書，後調武鳴壯文學校，東調西調的，終未能謀個一官半職，資格雖老而長期不得誌，文革前不久才調到我們學校，也是當個普通老師，與我同在政治教研組，大家相處尚可以，他還多次對我的政治進步表示關心，當然出於何種動機就不得而知了。其實，我與他共事時間不長，因１９６６年初我便離開學校，到郊區農村參加四清了。文革中，我與他也幾乎不見麵，更沒有過任何的正麵過節。吳肯老師更與他沒有任何私人交往。我們這些與他毫無私仇的人，他都想橫加殺害，我至今都想不出其中的真實原因。不過海濱為人凶狠則是學校眾人所公認的，文革期間，因買飯票的一點小事，他給駝背的殘疾人、學校飯堂管理員張發權，猛抽了幾巴掌。還有一次，是海濱調離四中但仍住在學校裏時，也是為小事，又動手打一老師的兒子，該老師報警，派出所要拘留他，他竟然在該老師家中跪地求曉，結果他還是被行政拘留十天。可見，他的凶殘本性是不假。直到今天，我每每回想起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那天所遭遇的情形，總隱約覺得，南寧四中“聯指”一些師生曾密謀，利用攻打解放路的機會，殺光在“解放區”內四中的教師學生的。

“文革”中，還有一位教務處的老職員失蹤（此人聽說解放前是托派的中央委員，解放初接受中共的統戰召喚，從香港回到廣西，被安排在南寧四中教務處當職員，平日從不多事，待人友善，是個安份的單身漢）。多名學生死於武鬥或被俘後殺害。

文革大屠殺後，海濱、人事幹事黃某某、語文老師黃某某等“聯指”頭目把持的校革委會，對教職員工的政治迫害也是相當殘酷，曾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先後達四五十人之多。按“三結合”要求，擔任校革委副主任的原黨支部書記文行恕也被他們迫走。我們的老校長黃代銘說過，“三黃一海”（一黃姓幹事、另一黃姓的教師、工友黃某某、還有海濱）四中之禍，黃校長說得再正確不過了。

順便在這提一下，文革中，文書記是“聯指”觀點，而黃校長則靠邊站，但與我們參加“四二二”的教工，一直保持良好關係，文革後，常有往來。我們“四中革聯”有幾位移居香港的老師，每回南寧都不忘去探訪我們兩位老領導。而兩位老領導於我本人，可是有知遇之恩，我畢業後分配到南寧四中任教，一直得到他們的多方關懷和培養，令我終身難忘。

１９８３年“處遺”前後，海濱和與他狼狽為奸的黃姓人事幹事，偷偷地開溜了，不敢再在四中工作。黃幹事此人是複員兵，“文革”中也是壞事做盡，他的不齒所為，至今仍為人數落，如濫用人事工作職權，給“盾牌兵”泄露教工的檔案材料，令不少教工受迫害。我本人也是黃幹事“拋檔案”的受害者之一，文革初期，我一直在出版社得置身於學校“盾牌兵”的“紅色恐怖”之外，黃幹事大概是不甘心我在外“消遙”，把我在廣州高中畢業時的整團交心材料全部內容，以某某戰鬥隊署名的大字報貼出，以煽動“盾牌兵”揪我回校。但不知何故，“盾牌兵”，對他大字報不加理采，我便仍在外“消遙”。他除了對教工進行種種政治陷害外，竟然還借此勒索一些老教師錢財，有一老師被他強奪了金戒指一隻，另一老師被迫“借給”他一筆錢。“處遺”中，這兩位老師告發了他，他不得不灰溜溜地上門給人賠禮道歉，至於錢財是否歸還就不清楚了。其實，被他趁火打劫，勒索錢財的老師遠不止兩位，人家不去追究，隻為懶得再與此等下作之人打交道而已。聽說，海濱在“處遺”中在廣西農學院受了處分。後來，這兩個四中“文革惡人”鬼使神差的，又住同一間中學的宿舍，兩人也先後中風，先是海濱癱瘓在床，接著是黃幹事跟上，也癱瘓不起，真是一雙難兄難弟也。四中的舊同事一說起海黃兩人生不如死的慘狀，卻是無人報以同情而是說“活該”。

   軍訓團從進駐學校的開始就支持“盾牌紅衛兵”。“盾牌兵”在文革初期，由幹部子弟和部份所謂的工農子弟的“紅五類”學生，效法北京奉行“血統論”的“老紅衛兵”組織而成立。他們要把學校的“舊傳統”徹底打破，他們的頭子在師生大會中聲色俱厲地宣告，以後不準用“師生”一詞，隻能用“生師”。他們對老師進行種種毫無人性的迫害，團委書記楊永安等一批老師被他們關進“牛鬼蛇神窩”，“窩”的門口橫拉一條離地麵十幾公分的繩子，門口的地板上鋪滿石灰，被關押的老師出入都要象狗一樣在繩下爬行,弄得一臉和上下一身的灰白，看守的“盾牌兵”便以此取樂。團委書記楊永安老師不甘受辱，跨繩而出，結果招來了一輪毒打。“盾牌兵”的施暴還殃及教工家屬。我曾在往市郊的公共汽車上，見到三位在學校飯堂做臨工的教工家屬挑著滿桶大糞，被騎著自行車的“盾牌兵”用鞭子驅趕往農村分校的方向走，隻見她們稍放慢腳步，就遭到重重的鞭打，從位於市中心的學校到郊區的分校，路程有十七八公裏之遙，在烈日暴曬下，挑重擔，不停地被驅趕著疾走，這種非人的殘酷勞役，就象是史書上所述的奴隸社會的奴隸主把奴隸當作牲畜一樣折磨的重演。後來聽說這三位家屬是被當時學校主管人事檔案的職員汙陷為“逃亡地主婆”，才招來了這番災禍的。“盾牌兵”還在全校以班為單位開展對出身不好的“黑七類”的學生的批判。出身不好的學生要一個個在會上站立起來，自報家庭成分，接受批判。有的盾牌兵還到同班同學家中進行抄家，以乘機掠奪私財，他們有的人除翻箱倒籠外，竟強迫同學的母親脫光褲子上下跳動，以為這招可以讓藏在私處的金器掉出，一無所獲後，惱羞成怒，騎在同學母親背上拳打腳踢。當時，這種卑劣下流的行為不是個案，“紅五類”在“破四舊”中比比皆是。

