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毓琪 風雨沉浮（廣西文革親曆長篇）

                序    言

我是以十分沉重的心情讀完了《沉浮》這部作品的。在作品中，作者以翔實的資料、樸素的文字述說了他當年上山下鄉插隊的經曆，傾訴了當年上山下鄉插隊青年們那空幻的激情，虛渺的青春、遭辱的慘痛，失望的消沉，荒塚裏的野骨……

我和作者同為當年老三屆（1964年、1965年、1966年）上山下鄉插（建）隊的一代人，同飲鬱江水。他年歲比我略長，下鄉時間比我早，是貴縣（現貴港市）首批下鄉插隊的，且是第一個報名下鄉的，因此曾是當年較有影響的風雲人物，以至時過境遷到今天，在同輩人談起往事時，對他都還能記憶猶新。

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無疑是在自己難以愈合的傷口上撒鹽、捅刀，使人撕心裂肺！然作者以勇敢的精神，忍痛耐辱去揭露那段人妖顛倒的、愚昧的、慘無人性的恥辱曆史，控訴那血淚斑斑的大破壞、大屠殺及慘絕人寰的“革命行動”！這不單單隻是那些同命運的人及其家庭的事，而是國家民族以及兒孫後代都應認識和記取的慘痛的曆史教訓。

因此說，這部作品是難得的曆史資料。我們看任何東西，都想發現有價值的資料，這部回憶錄就是這樣的作品，它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的曆史，使人看後心情非常沉重。關於當年的“知青”、“文革”歲月鮮為人知的東西，在這部作品裏有了新的發現！此書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這部作品運筆自然，機杼獨出，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曆講著真實的故事：坐水牢、“4·12”、“4.13”大屠殺、十多年的牢獄之災……寫真事，抒真意、蘊鬱實感真情。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小鬼子當年在中華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可在“文革”中出現的一切卻是自己人搞自己人，同室操戈、令人發指，字字血、句句淚，讀後使人為之潸然淚下，啼血同悲，這是對曆史的真實回顧，是一首人生沉痛的挽歌！
    曆史就是曆史，曆史是人民寫的，是無法改變和抹煞得了。希望讀了這部作品之後，給中國一代人帶來沉重回憶的上山下鄉，永遠值得反思；“上山下鄉”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同時，此書給人的啟迪很多。最起碼讓人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平安和諧的社會生活，讓人更看清真、善、美和假、惡、醜。

作者堅韌頑強的精神不僅體現在當知青的農村“三關”挺過，更體現在獄中的默默抗爭，難不奪其誌！同時還體現在能成此書的不畏艱辛的精神！作為同代人，讀來心痛，亦肅然起敬！

值得欣慰的是嚴冬過後綻春蕾，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作者在平反出獄，參加工作以來，憑著對生活的信念，對生活的熱情和奮鬥的活力，真誠的生活，坦誠的做人，自己把握自己，通過奮鬥，弘揚自我價值。以積極、認真、飽滿、熱情的工作態度，不怕苦，不怕累，以兢兢業業、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敬業愛崗，樂於奉獻的精神，八次被評為縣、地區、市工會先進工作者；連續七年獲廣西區石化係統優秀通聯工作者稱號；獲得過廣西化工職工美術書法攝影展優秀獎；全國職工法律知識競賽二等獎；92國際化工展覽會獲化工部“優秀貿易交流成果獎”；參加了廣西區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同時獲得了政工師的職稱……作者以其工作能力，展示了作者的人生價值！

“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

我想，此作品也可告慰那些同時代的相似命運的泉下之亡靈！

謹以此為序   2 0 1 2年 1 0 月

楔  子

在人生的旅途上，足跡既然踏出，就再也無法抹去，現實就是這樣的殘酷……

憶往昔的歲月似水長流，一去不複返；

憶往昔的歲月如煙似霧，難卻心頭？！

第一章  學生時代

對我們這一代，整整一代的青年來說，英雄主義曾經是哺育我們成長的乳汁，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養。縱觀中國曆史上下幾千年，沒有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的青年能像20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國青年那樣狂熱地崇拜領袖，崇拜英雄，渴望無私奉獻，渴望通過獻身，即為某種神聖目的而死來達到升華精神的崇高境界。因此，也沒有哪一個時代的青年人群能像20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我們這個青年群體那樣充滿無比壯烈和迫不及待的殉道精神。的確，我們這一代青年，對於現在來說，當年的一切都顯得那麽真誠得可悲、那麽熱忱得愚昧、那麽激動得白白浪費感情、更那麽幼稚得可憐和可笑。

從幼年時期起，我單純的心靈就處在“毛澤東思想的雨露陽光中”。我雖然出生在舊社會，但從小到大，以我未曾親曆過的“舊社會的萬惡”來增長著“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幸福感。我耳染目濡和接受到的都是正統的教育。六歲的時候，父親把我送進了貴縣幼稚園，我的啟蒙老師是梁智蘭，個子小小，非常可親。她教我演的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我在劇中扮演一個受迫害的農民；她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七歲我開始上小學。開學的第一天是二姐陪送我去到教室，看到那麽多陌生的臉孔，心裏有些膽怯，但更多的是興奮，因為我終於能上學了。在班裏我是年紀最小的其中之一個。因為解放前，窮人家的孩子能上學的沒有多少個，所以和我一起讀一年級時，有的已經是十二、三歲了。可能由於自己從小較聰明、伶俐、活潑，加上長有一張圓圓的胖臉蛋，特逗人喜歡，所以很得老師寵愛。我的班主任是馮惠英老師。那時，能加入少先隊是一件使人感到很光榮很自豪的事情。從老師的教育中，我知道了少先隊員的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而紅旗是用千千萬萬烈士的鮮血染紅的。少先隊是祖國的花朵，祖國的未來。因此，每當少先隊員集合的時候，我都是用羨慕的眼光望著他們，在家裏，我還背著哥哥姐姐，拿他們的紅領巾對著鏡子學佩戴，我企盼著自己快些長大，早日成為一名光榮的少先隊員。

1953年6月，我的願望實現了，經申請獲準光榮地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我在隊旗下莊嚴宣誓，要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入隊儀式結束後，我父親立即帶我去新廣東照相館照了戴著紅領巾的相片，以紀念這個日子，並分別寄給在外地工作的三個哥哥姐姐，讓他們一起分享我的快樂。

說起我的父親，他不但是一個老實本分、善良忠厚、慈祥熱情的人，而且他的思想開明進步、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憑著他寫得一手工整、流暢的毛筆繩頭小楷書，解放前在交通銀行謀得一個小職員的職位。1949年底解放大軍揮軍南下來到廣西，由於長期以來受到國民黨反麵宣傳的影響，不少人怕被“共產”、“ 共妻”，對共產黨還抱著一種模糊、懷疑的態度，但我父親深明大義，把我的兩個哥哥和大姐送去參加人民解放軍。大哥當時是隨第三野戰軍的文工團出發，在遠赴西南的行軍途中，不慎扭傷了腳而不得不離開部隊，後轉考上湖北武漢中原大學；而二哥則考上了廣西中南軍政大學，以後先後在桂林廿四步兵學校、上海、河南信陽、桂林空軍高炮學院任教，從戎數十載，在部隊一直到退休；大姐到部隊後當上了衛生兵，三哥夲來也很想去，因為年紀太小，參軍當兵沒有去成，後來隨土改工作隊下鄉搞土地改革。兄姐們積極上進的思想影響了我。當時，我家大門口上掛的光榮匾與別家不一樣，別人是“一人參軍，全家光榮”，而我家的是“兄妹參軍，全家光榮”，而且當時整個貴縣城，僅我們這一家掛這一光榮匾，所以我常常以此引為自豪。由於我們是軍屬，所以我們一家對解放大軍都懷有一種很深厚的感情。貴縣解放初期，大軍進駐縣城時，父親常常積極主動帶領我們騰出房子、收恰床鋪給過路的大軍住，燒熱水給他們洗澡，和入住的大軍同誌相處得很融洽，不是一家勝似一家。因此，每每進住的大軍，在開拔出發時，都和我們依依惜別，還留下一封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有的還與我們幾兄弟姐妹合映相片留念。而我父親在1956年時還當選為鎮人民代表呢！

1956年暑假，我和二姐都被選送參加貴縣舉辦的首屆少先隊夏令營活動。貴縣的夏令營活動結束後，又同時被選送去參加玉林地區在北流縣舉辦的首屆地區少先隊夏令營活動（當時貴縣一共選出12個優秀少先隊員代表），二姐由於考慮到家庭經濟負擔太重，把這個難得的機會留給了我。對玉林地區舉辦的這次首屆少先隊夏令營活動，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還到實地采訪、拍攝、報導，為此，我還得上過電影鏡頭呢。所以說，從小學到中學，我得到的教育都是對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輩奮鬥業績的向往和追憶。

中學六年理應是充滿陽光、充滿詩韻一般的黃金時代。個性成型、世界觀奠基、人生的走向確立都是在這一時期大體確立的。

而這六年，我們卻是在“頌歌”與“戰歌”交響回蕩的噪音裏長大的。1957年的“整風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1959年的“反右傾”；1960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3年，全國掀起學習雷鋒熱潮；1964年的反修鬥爭……我們唱著“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喊著“毛主席萬歲！”，學的是“三麵紅旗迎風飄”，讀的是“台灣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的報紙有台灣的消息專欄，標題後卻是令人心驚的鐵絲網後的一個骨瘦如柴的孩子瞪著一雙絕望淒慘無神的大眼睛……所以即使在那三年困難時期，在學校裏饑不擇食，狼吞虎咽般吃著那盅“無影飯”（當時初中，每餐是舊秤四兩米, 相當於現在的125克,加上一湯匙醬油當菜，我們戲稱之為“無影飯”）。雖然餓得全身發虛，我們也充滿幸福感；穿著周身補丁的衣服（那年代每人每年僅發六尺布票，有過一年隻發兩尺一寸）許多農村來的同學，冬天還是光著腳板去上課，就是在這樣惡劣艱苦的生活環境裏，我們照樣歡笑蹦跳。反右鬥爭、大躍進、大辦鋼鐵、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反右傾、插紅旗、拔白旗，使得我們稚嫩的精神總不斷地被繃緊和叩擊。一會兒紅旗招展，一會兒又刀光劍影。盲目的偶像崇拜，虛渺的理想主義，亢奮的鬥爭激情，浸紅了我們的骨髓。我們這一代是最少自主意識，缺乏個性光彩，最容易被人驅使的工具。

學校裏紮實的知識傳授、“興無滅資”的教誨和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熏陶，“雷鋒精神”激勵我們摒棄自我。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社會教育，使我們特別容易接受黨的一切宣傳，包括正確的和後來被證明是極“左”的一切東西。那時候，在我們年輕的心靈中充滿政治的衝動和敏感，總渴望能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使自己能成為一個像先輩們一樣的英雄。“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歌聲，給我們年輕的心以極大的震撼。

我也不例外。要求上進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的特點。我記得在我高三上半學期臨近放寒假的一個晚上，我去火車站接車時，一個老大娘哭著拉住我的手向我問路。她說她是從外地到貴縣來看望在西江農場工作的兒子，第一次遠出家門,但兒子不知道為什麽沒有到來接車，她在這裏人地兩生, 。加上言語不通,又正時值寒冬季節，衣服單薄, 盤纏己無, 又冷又餓, 不知如何是好。我聽她說了情況之後，便安慰她，叫她放心, 並把她一起接到我家中，燒熱水給她洗，煮麵條給她吃，安頓她住下，第二天又千方百計想辦法找到了他的兒子, 她臨走時對我們一家表示萬分感謝。這件亊我對誰都沒有說過，覺得遇到這樣的情況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去做的。後來是校長去理發時，理發師傅將這件亊對他說，學校才知道，為此我得到表揚。這是一件小事，但從中可以說明我們那一代人的思想當時是多麽純潔和幼稚。

我們這一代人同共和國一樣，經曆的苦難很多。1958年我考上初中，當時正值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本應是“激揚文字”的我們，卻少了點“書生意氣”。那時，我們要忍受一天十二兩（舊秤十六兩為一斤）大米（因為當時糧油定量供應，我們中學生每月定量供應大米27斤，油2.5兩），一日兩餐食不果腹的饑餓折磨，有時甚至是用紅薯，瓜菜代，缺少油腥。“小球藻”（一種綠色的水生藻類植物）是我們當時年代稱之為的高級營養品，葷腥肉類，一年難見幾次，以此而代之。但我們稚嫩的肩膀早早就要承受了時代、社會壓給我們的重擔。我們體驗了上山燒炭，大煉鋼鐵的熔爐錘煉，剛剛十二、三歲的我們，就要挑著超過自己體重的一擔擔耐火泥，使盡吃奶的力氣，呲牙咬齒、艱難地跋涉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從頭到腳渾身濕透，分不清究竟是淚水還是汗水；我們經曆過挑燈夜戰，秋收搶割，抗洪搶險的衝刷洗禮，一天24小時連軸轉，隻有晚飯後稍微休息上一、兩個小時，月亮剛爬上樹稍，催命的出工哨音又吹響了。由於太勞累了，一些同學割著割著稻穀就睡著在田壟裏，許多同學兩腿酸痛得連拉大便時都蹲不下去了, 特別是我們年紀最小的城裏出生的那幾個同學, 才剛十二歲，平時在家裏雖然不是那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嬌生慣養的公子少爺，但確實從小到大還沒幹過如此辛苦的活兒，累得忍不住背著別人偷偷地哭了起來, 那時候，哭還不敢讓別人看見，讓人看見你哭,會說這是資產階級的嬌氣，要挨批判的。那時各種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 ，什麽“插紅旗”、 “拔白旗” 等等，還常常在學生之間開展批鬥，所謂表現不好的要被站在教室的中間，低下頭來接受其他同學的批判、“幫助”， 從這時起，小小年紀的我便開始初償了農業勞動的艱辛；勤工儉學活動的開展，蘿卜灣碼頭留下我們挑礦擔煤的腳印；大辦農業，郊區荒地，三合鄉的水塔腳下灑下我們開荒種地的辛勤汗水……我要感謝六年的中學生活，它奠定了我對艱難的承受力，也培養我有了一定的體力勞動基礎。我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曆史，1964年應該說是帶有關鍵性的一年。60年代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提到日程上來，其原因除了我國基本國情沒有改變以外，還與我們經濟建設中日益突出的問題相關。在勞動製度上所有城鎮勞動力都由國家統包統配，勞動就業的出路越來越窄。城市每年不斷出現的大量新生勞動力需要就業的壓力，使動員城鎮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當時為了調整國民經濟，黨中央決定大量精減職工，減少城鎮人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也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和更加必要了。

1964年初，以黨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發布指導知識青年下鄉的綱領性文件。1964年，中央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指導小組”和安置辦，各地也成立了安置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專門辦事機構。因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的一項工作。《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發表討論和連續長篇整版地報道了董加耕、邢燕子、候雋等人的先進事跡，從而拉開了全國性大規模、大範圍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帷幕。據有關資料統計，1964年全國動員了68萬多城市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下鄉，其中知識青年32萬多人。

由此可見，中央從一開始大規模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純粹就是為了解決城市閑散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不是什麽“走革命化道路”，隻不過是套之以一件漂亮的外衣罷了，宣傳鼓動和實際目的根本就是兩碼事。但是我們都被蒙在鼓裏，不知所以然。

到了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後，從而把整個上山下鄉運動推到了頂峰，同時也就把知識青年下鄉演變成為一個政治運動，並且期間延續了十年之久。涉及1800多萬青年人，成為牽動億萬人心，影響極大的社會問題。為此，中國曆史上出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從東到西，由南到北，從城市到農村、到山區、到邊疆的知識青年的悲壯的大遷移！這是中國的現代文明出現的一次大倒退，使大多數人的知識退化貶值，青春虛耗，釀成了個人的悲劇，並進而成為曆史和社會的悲劇，有些作品藝術地誇大了“再教育”的價值，但事實終究是事實，一切自有後人評說。

1964年8月，我高中畢業，雖然在高考中落選，心情曾經沮喪、失落。但由於在學校時接受了“一顆紅心，兩套準備”的思想教育，所以自己很快調整好了因高考落榜的失意心態，回到了街道報到。在當時回到街道報到，是追求上進接近組織的積極表現。

1964年10月，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在貴縣全麵展開。下旬，鎮裏召開了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動員大會。當時，我們一群高初中應屆畢業生集中在街道副業場裏參加勞動。動員大會的召開，宛如向平靜的湖水投進了一塊石頭，激起了很大的漣漪。在青年中，特別是對我們這些應屆高中初中畢業生，震動很強烈。在勞動時，大家議論的主要話題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晚上，大家又相約在體育場、公園裏散步，談的主要還是有關上山下鄉的問題；街頭巷尾，人們議論、交談的也是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這一話題深深地纏繞著每一個人，特別是我們青年的心，大家心裏都沒有一個底。他們都向我投來了征詢的眼光，都想聽聽我的意見和態度。何去何從，在這個問題上，我也自己問自己。高考是落選了，難道真的沒其他路可走？俗話說“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自己難道就不可以闖出一條路來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既然是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聽從祖國的召喚，是時代賦予我們青年一代的責任。隻要自己肯努力，不管在哪裏，都可以發出光和熱都同樣有作為的。想到這裏，單純幼稚的我，心頭一熱，沒有和家中任何人商量，就作出了決定：響應黨的號召，報名上山下鄉。並連夜奮筆疾書，向街道黨支部寫了一份題為《棄燕雀之小誌，慕鴻鵠而翱翔》的申請下鄉插隊的決心書，表述了自己要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走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化道路的強烈願望和決心。態度是那麽的鮮明與堅決，那時心中很有一種豪氣凜然的感覺。

我是全縣第一個報名下鄉插隊的。由於我是應屆高中畢業生，而且家庭的政治背景較好，因此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的決心和行動得到街道、鎮、縣各級領導的肯定，把我樹為典型進行廣泛宣傳。當時和我一起在街道副業場勞動的那些高、初中應屆畢業生，也紛紛寫了申請決心書。

為了把這次動員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聲勢造得更加轟轟烈烈，我原來就讀的小學、初中、高中的母校根椐領導的意圖和布置，邀請我和其他報名下鄉的同學回到母校開座談報告會，讓我們對那些年幼的學弟學妹們，去奢談我們的思想認識、體會和決心。我和陳傑芳回到了小學、初中時的母校：縣西小學和達開初中；和陳作雄、賴寶芳、馮振瑜、梁瑰琪、陸慶火、羅華生、冼蔭全、韋子正等回到了貴縣高中。我們不管回到那個學校，都受到了母校的老師和同學們熱烈歡迎。特別是回到高中母校時，學校對我們的行動給予了很髙評價，還特意安排我們分別到各個畢業班與同學們麵對麵交流思想。那時，我真是紅了半邊天的人，風頭出盡，使我有了一種昏昏然不知所以然的感覺了。

對待我報名下鄉插隊的這件事情，是有幾種不同的態度的。我在外地工作的兄姐們對我的這一舉動是給予積極的支持和鼓勵。特別是在部隊工作的二哥簡毓騊和在湖南中南礦冶學院任教的三哥簡毓駰。他們除了來信鼓勵我之外，在我下鄉插隊後，還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專程到了我插隊點去看望我。

但也有不少人對我的做法表示不可理喻，不相信。用現在的話說，認為我是“作秀”，是想出風頭。因為他們認為我的家庭背景好，兄姐都是在外地工作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說近點，我四哥簡毓騮是街道文書，團支部書記，獲得分配工作的幾率較高，何必要下鄉去受苦？其實當時我已分配在縣排灌站，並已填了招工登記表，後因故需延遲，街道的領導當時也讓我稍等一下，但自己下鄉的決心已定，所以婉拒了；有些同學勸我說：“你這次高考落榜是一時的失誤，憑你的基礎較好，第二年複考肯定沒問題，多給自己一次機會，否則太可惜了。”由於自己當時的頭腦發燒已超過一百度，滿腦子裝的都是自己一廂祈願的美好前景，那時候的我對任何人的意見那裏還能聽得進去，因而他們的好意也被我一一拒絕了，可謂是鐵心已定。如果當時我能稍微冷靜一點，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或許我的人生道路又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可我能冷靜得下來嗎？如果, 如果, 但世界亊是從來沒有“如果” 可說的。或許這就是命運吧？這是上天給我的刻意安棑，還是命運對我的惡意作弄？

在64、65年這兩批插隊的青年中，大多數是自覺自願要求去的。如：張若波，他是獨子，修理無線電、收音機是他的技術專長，當時他已在街道辦了一個無線電維修店，工作輕鬆舒適，收入可觀。動員開始後，他積極要求下鄉。當他知道第一批初定名單沒有他時，很是焦急，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領導，甚至寫血書來表達自己要求下鄉的決心；陳方平，是剛初中畢業的小女孩，剛動過手術不久，身體較弱,街道裏考慮到這一點，開始並沒有批準她的申請，可是她不依不饒，軟纏硬磨，街道領導看到她要求下鄉的態度如此堅決，才批準了她的要求；馮振瑜，本來就患有風濕性關節炎，腳走路不靈便，街道多次做其思想工作，但他決心不改；還有黃柳芳、黃柏鬆姐弟，李建枝、李建愛姐妹雙雙請求下鄉的。梁瑰琪是和我同屆高中畢業的，高考落選後，他已安排到鄉下小學做代課老師了。下鄉動員工作開始後，不顧學校領導和老師的挽留，積極報名要求下鄉；下鄉動員工作開展後，已遠在南寧的盧永善立刻給街道領導發去一封電報，表明了自己決心下鄉，走革命化道路的強烈願望，成為了當時宣傳的典型；在1965年第二批動員下鄉時，同時還出現了姐送弟和姐弟一同上山下鄉插隊的感人場麵，榕興街的林士景是獨子，當時正在達開水庫工作，他姐姐深明大義，為弟報名表決心，送弟下鄉走革命化道路；甘洪國姐弟同時下鄉，一時傳為佳話……諸如此類的感人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一年，貴城鎮街道共有500多名知識青年報名要求上山下鄉插隊，其中經審查獲準並紅榜公布，到附城公社東北大隊插隊的60人，分屬縣東街、榕興街和永明街；到石卡公社陸村大隊的57人分屬棉新街、西五街，貴縣首批插隊共117人。

由於我們這批插隊，是第一年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組織、有規模地動員上山下鄉的。我們開創了貴縣的先例，屬於貴縣上山下鄉最早的，為時最長的，經曆最為艱辛的一批，所以當時稱我們為貴縣首批下鄉插隊知識青年。在臨出發的前一個晚上，我們縣東街道全體幹部、團員和我們首批下鄉插隊青年照了個相留念。（見圖）

我們首批插隊的，國家每人發給安置費185元，每月供應30斤口糧和半年生活費，農具配套，每戶給炊具一套，對於一些家庭生活確實困難的，還發給蚊帳、棉被等物。

離下鄉的日子越來越近了，不知怎麽的，自己的心情也顯得格外不平靜，是對過去的告別、還是對未來的憧憬？但未來又將如何呢？誰也說不清楚。當時我母親不在家中，隻有三伯母在家代照料我們兄妹三人的生活。她坐在旁邊默默地看著我收拾行裝，淚眼婆娑，她又一次輕聲地問我說：

“你真的決定要下去了？”我望著她，很堅定地點了點頭。

她說：“到農村後生活是很艱苦的，你過得慣嗎？做農活很累，你挺得了嗎？”

我安慰她說“伯母，您放心好了，我已經長大了，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第二章  插隊歲月

1964年12月18日，這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因為，從這一天起，我就要離開溫馨的家，舒適的住所，投身到廣闊的天地裏去熔煉自己了，這是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工農相結合的革命化道路的開始，內心充滿了一種純真與激情。

這天的天氣和人的心情一樣，格外晴朗，一碧晴空，萬裏無雲。

歡送大會是在當時貴縣達開初中的操場隆重召開的。整個操場都站滿了歡送的人群，鑼鼓喧天，歡聲沸揚。當然，也有人掉眼淚，初乍告別離家，親情難舍、依依惜別是情所難免。

大會開始，先由少先隊員給每個插隊青年佩戴上一朵大紅花，送上一頂竹編的桐油笠帽，上印有“好青年到農村去！”的字樣，縣、鎮領導在會上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的重要意義，勉勵我們安心紮根農村，樹立艱苦創業思想，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積極發揮作用。然後是下鄉插隊青年代表陳蝶兒代表我們首批全體下鄉插隊青年向領導表述了我們走革命化道路的決心。會後敲鑼打鼓，列隊歡送。一條大紅幅“熱烈歡送貴縣首屆插隊青年上山下鄉”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麵。我們首屆下鄉插隊的117個知識青年組成一個方隊，身上背著簡單行裝和鬥笠，腰上別著印有“好青年到農村去”字樣的口盅和毛巾，大紅花胸前掛，個個精神抖擻，意氣風發。我走在隊伍的最前麵，背著背包，插在背包上的洞簫更令人起眼，在那個熱烈的場合裏心裏熱乎乎的勁頭就可別提了。攝影師還為我拍了一個特寫鏡頭，後來放大懸掛在當時的貴縣“新廣東”照相館櫥窗，風光一時。

歡送隊伍從達開初中出來,經過縣委縣政府、和平路到汽車站坐車下鄉。歡送場麵規模空前，熱鬧非常，沿途街道都站滿了群眾。當我經過家門口時，看到三伯母和親朋好友、街坊鄰舍站在門口向我頻頻招手，我心頭一熱，眼淚差點掉下來，趕緊忍住，也向他們揮手致意。我在心裏默默地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我這隻雛鷹要展翅翱翔了……”

歡送人群把我們送到了汽車站。車開動了，我們不斷和歡送的人群揮手告別，當回頭望著漸行漸遠的熟悉的城鎮街道時，腦海裏突然“現實”了起來，似乎忘記了申請書上的豪情壯語。“長亭更短亭，何處是歸程？”心頭湧上一種空落落的感覚。我知道此去，既不是去旅遊，也不是臨時性的外出，而是背井離鄉，是一輩子的大事，前路如何？歸期何時？思緒紛亂，但看到其他人有說有笑時, 我趕快調整自己的情緒,和大家一起放聲唱起來，以驅趕自己剛才心中的那絲不快。

“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赤膽忠心為人民……”的歌聲此起彼落。車輪飛轉，歌聲飛揚，熱烈的氣氛使路人駐目仰望。

到了附城公社東北大隊時，東北大隊在棉村小學組織群眾給我們開了個歡迎大會。然後由各個生產隊長迎接我們知青進隊，安排住宿。我們縣東街17個青年分成三個小組分別安排在東北大隊扶泗屯三個生產隊。我和陳作雄，卓群英(女)，李玉珍(女)、莫潔貞(女)為一個小組，安排在扶泗一隊；張若波、吳興雄、陳可貴、賴寶芳(女)、肖杏玉(女)、黃慕賢(女)為一個小組，安排在扶泗二隊；甘耀海、林毓祠、戴書榮、陳方平(女)、顏文紅(女)、顏文寶(女)為一個小組，安排在扶泗三隊。在我們小組裏，我是小組長，在我們街道的三個小組我又是大組長（是臨出發前，由街道領導宣布安排的）。那天晚上，屯裏捕魚、殺豬，聚餐給我們接風洗塵。社員群眾對我們很熱情，問寒問暖。

到附城公社東北大隊插隊的，除了我們縣東街１７人外，還有榕興街２６人．其中北京第８生產隊５人：劉誌鵬、林培希（女）、冼蔭泉、韋子正、林依玉（女）

棉市第1生產隊5人：林士然、盧秀霞（女）、譚英華（女）、李潔池（女）、劉智尤

棉市第2生產隊6人:盧永善、鄧愛坤(女)、譚柏芳(女)、羅華生、盧壽貴、李建平

向武第1生產隊5人：鄺菜瓊(女)、李潔群(女)、林文清(女)、古勁節、林士浩

向武第2生產隊5人：關瑞賢(女)、李建枝(女)、李建愛(女)、陸慶火、謝寶坤

永明街17人，其中：

西元第7生產隊5人：劉肖斌(女)、馮寶紅(女)、廖靜華(女)、劉允華、梁瑰琦

黃茅第1生產隊6人：謝世澤、黎煥貞(女)、羅健良(女)、魏才英(女)、彭加仁、

李殷忠

黃茅第2生產隊6人：龔樹森、黃春和、岑愛芳(女)、劉玉君(女)、林禮芬(女)、

岑一清(失蹤)

我們住的地方都是由生產隊臨時騰出來的。三個女同胞住在社員騰空的茅草房裏，前半截間作我們小組的臨時廚房, 後靣是她們的臥室。我和陳作鴻安排住在生產隊的倉庫底下的一間小屋，又黑又矮。采光和通風條件都很差，晚上蚊子多，老鼠四處橫行，毫無顧忌。

這天差不多整整折騰了一天，雖然很累，但躺在床上，卻輾轉難眠,腦子裏翻江倒海似的，想得很多、很多。加上剛換新環境不適應，而且是住在倉庫底下，樓上的老鼠好似出操似的，一個晚上在那裏東竄西行，更加使人久久無法入睡。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新的生活開始的第一天, 從今天起,我要真正地獨立生活了。想到這裏我那顆年輕的心，很顯得躁動不安。對未來，做著年輕人都有的夢，充滿了期待和希望，幻想著美好的前途，轉而又想到今後又將會麵臨著什麽樣的命運呢？很久，很久，也不知什麽時候，我在朦朧中入睡了……

那一年，我十九歲。

下到農村後，除了要適應農村的環境外，更要過好勞動、生活、思想三個大關。

一過勞動關。

我們下鄉插隊時已是年末，春節過後，春耕工作開始了。隊長安排我們知青和女社員一起去挑肥下田。看到人家女社員挑的肥滿擔滿擔的，起碼也有百多斤。一個上午挑三、四擔來回，往返要走二、三十裏路。社員們挑慣了，肩頭結下厚繭不覺怎麽樣，看到她們挑得很輕鬆。我自恃在學校時也經常挑水淋菜，挑擔對於我來說應該不算怎麽一回亊吧。因而我剛開始挑一、兩擔的時候，還覺得可以，而挑一整天下來，就感到有些吃不消了，肩頭磨得紅腫起來，火辣辣的，扁擔剛壓下肩膀時，覺得又辣又痛，晚上收工時，兩條腿又累又酸，回到床上都不想再動了。第二天開工的時候，她們看到我走路一拐一拐的樣子都笑了起來：

“四‘打’，（‘打’壯語是眼睛，意即四眼，下鄉時，我們這幾十個知青，隻有我一個人戴眼鏡，所以他們都叫我‘四打’）你還能挑嗎？”

被她們笑得自己臉都紅了起來。我心裏想，剛開始怎麽就能打敗仗呢，自己年紀輕輕，還是一個大男人呢。話不多說，裝滿擔咬咬牙挑起來就走，為自己爭一口氣，做個樣給她們看。俗話說初練挑擔要三天肩膀四日腳，幾天下來後，自己慢慢能適應了，有時還和那些女社員比賽快慢，挑起擔子感到輕鬆許多，一路笑語歡歌，幹得挺開心。社員見到此情況，背後議論說：

“看‘四打’戴副眼鏡斯斯文文的樣子，幹起活來還是可以的啊。”

春種正式開始了，隊裏的犁工趕不上，隊長安排我跟隊裏的青年覃康斌去犂地，問我行嗎？我答得很幹脆，不會就去學，天下無難事。開頭，我認為犂地的活很簡單，然而真正幹起來，卻是不見得很容易。我從沒幹過犂地的活，犂把扶不穩，犂頭入土的角度掌握不好，，時大時小，角度大、入土深，牛吃力，人也吃力，不幾步，牛、人都要呼哧呼哧喘大氣；角度小，入土淺，犂在表層，牛拉著踝跑，翻不了地。犁把扶不正，犂的行東歪西扭，有時顧了看路又顧不了吆喝牛。看我犂地時那個狼狽樣子，覃康斌在旁直覺好笑。他叫停我，把犂地的基本要領詳細地講給我聽，手要扶穩犂耙，眼看前方，輕聲吆喝牛就可以了。經他這麽一指點，自己犂起來就覺得比剛才開始時輕鬆許多了。

在生產隊裏，我基本上什麽活都幹過，擔肥下田，種玉米花生甘蔗，插秧，鏟秧，耘田，收割，放牛，喂豬，去油榨房榨油……

說起耘田，初時我還出盡了洋相呢。耘田時，要腳踩在禾苗旁，兩腳交叉邊前進邊用腳在禾根周圍拉撥泥漿，把草壓進泥裏麵去，看到稗草要彎腰連根拔起來。開頭時，自己對禾苗和稗草分不清楚，常常錯把禾苗當稗草拔。那些女社員直笑我說：

“‘四打’你四個眼睛都看不清楚，到收割時讓你吃稗草粒。”後來她們教我分辨，稗草杆扁，葉片大，杆莖是白色，自己才懂得分辨。

在農村時，最忙，最苦，最累，最重，最緊張的季節就是夏收夏種“雙搶”季節。“雙搶”即指搶收、搶種。所謂“搶”，顧名思義就是要快，搶時間，搶速度。搶收，收旱地玉米，收水稻，收了要搶曬，脫粒、曬幹、風淨、入庫， 環環緊扣。而這個時候，又是高溫多雨，天氣變化無常，對收、曬、貯，都極為不利，因此必須要“搶”。這裏的工作還沒做完，那邊又要犁、耙，漚田插晚糙秧，甘蔗要中耕除草培土，插早的水稻又要耘田，農活一項接一項，一樣工作緊接一樣工作，拖不得誤不起。早上太陽還沒升起，出工的哨聲就已吹響了，太陽西沉，夜幕降臨了才收工回家，每天幹活不少於12個小時。而且“雙搶”季節的太陽特猛，天氣炎熱。在烈日下幹活，頭頂火熱太陽，腳浸滾燙的田水，上煎下蒸，每天都是汗流浹背，汗如雨下，豆大的汗水、酷熱的天氣，使身上的衣服濕了又幹，幹了又濕，整個人好像從水中撈上來一樣，全身沒有一丁點兒幹的地方。太陽曬在背上，頸上辣痛辣痛，整個人被曬得像黑炭團似的。肩頭紅腫，腰酸背痛，手腳被稻草拉出許多小口，痛癢不堪，個中滋味，實不知如何形容……因此夏收夏種“雙搶”季節既是對每一個人體能的考驗，又是對意誌力的磨練，盡管那樣，最終我也能挺過來了。

在我印象中，記憶比較深刻的還是修水渠和回城挑大糞兩件事。

去修水庫的工作是一件苦差事，一來是要離開家庭，二來工作艱苦，社員都不大樂意去。因此，生產隊一般都是勒令四類分子（即指地、富、反、壞）或家庭成分高的人去。1965年9月份修達開水庫西幹渠的任務下達到生產隊後，有插隊知青的生產隊，幾乎都是安排插青去的，這等於是我們插青的一次聚會，那可夠熱鬧了。修堤築壩那個勞動場麵，至今想起來仍是壯觀而扣人心弦。工地上，挑土的川流不息，你追我趕，在堤壩上，把泥土鋪開，然後用四人石夯把這層土砸實。整個工地裏，就屬我們插青這地段幹得最歡，不管是挖土，擔泥還是打夯，工作多辛苦，我們這群人都很樂觀，特別是打夯時，我和陸慶火，冼蔭全等一起，輪流領頭喊響了勞動號子，唱起了革命歌曲，濃鬱地方口音的勞動號子和歌聲，富於節奏，熱烈歡快而高亢。隨著此起彼伏的號子聲和歌聲，大石夯在我們手中上下飛翻，那場麵煞是好看，熱氣騰騰，個個幹得生龍活虎，把整個工地都感染了起來，苦中作樂。

看到達開水庫西幹渠在我們的努力下，就像討人喜歡的孩子在一天天“長”高時，心中的高興勁不用說了，因為那裏留有我們的汗水、辛勞和歡聲笑語。

另一件事是回城挑大糞。

下鄉以後，我們知道了肥是農家之寶，而且也知道生產隊很缺肥料，想到過去在城裏時，家中的廁所糞池都是郊區農村的群眾來挑的。（那時候不像現在，家庭都設有衛生間，用水衝洗即可以了。過去家中的都是糞坑，便後用些草木灰蓋，滿了找人來清掏）有時候還要憑關係，熟識人才能要到。我們都是從城裏來，鄰裏街坊都很熟悉，去幫他們清理糞坑，（有些叫糞樓），既可以幫他們保持環境清潔，又可以幫生產隊解決肥源問題，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因此，我向生產隊長主動請纓，提出我們插青回城裏挑大糞給生產隊增加肥料。隊長正為肥料不足大傷腦筋之際，聽到我們主動要求回城掏大糞，很是高興地說：

“你們真的這麽想嗎？其實我早就想到了，但擔心你們丟不開麵子，怕被人笑話，所以不好意思開口叫你們去。”

我說“有什麽丟人的，不就是回城去挑大糞嘛，國家主席劉少奇還和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握過手呢!”

我們小組五個人，說幹就幹，立刻行動起來，挑起泥箕就進城去了。回城挑大糞這件事看似平常，其實也並非那麽簡單，首先要不怕臭，更重要的是思想上不要怕被人看不起，丟麵子。其實說句真心話，自己第一次回城挑大糞時，麵子上確實還是很放不開的。想到在學校時，自己還算是一個高材生，以前看到挑大糞的，自己不但要捂住鼻子，還要避躲得遠遠的。而現在卻輪到自己做這個營生了，心裏確實是一股苦澀澀的滋味，不太好受。因此，剛開始到城裏挑大糞回生產隊時，總怕看到熟人，經過高中母校，見到那些學弟學妹時，自己都把頭壓得很低很低，腳步越走越快……但是經過一兩次之後，自己想，不就是挑大糞嘛，又不是幹什麽見不得人的虧心事，有什麽好怕的。思想放開了，心裏就坦然了，隨意了。有時候挑大糞遇見熟人打招呼時，還不時說上一兩打諢插科的幽默話。

我們除了各回各自的家去掏糞外，還挨家挨戶去幫人掏糞，並且和初中時的母校聯係，很得學校的大力支持。

掏大糞除了思想上不怕丟人外，還要不怕臭。去住家掏糞，比較好辦，那時住家的糞坑都有草木灰蓋，不見得很惡心。而學校的廁所就不同了。學校的廁所，下麵是一個大糞池，糞池上麵用木搭成一個大架，用木板分隔出一個個蹲位。進入廁所時，身體隻能保持半蹲狀態，以免被下麵的糞水濺到身上。在春夏季節，無數亂飛的蒼蠅、蚊子和遍地亂爬的蛆蛹，都使人惡心不已。初進廁所底下時，那股臭熏熏涼颼颼的味道，直竄入鼻子，透到眼睛去，使人眼睛都睜不開。看到糞坑裏那些白胖胖的大糞蛆蛹上下翻動，四處亂爬，我們赤腳進去，不小心踩到那些成團蠕動的白茸茸的大糞蛆蛹時，感覺到從腳底癢到心裏頭，尤其那把鏟子伸進糞坑鏟時，那股刺鼻惡臭衝天而起，鑽進嗓眼，進到胃裏，直想吐，簡直要把胃裏的東西全都給翻騰出來……即使這樣，我們沒有一個人退縮，硬是頂著惡臭幹下去。

開頭我們是每天來回挑一擔，後來習慣以後，我們幹脆把生產隊的大牛車“開”回城裏去。當年的牛車又土又笨重,兩個大木輪直徑足有一米三、四，走在路上咯吱咯吱直響。因此我們都把大牛車稱之為“坦克”，我和陳作鴻兩個輪流做“駕駛員”，真是老牛拉破車，坐在車轅上驅趕著，有些唐吉訶德的樣子。

當我們挑著大糞走上街上時，行人見了趕緊捂著鼻子避得遠遠的，對我們投來了複雜的眼光:不解?不屑?不值？當然也有讚賞的，毀譽參半。我們泰然處之, 出色地完成了生產隊交給我們的任務。回城掏糞這件事給社員留下了一個較好的印象。

二過生活關。

剛下鄉插隊時，國家給我們每個“插青”安置費是185元，包括購置生活、生產用品和我們半年的生活費。第一個月每人6元，以後每個月5.5元，5元，4.5元，4元，隻發6個月就停止了。以後要靠我們自己掙工分來養活自己。我們五個人一個小組，就組成一個小家庭了。對每筆開銷都要摳著手指頭來計算哪項該開支，哪項可以暫緩，哪項不該開支花費，都要算的一清二楚，賬目公開，讓大家都知道。心中對我們這個家有個底。說起我們這個插青小組的五個人，都是來自普通市民的家庭，沒什麽背景，且各人都經曆過艱難，雖然個性和愛好不同，但有一點，我們相互之間都能夠做到理解和謙讓，也懂得珍惜和節儉, 不在枝節問題上過於斤斤計較, 所以相處得還算和睦、融洽。五個人中陳作雄的年紀最長，我次，因此在我們這個小家庭裏，我們兩人都能比較自覚地負起責任。白天出生產隊集體工，收工回來，家務事大家都能主動去做，不用催促。互相之間有意見了，都能擺到桌麵上來交談，清除不必要的誤會，所以我們之間很少有吵架頂嘴的現象。隊裏分有自留地給我們，卓群英、李玉珍、莫潔貞他們幾個女的在街道副業場呆過一段時間，自留地種的菜，該種什麽，什麽時候種，如何護理，她們已有一套經驗，所以我們小組自留地種的菜並不比社員的差。為了改善生活，我們還養起了雞和豬，這個小豬大多數是莫潔貞護理，把它養得滾圓滾圓肥嘟嘟的。養到120多斤重時，拿去上調給公社。那年頭，私人不準屠宰買賣，要由食品公司統一銷售。上調一頭豬，可得回幾斤肉票去食品公司購買，把豬賣了以後，我們買了豬肉回來，美美的加了一餐菜。因為是我們自己勞動所得，大家吃得很開心，很快活。

而最使人頭痛的是燃料的問題。社員們燒的柴草，除了隊裏分的稻草、玉米稈、蔗葉之外，全都靠上山割茅草。去山的路不但遠，往返一趟七、八十裏，崎嶇難行，一天隻能割得一擔，還要清晨一大早出門趕路，如果草源難找時，晚上回到家時天都快入黑了，人也累的夠嗆。所以每次上山割茅草我都心怵，一是路遠難行；二是因為社員們都是靠割茅草作為家庭的主要燃料來源，所以草源難找；三是由於自己的眼睛是深度近視，割茅草是手笨腳笨，割不快；四，割好茅草，裝擔又是一門技巧。裝擔裝不好，挑起來特別吃力。怵心歸怵心，去山割茅草硬著頭皮也要去。有幾次鑽了大半天山，也找不到草源，怎麽辦，總不能空手而歸吧？那樣豈不被人笑破肚皮，我和張若波想了個“投機”的辦法，在途中自個掏錢買人家的茅草挑回去交差。後來陳作鴻通過熟人關係，在當時的貴縣糖廠那裏要到蔗渣票，去糖廠拉蔗渣糠回來燒。我們利用農閑的時間，向生產隊請假，經批準，然後“全家人”出動由李玉珍回家借木板車（因為她母親是在街道拉木板車運輸的），用麻包袋把蔗渣糠裝好，然後把車堆疊得滿滿的,推回生產隊我們的小家裏，每推一次就能用好長一段時間，這樣,基本上解決了燃料困難的問題, 我們就不再用上山割茅草了。

下鄉插隊後，吃的問題也是我印象中較深刻的。以前在學校時，也經常到農村去支援春耕生產、秋收，住在農民家裏，住上三五天就又回學校了，雖然是蜻蜓點水似的，我們也能看到、聽到、因此也知道農村的生活比較困苦，但究竟困苦到什麽程度，就確實無法知道了。這次插隊到農村後，身臨其境，才使自己真正體會到農村生活困苦的程度。我們所在這個隊的社員群眾，一年365天一天三餐天天都是吃的玉米粥，隻有過年、過節時才能吃上一餐白米飯。葷腥菜就更不用說了。這裏的社員群眾，每天一大早，每個家庭都用大鍋頭熬一大鍋玉米粥，放在鍋裏，這就是全家人一天吃的了。一鍋粥，米沒有幾粒，粥稀得可以照見人。社員們都喜歡用一個帶嘴巴的瓦罐盛粥，什麽時候感到餓了，就去就著瓦罐嘴灌上一兩口。那些粥從瓦罐嘴裏倒出來簡直跟水一樣，特別是夏天天氣炎熱時，粥很快變餿了的，這些餿了的粥，我吃一口，剛一進嘴馬上吐了出來，那股酸餿的味道很濃，我受不了，也一直無法適應。吃不下去，自己隻好挨餓。我看到社員吃得津津有味，那時，我認為這是他們的生活習慣。時隔多年後，我每回憶到這件事，才明白，那是生活所迫。因為當時的生活水準隻能達到那個地步，和經過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令人扼腕慨然。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社員的關係就融洽得多。白天，大家一同在生產隊做工，晚上互相串門聊天、談家常。我們還經常把青年人和小孩子們組織起來，教他們唱革命歌曲，跟他們學講壯語，社員有些小病小痛時，我們就把自己從家裏帶來的藥品送給他們，而社員群眾看到我們在生活上缺少東西或不習慣環境時，也能問寒問暖，熱心給予幫助和照頋，互相之間相處得比較和諧。

偉大領袖號召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之路，美好的理想幻影，引無數青年競折腰，我們意氣風發，豪情滿懷，說走就走，決不回頭。從15、6歲的初中畢業生到20剛出頭的高中畢業生，都雄心勃勃，到農村去，揀最累的活幹，立下壯誌，要做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者。我們一代知識青年，為了走革命之路，不惜灑下多年的辛勤汗水。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經曆的第一關就是忍受貧窮生活，這是改造思想最直接的最客觀的手段，也是最簡捷有效的方法。改造，是我們知識青年唯一的必經之路，但這改造沒有盡頭，或許是盡頭還沒有想出來。

畢竟空洞的精神是不能替代人的物質存在，生活的重錘很快就粉碎了我對理想、對社會、對生命乃至對自身的全部看法。事實使我深切體會到，上山下鄉，對我們知識青年來說，它不單隻是一種磨練，更是一種磨難。試想，對於一直生活在城鎮，在家庭溫暖、安定的環境下長大的我們，初中、高中剛畢業，都是15、16歲，或者20剛出頭，有些胎毛或許還沒有褪盡，就要背井離鄉，失去了家庭和親人的照顧。在農村，要和農民一樣，下地勞作，幹苦活、累活，一年到頭，累死累活，連自己都養不起。到年底，一結算，才發覺我們的幹勁與效果不成正比，分紅值一天才兩三角錢，年終分配的糧食根本不夠吃，錢幾乎一分也沒有，隻好向自己父母伸手, 這不是磨難又是什麽呢？那時候人民幣不知流向何處了，人人窮，家家窮，有知識青年在鄉下的家庭因此更窮。在那個藐視物質、注重精神力量的時代，人們飽受其折磨的正是物質，但精神也不可能富有，因此實際上是二者均無。艱苦能夠忍受，短暫的寂寞和考驗能夠忍受，但是這種幾乎與零相等的勞動價值卻不能不使人感到絕望。難道付出犧牲的代價，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掙這每個勞動日不到兩角錢的分紅值？

現實使我對我們下鄉的目的產生了質疑。什麽“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到那裏可以有大作為”，什麽“上山下鄉是走革命化道路”，難道整天臉朝黃土背朝天，汗水順著鐮刀和鋤頭把流淌，生命在日月星辰中喘息，皮膚爆裂、脊背烤焦、枯草般的亂發、滿是血泡的手掌、咬著牙才能彎下去或者直起來的身軀……一天才掙8個工分，一個勞動日的分紅值才那麽幾角錢，連自己都不能養活，這就叫“大有作為”？！我們插隊青年除了每日應付那艱辛的體力勞動外，還要做那繁瑣的家務活，要搞好自留地，要喂豬，要養雞，要為柴米油鹽菜，要為每日三餐操心、奮鬥。因此現實讓我們變得比農村的社員更庸俗了。此外讓我們知青感觸尤深的是：我們感到同年齡的農村青年要比我們幸福得多，因為他們還有個家，一個真真正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家，一個能讓他們感受到溫暖、親情、能遮風避雨的家。而我們“插青”卻是孤身飄零在異鄉的啊！這個感覚就真是不一樣。

通過在鄉下的生活，我總感到我們這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務農，不是我們去改造、建設新農村，而實質上是農村改造了我們。自從下鄉以後，我發現我們許多插青變了，農村的生活，它改了我們的棱氣，挫了我們的朝氣，滅了我們的活氣，長了我們的俗氣和小家子市民習氣。初下鄉時那種浪漫色調早己逐漸煙飛雲散，火熱的勁頭被冷水潑透，一切都感到寂寞無聊，貧苦的日子似乎永遠沒有盡頭。我們知識青年，這些曾經是天真、純樸、熱情、充滿理想的少男少女在那殘酷的現實麵前，一天天地走向衰老，一月月地變得粗俗麻木。文明在我們身上消失，正如一件衣衫掛於樹枝上，經日曬雨淋風吹後正在褪色一樣。但如果在這時我們稍微得到一些關愛，得到一絲體諒，情況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可是我們下鄉差不多兩年了，從來無人問津，更不要說幫助解決什麽困難的了。

這時，我們在鄉下又碰倒了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知識青年的到來，實際上就衝擊了農村群眾的切身利益，從而加劇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事實上是，農村並不歡迎我們去。因為，在農村，人均耕地本來就少，農民人口眾多，農村的耕地不會因為知青的到來而增加。相反，由於新增加了這些城裏來的青年人，也就增加了一些吃飯的嘴。同樣數量的土地，現在要額外承擔一些青春的肚子，這不就要攤薄了社員的糧食，農民能為此不充滿怨氣嗎？農民除了能教給知識青年陳舊的耕作方法外，其實並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教我們。而社員群眾被告知，這些城市長大的知識青年是來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的。相反，我們知識青年身上的城市風氣卻是那些農村人所羨慕的。許多農民他們祖輩生活在農村，有些甚至從未走出過自己生活的地方。就象樹或草，在哪裏生長，也就在那裏枯萎。他們怎麽對知識青年進行教育呢？這不是天方夜談？雖然我們這些知識青年也並沒有經曆過多少現代文化和教育的訓練，知識還沒有使我們能夠成為“分子”，我們隻是青年。但城市的環境使我們染上了文明的風氣。文明的烙印必然地印在我們身上，因此也就無意識地  成了與農民精神上的不平等，這就導致了兩種價值觀的衝突。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無異於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入侵。農民們千百年來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的價值觀受到挑戰。他們也就或多或少地對我們這些城市青年懷著不歡迎的心理。因此，我們下鄉插隊青年，變成了一群棄兒，我們既是城市的棄兒，更是農村的棄兒。因此，我們也就變成了社會上多餘的一群人，我們插隊青年所處的社會現實地位是顯得多麽的尷尬和無奈。

這時，有一件事情的發生對插隊青年的思想產生很大的負麵影響,這就是:在我們下鄉插隊後不久，外地單位來貴縣招工，那些原來被再三動員堅決不下鄉的反而撿到了大便宜，得到了分配，這件事在插隊青年中引起轟動很大。再美好的語言，再美好的憧憬，命運和現實卻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們粉碎，我和其他大多數插隊青年一樣有同感，我們被欺騙了！！

另一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更使我心灰意冷，情緒一落千丈。

那是1966年夏收夏種剛開始不久的一天，上午在隊裏幹了半天挑農家肥下田的活兒，因為我們插青戶裏需要買些東西，為了趕時間，我中午飯也顧不上吃，連上衣帽子也來不及拿，赤著膊光著膀子就往城裏趕，那天的太陽特別特別的毒，把它比喻成一座熊熊燃燒的大火爐一點也不過分。因為這種太陽能夠很快吮幹人的汗水，灼傷人的皮膚，消耗人的能量。我頂著熱辣辣的烈日，上午做了半天重體力的挑擔工，本來就已經很累了，又沒顧得上吃半口東西，更顯得餓，饑腸轆轆，越走越感到乏倦，頭痛，胸悶，口幹，口內好像被火烤著一樣幹焦，頭腦陣陣眩暈，眼前金星四濺，身體總想往下滑。我內心清楚，糟糕，這次自己病了，看來病得不輕。但我在心裏鼓勵自己：堅持住，千萬不能倒在路上！我就是靠著這點點毅力，苦苦支撐自己這具疲乏的軀體，終於到家了。剛一踏進家門，見到親人臉的時候，整個神經係統全部崩潰似的，極度疲憊的我，話還沒說上一句，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六月天三伯母看到情況不對頭，馬上招呼我堂嫂過來，將我抬到床上去休息。我一會兒感到全身特冷，好像掉進冰窖裏似的，上下牙齒冷得直打架；三伯母趕緊抱來兩床被子把我捂緊，我還直喊冷；一會兒又發熱，身體滾燙滾燙好像被烤爐燒烤一樣，渾身大汗淋漓，像從水裏撈出來一樣，臉色發黑，手腳冰涼。她們看這情況，估計我是由於疲勞過度加上被烈日暴曬，中暑了。因此，她們一麵用冷水敷我額頭，抹我的全身，給我人工降溫，一邊采用土辦法，用一枚小的縫衣針，放在火上燒了一下經過消毒後，在我背脊上挑痧。這個土辦法還真靈驗，她們幫我挑了痧後，身體果然感到輕鬆了許多，便迷迷糊糊睡了過去。可能是那段時間確實太疲倦、太勞累了，加上中暑發燒，我這一睡，差不多睡了兩天時間，粒米未進。到我醒來時，三伯母才透了一口大氣。我問三伯母：

“我怎麽了”

三伯母說：“那天你剛一進家門，就昏倒了，睡了兩天，把人都嚇壞了，現在總算醒過來了，阿彌陀佛。”

我想到自己這次回城是給戶裏買東西，而且現在隊裏是農忙，又沒有向隊長請假，心裏一急，想掙紮著下床，但整個身體軟綿綿的，一點力氣都沒有。三伯母趕忙把我按住，說：

“你剛剛好一點，兩天都沒吃東西了，你還要不要命？”無奈我隻好躺下。

在家休息了三天，感到身體恢複許多，想到現在正是雙搶大忙季節，隊裏活多人手少，大家都忙著搶收搶種，我怎麽好意思還再休息下去。，雖然這次病發突然，無法及時向隊友說清，但自己還負責隊裏玉米製種實驗的工作，這些是別人幫不了的，想到這裏，我再也無法躺下去了。因此，不顧三伯母和哥哥的勸阻，硬是拖著仍未痊愈的身體，堅持回到隊裏投入雙搶。但亊後聽人說，隊裏說我是怕辛苦，故意裝病偷懶以逃避夏收夏種。這真是天大的冤枉。俗話說：疾病是天災，天災臨頭，就如赤地千裏的幹旱，汪洋一片的水澇，由不得人的。況且病來如山崩，來得急來得猛，病去如抽絲急不得。自己的身體還沒全部恢複，就急著往回趕，而且這次病得真不輕，還要被說三道四，想想自己平時工作，總是風裏來雨裏去，拚死拚活地幹，從不挑肥揀瘦，也不討價還價，圖的是什麽？想到這自己內心感到很委屈，精神很沮喪。

“雙搶”工作結束不久，我聽說城裏又開始動員第三批青年下鄉了。這批知識青年下鄉，據說與我們下鄉插隊時的形式有所不同，是采取建隊的形式。由下鄉青年自己組成一個生產隊，盡管形式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目的卻是一個：就是要組織青年下鄉。由於第一批下鄉插隊後，許多沒有報名下鄉的青年，反而得到分配工作的機會，加上看到第一、第二批下鄉插隊青年下鄉後的待遇，使許多青年人感到心寒，都不願意報名下鄉，所以動員工作特別難做，但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給他們動員青年下鄉的任務，無所不用其極。利用權勢，搞紅色恐怖，以辦各種學習班的名義，變相非法拘押適齡青年和父母，進行“說服”“動員”，強迫，勒令，各種手段都在使用。想不通、不報名的，停止被動員對象和父母的工作，包括以出賣體力、換取血汗錢養家糊口的，如擔煤、裝卸、搬運等粗、重、苦、累的臨時體力工作都不讓做，直到其同意讓子女下鄉後才給予恢複出賣體力做工的機會，同時還以吊銷全家城上戶口進行要挾；而家庭出身不好，成分較高的、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更是列在“動員”下鄉的名單內，這些人如果稍微表示不滿，馬上組織群眾開會批鬥，動員的人還公開揚言說：

“組織青年上山下鄉是當前國家的一件大事，就是要采取強迫與自願相結合的手段，通要通，不通也要通，沒有二話可說”。

而且還把下鄉指標攤派到各戶，強製執行，實行兩丁抽一，三丁抽二，這是天羅地網，無人能逃。不論你主觀上如何抗拒和抵觸，但是你必須服從，必須上山下鄉。群體誌願化為烏有，個人意誌統治一切。許多父母就是在這種高壓下，心裏滴著血，眼裏含著淚在保證書上簽下名字讓子女下鄉的。他們明知道這是自己親手把自己的骨肉推下火坑、推下深坑，但為了全家人，他們又不得不這樣做，不這樣做，今後一家人將如何生活下去？

我縣第三批青年下鄉那天，我剛巧回到了縣城，我看到他們送別時的場麵，許多人上車前哭哭啼啼，場景使人心酸，催人淚下，這哪是去幹革命呀！簡直就是被充軍、被流放，更似是一種生離死別，和我們下去時的情況相比，天壤之別。

麵對發生的這一切一切，我想不通，感到迷惘，想到自己的現在，我感到孤獨失落，想到將來，我感到渺渺茫茫。總覺得現在自己就像憑借著大自然所賦予的滿軀活力和一腔熱血開進了自己挖掘的墳墓一樣。

經曆理想的破滅和被原始農村改造的巨大痛苦，農村的現實又使我麵臨生存的嚴峻考驗，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同樣貧困，我開始感到自己當年上山下鄉這一行動，並不象理想中的那樣崇高、偉大，反而感到這是一場災難。盡管農村的天地確實是那麽的廣闊，而作為我們城市去的知識青年，在那裏注定沒有可能有大作為的。身體上的勞累、病殘，再加上精神上的苦悶無望，我和絕大多數插隊青年一樣，都在一種悲觀灰暗的心緒中生活。在那舉目無親的土地上，對那裏的貧困，我們不僅無能為力而且隻有去適應承受；陌生的土地並不需要我們，也沒有精力來教育我們。當然，麵對曆史的安排，它們也無法逃避我們。我們在這尷尬的錯位中被確定了尷尬的角色：成了在家鄉和他鄉都沒有地位的社會棄兒！被艱苦困擾的隱忍，被孤寂囚禁的瘋狂，被愛情遺棄的彷徨和青春活力無以宣泄的苦悶。加上那擺脫不了的枯燥無味單調，又苦又窮又累又沒希望的生活，使我最終形成了一股對上山下鄉不滿的抵觸情緒。常常麵對大千世界，隻能長歌當哭，懷著一縷如煙如霧的期待，掙紮於失望、絕望、消沉的邊緣……《鬆花江上》成了我最想唱、最愛唱、最經常唱的一首歌，那悲涼的曲調，那淒婉的歌詞，多麽像我現今生活的寫照。我們幾個相處較近的插青，常常聚在一起，每當萬籟俱寂，一片漆黑，在黑沉沉的夜幕下，望著無窮無盡的夜空，聽著田裏的蟲鳴蛙叫的“啯啯”聲，更增添內心的煩躁和惆悵。常常不知是誰，撕開沙啞的喉嚨，近似嚎哭般地就唱了起來：

“……

流浪，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爹娘啊，爹娘啊

什麽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

歌聲如哀似泣、如訴似怨，聲聲哽咽，淚水如注，情緒的壓抑，一時間大家都被這悲涼、酸苦、低沉而又柔意綿綿的歌聲驚呆，人們似被帶回到溫暖的家，熟悉的故鄉，時而又帶到了孤獨的鄉村荒野，帶進現實之中

青年人做事總是朝好的一方麵去想。六十年代初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是滿懷一腔熱血去農村的。從後來披露的事實證實了這一點：決策者出於“建設新農村”的美好願望，與執行者“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的實際操作，使青年人產生了“距離感”。誰也不願意讓自己和“城市流氓、阿飛“劃上等號。因此下鄉後，現實和理想發生了碰撞時，我們的思想出現了這或那的問題時，是並不奇怪的現象。情緒的壓抑，總有一天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

第三章  卷入文革

我們1964年、1965年、1966年這三屆上山下鄉插隊、建隊的知識青年和1968年12月底毛澤東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達後，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相比較來說，我們是他們上山下鄉的大哥哥、大姐姐。雖然大家都是同命運的人。但我們這三屆插建隊青年都是以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身份在農村曆經了那場文化大革命煉獄血與火的洗禮，個中滋味卻是他們所沒有經受與曆驗過的，因此我們也就比他們更經曆多一層苦與難。

1965年11月10日, 在毛澤東的黙許下, 上海《文匯報》拋出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篇文章的出籠完全是針對具有海瑞風範、在廬山會議上敢講真話、敢於直靣公開頂撞毛澤東的彭德懷的。文章出籠後, 在全國各地引起不同的反應，《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均未予轉載，相反, 以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還擬製《二月提綱》,從根夲上限製了批判《海瑞罷官》的火力, 致使北京市整個批判氣氛尤顯得冷冷清清， 這一作法極大地激怒了毛澤東。

1966年春夏之交，全國的政治空氣充滿了濃濃的火藥味。5月16日，在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 公開點名批判彭真, 怒斥北京市委在彭真的把持下變為針挿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囯。會議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丶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即“５．１６”通知。江青終於能如願以償丶從一個黙黙無聞的無名小卒跳將到最髙的政治舞台上耒了。毛澤東把學術上的爭議延伸到對鄧拓、吳唅、廖沬沙的所謂的“三家村”的批判，其後又下令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敢於揭開北京大學黨委維護“三家村”蓋子的大字報。８月５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張大字報》，極其明確地指出中國的赫魯暁夫式的野心家就隱藏在身邊，其時矛頭己是指向了同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劉少奇了。８月８日，在毛澤東的完全掌控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這樣, 由毛澤東親手點燃的、以批判《海瑞罷官》為導火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終於在全國迅速蔓延, 批判的浪潮洶湧澎湃, 驚濤駭人, 直卷九百六十五萬平方公裏的神州大地, 全國籠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濃霧之中, 10年浩劫、民族的災難由此拉開了帷幕。連我插隊所在的貴縣附城公社東北大隊也沒能幸免，而首當其衝的便是我們這些插隊青年。當時附城公社黨委將我們東北大隊的全體插隊青年集中到棉村小學，名義上是組織我們插隊青年學習、批判“三家村”的材料，實際上是想借此機會對“插青”來一個整頓，因為當時在插隊青年中，由於種種原因, 有相當部份人不安心農村，情緒波動的現象比比皆是。公社黨委要求我們每一個插隊青年結合自己思想實際談認識，談體會，做到“靈魂深處鬧革命”。我在會上很坦率的談了自己個人的思想動態，也談了對我們下鄉插隊後在插隊青年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自己個人的看法和觀點，指出造成相當部分插隊青年的思想出現波動情緒的主客觀原因，並借此機會向公社黨委提出了自己個人的請求。我的發言在插隊青年中引起廣泛的同感，深得大多數插隊青年的支持，並在會上紛紛發言。組辦這次學習班所得的效果遠遠偏離了公社黨委原先預期的目的，我的發言觸怒了公社領導的個別人，這個所謂的學習班不得不草草收場。在學習班總結會上，公社領導氣急敗壞並極有所指地說：

“你們中的個別人不要太狂，在運動後期是要劃分左、中、右……”

這個公社領導在會上的叫囂，也激怒了我們插隊青年，難道因為我們在學習班上坦陳自己的思想認識，就要把我們打成“右派分子”不成？因此，學習班剛結束，我們這群插隊青年不約而同地相聚在張若波他們那個小組的住房裏，在黯淡的煤油燈下，議論這件事，越談大家的心越是收緊，怎麽辦？真的要坐以待斃嗎？如果到了運動後期被宣布為右派分子時，我們這一輩子不就都完了嗎？雖然大家從心底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但權力在人家手上，唉……我們感到缺少力量，但是力量如何凝聚？我們心中都沒有個底。事情的發生給了我們啟示,力量隻有靠團結，用同一種聲音來抗擊“壓迫”才能自救。大家心裏忿忿不平，經過商量, 最後決定將這件事由我執筆給自治區黨委，自治區安置領導小組寫信，如實地將這次公社組織我們辦學習班的情況向他們反映，希望能引起他們的關注和給予解決，大家都在信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信發出去後，我們都在期待著能得到上級領導部門給予一個公正的答複。豈料，這封信最終還是落回到公社領導手中，公社領導看到我這麽“狂妄” 、竟敢越級向上反映情況，豈不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屁股你也敢摸，這還了得？自此，我成了領導的眼中釘。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宣告文化大革命進入狂飆突進的時期，中國頓時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在偉人的巨手揮指下，文化大革命像驚雷卷著狂風，中國的大地蔓延著無邊的烈火，火勢乘著風勢，向四麵八方伸展著火舌，所到之處，濃煙滾滾。凝聚已久的紅衛兵運動終於像火山一樣爆發了，爆發出來的並不是滾燙的熔岩，而是比熔岩更熾熱更奔騰的一種狂熱的激流。這股激流在跳躍、升騰、分化、聚合的形態中急劇運動，並裹挾著那股烈火，沸水傾瀉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烈火、沸水帶來的熱浪讓中國大地的每一個人感到暈眩，而它發的沸聲更讓人震驚。

在我縣，成百上千的紅衛兵和學校師生，成群結隊湧上街頭，他們抬著毛澤東巨幅畫像，舉著“砸爛舊卋界，創造新世界” 的大型橫幅標語，高呼著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堅決與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作徹底的決裂！”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的激昂口號，散發傳單，張貼標語丶大字報。以摧枯垃朽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大破四舊，撗掃一切牛鬼蛇神。到處是“三忠於” 、“四無限” 的口號；《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讚歌和“拿起筆來作刀槍”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的狂呼聲似狂濤，那時中國人的國罵己被譜寫成了琅琅爽口的“革命歌曲” 而風靡神州大地。幾乎一亱之間，我縣城區的所有商舗、大街小巷，甚至連公共廁所的牆壁上都打印上毛澤東的頭像、塗滿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革命性標語，到處是一片紅色的海洋，要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所有為封、資、修服務的理發、縫紉、照相、飲食等行業、甚至連舊書攤統通成了革命的對象；留著“飛機頭” 、穿著大西裝、牛仔褲、喇叭褲、髙跟鞋、佩戴手飾、項鍊的人都要受到嚴厲的譴責；商店、學校、街道的名稱也要跟上革命的潮流，通統改成了革命性的新名號：縣東街改為向陽路，榕興街改為前鋒路，棉新街改為滅資路，永明街改為東風路，西五街改為紅衛路；達開中學改為向陽中學，縣西小學改為向陽小學，縣東小學改為反帝小學，興隆小學改為躍進小學，永明小學改為東風小學。其它沾帶有封、資、修反動色彩的店舗、商標、路牌、站台等一律改換成諸如“衛東” 、“向陽” 、“朝陽” 、“立新” 、“前進” 等帶革命性的名字，而許多個人也紛紛改了自己的名字，以此來標榜自己的革命性和徹底性。而家庭原來供奉的祖宗牌位、神台，村邊路旁立的“社公” 碑記、寺廟的菩薩佛像，紀念性的牌坊、文物古跡，古代人和外國人的畫、像，器具更是倒了八百輩子的黴運，統統被革命的紅衛兵砸得個稀巴爛；所有的電影、戲劇、音樂、舞蹈、曲藝、圖書、美術、書法、雕塑工藝以及傳承了數千年的民間民俗文化一律被視為封、資、修的糟粕而慘遭無情的封殺；城區的兩大宗教教堂：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均被搗毀；貴縣有名的東湖公園內的石達開紀念碑、翼王亭、有汪精衛手書的“太平人傑” 的碑塔、桂東南起義紀念碑也遭到嚴重破壞；甚至連國家重點保護的文物、千年古勝跡南山寺亦不能幸免, 寺內所有的神像、門匾全被砸爛, 連寺內大廳裏的地磚也被人趁機挖掘一空，千年名刹變成千瘡百孔、麵目全非…….

破除四舊後, 接下來的便是打人抄家之風。此風是經過自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的周密布置的。以北京為起點, 好似惡性瘟疫的傳抪一樣，很快在全國掀起了公開踐踏憲法的打人、抄家等殘害公民生命財產、人身安全的颶風行動，那時所謂神聖的憲法早己變成了一文不值的廢紙, 爛賎到連手紙都不如的地步。

在我縣，那些曾是前清的遺老遺少、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偽人員、地主、富農和資夲家的家庭幾乎全部被查抄。其中有一些人借抄家機會渾水摸魚、中飽私囊。家中保存留有的金、銀首飾、元寶、翡翠珍珠玉器、古玩、古董、字畫藏書以及被認為是變天帳的舊証件丶個人日記……均被紅衛兵劫掠一空。抄家所搶得的財物還被作為“輝煌戰果“拿去展覽，以對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同時其中不少部份也就順理成章地落到了私人的手中，成為了他們的戰利品。

在此同時, 根椐公安部新的規定, 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由原來劃的地(主) 、富(農) 、反(革命) 、壞(分子) 四類分子擴大到21種人, 其中也包括了1957年整風反右時所劃定出的右派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臭老九) 等統統列入了被專政的對象範疇, 這些時刻幻想複僻變天的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孝子賢孫, 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靣前, 隻能老老實實、低頭伏地、唯首是命, 規規矩矩夾著尾巴做人, 不能亂說亂動, 否則, 隻會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得骨碎身粉, 永無翻身之時。在對他們進行專政的同時, 還被強製去參加各種無償的勞動, 即所謂的義務勞動, 以“ 贖回他們的罪過” ，而且要定期去向無產階級“請罪” 、“匯報思想”, 至於隨時隨地被無產階級革命派傳喚, 去接受他們對自己的“ 教育”, 任由他們以各種借口和理由對自己進行各種形式的批鬥、體罰和恣意淩辱, 隻能象狗一樣被他們任意玩弄於股掌之中, 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尊嚴早己被毀滅得蕩然無存了。那時候還有什麽人性可講, 是獸性, 是地地道道的獸性！以至使不少人因不愖忍受這些獸性的暴虐, 為了維護自己做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尊嚴, 而不得不選擇自殺、以自我了斷作為人生的最後歸宿

在掃除“封、資、修”的行動中。紅衛兵不分青紅皂白的行動給中國文化帶來多大的損害。他們毀掉的不僅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積累，也不僅僅是毀掉了中國與世界交流的經驗與成果，更重要的是，這種掃除“封、資、修”的行為極大的損害了中國人的意識觀念和思維方式。政治上的過分保權，對領袖的狂熱崇拜加上紅衛兵對異類文化的毀滅。實際上都在強化著一種唯一意識和權威人格。他們搗碎的不僅僅是古代的文物、遺址，而是在踐踏中國悠久的物質積累，禁止的也不僅僅是服飾、裝飾，而是毀滅人類共有的文化精神。

雖然我是在這股狂潮中“脫穎而出”。但所幸的是我們插隊青年並未被盲目卷進到那股毀滅民族文化的濁流中去。我們隻是為自己的切身利益進行呼籲。否則，我和我的插隊朋友們將變成曆史的千古罪人而遺恨終生。

1966年9月期間, 在縣城發生了震動較大, 影響較深的插隊青年囬城參加文化大革命的“9.6” 亊件。

“文革”這股洶湧的濁流也將眾多的插隊青年裹挾進去了，那時正當青春熱血，書生意氣的我，首當其衝。回想插隊兩年多來的所見所聞所曆，想到插隊青年的未卜命運，想到公社那次辦學習班的情況；久鬱心中的那股怨氣和怒氣再也壓抑不住了，一股要為廣大插隊青年，也為自己伸張正義的豪氣衝天而起。我利用回城休息的機會，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寫出了題為“貴城鎮黨委在上山下鄉安置工作中執行的是什麽路線？”的大字報，張貼在街頭的大字報欄上，是當時在貴縣第一份把矛頭直指向領導的大字報，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同時我又分別與陸村，西山，覃塘，八塘的插隊、建隊青年取得聯係，互相交換通報了各所在地的插隊、建隊青年的思想現狀和下鄉後的感受，深有同感。下鄉後，麵對農村的現實，發現我們一向崇敬的黨員也有令人作嘔的醜行；一向以為天堂般美好的人民公社也有不堪入目的陰暗麵；而我們一向覺得勤勞、簡樸的貧下中農也有那麽多的自私、保守和落後……我們大家都有一種說不出味通的感覺。希望的幻滅，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憤，被誘奸的恥辱，把我們壓進思索、尋覓的煉獄。敏感積多了變成不滿、不滿積多了變成牢騷、牢騷不能發泄就變成了積怨。此時，我們又得到了一個爆炸性的內部消息：我們第一批下鄉插隊的帶隊幹部，當時任貴縣貴城鎮團委書記的林0華，在其帶隊下鄉期間，利用手中的那一點點權力，奸汙了我們插隊女青年致懷孕。事情暴露後，林0華不但沒有受到處理，反被提拔重用，任貴城鎮黨委組委。消息傳來到我們插隊青年中間，立即像炸開的油鍋似的，引起我們群情激憤，個個怒火

中燒，心中久久鬱藏的積怨，終於爆發了，且一發而不可收拾。最後一致商定，為了造成聲勢，擴大影響，決定於1966年9月6日這天（因為這天是貴縣街趕集的日子，四方八鄉上街趕集的人多）組織各個插、建隊點的知識青年統一集中進城向縣委、鎮委貼大字報。這就是當年震驚整個城區的插青“9.6” 亊件的起因。

從此，開始了我長達十多年的政治噩運。

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 動，就這樣使我們插隊知識青年自覺不自覺地投身其間。當時，隻有十幾二十歲的我們，懷著滿腔政治熱情和簡單幼稚的理想，在社會的大舞台上匆匆上演了一出出現在看來既悲壯，又有些莫名其妙，既歡欣又痛苦的人間悲劇。

亊件的整個經過是這樣的:

1966年9月6日，我畢生難忘的一天！

這天的中午時分，一碧晴空，萬裏無雲。正逢圩日，趕圩的，看大字報的，人頭攢動。我們回城的插隊、建隊青年的隊伍，個個臂上戴著印有“紅鐵軍”字樣的袖章，高舉紅旗，敲鑼打鼓，一路高呼口號，浩浩蕩蕩，精神振奮，行走在縣城的街道上，吸引許多路人，傾目注視。我們的隊伍首先到了縣委縣政府的大門前，在縣委門前的牆上貼了我們寫的大字報，又向鎮委、鎮政府的所在地走去。到了鎮委鎮政府，我們貼了大字報後，準備入內去找鎮領導反映我們插建隊青年的要求時，偏偏冤家路窄，在鎮委、鎮政府裏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那個奸汙插隊女青年的帶隊幹部林0華。我們攔住了他，向他提出了質問。他不但沒有為自己所幹下的醜行做半點反省檢討，相反還擺出一副盛氣淩人、不可一世的樣子，認為我們奈何不了他，這就激起了我們插隊建隊青年的眾憤。大家不由分說，當場用報紙糊了一頂高帽子給他戴上，並把大字報貼到他那件短袖衫上，他當即把它撕爛了。插隊建隊青年們的情緒本來就衝動，見到林0華這麽耍無賴的態度，更是火上加油了，大家一齊吼道：