１９６７年初，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北京的“聯動”被取締。在南寧四中，以赤裸裸的“血統論”

為護身符的“盾牌兵”隨之瓦解。但軍訓團駐校後，在軍訓團的支持下，“盾牌兵”的成員又重新集結，組成所謂的“三七”兵團。軍訓團對受“盾牌兵”迫害的師生卻實行打壓。“盾牌兵”奉行的“血統論”變成了軍訓團的“革命的階級路線”。由此，以反動“血統論”糾合起來的“三七兵團”，在南寧四中橫行肆虐一時。當時，“三七”的任何一個成員都可以隨意毆打傷害“被管製”的教職工以及學生，老校長黃代銘差點就被當作死於武鬥的“三七烈士”的陪葬品；語文教師陳名三（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的妹夫、抗戰時期的廣西地下黨黨員），被幾個“三七”學生拉到教室，用氣槍射擊胯部要害處，差點喪命；語文老教師李幹才，被一“三七”的學生拳打腳踢，毒打足足一個多鍾頭，打至嚴重內傷。事後李老師對我說，他是那個學生的班主任，曾因偷東西被他批評教育。這完全是挾私報複的惡行。李老師被打時，該學生迫我現場觀看，我記得該生是瘦高個子，為我校隔壁的區郵電管理局的幹部職工子弟。我離開廣西前，李老師內傷複發，備受病痛折磨，不久即離世了。“四中革聯”的同學劉少平在大屠殺後自覺回校，卻遭到“三七”兵的毒打並強灌墨水。“三七兵”此類令人發指的暴行多不勝數。

“四中革聯”就是在這種政治壓迫中產生的，是受“血統論”和所謂“革命的階級路線”迫害的師生的反抗組織。我本人在文革初，從郊區農村的“四清工作隊”，抽調到廣西區黨委的文化係統的文革工作隊，進駐廣西人民出版社，直到1967年初才回到南寧四中。劉少奇派文革工作隊，被毛澤東批判為實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運動。我在廳處級幹部充塞的區黨委文革工作隊隻是微不足道的一員，但也覺得自已犯了“路線錯誤”要“幡然悔改”，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方麵來。回到四中之初，有一次我參加了部分師生舉行的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會議。會上揭露了有關“盾牌兵”種種行徑。但會後的第二天，軍訓團團長卻是公開表態，指責這個控訴會是反動的黑會。我對軍訓團長的態度為之不解，為受害者抱不平，進而促使我義無反顧加入了他們的抗爭行列。由於受“盾牌兵”“不準革命”的傷害，秦暉回憶說“對‘特權階層’抱有反感，又沒有高貴血統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聯的一般成員”，“我對四中革聯的熱情則更多地有了‘正義衝動’的成分”。又如至今一直為秦暉所深深敬重和懷念的“四中革聯”領導人之一的喻崇東同學而言，他曾是“盾牌兵”的一員，行為也相當過激，軍訓團進校後，他完全可以成為“三七”兵團的頭麵人物，但“盾牌兵”的殘酷，使他回歸人性，加入受害者的群體，並被推舉為“四中革聯”的領導人，最後為爭取被迫害者的政治平等而獻出了年青的生命。１９６８年８月，我與革聯的同學王孟奇（現是上海大學美術教授）在區文化大院收容站相遇，被關在一起。當時王孟奇同學告訴我們，８月６日，他與喻崇東同學一起被俘，喻崇東被一聯指的武鬥人員當場槍殺。前幾年，我在南寧一墓園偶然發現喻崇東的衣冠墓，我將墓碑拍攝下來，並通知了當年革聯的學生徐毓坤。他是印尼歸僑，剛從澳大利亞回南寧暫住，便組織了幾十位當年革聯成員，專程到喻崇東墓前舉行悼念儀式。事後，他們把悼詞和悼念場麵的相片寄了給我。在這我把悼詞中的大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喻崇東同學是湖北武漢人，生於一九四八年。早年就讀於南寧桃源路小學，中學就讀於南寧四中，逝世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享年二十歲。

喻崇東同學生前曾任南寧四中高廿四班班長。他以思想進步，學習刻苦，成績優異，特別是樂於助人而被譽為雷鋒式的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所展現出來的口才、文才、非凡的組織能力、遠見卓識以及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的忘我犧牲精神，使我們這些活著的同齡人每每想起都為之歎服不已。非常不幸的是：他的才幹和年輕寶貴的生命，在十年動亂之中被過早地葬送。我們深為失去一個好戰友、好同學而萬分悲痛，更為國家失去一位潛在的人才而痛心。”

   “三十六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是非成敗轉頭空，哀思依舊在。盡管喻崇東同學曾經舍命為之奮鬥的“事業”已被證明不過是一場悲劇，但這仍然不能抹殺他生命中的光輝點。作為曾經與喻崇東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友和同學，我們可以證明和告慰喻崇東的親人，他不愧為父母的好兒子，我們的好同學和好榜樣。

當年兵荒馬亂之際，興寧路、新華街等幾條主要街道的大部分商店的商品都被洗劫一空，唯獨我們駐守的百貨大樓裏的各種商品完好無損，櫃台和倉庫都貼有封條，國家的財產得到妥善的保護。這與喻崇東以身作則，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嚴格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晚至六日淩晨，是我們被困的全體師生麵臨生與死考驗的最後緊急關頭。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喻崇東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召集了全體師生（四中）的最後一次會議，並作出了自己參加突圍，其餘師生跟隨居民群眾出走的二項重要決定。他在臨別前深情地對我們說：“你們出去以後，就把一切事情的責任都推到我這個當頭頭的身上，你們不會有事的，你們一定要活下去……”並逐個與我們擁抱道別……”

   “今天，當這些塵封了三十六年之久的曆史事實被披露出來的時候，相信大家都會對喻崇東同學油然而產生敬意。一個年僅二十歲的青年學生，居然有常人難以想象的驚人之舉！而正是這種驚人之舉，避免了更多的生靈遭無辜塗炭。他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最後譜寫了一曲凡事處處為他人利益著想的雷鋒精神之歌。

喻崇東同學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他不愧為一位德才兼備、正直勇敢、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傑出青年。他的為人，他的才幹，他的思想品德乃至他的音容笑貌，無不散發出一股感人的人格魅力。如果不是派性的原因，他當堪稱為危難時刻舍己救人的英雄！而在我們心目中，他其實就是一位英雄！為什麽在他與世長辭三十六年後的今天，大家仍然從四麵八方趕來在他的衣冠墓前憑吊？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三十六年過去了，同學們對喻崇東同學，由衷敬佩之心情不減，懷念痛惜之哀思長存。我想，秦暉在這三十六年中和當年革聯的同學不會有聯係，但憶起喻祟東，心情同樣是敬重和痛惜，並不約而同地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喻崇東同學的懷念。坦蕩無悔憶當年，生死情誼今仍在，“四中革聯”的“正義衝動”的精神紐帶使之然也。其實，與喻祟東同學同時遇難的，還有呂予機和蔣達園同學，他倆都是一身正氣的年青人，想起他們，我無限傷感。

在這裏，我作個比較，當時“三七兵團”有位“知名”領導人金某人，可能是“功高卓著”吧，文革後期留校搞專案，還任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多年，“處遺後”（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被調到他校任教師。前年，幾個學生從南寧來廣州，我們聚會中，談到這位當年的“三七”名人，剛好其中一學生親戚的孩子在此人任教的中學就讀，學生們問他以前在那畢業和任教，他竟說自已剛從新疆調廣西不久，我們聽了，哄堂大笑。想來他也實在可憐，昔日“文革的輝煌”成了今日見不得人的所為了,那尷尬人生，他何時了呀。

四

 

程鬱的文章，人性的情懷寓於敘事中。秦暉文章則以夾敘夾議見長，在文中，他把個人的經曆與對“四中革聯”的興衰和“廣西四二二”的流變的分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有條不紊的加以敘述，試圖從社會學的學理層麵，開拓廣西文革史研究的新視角。秦暉文中的有關觀點，我基本認同，並以一已之見略作補充。

（一）

但就廣西文革中的兩大派而言，就正如秦暉所言，“無疑，正如80年代的‘處遺’結論所說，當時的兩大派都是‘極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組織。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區別可以忽略。”秦暉所言極對，我認為了解廣西文革兩大派之區別，是我們認識廣西文革曆史真相和剖析廣西文革大屠殺根源的出發點之一。

我們知道，廣西文革兩大派的分化對立是在１９６７年上半年，但其形成演變卻是淵源於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文革發動時期。１９６６年６月，廣西和全國一樣，全民造反，官有官造反，百姓有百姓造反，對文革的對象，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則是官有官的解讀，百姓有百姓的解讀，百姓中不同社會群體又各有各的解讀。曆次政治運動官從來就是唱主角，隻有官整民，而無民反官。而文革，則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百姓竟然被偉大領袖“欽準”反官。當然，官不會甘於被民反，他們寧可“抗旨”，仍要唱整人的主角。當時，廣西最大的官韋國清則是如此，他掌控著黨政大權，擁有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培養出來的各級政治骨幹隊伍。他就是利用了這些強大的政治資源，搶先造反，一反“走資派”，拋出了他的下屬，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廣西日報》總編輯鍾林等作為廣西最大的走資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代表人物，發動全自治區批判鬥爭，充當他的替罪羊；二反“反動學術權威”，他指令大專院校派的代表到廣州聽陶鑄的文革動員報告，各大專院校停課造反，在高校把大批學者教授打成所謂“反動學術權威”，揪出批鬥，加以殘酷迫害。此外，在中學，他則放縱幹部子弟等“紅五類”的學生對老師亂批亂鬥，施以百般侮辱和傷害。為此，要說當年廣西文革造反派的第一人，韋國清是受之無愧的。可是，此人是“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之流，對敢於造他的反的或不甘於在他控製下造反的群眾，則是打擊倍加。其中最重要一招就是派出陣容龐大的文革工作隊進駐高校和區直文化係統各單位，搶占文革的前沿陣地，依靠各學校和各單位中的原有政治骨幹隊伍，直接對那些不聽話的“造反派”實行打壓。