“好哇，你林0華敢撕我們的革命大字報，就是破文化大革命！”這時候，又有人提議：

“他如此囂張，拉他出去遊街，亮亮他的那些醜行！”

“對，拉他遊街！”

“拉他遊街！”眾人一呼百應。

麵對突然發生的變故，我和其他幾個人簡單商量了之後，為了順應插隊青年們激憤起來的情緒，臨時決定將我們原來準備的行動程序增加了一個內容；拉林0華出去遊街！既要刹刹他的威風，也可以出出我們壓抑已久的怨氣，並將這股怨氣統統傾吐發泄到林0華身上去。

我們將林0華拉出來，在人群中，林0華頓覺威風盡失，眾多插隊青年的聲音使他的聲音暗啞。我第一次感到，憤怒所表現的力量有時候可以壓倒製度所賦予的權力。這些經曆了痛苦、焦慮、絕望的內心體驗的人們，他們是虛無而又具體的存在，一旦外部的壓力減弱，他們內部聚壓的力量衝彈出來就會形成反理性的瘋狂。

仇恨、憤怒、湊熱鬧、惡作劇……亂七八糟的情感攪合在一起，把林0華拉、推到了街上，盡管在拉推，但林0華並沒有遭到肉體的打擊。因為事前我曾再三告誡要求大家切勿對其動武力，哪怕我們對他恨之入骨, 以免授人攻擊之把抦。

我們這些插隊青年竟然敢把幹部林0華戴高帽拉去遊街示眾，成為了貴縣街上當天的特大新聞，在這座小小的縣城引起的轟動效應，可想而知。因為之前，被拉出去戴高帽遊街示眾批鬥的都是一些普通群眾，是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之類的人物。而敢把領導、敢把幹部拉去戴高帽遊街的，也就隻有我們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上山下鄉青年，才敢幹出來，在貴縣首開第一例。我們沿街向群眾訴說我們下鄉後的種種遭遇和所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更是聲淚俱下的向社會向群眾控訴林0華倚權侮辱摧殘我們插隊女青年罪惡醜行，訴說我們插隊青年的人身無保障。我們的整個行動從中午12點鍾開始，沒有間歇過。特別是遊行到十字街口的時候，圍觀的群眾更多，裏三層外三層，圍得密密麻麻，當我們控訴到林0華倚權奸汙我們女插青時，更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公憤，個個義憤填膺，振臂高呼要嚴懲他。我們能有這麽一個機會一吐心中怨氣，能造出這麽浩大的聲勢，能在社會和廣大群眾中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獲得社會的理解和同情，出現這個如此壯觀的場靣，是我們預先沒有設想到的，因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安慰。在遊行中，許多群眾和家長給我們送來了茶水和食物，表示支持，更使大家的精神、情緒一直處於高度的亢奮中，完全忘記了饑餓和疲勞。但是，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社會經驗的我們這群愣頭青年，仗憑一時意氣，憑一時衝動，競掀起了如此大的風浪，我們沒有想到，我們這一行動，雖然能得到社會和廣大群眾的同情，卻極大的觸動了縣、鎮某些領導的神經，他們認為我們大逆不道，無法無天，視我們為猛獸洪水。我們的行動還在進行的過程中，一張無形的政治大網已鋪開並悄悄向我們撒去，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派出了公安便衣在我們的周圍盯梢，監視，上黑名單，連夜組織成立“貴城鎮小學教工赤衛隊”，對我們插、建隊青年進行政治大圍剿；翻抄我們家庭、個人曆史檔案，上至祖宗十八代，下到三親六戚，五姑六婆一個也不放過，隻要能稍稍沾上邊，都牽連進去。不惜耗盡一切心機、人力、物力、財力，無孔不入千方百計地到處搜羅有關我們的各種“黑材料”，哪怕是我們個人的一點點生活小節問題也成為他們攻擊的炮彈，然後無限上綱上線，大做文章。

風乍起，雲遮日，政治的演變有時候也像自然界發生的現象瞬息萬變，無所適從。第二天一大早，全城大街小巷貼滿了聲討、清算、批判我們插隊青年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把我們的大字報複蓋得嚴嚴實實，絲毫沒有透氣的地方，“紅鐵軍”組織被誣為反革命黑幫，甚至連我的家門口也被那些攻擊的大字報蓋住了，他們使盡了一個潑婦罵街的伎倆，對我們進行圍攻、謾罵，這一切就像泥石流那樣汙濁突然，幾乎要把我們都淹沒了。

麵對著這突發的一切，就像一個旱天炸雷，把我們這群人都炸朦了。昨天，就還是昨天，我們都還是一個革命知識青年，一個聽黨的話，上山下鄉插隊的好青年，一夜之間便成了反革命黑幫分子。我的腦袋“嗡”的一下大了起來。剛離開學校不久，涉世不深，從未經曆過任何政治鬥爭、政治運動的我們，麵對這麽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對手，我們都顯得手足無措、六神無主。自問我們根據《十六條》去做，何錯何罪之有？對他們那種種不實的汙蔑、攻擊和謾罵，我們想回擊，卻無力回擊。因為我們還要回生產隊去掙工分來養活自己。我們沒有這個精力、更沒有這個經濟能力，連我們原來寫大字報的一切費用都是靠大家你三角、我五角錢地湊起來的。我們的對手是官辦組織，他們不愁吃不愁穿，他們的一切開支都是從國庫財政裏支出，我們較得起嗎？從末經過政治運動的曆煉，不知道政治鬥爭的凶險和複雜。我們這群不知深淺的楞頭小子真不知如何應對，麵對著強大的攻擊，我們隻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到最後隻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場，敗陣下來。經此一招，使我感到渾身十分疲乏，好像被台風卷到波濤滾滾的大海中，在浪尖風口中拚命掙紮一樣，要在絕望中求取生存。為了不連累家庭，那幾天時間，我和林毓邦兩人都不敢回家，因為我和毓邦同是1964年貴縣高中同屆畢業的校友，而我們倆都戴副近視鏡，這個樣相，在當時那個年代是顯得很特殊的，因為林毓邦的父親解放前任過“偽鎮長” 的職務，而我父親當時在貴縣交通銀行做一個小職員,為了保住飯碗，曾集體加入過國民黨組織。我祖父在解放後被劃為“化形地主”，（ 我還記得1950年初，貴縣進行土地改革，退租退押的時候，我們全族大大小小幾十號人，當時還不足5歲的我，也一樣被關進貴縣幼稚園去接受土改（即土地改革）工作幹部對地富分子及其家屬的訓話。但是直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不了解當時把我祖父劃定為“化形地主” 究竟是何意思？依據又在哪裏？）所以說，我們倆個都應該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反動派、地主階級” 的“孝子賢孫”，為了給我們插青這次行動抹黑，以達到從整體上摧垮我們的目的，當時滿大街大字報都說這次插隊、建隊青年的行動是以我和林毓邦兩人為首策劃、組織、指揮，把我們倆個稱之為“林、簡二人”。（ 其實，說我是主要的策劃、組織、指揮者之一是不假，而硬將林毓邦牽扯進來，毓邦的確是無辜的。）因此我們兩人都不敢回家, 生怕家裏人因我們而受到牽累。 其實 那時我們己被上挖到祖宗三代、下累了親朋九族。我和毓邦兩人在東湖公園遊泳池邊上熬過了幾個不眠之夜，幸好當時遊泳池的管理員譚火全是我小學時的同學, 又是同街兄弟, 街坊鄰裏, 互相間很熟悉，對我們插隊建隊青年的情況和這次行動都很同情和理解，收留我們，才有一個勉為棲身之處。

為了把我們這些插建隊青年完全置於死地，不僅在縣城大規模組織力量對我們進行殘酷鎮壓，同時，還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利用貧下中農樸素的階級思想和愚忠愚昧的階級感情，抓住我們個別插隊青年的一些生活枝節小事，無限上綱上線，挑撥離間我們和社員的關係，製造我們和當地農民的矛盾，煽動挑起農民對我們的不滿和仇視情緒。指令我們下鄉插隊所在的農村群眾，也對我們進行殘酷的政治圍剿。在他們的操縱下，農村下麵的情況更為嚴酷。我們的住所，包括大門，窗口，牆壁，廚房全部貼滿了各種內容不實的惡毒汙蔑的大字報。在他們的縱容下，不管在什麽地方，不論在什麽場合，那些農村農民隻要見到我們插隊青年，就要振臂高呼“打倒黑幫分子000”的口號，更有甚者的是，還專門組織那些不諳世事的小學生，在我們吃飯的時候，站到我的門口外齊聲高喊“打倒黑幫分子簡毓騏”的口號，限製我們插隊青年之間的相互來往，派人對我們的行動進行監視、跟蹤、盯梢，我們已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甚至他們教唆小孩用石頭磚塊砸我們的窗門，用牛糞糊塞我們廚房的煙囪，把我們自留地種的菜拔掉，踩爛，不準農民和我們接觸，說話，使到那些平時和我們關係較好的農民，見到我們就遠遠躲開，像避瘟疫一樣，話都不敢說半句。他們不但對我們這些插隊青年在政治上進行無情迫害，在工作上、經濟上也采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段，要各生產隊把最重、最髒、最累、最苦的活就安排我們去做，沒有任何半點商討的餘地，且同工不同酬，相差天地懸殊。在他們印象中認為好點的，每個勞動日給你記上個三分，二分一天，差點的他們隻給一分，他們認為壞的，就隻給五厘甚至一厘工分一天，我的工分是一厘工分一天，這是沒二話可說的。在農村裏，正常的勞動力每個勞動日的工分都有10分左右，也就是說，農民幹三天掙得的工分，我要足足幹上一年才掙得到。在我們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時，也有些社員對我們是表示同情，他們背地裏安慰勸解我們，說是由於上麵有壓力，不得不敷衍應付一下，是不得已而為之，希望我們要忍一點。他們的說話使我們受傷的心靈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到底群眾心中有數。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麵對現實，思想和言論之中難免有些過激之處。在那個令人發瘋的年代，有點偏激又算什麽？那個年月，那個環境，哪個不發瘋？！何至於要動用行政手段來對付我們這些插隊青年,這不分明是要把人往絕路上逼嗎？在巨大的政治壓力、殘酷的經濟絞殺下，我連半點喘息求生的機會都沒有了。絕望好像那鋒利的刀子一樣致命地傷害著我曾經一度滿懷希望的心靈。心靈的疼痛和流血使我的臉全部變得慘白並且扭曲變性。古人有雲：“哀、莫大於心死，”我這顆並未蒼老卻是正當年輕的心在絕望中掙紮、呻吟，然後慢慢死去。

悲觀情緒像一片慢慢漲起的潮水，把我這曾經滿懷豪情的年輕人拋入到命運滅頂之災中去。我那時所處的情況就好比在自然災難麵前的人類，同颶風、海嘯、山崩、地裂、地震、火山爆發等等不可抗拒的法則相比，一切人為的努力，抗爭不是都顯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嗎？

信心和激情是一支點燃的蠟燭，光亮越大、燃燒越快。事實上沒有人能夠逾越自身心裏的距離。當你滿懷信心去抓住眼前那個希望的氣球，它卻始終隻在你的激情照耀下，閃閃爍爍，忽隱忽現，當你的蠟燭燃燒殆盡，你的那顆心因為紅影消失，而終將被黑暗的潮水吞沒。

“真的沒有希望”？

“我注定要走向毀滅”？

我自我詰問。在農村，我已確實再無立錐之地了，家裏又是不能回去了的，情勢逼著我作出了最後的也是唯一的選擇——出走！

第四章  出走逃生

張若波、林煬傑和我三人在農村生產隊裏的處境幾乎都是一樣，受的迫害、歧視最深、最大。共同的遭遇把我們的命運聯在一起了。我和張若波、林煬傑二人經過多次商量之後，終於決定遠走塞外去另謀生路。我們這個“出走”計劃是背著親人及插青隊友秘密進行的。為了籌集路費，我把自己的棉被、稍微好一點的衣物及凡能典當換錢的東西都悄悄托人拿去變賣，才湊得不夠200元作為自己此次亡命天涯的路費。他們兩個也好不了多少。

由於當時我們正處在紅色的恐怖中，我們的行動處處有人監視，盯梢。特別是我這個被他們鎖定的壞頭頭，目標更大。因此，為了保證我們這次外逃出走的行動計劃，不被發現，不得不處處十分審慎、小心。最後商量決定我們離開貴縣時，要分散行動：我單獨一個人先離開貴縣到黎塘，在那裏等候他們，次日，林煬傑、張若波他們再在貴縣上車，到黎塘與我會合後，然後一起往西北方向行。至於我如何離開貴縣則由我自己解決。這時，我找到了兒時的至交羅海樓，將我的處境和難處告訴了他。待人義膽俠肝的他，聽了我的請求後，二話不多說，並立即答應再找一個靠得住的朋友，利用晚上時間、人少的機會，用自行車送我走。並密定下我出走的時間是1966年11月3日晚上的子夜時分。那時人們正在酣睡之中，不容易被發覺，安全係數高。

1966年11月3日這天，是我決定離開家鄉遠逃塞北的日子，想到從此我就要背井離鄉遠走天涯時，我坐立不安 ，心神不寧，丟三落四的，每當見到母親的時候，心裏總想說上一兩句話，可話到嘴邊，又不知說什麽好，欲言又止。母親見此狀況，問我：

“你今天怎麽了，成天整個人魂不守舍似的，神色怪怪的，有什麽心事？”

我連忙岔開話題，說：“沒有，沒有。”

看到母親憂心忡忡的樣子，我不敢把要遠走塞外的事情告訴她老人家，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來，為了我的事情，母親日夜擔驚受怕、操心，整個人更顯得憔悴蒼老，我怎麽能在她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刀呢？

這天晚上的月亮沒有被雲彩遮住，雖不很圓，但分外明亮。我靜靜地坐在自家的小閣樓上，臨窗眺望。隻見月亮，清寒的光輝如紗似霧漫灑在沒遮簾布的窗口上，想到呆在家裏就隻有短短的兩三個小時了，這一走，不知何時，或許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這個家了。內心陣陣緊縮。人在等待的時候，時間過得仿佛特別慢，聽著牆上的老掛鍾“滴答、滴答”有條不紊響聲，我的心頭也“卟卟”直亂跳。前路將會有什麽在等待我呢？福兮？禍兮？天也蒼蒼，地也茫茫，世界之大，有沒有人能告訴我，我的出路在哪裏？“條條大路通羅馬”是個古老的真理，可是在這個世界上行走，誰也難料到會遇到什麽事情。我當然渴望一帆風順，但逆風苦雨是不會因為你有良好的意願而不出現。前景未卜……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離起行的時間快到了，我輕輕踮著腳步，悄悄地走到母親床前，望著皺紋滿臉白發蒼蒼的慈祥的母親，淚流滿麵，內心陣陣劇痛，我跪下來給母親磕頭，內心無限愧疚地說：

“媽媽，兒子不孝，對不住您老人家了，願您保重，生養之恩，日後有機會定當圖報。”

直到臨行前我才將我要出走新疆一亊告知妹妹，吩咐她代我照顧好媽媽，不要將我的去向告訴任何人，因此隻有小妹簡家璉為我送行。她流著淚，輕聲地問：

“哥哥，你什麽時候回來？”她的聲音嘶啞而悲涼。

我無言以對。是啊，我什麽時候才能回來？我還有回來的機會嗎？此後天各一方，人海茫茫，而前路渺渺，再看夜空無窮……我不敢再往下想，怕遠走的決心會因此變卦。我硬著心腸，與妹妹揮淚告別。我，就這樣走了，遠遠地走了。想不到這一走與妹妹竟成人生永訣。待我再回到家鄉時，我們兄妹二人已陰陽兩隔，永無再見之時，我的那個家，那個曾留有我童年的歡樂和夢幻的家，也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而令我抱恨終生。

我坐在海樓的自行車上離家而去，滿眼含淚，深情地凝望著我那熟悉溫馨的家，漸行漸離漸遠……終於完全消失在夜幕裏。滿眶悲涼的淚水再也抑製不住，任其似泉湧流。滿目皆空，我心裏也空空如也，隻有說不出的淒涼和悲哀。

從貴縣到黎塘有120多裏路，就是海樓和他的朋友用自行車送我去的。一路上夜風時而吹來，吹過原野，吹過山林，不時發出陣陣輕微而又漫長的呼嘯，仿佛是廣闊無垠的宇宙發出的無奈的哀歎聲，伴我遠行。

我是第一次遠離家門。那年，我剛二十一歲，一個毛頭小夥子。

本來我和張若波、林煬傑二人約定好，第二天，即是11月4日我們三人在黎塘車站會合的。可是列車過了一趟又一趟，出站的旅客出了一撥又一撥，時間過了一天又一天，我望眼欲穿，他們倆人的蹤影一直不現，使我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莫非是他們出走的計劃被發現，他們倆人被抓起來了？他們會供出我嗎？縣裏會派人來追捕我嗎？一連串的問號直往我腦子中猛鑽，我不敢想象我如果被抓回去以後的結果。我該怎麽辦呢？我不斷地在心裏直問自己。沒有一個可以和我商量的人，隻能自己決定自己的去向了。俗話說的好：開弓沒有回頭箭。我想，我也隻有破釜沉舟了。哪怕前麵就是火海刀山，自己也要闖過去，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決心一定，我購了車票，毅然登上了西去的列車，開始了自己漫無目的的孤身萬裏遠行……列車駛離了甘肅蘭州時，西北大地已經大雪鋪蓋了，車窗外的視野就像電影裏的  鏡頭搖出廣闊無垠的戈壁灘，“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情景呈現在我的眼前，荒蕪的戈壁似乎永遠沒有盡頭，戈壁與灰蒙蒙的天邊混合在一起，辨不清哪是天空，哪是大地，鉛灰色的天空，低矮、陰沉沉的仿佛整個兒要壓下來似的，壓得人都喘不過氣來。

經過了七天七夜的列車顛簸，終於來到了塞北高原的烏魯木齊市了。已是入黑時分。下了車，我站在車站的月台上，望著這陌生的塞北高原，舉目無親，整個人都懵了。一片白雪茫茫，凜冽的西北風，呼呼直叫，風卷著漫天大雪向我無情地砸來，塞外大地以它獨有的方式款待著我這個從南國來的遠走天涯的淪落人，寒風冷雪是它送給我的見麵禮。刀割似的溯風無情地吹透了我單薄的棉衣，我冷得渾身直打哆嗦。臉被風吹得像刀割般疼痛，迎著刺骨的寒風，蜷縮著身體，這時從家裏帶來的禦寒衣物都已經被我全部武裝起來了，仍抗禦不住寒風透骨，牙齒上下直打架，腳上隻穿著一雙舊膠鞋，冷得手腳鑽心般的疼痛，稍在室外站一會兒，四肢快凍僵了。想進候車室去喘息一會，連門都沒有，鐵路車站工作人員根本不讓進去。離開車站，茫然四顧，一片漆黑，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摸摸口袋那幾張快被我撚得出水了的人民幣，這是最後剩下的50多元錢了，這是保命錢啊，我舍不得拿去住旅店。我在大風雪中徘徊，飄飛的大雪籠罩住一切，周圍除了老樹，就是皚皚白雪，唯一讓人感到和現實相聯係的地方是那冷落的路燈。可是它那暗淡的燈光在風雪中顯得更加陰冷和孤苦。正是：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望著他們，想到自己孤身隻影，舉目無親，觸景生情，辛酸的淚水控製不住又流了出來。我獨自站在雪地裏好久、好久，都沒有挪動腳步，直到渾身都快凍僵了，才折身隨著那些盲流的人（指沒有目的地到處流動的人群），沿著依稀可見的雪路，又往烏魯木齊汽車站奔去，因為聽說汽車站的候車室可以允許旅客在裏麵逗留，這等於是一個免費的大客棧了。

到了烏魯木齊汽車站，剛一推門，一股熱烘烘的混夾著人氣、汗氣、膻氣、騷氣與各種各樣臭氣的熱浪迎麵撲來，使得我差一點嘔吐。隻見候車室內，密密實實的人幾乎就要把這個候車室擠破，人壓人，人疊人，人睡人，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找不到。那時，候車室外北風怒吼，像要把整個大地撕破似的，鵝毛般的大雪鋪天蓋地在下，積雪都已沒過人的膝蓋，氣溫攝氏零下17度；而室內霧氣騰騰，汗流滿麵，更有甚者，那些從甘肅來的婆娘，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把上身脫得精光，毫無顧忌地在那裏互相捉虱或喂奶小孩，嬉笑怒罵，室內外氣溫相差之大可見。

候車室內人聲鼎沸，小孩的哭聲，吵罵聲，嬉笑聲，哀歎聲，各種各樣的方言聲混雜一片，震耳欲聾。我進也不能，退也不是，正在我舉步維艱，不知所措時，隻見有人猛拉我褲腳，我低頭一看，原來是睡在椅底下的一個年輕人在拉我，他指指他身邊挪騰出的不到一尺寬的地方，示意我睡下來，總算碰上個好心人。我也顧不那麽多，在那個場合，已無什麽麵子可講了，便像他那樣，貓下身子，鑽到椅底下，總算有了一個棲身之處。對比那些連站腳的地方都找不到，我可算幸運多了。一交談，才知大家都是兩廣老鄉。盡管又累又餓，卻無法入睡，睜著眼睛到天亮……想到如今自己的處境，隻覺心頭陣陣酸楚，出路，出路在哪裏？我在腦中深深地思索著。

初來到新疆那幾天，整天在車站四周徘徊，等待張若波、林煬傑他們倆人的到來。

一天，兩天……一個星期過去了，連半點蹤跡也不見，身上的盤纏一天天見少，不知要等到什麽時候。為了節省開支，我隻好勒緊褲腰帶一天隻吃一頓，有時兩個饅頭，有時一碗麵就應付過去了。世界事往往就是這樣，人一倒黴了，事事都不順意，飲涼水也會塞牙縫。可不，剛去幾天，由於水土不服，肚痛拉稀，一個鍾要跑七、八次廁所，還要帶上自己那包行李，很不方便。這不，肚子又痛了，我托身旁一個廣西老鄉幫照看一下，就匆匆忙忙往廁所趕，待我回來一看，整個人都呆了，那對父女連同我的行李都不見了，我向旁邊的人打聽，原來那對父女已上車了，而我的行李則被另一個人拿走了。前後就那麽幾分鍾的時間，我此次徹底成了無產者，一無所有了。真是“屋漏又逢連夜雨”，我怎麽那麽倒黴？！喊天天不應，呼地地不聞，此時此地，欲哭無淚。有人說，生活像逆水行舟，可我覺得這句話並不包括我在內。逆水行舟雖然艱難，尚有舟可乘，而我現今比逆水行舟難多了。我是在人生路上孑孓獨行，飄泊天涯，似斷梗飄蓬，孤影單身，魂遊塞外，何處是歸宿？這時我整個人就像被烈日曬幹了的茄子一樣——蔫了，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呆呆地在汽車站四周漫無目的地溜轉、徘徊……忽然好像聽到有一個聲音在喊叫我的名字，我以為聽錯，在這遠離家鄉幾千裏的地方，會有誰認識我？我再仔細聽，不錯，的確是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多熟悉的，親切的鄉音！我回頭四處張望，終於望見了，是張若波、林煬傑他們倆人在不遠處向我猛喊猛招手。我整個人都愣了，這不是在做夢吧？！我用手揉揉眼睛，再望，仔細地望，不錯，果然是他們倆人，是張若波、林煬傑，是他們來了！我在心裏高喊：終於等到他們了！剛才那沮喪的心情頓時一掃清光。我三步並作一步向他倆奔去，他們也快步向我走來，在那大庭廣眾之下我們三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當時心中那股高興勁就別提了。顧不得周圍眾多旁人投來的疑惑不解的眼光，我們吱吱喳喳說的貴縣話他們根本聽不懂，還以為我們是越南人呢。我們三個人抱在一起都哭了，泣不成聲，落難失散後的重逢，是悲，是喜，說不清，道不明，就是悲喜交集，。我們這三個失散了的亡命人終於又重聚了，重聚在雪地冰天的塞外高原。懸掛在心中十多天的那塊大石頭終於放了下來。

相逢的喜悅、失散的情由還未訴說，可能是由於緊張的情緒得到了舒緩，這時我的胃又似刀絞般的痛起來，臉色發青，無法忍耐，他們見狀，馬上要送我去醫院，那時我已身無分文了，他們身上也所剩無幾，我怕花錢，所以不想去醫院，但他們堅持要去，說：“救命要緊”。這時我想到我身上還帶有那一個“紅鐵軍”的袖章，用它冒充紅衛兵先進去再說。當時紅衛兵全國串連，到新疆的紅衛兵也不少，各地都比較亂，這個辦法果然見效。在烏魯木齊市中醫院急診室確診為急性腸胃炎，醫師說如果再遲點來就會出危險，並馬上安排住院。那天晚上又是針灸，又是打針，又是吃藥，三管齊下，足足折騰了大半個晚上，直到第二天早疼痛才漸漸緩解下來。在醫院我隻住了兩個晚上，這兩個晚上是我離家出走二十多天來睡得最舒服的兩個晚上，如果不是怕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我真想多住兩天，好好享受享受,恢複身體，但想到自己的身份，怕稍有閃失，不好說話，所以剛稍微好點，我便堅持要出院。其實事後看來，自己當時的那種擔心是多餘的，在那個亂糟糟的時候，還有誰顧得上認真去考察調查你的真實身份呢。

我的病剛有所好轉，又輪到張若波和林煬傑兩人，他們也由於不適應那裏的氣候，而先後病倒了。麵對這種實際情況，我們出走塞外另謀生路的決心和信心動搖了，但下一步該怎麽走呢？三人商量的結果是打道回府，但總不能如此灰溜溜地囬去吧？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都太沒麵子了。我說：

“回家可以，但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回去，我不甘心，況且回到家鄉後，該如何向其他插隊青年們解釋呢？”因為我們幾個都應該算是插青中較有影響的人物了，這次我們出走塞外的做法，實在是愧對插青們對自己的信任了。但應該如何回去，我們才能做到師出有名呢？這時，我向他們提出了在我內心中自己醞釀了多日的一個想法。我說： 

“聽說現在有不少人因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上京上訪，我們同樣也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為什麽不趁此機會上京上訪，要求解決我們的問題呢？即使以後我們囬到了家鄉，在人前也還可以說得上句硬話。”

經我這樣一說，他們倆人接受了我的建議，至於盤纏問題，我說;

“我打長話給我在河南信陽部隊的二哥，請他幫助下，相信是多少會得一些的，加上你們身上還有的些許，湊合著節約點，應該是不會有大問題的”。

二哥接了我的電話，給我寄來了60元的救命錢，這就是我們三人上京的全部費用了。

1966年11月28日我們懷著失望、惆悵、渺茫的希望的複雜心情離開了新疆。

第五章  赴京上訪

我們三人轉道北京上訪時，全部家當合起來不夠100元，怎麽辦呢。我們決定采取“混”和“賴”的辦法。所謂“混”即購短途車票，先“混”上車再說，行一步算一步；“賴”則是如果在車上查票被發現時，先說理，如果道理說不通，則隻有“打賴”，反正怎麽“賴”也要“賴”到北京去。幸好當時雖然中央和國務院已下了停止串連的命令，但各地赴京和四處串連的紅衛兵仍然為數不少，車廂裏人員爆滿，每次到站停車，旅客進站上車時，車下的拚命往上擠，而車上的堅決抵製，如果有人稍開一隙窗透風，就會被車下麵的人抓住時機，首先由一個人在下麵的人的支撐下爬進車廂並迅速擴大戰果，又強行打開窗，下麵的人像是行李一樣，一個個被人托著，舉著塞進車廂。每節原定坐載118人的火車車廂，現在200多300人。茶幾上、行李架上、座椅背上、座椅下麵、過道裏全都擠滿了人。有時車廂廁所內同時擠進6-7人，上下車必須走車窗，上廁所必須從人肩膀上過。車板踏板，車廂頂上都有乘客，晚上打盹的人，都有被從車門踏板或車廂頂端拋下火車的危險。車廂下的彈簧，到了幾乎要斷裂的程度。每到一個車站，由於極度嚴重的超載，上不了人，車上車下的人常常發生衝突。由於如此，在車廂上走路都很困難，列車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也就談不上查票了。我們一路藏藏閃閃，小心翼翼，終於有驚無險，平安到達北京站。

在進京的旅途中，盡管人滿為患，但每天早上7點鍾，當列車廣播喇叭播出《東方紅》樂曲後，各個車廂的紅衛兵就不清閑了，組織旅客搞什麽早請示，隻見他們左手平按在胸前，右手高舉著語錄本，用抑揚頓挫的聲音三呼“萬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其餘的人機械的跟著喊。喊完之後，把眼角一耷拉，唱起“東方紅”、“天大地大……”等，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臉上表情虔誠，跟著的人，臉上帶著誠惶誠恐的神情……我看著心裏十分不舒服。但現實就這樣。覺得可笑，覺得他們可憐，自己也很可憐。這些算什麽呢？和以前封建皇帝讓臣民跪叩三呼萬歲又有什麽區別呢？一麵在極力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一麵又在搞人為的造神運動。看不慣,心裏很別扭,聽到那呼喊聲時,身上感到泛起雞皮粒,我也不去湊這種熱鬧,但求能順利到達北京就萬事大吉了。

到了北京，一看，真使我們大開眼界。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展得如火如荼，恢宏偉大，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內容五花八門，使人眼花繚亂，熱血沸騰。特別是天安門廣場上看到了許多有關上山下鄉插隊青年方麵的大字報，大標語，更使我們精神大振，從中也知道各地上山下鄉插隊青年來京上訪的還真不少呢！他們的遭遇和我們的大同小異，不少插隊青年所受的迫害比我們的悲慘嚴重得多。看到這些情況後，我像吃了定心丸似的，心情安定了許多。我們三人都感到我們上京上訪的這一步是走對了，為此，我還電告林毓邦、馮振瑜讓他們也組織些人來北京，看看形勢，了解全國各地插隊青年的情況，增長見識，以便回去更好地組織我們貴縣的插隊青年開展下一步的行動，他們接到電報後也先後來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們找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我們的情況，要求給予平反。在等待中央文革接待站對我們的上訪給予答複的期間, 我們接觸、交識來自江蘇、安徽、河南、山東、內蒙、四川和北京的各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特別是認識了從江蘇鎮江來的知青楊在如、李  遠、裔延誠、孫素珍、孫學武、王秀珍等人, 他們和我們三人都是同時到達北京並一起安排住在左家莊接待站。彼此交談之後，知道都是插隊知青，命運相同，能在北京相識是緣份，因此有一種一見如故的特別親切的感覚。我們推心置腹、互相傾訴了下鄉插隊的情況和感受、對上山下鄉的看法以及在文革中的遭遇等等情況後，都身有同感，更覚相識恨晩。雖然和他們相處的時間不長，我們之間己結下很真摯深切的友誼，在此後的40多年中，我總無法忘懷他們，以及在北京時那段令人緬懷的日子。光陰荏苒，我的這些遠方插隊密友不知尚在人間否，如健在，也當是年近古稀耄耋老人了。當年他們的身體體質那麽好，所以我覚得他們都應該還在人世，真的，很懷念他們。

通過自身的親曆，使我們越來越對上山下鄉是所謂走革命化道路這個說法產生質疑。是呀，我們把青春留在了鄉村荒山，但我們在那片土地上吸收到了什麽呢？除了能“勞其筋骨，餓其肌膚” 外，什麽都沒有！相反，應該說是那片土地從我們身上吸去了我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

這時（1966年底）我們到北京上訪的知識青年從農墾部獲悉當年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安置工作的有關精神，其中明確指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城鎮閑散勞動力開辟了一條廣闊的就業門路……”。

這句話不脛而走，很快在我們這些1964、1965、1966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傳開了。所有的人都震驚了，天啊！直到此時我們才知道，當年我們這些舍棄了城市生活，放棄了升學機會，滿腔熱情奔赴農村，誓為改變農村落後麵貌貢獻一切的熱血青年竟然成了“城鎮閑散勞動力”！一群社會上“多餘的人群”！在這嚴峻的事實麵前，我們終於醒悟了，“我們被騙了”！我們為自己被欺瞞的靈魂傷心和激怒。為被當作“剩餘勞動力”處理品廉價拍賣而悲哀。

回想下鄉以來的一兩年，我們完全是以革命甚至可以說是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在農村的。我們在農村辦夜校，掃除文盲；組織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搞科學實驗，要讓窮鄉僻壤變成沃野良田。我們這些大不過20歲左右，小不到16歲的青年，意氣風發，幹勁衝天，門上貼著“高瞻遠足好青年誌在農村，放眼世界革命者胸懷全球”的對聯，心裏想的是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尚未獲得解放的三分之二的人民。好像這個世界整個就是我們的，殊不知，現實和我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城鎮閑散勞動力”這一身份的確定，使大家意識到被愚弄之餘更感到了理想的破滅。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這代人我們這群人曾有過的雄心，有過獻身農村的激情和衝動，在現實麵前我們的狂熱性徹底碰了壁。如果說曆史賦於我們這代人的偉大使命是消滅三大差別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那麽，我們用最美好的青春證明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那就是三大差別不是在有效地縮小，而是相反，在我們身上明顯地凸現甚至擴大的結果。因此說用我們的實際行動已將上山下鄉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錯誤路線。上山下鄉隻是為了解決城市人口的過剩，也是為了解決城市就業困難的一個試驗性的東西，它不過是冠以了一個華麗的名堂而已，我們這批人就成了這個試驗的無謂試驗品和無辜的犧牲者。當我們一旦發現自已最寶貴的青春、理想、汗水、勞動、投入乃至生命都是無效的投入時，我們的理想主義大廈立刻就會像雪崩一樣坍塌下來。希望的破滅，前途渺茫。知青們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枯燥煩悶乏味的生活日複一日，我們無以發泄心中的壓抑和忿滿，因此，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燒全國大地時，我們這群插青就是一堆幹枯的柴火，那怕隻要是碰到一丁點火星，它就會馬上燃起衝天的烈焰。紅衛兵的大串連幫助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大返城，各地的插隊青年紛紛“揭竿而起”，下鄉知青在紅衛兵的影響下，自覺不自覺地對這條路線進行了抵製。但由於我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決定了我們是一群最弱勢的群體，造反的心態不同，也夾雜有泄憤的情緒，當我們的行為得不到理解時，無奈之際，我們隻好湧向北京，把矛盾上交給中央，而且愈演愈烈。

1966年12月25日，我親眼目睹了清華大學數千學生，浩浩蕩蕩開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會後，這些學生隊伍分別向西單、王府井、北京站等繁華地段出發，沿途高呼口號，搞演講，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在共和國的首都，第一次聽到了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等口號，這些口號聲從心底裏使中國人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不亞於強地震的發生所給人們帶來的震動。堂堂一個國家主席怎麽說打倒就被打倒了呢？疑惑不解，彷徨不安，象一團迷霧籠罩了國人的心頭。而且這些口號還用大大的標語醒目地張貼在天安門城牆上。

北京是一片混亂，加上從全國各地不斷湧來的上訪人員和串連學生，也就顯得更混亂。

為了安撫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情緒，1967年1月4日，國務院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當時在京上訪的文藝、教育、新聞、衛生、體育工作者及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我和張若波、林煬傑三人都有幸去參加了。北京工人體育場是首都為慶祝國慶十周年而建造的十大建築之一。那天，偌大的體育場早早就擠滿了等待被接見的人群，人山人海。雖然沒有見到毛主席，但能見上周總理，當時中國的第三號人物，對於我們這些普通而又極平凡的老百姓來說，已是天大的榮幸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陪同周總理繞場一周和群眾見麵。周總理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說：

“你們的崗位是在農村中，你們應和農民一起參加農村的無產階段文化大革命，你們可以做許多事情，在農村中為農民服務，宣傳毛澤東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產。你們的困難，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將找你們的代表座談，幫助你們解決。”

講話中要求上京串連，上訪的人員都要執行中央的命令，停止串連，馬上返回原工作崗位，抓革命，促生產。那天江青穿著一身綠軍裝，一副矯揉造作，惺惺作態的樣子，令人看到就是不順眼。

馮振瑜、黃柏鬆、黃柳芳和林毓邦等人接到我給他們發出的電報後，於1967年1月5日才到達北京的，錯過了這次接見的機會。

自從總理接見後不久，各地上京串連，上訪的人員，當然也包括各地來京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都被強製性地要求陸續離京，返回原籍。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了我們的來訪。我們送上了我們的上訪材料，中央文革接待站工作人員告訴我們要回當地解決，並出具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紹信給我們回當地政府，還買了返程的車票。由於有了上次去信廣西區黨委反映情況的先例，所以我們明知道此次上訪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但有了中央文革接待站開具的介紹信，上麵蓋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大紅印章，我認為我們這次上京的上訪的目的就已達到了，我們要的也是這個結果。因為有了這個結果，我們就不存在亡命外逃之說了。我們就可以冠冕堂皇、名正言順地回家鄉了。

當時，為了在北京多收集一些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材料，同時對中央文革接待站有個交代，我們商量後決定，張若波、林煬傑和馮振瑜，林毓邦等人先回貴，我緩一步走。這樣我在北京又多逗留了近10天時間。在這期間，我又結識了去山西曲沃插隊的北京知青沈誌耘、山東青島知青柳士桐、四川綿陽知青李炳蘭等。

隨著各地上山下鄉插隊知青進京上訪告狀的人數日益增多，且提出的、反映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激烈、嚴重，並且由於我們提出的問題一直得不到答複，最終導致了相當部分在京上訪的插青采取了過激的行為，衝擊了中央組織部和中央安置辦公室（我沒有參與到這些行動），這才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1967年1月17日，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安置領導小組負責任人兼主管農林口的譚震林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了當時在京上訪的各地上山下鄉插隊青年的代表，我有幸作為唯一的廣西上山下鄉插隊青年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接見。進入中南海小禮堂要經過十分嚴格的手續和檢查。首先給每個參加被接見的人發一張進入中南海的通行證，上麵蓋有國務院的大印。然後事先集中在一個地方等候，由中南海派出一輛專車（中巴）來接我們。上車前要逐一驗票上車，到達中南海後，又逐一驗票下車，再經過檢查，驗票才被允許進入小禮堂。

我們進入會場十多分鍾後，譚震林副總理在其他中央同誌的陪同下才來到小禮堂。由國務院農林口的負責人、中央安置領導小組副組長楊毅給我們介紹了譚副總理。我見到的譚震林個子矮小、幹練，留著一個小平頭，穿一身綠軍裝。見到我們這些各地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時，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一副挺嚴肅的樣子。可能是由於當時在他的腦子中，就已認為我們這些知青都是來鬧事的調皮搗蛋鬼，所以心中惱火，故意不給好臉色我們看。但我們知青代表才不管他的這個態度。楊毅介紹完之後，譚副總理說要先聽聽我們知青代表的意見和要求。這時，我們插隊青年代表便連珠炮似的紛紛發言，向譚震林副總理反映插隊青年在農村裏，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情況，希望中央對插隊青年的問題給予應有的重視、關照和解決。但鑒於當時整個國家的形勢正是處在個人崇拜最狂熱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工作的嚴重弊端尚未為中央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譚震林副總理當然無法正麵回答知青們提出的這個問題，隻是一味強調要求插隊知青要響應黨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就地鬧革命，安心農村生產。雙方唇槍舌劍相持了許久時間，各自都不能說服對方，譚副總理見到我們知青代表不肯接納他的意見，很是生氣，拂袖離席而走，隻留下楊毅副組長和一些工作人員來和我們周旋。我們各地知青代表，見到我們反映的問題沒有得到實質上的答複，大家心中也有氣，就磨蹭在禮堂裏不願離開。從下午五點多鍾一直延續到晚上近十二點，始終沒能達成一致意見，互相僵持，場麵十分尷尬而又冷冷清清，大家都沒有吃飯。由於時間太久，楊毅副組長有胃病，因肚餓引起胃痛發作，整個人直冒冷汗，工作人員見到此狀，忙問

“誰身上帶有幹糧，楊組長胃有問題，給點楊組長解急”。

剛好我身上還留有個中午時的饅頭，拿出來給他吃了之後，才緩緩回過神來。後來工作人員給我們送來晚餐，但我們都表示，問題不解決，我們不吃飯。楊毅和其他工作人員再三耐心勸慰開導我們，見到此狀況，我們這十七個代表聚在一起商量，感到解決問題無望，硬拖也不是辦法，萬般無奈之下，隻好同意飯後便離開中南海小禮堂。楊毅副組長安排用中央首長的紅旗小轎車分別送我們回到各自的住地。此次接見無任何結果，不歡而散，時已近淩晨兩點了。由此可見，上至中央領導人物，下至基層民眾，根本不把我們這些插隊青年放在眼裏，但是在京上訪的插隊青年並不因此而退縮，相反，上京上訪的插隊青年日益增多，要求解決插隊知青的問題呼聲越來越強烈，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用現身說法控訴揭露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中所遭受的迫害、歧視、侮辱、血淋淋的事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同情。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毛澤東一貫倡導並給予肯定的東西，因此，在當時被年輕一代人激情神化了的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的神聖光環裏，偉人的每一句話都是絕對的真理，容不得來自任何人的半點褻瀆，懷疑和否定。否則將會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而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還要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原來主持知識青年工作的劉少奇、譚震林都受到了錯誤的批判，而上山下鄉當時是打著偉人的旗號進行動員的，誰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呢？那不是死路一條嗎！因此，我們上山下鄉青年隻能違心地將這黑鍋往劉少奇頭上扣，硬說是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幹擾和破壞了毛主席的上山下鄉革命路線所導至的結果，提出要徹底砸爛“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上山下鄉路線”。

就是在這種情緒的影響驅使下，當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上山下鄉青年專門下達了一個文件（簡稱10.8通知）時，我們就敢於做出在張貼的中央文件上簽上了我們下鄉青年的意見和心聲，公開表示抵製的過激行為（此事已是後話了）。

就在這時我接到了妹妹的來信，她說貴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一片大好，“狠批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給領導寫大字報，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已陸續地得到平反了，要我抓緊時間趕緊回來，洗清自已的罪名。這樣我就結束了在京上訪，啟程返回貴縣。

1967年2月1日我回到了家鄉---貴縣。當我興衝衝踏進家們時，我看到整個家庭被極度悲哀的氣氛籠罩著。進家門，我見到的第一個人是我的堂侄女，沒等我開口，她就淚流滿麵的告訴我，妹妹外出串連在回家的途中不幸感染上了腦膜炎，剛回到家便病情發作, 雖經醫院搶救無效，於三天前含恨離開了人世。我聽後悲痛萬分、淚如泉湧。妹妹才18歲，1966年秋剛高中畢業，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高考停止，她肯定能考上大學的。妹妹的離去給我們家很大的打擊，尤其是母親。我清晰地記得去年的11月3日，我離家出走的時候，妹妹她問我什麽時候才能回來，那時，我沒有答複，也無法答複，因為連我自己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如何，讓我如何去回答呢？可現在我回來了，她卻撒手人寰了。我懷裏還揣著幾枚毛主席像章，是她在給我的信中特別交帶，要給她設法弄幾枚像章，因為文革初期的時候，像章發行量還很少，能得到一枚像章佩戴是很時髦、很光榮、也很令人羨慕，因此，那時的像章尤顯珍貴。我滿含淚水，把像章捧在手上，對著妹妹的遺像，輕輕地說：

“妹妹，你要的像章我給你帶來了，你怎麽不等等，你為什麽走的那麽快、那麽急？也不讓我們兄妹見上一麵……”。

母親病蔫蔫的一副樣子躺在床上，聽說我回來了，就放聲嚎啕大哭，可憐天下父母心，白頭人送黑發人，此中痛切之情豈是旁人所能理解體會？看著悲痛欲絕、傷心不己的母親，我能說什麽、然而又該說什麽呢？此時，我知道我說什麽都無法安撫得母親失去厶女的痛徹心靈。妹妺聰明乖巧，長得人見人愛，自小就是我們全家人的掌上明珠，更是母親的心肝寶貝，現今妹妹的突然離去，對母親來說，那是剜卻心頭肉啊！加上在文革中我又落難外逃，讓她怎麽能接受得了這殘酷的現實？我雙膝跪倒在母親的床前，看著母親那被痛苦極度煎熬而顯得更加痩削、焦悴、蒼老的臉厐時，叫了聲“媽……”我再也說不出話了, 自己外逃幾個月所經受的種種委屈、波折和思親之情景傾刻間全湧上心頭，想到與妺妹從此陰陽兩隔、永無再見之時，想到家庭因自己而撗遭牽累，想到這一切的一切的時候，我無法再抑製自己那被禁錮了數月的感情，緊緊地攬著母親、亦放聲痛哭了起來，我任憑淚水在臉上唰唰直個流淌不停、我要讓自己鬱積了幾個月的種種感情得以盡情地渲泄個痛快……此情、此景，讓哥哥、伯母、堂嫂、侄女們看著看著，也止不住哭了起來，全家哭成一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半年多時間來，母親的心被傷害得太慘重了。可不，文革初期因我被通城文字圍剿而憂心忡忡，愁得食無味、寢不安。後我又不辭而別離家出走，生死未卜，使她整天為我膽戰心驚，直到我去到北京後，給家中寫了信，知道我的情況後，心情才稍為安寧一點。可妹妹突染重病早逝。無異是在她重創未愈的心靈又再多插上一把刀，使她整個心更滴血淋漓。經此一致命的打擊，使她老人家更加蒼老憔悴。

第六章  風波再起

 隨著全國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狠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許多在運動初期因各種原因被打成“黑幫、反革命”的小人物，都得到了平反。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元月這段時間，先後在貴縣體育場和東北大隊棉村小學召開平反大會，給我們插隊知青予以平反。1967年春節過後，我們回城的絕大部分插隊知青響應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就地鬧革命”的號召，陸陸續續地回到了各自的生產隊參加勞動，投入春耕備耕工作。但我們沒有預料得到的是，我們主動回生產隊參加生產並沒有得到生產隊的歡迎。顯然，我們表麵上是得到得了平反，實際其餘毒並沒有肅清，社員他們在那純樸愚味的階級感情驅使下，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這些插隊青年永遠都是“黑幫分子”，是他們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再加上我們這些插隊知青下到鄉裏直接的和農民們爭口糧，使本來就貧困的農民更加貧困，我們的到來觸犯了他們的生存條件，他們根本不歡迎我們的到來。現在我們又被打成“黑幫”反動分子。因此，他們的新仇舊恨無法根除。下鄉初期建立起來的那種融洽隨和的關係早已蕩然無存，除了敵視、冷漠之外，永遠是一種尷尬、別扭的氣氛。對我們插隊知青之間的正常往來，他們想橫加幹涉，無奈又找不出什麽正當的理由，他們隻能嚴加“關注”，處處監視盯哨我們的行動。

在政治上他們暫時也無法找出什麽茬來整治我們這些知青，但他們利用他們那點可憐的手段來欺壓我們。在派工時，把最髒最苦最累的活安排我們去做，我們知青和生產隊裏的強勞力幹一樣的活，可到了評工分時我們知青所得的工分連他們的一半都達不到，對我就更加苛刻，每天隻記2-3分，連吃飯都成問題。文革初期時他們給我的工分每天隻有一厘，後來雖說給平反了，但在經濟上並沒有給我應有的補償，可我從未和他們計較。現在他們仍然繼續在經濟上對我進行如此赤裸裸的迫害，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嗎？還讓我生存下去嗎?無處說理，無法可討。在鄉下那裏，我是無法生存了，忍無可忍我憤然收拾行李，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立即打道回城。1967年5月我到了湖南衡陽我二姐家，在那動亂的年代我也隻能釆取消極逃避的辦法了，其他隊的知青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樣的遭遇。

在湖南的這段時間裏真是“人在曹營心在漢”，時刻都在惦記牽掛著貴縣，因為那是生我養我的地方，那有我的母親和插隊的夥伴，不知他們情況如何，過得怎樣？在衡陽我也無法整天在家呆著，常上街走動。有一天在街上看見張貼關於湖南知青的大字報，相同的命運，一樣的遭遇，對我震動很大，同時也引起了我極大的關注。我特意去査訪並找到了衡陽知青的聯絡點，並由此認識了翟國棟、歐文彬等衡陽知青。自此之後，我每天都上街走走看看，到衡陽知青聯絡點和他們聊天、交談，從而使我了解和看到了很多有關湖南、衡陽插隊知青的悲慘遭遇，湖南知青他們那股敢闖、敢幹、敢為的勁頭和不屈的抗爭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憾，在衡陽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我不能就這樣算了，這樣顯得自已太懦弱，而且撇下與自已命運相同的插隊夥伴，自個跑來湖南躲安逸，這算什麽呢？也太沒夠哥們義氣，況且我也咽不下這口氣，決定立馬返回貴縣。

就這樣 ，1967年9月20日離開了貴縣4個多月時間，我又回到貴縣了。一下火車, 回家放下了行李, 不顧家人的攔阻, 我便急怱怱地去找我的挿青朋友們, 聽了他們對我的紛紛訴說,我才知道在我離開貴縣這段時間裏，貴縣也發生了不少事，而不久前貴縣發生的武鬥流血事件與插隊知青息息攸關。1967年9月12日（即我準備回貴縣的前一個星期），貴縣發生了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武鬥流血死亡事件，我所在的街道——縣東街的一名無辜老人，被那些號稱貧下中農的進城農民活活打死了。而事情的起因正是由這些所謂的貧下中農引起的：在9月10日中午時分，時值趕集日子，街上往來的人特別多，這時附城公社東北大隊的武裝民兵在一些人的唆指下, 浩浩蕩蕩開進城來遊行，在遊行過程中，他們自恃有貧下中農這個響噹噹的牌子，氣焰囂張地呼喊“火燒貴縣城”，“踏平貴縣城”的口號，因此激起縣城民眾的不滿和憤怒。城上群眾，自發而起, 一呯百應，對這群遊行民兵進行圍追，並把他們團團困住，從口水戰發展到肢體衝突，群情激憤難以抑製，在雙方的打鬥中一個進城民兵被打死了，使矛盾上升到白熱化。9月12日, 在“聯指” 派組織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 以貴縣附城公社東北大隊（即棉村）一農民被打死為借口，挑動了不明白整個亊情真相的附城東北大隊一帶數百名農民, 手持禾叉、鐵鍬、棍棒、鐮刀等器具, 氣勢洶洶, 衝入城區, 不分青紅皂白、見人就打, 並竟然對著一個手無寸鐵的躱逃不及的無辜老人，用禾叉將她活活叉死。這一暴行激怒了縣城群眾。B 派組織的“貴城革指” 馬上組織城上群眾，將闖入城區的附城農民分割包圍在“新廣東照相舘” 門前和設在縣東街的附城公社辦公室門前這兩個地段內。以中學生和街道青年為主力的城區群眾，倚仗地形優勢，最後不但將200多名農民團團困死在附城公社辦公室門前那一狹小的地段裏，而且還有百多人在兩側樓頂上居高臨下，狠砸石頭、磚塊，被困的農民隨時有被亂石砸死的生命危險。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駐貴部隊聞譏，當即組織數百名觧放軍戰士徒手火速趕到出亊地點，一邊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一麵築起數道“人牆”， 將衝突的雙方人群分隔開來，但占據在樓頂上的群眾並未觧恨，仍不時往下擲東西。此次武鬥共計有3人死亡、32人負重傷、60左右人不同程度的輕傷。這就是當時轟動貴縣的“9.12”慘案。為此，使城鄉矛盾極為緊張惡化，縣城裏人心惶惶，棉村東北大隊的社員也不敢自個進城了。

附城公社東北大隊就是我插隊所在的農村。“9.12” 亊件發生的時候，我還遠在湖南衡陽我姐姐處，據插青隊友他們對我說，發生事情的當天，絕大多數插青當天都是在生產隊裏參加勞動，隻有少數的幾個人當時回城裏休息。但由於當時進城的大多是我所在大隊的農民，而此次進城損兵折將，傷亡慘重，顏靣盡喪，因此大隊領導惱羞成怒，把所有的怨氣、怒氣統統集中發洩到我們插青身上來。並憑他們的猜測和憶斷，判定我必然是此次事件的主要策劃、組織者之一，對我更為恨之入骨。夲來，農村就不歡迎我們這些人到他們那裏去插隊，因為我們去到他們那裏挿隊, 很明顯就分薄了他們的利益，“9.12” 亊件的發生，正好讓他們找到了一個驅趕插隊青年離村的最好機會和借口。同時，也為1968年8月份後，那些被趕回城的插隊青年，由於中央的“7.3” 布告、“8.24” 布告、“10.8” 通知，又被從城裏強行遣送返回農村，並有大部份插青不同程度地橫遭批鬥，甚至慘受毒打、迫害埋下了深深的禍根（此是後話）。在上頭的某些人物的授意和縱容下，大隊馬上下令所有有插隊知青的生產隊必湏立即將插隊知青全部趕離農村，特別是那些被他們列入黑名單的人，被認為是所謂的“危險分子”，更不能收留。就這樣，在東北大隊插隊的一百多知青幾乎被他們全部趕了出去（當然，除了幾個是他們認為比較聽話的另類外），除了自已的衣服用具外，粒米都不讓拿走，淨身掃地出門。聽完了他們的訴說後，我的頭都被氣炸了，這不是欺人太甚嗎？根本就不把我們知青當人看，我們不能再這樣忍受下去了。我在湖南時看到的和聽到的當地上山下鄉知青的情況給了我很大的啓迪，使我明白下鄉青年隻有抗爭才有出路，隻有抗爭才能生存。為了讓我們的抗爭能得到社會上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必須要將我們的真實處境，讓全社會都知道。因此，經過和部分插隊青年商量，他們一致同意我的意見，組織貴縣插隊知識青年上街遊行，爭取我們插隊知青的最起碼的人身權利，維護我們插隊知青最起碼的做人----一個普通而平凡的人——所應具有的尊嚴。

經過簡單的準備，1967年9月21日晚8點左右，臨時知青遊行隊伍組成，我是這次遊行的組織者,也是指揮者。由於“9.12”事件剛剛過去不到10天，“9.12”慘案的陰霾濃霧還籠罩著整個縣城。此時天剛入黑，街上的商鋪都關門了，街上行人很少，除了路燈映出暗淡的燈光外，城已到處靜悄悄的。在我的指揮下，我們這支插隊知青遊行隊伍浩浩蕩蕩上街了。

“反迫害、反歧視、爭自由、求解放！”

“還我青春！”“還我口糧！”“還我戶口！”“還我戰友！”（同在東北大隊插隊的知青岑一清無故失蹤不見了，直至現在音訊全無）。

悲壯、激昂的口號聲劃破了整個貴城鎮的上空。這是我們這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發自內心深處滴血的呐喊！

還未從“9.12”武鬥事件死人的恐怖驚嚇氣氛中回過神來的人們，聽到這激昂的口號聲，以為又發生了什麽事情，都趕忙輕輕的打開一線門縫往外窺看。當知道是我們下鄉知青為了捍衛維護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遊行時，那顆懸掛在半空的心才稍稍安定下來。許多群眾對我們插隊知青的情況是有所理解的，他們除了“唉……”的一聲聲長長的同情然而又報之無奈的歎息聲外，他們又能給予什麽幫助呢？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插隊知青來說，能得到他們這一聲發自內心的歎息聲，我們就很知足了。此時無聲勝有聲。同時，他們對於我們發自內心的悲憤呐喊也表示擔心。因為在當時那個瘋狂的歲月，那個極度敏感的政治氛圍中，我們這些另類的呐喊聲與當時的時代旋律顯得多麽的不合韻，而必然不為那個紅色恐怖年代所容納，更是被視為大逆不道。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必須要有一股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和鬥誌，才敢在那個年代，高呼出那樣不合時代旋律的口號。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後來這也成了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確鑿鐵證”之一。

我們插隊知青隊伍遊行經過縣委，鎮委的大門口，環繞貴縣城區遊行了一周。我們的行動宛如向一湖平靜的水，投進了一塊石頭，它濺起了水花，泛起了漣漪，而不再平靜。

第二天，我又組織插隊知青到縣委縣政府，找縣安置辦（當時專負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一個機構），要求解決我們知青的戶口、工作等問題。可是安置辦的領導，對我們避而不見，工作人員又推三推四不予理睬。麵對這種情況，我們大家商量，認為既然已鬧到這個地步了，幹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鬧到底，為了把我們的行動造成更大的聲勢和影響，決定將我們的“革命行動”升級---組織大家在縣委門前靜坐。在當時的中國，隻要你往高處一站，宣講一陣，講完之後舉臂高呼，這就是革命行動了，何況我們打著的是聲討批判所謂的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上山下鄉路線”的牌子，冠冕堂皇，口號響亮。更是為了我們自身的生存。從組織靜坐開始時，我一再強調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過激行為出現，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我們向縣鎮領導和現安置辦公室提出了我們兩個最基本的要求：“1、縣安置辦出麵和附城公社東北大隊協商好，解決我們的口糧（因為那時糧食是每人每月定量供應的），也是解決我們的生存問題；2、安置辦要和有關部門單位處理好，保證我們插隊知青，今後在生產隊的人身安全及勞動報酬問題。對於我們這麽兩個極為簡單廉價的要求，他們卻不肯給予理會，把我們的靜坐當作看耍猴似的，知青們很是悲憤。因此，在中午12點，縣政府機關食堂開飯時，我組織了十多個人，按當時年代的時髦話說就是“兵管”了他們縣政府機關幹部的食堂。當時心想，要鬧幹脆就鬧得大點，反映問題你們不理。我們挨餓，你開飯，世上哪有如此便宜之事。於是我們把機關食堂當餐的飯菜全部拿去分給靜坐的知青們吃了，雖然當時的吃相確實有些狼狽的樣子，但大家都吃得很開心很愜意。

靜坐進行了兩天，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沒有得到任何的解決而流產了。這本就是我所意料到的結局。靜坐雖無果而終，但在社會上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引起了社會上對我們的理解和同情，這就是我所祈求能達到的目的。

要求縣政府解決問題無著落，我們這些插隊青年回城也不可能永遠的倚賴本來就很貧困的家庭，當時定額定量供應糧食，多少口人就多少糧食憑票購買，我們這些都是正在長身體的青年，要吃飯，要生存。我們隻好各自在縣城內找些臨時活幹，我做過泥水工、擔磚、擔煤、扛包、裝卸、挖土方等苦力活，為了賺錢，為了活命，什麽累活重活我都幹。在那段時間相對是平靜些了，因為為了找份買苦力的活幹，還得低三下四的求人家的憐憫同意才行，做人落魄到如此地步真是黴極了。

我在去貴縣港務所碼頭參加挖土方的時候，一天，突然發生塌方亊件，受傷十多個人，其中有兩個老頭重傷，整個工地的人都驚慌失措，不知該如何處理？麵對這突發亊故，我主動擔當起組織指揮搶救工作，聯係救護車，並親自將兩個重傷的護送往一九一醫院進行搶救。但因傷勢太重，搶救無效，我又積極協助死者家屬做好善後工作，還親自去抬棺材出殯，我的這些行動很得街坊群眾贊歎。那時候，想找一份苦力工來做，也十分困難，因此，發生了工傷死亡亊故，也不懂得去要求索賠，反正中囯人的命也就是那麽的不值錢了的，隻有自認倒黴罷了。

就這樣我們白天去做苦力，晚上閑得無聊，悶得發慌。我便約上幾個知青上街閑逛，邊遛達邊看街上兩邊的大字報，表麵上看，我們這些插青也挺悠閑自在的，其實我們心裏的那個苦，有誰能理解？

可能是由於各地的上山下鄉青年“倒流”城市鬧得比較凶的緣故（那時人們把知青回城叫“倒流”），因此，中央在1967年10月8日，針對上山下鄉知青的情況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的名義專門下發了一個文件，文中措辭嚴厲，強令上山下鄉知青必須要立即無條件返回農村，明確規定城裏的兩派組織不準接納上山下鄉知青（簡稱10.8通知），各地的安置部門如獲至寶，他們大張旗鼓的到處張貼此通知。中央當時這種不顧上山下鄉知青的現實情況所下發的壓製性文件，官僚作風引發了廣大上山下鄉知青的強烈不滿和抵製。

我們貴縣的情況也和全國各地一樣，在“10.8通知”下達後，縣安置辦滿街張貼此通知。刺眼的通知灼傷了我們的心，激起我們極大的反感，於是，我邀約了一些知青上街，看見這些通知，我們並沒有撕毀它，而是在通知上麵簽字，說：

這個通知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是“繼續推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上山下鄉路線”，

是“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迫害和摧殘”，

並明確表明“我們就是不回去！”的態度。

在那個非常的年代，我們這一舉動確實是“太張狂”、“太目無王法、也太膽大妄為了”，居然敢批駁中央的通知，用老話說：

這呌作“犯上作亂”，“大逆不道”。

因此，我的這一行動，後來又成為將我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罪證”之一。其實這是我們被迫而又無奈的作法而已。想想雞蛋能碰得過石頭嗎？碰不過，可我們偏偏硬要去碰，而且不是一般的碰！這就因為我們上山下鄉知青是一群在現實社會中無權、無地位的弱勢群體、“低等賤民”。

1967年底---1968年初，貴縣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越來越強烈，互相指責、謾罵、吵鬧聲不絕於耳，貴縣的上空可謂陰雲密布，電閃雷鳴，火藥味濃濃的。兩派的群眾組織都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派，隻有自已才能保住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而麵對的卻是資產階級，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是希特勒、是黨衛軍衝鋒隊、是日本關東軍。他們用狂熱和愚昧所染成的無畏與勇敢浸潤了幾分悲壯的色彩，並強烈地震憾著那些前仆後繼的後來者的心靈，以致在死亡逼近的那一刻，都要奮力反搏，並高喊著那些撕心裂肺的口號去衝鋒陷陣。兩派的磨擦時有發生，兩派的武鬥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我們所有回城的插隊知青都恪守這麽一個觀點，就是不參與任何一派的活動，坐在一旁，冷觀事態的發展。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是非纏身，我仍逃脫不了厄運。

    1968年3月6日晚，發生了“3.6”事件，即當時貴縣B派群眾組織占據了當時的貴縣招待所，把所有的旅客強行趕走，把招待所作為他們活動的據點。這就是後來被人為肆意擴大渲染稱之為所謂的“三·六”反革命事件的真相，也是我被宣布拘留的主耍原因之一。

    “3.6“事件的真相是：1968年3月6日晚上晚飯後，我和往常一樣，約上幾個知青一起在街上遛達閑逛。在街上碰見了貴縣派派B派工總的頭目湯某某，他邀我到他們的據點裏去坐坐，他們的據點就是當時的貴縣醫藥公司大樓。在那裏他向我了解我們插青對兩派組織所持的態度時，我很明確地告訴他，我們隻為我們插青的權益去呼籲，但我們決不會參與任何一派群眾組織，而且中央也有明確規定城市中的群眾組織不準接納下鄉青年參加。談不多幾句，我便告辭出來，當晚近11點鍾時，我們一群人還在大東碼頭聊天的時候，我便聽人說，貴縣B 派采取行動占領了貴縣招待所，剛好當時那裏離出事地點不遠，出於好奇心，我便和幾個插青一起到現場看了一眼，並沒有參與到其中的行動。然而就是這麽一瞥，競也就成為我日後被捕，到拘留入看守所，到判刑勞改其中的一條滔天大罪和所謂的犯罪事實，我真是比當年的竇娥還要冤。

    事情發生後，A  派這派組織以此大做文章，肆意歪曲擴大事實真相，當時的貴縣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偏聽偏信A 派的一麵之詞，向自治區革委謊報情況，更無中生有地把我作為“3.6”事件的幕後主要策劃操縱者而被列入他們的黑名單中，他們準備采取必要的行動。當時我的一個表親，從內部獲悉此消息，匆匆忙忙的趕到我家中，告知我的母親，我母親被嚇得六神無主。本來我參加文化大革命惹出了不少麻煩，就已使她日夜擔心受怕，現在聽說我被列入了黑名單，報上了自治區，事情越鬧越大更不知如何是好，手足無措。剛好我的一個堂兄為迴避文化大革命從來賓合山煤礦回到貴縣家中，母親就找他商量，他們決定讓我立刻出走。那天，我在貴縣港務所新開的碼頭工地挖土方收工回來，吃完飯洗了澡後，母親和哥哥不容我作任何解釋，幫我收拾衣物由哥哥送我去車站，買好了車票，硬將我塞上北去的列車。

1968年3月7日晚，我又一次踏上了逃命路，這次可真正是逃命了。列車載著我離開了生我養我的故鄉，離開了我可愛的溫暖的家。我這一走，使我得以僥幸逃過了一個月後在貴縣發生的慘絕人寰的“4.12”、“4.13”大屠殺，避過了那場劫難保住了我的蟻命，但我最終也付出了失去人身自由十一年多的慘重代價！

當年貴縣發生“4.12”、“4.13” 大屠殺時, 我正在湖南衡陽, 因而對於當時所發生的一切, 隻是道聽途說才得以知道一些鳳毛麟角的亊情, 因此, 對於當時發生的一切真實, 一直糾結在我心中，直到我退休後閑賦在家，和當年的知心老友同憶當年不愖回首的歲月和舊亊時，才得以比較詳細地知道了40多年前發生在貴縣大地那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亊過並不境遷，聽著他們聲淚俱下、句句帶血的述說，使我莫大的震驚和後怕、毛骨悚然。的確，對比當年的冤死者，我是一個莫大的幸運者，雖然被判刑勞改10年，但我至少還能有命活到今天，看到了國家翻天複地的巨變，這就是我人生不幸中的萬幸！

原來，自從“3.6”事件發生後，貴縣兩派的對立情緒不斷加劇上升，形勢己經到了一觸即發之勢，任何丁點火星都會引起衝天烈焰。1968年3月7日，貴縣石龍公社（即現東龍鎮）A  派 以B  派 欲組織武鬥為借口，組織調動了1000多名武裝民兵圍攻屬於B  派 覌點的大農村，他們用四挺機關槍封鎖了進出大農村的兩個路口，然後組織密集的火力，向居住在村裏的無辜群眾進行掃射，並不斷往屋子裏扔手榴彈和炸藥包，至使全村男女老少皆倒在血泊裏，含冤慘死在槍口下。這次血腥亊件中，被炸毀、焼掉民房26間，死亡47人，17人不同程度的受傷。

由於摩擦不斷出現，兩派對立情緒根夲無法消除。在貴縣，當時是A  派 一派控製了主要的權力部門, 為了跟上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 在聯指的操縱把持下, 貴縣也迫不及待地要強行成立貴縣革命委員會。1968年4月13日, 這天將是貴縣革委會掛牌成立的喜慶日子。那幫好大喜功的人, 心裏明知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並未消除, 但仍堅持要如期舉行慶祝活動, 他們為了保證成立大會順利召開, 在這之前, 縣革籌小組早己密令調集各公社的武裝民兵進城, 以維護秩序(實貭就是意欲鎮壓), 嚴防“階級敵人” 的破壞和搗亂。

4月12日上午, 為防止出現不測，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武裝民兵早早就在貴縣政府門前布置了一道道警戒線，森嚴壁壘，民兵閃亮的槍刺和髙度警惕的目光，個個滿臉殺氣騰騰，給整個縣城增添一種如臨大敵和一觸即發的濃濃火藥味。他們此種作為， 既是在向群眾炫耀武力, 也是給群眾來一個下馬威，從而震懾警告群眾:“你們誰也不準亂說亂動，隻能規規矩矩，否則……”但是，不幸的亊情終究還是發生了。貴縣電影院職工秦0美的年僅9歲、不諳世故的兒子劉00路經縣政府大門前時, 靣對那威武的陣勢, 出於小孩旳無知和淘氣, 竟然對著那些全副武裝的民兵, 不知深淺地喊了一句話, 人世間的悲劇、慘劇終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個稚嫩無知小孩的一句話, 似乎就是對這些武裝民兵的極大汙辱, 還是極為嚴重的挑釁 ？竟然就會引來一聲槍響, 一條年幼無知而又無辜的生命, 就這樣殘酷無情、輕而易舉地被奪走了, 這還有人性和公理嗎？！也就是因此亊, 終於引爆了權力向一邊絕對傾斜的兩派群眾組織的大鬥殺。小孩劉00的母親在亊後發生的慘殺中, 因為她是B派 的覌點，就被扣上一個“蓄意教唆兒子惹亊生端，破壞革委會成立, 是嚴重的政治事件” 的罪名也被寃殺了。而且由於她長得漂亮，還被暴徒輪奸後才槍殺的，暴行令人發指，此是後亊。

盡管4月12日發生了民兵槍殺無辜小孩的嚴重事件, 但當時的當權者認為這是“階級敵人” 為了破壞革委會成立而製造的事端，根夲不當作一回事來看，視人命如草芥，不作任何處理，同時仍堅持慶祝大會如期舉行。

4月13日，貴縣黨、政、軍領導和以A派組織為主的數千人在縣體育場舉行慶祝大會，此舉引起極大民憤，大會剛開始不久，B 派組織以青年學生為主的一百多人，懷著極為沉痛和不平的心情，抬著被槍殺身亡的小孩劉00的屍體，緩緩進入會場，要求嚴懲殺人凶手，為死者討個公道。此舉，致使場內秩序大亂，慶祝大會被迫中斷，亦無疑是虎頭叮虱，且更激怒了某些要人，因而引起了更嚴重的亊態發生。

“衝擊慶祝大會會場事件” 發生後, 聯指派便以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是階級敵人對無產階級政權的瘋狂反撲” 、“對新生的紅色政權的極大挑釁” 、是“嚴重的政治事件” 等等，因此， 以“為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 為籍口，當即成立了所謂的“貴縣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 並火速調動全縣除木格公社外的20多個公社的武裝民兵入城，宣布實行全城大戒嚴。頓時，縣城區槍聲大起，烽煙滾滾、戰火熊熊、殺聲雷鳴。被圍剿、屠殺的人，他們髙舉著“紅寶書”、 髙呼著“誓死捍衛……”的“革命口號”、 視死如歸。他們軀體上流淌著熱血、他們怒睜著雙眼，懷著強烈的求生欲望，帶著他們的虔誠和無限崇拜，倒在對方的槍彈下……到頭來，他們都不明白，他們的死，究竟是為了什麽？他們這樣地去死，值不值得？幾十年後，回過頭來想想這些往亊，深深歎息我們這一代人太幼稚、太無知、也太容易被人愚弄而尤顯得可悲、可憐、可歎！！

4月15、16日，A派調動的進城武裝民兵，先後炸毀了B派駐守在朝陽飯店、粵東會舘（即後東方紅電影院）的兩個據點和火焼醫藥大摟後，又立馬實施全城大搜捕。從4月中旬至4月下旬, 宣布全城大戒嚴, 在戒嚴的日子裏, 紅色恐怖寵罩全城, 商鋪全部停業, 家家關門閉戶, 即使斷了糧的, 全家隻好挨餓. 在戒嚴期間,凢被捕捉到的B 組織的成員，均就地槍決，或拉到大東碼頭、古榕碼頭、小南門碼頭等地點去執行槍決，然後將屍首隨即踢落大江，隨水東流而去。既痛快、省亊、幹淨利落，又不會留下任何蜘絲碼跡。還有，更為陰險惡毒的是，為了把他們濫殺B 派成員的罪惡勾當做得天衣無縫、不讓人能抓得任何把抦，便將被捉到的B 派成員與“地、富、反、壞、右” 這些當時被鐵定為真正的階級敵人混放在一起進戳。對外則宣稱，他們槍殺的這些人，全部是“貨真價實” 的、該殺的階級敵人。因為這些階級敵人反共之心不死，時時在企盼陰謀複僻變天，不擇手段破壞和顛復新生紅色政權。因此，對他們施以極端的手段，予以堅決的鎮壓，是十分必要的。不殺他們，新生的紅色政權就不能鞏固；不殺他們, 就無法“穩定” 人心。階級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鎮壓，是革命的行動。正如毛澤東所“教導” 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遵照毛澤東的“最髙指示” 去做，是絕對正確的、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誰敢為這些人鳴冤叫屈，誰就是和階級敵人同流合汙，這是關係到個人的階級立場的嚴重問題。“親不親，階級分”， 在那紅色的恐怖年代，群眾是人人孑孓自危，誰不怕會有飛來橫禍，靣對他們的暴行，隻有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矣。朝陽飯店被炸後，因為我家的後院與飯店緊鄰，許多青年學生從飯店後牆跳進我家後院尋找逃生之路，包括當時被他們作為重點通緝、捕捉、追殺的廖00，都是經由我家而得以暫時脫逃。由於我的遭遇，情同可比，家人對這些青年學生是深表同情的，所以都能大開綠燈放行，給予庇護和方便，但廖00最終還是無法逃脫魔掌, 逃跑到覃塘公社時不幸被抓獲，終而慘遭殺害。

就這樣，他們一邊手髙舉聖旨——《最高指示》，一邊手握殺人武器，瘋狂地、隨心所欲地對一切敢於與他們作對的、或稍示不滿的人濫開殺戒，殺人如麻。那時恐怖籠罩全城，凢是被人“點水告發” 者，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殺無赦！他們的殺人方法、方式無所不用其極。有公開槍斃、有秘密處決；有槍殺的、刺刀捅死的、大刀劈死的、棍棒打死的，也有用牛踩踏致死，更有被活埋的……手段殘忍至極，馨竹難書。大東、古榕、大、小南門碼頭，糖廠獨山，到處都是他們的殺人刑場；龍山木麻嶺就是他們秘密處死、活埋的地點之一，他們把要處決的人拉來後，讓被處決的人自己動手挖一個大坑，然後把這些人推下去，蓋上土，再用汽車輾壓；在三裏獨山寨被吊死、大刀劈死的貴縣髙中、朝陽耕中的青年學生娃就有9人之多……

對於在他們內部早己劃定的黑名單中赫然有名的“危險分子” 的我， 在亊件發生後，可想而知，是理所當然地被列為首捕的主要對象之一。因此，民兵三番四次突然上門搜捕、抄查，但均末有結果，竟然遷怒到我四哥身上，對他踢打，並勒令要將我交出來，否則沒好日子過。看到此情景，我哥耽心我莽撞貿然回來，會慘遭不測，白白丟命，因此趕緊給我姐姐去信，告知貴縣現在形勢險惡，並千叮萬囑我，

“有多遠就走多遠，在這十年八年的時間內，千萬千萬不要回貴縣”。

 我四哥當時就己預見到了我問題的嚴重性。但由於自己太過於自信，認為自己沒有幹過任何丁點兒壞亊，“半夜拍門心不驚”， 因此對哥哥的告誡不甚以為然，才有後來自投羅網之錯，此是後話。