本人當時從郊區“四清”工作隊，調到廣西中醫專科學校的文革工作隊，隨即再調區直文化係統文革工作隊。文革工作隊的總部設在區文化大院，總部的領導多是廳級高幹，我記得的一位是區化工廳廳長何子健，還有一位是區黨委宣傳部的文藝處長張黎敏（宣傳部副部長賀亦然的夫人）。我由總部分配在廣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工作小組。我們這個組組長是自治區人民銀行副行長、老八路路明，其他的成員，除了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外，都是區直機關有相當職務的幹部，如區銀行的處長徐桂林（新四軍時期的老革命）、科長傅雲龍、區黨委農辦的處長章羅、後來又增派了一批區黨校理論教員章英等和部隊幹部，如６９６６師部政治部的一宣傳科長。在我們進駐之前，出版社內兩派的鬥爭已相當的激烈。一派是“不聽話”造反派，清一色的黨外群眾，多是青年編輯人員，我記得其中就有著名的畫家劉宇一，還有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係的毛水清和中山大學中文係畢業的袁廣達，他們思想激進，能言善辯，要“自主造反”；另一派則是聽話的“造反派”，由出版社黨組織依靠的政治骨幹隊伍組成，以黨員為主，其中有編輯人員，但是以黨政幹部居多，他們堅持的是“反右”鬥爭的思路，認為文革的發動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並自認要站穩政治方場，按區黨委的要求行事。當然，這兩對立派都把社長曾霞初作為走資派揪出進行批鬥，而社的黨組織書記區某人則是“聽話派”的重要人物。曾霞初“靠邊站”後，天天早上在大院中掃地，他是個慈眉善目的長者，有時與他遇上，我都上前與他聊幾句。我們文革工作小組進駐後，全麵接管出版社的領導工作，依靠“聽話的”以對付“不聽話的”，並調來出版社的人事擋案，了解“不聽話者”們過去的政治表現，或許是打算從中挖掘１９５７年的“漏網右派”以作“秋後算帳”之用吧。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出版社文革工作小組解散，但因區文化係統文革工作隊總部繼續保留，我們小組的章羅、傅雲龍和我等三人調回總部工作，而我則作為總部的聯絡員繼續留在出版社，直到1966年年底。聯絡員是不參與社內文革活動的，但要與“聽話”派保持密切聯係，並要密切注意“不聽話”派的動向，及時向總部匯報。說白了，我這個聯絡員實在是個“間諜”的角色，我前前後後收集的“情報”記錄了七八個厚厚的小本子。可能是我提供的“情報”有價值吧，總部要我協助章羅和傅雲龍整理成係統的材料向區黨委匯報，用當時文革的語言來說，這是見不得人“黑材料”。

我的文革工作隊的親曆，見證了文革伊始廣西政治裂變的產生仍源於韋國清把參與文革的群眾分為“聽話的”與“不聽話的”，給前者扶持，對後者打壓，以後廣西“聯指”和“四二二”兩大造反派對立的形成也由此而萌發。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文革《十六條》的出台和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公開，廣西與全國一樣，形勢驟變，“革命造反”由學校等文教係統蔓延到黨政機關、工廠企業、街道等各行各業，並突破單位藩籬衝向社會，造反狂潮席卷全廣西，到處都在肆意揪鬥“牛鬼蛇神”和“走資派”，這些瘋狂的造反派，以後在兩派中皆有之。當時，韋國清不但控製不了局勢，連他本人都未能免受“戴高帽”、“掛黑牌”之辱，特別是當時一部份造反派揪住他的所謂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運動的“罪行”不放，並要清算他主政廣西多年的錯誤。

在瘋狂造反之中，派性組織紛然群起，派性鬥爭激烈展開。從現在看來，當年的所謂派性組織，實質上是不同社會政治群體的一種特殊的組合形式，而派性鬥爭則是在所謂觀點之爭掩蓋之下，不同利益的社會群體在爭奪合法的政治資源方麵的鬥爭。

我們知道，我國在文革前，一貫以階級鬥爭理念為治國之本，國民之社會地位的高低和政治經濟利益享有的多寡均以階級出身和政治身份為基本依據，社會被撕裂，形成種種對立的社會群體。

第一種類是工農階級、革命幹部及其家屬子弟等，這一政治群體在文革中自稱為“紅五類”，平時他們享有種種政治的特權，如就業升學、提幹當官、入黨參軍，以及與這些關聯的實際利益，他們的精英是黨政官員和以黨團員為主的政治骨幹隊伍，而所謂的政治骨幹又多是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養成的，所以政治運動是這些人施展“政治才華”的最好時光，他們可以靠整人積聚政治本錢，獲得升遷和入黨入團受到重用，所以“搞運動”是他們的特長，更是他們的“專利”，絕不允許其他群體指染的。我的一個小學同學，初師畢業後一直在黨團部門任職，每逢政治運動都被抽調在“運動辦”工作，他曾戲言自嘲，平生一無長技，幹部履曆表“特長”欄，要不是空白，就隻能填“搞運動”。開放改革之初，周揚因提倡人道主義精神被胡喬木、鄧力群打擊，因而大徹大悟，與同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的陸定一，談及他們文革前主持的中宣部的工作時說，就是“整人”兩字可以概括。

另一社會群體是在中國特色的“種姓製度”中最低等級的“首陀羅”，他們當中有全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戴上“地富反壞右帽子”的分子，還有相當多的的資產階級分子、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沒有改造好的舊知識分子,以及上述各種分子的子弟和親屬。這一社會群體在文革中被汙以“黑七類”的惡名。平時，這些人被剝奪了好多應有的社會權益，並不許“亂說亂動”，在政治運動中，則是當然的“運動員”， 隻有挨整的資格，而沒有任何申辯的權利，而他們的子弟在政治上被歧視，前途一片灰暗。這種中國的“首陀羅”還被“世襲”，父傳子，子傳孫，代代相傳，永無出頭之日。

還有一種不紅也不黑的“灰色”群體，是些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他們對“紅五類”的優越社會地位既羨慕又妒忌，又慶幸自已沒有淪落到“黑七類”一樣的田地。平時，他們做人處事，謹小慎微，隻求無過不求有功，苟且人生，運動臨頭，膽戰心驚，總怕一覺醒來被推落“黑七類”的深淵。他們當中多數對“黑七類”之處境雖有所同情，但卻時時記住劃清界線，為恐沾邊，而其中一些品行不良者則是見風使舵，百般鑽營，充當打手，以求撈點政治油水，這種麵目可憎的小人，本人可謂屢見不鮮，尤其在文革之中。