4月18日上午, 家住在永明街的達開中學教曾00, 由於覌點不同, 被民兵在家中搜捕到, 不由分說, 將其五花大綁拖到棉新街政府門前, 當街就地槍決。同時一起陪殺的有溫00（勞改釋放人員）、黃00（社會閑散人員）、劉00（被劃為“壞分子”） 等三人；4月18日晚, 朝陽、反修耕中的9個學生去炸了A派設在沿江路的“大成“店據點後，擬渡江西徃南寧，跳入江後不久，被糧所內兩盞強大的探照燈發現，駐所民兵旋向江裏密集開槍掃射，學生黃00不幸中彈身亡，屍首隨江漂流而去，餘下8人奮力遊過江後往西跑，沿途與圍追的民兵拚光身上所有子彈、手榴彈，砸爛手上的衝鋒槍和手槍，8人抱作一團，髙聲齊呼“毛主席萬歲”、“ 打倒A派” 等壯烈口號，準備拉開最後一個手榴彈的引線，一起同歸於盡時，終被百多民兵包圍俘獲，後慘受折磨；棉新街人的梁00老師，其父親、叔父、侄兒、外甥一家四口人，全被殺死，幸虧梁老師逃得及時，僥倖逃生，才免致被滿門抄斬死絕；而一個以車縫手工為生的鄧00師傅，其兩個兒子均慘遭殺害，一個被槍殺、一個被裝進豬籠沉落大江；穆桂英飯店會計，人長得較胖，由於他是四類分子，便被一群民兵不問情由，拖出門囗，就亂棍猛打到其氣息奄奄，但尚未斷氣，即被民兵的小頭目命令被抓的另兩個四類分子，將胖會計抬去古榕碼頭丟進大江後，這兩個抬屍的亦厄運難逃，被押送的民兵順手牽羊，就地槍殺後，將屍首踢落大江、隨水漂流，成了水底冤魂；我髙中時的學姐劉00及其男朋友，是縣某企業B派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被捉到後，先是關押在縣附城糧庫內，“4.12” 亊件發生後被他們捕捉到的人大部份都關押在這裏，這裏己經變成了一個“集中營”，每天晚上10點鍾後都有人從這裏被點名提走，絕大部份的就再也沒有回來，送上了不歸路。我的學姐在裏麵慘受淩辱，最後與其男朋友雙雙被殺，而她的一個弟弟也同在這個時候被慘殺了；牛00被指控為貴縣“9.12” 亊件中的凶手之一，被抓到立即槍殺，暴屍在西江粵劇團門前（現百貨大樓）的街頭上，用以示眾，警示他人。其親屬抬來棺材欲收斂屍體，不但遭蠻阻止，而且當著其親屬的靣就往屍體澆上柴油，當街焚焼，人性全無；一個新婚不久的年輕少婦黎00，為了挽救其丈夫的性命，不顧己懷孕數月，烈日暴虐，不計羞辱，當眾跪地，苦苦哀求軍代表高抬貴手，饒其丈夫一命，為此她被丟掉了工作，拖著沉重的身孕，和那些強勞力一樣，在酷日下、在水田裏勞作；更為凶殘的是，在大南門碼頭江邊殺死的十幾個人，槍殺後全部詖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殺的劊子手拿來炒吃當下酒菜，其中最為凶殘的是葉00，手狠心辣、殺人不眨眼，因此人們背後咒他為殺人魔王。在“文革處遺” 對他進行清査審理時，他手上有案可查的命案就有70多樁，而其他無法查對的尚不知有多少。對他進行逮捕時，從他家中還搜出用人肝、男性生殖器浸泡的酒，其中有貴縣建築公司一藍球隊員的。對這樣一個喪心病狂的殺人魔王，以至在當年有“談 葉色變” 之說，當小孩哭鬧不停時，大人說：“殺人魔王來了，還哭？”小孩立即收聲不敢再哭鬧了；貴縣高中，我的母校-——貴縣高中當年死的學生也不少，僅以一個班為例，某班原有學生52人，經過“4.13” 事件後，到後來拫據中央指示要“囬校複課鬧革命” 時，僅隻剩下28人了……上述這一樁樁鮮血淋淋的亊實，就是當年震驚廣西區內外的貴縣大屠殺血案，而這還隻是冰山的一角，但僅這些就都足以讓人觸目驚心、慘不忍聞！！！據《貴港市誌》記載，在“4.12”、“4.13” 這前後的十天時間裏，光是縣城被打死、殺死的B派成員和居民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就有230人之多，其中絕大部份是青年學生。在“4.12” 亊件發生後，在統一布置下，縣城下靣各個公社也紛份仿效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 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 “鎮壓反革指揮部”、“ 貧下中農法庭” 等名目眾多的組織。一時間，腥風血雨席巻全縣每一角落，僅在1968年5、6月份，全縣被殺死的人數，據保守的數字就有2129人，尚有許多不知下落、也無法查清的還未統計在內。而在以後“大戰7、8、9月” 時，他們以貫徹中央“七. 三” 布告為名，“保紅部” 又發動了所謂“向階級敵人發起新一輪更猛烈的進攻”時，使各單位各學校各街、村凢和B派有牽連的又一大批幹部、教師、青年學生和群眾無辜死亡，這些人數還末統計在內，直到現在，在那期間究竟寃死、枉死了多少人，都沒能得出一個較為確切的數字來，但總的來說，就是一個字：慘！！！他們大發淫威殺了人之後，“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 強令每家每戶都要“捐錢” 去 慰問、犒勞那幫劊子手，感謝他們的“勞苦功高”、“ 大恩大德”、“ 舎生忘死鎮壓反革命”、“ 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即使是死了人的家庭，也不能例外。寃死者的家屬，要向劊子手感恩載徳，天理何在？但在那個非常的年代、非常的時期，平民百姓能奈其何？隻能敢怒不敢言，恨在內心，恨到咬斷牙根帶血往肚吞。

四十一年前的這一天，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蔣介石，背信、棄義，撕下革命的假麵具，舉起屠刀，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濫殺無辜，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用共產黨人和熱血青年的鮮血染紅了他的戴冠。而在19世紀60年代的這天，世界已進入火箭原子彈時代，誰能想象得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卻有人在熱衷於封建野蠻的大殺戮，施用法西斯式的酷刑；在自已的鄉土上，對著自已的同胞，對高喊著一樣的口號和萬歲，誓死捍衛的是同一條革命路線的骨肉同胞，而竟然互相殘殺。利用掌握在自已的手中權力，對另一派進行血腥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比當年東洋鬼子小日本侵略我中華國土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多少無辜的生命，花樣的年華就這樣白白地冤死了，一幕幕令人目不忍睹的慘絕人寰的民族悲劇就這樣上演了。與曆史何其相似，簡直就是當年曆史的翻版和重演。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這沉痛的曆史時刻！曆史將永遠留下這悲哀的一頁！

第七章  知青慘遇

由於權力的絕對傾斜，對峙的兩派勝負之勢已涇渭分明。毋容置疑，“老插”“老建”作為被鎮壓的那一派群眾組織的觀點，噩運是不會和他們擦身而過的。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但我們又無法躲避這即將降臨的噩運，因為我們沒有權力也沒有靠山，我們隻能是擱擺在屠刀下的羔羊、任他們宰殺。插隊青年們就這樣整天提心吊膽地等待著噩運的到來，日子艱難如履薄冰，度日如年。漫漫長夜無盡頭……。

    中央在7月3日又下發了一個文件，內容是要將返城的上山下鄉知青全部遣送回農村，這就是“7.3“布告。中央“7.3”布告的下達，拉開了我們插隊建隊青年慘遭厄運的血色帷幕。在充滿革命氣氛的詞藻下，插隊知青被無情的驅趕回到插隊的地方---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

    中央“7.3”布告的下達，成了他們捧在手上的“聖旨”，是皇上親賜的具有定奪生殺大權的“上方寶劍”。因此，他們對插隊知青大開殺戒，已根本不需要找什麽借口和理由，也無須怎樣的遮遮掩掩、扭扭捏捏、惺惺作態了。他們有了“7.3”布告，就可以肆無忌憚、恣意欲為地對任何一個老插施加任何的刑罰和手段，這就是他們對插青的“教育”，隻要他們想或高興，他們就可以去幹，就是這些所謂的“貧下中農、民兵骨幹”他們用各種手段來折磨插隊知青，發泄他們平日對插青的不滿、怒恨、嫉妒、猜疑……。

    白天，插隊知青們要乖乖無代價地參加生產隊指派的各種勞動，晚上，就由各村屯組織貧下中農對知青進行批鬥，那批鬥的場景讓人不寒而栗。會議開始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口號像一股巨大的風浪，仿佛要把會場的房蓋掀翻。他們批鬥插隊知青比當年鬥地主還要來勁，拳打腳踢，用鞋底打知青的臉，往知青臉上身上吐口水，揪頭發，用帶有鐵釘的木板鞋打，用皮帶抽、木棍、凡是可以打人的東西他們都用上了把被批鬥的知青們打得直不起腰、翻滾在地、口吐鮮血、奄奄一息了，他們還不解恨，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還要繼續折騰……。張若波、陸慶火、吳興雄、黃春和、李建平、古勁節、甘雄國、彭家仁、黃祖強等等。他們被批鬥時，都被喝令跪在地下，雙手高舉，表示要向貧下中農投降，然後朝他們兩邊軟肋處猛踢猛打，那一個不是被打得傷痕累累，皮開肉綻，筋傷骨折的。女插青林××，本來就是一個文靜，寡言少語的少女，平時與人不苟言笑，有些民兵、村民想挑逗她，遭到白眼，自討沒趣而懷恨在心，就這樣他們以批鬥插青的機會，不需要理由和借口，就拉她出來批鬥，批鬥她時專門朝胸部陰部等要害部位猛踢猛打，淒厲的慘叫聲劃破了夜空，把人的心都震碎了，那幫毫無人性的家夥還在哈哈大笑。一個個場麵，一組組鏡頭，令人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當年上山下鄉插隊知青在“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最好的“教育”！

    肉體上的折磨遠不如精神上的摧殘，更給人以致命的創傷，他們不但在肉體上對插隊知青進行折磨，在精神上也要把知青整個摧毀。人說心痛莫大於心死。黃春和、李建平、黃祖強、A君（女插青，由於可想像的原因筆者以A君來代其名）甘洪國等知青，一天早上，大隊的喇叭廣播宣布他們是四類壞分子，全部集中到棉村小學，那群打手把寫著“反革命黑幫”的大牌子掛在以上幾個知青的胸前，五花大綁，讓他們自己敲著銅鑼拉到街上遊行。還沒到圩上，早就在路邊等候著的一群如狼似虎的大漢們，氣勢洶洶一湧而上，不問情由，對著那幾個知青就是拳打腳踢，拳腳像雨點般的打在知青們的身上，尤其是黃春和、李建平二人，傷勢很重，遊鬥完之後，還要被勒令和真正的四類分子在生產大隊做義務勞動。在石卡、西山那裏在批鬥插隊青年時，讓他們象狗一樣在地上爬來爬去，還要一麵敲銅鑼，一麵自報姓名，“我叫XXX”；還有個別插隊青年被他們追打時，從樓上踢翻滾到樓下。插隊青年那裏還有什麽人格和人的尊嚴可講？！那時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那樣的日子何時有盡頭？！

     黃祖強平時本來就是不善言語，性格內向，膽小怕事的人。俗話說：雷公劈豆腐，專揀軟的欺。就他這麽一個平日連個響屁都不敢放的人，竟然無故被定為四類分子，被拉出去遊街，批鬥、毒打，這使黃祖強的情緒時時處於高度緊張之中，稍有一些風吹草動，便心驚膽戰、魂飛魄散。這一切使他對人生失去了希望，但他又不甘心這樣無盡期、無休止地去承受這些非人的折磨。生性柔弱的他，麵對殘酷的現實，他不知作何抉擇，最後，想到了自我了斷……。暗淡的煤油燈，仿佛似人一樣，火苗掙紮了一陣就熄滅了。暗夜的潮水湧了上來，很快淹沒了牛棚裏的一切，於是，沉沒在暗夜裏的牛們不動聲色地傾聽一個孤獨的人類朝它們盡情的述說，如泣、如訴、如哭、如笑……夜風從土牆的裂縫中鑽進來，將那些不連貫的句子攫住，並撕得粉碎，拋向曠野和蒼蒼宇宙。

    黃祖強獨自呆呆地坐在床上，任淚水流個夠。他帶著對生難以割舍的無盡眷戀，帶著對前途渺茫絕望的無奈心情，帶著對形勢的擔驚受怕、恐懼和悲哀，終於選擇了這條人生不歸路。他將自已最後的歸宿選擇在牛棚裏，或許他覺得自已的命就像牛一樣, 因為牛一世為人類勤勤懇懇耕耘勞作，但還要常常承受人類的無情鞭撻，受盡了人間的百般煎熬，所以他選擇牛作為他人生之旅的最後夥伴。

    同隊的知青四處尋找其不見，最後在牛棚裏找到了沉默寡言的黃祖強時，他己是用褲帶把自己吊在牛欄的橫梁上。隊友林士景、林植義、葉友林等人馬上七手八腳把他從梁上解了下來，並趕忙送去一九一醫院搶救。但一切都太晚了，這時，黃祖強的心髒已停止跳動，身軀也漸漸在變僵硬、冰冷了。他，黃祖強終於得到了解脫。

    也許他在牛的世界裏找到屬於自已的永恒歸宿。黃祖強就這樣地走了，帶著他的悲哀，帶著他的怨憤，帶著他對人生前途的無望……走了，無聲地、遠遠地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黃祖強走了，在我們插青的生活中永遠地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匆，走得那樣的萬般無奈。

   在那個年代，黃祖強選擇死這條路，是屬於自絕於人民，是對社會與現實不滿的表現，是對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的公開反抗。因此，沒有人敢為他的死，說上半句公道話。那個時候，插隊青年個個都處在“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自頋不暇之時，誰也不知道，災難會何時臨頭？說不定下一個就是自已，哼得了聲嗎？哼聲有用嗎？在他們那些人的眼中，黃祖強死了就是死了，“凍死蒼蠅何足奇”，反正中國人口那麽多，還在乎多一個少一個嗎？因此在當時，他的死就是白死，沒有半點意義，但對於他本身來說，由此而得到了永遠的解脫，這就己足夠了。

黃祖強是埋在一九一醫院後麵的山坡裏，沒有棺材，連木板也沒有一塊，更沒有人為他送行。隻有林士景等幾個不怕牽連有正義感的隊友，含著悲涼的淚水默默無聲地用一副擔架把他抬了出去，找到一處空了的舊墓穴放了進去，上麵隻蓋上一張破爛的草席，掩蓋上土，就隻能這樣草草地將他埋了。沒有棺材，更談不上留有墓碑，這一切就像他生前一樣，死後也是如此的簡陋。這時幾隻鴉雀從頭頂上飛過，“哇，哇！”留下幾聲淒涼的淚音……孤獨的墳塋,伴著無聲的魂,一年,一年,又一年……。

林士景是和黃祖強同組的隊友，因為他個子瘦小體弱，加上夲人名字的諧音，所以大家都喜歡叫他做“瘦警察”， 他為人極富有同情感和正義感，而且辦事精靈、通變。黃祖強上吊自殺事情的發生，震動了整個棉市，尤其在插隊青年中，反應更加強烈，這是在文革中東北大隊而且也是全縣發生的第一例知青自殺的惡性事件，如果處理不當，必將波及和影響到其他知青的情緒和今後的安危，事攸關重大。因此他在送黃祖強去醫院搶救的同時，就及時將情況向縣知青辦反映。縣知青辦聽說發生人命案後，自知責任重大，後果嚴重難以承擔，不得不趕緊派人來到東北大隊，對該大隊批鬥插隊青年的過激行為進行了適當的製止。此後插青被批打的現象才稍為有所收斂，不至於有第二個、第三個或更多個類似黃祖強的情況出現，可以說是得益於林士景的機靈，同時更是黃祖強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其他更多的插青隊友於危難之中，為此，我們應該對黃祖強寄予深切的悼念和感謝。

歲月易逝，黃祖強駕鶴西遊已四十多載了，這一切似乎早已煙消雲散。當今天再回顧往事時，我們該會有怎樣的感想呢？黃祖強的靈魂（如果人死了有靈魂的話）在西天那個極樂世界裏能得到安息了嗎？他會安息嗎？當年他是在什麽時候，怎樣的心滰下，能如此狠下決心離開這個他生存得並不算很久的世界的？他在離開這個他不得不離開的世界時，他都翻來覆去地想過了些什麽？……我們統統不得而知。如果他還能活著到今天，應該也已年過花甲、兒孫繞膝、安享晚年了……然而……可他什麽也沒有得到！甚至連最起碼的名譽恢複也沒有得到！！！死了就是死了，一個小小的蟻民，誰還能記得起他呢？嗚乎哀哉！

安息吧！祖強君。

     A君是一個花季少女，才年滿十六歲就下鄉插隊，她聰明活潑，性格開朗，不但人長得漂亮，身材也很嬌美，靚麗純情如花的笑臉，善良純真的心情，是我們插隊知青中的一支花，一支嬌嫩令人喜愛的玫瑰花。由於她家庭成份高，所以下鄉後她處處小心，不敢多言，安分守紀，善良誠懇待人。在生產隊裏做工從不挑三揀四，任勞任怨，在插隊知青中，在社員群眾中和人的大家關係相處得很好。

    鬼使神差，一個“錯誤”的時間，她回到自已住的房間，因此，就給她帶來了終身的災難。因為在那裏，在她們女知青的房間裏，她看見了不該她看見的鏡頭，從而也就使她知道了她不該知道的隱私，因此，她就成了那個手中握有一點權勢的男人心中的一枚刺，一個隱患，必欲除之而心安。但卻又無從下手，無此機會。文化大革命給這個男人創造了機會，一個可以隨意處置人而又不要任何理由借口的機會。

    貴縣“9.12”事件發生後，她和其他插隊知青一樣，被生產隊趕出了農村，回到了縣城。回到縣城後，她深知自已家庭成份高，因此，對任何派性活動從不參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麻煩，清水洗身涼處坐。可是，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不如人意，你不想惹是非招麻煩，可是非麻煩就偏偏纏上你。貴縣“4.12”事件後，已掌握了權力的那一派，到處抓人，那些家庭成份高的及地富反壞右家庭的，還有觀點和他們不一致的，隻要他們認為你有問題的，就可以隨意抓走，關在他們的集中營裏。A君也不知道為什麽自已也被抓，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她的一個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B派觀點，而且還是一個小頭目，在貴縣“4.12”事件中被槍殺；她的一個大哥、一個大姐都全被關進了看守所，一家人慘遭噩運。因此，她也就被抓，並關進了貴縣附城糧庫裏，這是掌權的一派關押人犯的集中營。在那個紅色恐怖的日子裏，他們要殺一個人比踩死一隻螞蟻還要隨意。據A君回憶，那時，每天晚上11點鍾後，都有民兵來“點名”叫人出去，絕大部分人被叫出去後就一去再也沒有回來了，被他們拉到江邊槍斃後丟到江裏隨水漂走。據後來人們回憶說當時貴縣的鬱江水都是紅的了（因為被槍殺丟進江裏的人太多的原故），A君曾兩次被點名叫出去，每次出去都以為自已回不來了，原來他們是把她拉去陪殺，看見自已身邊的人一個個血淋淋地倒在跟前，整個人被驚嚇得癱軟在地，是那些劊子手把她給拖著回來的。這是多麽殘忍冷酷的事啊！對於一個涉世不深的少女，在心靈和精神上受到極深的刺激和恐嚇，直至現在，事隔40多年了，這些陰影一直無法在她心中抹去，往事曆曆在目，晚上經常被噩夢驚醒。

因為“7.3”布告下達後，她和其他知青一樣又從城裏被攆趕回農村，讓她沒有想到的是，更悲慘的厄運在等待著她。正是剛離狼穴又落虎口，被她無意看見的“那種事”本來就很惡心，但那兩個人做賊心虛，總想報複她，這下可好了，A君落又在了他的手裏，從此在劫難逃。她被宣布為“四類分子”，多次被民兵五花大綁，胸前掛著一個大牌子，被鬥，被打，被拉出去遊村。一個少女所應有的人格尊嚴，全被他們粗暴地蹂躪踐踏得粉碎了。最後她被趕到大隊副業場和四類分子一起做義務勞動，在那裏她受到了百般的淩辱、折磨、刁難，每天給她一厘工分，可以說沒有被打死餓死就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一個十六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無情的摧殘蹂躪而過早地凋謝枯萎了。

     張若波是和我第一批一同到貴縣附城公社東北大隊插隊的知青，說起他的插隊還有一番曲折。因為他在家中是獨子，幾姐弟中他是最小的，姐姐們都出嫁在外地，隻有他和母親在一起生活。他人是有點小聰明，有一套拿手的技術---精於修理各種收音機等無線電器材，這樣的人才，在那個年代是相當難找得到的，當時他已在街道上開了一個無線電修理店，生意還相當紅火。

    當上山下鄉動員工作開展後，他懷著一顆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所有的積極要求上進的火熱心情，早早就報名下鄉去，然而在第一批初審時，街道辦考慮到他是獨子的實際情況，而且他母親上了年紀要他在身邊照顧，沒有批準。於是，他又一而再三地去找街道領導，還做通了母親的思想工作，為了表達他下鄉的決心，他當場咬破手指寫下血書，在場的人都被他的決心震撼了，見到他態度如此堅決，於是街道領導批準了他的要求，同意他第一批去插隊。當時有人說他為啥這樣傻？他笑了笑說：人各有誌嘛。也不多做解釋，他就這樣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這條路。他的熱情，當時在城鎮動員青年上山下鄉會上作為典型材料進行宣傳動員。

下鄉後，通過艱苦的生活和勞動環境的鍛煉，他過去在家中那種養尊處優的獨子生活習慣作風得到了很快的改造和轉變，和社員們一起赤腳下田，光著膀子挑擔，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常常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我們還一起回到縣城，逐家逐戶清理糞坑並收集糞便挑回生產隊，倒入田裏。同時，他還將自已所學的技術無嚐的奉獻出來，應用到農業生產和工作上，下鄉初期，他看見隊長每天派工都是一家一戶通知，這樣既費時又麻煩，他就向生產隊建議，安裝有線對講機，這樣省時又方便，足不出戶，按下對講機就可以通話了，每天該幹什麽工作的每家每戶都知道了，又快又好。生產隊長聽了很高興，於是馬上著手辦這件事，他接到任務後不分晝夜，加班加點，隻用了幾天時間就全部安裝好了。一試，效果還真是好呢，高興得隊長咧開嘴巴伸出大拇指說：

“若波，真哩！真哩！”（“哩”壯語即是好的意思），生產隊裏各家各戶都裝上了有線對講機，張若波所在的生產隊第一個開通的，其他生產隊聽說了，都來參觀，大家一致稱讚張若波聰明能幹，說

“扶泗二隊來了個能人張若波”。

    那時農村的農業技術推廣工作還做得不到位也不普及，每年水稻揚花抽穗時，田裏的稻飛蛾特別多，真是令人頭痛，且對農作物有很大的影響，張若波了解到這情況後，便向隊長建議在水田裏安裝上一種夜光燈，晚上時放在水田裏，一開亮後，這些稻飛蛾見到光就會撲向燈光而落水淹死，若波這一建議獲得很好的效果，解決了生產隊的一個難題。

    有一次大旱，又正好是雙搶大忙季節，生產隊裏的打穀機燒了，影響雙搶工作，拿到縣城去修，費時費工費錢。這時張若波二話沒說，又攬下了這個活，將馬達拆卸下來，自已從新繞線圈，為了不影響隊裏的雙搶工作，不誤農時，繞線圈工作本來就是個技術活，別人是幫不了的，不但要細心還要有耐心。張若波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沒日沒夜地幹，連飯都顧不上吃，硬是在雙搶前把電機馬達修好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

    由於這幾件事，使得他在生產隊社員中有了很好的印象，加上他的性格隨和，所以他和社員的關係相處得很好。生產隊的青年有事沒事都喜歡到他的宿舍裏和他聊天，隊裏的男女老少都喜歡地叫他做“阿牛哥”（這是他在家時的乳名），在大隊的影響也很好。

然而，就像張若波這樣為生產隊裏做了這麽多好事的插隊知青，也逃不過文革的厄運，農村的社員由於在樸素的階級感情和愚忠的思想指導下，對上級指示隻會一昧的盲從。因此，自“7.3”布告下來後，張若波又回到了農村，也被當作反革命黑幫分子對待，因為在那時的宣傳材料、大字報都把我們插隊知青描繪成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再加上東北大隊的民兵在縣城的武鬥中被打死，所以對我們插隊知青都變得十分的仇恨和敵視，批鬥知青一點也不手軟，更不會給你講情麵，他們還要和我們劃清界線。張若波平時又比較出名，加上他和我一起去過北京上訪，所以他所遭受的罪就更大了，扶泗屯三個生產隊的插隊知青中，要數張若波被批得最狠最重，打得最傷，處境是最淒慘的一個。若波被打得遍體鱗傷，打倒在地趴著動不了，那些打手們還要在他的身上狠踹幾腳，鮮血染紅了他的衣服，地上的血已結了塊，變成了暗紅色……。鬥爭大會結束了，他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是一同插隊的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隊友陳作鴻、甘耀海等人，不怕受牽連，不顧旁人阻攔，把他和吳興雄抬回房間內擦拭傷口，找來《雲香精》《白藥》等專治跌打創傷的藥給他們敷擦服用。這時候能說上什麽話呢？！隻有淚水涮涮地往下流。慘無人道的折磨，使他對當時積極報名下鄉插隊的熱情表示懷疑，這就是我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麽？！毛主席啊，您的初衷不是這樣的吧！張若波被宣布限製其人身自由，不準擅自回城，不準和任何人接觸，每天隻能一個人挑著泥箕，到村邊荒嶺撿牛糞，孤苦憐仃，滿腹的苦水悲傷無人傾訴，辛酸的淚水隻能往肚裏咽。在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教育”這段痛苦的日子裏，天天擔驚受怕，被打被鬥已是家常便飯，使他的身心受到了強烈打擊，就像烙鐵烙進了他的骨髓裏，今生今世永遠無法忘記。就這樣他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困在農村整整十年，直到1975年底他才被恩準獲得招工去了煤礦。現今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甘洪國是姐弟倆同時下鄉的，那時他還不滿17歲，個子比較小，體質又弱，人是老實本份的。下鄉插隊後，由於年小體弱，憨態可愛，平時說話有點不注意場合，心直口快，好奇心比較強，喜歡湊熱鬧。在文革時被莫名其妙扣上了“殺人犯”的帽子，為此，在批鬥他時，那些社員和民兵把他打得死去活來，一個民兵用帶鐵釘的木板鞋朝他臉上狠狠打去，連皮帶肉勾起來，頓時鮮血直流，他的脖子胸前全是血，把在場的女知青都嚇得大哭，這時他們才收手。至今洪國的臉上還留下這塊永遠也抹不去的傷疤。他也被驅趕到集中營裏與其他四類分子關押在一起，強迫去做義務勞動。

……

青春是人生最燦爛的年華，然而,我們的青春卻是最可怕的歲月,它在狂風暴雨中,血腥的打殺迫害中 ,擔驚受怕中接受人間最罕見的洗禮!

“農村是你們的大課堂，貧下中農是你們最好的老師，在農村這廣闊天地可以大有作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化道路”。

是嗎？！誰能給予我們一個明確而又滿意的答複呢？！

第八章  自投羅網

我在1967年貴縣“3.6”事件後離開了貴縣，使得我僥幸避過了一個月後在貴縣發生的“4.12”“4.13”大屠殺。慘案發生後貴縣不少人逃難出外地，到湖南時碰見了我，都為我感到萬幸。說：“如果4.12的時候你也在貴縣的話，肯定要被抓了，就算有一百個你都要被他們搓成肉漿了”。聽了他們的說話，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也大概知道了貴縣“4.12”“4.13”事件的一些情況，我在內心深深地為那些冤屈致死的生命痛惜，也為插隊知青的命運擔心。想到自已未卜的命運而又惶惶不安。我在湖南也是坐臥不寧，度日如年，一來命運未卜，二來自已整天在家裏吃閑飯，心裏挺不是滋味的。

二姐簡家璐、二姐夫許翊都是普通工人，家裏還有兩個外甥，工資也是剛能糊口，生活是捉襟見肘，現在又多了我這個五大三粗的人在家吃閑飯，一點忙也幫不上，經濟更顯困窘。雖然，他們從沒有在我麵前有過半點怨言，但我的心裏也是很不自在的。因此，1968年3月第二次去湖南時，我在衡陽街上找到有曾有一麵之交的衡陽插隊知青歐文彬，他和我同是64年高中畢業、後到農村插隊的，他也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由於他家庭成份較高，下鄉後待遇可想而知。我找到他說明了來意，他告訴我，他現在在一個建築工地挑紅磚，問我幹得了嗎？我二話沒說，立馬就同意了。因為工地遠，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就起床去約他了，到了工地天才亮。他每一擔都挑30個以上(每塊紅磚6斤多重)，我亦不甘示弱,也挑30個以上, 毎擔都有200斤以上,幹了一天下來,整個人都筋疲力盡，肩膀紅腫，腰疼腿累，辛辛苦苦幹一天，才掙得1.2元錢。回到家中，姐姐看見我紅腫的肩膀，心疼得不得了，叫我不要幹了，但我還是咬緊牙齒堅持幹下去。姐姐無奈，隻好叫姐夫在他們單位找份小工給我幹。姐夫他們的單位是衡陽水電安裝公司，經常要招一些臨時性的小工。1968年6月初，姐夫他們單位在湖南水口山接了一單安裝工程，我隨姐夫到了常寧柏坊幹了三個多月，後又轉到湖南常德化肥廠做管道安裝工作，幹了不夠一個月，由於文革兩派武鬥，交通堵塞，材料無法運抵，安裝工程不得不被迫告停。我於8月底回到了衡陽。

由於有了工作做又有收入，思想不再老是糾纏在在自已的問題上，所以那段時間心情也好了許多，人也開朗舒暢了起來。令我記憶猶深的一件事，是我曾經曆了一次生和死的考驗，那是從常寧水口山礦務局撤回衡陽的途中。當時，由於其他工地任務緊，全隊師傅都調回去了，隻留下我一個人負責運送兩個鋼板製作的工具箱，每個重200多斤，最後撤離。當時，由於連日暴雨，公路中斷，無法行走，隻能靠走水路。1968年正遇上湖南湘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乘載我和工具箱的是一條小小板艇，從常寧柏坊水口山礦區到衡陽有100多公裏水路。當時，洪水滔滔，我也不知當時湘江的江麵比平時究竟寬了多少，隻見濁浪滔天，洶湧澎湃。我所乘的這隻小艇，隻有我和船夫兩個人，在那驚濤濁浪洶湧翻滾的江麵上, 這小艇象一片樹葉，這一葉扁舟隨著波浪起伏翻滾，隨時都有被滾滾濁浪吞沒而葬身魚腹的危險。船夫站在船尾，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緊盯著前方，雙手牢牢地把著舵，根據風勢浪勢來掌握舵向，同時一再叮囑我：坐好，雙手把穩船邊，不要心驚。我從未經過此般陣勢，又怎能不心驚呢？特別是與那些機動船交會時，機動船過後掀起陣陣波浪，小舟被那波浪陣陣猛烈衝擊時，更使人心驚膽顫，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我隻能雙手緊緊抓住艇邊，眼睛眨也不敢眨，直視前方，精神一直處於高度緊張之中，連大氣不敢喘上一口，生怕一喘氣就會造成小舟失去平衡而被江浪吞沒。那時真是有多危險就有多危險。經過10個多小時驚心動魄的顛簸，終於有驚無險平安到達衡陽，這時我才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整個人的情緒才得以放鬆下來。以後每提起此事，還後怕不已，這也算是在黃泉路上闖了過來。

1968年上半年，中國的大地一片火海，各地的兩派群眾組織發生武鬥，已由最初的拳腳相打、棍棒、刀叉發展到輕重武器互相廝殺，外國人稱之為“窩裏鬥”。為了控製已趨失控的混亂局麵和無政府狀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聯合連續頒布了“7.3”布告，“8.24”通告和“9.5”通令，上麵的措辭。一次比一次來得嚴厲，特別是“9.5”通令發出後，一而再三的重申，要“抓革命，促生產”，“就地鬧革命”，“停止外出串連”，“清除外來人口”等等。為了貫徹落實中央的各個有關指示，各地經常突擊清查戶口，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不定時的隨時突擊抽查。凡是沒有當地革命委員會開具證明的外來人員，均作為清查對象，一經查獲，立即收容遣返回原籍。我是貴縣“3.6”事件後離開家鄉的，屬於被清查對象。我從常德工地回來以後，為了安全起見，姐姐在她們單位的附近，租了一間農民的房子。房東是個生產隊長，又是貧協組長，為人老實。我姐姐將我的情況和貴縣武鬥的情況和他說了以後，他很同情我的處境。因此，每逢碰到要清查戶口時，他都事前通知我們，讓我躲開，免過了許多次檢查。但長此下去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由於經常處在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景，心中時常惴惴不安，提心吊膽的，也很煩躁無聊。為此，我很想換一下環境，便給在湖北洪湖農場的大哥簡毓駒和哈爾濱的一個姐姐去了信，說了我的想法，他們都來信叫我去他們那裏住一段時間。此時，我收到了在長沙工作的三哥來信，他在信中詢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沒有做過什麽壞事，有沒有參加打、砸、搶、抄、抓的問題和命案。他說，不管有沒有，都應該主動給當地革命委員會去信，向當地組織說清楚講明白和檢查自已的問題，接受群眾的幫助，爭取群眾的諒解，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返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因為在“7.3”布告中有一條特別強調“返城的上山下鄉知青必須迅速返回當地”，並強調任何一派群眾組織都不準接納上山下鄉知青參加。

收到三哥的信後，我認真反思自已在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所作所為，自已除了寫一些大字報外，而且這些大字報的內容都是有關上山下鄉方麵的，確確實實沒有做過一件壞事，也沒有參與兩派組織間的任何活動，我所做的都是圍繞上山下鄉知青我們自身的問題，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初，我們把那個奸汙女插青的林0華拉出去遊街，以及組織插隊青年在縣委靜坐，其中並“搶”了一餐飯吃，這也算得上是“壞”事的話，也就僅此而已，再無其它。至於他們指控說我幕後策劃組織所謂的“貴縣3.6反革命事件”，這純屬捏造和強加給我的。經過考慮，我對是去哈爾濱或是去湖北洪湖換換環境還是寫信給當地革命委員會呢，幾經權衡，最後我接受三哥的建議和意見，選擇了後者。於9月上旬分別給貴縣革命委員會和貴城鎮革命委員會去了信，檢查了自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表達了自已希望能早日返回貴縣的心情。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自已在選擇寫信回貴縣革命委員會的同時，卻也就自已把自已更深地推進一個不可預知的苦難深淵！

信發出去以後，我的心也好像隨著信發了出去一樣，整個人感覺空蕩蕩的，魂不守舍，坐臥不安，左眼皮老是不時地跳，老輩人有話說：眼皮跳，是非來。自已的第六感官總預感到會有什麽不測的事發生並降臨到我身上，但又想不出會有什麽的不測降臨呢？想想文化大革命初他們是那麽全力“追剿”我，是必欲置我於死地，想想那些逃難出來的人所說的話，他們會輕易放過我嗎？當年聲討“林、簡”二人的大字報貼滿貴縣城大街小巷的每個角落，許多人事後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曆曆在目。我問我自已，這次寫信回去給革命委員會的事，是不是做得太幼稚和太愚蠢了呢？會不會像飛蛾撲火一樣自尋死路呢？姐姐聽說我寫信回當地時，就擔心我的安危了，現在看見我整天心神不定的樣子，她心裏也很不是滋味。她輕聲問我：

“弟弟，你自已估計回去後，那些人會怎樣對你呢？”

“哪裏知道，但想來想去，皮肉之痛這一關肯定是免不了的”我說。

“回去後自已的態度要放好些，主動檢查自已做得不對的地方，千萬不要與他們硬頂，免得自已吃虧。”姐姐勸告我，為了不再使我心煩躁，她也沒有再問下去了，隻是往好的方麵去寬慰我。

9月29日那天，姐姐剛去上班不久，便神色緊張，匆匆趕回到住處對我說

“弟弟，他們來了！”

“姐姐你說誰來了？”我剛起床洗臉，一時還沒反應過來。

“貴縣派人來到了”。

“來了幾個人？”我的心情“嗖”的緊張了起來。

“兩個，兩個人，一個是李0成，另一個不認識，個頭大大的，叫你現在收拾行李跟他們回去。”

“他們還說什麽？”我問

姐說：“我問了他們一下，他們說你沒有什麽大問題，回去向群眾說清楚就可以返村了。”姐姐邊說邊幫我收拾行李。這時，她交給我一包藥丸，說是些跌打創傷用的藥丸，是她前些時專門為我加工的，姐叫我留在身邊作防身用，記住如果有人檢查，你就說是胃痛藥。好姐姐！絕想不到此去的弟弟，將受盡後來的各種苦難！

原來前些日子，我看見姐姐在忙著製作藥丸，原來是為我準備的，姐姐為我想得很周到，想到這次回去，是禍是福殊難預料，心頭一熱，眼淚差點掉了下來。想到和親人分別掉眼淚是不好的兆頭，我趕緊忍住，強作歡容。到了姐姐單位，見到了貴縣來的人。李0成原是我所在的街道副主任，後來調到鎮裏了。

要走了，姐姐一再叮嚀我回去後要端正態度，不要任性，不能耍脾氣，要好好接受群眾的幫助。這時姐姐單位的一個群眾組織的小頭目問李0成要不要繩子，李0成說不用了。聽了這個人如此問，氣得姐姐雙眼怒瞪著他。

我揮淚和姐姐告別，走了好遠，好遠，我回頭望，還見姐姐站在長門口那裏定定地望著我，她見我回頭望，又高聲地對我說：

“弟弟，你要好好的處理好問題，要聽話。”我該說什麽呢？隻是揮了揮手，叫姐姐回去。想不到與姐姐此一別，姐弟竟要十幾年後才相見。

說實話，當時我對前途還是有些天真的幻想，估計最多不過是被批鬥一下，絕對沒有想到我在某些當權人的眼裏竟會有這麽重的分量，如果知道他們是如此的“看重我”，我絕對不會寫那封信給他們，沒有我給他們的去信，他們就根本不知道我跑到什麽地方。