文革前，中國社會這種政治生態及其流變，已成為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的一種定勢格式了，無人認為是可以改變的。但文革開始，高調提倡“反潮流”的偉大領袖卻出人意料地一改政治運動的傳統定勢，“恩賜”了全體百姓（當然，被專政的“四類分子”除外）一個建國以來絕無僅有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暫短機會，號召百姓大造黨政官員的反。這樣，一向備受政治歧視、種種社會權益受剝奪的平民百姓和中國式的“首陀羅”（印度的種姓製度中的第四等級，賤民也）們的子弟便趁機蜂擁而起，在大造黨內走資派之中，以表達要爭取自已應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益的訴求，並通過建立派性組織以集合力量，與不準他們造反並一向在政治上打壓他們的““紅五類”抗衡。而那些一向以“搞運動整人”視為其“專利”的政治骨幹們和自視高貴的“紅五類”子弟，更是不能容忍“黑七類”的“賤民翻天”,指染他們的政治特權，為了維護既得政治利益，他們同樣聯合起來，也打著造反的旗號，建立了有大批黨政官員作後台的、更為有係統的的派性組織。所以，在當時派性山頭林立，形形式式的派性組織聚散無序、分合無常的此起彼伏過程中，實際上是以上兩股政治勢力在搏奕中的分化和組合，代表享有政治特權的既得利益社會群體的廣西“聯指”和代表在政治上一向受歧視和被打壓的社會群體的“四二二”兩大派的雛形也在這其中逐漸顯露分明了。經過“一月奪權”的廝殺，兩派對立終成定局，並在爭奪《廣西日報》的控製權的短兵相接中，兩大派的總指揮部正式產生，各自亮旗豎幟。一方是“南寧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後改稱“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四二二”；另一方為“五二五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

（二）

“聯指”骨幹力量，由各級黨政機關和有關單位的原有的政治骨幹，就是如上麵所提到的廣西人民出版社的“聽話”的造反派一類組成，而其領導核心則是由自治區黨委的一些幹部擔當，如區黨委組織部的廖煒雄等。另外，“聯指”已不象文革初期的“盾牌兵”和“赤衛隊”等保守派組織那樣講究成員的出身成份了，連那些過去他們不屑一顧的出身不好或本身有多少所謂政治曆史問題的人都拉攏入派，以壯大派組織。在派性鬥爭發展到武鬥階段後，“聯指”擁有的各行業的相當龐大的武鬥專業隊伍，以南寧為例，如南寧的“建司”、“汽司”、南寧人印廠和糖紙廠的民兵高炮連，還有街道青年的“瀝血兵”等（以凶殘著稱的“瀝血兵”在１９６７年七、八月左右，曾在南寧市和平橋一帶的鐵橋頭集市搶掠商販時，對人群開槍掃射，當場打死無辜市民七人，死者的遺體曾在新華街“造反樓”側門的人行道陳放，這是我當時所親見的），廣大農村的民兵更是“聯指”可以隨時調動入城參加武鬥的後備武裝。“聯指”雖為群眾派性組織，但其武鬥專業隊費用和武鬥“軍費”支出，全是動用國家財力物力以支撐，並有廣西軍區和六九六六部隊（原廣西地方的獨立師）以佯裝“搶槍”的形式，源源不斷地供給各種輕重武器。文革時期的群眾派性組織，象廣西“聯指”那樣，發展為全區（全省）規模，而又與地方各級原有的黨政係統、後來的各級軍管小組、革籌小組、革命委員會等渾然成一體，實行有效的統一的指揮和調動的，這個全國各省是絕無僅有的。廣西文革的大屠殺就是“聯指”當中的一些頭頭和武鬥幹將－－韋國清的“黨衛軍”去加以實施的。這些人揮舞著屠刀，踏著被他們殺害的群眾的屍體堆成的階梯往上爬，在文革後期盤踞了各級革委會和黨政機關的要職。

   “聯指”還是當時文革的當權者韋國清等迫害部份黨政領導幹部的得力打手，對所謂劉少奇在廣西的代理人、有曆史問題的、還有支持“四二二”的各級領導幹部的管製批判和所謂審查，就是由聯指的骨幹分子去執行，手段也是相當殘酷。１９６８年在血洗“四二二”後，便開始對曾表態支持過“四二二”的領導幹部伍晉南等進行瘋狂的報複。如對被汙為所謂“伍修集團”主要成員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原區黨委的領導人用武裝押送到全自治區八個專區、四個市、三十多個縣內進行“巡回大遊鬥”，時間長達五個多月之久，先後批鬥四十九場，參加批鬥的人數達三百三十多萬人次，被陪鬥的縣以上的幹部達一千七百多人。我們知道“批鬥”是曆來的政治運動的整人手段，“文革”中更是濫用到無以複加的地方，但象廣西那樣，對一批級別相當高的省廳級而年老體弱的老幹部實行長達半年之久慘無人道的身心摧殘，則是空前未有的。實施這一暴行的，雖是當時由原“聯指”的頭頭、骨幹充塞的自治區革委會政工組，但絕對是經韋國清首肯同意的。韋國清是老紅軍，當年隨紅七軍轉戰到江西中央蘇區時，正是王明的“左傾”統治時期。紅軍和黨內部的酷烈鬥爭及其對革命事業的禍害，韋國清不是不知的，幾十年後，他竟以長時間大規範的“巡回大遊鬥”的新發明，把當年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手段發揮到無以複加的地步。１９６９年又借“清理階級隊伍”之機，對文革前各級黨政部門的領導幹部進行大規模的迫害，如“廣西地下黨案”、區直的武鳴學習班等（從1970年到1973年在廣西武鳴縣以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為由，將區直單位一百多名廳局級幹部實行關押，進行審查，實行變相勞改），都有寵大的專案人員隊伍，其成員除了少數部隊人員外，大部分是原來“聯指”的頭子和骨幹人物，這些人以“有功之臣”自居，個個心態卑劣，手段卑鄙，企圖把受審查的老幹部統統打下去，以取而代之。１９３４年入黨的老革命、區人委秘書長兼區黨委統戰部長的林克武在回憶武鳴“學習班”時說當時“某最高管理人員找我談話，說我是走資派是完了的，沒有什麽可幻想的，要在這裏勞動改造。將來取得寬大，翻身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林克武提及的“武鳴學習班”的最高管理人員某人隻能是原“聯指”的重要人物。我有一高中同學，在區黨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是“聯指”的積極者，就曾對我炫耀，她當過“武鳴學習班”的專案人員。當時，她說這番話時，文革時期還沒結束。