很快我就發現自已被欺騙了，不，應該說是自已發現自已這一步棋是絕對的走錯了，而且是錯得很幼稚、很天真、很無知。原來他們把我帶進城後，不是去火車站而是把我帶到衡陽警備司令部，將我寄押在衡陽警備司令部的一個小房子裏，我心裏“咯噔”愣住了，他們不是在姐姐麵前說得好好的，是人民內矛盾嗎？隻要回去講清楚就可以了，怎麽要把我關在這個地方呢？看來是凶多吉少了，我暗自嘀咕。正當我站在那不知所措的時候，我聽到一個聲音問我:

“小老弟，你是幹什麽的？為什麽被他們關進來？”

這時我才發現這房間裏已經關著一個人在那了。交談之後，得知他是當地不同觀點派別的一個小頭頭而被關進來的，已住了一個多月了。當他聽說我是自已寫信回當地給革命委員會時，直笑我是天下第一號大笨蛋，說：

“人家想跑還跑不出來，你倒好，還要拱起身子往裏鑽，小老弟，看你長得蠻聰明的嘛，你幹嘛哪麽天真呀？他們說的鬼話你也信，怎麽那麽沒腦子呢！”

他的一席話，我聽後無語，而後怕！“我真的是那麽沒有腦子的大笨蛋嗎？”……事實很快證明了這點。

我在房裏默默地呆坐著，心情上下翻湧。下午五點多鍾的時候，同室的那個人捅了我一下，輕聲說：

“喂小老弟，今天早上送你來的倆個家夥來了，還拿著繩子呢。”

我抬頭往外一看，果真如此，隻見李0成倆人拿著根繩子往房間走來，我的心頓時往下沉，像沉到無底的深淵……。

他們把我叫出了房間，要我跪下，我木然地站著，任由他們擺布。和李0成同來的那個大塊頭，走上前不由分說硬押我跪下去，用繩子把我捆個結實。那時候我知道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再說什麽都沒有用了，我隻在心中狠狠地罵自己

“我是天底下最笨的大笨蛋！！！”

從此刻起，這根繩子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我的身上，一天24小時都被捆著，包括睡覺、吃飯，除了洗澡、大便時可以鬆綁一會，還有人在看守著。我就這樣整整被捆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直到後來發生我自殺的事情後，這根繩子才從我的身上離開。

我被五花大綁從衡陽警備司令部押解到衡陽火車站。我父母親養我這麽大，就連我做錯了事，父母都沒有大聲地嗬斥過我，而是耐心地教育我，使我自已改過。如今受到這般奇恥大辱是我有生來的第一次！那冤！那屈！那恨！不知向那裏發泄，如何發泄，我隻有緊緊的咬著牙齒，強忍著怒憤，在心裏默默地對自己說：

“我沒有錯”！

在文化大革命以來，我沒有幹過任何一件打、砸、槍、抄、抓、燒、殺的壞事。我隻是寫了大字報，發表我的觀點、看法和對一些問題的揭露。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中不是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明確規定嗎？憲法上不是還有言論自由這點嗎？偉人不是發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嗎？我響應了號召，我這樣做錯了嗎？錯在那裏？我疾聲自問，我真的很不服，很吞不下這口氣啊！無奈，在那個紅色恐怖的年代裏公報私仇，隨便抓人、綁人到處都有發生，司空見慣，人們的視神經都變得麻木了。對這些抓人綁人的事也習已為常，不足為怪，所以我被綁著走在街上，也並沒引起人們的太多驚訝和注意，隻是瞥了一眼過而了之。到了火車站，人群密集，但看見我是被五花大綁的，他都默默地讓開一條道給我過去。

上了火車後，李0成和那個大塊頭讓我自已單獨坐在一邊，而他們則坐在過道對麵的位置上，監看著我。很多人想來我這位置上坐，但看見我是被綁著的，都又走開了。我知道，他們並不是怕我這個人，而是怕會招惹上不必要的麻煩，但最後還是有兩個近三十歲的人過來坐在我的對麵。坐下來後，四周望了望，才輕聲地問我

“年輕人，為什麽？”

我隻簡短說了兩個字：“派性”，向他們眨了眨眼睛就算了。

他們也挺機靈的，隻是搖了搖頭，輕輕地歎了一口長氣，一臉的無奈和茫然。聽著火車那“哢嚓，哢嚓”單調而又令人煩躁的車輪前進滾動聲，我一臉麻木無神，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腦子裏卻像車輪以的飛轉，什麽都想，可怎麽也想不出個頭緒來，隻覺得一切都雜亂無章，象捆亂麻。我茫然地看著車窗外，飛逝而過的村莊、樹木、田野、道路，覺得沒有一絲希望，一切都完了！未來的一切都是未知數。我想到了下鄉的那天人們熱烈歡送的情景，我激情滿懷，氣宇軒昂；我想到了文革初揪鬥林0華那衣冠禽獸的傢夥時，義憤填膺，正氣凜然；我想到了遠逃塞外在那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異鄉，隻身漂流、孤苦淒清的日子。我想到了我那白發蒼蒼的老母親；我想到了那些患難與共的插友；我還想到了我的初戀——白芸，人們說：初戀是最難以忘記的，的確也如此。我和她是高三時開始相戀的，高中時校規是嚴禁學生談戀愛的，更何況我們當時是高考在即。但情竇初開的我們卻敢於衝破校規禁令。那時候，我們相戀好似搞地下活動，夾在書本裏的一張小字條，擦身而過時的一句說話，都能給對方帶去了無限的溫馨幸福和欣慰。初戀的初吻是最甜蜜而讓人回味無窮的。盡管當時我和她已相戀了五年，但我們這株正在綻開的初戀花蕾，終因經不起時代風浪的無情衝擦而枯萎、凋零了。盡管我是那麽深深地愛戀著她，每想到我不能給她帶去幸福，還將使她受到牽連時，我不得不忍痛分手，但我仍時常在想念她——我那已遠飄天外的白芸，她的一顰一笑、柔語輕聲時時浮現在眼前，迴響在耳邊，揮不去，驅不絕，並伴隨我度過了那漫漫而又艱辛的十一年直到永遠……。我那被苦難壓抑得難以喘息的心，更增添了無限的苦痛。想來思去心都要碎了，我深深的自怨、自艾、自責。我真的太笨了，我怎麽會那麽笨呢？……胡思亂想中,我感覺列車前進的速度正在減慢,列車的廣播說：“各位旅客，前方車站是柳州……”我突然聽到離我座位不遠處的斜對麵發出“砰”的一聲，很重的撞擊聲，那裏頓時像炸開油鍋似的亂了起來。隻聽有人說

“跑了、跑了”，一個粗嗓子急促的猛喊

“快叫列車停車，有人跳車逃跑了！”

這時李0成他們倆人見到發生情況後急忙從對麵過來，緊張地抓著我，生怕我也會像那個人一樣撞窗跳車逃跑，厲聲地對我說：

“你要老老實實的不準亂動”。

隨後又反複仔細檢查綁我的繩子是否綁得牢固，看見他們那副緊張的神態，心裏覺得很可笑。於是，我淡然地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好了，如果我真要跑，當初就不會主動寫信回去給縣革委會了”。還有一句沒說出來，“如果我不寫信回去給縣革委，你們能這麽順利抓到我嗎？！”

經這麽一鬧騰，讓我也想起來了，那個跳窗逃跑者，應該是同我一樣是在湖南被抓回來的。在衡陽上車時，一個也是被五花大綁年紀30上下的人，和我同上一個車廂的。當時有四、五個人押送，這不，也被人家逃脫了，實在太草包了。我很為這個跳車逃跑的人的命運擔心，我和他雖然各不相識，但從當時的形勢看，估計也是因觀點不同，派別不同而被抓的。可以說得上大家是同命相憐。他能跑得了嗎？跳下去會不會受傷？傷勢如何，重不重？我從心底裏對他產生了很大的敬意，欽佩這個跳車逃跑的人，有骨氣、有膽色、有本事，盡管已被五花大綁，居然還能從五個人的鼻子底下，敢在行駛的列車中從窗口跳出去，真的了不起。我想，這個人這麽舍得搏命，肯定是想到回去了也是九死一生。倒不如現在舍命一搏，或許還能有一線生機，一絲希望。我在心中暗暗為他祈禱，但願他能平安無事，安然逃過此一劫難。他的跳車逃跑深深觸痛了我，想一想我自已蠢笨到家了，去信自投羅網，太天真了！此刻我的心好痛好痛！

列車到了黎塘站已是淩晨1點多鍾了，他們叫我下車，原來他們買的車次終點站是南寧，故需在黎塘轉車。經過貴縣的車還未到，所以他們把我先關進一個空貨車皮內。“砰”的一聲把鐵門關上，車廂裏黑黑的，伸手不見五指。我正在茫然不知所措時，突然聽到從車廂角落裏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向我詢句：

“喂，朋友，你為什麽被關進來”。

這突兀而來的聲音著實把我嚇了一跳，這時，我才知道這車廂裏還關著一個人，我定了定神，沒有回答他所問，反問他：

“你什麽時候關在這裏的？為什麽被關？”

他歎了口氣說：“我是他們的對立派，被他們關在這已有十多天了”。

我說：“我是貴縣的上山下鄉插隊知青”。

“你怎麽被他們抓到的？”

“是我自已寫信給縣革委會，他們就派人去抓我了”。

“唉，你怎麽這麽傻呀，這不是自投羅網嗎？”

“別說了，事到如今，說什麽也沒用了，後悔也遲了。”

我問他是否知道貴縣的情況，他說聽說貴縣打人殺人的情況很嚴重，有些人活活被打死，具體情況不太清楚。他還提醒我這次回去要往壞的方麵做好思想準備，我聽了默默無語。

我呆坐在車廂裏不時聽到車廂外邊有人聲和雜亂的腳步聲經過，隨後便聽到用石頭亂砸車廂的車身，發出“呯呯、砰砰”聲，震人耳聾。無法入睡，也不想睡，根本也睡不著。

 

第九章  水牢囚禁

1968年10月1日早上5點多鍾回到貴縣，這天是共和國十九年國慶。

下了火車後，我被押往鎮政府，剛踏入大門，就聽到從裏麵傳出來一片熱鬧聲：

“啊。簡毓騏被逮捕歸案啦！”

仿佛把我“抓”到了，就是他們的一個“偉大勝利”，是他們又立下了一大戰功似的。我內心一橫：事情既然已走到這個地步，怕也怕不來，隻能順其自然，隨遇而安。有福依然在，是禍躲不過，一切聽天由命。看見他們因為抓到我而得意忘形的樣子，我為他們感到悲哀，也深為自已悲歎，這叫作繭自縛，自作自受！

不容我多想什麽，幾個如狼似虎的民兵已一湧而上，不由分說就把我按倒跪在地上後，就狠狠地朝我猛踢。對我似乎有著深仇大恨似的，咬牙切齒地說：

“好你個紅鐵軍司令，你也有今天！”

這是他們封賜給我的“官銜”， 可謂夠大矣。我們插隊知青在文革初期時確實是成立過“紅鐵軍” 這個組織，因為當時“紅衛兵” 組織主要是以學生為主，組織的名稱五花八門，名目繁多。考慮到我們是插隊青年而己不再是學生了，為了區別於學生組織，所以我們自命為“紅鐵軍”， 因而“紅鐵軍”純粹就是我們插青的一個臨時的組織，當時也沒有真正地由大家推選過誰做負責人，隻是由於當時插青的行動基夲上都是以我為主要倡導、組織和指揮的，所以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紅鐵軍” 這個插青組織的所謂頭頭, 在外人的眼中亦是此般認定。對他們的踢打罵，我無法反抗，也不可能反抗，因為我被五花大綁著。我沒有向他們求饒，也不會去乞求他們的憐憫，我隻能把恨、怨壓在心底。我已是砧板上的肉，任由他們切剁。

把我打了一頓解恨之後，他們把我往裏麵押去，經過大廳時，看見有十多個人，都是被繩子捆綁著的，有許多張熟悉的麵孔，但一時都想不起名字，他們像是剛剛起床，都在低頭整理鋪蓋，不敢朝我這邊多望，也無人說話。我想多望一眼，看清楚些，但被那些民兵狠推我走快點。他們把我拉到一個洞口前，一個民兵打開洞門後，猛地把我推進去，隨後把門“砰”的一聲緊緊地關上了。裏麵一片漆黑，漆黑一片，什麽也看不見，我手扶著洞壁，像瞎子走路一樣，摸索著一步一步往下走，下了幾級台階，到了一個轉台，往下又是台階。這時我想起來了，在我收拾行李時放有一盒火柴在包裏，拿出來，劃了根火柴，洞內頓時有了光明，這是短暫的光明。使我看清了轉台往下又是台階，大概四五級台階，下麵便是一潭水，不知水有多深，也不知道這洞往裏還有多深，裏麵更黑暗，陰沉沉的，隻聽見成團成團的蚊子像轟炸機似的嗡嗡直響。火滅了，我又再劃燃一根，看到地洞門是一扇厚厚的木板，大約有10多公分。看來，這原是一個防空洞，現在用它來囚禁犯人，是防空洞改裝成的水牢。這時讓我想起了《紅岩》的渣滓洞，囚禁許雲峰的水牢！

從我剛被押回來就“享受”到如此“隆重”和“高規格”的待遇來推測，我在他們眼中應該是一條“大魚”了。我在心裏自問：

“難道我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以至於要落到水牢囚禁的地步？！”

我忍憋不住了，正想拍門叫喊，洞門“哢”的一聲又打開了，光線從洞口透了進來，我看到的是那些民兵，便馬上問他們：

“下麵全是水，你讓我怎麽睡？”

“你難道還想睡龍床嗎？有水不更涼爽嗎？”他陰陽怪氣地回答。

接著，又凶聲惡氣地訓我。“在這裏你隻能老老實實交待你自已的問題，不準亂說亂動，不準和任何人搞攻守同盟，大小便要報告”。

說完了又再重複一句：“亂說亂動對你沒好處”。

不等我再說話，他就“砰”的一聲將洞門又緊關上了，洞內又變成漆黑一片。我估摸轉台的長寬隻有70公分左右，我1米65的個子，人弓著腰也無法夠睡，而且也很不舒服，還要屈著雙腿。最後，我試了試，隻有背靠轉台洞壁角把雙腳斜向上伸往洞口，睡起來才比較舒服，無奈之下也唯有如此了。臥不成臥，坐不成坐的半臥半坐在轉台裏。望著漆黑的洞壁，睜大雙眼，很想將它望穿；一時又覺得精神恍恍惚惚，仿佛是在做著一個惡夢。我是在做夢嗎？我用手狠狠擰了下自己的大腿，感到痛，頭腦十分清醒地告訴我：這不是夢，是現實，是一個極之荒唐的現實！那是一個荒唐的世界才會有那樣荒唐的現實。我隻不過是寫了幾張大字報，說出了幾句在當時人們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難道這就成了我的彌天大罪？就應該受此折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哪去了？這次明明是我自己主動寫信回縣革委會，卻說是被他們“逮捕歸案”，這又算作什麽呢？“逮捕歸案”，僅從這幾個字的本身後麵就透出那麽冰冷，無情，更有幾分不容訴說的野蠻成份在裏麵，這能讓我口服心服嗎？我茫然地想著，無聲地歎氣著。望著這黑沉沉的洞，覺得這黑沉沉的洞，仿佛像一張黑色的網，正鋪天蓋地地向自己壓過來，在那裏暗中我見到有一張張麵目猙獰，青麵獠牙的惡鬼夜叉在張牙舞爪地向我撲過來，意欲要將我撕成一片片，要將我生吞活剝下去……太可怕了，這太可怕了！這種日子什麽時候到頭？可現在才剛剛開始呢。我該怎麽辦？我又想到了那些插隊青年的同伴們不知現在他們會怎麽樣了？會不會如同我一樣，橫遭折磨呢？我苦苦的思念，無盡的思索，幻影不斷，六神無主，輾轉翻側，坐臥不安，已經兩天兩夜沒合過眼，雖有困意卻無法入睡……

“報告”，正在我漫無天際地在亂想的時候，我聽到從洞外傳來一個聲音，

“報告民兵，我去小便”。

這個聲音聽起來很熟悉，但一下想不起究竟是誰。或許是由於條件反射的原故，或許是自己很想見一眼這個報告要去小便的人是誰，因此，我也迫不及待地擂響洞，報告民兵要去小便。過了好一會兒，才有個民兵過來把洞打開，凶聲凶氣，挺不耐煩地說：

“你嚷嚷什麽？”

“我肚子不舒服，要去廁所。”

他讓我出洞口，在邊上等著，我才知道，連大小便也隻能一個個地去，不能三兩成群結隊去，他們怕什麽？怕這些人互相串供。出了洞口，這我才有機會看清周圍的環境。這是鎮政府的大院，有一個小舞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這裏是當時的縣總工會，每到周未時，在這裏舉辦交誼舞會，這個小舞台是樂隊演奏的地方；六十年代後，這裏變成了鎮政府，1964年10月份，第一次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報告會就是在這裏開的，我來參加了，但那時沒有這個防空洞河，舞台是緊靠在一幢樓的後麵，有樓梯可分兩邊上，在轉台處，是個小陽台，有兩個全副武裝的民兵持搶在站崗看守，再仔細觀察，才發現在舞台前和一側靠一幢平房屋簷的周圍有十多個人分散坐在各自的行李鋪蓋上，或在看“毛澤東選集”或在寫東西，每個人身上都是被繩子捆綁著，個個神情沮喪憔悴，灰頭土臉，無精打采的樣子，好些都是十分熟悉的麵孔，林毓瑜、易偉全、朱錦全、吳耀坤、許龍美、王  鋒、楊 斌、彭慶南、第六地質隊的陳0昌……有些叫不上名字。“怎麽那個在新廣東照相館門前擺一個人體磅秤靠此來謀生活的滿頭白發的周 壽也被抓來關在這裏，他又能犯些什麽事呢？”我感到納悶，在心裏嘀咕。在那個時期，他們已經把鎮政府作為變相的“集中營”使用，還美其名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想想在那紅色恐怖年代，憲法已成一紙廢文，公民的合法權利，人身安全根本不受保障。隨便抓人，關押拘禁刑罰甚至搶殺，都無須經法律程序，一切都由他們說了算，那已成為時尚和正常的現象，隻有這樣才是“最革命”的舉動，如果不是這樣，反而被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因此，我們被抓，白發老頭周 壽的被抓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

這時，先去小便的那個人回來了，我仔細一瞧，原來是林煬傑，他經過我跟前時，我們互相深深地對望了一眼，意味深長，一切盡在不言中，誰也沒有說什麽，因為不準說，所以縱使心裏有許多話想說，卻無法說，無法問。

“我雙手被綁住，叫人怎麽解大便”，我向民兵說。

“叫其他人幫解，完事再綁上。”

去廁所的路上，有一間屋是堆放柴草的，這時我一眼看到了也有幾個人被關在那裏，其中有洗世祥是我認識，他是建隊青年，為人豪爽，在文革初，對，熱心插青的各項活動而且有魄力，和我也比較合得來。經過他旁邊時，他正低著頭在那“學習‘毛選’”我正想開口偷偷和他打個招呼，他抬頭看到是我，知道我的意思，但馬上向我使了個眼色。看到他的樣子我也會意了，此是非常時期，非常地方，便輕輕地向他點點頭示意，他也回應，彼此亦就心領神會了。從洗世祥給我的眼神所顯示的意思，及回來後親曆的種種情況，以及自己目前的處境，我開始隱隱約約地感到在他們那些人的眼中，我的“問題”的嚴重性，看來前景絕對不容樂觀。

回到洞口時，一個民兵拿來一疊紙要我寫交代材料。我說：

“洞裏麵黑黑的，看不見，怎麽寫？”

他說回去請示領導，過了不大會兒，他回來給我把洞門口打開，才使我得以見到陽光。

後來，我又提出了要求解決睡的問題，開初，他們不予理會，我不斷地向他們報告，提出要求，過了一個多星期後，他們才發了“慈悲心”，答應給我一張長木椅，找幾塊磚頭。墊高，將椅子架在水麵上，我才有了勉強棲身之處。

在那紅色恐怖的年代裏，個人迷信，個人崇拜，被推崇到了頂峰，紅色中國的每一個人，每天早上起床後和晚上臨睡前必須要辦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所謂的“早請示”、“晚匯報”，而在辦此件事之前要虔誠而恭敬地三呼“萬壽無疆”，三祝“永遠健康”，這是雷打不變的規定。相比古代封建王朝時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是僅限於大臣上朝時對皇上的必行之禮，而現今是普遍到全國上下的每一個角落，強製每一個人都必湏要頂膜禮拜，這是檢驗每一個人對領袖忠與不忠的“嚴肅的政治立場和態度” 的原則問題。而對於被囚禁關押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後，晚睡前也不能例外地要辦兩件事，但不是“早請示”、“晚匯報”，而是“早請罪”、“晚認罪”。他們沒有資格三呼“萬壽無疆“和三祝“永遠健康”，如果是那樣那豈不是對偉人的莫大褻瀆了嗎？因此他們隻能是“請罪”、“認罪”後還必須要朗讀一遍“紅文四卷”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全文，以示懺悔和投降。否則，就要被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由於是“重犯”，因此就無資格去集體“請罪”、“認罪”，而因禍得“福”，樂得輕鬆。

在水牢的日子的確不好過，洞內空氣不流通，潮濕是不用講了，底下的水也不知多長時間了，進入洞內就聞到一股臭水溝的氣味。尤其每當太陽剛下山，夜幕拉開之時，洞內洞外變成蚊子的世界，蚊子也像那些得勢的小人一樣，倚仗夜幕，一團團一團團成群向人襲來。發出的聲音勝過美國B—52重型轟炸機的轟鳴聲，震耳欲聾，成群結隊迎麵撲來，揮之不散，驅之不走，我成了它們豐盛的晚宴了，不要說睡覺，連坐也不得安寧。

晚上八點鍾左右，我在洞裏聽到外麵民兵的吼叫聲：

“×××，快滾出來！”

過不到10多分鍾，我突然聽到洞外麵傳來一陣高一陣低的叫聲“哎喲”，淒厲的叫聲，聲聲慘叫令人毛骨悚然。我悄悄弓著腰站起來朝外麵窺看，隻見在燈光下，在房子旁邊的一棵光禿禿的老樹幹上，一個老頭被民兵吊在樹上。他們的吊法很殘忍，是把繩子兩頭分別紮緊在那個老頭的兩個拇指上，然後懸吊在樹上，離地麵有一米多高，這樣人的全身體重就是靠兩個拇指承受。四周站著民兵，手拿著木棍，皮帶輪流抽打這個被吊著的老頭，似虎如狼地大聲嚎叫，不知要那個被吊打的老頭交代什麽東西。可能被吊打的老頭實在痛得忍受不了，聲聲哀求說：

“我願意交代，願交代”，

那幫人才把他放了下來。還未等他能緩過口氣，那幫人就迫不及待地追問他：

“快說，快說。”

被吊打的老頭稍稍喘了口氣，歎氣著說：

“老天爺啊，我真的沒有，你們要我交代什麽呀！求求你們放過我了吧……”

話還沒說完，惹怒了那幫民兵，一邊猛踢猛打他，一邊凶狠地說：

“你耍滑頭，作弄我們，想找死嗎？”

那個老頭隻能雙手抱著頭在地上翻滾。那幫民兵又把老頭如法炮製又像剛才那樣把他吊了起來，那老頭淒聲厲叫

“我的兩個手指快要斷了，求求你們放過我吧，你們家裏也有老人……”

這句話更激怒了這幫人，這幫披著人皮的“人”，棍棒、皮帶如雨般打在老頭身上，最後，老頭昏了過去，他們才停手把老頭放了下來，用一盆冷水潑向他臉上，過一會老頭才發出絲絲的呻吟聲，那幫人說：

“裝死，今晚便宜你了，明晚再算帳。”

望著這幫凶神惡煞的打手，我感到他們根本不是人，而是陰間地府閻羅殿裏的牛頭馬臉，夜叉小鬼。可這兒不是地府，這兒是紅彤彤的世界，是陽上人間，但現今，連恐怖都變成紅色的了。看到這慘無人道的一幕，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的人間現實，我的心緊縮成一團，實實的。這時一個聲音在洞門處高聲呼叫我的名這，叫我出去。剛才的餘悸未過，這邊又來聲聲催命，我的心提到嗓子上了。一個持搶民兵，把我押到辦公室，裏邊已坐有兩個人，一個叫馮0初(他是A派的幹將,1984年“文革處遺” 時受到了處理)，我原來就認識了他，滿臉胡碴子，另一個比他年輕些（後來從其他在押人員的口中才知道他姓薑，外號叫“亞七奀’）。進去以後，我站在那裏，他們沒有說話，而是定定地瞪了我差不多一分鍾的時間，可能是想先在精神上、氣勢上給我來一個下馬威吧，才指了指他們對麵的一張板凳叫我坐下。開頭是例行讓我報上姓名、年齡後，然後問我說：

“你對自己的問題考慮得如何？”

“我已考慮了。”我回答說。

“那你將自己的問題交代一下。”

我就將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過的述說一遍，他們打斷了我的說話，說：

“這些問題我們已清楚，除了這些你還有什麽未作交代。”

我說：“沒有了”。

“你可要想清楚些，話不要說得太早，太過肯定，要給自己留條後路。”

“我沒有就是沒有嘛，要我怎麽說”？我說

接下來，他們對我的審問，不再提及關於我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而是轉口追問我在外期間與什麽組織有聯係？參加過什麽組織？擔任什麽職務？回貴縣有什麽具體行動和計劃？接受什麽任務？如何開展工作？發展了多少人？

聽到他們這一連串不著邊際的訊問，使我一頭霧水不知天，根本就無從回答，我很明確而又坦白地告訴他們：

“中央已有文件下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不得介入兩派群眾組織，因此，兩派組織我都沒有參加，在外地，我就是在我姐姐處住，與其他人和組織沒有任何聯係，隻是偶而上街去看看大字報，也不識什麽人，更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

“你什麽時候參加反共救國團？”姓薑的幹脆很直截了當地質問我。

“我從未聽說過什麽‘反共救國團’，更談不上參加，因為我連認識都不認識”。我的回答也很幹脆。

“你知不知道黨的政策曆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我知道，而且要重證據，重事實，重調查研究。”我據理力辯。

“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顯然姓薑的對我句句頂撞惱羞成怒了，他一邊說一邊拉開抽屜，“啪”的一聲，把一疊材料摔到桌麵上給我看，然後怒氣衝衝地對我說：

“這就是證據！看看，這就是群眾對你的檢舉揭發材料，沒有事實，我們找你幹什麽？”

“如果你認為你們已有充分的事實證據，你就依法處理吧”，

我想也沒多想就這樣回答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幹過些什麽事情我心中完全清楚，所幹過的每件事都曆曆在目。他們想訛我，詐我口供，想在我身上獲得新的重大突破，好去向上邀功乞獎。因此他們反反複複的問我，就是想要我承認參加了反共救國團，但我的回答始終沒有改變，態度如一。

審問的人顯然失去了耐性。這時一直陰沉著臉在旁邊坐著冷眼觀看的滿臉初極不耐煩地看了我一眼，冷笑著說：

“姓簡的，你現在別耍嘴巴硬，到時候你就知道了。”突然話鋒一轉，他冷然冒出一句：“說說吧，你的那支五四手槍”。

聽了他這句話，我更覺得他們可笑，因此我斷然地回答他們：“我從來沒有也不見過這些東西。”

“沒有？”他反問我，接著說：

“你說話不要一下子說得太肯定，我又再提醒你一點，那支五四手槍是全新的，用油紙包得好好的，你不要抵賴裝糊塗。”

“沒有就是沒有！”

“你這個貴縣聯絡員，廣西特派員，說說你們成員的名單和行動計劃……”

聽到他們這些不著邊際的詢問，看著他們如此低劣的審訊手段和方法，真讓人笑掉大牙，不過這樣的人也隻能是這樣的水平了。我除了在心裏感到他們的可笑以外，更替他們感到可悲和臉紅，造假造得如此低劣，全都是憑空捏造的東西。麵對他們如此拙劣的審問水平，我內心更鎮定和越發冷靜，他們手上根本沒有掌握我什麽材料，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幹過什麽出軌的事情，更不要說讓我去參加什麽反動組織，自信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立場和分寸的。我很從容坦然地回答他們：

“我不是什麽特派員，因此，我就更不可能有什麽名單和行動計劃了，這個官銜是你們封給我的……”

“你不願交代，隻有把你交給群眾了，現在我們給機會你不要，到群眾大會上就沒有這麽好說了，等群眾‘幫助’、‘幫助’你吧！”他們不等我說完，大力拍打著桌子說。

多動聽的詞藻，所謂“群眾幫助”也就是他們常宣稱的“群眾專政”的代名詞。是他們那幫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利用群眾的愚昧和狂熱，煽起群眾的瘋狂，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那種場合下，還會有什麽理性和文明可講？還有什麽事情不能幹得出來呢？但是，我總不能把髒水往自己身上潑吧？我沒有再回答他們的問話，也不屑於回答他們。室內沉靜，尷尬的難堪。姓薑的又拍起桌子咆哮說：

“你不要以為你不說話，我們就沒辦法奈何得了你是吧？主動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晚交代好，否則，到時候你會後悔的。”

“……”

“看來你是不打算交代了，那就等著從嚴處理了。”

“……”

審訊室裏靜寂了。沒有說話的聲音，雙方僵持著在那裏，過了好一會兒，隻聽他們惡狠狠而又無奈地吼：

“把他押回去”。

第二天下午，他們把我叫了出去，十月的太陽把地麵還能曬得熱燙燙的。他們要我把褲腳挽高過膝蓋，跪在熱燙的灰砂地麵上，這個滋味是不好受的。這時，幾個民兵圍了過來，說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不肯老實交代問題，用腳猛踹踢我，我無法解釋，也不容我解釋，我隻能把手臂緊緊地護住自己的身體，用雙手保護自己的軟肋要害部……那些關押在鎮裏的人在一邊木然地坐著，他們沒有看，也不想看，這些他們都已飽嚐了，對此也就已經麻木了。這些民兵這樣對我，無非是想給我來一個下馬威而已。回到洞裏，自己仔細一看，被踢打的地方已經淤腫了，我把從衡陽拿回來的藥丸服了。說起這些藥，在湖南時我還不想要呢，因為覺得自己在文革中並沒有幹過什麽壞事，總不會把我太怎麽樣了吧？自己想得太簡單幼稚了，那時他們這些人，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性和人性，殺人已經殺紅了眼睛，打人已經打上了癮，一天不得打人過下癮，他們的心就總是癢癢的，隻是看那個碰上那個倒黴罷了。現在可攤上用途，我在心中特感謝姐姐為我想得細，準備得周到。

到了晚上，又是10點多的時候，又開始對我進行提審了……。連續幾個晚上都是這樣地如法炮製，反複折騰，但從我身上始終無法如願得到他們想要的材料。

通過幾天下來，我對裏麵的環境了解了許多，鎮政府——一個人民權力的機關已淪變成為一座關押人民的監獄，共和國的憲法在這裏已被完全踐踏，由於他們手中掌握了權力，所以他們就是法，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每天晚上在那裏都可以聽到陣陣疹人、淒厲的叫聲，這是他們在對被關押在裏麵的人使用刑罰時所發出的痛苦的嚎叫。

初步適應了那裏的環境後，剛回來時那種驚怕的心情稍稍得到了緩解，坐在那潮濕、陰暗的水牢裏，特別的思念親人，特別想家，也特別掛念我的那些同命運的插青隊友們，不知他們現在怎麽樣了呢？現在自己一個獨自被關押在這裏，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交往，無人可商量，隻能憑著自己的推斷去應付他們，感到多麽的孤單和無援。我想，他們如此對待我，無非是想首先要從精神上，思想上摧垮我，所以他們暫時還未對我施以酷刑，毒打。對我踢踢打打跪跪，按照他們的說法，隻是“小兒科”，意思意思一下，小小“見麵禮”，好戲還未開場呢！但不管怎麽說，我自己回來以後，我沒有把責任推給任何一個人，也沒有出賣任何人，更沒有出賣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對於在文革初期串連組織插建隊青年回城，以及以後出現的所有事情，我力擔全部責任，我不想也不希望那些老插老建隊友們像我一樣遭此不幸，不要因我而受無辜的連累牽扯。看到那群民兵每晚都在變著法子去摧殘、折磨關押在裏麵的人時，我就想，厄運什麽時候會降臨到自己頭上，雖然已有所心理準備，但始終有陣陣的惶恐不安，終究自己還未親身經曆過那種場合，僅是聽說而己。

我就是這樣提心吊膽地捱過了一天又一天。像這種一個人的精神和情緒永遠處在高度緊張之中的日子，過一天比過一年還要漫長。

……

  絕望人生

擔心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1968年10月25日這天下午, 一群民兵突然蜂蛹而至來到洞前, 如臨大敵般將洞口團團圍住, 髙聲狂叫要我出去。出了洞後，他們喝令讓我跪在毒辣辣的太陽底下，什麽也沒有說，就先給我來了一頓腳踢，送了“見麵禮” 之後，才讓我交代自己的問題。我說：

“我的問題都交代過了，主要是對現實不滿，攻擊偉大領袖和林副統帥，攻擊社會主義製度，不安心農村勞動，帶領插青們回城……”

“現在要你交代你關鍵的、主要的問題，其它不要你多說”。

“我主要的就是這些了，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嘛”， 我回答他們說。

“看來你的嘴巴還挺硬的啊，你是要死硬到底不見棺材不流淚了，那就告?你，做好準備，今晩去參加群眾大會，好好接受群眾對你的‘幫助’……”

見得不到什麽效果，他們對我折騰了一番之後，又把我押回水牢裏去。

坐在洞裏，我細細地品味他們剛才對我說的話，我想到了許多。今天他們這一行動，讓我很感突然，也覚得怪怪的，他們這樣做決非偶然而為，看來要到大會接受“群眾的幫助”這一關是逃不了的。我極力去想象“群眾大會幫助”我時的恐怖慘酷情景。在此之前，我已聽了不少所謂“大會批鬥”、“群眾幫助”的真實情況，那才真正是法西斯式的暴行、酷刑。讓你站在會場的中間，低頭彎腰地站著、飛機式站著……然後木棍……皮帶……板鞋……拳腳交加……這就是他們的“群眾幫助”，我雖然未親眼目睹過“群眾幫助的“盛況”，但聽到了不少親曆者所述，我初中時的曆史老師羅一伍不是被他們硬誣指為國民黨特務而活活打死在會場上嗎？我高中時的同學寧德敏、韋耀權等在校時的文藝活躍分子不也是活生生地被打死的嗎？（韋耀權的屍骨直到1984年處理文革遺畄問題時，才被從火車站附近尋到挖掘出來）……種種慘象，使見者心驚，聞者色變。我實在不敢想象我將會得到他們對我什麽樣的“禮遇”，但他們絕對不會輕易地放過我的，這是毋容置疑的。因為從衡陽被抓回到貴縣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一切：對我如臨大敵，把我單獨囚禁在水牢裏，他們誘供、企圖硬給我扣上“反共救國團”的帽子，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不惜手段去搜羅有關我的材料，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不可。在那紅色瘋狂的年代，失去理性的年代，無法無天的不正常年代，“攻擊”偉人夲已是滔天大罪不可寬恕，現在又再加上“反共”的罪名，因此即使拿我去搶斃一百次、一千次他們也感到不為過。“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想到自己年紀輕輕，剛剛23歲，正是處在人生的黃金時期，“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就要無辜冤死、慘死在自己信仰的紅色政權的紅色恐怖的紅色專政底下，內心確實不甘。這樣地死，我死不瞑目，心頭陣陣緊縮。看來這一關是難以闖過，也無法闖過，一切都是命定的了，我萬般無奈。我不希望自己死得那麽可怕，那麽慘，死時的樣子那麽痛苦。對人生，對未來我完全失去了希望。那時，年剛20多歲青年的我，忍受能力己達到了極限，無法再忍受下去，在心灰意冷萬般無奈之際，驀然間一個“死”字浮現在腦海中。我想到了死，我問自己：我為什麽不能以死抗爭呢？對，我無罪，我有什麽罪？既然自己無罪，而他們又要置我於死地，我也隻能以死抗爭！想到這裏了，自己內心反倒踏實許多了，不能好活，我死也死出個樣子來。但怎麽個死法，我在思考用什麽方式可以痛苦少一些地死去，但自己找不出個頭緒來。上吊，我被關在水牢這個地方，洞內徒有空空四壁，觸電？洞內的電源線路早已拆除；碰牆？地方窄窄的連轉身都顯得困難；服藥自殺？何處要藥？家裏每天兩餐送飯來時還要查一、查二……難道真的連求死也沒有辦法了？這時我想起了我刮胡子的刀片，趕緊摸摸我的行李袋，“啊，還在！”在被抓回貴縣時，他們也檢查了我的行李，但這個刀架和刀片沒有被他們收繳去。這麽說，我尋死終於有辦法了——自刎！我把刀片拿出來仔細地端詳著，它是那種單麵刀片，硬硬的，可以頂用。想到自己將要用它來結束自己年輕而又無辜的生命時，我的心在滴血，我拿著刀片的手不自禁地顫慄起來。“自己的生命就真的那麽沒有價值了嗎？”我在問自己。這時，我想到了父親早逝後把我撫養長大的兄姐，想到了多年關愛我的老師、同學；我想到了在紅旗長大的我，當初那麽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為國分憂、毫不猶豫，非常真誠地踏上了上山下鄉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那時，我多麽的相信和崇拜這條道路的神聖。我渴望能在鄉下幹出一番無愧於我誓言的事業，我要追隨董加耕、刑燕子的足印永遠，永遠！因此，在農村的那段日子裏，我努力地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疲勞……這一切的一切究競意味著什麽是不用多說了，然而，最後我得到了什麽回報呢？難道就是現在這樣的一個回報？我茫然，更是失落。這時我感到我立足著的土岸，正在湍急的潮水衝擊下而迅速地塌落，蓋地鋪天的濁浪正在無情地要將我吞沒，我多麽的不甘心自己就這樣輕易地了結自己年輕的生命，但又無力抗擊傾盆排天而下的驚濤惡浪。
    每每想到“群眾幫助”這一漂亮華麗詞藻後麵所蘊藏著悲慘可怕的場麵時，我的心就冷了下去。想到即將麵臨的折磨與摧殘，覚得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麽值得自己去留戀呢？！那時候，我整個人、整個身心都已完完全全的麻木了，滿腦子想到的都是一個“死”字，死亡對於處在那個處境的我，已不再是一件什麽可怕的事情，應該說是輕鬆的人生解脫。

這時，兒時的一件事情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是 12年前發生在我們家中我所親眼目睹的一件事，並一直深深刻印留在我的心中：

1956年夏秋時節，我剛剛11歲，正在念小學。那年貴縣發生百年未遇的大旱災，整個東湖已經基本幹涸見底了。為了抗禦旱災，從縣機關幹部、商店企業、街道居民群眾到中、小學學生，凡是能動員的力量都全民總動員投入到抗旱救災鬥爭中去了。一天我去參加抗旱回來，吃過晚飯後，天已入黑了，我正在後院洗澡的時候，突然聽到不遠處傳來了淒涼悲切的呼救聲，我心一驚，再仔細聽聽發現呼救聲音是從我家屋後廖大叔住的樓上傳來的，而且一聲比一聲淒厲、哀切，聽得人的心直發毛，我感覺到事情不對頭，連身也顧不上擦幹，急忙忙穿上褲衩子，也不知從哪裏來的一股勇氣和膽量，同在旁邊洗衣服的一個姓何的女住戶一起朝發出呼救聲的二樓跑去。我們三步並作兩步跑上二樓時，在微弱昏暗的煤油燈光下，一幅慘像呈現在我的眼前：隻見廖大叔的大兒子滿頸鮮血噴濺，瞎眼睛的三婆在一邊淒涼地大呼救命，我被眼前這景像嚇呆了，愣站在那裏，不知所措，姓何的對我說

“還站在這裏幹什麽，快去叫人來啊。”

我才猛醒過來，趕忙跌跌衝衝奔走下樓到外麵去叫人，見到我父親時，驚嚇得說話都結結巴巴，顛三倒四。事後我聽大人們議論這件事情時的，才知道原委。原來廖大叔這個大兒子患有哮喘症，他在街道搬運隊做體力工時，比較吃力。而街道的治保主任同他一起做工時，看他吃力的樣子，就多看了他兩眼，他以為是被監視了，而當時又正是大搞“肅反”“三反”“五反”運動之際，他心裏極度恐懼留下遺書走上這條自刎不歸之路。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從此烙下了深深的陰影，永遠揮之不去，直到現在都還曆曆在目。想不到最終我也會走上這條路。

下午五點多鍾的時候，家裏送飯來了。我打開盒蓋一看，發現有煎荷包蛋，有欖角豬肉，還有空心菜，似乎今晚的晚餐特別豐富。“奇怪”，我心裏在想，“莫非家裏知道我的去意已定而給我準備的特別晚餐？不管怎樣，吃了再說，死了也要做個飽死鬼。”吃著，吃著，我突然感到吃到空心菜的時候嚼到了什麽韌韌的東西，嚼不爛。吐出來一看，是一卷卷得很小很小的字條。我趕忙往洞口外一瞧，沒有人。然後裝著吃飯的樣子，一麵心情緊張，小心翼翼地打開字條看，那熟悉的筆跡呈現在我眼前，是我四哥寫的。上麵寫：

“弟弟，你在裏麵的情況我基本已經知道，望你要堅信自己，我在等著你回來，媽媽、嫂嫂和兄姐們都在等待著你回來，不要絕望，更千萬不要鑽牛角尖，切切！！！”

接著在欖角內也發現有張，我顧不上吃飯，趕緊再認真仔細翻看那些菜。果然，在荷包蛋裏，在豬肉裏都發現有字條，打開來看，內容基本上大同小異。我估計那是四哥做事考慮事情細微周到，擔心我看不到，故而多寫幾張，分放多處地方，總有一張會被我發現到，其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我再也無心進餐了。想到年邁體弱的老母親，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使她老人家的心受到的創傷太重太重了，給予她老人家的一連串打擊都是那麽的慘重。先是文革初期，我被傾城的大字報重重圍剿、追殺，打成反革命黑幫，使她擔心受怕；後是在平南縣任縣長的大姐夫劉春學被打成走資派挨鬥、被整，使她老人家牽腸掛肚；接著剛高中畢業的妹妹外出串連，歸家途中不幸感染上腦膜炎，回家不到一天時間就撒手人寰，年剛十八，正是花蕾綻開之際，更使她肝腸寸裂；隨後二哥在部隊裏又受到衝擊，三哥在大學裏也被靠邊站，她聞知後寢食不安；而我呢？我這個幺兒現今又被關押起來，前途未卜。母親她老人家為了我們兄弟姐妹八人，辛勞一生，如果現今我自己走上絕路，她那極度脆弱的心靈和神經，還經受得起這重磅打擊嗎？我對自己的選擇又有些猶豫不決起來。我問我自己：我就這樣地選擇輕生，選擇死作為自己的最後歸宿，值嗎？如果我就這樣死去，誰來為我洗擦這不白之冤呢？如果我就這樣白白地死去，將會使我的家人、我的兄姐受到更大的牽扯，我又於心何忍呢？！我這樣做是不是自己對自己太殘忍了？我是不是太懦怯了呢？我無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但想到未卜的前景，那無情的鬥爭時，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了，也無法再想象下去了。在我眼前呈現的是一張張似陌生而又十分熟悉的親切的遍體麟傷，滿身血跡的臉孔，那不是劉0慧嗎？那不是林0甫嗎？那不是楊子章老師嗎？那不是譚秋榮同學嗎？那不是……我更見到隨著渾濁的江水漂浮而來的用鐵絲穿串、用竹篙捆綁起來的一串串、一排排屍體；還見到貴縣糖廠獨山那剛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僥幸生存者，在他伸出雙手可憐兮兮地向路人求救時，又被臂上戴著紅袖章的執行者發現，走過去給他再補上兩搶的殘忍場麵……。我掩麵而泣。對前途的絕望，對人生的恐懼和憎惡，使強烈的求死欲占據了我的整個思維，腦袋被千千萬萬個“死”字充塞著，再難以正常運轉。那時那刻，我感到自己除了了結此生外，再別無選擇，也容不得我去選擇。去意已定，我的心情反而平靜了許多，“人之將死，其言亦善；鳥之將亡，其鳴亦哀”。我含著淚水，借著西下落日射進洞內的餘暉，伏在台階上，給母親留下我的遺書：

“媽媽，親愛的媽媽，原諒我，不孝兒子未對您老人家盡過半點孝敬之心，辜負了您對我二十三年的養育深恩。這兩年多來，為了我，您更操碎了心，深恩未報，愧對母親。今天，我要走了，我不得不這樣走了，因為我無力抗爭命運，我亦無法麵對這殘酷的現實，但我是清白的，我是清清白白地走的！我沒有做對不起您老人家的事情，更沒有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原諒我吧，媽媽。不孝兒子毓騏叩拜”。

我同時把我所寫的“交代材料”整理好，我穿上三哥給的我的那件新工作服，把自己收拾得幹幹淨淨，把其它東西收拾好放進旅行袋內，連同材料，給母親的遺書，整整齊齊放疊在靠洞口的台階上，並在上麵再另附上一張字條，上麵寫：

“我要走了，永遠地走了，或許走才是我最好的解脫。但在臨走前我再重申一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除了寫過大字報，組織插隊青年回城遊鬥林0華，我沒有幹過任何一件壞亊，更沒有參加過什麽‘反共救國團’ 之類的組織。簡毓騏絕筆” 做完了這些事情之後，我的腦子裏不再想其他什麽事情了，對前途的絕望，對人生的恐懼和憎惡，使我那些對生命的眷戀、對親人的懷念、生離死別之情都統統不複存在，一切的一切都很淡薄……，這時看到洞外的天色已全部黑了，電燈已亮了，喧囂了一天的白日已漸趨安靜了，沒有人會太注意我了，然後，我把家中送來給我晚上作禦寒用的舊毛巾被折疊好，放在木椅靠水麵的那邊。我很安然地、靜靜地躺下，把那床折疊好的毛巾被墊在自己的脖子底下，手中拿著那張刀片，狠狠地猛然向自己喉管處用力割去，毫不手軟，毫不顫栗，刀片割下去時自己完全沒有半點痛苦之感覺，隻覺得心情很輕鬆，感到今後再也沒有什麽牽掛；這時隻覺得一股熱血噴濺、汩汩而出，（那時自己根本不懂得，人若要自刎，隻要割斷自己頸部側邊的動脈就可以了，隻是記得小時候跟媽媽去看粵劇時，台上演到為情為義自刎時，演員們都是把劍、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架一拉就輕而易舉地死去了，自己也就照此仿效）一次、二次自己連續用刀片猛割自己的喉管，想將之割斷，一來刀片太小，二來已滿手是血，黏滑，刀片不易抓牢，力度不夠，因 此無法割斷。自己又改用手拚命用力想將自己的喉管摳斷，也無濟於事。我又采取深呼吸的辦法，用力將身上的血壓迫出去，因為當時我隻知道一個人失血過多，就會死亡，每深呼吸一次，血就湧流出來。總之，為了死，我挖空心思，想盡各種辦法去折騰自己，摧殘自己，最後為了讓自己的血流盡快流盡，我又拿起刀片去割自己左手臂上的血管，拉開了一道口子，血也流出來了。或許是由於我的氣數未盡還是命不該絕我，這時候自己已感到疲備無力，拿刀片的手一鬆，刀片掉到水下麵去了。我不想、也無法去撈回，隻能靜靜地在 等待死亡之神的降臨，時間一分鍾一分鍾，一秒鍾一秒鍾地過去了，我隻感到自己的身體漸漸地飄飄浮浮的沒有一點力氣，我努力很想爬起來，想最後看一眼世界，想舒舒臂伸伸腿，但已沒有力氣了，隻感到一陣陣暈眩，我隻能眼睜睜地瞪著那黑黑的洞壁，隻見洞壁像一幅陰曹地府的地獄圖，有牛頭馬臉、黑白無常、有刀槍劍戟……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好像變輕了，像空氣一般飄飄悠悠升到空中去了，漸漸地我什麽也不知道了…….

事後，我聽同關押在鎮政府的人偷偷地對我說；那天晚上十二點左右的時候，外號叫“牛奀”的民兵，穿著一雙木板鞋“踢噠踢噠”來傳我出去提審，在洞口外不遠處連呼幾聲叫我的名字都不見有半點動靜，然後又走近洞口叫，也沒人答應，他拿手電筒往裏一照，發現我滿身是血躺在那裏，便惡狠狠地罵了一句：

“隻龜自殺了！”便趕緊出去報告。

過了好一會兒才來了幾個人，其中一個是縣革委會保衛組的莫○南，還有提審我的馮○初和薑亞七，他們將我所寫的“交代材料”及遺書拿出來看了看，嘀嘀咕咕幾句，然後拿回辦公室。再過好一會兒，才有兩個民兵過來，指揮被關押在學習班的易偉全、周  壽，朱錦全、吳耀坤四個人下去到洞裏把我抬上來。當時，他們都以為我已死了，所以不敢下去，想在洞口台階處拉我的腳把我拖上來，但那兩個民兵不允許。他們隻好被迫硬著頭皮下到洞裏麵把我抬了上來，放在民兵每晚吊打拷問人的那棵枯樹下，因為那裏吊著有一盞燈。一個民兵端來一盆冷水潑向我的臉上，我才慢慢地蘇醒了過來，我知道我沒有死，催命判官還沒來勾走我的魂。陰間地府的閻王老爺也不肯收留我，說我在人間的苦還未受夠，因此把我推出了鬼門關，我被迫又回到了人間地獄。這時我聽到有幾個人站在我的身邊說話，我吃力地睜開眼睛一看，是一群民兵、鎮裏的領導和縣革委保衛組的莫0南等。這時，民兵帶一個醫生背著藥箱來到，我認識，是鎮醫院的梁鳴燕醫生。他檢查了我的傷口後說，傷口太大，無法處理，隻給我的傷口塗了些碘酒消炎，並打了一針，叫送往人民醫院，就走了。這時，又是那個滿臉胡渣、尖嘴猴腮的馮0初和薑亞七來到我眼前，惡狠狠地對我說：

“你要自絕於人民，隻有死路一條！”

然後叫人找來一塊門板，讓吳耀坤他們四個把我抬放到門板上，一個單眼睛姓關的民兵（我叫他做“獨眼龍”）拿過一根粗麻繩丟在地上，叫他們幾個人將我捆綁在門板上，並且凶聲凶氣地對我說：

“你不是想死嗎？現在就把你丟落大江去喂魚！”

聽著他狼般的嚎叫，心裏隻有一股恨，我什麽也不想說，也沒法說得出聲，那時隻是感到口很幹、很幹，蠕動嘴唇輕輕的說：

“水，水…..”

根本沒人理會。那個“獨眼龍”在一邊聽到他答上一句。

“你不要急，等一會兒把你丟落大江了，你就能喝個夠了”。

在馮0初和“獨眼龍”押送下，朱錦全、周壽等4人把我抬到了貴縣人民醫院門診部（即現骨科醫院），當時一個值班的護士檢查了我的傷口後，對馮滿初說：

“這個人不會自殺，傷口這麽大，如果稍微往側邊一些就沒命了”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笨到竟然連自殺都不會，馮滿初要求她給我做手術時，她說：

“不行，傷口這麽大，你們還是送去留醫部較好一些”。

“你隨便縫上幾針就可了，死了就算。”馮0初壓低聲音對這個年輕的護士說，這個狗肺狼心的歹毒小人！

“不行”。

這個年輕的護士很堅決果斷地拒絕了馮的要求。“我們護士沒有權力做手術，這個我是要負責的，你們還是趕快將他送往留醫部好一些。”

這是個有良心的護士，可惜當時我無法看清她的麵容。在當時那樣的形勢下，敢於這樣堅持原則，很難能可貴。我會記住她一輩子，好心人一定會有好報的。

馮0初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心裏很是惱火，但又無法奈何護士，隻得悻悻然叫人把又我抬往人民醫院留醫部。在外科室，一個醫生為我的傷口縫了七針後，問：

“是否留院觀察？”被馮0初一口拒絕了，說：

“這種人能送他來醫院已算是夠仁慈很寬大了，還想住院？”

醫生無話可說，隻好給我打了針，並開些藥給我帶回去服用。前前後後折騰了大半個晚上，回到鎮政府時，東邊已經微露晨曦 ，想到自己自殺未遂後果難以預料己成亊實，但因為自己而累苦了同關押在鎮裏的朱錦全四個難友，心裏總覺得對不住人家。

第二天早上，可能是鎮裏將我的情況通知家裏了，才9點鍾左右，家裏給我送飯來了。我打開一看，是肉粥煮得稠稠的，我沒有胃口，一點也不想吃，而且也無法吞下去，我叫退了回去。過了不久，我四哥來了，他另外煮了些牛奶給我。見到我那副模樣，他心疼得久久說不出話來，淚水直在眼眶裏打滾。我輕輕地對哥說：

“哥，扶我起來坐坐。”

可他身體瘦弱，我們兄弟五人，就數他的身體最差，他一個人根本無法將我扶得起來。一個在場叫做亞林的民兵見狀，就叫兩個關押在學習班的來幫忙，一個人在一邊撐托我的肩膀，四哥在後麵用雙手托住我的頭頸部，我才能勉強強坐得起來。說實話，在我自行了斷時，由於整個思想神經都已經麻木了，所以那時全然沒有半點痛苦的感覺。直到此時才感到傷口處稍微輕動一下都牽扯起鑽心般的疼痛，說話、吃東西很感困難，連吞咽口水也很疼痛。我想大小便，也要由三個人扶著，我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去，自已一點力氣都沒有。四哥看到我這個過去臉圓圓的、胖墩墩的年青小夥，現今臉如紙白，全然沒有半點血色，人整個都落形了，變得弱不禁風，四哥的淚水又一次流下。在廁所內，他一邊輕手輕腳地幫我脫下身上的血衣、褲，另換上幹淨的，放眼看看，趁四周無人之時，在我耳邊哨悄聲地問：

“怎麽？昨晚在飯裏的字條沒看見？”

“看見了。”

“看到了，怎麽還要走這條路？”我哥又心疼又愛憐地責備我。

“哥，我無法麵對那恐怖的現實，我不甘心被他們那樣折磨摧殘我。”

……

事後我哥回憶這件事情時，告訴我，那些換下米的衣服全部浸滿血，特別是那床舊毛巾被，拿回到家裏時，還擰得出血水來，嫂嫂將這些東西拿去鬱江邊洗，江水都變紅了，洗很久都無法洗得幹淨。

我哥走後，一個女民兵拿藥過來喂我（後來我知道她叫覃0環，和我四嫂同一個單位的）她一麵給我吃藥，一麵輕聲地開導我。

“你這樣做又何苦呢，自己既痛苦，弄得家裏人也替你多擔十分心，有什麽問題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

說也奇怪，昨晚我自殺的時候，到後來被發現抬了出來，把我捆綁在門板上送去醫院，到早上我四哥來，見到我的情況，他流淚，他哭了，而我卻像鐵石心腸似的，硬支撐著自己，沒流下半點眼淚。但現在聽到這女民兵柔聲細語一說，使我整個精神崩潰了，我再也支撐不住自己了，淚水似缺口的堤壩，傾瀉而下，我任其流淌，讓淚水將我心中的冤屈、苦情衝洗流去……也就是在此時，我發現在那如狼似虎的民兵中，也有善良的具有同情心的人。我從心底裏感謝她不將我當作罪人看待。

開初那兩三天，我坐、立、行走都要有兩個人幫忙托著肩膀和頭部，家裏送來的也是粥，麵條這些流質食物，四、五天後，我感到肚子很餓，便叫家裏送飯來，雖然吃飯吞咽時感到疼痛，但為了使自己身體早日恢複，我堅持要吃。一個星期後我已基本上能夠自己行走了，馮0初便讓三個民兵押送我去縣人民醫院留醫部拆線。可能是由於我是那種身份的人的緣故那個女護士在給我折線時，好像很害怕似的，因此做得也很粗心，漏拆了一針，兩天後，我覺得傷口有處部位又癢又痛，借來小鏡子一照，才發現有一個縫針口漏拆了，針口處已化膿，便向其他人借了把指甲鉗把這個線頭剪掉，塗上一些清涼油，才感到沒事，舒服得多了。至今在我的脖子上仍留有一明顯的傷疤，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疤，它見證了我的滄桑人生，也是曆史留在我身上的一道永遠抹不平的痕跡！

這樣，依靠著我年輕、旺盛的生命力，死神不得不把我推回了人間，而我又不得不繼續活下去，延續著自己的生命，並要去準備承受那更多更多的未知的苦難……

 

第十一章  無辜入獄

我自殺未遂後，使我的“待遇”有些改變，首先我不用再蹲在那陰暗、潮濕、令人窒息的水牢裏了，同其他人一樣關押在院子裏。盡管仍舊是失去自由，仍在囚禁中，但起碼我可以享受到到陽光，可以吸收到一些相對來說比較新鮮的空氣了。此外，我不再被用繩子整天捆綁著，也不見再有人來提審我，那幫民兵也不再來批鬥我了，我想我這是“因禍得福”了。但每天早晨和晚上，我要和被關押在裏麵的人一樣，站在毛主席像前做懺悔狀，低頭請罪，然後，集體讀一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篇文章（我被關在水牢時是沒有資格做這個宗教儀式的）。雖然每次做到這例行的“儀式”時，自己心裏很反感、厭惡，但表麵上又不得不裝出一副很虔誠、認真、老實、懺悔的樣子。因為隻有這樣做了，才能容易取得“革命群眾”的諒解，從而才能有機會爭取早日得到解放，重新站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正確的革命路線”上來。

1968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點多鍾光景，家裏剛剛給我送來了晚飯準備就餐的時候，突然有一群農村打扮的漢子（大約有十一、二人）氣勢洶洶來到了關押我們的住處，人都還沒站穩，就凶聲凶氣地連連點了吳耀坤、周壽、林毓瑜、朱錦全、楊斌、許龍美等幾個人的名字，叫他們站成一排後，喝令他們跪下，就跪在我的前麵，距離我不到2米遠的地方。吳耀坤等幾個人剛跪下，這群人不問情由，二話不說，就暴風驟雨般，咬牙切齒惡狠狠地用腳猛踢猛踹他們幾個人。看到他們罵打吳耀坤他們幾個人時的那個樣子，眼睛都紅了，在他們這些人的眼中，把吳耀坤他們被打的這幾個根本就不當是人，而當是任人宰殺的牲口，而且比打畜牲還要來勁和發狠。有幾個還是穿著那種厚厚的木板鞋，也照樣踹、踢。吳耀坤他們幾個人都是被繩子押綁著的，根本無法遮欄那暴雨般傾瀉下來的拳腳。不到一刻鍾的時間，一個個全被打得趴倒在硬硬的水泥地下一動也不能動了，他們才停下來。這就是“群眾專政”的巨大威力。

聽著吳耀坤他們幾個淒厲的喊聲，看著那殘酷的場麵，我的心頭像壓著一塊沉甸甸的大石，喘不過氣來，那裏還有心思吃得下飯。低垂著頭默默地呆坐在那裏，我也做好了挨打的思想準備。這時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叫我的名字，我這才抬起頭來，一看，原來這群人就是我所去插隊的那個大隊的民兵，而喊我那個居然就是同我一批去插隊的同街道的戴0榮，這個插青的“猶大”， 靠出賣靈魂和人格，搖尾乞憐極力想往上爬的跳梁小醜，一個當時紅得發紫的人物（曾被選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學毛著積極分子，後來分配在貴縣鋼鐵廠，1984年文革處遺時由於他在文革中的種種劣行，政治上被開除黨藉、行政處分開除留用。報應啊！天終於開眼了。還是老話說得好：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統統都報。），他警告我，要我老實交代，否則……我沒有作聲，隻能把那股怨氣壓在心裏。

不久，不知是由於什麽原因，被關押在鎮政府裏麵的所有人被兩次轉移地方，第一次是轉到縣人民醫院門診部，（當時縣醫院門診已搬移即現貴港市骨科醫院），不久，又被轉移到縣防疫站（縣防疫站剛搬走即現貴縣印刷廠宿舍）。

這段時間，我雖然不再被單獨批鬥，也不見來審問我，而是把我冷落在一邊，但每次拉其他人去批鬥時，必定要把我捎帶上，拉去陪鬥，一次又一次次地拉上台去“亮相”。我心裏深感奇怪，他們葫蘆裏到底裝的是什麽藥。由於一次次的陪鬥、亮相，把我磨練得很“皮”了，反正也就是那麽一回事。

在“學習班”裏，一關就是三個多月時間了。1969年元月17日，這天早上，起床後我敏感地覺得氣氛與平時的特別不同，站崗的民兵比平時多許多，那些站崗的民兵個個神情極為緊張，很嚴肅。我心想今天一定有什麽大事發生。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點多鍾的時候，關押我的房門“砰”的一聲被打開了，一個持槍民兵凶神惡煞的樣子，把我叫出房門後，另一個持槍民兵馬上過來，將我按跪在地下，縣革委會保衛組的莫○南，陰沉著臉，用一腔冷森森的語氣對我說：

“簡毓騏你聽著，宣布對你拘留”，那個樣子酷似陰府閻羅殿裏的判官。他宣布拘留我的理由，我聽得十分清楚，也記得特別特別的深刻，直到現在我還能一字不漏地把他當時宣讀對我進行拘留的理由複述下來：

“簡毓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與製造貴縣一係列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未作交代，現宣布予以拘留，在關押期間要繼續交待代自己的罪行。”

這就是我被拘留的“罪名”和“犯罪事實”！這個罪名是多麽的荒謬，所謂的“犯罪事實”又是多麽的空洞！這完全都是憑空捏造，無中生有的東西，是真正的“莫須有”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宣布完畢，不容許我作任何分辯，兩個民兵馬上過來強按我簽字畫押後，並叫我立即回房收拾東西。

當時同我關在一個房間的是貴縣高中我母校的一個學生，叫磨東明，他是高中紅衛兵的頭頭，因觀點不同，被作為“壞頭頭”關到“學習班”裏的。在相處的幾天裏，互相間交談了各自的情況，對他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時我也已作好了最壞打算，拜托他有朝一日能有機會重獲自由時，希望他抽空到我家中一行，將我的情況代為轉告。因此，回到房間收拾行李時，我簡單將情況告知他，並再次叮囑他務必到家中一行，他很鄭重地應諾了我。話還未說完，那些狗民兵又在門外頻頻催促。從此，我被真正打入了鐵窗牢房。鐵窗，監獄十一年，我流汗、我流血，我流走人生最寶貴的十一年，但是我沒有流淚，巴爾紮說過：“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就這個意義上講，我感謝生活。

 

第十二章  鐵窗生涯

人們把監房叫做鐵窗，果然如此。來到了看守所一看，高高的暗灰色的圍牆、電網、崗樓，哨兵把整個監房襯托得更加陰陰沉沉，冷冷森森。“哐啷”一聲，沉重的拖籠門打開了。進入到看守所裏麵，一條巷子在中間，兩邊是兩排監房。整個牢房死一般的沉寂，靜到連掉枚針在地上也能聽得到響聲，更給人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我們進去的腳步聲使監室內的人發生了騷動，一張張蒼白、清瘦，沒有有血色的臉龐紛紛擠到窗前窺望，都想看看我這個新投入牢房的人又會是誰？他們被看守員惡聲嗬斥後又趕緊縮了進去。我抬眼掃望過去，看見了好多張熟悉的麵孔在裏麵，絕大部分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關進來的，因為有看守跟著，他們都不敢說話，隻是對我投來了詢向的眼光，我亦隻能輕輕的點頭回應，一切都從眼神中意會了。

我被帶到第一監室前叫站停，看守把捆綁我的繩子解開，拿出“嘩啦啦”作響的一大串鑰匙，熟練地找出其中的一條，將鎖“嚓”地打開，叫我進去。我木然而立，如在夢中。我多希望這是一場夢，是一場極其可怕的惡夢。但現實畢竟擺在眼前，這不是夢，這是一場真真實實的夢！裏麵的人幫忙把一根重重的圓木柱子抽開，剛好可以側身進去一個人，“進去！”我還沒有清楚什麽，看守把我推了進去，隨著就是，放回園木柱子，關門、上鎖。我努力鎮定自己，環視牢房，牢房很小，長約4米左右，寬3米左右，是長方形，四周下半部是石牆，上半部是磚牆；後牆的高處開了一個四方形的小窗，小方凳麵般大小，安裝有鐵條作窗欄；前麵的牢門是四根比飯碗口還粗的圓木柱子，頂部安裝有鎖，開門時要把頂上的鎖打開，把一根根木柱子搬抽出來；監室門旁邊還有一個大約40公分高，寬30多公分的小窗口，同樣安裝有手指般粗的鐵條作窗欄；睡的是水泥樁柱做成的大通鋪，寬不夠2米，活象醫院停屍房一樣的通鋪上腳對腳地躺著十幾個人，對剛才發生的一切他們都沒有反應。我真不明白，然而我理解錯了。帶釘的皮鞋聲漸漸地走遠了，遠了……牢房裏的人都活了過來，一個個地坐了起來，輕聲地問我是因為什麽原因被捉來，我小聲地回答他們我是插隊青年，其他不再多說了，在這個鬼地方，不熟悉情況之前，不敢貿然和他們說什麽，還是小心為好。通鋪前麵是一條不足1米寬的通道，通道的盡頭處是兩個分別用來盛裝大小便的糞桶，小便還好解決，是站著拉，大便時要蹲在桶沿上，簡直就是考技術。每個監室的麵積至多也就是14、15平方米左右，我數了數連我一共是18個，我是新來的，隻能睡在最未尾靠糞桶的旁邊，這是牢房中不成文的規定。十八個人就擠在這麽個陰暗、狹窄、潮濕、臭氣熏天的空間裏，吃、喝、拉、撒全在裏麵。因為人多,地方窄,平均每個人不到30公分，晚上睡覺就隻能側身睡,還要人緊貼挨著人,擁擠程度可想而知。由於當時因派性被抓關進去的人占大多數，關的絕大部份是4.22觀點或一派的人，所以看守所“人滿為患”，每個監房都是擠得滿滿的。

夜，牢房的夜更陰森恐怖，仿佛連空氣裏都有無數雙的刺探秘密的眼睛在蕩來蕩去。離地麵大約4米的一盞燈，鑲嵌在屋頂上，並罩上了鐵絲網，目的是怕犯人自殺。小瓦數的燈泡象鬼眼一樣熠熠發光，灰蒙蒙的燈光，照著死氣沉沉的牢房，糞桶散發出來的陣陣惡臭，讓人直想嘔吐，再加上那些成群蚊子的“嗡嗡”亂叫，攪得人心更加煩燥，讓人感到有一種身在墳墓的感覺。在這陰暗潮濕的屋子裏滿是死氣，我眼前出現種種幻覺：麵目猙獰的厲鬼；悲悲切切的冤魂；飄飄浮浮的鬼火，淒切的慘叫聲和無奈的哀歎聲，在腦海交織成一幅幅可怕的畫麵，使人心神難定。

我在黑暗的監房裏沉思著，想到在“學習班”所經曆的許許多多憂心忡忡的不眠之夜時，很奇怪，現今被投進了監獄，聽到鐵門上鎖的咣噹聲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寬慰的感覺。耳中響起了電影《白毛女》喜兒的歌聲，這一下“大鬼小鬼進不來”，在這裏可以安心睡覺，用不著整天提心吊膽，總怕被陌生人隨時帶走，也不知會帶到什麽地方，會碰到什麽情況，甚至死了也沒人知道，也用不著每天去應付大會小會的批鬥。那種場合，說打就打，說罵就罵，人身安全是一點保障也沒有的。因此感到或許如今進了監獄，反倒比在外麵還有安全感。

但是，自己這個最初的“美好幼稚感覺”很快又被現實擊破了。其實在那個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非常年代裏，人們頭腦中的那股階級鬥爭的弦，永遠都是繃得緊緊的，容不得一絲半點的鬆懈。“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是偉人常說的一句話。況且狠抓、緊抓階級鬥爭正是一個人表現自己積極上進、是非分明、階級鬥爭立場堅定的最好機會。對階級敵人不能講同情和手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因此，不管在什麽地方，在任何環境裏都不會給我們這些“階級敵人”以任何喘息的機會。更何況監獄是無產階級國家專政的工具，在那裏怎麽可能會有安生的日子過呢？！在那裏上上下下的人員，在他們不順心，不順意的時候，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對我們進行刑罰，甚至連夥夫也可以隨意對犯人大打出手，在看守所的那些日子裏，我就多次目睹了那個夥夫打人的情景。那個黃姓夥夫外表一副忠厚，善良相，可是打起人那凶狠的樣子，讓人一輩子都不會忘掉。他是用他挑飯的粗扁柦呲牙裂齒直捅人的要害處，真是俗語所說的“不聲狗，咬死人”。因此，在看守所的日子也是過得戰戰兢兢的。

在牢房裏，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天都是早上六點鍾起床，晚上十一點鍾就寢。起床後，就寢前都有獄警來清點人數。起床後到晚寢前這段時間，除了大小便和吃飯，囚犯隻能席床麵壁而坐，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反省交代自己的問題，或看書，當時看書隻能看《毛澤東選集》（除了“毛選”，其他書藉都不允許帶入）相互間不許交頭接耳說話，不許亂動，想起來到屋角的尿桶去大小便，都要大聲喊“報告，我要大（小）便”，才能離床而去。否則未經報告而擅自走動的，被發現時，輕則斥罵幾句、罰站；重則踢踢打打、鞭抽，這是常見的事，因為經常有看守員和獄警進來巡監。他們進來時，拉開拖籠門時都會有一些響聲，聽到響聲後，我們必須坐在位置上裝出很馴服的樣子，免得被他們找茬口，白白挨打。可有一個獄警，心腸特別壞，特別狠毒，做事特別陰，每次到他值班時，都要設法找茬打人，沒有一班崗他不打人的。對於他來說，打人已打上癮了，不得打人手就總感到癢癢的不舒服，而且不這樣做，就不顯得他是最革命的。為了找到犯人的茬子，他進入監舍時，打開拖籠門時都是輕輕地拉，盡量不弄出聲音來，而且走路的腳步也是輕輕的，讓人防不勝防，因為偷偷和其他人說話，我被他抓著過一次，用竹鞭子打了一身，我還算是幸運的。而同監室一個名叫韋 球，當過誌願軍，上過朝鮮戰場打美國鬼子的退伍殘廢軍人，因為派性被抓，有一天，由於坐太久了，下肢麻木，便下床想活動下筋骨，那天也活該他倒黴，下床還未行走，剛好被那個最凶蠻的武裝碰上，被他罰跪在牢房門前整整四個小時，時不時過來用槍托猛撞、用腳朝兩肋要害部位踢；有一個叫黃炳南也是因為說話，被他用竹鞭抽打了差不多１個鍾頭，他也不覚得手累、手軟。由於他對犯人以心狠手辣而出名，我們在背地裏都狠狠咒罵他是“小鬼子皇軍”，大大的壞，心眼狠毒，將來必不得好死。

牢房的前麵有一個小院子，寬不到2米，長約9米，專供犯人放風活動的地方；周圍有一堵髙高厚厚的圍牆圍住。每天每個牢房輪流派兩個人拿大、小便出去倒，如果碰上看守員不來放風，兩天、三天才讓倒一次也不一定。如果糞桶滿了溢出來，那也自認倒黴了。不過大便的問題不大，因為每天兩餐，每餐四兩瘦米加上一點無油的菜，還不夠身體內部的吸收，全部消化完了，所以大便次數不多、量也不多。我記得那個叫韋球的，他最長時間隔一個多月才大便一次，而且像羊拉屎一樣隻拉得一點點兒。每次他大便時全監舍的人就倒黴了，因為他大便間隔時間長，所以排的大便特別臭熏熏的，到他大便時，大家都象避瘟疫一樣，用被子從頭到腳把整個人蓋得密不透風，嚴嚴實實才行。

在監獄裏放風，就象打仗一樣，要快。放風時間長短要由看守員心情好壞來決定，他們心情好時，每天下午放風一次，時間3-5分鍾不定，包括倒大小便、洗衣服、洗澡、活動身體；有時隻讓倒大小便，每個牢房派人出來盛些水回房間留作第二天洗臉、漱口用；如果碰上他們心情不好時，則3天、5天不放一次風也是常事。即使放風，也就隻給你一分鍾左右的時間。冬天還好說話，夏天就難愛了，因為監牢窄小，人多，又不透風，渾身是汗，那時候的水就貴如油了，一水多用，漱口的水盛回來留作洗臉，洗完臉又留作洗腳或擦身用，有這樣的水總比沒水好，特別是盛夏時節。

在監房的後麵有一個大坪，那是對犯人進行清倉檢查時用的。每個重大的節、假日前，都要對犯人進行一次全麵清查，而且常常是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來進行，使之措手不及，防不勝防。犯人把各自的行李全部搬到曬坪上擺攤放開，由看守員和獄警進行逐一清查有無違禁品、凶器之類。我們倒樂於此，因為牢房內太陰濕了，所以趁此機會能把自己的行李衣物曬曬陽光，去黴氣，消消毒，而且使各個牢房的人有一次見麵的機會。正是得此機會，讓我見到了韋子正和李  展這兩個與我同是東北大隊的挿青朋友，韋子正與我同是貴髙校友和同屆插隊的，韋此人膽小怕亊但為人謹慎老實，平日裏響屁都不會放一個，更不會輕易跨越雷池半步，而李  展則是比我晚一年同在一個大隊插隊的小朋友，因為他去插隊時是我們大隊插隊青年中年紀最小的一個，當時還未滿十五周歲，還是一副乳臭未幹的稚氣樣子，但由於人長得聰明、伶俐、活潑、可愛，所以大家都喜歡逗他，叫他做“小朋友”。 象這樣的兩個人，叫我實在想象不出他們會做出什麽過激的亊情來以致招上這牢獄之災？因為不同一個監房，是不允許互相說話的，碰見麵時就是大家互相點下頭，丟個眼色，就算是招呼過了。他們被關押差不多一年時間就獲釋放了，到亊後我才約略知道，他們是因為在製作毛主席語錄時，工藝上出了點小問題, 由於韋的家庭成份是地主, 而李  展的父親是從當年的黃埔軍校培養出來的國民黨的一個電台台長,。這還了得？一個是地主階汲的孝子賢孫，一個是國民黨反動軍官的後代，反動的夲貭不變，這是嚴重的政治亊件。 因而那些慣耍極左手段的政治投機者便想以此雞毛蒜皮大的點點問題, 大作文章， 吹毛求疵，無限上綱上線,  必欲置他們倆個於死地而後快，並能以此邀功請賞。所幸的是，由於他們命不該絕，其它方靣又查無實據，在白白被關押了一年之後才不得不放人。諸如此類的亊情，在那個年代還見得少嗎？冤獄遍地。（李    展從農村出來後，先是安排到南寧煤礦，憑著他不韌的努力和才華，後來到了廣西區電視台工作，個人亊業有所成就，且小有名氣，也稱得上是我們老三屆插青中為數不多的皎皎者之一。）我還記得當年一起被關押在看守所裏的還有：西江農場黨委書記趙品三、縣新華書店的劉  0、縣人民醫院的護士劉0 英（他們是兄妹，而且是我姐姐的同學、好友）、縣物資局的張木成、縣服務公司的範信斌、縣電影隊的韋文鋒、縣港務所的黃  發、羅  全、羅永強、西江粵劇團的溫0夫、縣文藝隊的李炎恩、石卡公社的楊壽安、西山鄧宏飛、木梓的朱守常、朱守仁兩兄弟、木格的梁永仁、覃塘的陳 州父子二人、供銷社的邱全略、石龍的韋球、羅任茂等等，還有許多我記不起的這些人全都是因為是B派而被關進去的，且是一關就是好幾年，最後才陸續獲得釋放，隻有黃 發、羅任茂和李炎恩等人被以反革命縱火罪判刑。而在每次檢查時，圍牆上都要增加哨位，機槍瞄準，以防犯人暴動衝監。