 

   

（三）

    廣西“四二二”則完全是自發的群眾派性組織的組合。其中有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學生，還有文教事業單位和黨政部門一些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上麵提到的廣西人民出版社的“不聽話”的造反派就屬此列，他們雖多是非黨團員，但也不乏“根正苗紅”的。這些政治熱情有餘而缺乏政治實踐年青人，是從正麵去解讀偉大領袖發動文革的目的和意義的，他們認為偉大領袖號召整黨內走資派，主政廣西多年的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是不能置之例外的，同樣應接受群眾揭發批評，他們造區黨委和韋國清的反，是革命行動，是捍衛偉大領袖的革命路線的體現。這些造反派的激進分子在偉大領袖提出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下，對壓製群眾運動而死不肯公開認錯的韋國清揪住不放,窮追猛打。當時，我在區直文化革命工作隊總部，就聽說在處理桂林事件中，韋國清獲知“桂林老多”等造反派要抓他遊鬥的消息，便連夜乘車逃離，但終被“老多”途中追趕堵截，“押回”桂林遊鬥。總部人員，上上下下，包括我本人，對“桂林老多”的所為感到義憤填膺，有人當場就高叫，以後非算賬不可。

這些“不聽話”的造反派，顛覆了曆來政治運動“官整民”的傳統，大受無權無勢的平民子弟青睞，也為受盡政治歧視的“黑七類”子弟們所親近，他們當中有膽量起來造反的，不少人都加入了“四二二”。另外,“四二二”還有從“聽話”的造反派“倒戈”的，如我們南寧四中革聯的領袖人物，上麵提到的喻崇東也曾是“盾牌兵”，還有俄語老師覃連光，中共黨員、出身孤兒，曾當選為南寧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真正的紅五類了，１９６７年兩派武鬥開始後，他對我說，對兩派群眾自相殘殺很想不通，要離開南寧，隨後去了梧州那邊，投奔遠親，但１９６８年大屠殺中，他遇害，聽說是我們學校的聯指某人把他拉到江邊槍殺的。還有曾與我一樣當過人民出版社文革工作隊隊員的章英、李延齡等後來都加入了“四二二”，他們兩人都是自治區黨校的教員。章英還是我１９６４年在黨校中教班學習時的班主任，是一位一表人才的理論教員，１９６８年初，章英在四二二總部擔當要職，大屠殺後，被關進了看守所，文革結束後，他被分配到廣西華僑補校當領導，我離開廣西前曾專程去探望過這位老師、工作隊同事、“四二二”難友。李延齡年紀與我相近，是廣西西林的少數民族子弟，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也是“紅五類”，是個正直善良的人，在人民出版社時，我們關係很要好，他回黨校後，我曾多次去看他，當時他的孩子剛出世。他加入“四二二”後，在１９６８年中央最後一次接見廣西兩派時，他是“四二二”的赴京代表之一，和我一樣，經曆磨難，文革後分配到自治區農科院，不幸患鼻咽癌，英年早逝。

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工人起來造反，以熊一軍為首的“南寧工總”是“四二二”的發起組織之一。文革前，所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隻是個空洞的政治概念，領導權的擁有者是黨政官員，作為一種職業的工人，隻是“做工食飯”，社會政治地位同樣是低下，當然極少數的工人政治骨幹除外，所以，這些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所謂領導階級的一般成員也有不少加入“四二二”，並成為了“四二二”的主力。

“四二二”派源於廣西首府南寧，發展到全自治區，但這個民間結社，更多的是靠觀點認同以維係，而不是象“聯指”一樣，有嚴密的組織係統，各地“四二二”組織多是各自為戰的，沒有組織上的統屬關係。在１９６８年中，“四二二”的頭頭之一、廣西醫學院學生黃達聲曾想建立“野戰軍”，以組織全自治區“四二二”的有生力量反抗韋國清和“聯指”大屠殺，但因組織形式的鬆散、統一指揮係統的缺乏、沒有聯絡各地的渠道，勢單力薄的組織在與強敵進行殊死搏鬥中卻是表現得相當頑強不屈。

就南寧而言，“四二二”也得到普通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四二二”立足之處就是市民聚居的舊城區，在１９６８年武鬥期間稱之為“解放區”，而“聯指”則控製了更為廣闊的黨政機關區。文革期間，一省之首府城區一分為二，楚河漢界，二大派各據一邊，這可能也是全國唯廣西所特有。究其緣由，這又是與建國後南寧的特殊城市格局有關，南寧的城區一大特點是政府機關區和市民區是涇渭分明的。城東是政府區，馬路寬敞筆直、路邊綠樹林蔭，各個政府機關的辦公樓與幹部宿舍都在高牆環繞的大院內，自成一體，裏麵大小樓宇映掩在綠樹花叢之中，宛如別致優雅的園林庭院。而城西則是民國時期的舊城區，那裏的居住環境則是另一番的景象，馬路彎曲狹窄，還有不少路麵是凹凸不平泥地，到處汙染水橫流，而市民居所多為破舊簡陋磚木結構房子，還有不少還是木板房，屋內光線昏暗、空氣混濁，且一家獨居一屋的甚少，以多個家庭擠迫蝸居於大小不一的雜院之中的居多。這些居住於環境惡劣的“平民區”的市民，除工廠商店的普通職工外，還有小商小販之類和下層的體力勞動者，如拉木車、趕馬車等搬運工和一些靠挑泥方（工地餘泥）為生的無固定職業者。廣西首府南寧的城市布局以物化的形式，毫不掩飾地顯露了以黨政官員為主體社會群體所享有的特權，自然引起了長年累月居住於環境越來越惡性劣的舊城區的普通平民群體內心的憤憤不平。這些艱難度日的下層市民平時遠離政治，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他們對“四二二”的同情和支持，並非出於對文革的熱情，僅是一種痛恨社會不公的群體心理的本能反應，所以他們當中多數人都沒有直接參加到派組織中來。即使這樣，他們卻因此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１９６８年大屠殺中，他們賴以棲身之地遭到“聯指”的重炮射擊、炸藥包轟炸，然後是放火焚燒、泄洪淹沒，變成了一片片的斷壁殘垣廢墟。有些無辜的居民慘死於“聯指”的狂轟濫炸之中。當時，參與圍攻“解放區”的聯指各縣民兵中的欽州民兵，他們從援越抗美的部隊中學會了用小炸藥包送大炸藥包的轟炸技術，從１９６８年６月開始，就經常向“解放區”盲目地發射巨型炸藥包，炸死炸傷的幾十人之多，且基本都是無辜的居民。當時，我激於義憤，每有炸藥包爆炸造成人員傷亡時，當即趕到現場進調查登記死傷人員的詳細資料，以準備日後向中央控訴。記得當時記錄的有關人員傷的亡事件累計有二十多起，其中最慘不忍睹的一起是正在吃飯的一家人被淩空投下的炸藥包當場炸死多人，死者當中還有一位孕婦。這些記錄“聯指”罪行的資料，在我被俘的當天早上塞在路邊的瓦礫堆中了。近年，與我學生談及當年文革事，才知道當時那一家幾口死於非命的原來是他太太家。吉鳳寫了有關此事的回憶給我，現在全文轉錄如下，作為真實的曆史佐證：

 

1968年6月的南寧，全城被一種莫名的戰爭恐怖籠罩著。按當時的說法是，支持韋國清的自詡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指”，對支持伍晉南的自詡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422”進行武力圍剿。而當時兩派分歧的焦點，表麵上是集中在支持掌有廣西黨、政、軍實權的韋國清或支持無什麽實權的伍晉南的問題上。就是這些問題的分歧，導致了一場血腥的戰爭。戰爭之前，“422”占據了南寧市的老城區及老城區內的商業街區，主要為解放路，民生路，興寧路，當陽街，新華街，高峰路，西關路，布新街，水街，南寧百貨大樓，及當陽街至水接的邕江河北岸一帶的街區。老城區的主要居民多為平民百姓，我家就在邕江河北岸的石巷口。戰爭一開始，聯指就對422占據區實行了全麵嚴密的封鎖，進出422占據區的道路出入口，均設檢查崗哨，嚴查出入人員。後來，就開始響起了零零星星的槍聲。住在422占據區的居民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照樣過著他們的生活，包括我的一家人。不過，就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又能躲到那裏？我們家的一大家子人，就那麽一間，一個人走動，全屋都咿呀作響的木屋。一天早上，從夢中醒來，就聽到四麵八方都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大家都知道是422占據區的邊緣，又發生戰爭了，而且不時還聽到轟轟的爆炸聲，聽街坊鄰裏說是聯指開始攻打422占區了，攻打422占區的武裝人員不是南寧市的聯指人員，而是市郊及鄰近幾個縣的農民民兵，這些民兵，不但有槍，還有炮，有土坦克，還會用小炸藥包把大炸藥包準確的送到對方陣地去炸對方。但槍聲及爆炸聲聽起來還是離石巷口蠻遠，大家除了惶惶恐恐地談論外，根本不去想這場戰爭會對街坊鄰裏的老弱病殘及孕婦帶來什麽危險，隻認為是給日常生活上帶來許多不便而已，談論後，還是該幹嘛的幹嘛去，該煮飯的煮飯去。

中午時分到了，我們一家子九人，圍在與街巷隻有一木板牆之隔的家裏吃飯，此時，外麵的槍聲炮聲時而密集時而稀稀落落，且又時遠時近。對這一切，大家似呼是慣了還是麻木了，誰也沒有一點表情表露，隻是夾菜、吃飯。吃完飯的大哥正和家住對門的一位綽號叫“瘦姨”的阿姨聊家常；一個隻有7歲大的外甥就跑到門口去和我家養的一隻小狗戲耍。突然一聲巨響，隻覺一陣氣浪猛的推了我一下，我眼前一黑，瞬間昏蒙過去。當我稍有意識時，我的第一本能反應是爬起來向爆炸聲源的反方向跑，當我衝出的硝煙，跑進後屋的廚房，再回頭看時，硝煙還未散盡。但卻可透過朦朧的硝煙，看見人們躺滿一地，隨著硝煙慢慢散去，有些人也慢慢的爬了起來，而我已有四個月身孕的大嫂，我外甥的爸爸，還有“瘦姨”是再也起不來了，我大嫂的頭被炸破了，任憑我大哥怎樣呼喚，她都沒有一點兒反應。死去的已經死去了，但活著的人裏卻沒發現我那7歲大的小外甥，大家一麵呼喚一麵找，才發現小外甥和那小狗已被炸到身首四肢分離，連屍都找不全了。就在我家驚魂未散時對門的兩家也分別傳來了噩耗，同一顆炸彈（或炸藥包）的轟擊下，對門的一家死了兩姐妹，另一家死了一男主人。到這時，石巷口的居民們才意識到，死亡一直在威脅著他們，此時，他們才相信，聯指一方是會將他們作為反對韋國清的人而對他們進行屠殺的。他們覺得好冤。就這事後，他們就這件死了七個人，去了八條命（一個有四個月的腹中生命），還死了一隻小狗的事，作了個小結，叫作“七屍八命狗沉冤。”算是對死者的悼念，亦或也算是為石巷口留下一點真實的曆史。”

 

（四）

廣西“四二二”運動，由其醞釀之始就是處於被打壓的劣勢之中進行抗爭，一直到最後覆亡於血泊之中。究其慘烈結局的緣由，主要的並不在於其派性鬥爭的對手---廣西“聯指”人多勢眾、財力物力之雄厚，而是在於“聯指”的總後台韋國清的鎮壓。

韋國清因曾有功於援越抗法和當時援越抗美的需要，1967年初，周總理讓他出任廣西軍管會主任，當時還廣傳有關“韋國清是好同誌”的偉大領袖最高指示。從此開始，偉大領袖光環罩頂的韋國清在文革亂世十年中，先後出任軍管會主任、革籌小組負責人、革委會主任，一人獨掌了廣西的黨政軍大權，並以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執行者的精神領袖自居，利用“文革思潮”從意識形態上，控製廣西強大的派性組織“聯指”的廣大群眾，並建立了一支由聯指中嗜血成性的武鬥骨幹組成的準軍事組織，這是一支可不經中央批準由韋國清本人直接指揮調遣的“黨衛軍”。這個集廣西黨政軍和意識形態方麵的掌控大權於一身的地方極權主義者（土皇帝）韋國清於文革十年中，竭盡全力、不擇手段、不惜動用國家最大財力物力去鎮壓文革的反對派、弱小而寧死不屈的“四二二”，由政治打壓到暴力殺戮，用心之狠毒和手段之殘忍，遠遠超出了起碼的道德、人性的底線。當時，為群眾衝擊批鬥的各省黨政第一把手中，以後對群眾進行全省規模長時間的殘酷清算的，韋國清是僅有的一個，對他冠之“廣西文革屠夫”不為過也，“四二二”運動的成員以及其同情者成千上萬之眾就是慘死於他的屠刀之下。

還有，“四二二”運動的悲劇還在於，他們誤讀了偉大領袖有關文革戰略思想。偉大領袖讓群眾起來，大造所謂黨內走資派的反，其真實的目的是把黨內鬥爭擴大至全社會，用民粹主義情緒煽動百姓，代他打擊黨內反對派，其用心借刀殺人而已，絲毫也沒有為百姓伸張正義、反對官僚階層的特權和還民眾以公平民主的意圖。民眾造反替他收拾了黨內反對派後，他就回過頭來收拾造反的民眾。諳熟偉大領袖的文革方略的韋國清，效法當年希特勒的“國會縱火案”的手法，泡製了“反共救國團”和“搶奪援越軍用物資”等假案，從偉大領袖手上取得“尚方寶劍”，去剿殺那些天天還在高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的“四二二”運動的抗爭者。“四二二”中不少死難者臨死之時可能還以為自已是為捍衛偉大領袖的正義事業而獻身的。說到此事，我本人也不例外呀。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我和同校的吳肯老師與從“解放區”被俘的人群在南寧市市革委會門麵等候上車押往收容站時，差點被同校的政治教師、“聯指”的武鬥指揮官海濱拉出槍殺，當時，我們竟相約臨死前要高呼毛主席萬歲。如當時我們真的“從容就義”了，便成了受騙上當的冤鬼。

還有，文革中出現的廣西“四二二”運動

（五）

偉大領袖的“文革”被否定了，被視為一場民族的浩劫。文革中的派性鬥爭隻是一場瘋狂的鬧劇。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頭銜，爭個你死我活的廣西兩大派的群眾都是這場民族浩劫的受害者。

從文革層麵來看，廣西兩大派都是盲目的領袖迷信和“文革極左思潮”的產物，為此當年的兩派派性鬥爭，今天可以認定，是既無是非之分，也無輸贏之別了。

但從社會發展過程的更為廣闊曆史視野中來看，兩大派的內在本質及其曆史地位和作用，還是有根本區別的，並大有可以深化研究之餘地。

“廣西聯指”，其精英的組成是從建國以來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獲取了政治特權和既得利益的社會群體的成員，他們要保守捍衛的是階級鬥爭治國理念之下的社會成員的政治不平等和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封建血統觀念。一句話，逆曆史潮流而動，即可概括了這個組織的本質了。同時，這個組織又被韋國清用作血洗“四二二”的工具，他們中一些成員本來就是天性凶殘的人，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又使這個群眾組織沾上了永遠洗脫不了的血汙，他們當中好些人的人性一時受扭曲，曾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喝彩叫好，這個組織因而充當了冷酷無情的角色。與殘酷政治壓迫和血腥殺戳的暴行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人多勢眾、聲勢浩大的“聯指無產階級運動”，在摧殘道德人性、湮滅社會良知方麵起到了極其惡劣的作用。當時，南寧相當流行的一句用以詛咒和威嚇人的口頭禪：“收你米簿”（文革前糧食定量供應，要用糧簿購口糧，“收米簿”，即取你的命也），足說明那時視人命如草芥的邪惡風氣之盛，且其流毒遺禍至今不息。

“廣西四二二”，則是崛起於社會的下層，其振臂一呼的領頭人，有大學生，也有普通工人和機關幹部，多是一些無權無勢的小人物。他們為偉大領袖的“四大自由”所激勵，不約而同的奮起表達其在階級身份歧視下被壓抑和剝奪的政治、社會權益的訴求。他們反對在階級鬥爭的治國理念之下的政治不平等、挑戰政治特權階層的壓迫歧視、反擊血統論狂熱分子血腥暴行，並與一向視“搞運動整人”為“專利”的政治既得利益群體進行實際的對抗。我們知道，建國以來，樂於與人鬥的偉大領袖的階級鬥爭理論不斷強化和從不間斷的政治運動折騰，以及沉渣泛起的封建血統論的猖獗，社會不但被弄得分崩離析、充滿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且麵臨著曆史倒退的大災難。“四二二”運動在客觀上是在衝擊這種禍國殃民的潮流。文革被否定後，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被取消，社會終獲或多或少的進步。“四二二”運動雖敗猶榮，為社會的進步作出了貢獻。

在和平的年代，為我們國家民族小小的社會進步，竟然要成千上萬的民眾流血犧牲，付出再沉重不過的代價。這樣的曆史不能再重演了。古話有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此，為了我們國家民族的未來，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去反對和阻撓文革的深入反思和研究，都是千古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