在看守所裏，我體會最深最深的還是一個“餓”字，理解最深的兩句成語是“狼吞虎咽”、“饑不擇食”。在監房裏每天兩餐瘦飯，（意指沒有油水葷腥）每天送飯來時，飯是剛剛出蒸籠，滾燙滾燙的也顧不得那麽多了，連飯是什麽樣子，什麽味道都還沒有弄清楚，就囫圇吞棗，三下五除二，幾口就幹完了，一是太饑餓，二是要憑借著這一點熱飯氣下肚，以此增加自身體內的熱量。如不小心有飯粒掉到地上也要一粒粒撿回來吃，吃完再咂咂嘴，盡管肚裏仍空空如也，也要好好回味回味一下吃飯的滋味。家裏送來的東西，連辣椒的枝梗都不放過，也拿來吃了，不讓浪費掉。肚餓實在頂不了，就說身體有病叫家裏送些“藿香正氣丸”、“銀翹丸“之類的藥丸來，（因為看守所限製送食物類的東西）拿這些藥丸來充饑，饑餓的程度可想而知。

上麵所說的這些情況，直到1972年5月份周恩來總理有關監管的指示下達（也就是林彪“九·一三“事件後），在監人員的生活和待遇才有些許改善，除了學習毛著外，允許看報紙，中午有兩個鍾時間休息，體罰犯人的現象也減少了許多，這些都是後話了。

要在漫長的監獄生活中生存下去，還有最要緊的一點就是不能消沉。在監獄中失去了自由，就像掉在大海裏，什麽也看不到、聽不到，摸不到，人慢慢地在沉下去，沉下去。消沉就是慢性自殺，消沉就是死亡。自從自殺未遂後，我對生反而有了強烈的要求和期望。盡管身陷囹圄，自己的未來是一個未知數，既然是未知數，那就盡量不去想或少想些，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學會隨遇而安。為了消磨在獄中的時間，我跟其他同關押在一起的難友學，把舊衣服拆掉分開顏色抽成絲線，再幾股幾股合起來搓成粗線，用來編織手提網兜，既消遣了時間，又學了手藝，更重要的不使自己思想太過於消沉。

由於自己生性有些不羈，有一股傲氣，要求平等，保護自尊。如果不是因為這個性格，就不會在文化大革命中招惹出這麽多的事情來。我喜歡接近平易近人的，平等待我的人，不喜歡自以為是，高人一等，不能平等待我的人。我有一個自己的人生哲學，對善良的人、對真心愛我、關心我的人，一輩子不會忘記；對我懷惡意的人，我退避三舍；對傷害過我的人，盡量為之以原諒；對我有誤解的人，什麽也不用說明；對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當盡力相助；對吝嗇諂媚的人，一毛不拔。我喜歡雪中送炭，不喜歡錦上添花。這表現了我在處世上有偏激情緒。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我的性格的確影響了我的命運，而且是比較大的影響。

 

1970年秋未初冬，我在看守所被看守戴上了一副八斤多重的腳鐐。原因很簡單，那是因為我給了一件衣服我小學時一位數學老師江文英的哥哥穿，他是在外地被抓回來。家庭成份是地主，而且是貴縣八塘有名的大地主，如果不是跑出外地，1968年“貴縣4·12、4·13”時他早就沒命了。這次被抓回來，除了身上穿的，多一件衣服都沒有。因為在學校時，姓江的數學老師對我挺好，加上其兄的遭遇，惻隱同情及報恩之心，使我未經看守同意,便送件衣服給他,結果被看守發現,惹來禍端,說我違犯監規，拉攏腐蝕他人，把我銬上腳鐐，以示懲戒。我在給衣服他的時候，還寫了張字條夾放在衣服裏麵，我是這樣寫的：

“江大哥，一件舊衣服給你外出勞動替換，不成意，話不多說，待日後到自由天地時再詳談”。

幸好字條沒被發現，否則罪名更大。因為憑紙條上“自由天地”這句話，就可以給你無限上綱上線，吃不了要兜著走，可以說我們是夢想變天、反革命複僻、死心不改，受到的懲罰將會更加嚴厲。那麽，被戴上的腳鐐就不僅隻是這副八斤多的腳鐐，而起碼要銬上12斤重以上的甚至同時還要加上手銬才成。因此雖然自己被戴鐐懲戒，但我並不為此而後悔自己的作為，為人就要如此。

戴上腳鐐後，給自己行動各方麵都帶來諸多不便。在那些獄警心目中，被戴上腳鐐的人都是待決的重刑犯，因此，他們對我更加百般刁難、找茬來懲治我、動不動就罰跪、罰站、用細竹鞭打。我無奈也隻能聽之任之。

天氣已入冬，寒冷之至，冰冷的鐵鐐伴眠，被窩久無暖氣，戴著腳鐐行走“啷啷當當”，影響他人，也把自己的腳後根都磨破出血，為了減輕痛苦，我拆了件舊衣服把鐐銬包上，響聲小了，磨擦也減輕了。戴著腳鐐我也學會了如何換脫衣褲，磨煉了自己的意誌，也學會了“忍”，懂得去“忍”。

“戴鐐長街行，蹣跚複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疚”是我中學時代讀過的而且記憶猶深的《革命烈士詩抄》中的其中一首，這首詩當時還被譜寫成歌曲，在六十年代時，作為革命傳統教育的歌曲之一。這是劉伯堅烈士1935年3月由獄中戴腳鐐往大街移囚綏署候審室時寫下的不朽詩句。當我被銬上腳鐐時，這首詩即躍現在我的腦海中而揮之不去，腳鐐被戴上了，但沒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會被“戴鐐長街行”。

1970年10月的一個晚上6點多種左右，我正坐在床上百無聊賴地擺弄著那副腳鐐時，我被看守叫了出去，開頭我以為是提審，但一想，也不對啊，晚上極少有提審的。過了崗樓，出到外麵辦公室時，見到裏麵有八九個男女青年站在那裏了。我仔細一看，有些我認識，都是同一街道的青年，我心裏納悶：他們來幹什麽？看守拿來一副手銬把我銬上後才對我說：

“今晚回街道接受群眾批判，你要老實些，聽到沒有？”我這才明白為什麽來那麽多人。

出了看守所的大門後，那個領隊的走在最前邊，我隻知道他的綽號叫“鹹欖弟”，讓我跟著他走，其餘的幾個成半圓形圍在我身後，如臨大敵般的押著我往街政府的方向走去。我被銬著手銬、戴著腳鐐，緩緩地走在我曾經那麽熟悉而現在變得又似乎很是陌生的街道上。“嘩——啷” “嘩——啷”，戴著腳鐐行走發出的聲音沉重有力也很有節奏，驚動了眾多的路上行人。看到我那副模樣和押送的陣勢，紛紛投來驚訝、不解、疑惑的眼光。由於我在下鄉插隊時，在文革初期時出盡了風頭，認識我的人是不少，見到此景，他們則互相低頭議論紛紛：

“這不是簡毓騏嗎？不是聽說他已經死了嗎？怎麽現在還活著？”

“喂，簡毓騏還活著呢！”

“他犯了什麽大罪，手銬腳鐐都被戴上？”

“你看他的樣子多坦然，一點也不害怕。”

……

“是啊！我有什麽值得害怕呢？怕什麽呢？”聽到之後我在心裏自問。

在那個人人自危，感到萬分恐怖的時期，很多人由於說話不慎而身陷囹圄，甚至招來殺身之禍。因為打擊的運動總是一個接著一個不期而至。能聽到人們的這些議論，我內心甚感欣慰，知道我在群眾中多少還是有影響的。此時，我又想起了劉伯堅烈士“戴鐐長街行”的那著詩，想到他被戴著腳鐐行走在街道上時的情景，

“戴鐐長街行，蹣跚複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疚。”

我無心也不敢和烈士們攀比，因為我還沒有烈士們的境界那麽崇高和偉大。但是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簡直就是當時的再現。仔細想一下，自己也啞然失笑，感到啼笑皆非。劉伯堅烈士所處的是國共對壘的時代，而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對我這麽一個微不足道的插隊青年，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個小小的人物，何至於要如此大動幹戈呢？難道我這“泥鰍”還能掀得起滔天大浪不成？這樣做是不是太抬舉我了吧？自感愧受不起。但當我麵對群眾時，我卻又覚得無愧，因為我沒做過任何傷害群眾的事情，我隻是說出了他們心裏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罷了。在批鬥大會上，我看著前麵黑壓壓的群眾，張目四望，想極力去搜尋有無我認識的人。但是，他們大多默默地低著頭，看不清臉孔。我那時甚至希望能有記者照下我的鏡頭，一定很好看，比耶穌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遜色。我沒有感到恥辱，恥辱應該屬於那些失去人性的瘋子。聽著在大會上那蒼白無力並且顯得極之荒謬的發言，那參差不齊、零零散散的口號聲，會場上的始終沒有他們想要製造和達到的那種氣氛和效果，隻能是走個形式，草草收兵。看到群眾向我投來的同情眼光和那深深的歎息聲，我體會了“是非自有公斷”，“老百姓心中有杆秤”的深刻道理，本來我已經很絕望了，覺得隨時結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為惜。但是人們的同情頓時使我感到活下去也許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也就十分坦然，我在心中默默地唱著

“戴鐐長街行，鐐聲何鏗鏘，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

批鬥會回到看守所後，同室的難友悄悄和我分析，對我的未來都感到不容樂觀。因為當時“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大張旗鼓，聲勢浩大地開展著，從速、從快、從嚴、從重處理一批人就是當時的形勢，而且已有先例。1969年後去插隊的同街青年莫瑞漢，不就因為書寫了一條所謂的“反動標語”而被處以極刑嗎？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冤死在那非常的年代，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例子。對照我的情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因此，我在思想上也作好了最壞的打算和準備。心想，反正我也死過一次了，再死多一次又何妨！

如果旁人對我的不理解，尚自可以理喻，然而當聽到來自至親的人要與自己劃清界線的消息時，我的整個心都傷透了。他的理由就是：因為我

“還關在看守所裏……就是一個人民的敵人，對敵人，就要同他劃清界線，絕不能同情他……”

多麽冰冷無情的語言，多麽鮮明的“階級立場”！人情冷暖，世態淡涼，由此知之。但在那個年代，政治審查十分嚴格要追查到祖宗十幾代，一人有事牽連九族，但他這麽一說，就真的能斬斷一切幹係了嗎？這血緣不還照樣存在嗎？！

在看守所關押的日子裏，有幾次訊問是我不能忘記的。一次是湖南長沙的來人外調，他們直逼問我，我和我三哥有什麽關係，我當時真不明白他們這些人不是有高等文化的學曆嗎？怎麽提的問題競然不如一個三歲小孩。我和我三哥當然就是兄弟關係嘛，他是哥哥，我是弟弟，這改變得了嗎？們們還追問我三哥對我的支持，我說了我的事情壓根他不知道。自小他對我卻十分講原則的，我下鄉插隊，他積極支持，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去到了外地，是他動員和勸告我主動寫信回縣革委。我知道他們無非是想借我的口來達到“整”我三哥的目的，但他們在我身上是無法能獲得他們所想要的材料，因為確實也沒有什麽把柄可以授予他們掌握的，詢問隻能不了了之。聽說後來還是由於我的“現行反革命罪名”，對三哥還是帶去了影響的，我感到很對不住三哥。

另有兩次訊問，一次是初中時姓薑的學長，一次是高中的同班同學，當進入訊問室時，自己無以所對，當年的同窗學友、校友，今天變成一個審訊官，一個階下囚，局麵何其尷尬。

1971年，林彪外逃陳屍溫都爾汗的“9.13”事件發生後，消息傳來，在深感震驚之餘，又使我對未來抱著一絲僥幸的希望，希望能憑借林彪事件的發生，自己能早日重獲自由，因為在自己的“犯罪事實”中，相當一部份就是“攻擊”林彪的。從文革初期林彪那唱得太過離譜的高調中，給人以一種極不真實的感覺，因此，在背地裏議論“林彪是一個比赫魯曉夫更赫魯曉夫的人物……。”但自己那幼稚的盼望泡沫很快被無情事實擊得支離破碎。一天，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的黃×觀來提審我，他陰沉著臉對我說：

“聽說你最近很興奮哪。你別高興得太早了——林彪是你打倒的？他是自己跳出來的，你難道比毛主席還英明？別忘了你還有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惡毒攻擊和破壞毛主席上山下鄉的革命路線等罪狀呢……？

他說得沒錯，我是高興得太早了，雖然林彪“折戟溫都爾汗大漠”，但我的劫數仍還沒到頭，我雖然反對了林彪，其實並不是我有先知之明，現在仍然是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天下。

在他們的眼中。我是全縣插隊青年中第一個“從知青演變成現行反革命的典型”，為了肅清我在社會上和知識青年中的流毒，他們對我又使出了一道新招式，1972年9月25日晚7點多鍾，我聽到了看守大叫我和陳某（也是插隊青年）的名字，把我們二人提出監房帶到了高牆外，上了手銬，由四個正規武裝押送我們走出看守所外。一路上我暗自思量：“難道今晚就去開宣判會？”可是按照法律程序，我還未被轉逮捕呢？難道又要去被批鬥不成？但按照以往的慣例，去接受群眾批鬥，通常是由民兵來押送，又何至於要動用正規武裝呢？況且自己自從1969年1月17日被宣布拘留關進看守所至今已三年八個多月時間，一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在這麽久的時間裏，除了剛來時僅隻提審過我寥寥可數的幾次，此外也沒有什麽“犯罪事實”的證據核實，其餘的將近三年多的時間裏，我以乎已被人遺忘了。每天白天麵壁僵坐，夜晚在長明燈的照射下睡眠，很少有人來打擾，日子過得平靜而單調，我已經心如止水，習慣這種生活了。時間卻仿佛沒有我這麽個人存在似的。看到一批批的進來，一批批的判刑，一批批的釋放，就是沒有我的份，難道要我把牢底坐穿？我心裏沒個底但感到這不尋常。

果然，把我們押送到了達開中學那裏，一進校門，就見到整個操場黑壓壓的一片，早已坐滿了人，主席台上燈光明亮。見到我們的到來，馬上有人領喊口號

“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簡毓騏！”

“堅決捍衛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革命路線！”……

我們被押上主席台上，分別站在台前兩邊，被兩個武裝人員緊按低頭彎腰。由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然後又是由幾個人上台發言揭發批判，又是高呼口號。對此場麵已屢見不鮮，習已為常，聽膩了根本聽不進去。揭發批判後，由公檢法人員向我們宣讀了“逮捕證”，我才明白，這是今晚的壓軸戲。

我是在被拘留關押三年八個月多時間後才轉逮捕的。宣布逮捕後回來的這天晚上，心潮翻滾，久久不能平靜，我知道，由拘留轉逮捕，我期望能獲得自由的一絲希望已經完全沒有了，那麽，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不會太長了，因為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外麵的形勢如何，我在獄中無法判斷，但肯定是相當緊張了。而我知道，每到這種時候，都會有一次大“鎮壓”，以震懾社會。我的命運凶多吉少，而且顯然時間也已經不多了！剛才在會場聽到高喊“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簡毓騏”的尖叫聲，總使我有一種冰涼徹骨的感覺，並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刑場、死亡……誰知道呢？這個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一生隻有一次的寶貴生命（對於我來說是兩次），也許由於這個曆史的原因，就要結束了。“唉！”我深深地歎了一口長氣，是無可奈何的發洩還是對未來命運的哀歎，無法說得清楚。唯有這樣長長的一聲歎氣，才可使自己的心情稍為得到平靜一些。對我這麽一個小小人物的案件，從被宣布拘留關押到轉為逮捕，花了將近整整四年時間，而且也無法找得出任何事實和證據，這種情況本身就是一種極不正常的和令人費解的現象。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非常的歲月裏，愚昧，盲忠早已使人們完全喪失了理智，神聖的憲法已變成一紙廢文，法律形同虛設，文字冤獄比比皆是，從當晚批鬥和宣布逮捕我的情況看，似乎我也是夠殺頭之罪了，運動的恐怖氣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參加批鬥大會的人都有一種末日來臨的感覺，拿我來殺一儆百，殺雞儆猴，枉死一兩條無辜的生命已不足為奇，不這樣無產階級的政權怎能穩固？但不管怎樣我的問題總算有了個終結之時，苦蹲鐵窗的日子，終於有個盡頭了。近四年的囚禁，使我覺得自己像孤身在苦海泥濘中跋涉；在浩瀚荒漠裏獨行；在渺無人煙的孤島裏絕望的呼喊……三年多的鐵窗囚禁，使自己整個身心已變得麻木不仁；三年多的囹圄歲月，那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輾轉難以入眠，透過鐵窗，望見夜空上那殘缺的半月，又被一片烏雲遮住了，天色更陰暗了……

9月27日，天剛放亮不久，從高牆外麵遠處飄來高音喇叭狼嚎鬼哭般的尖叫聲，劃破了縣城的上空。根據聲音飄來的方向推斷，高音喇叭聲是從縣體育場方向傳過來的。按照慣例，每個重大節日前都要宣判一批，以震懾打擊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穩定發展革命的大好形勢。今天的高音喇叭響得比以往更早，因此十有八、九是要開大會了。不出所料，九點多鍾就送來了早飯，比平常提早了一個多鍾頭。牢房裏的人都紛紛猜測，今天的大會該會輪到誰得去了？因為前兩天晚上我剛轉為逮捕，對此我是瞎子吃湯圓，心中有數。我知道大限臨頭，這一天終於來了。我吃完了飯，我換上一套較幹淨整潔的衣服，準備好鞋子，然後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床上，默默地等候著那一時刻的到來。不一會兒，聽到崗樓下的那道拖籠門發出沉重的響聲，“踢踢踏踏”一大群人雜亂的腳步聲和說話聲進到監房後麵的大地坪上，接著聽到看守到各個監房點名、開鎖、開門，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到了地坪裏，一個姓謝的看守要我麵朝牆壁跪下，用繩子把我五花大綁之後，再檢查是否綁得結實牢固，在我胸前掛上一塊大紙板，上麵赫然寫著“現行反革命簡毓騏”八個顯眼醒目的大字。未了，他把我的眼鏡摘下塞進我的衣袋裏，不準我戴，說：

“讓你戴副眼鏡顯得那麽威風！”

真是笑話極了，我都已成了被專政的對象，哪來威風可耍？沒有了眼鏡，那可變成了半個瞎子，我抬頭眯著眼睛數了數，這次被判刑的連我一共12個人。除了我一個是“政治犯”外，其他是什麽“投機倒把”、“宗族械鬥”、“盜竊”、“賭博”等罪名。全部捆綁好後，又將我們分別兩個兩個的串綁在一起，排成一隊，由一隊全副武裝的武警押送我們去會場。

在看守所那鐵籠關禁了三年八個多月時間，剛踏出看守所大門，望見天空特別開闊，格外睛朗，空氣倍覺清爽，感到外麵的世界分外親切。雖然不讓我戴眼鏡，500度近視的我，看遠處模糊不清楚，但我還是不時地昂抬起頭，眯細眼睛，四處張望，極力希望能見一眼自己日夜思念、牽掛的親人、朋友和那些同命運的插青隊友們。但姓謝的看守不時按下我的頭，不讓我張望。他們不讓我望，卻塞不住我的耳朵，我還是聽到了不少群眾提我的名字，議論我的聲音，聲音充滿了同情與婉惜。

由於在看守所關押的近一千四百多天時間，都沒有活動過，因為在監房裏是不準隨意行動，也沒有活動的空間，就像準備留作過年宰殺的被閹的雞一樣，整天就是關坐在籠子裏，過長時間的不能運動，雙腳疲軟無力，走起路來時，兩條腳像灌了鉛似的，很重、很重，邁不開腳步。從看守所到體育場不過短短的兩公裏多些的路程，花了四十多分鍾的時間，但對於我來說，卻比唐僧到西天取經的路程還要長、還要遠。我行行又停停，實在走不動了，真想臥坐下來。被謝看守用腳踢了我幾次，說我詐奸，不老實，我被迫咬著牙根，頂硬頭皮，好不容易才走到了體育場時，我已滿身大汗，渾身濕透了。大會還未正式開始，我們這群人便被暫時停押在縣工會的燈光籃球場裏等候。

十點鍾左右，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先由縣革委會領導講話，從他的講話中知道，我們這批被判刑的是由公檢法軍管會轉為由地方法院審理的第一批。

“現在宣布，貴縣人民法院刑事宣判大會開始”，會場主持人歇斯底裏高聲嘶叫“把犯人押上來！”

武裝把我們12個人從燈光球場的側門帶出，由會場中間的通道押往審判台。天啊，場麵大得嚇人。整個體育場，行人道及公園裏邊都擠滿了人，密密麻麻，真成了人山人海，人聲鼎沸，萬頭攢動。

“堅決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震耳欲聾，我是被押走在最前麵。

此時，我不由得想起了八年前歡送我們下鄉插隊時的情景。我也是走在隊伍的最前麵。那時候我胸前戴著一朵紅豔豔的大紅花，意氣風發，昂首闊步，接受群眾的歡送，而此時我卻是被五花大綁，胸前掛著一塊大黑牌，被武裝押著送上審判台。此一時，彼一時，蒼天和我開了一個多麽殘酷的玩笑，使我的命運來了個180°的大變化，我的人生跌落到苦難的無底深淵之中。

主席台上方掛著一條蘭色橫幅，上麵寫著“貴縣人民法院公判大會”的字樣。我們被押上站在審判台中的位置站成一橫排。宣判之前又是一通例行的檢舉，揭發、批判、鬥爭一番。我是當然被點名第一個接受群眾批鬥的對象。兩個全副持槍武裝押我跪在審判台的左前方，並用手強按要我低下頭來，我不服氣，卻硬要抬起頭來望台下的人群。麵對如此龐大的場麵和陣勢，我內心並沒有感到半點害怕和絲毫愧疚，因為我確確實實沒有做過半點危害廣大群眾的事，我有什麽值得害怕和愧疚呢？反倒有一種“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之感覺。隻見坐在最前邊的是駐軍部隊官兵，公檢法係統的人，接下去是學生隊伍、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群眾和附近公社的民兵和社員……上台發言檢舉、揭發、批判我的是什麽人，我不知道，他們揭發、批判我什麽，我一句也沒聽得進去；我聽到的隻是高音喇叭傳來的一陣陣鬼哭狼嚎的尖叫聲，力竭聲嘶的狂叫聲……

批判發言結束之後，審判長審布“審判開始”，第一個點的又是我的名字。隻見兩個持槍武裝走來把我拉出隊伍站在審判台前麵接受對我的審判：

“現行反革命分子簡毓騏……該犯思想極端反動，多次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不安心農村生產勞動，對黨的上山下鄉政策極為不滿。……多次收聽蘇修、香港、台灣等反動敵台廣播，收聽後公開散布反動言論，攻擊我黨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月年十月，夥同叛國投敵犯林煬傑（已另案處理）等人密謀策劃判國投敵。同年十月，已與林犯等人竄到新疆烏魯木齊，準備往邊境布爾津地區待機越境叛國投敵，因我邊防關卡嚴密，其陰謀未遂……。一九六六年夥同林毓邦（插青）等到附城公社東北大隊、石卡、覃塘、八塘等地煽動一批插青倒流城鎮，長期脫離生產崗位。一九六七年中央《10.8》通知下達後，又惡毒攻擊《10.8》通知是反黨大毒草。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被告積極參與搜查桂花巷客棧，搶劫貴縣招待所物資一批……。當他宣讀判決書到這裏時，扯開嗓子高叫

“該犯罪行嚴重，判處”，

全場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來，大家都屏著氣在等下文“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因為似我這種“罪行”被判以極刑，並不是沒有先例，而且我在思想上已做好了最壞的準備。隻見那位審判官慢慢打開茶杯蓋，抿了一口茶，麥克風裏傳出他開蓋、喝水、關蓋子的聲響，然後他平靜地說：

“判處有期徒刑拾年，強迫勞動改造……（摘自《貴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2）刑字第6號》）人們的心又給放了下來。

我至今不明白他這種驚人的揪動人心的停頓是出於一種什麽樣的心理。“現行反革命”這就是我的罪名，“惡毒攻擊，極端仇視”這就是我的“確鑿罪證？！” “搶劫貴縣招待所物資一批”之說就是空穴來風捏造強加上來的。朗朗乾坤，公理何在？？？蒼天無言，大地無聲！！！所幸的是，他們最終沒有對我處以極刑，隻是判了我拾年徒刑強迫勞動改造，使我還能撿回條命，並能活到今天。

10月4日下午，看守所的張看守員把我叫了出去，原來是四哥來探監。在獄中囚禁差不多四年了，終於第一次見到親人，而且是在此種環境，如此結局的情況下兄弟相見的。兄弟二人都喉頭哽塞，肝腸欲斷，悲咽無語，淒然難言，四目相對，淚水如注。該說什麽？又能說些什麽呢？我強忍心頭萬般絞痛，含淚拜托四哥代我為母親多盡一份孝敬之心，請母親原諒我這個不孝之兒，言畢，揮淚與之分手，此一別競又是七年多！

當天晚上，我們這12個人被押上了北去的列車，送到鹿寨雒容農場勞改服刑，開始了我艱辛而又難以煎熬的七年多勞改生涯。

 

第十三章  強勞改造

由於關押在看守所時，經常是饑腸轆轆，因此，總希望這次押送去農場時在列車上能買到一些東西來飽腹一頓，解饞解饞。然而上了車後，負責押送我們的那個看守所長姓秦，滿臉麻子，因此我們稱他為“花龜”。明知我們的心理，卻故意刁難，不管我們是如何低聲下氣地去乞求，就是不準購買，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望著這些裝滿各種食物、小吃的流動車從我們跟前行來過去，直咽口水，卻又萬般無奈，誰叫我們是被剝奪自由的“人”！在他們的眼裏我們這些根本不能叫做人。對秦大麻子的刁難，我們心裏隻有一個恨字，心中暗暗地詛咒他有朝一日也會遭報應的。列車經過了四個多小時的顛頗，到達了鹿寨雒容站，下車後又行了七公裏多山路，好不容易終於到達了雒容農場，時間是1972年10月5日。從此，我將要在這裏渡過近3000多個苦難的日日夜夜。事後回想起來，我都不明白這七年多我是怎樣熬過來的．

到了雒容農場後，首先在入監隊待了一個月時間，主要是對監規紀律的學習和體力的恢複，所以在入監隊的勞動，暫時沒有任務下達，隻是讓人初步品嚐下被強迫勞動改造的滋味，焗、煲、煎、炒、炸的味道還在後頭。不久，我被分配到雒容農場第六中隊。

在看守所時，蹲跌窗、坐監獄，是名符其實的，在高牆內、電網下，一天要呆坐16個小時；到了農場，同樣是監獄，是從一種監獄轉到了另一種監獄，也有高牆、電網、鐵門和崗哨，不同的是，白天不能再呆坐了，而是要在刺刀槍口底下被強迫進行勞動改造。如果說在看守所的時日，對人是以精神，思想上的折磨，那未到了勞改農場進行的所謂勞動改造，則是予人的身體上的摧殘。因為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對階級敵人充滿了極端的階級仇恨。在這種形勢下被強迫進行勞動改造，其中所要經受的艱辛、苦楚、淩辱和折磨，是非常人所能理解、體會和承受得了的，可以說辛、酸、苦、辣、澀味味俱全。

從投入農場勞改的第一天，我就已深深體會到這個滋味了。我所在的六中隊水田、旱地都有。種木茹每人每天的任務是2畝，種甘蔗是1.5畝，種玉米是1.8畝，同時要包括選種、下種、施肥、蓋土；挖木菇每人任務是1000斤，收甘蔗任務是1200斤，這兩項工作還同時包括要做好選留種子，運種子到指定地點；收玉米是按畝數，每人任務1.8畝，包括要脫玉米苞，收運玉米杆到地邊；起豬欄、牛欄肥（即將墊在豬欄、牛欄裏的草皮連同豬、牛糞一起進行清理的工作，作為種植作物用的農家肥）每天任務是1萬斤，為了完成任務，每擔都要挑180斤以上，起出來的肥料要堆高成一座小山樣，進行  製，每挑一擔都要弓著腰，一步一步往上爬；挑肥料下田，一天任務是兩個大拖卡，如果碰著麵積大的水田時，一步深一步淺跋涉在泥湴裏，一天下來，腳筋累得差不多要斷了；種花生是在勞改隊裏最驚心的活兒，因為是人和機器賽跑。用花生播種機播種子，每一趟可播種１２行－１６行，每一個人負責一段地方，播種機過後，必須要馬上用人工施肥、蓋土，施肥要用泥箕把肥料裝好，撒肥要均勻，要薄薄蓋上一層土，工作一個環節緊扣一個環節，整個場地上，隻見每個人不停地飛奔，手腳不停，不敢有半點歇息和鬆弛，泥箕、鋤頭滿天飛，種一天花生個個都筋疲力盡，幾天都回不過神來……在勞作時，為了能早點完成任務，以爭取得半點喘息的機會。我最重的擔子挑過360斤一擔，而我的體重連110斤也不到，平常挑一、二百斤的更是平常事了；收割水稻，我一個上午就能收割一畝三分多地。在勞改隊裏，連出工、收工也不讓人輕鬆，出工時要挑一擔肥料到田裏去，收工時，那怕你已累得整個骨頭身架都要散了，也要鏟一擔草皮回來墊豬、牛欄，每擔任務不能少於一百斤，還要過稱。在農村插隊時，夏收夏種雙搶季節是最辛苦的，在勞改隊裏的雙搶比在農村插隊時還要艱辛繁重十倍不止。在農村插隊時，是自由之身，有時還可以偷懶休息一下，即使有些人有說話也可以不必理會他。而在農場裏是在槍口底下強迫進行勞動改造的，容不得你有半點的懈怠和偷閑。每天早上6點鍾起床，刷牙、洗臉、大小便、早飯、四十分鍾時間，就吹哨集合出工了，中午基本上都沒有休息。中飯送到工地，也不管手上粘滿泥巴還是糞土，隨便在身上擦擦幾下，因為太饑餓了，捧起飯盅就狼吞虎咽地大口大口吃，吃得快的，可以爭取得三，幾分鍾時間閉下眼睛養養神、休息休息，吃得慢的，有時飯還沒吃完，那邊吹哨開工了，似催命鬼似的，不讓人有半點閑停的功夫。勞改農場的每個人都象擰緊了發條的鍾擺，永遠都要在滴嗒滴嗒地不知疲倦地擺動著，不能有任何半分半秒的停留。

勞改農場的生活，看起來似乎要比在看守所蹲監獄時強許多，因為名義上每人每月可以有40斤指標口糧供應，每日三餐，早、中餐為四兩，晚餐半斤，每月還有兩次所謂的加菜，改善生活。每次加菜一般是二兩左右，隻有春節或者平時碰到隊裏飼養的豬、馬、牛等牲畜因病或其它意外原因死亡了，加菜的數量才可能略多一些。而且每次加菜殺豬宰牛時，好的那些都讓管教及家屬先挑揀了去，剩下的才輪到犯人。那些病豬死牛，管教和家屬是不會要，所以在勞改隊裏，大家都經常企盼多一些牲畜死亡，隻有這樣，我們犯人才可能多些機會飽飽口福。除此以外，平時每餐都是缺油無葷的青菜瓜類了。

由於勞改隊裏的勞動強度大，盡管月定量供應40斤大米，但遠遠不夠補充超負荷的強體力勞動的消耗。因此在勞改場裏的人大多都是臉色憔悴，皮黃骨瘦，饑餓永遠都在威脅和折磨著每一個人。俗話有說：“祖宗三代不做賊，隻因饑餓頂不得。”在裏麵，為了充饑，隻要能放得進嘴巴，吃得下肚的東西，隻要能找得到，不管是否幹淨還是髒汙，不管是生還是熟，不管是蛇、鼠、螞拐（即青蛙）還是野生植物，都要挖空心思、想方設法弄來吃，甚至有機會偷也要偷來吃。我記得一個柳州地區來的難友姓黃，在插田時捉到那些大螞蝗，用手把它扯得長長的然後張嘴就咬，見他咬嚼得津津有味，讓人看了直覺噁心；周德宏是北海人，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係，原是北海一所高中的語文老師，被以“現行反革命”判刑。他一米八0的身材，高大魁悟，飯量也特別大，吃紅茹可以吃近6斤，所以他特別感到肚餓。長期的饑餓折磨，使人什麽事都能幹得出來，周德宏平時經常到老弱病殘組那邊去撿剩飯剩菜，也不覺得有失麵子。在挑豬欄牛欄糞時，見到有豬、牛咬剩的甘蔗或紅茹，不管上麵沾滿了豬牛糞，也不管在豬牛糞尿裏浸泡了多長時間，他撿起來抹都不抹一下，塞往嘴裏就吃，樣子極為狼狽又可憐。那些管教幹部罵他與豬牛畜牲搶食，沒有一點為人師表的樣子。但是淪落到如此地步，隻要能夠充饑那還在乎什麽“斯文掃地”，也就更顧不上髒和臭了；在種花生時，一些人不管花生種已拌有農藥，趁幹部不注意，抓起一把迅速把花生衣搓脫，就往嘴裏塞，有一次有個難友偷吃花生種子被幹部發現，趕過去製止並用腳猛踢他，他卻不管不顧，低著頭蹲在地下拚命往口裏吞，當場被幹部捆綁起來，作為反改造破壞生產的典型狠狠批鬥了幾個晚上……當然以上這些例子比較少有，但諸如此類的例子在勞改隊裏數不勝數，常見不鮮。所以在勞改農場裏不論是野外的野菜野菇、菌，還是田裏地裏的老鼠、螞拐、蛇都成了勞改犯人用以填肚充饑補充營養的上乘佳肴。每天去勞作時，一邊做工，一邊又要密切注意觀察有無可捕捉的獵物。每捉到後把它們剝了皮，去了內髒，然後放在自己的用竹編織成的笠帽頂去曬、風幹。同時還要千方百計避開和躲過管教幹部的檢查（因為每天收工回到監房時，在入監大門處都要被檢查搜身一遍，看有無夾帶違禁物品入監內），拿進監室內後，還要躲在廁所旁或旮旯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用飯盆把它煮熟後拌上點鹽或醬油，沒有油，就可以進食了，吃得津津有味。

在農場裏，到玉米、花生、甘蔗、紅茹、木茹等作物的收獲季節，管教幹部對犯人的看管，比防賊還要嚴。一經發現有偷吃行為的，輕則當場罰跪，重則踢、打，開會批鬥。隻有在收用以作綠肥的蘿卜時，管教幹部對犯人才格外開恩，對犯人吃生蘿卜不加製止，任吃個夠，這些寒涼的東西又能吃得多少個呢，有些人為了吃蘿卜充饑，吃到拉肚子。

有一次冬末春初的季節，陰雨綿綿，冷風嗖嗖，那天的勞動是挖塘泥。合浦的難友楊在全捉到了一隻象洗臉盒一樣大小的老烏龜，可把他們幾個人樂壞了，這是難得的上乘營養滋補品。為了不被管教幹部看見而讓他們沒收了去，他們顧不上寒冷和汙髒，不露聲色幾個人互相掩護遮擋，脫下棉衣把這隻老龜包得嚴嚴密密，然後利用我那時是監內犯人總管，可以比較自由進出監房之便，讓我把這隻老烏龜運進了監內煲煮，我們幾個摯交的難友美美地吃上了兩餐，大飽口福，那個舒服勁可就不用說了。邊吃邊議論如果這隻老龜讓那些管教幹部看見，不象土匪那樣搶了去才怪呢！因為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一個柳州來的難友叫蔣金華在田裏勞動時捉到一隻特大螞拐，差不多一斤重，被一個姓黃的管教看見了，眼紅得不得了，硬逼著小蔣要把這個大螞拐給他，偏偏小蔣不買他的帳，就是不肯給他，這個黃管教不顧身份競然上去動手就搶。小蔣氣不過，把那大螞拐遠遠的扔回到田裏去，氣得他隻能吹胡子光瞪眼睛，卻又奈何不了小蔣，此事成為了犯人工餘飯後的一段笑料。在那個環境裏，我也一樣被同化感染了，什麽東西都想吃，也都敢吃，盡管肚餓，但還不至於到敢吃生螞蝗和吃浸泡在豬牛糞尿裏的甘蔗、紅茹。不過生螞拐我吃過。有一種背部呈竹黃色、形狀似三角形的那種螞拐，象手指頭、腳指頭一般大小，俗話叫“三角拐”，我聽老犯介紹說，吃那種三角螞拐，可以健身壯力，因此，捉到三角拐後，我也學他們老犯那樣，用手捏住它的兩隻後腳，然後張大嘴，把它塞進口裏，合攏嘴巴，猛一吞咽，這個三角拐就蹦到你肚裏去了，感覺到它在裏麵蹦噠幾下就不動彈了；我初到農場時，有一天去鏟草皮，那些老犯捉到了一條草蛇，他們把它拿來燒熟，遠遠就可以聞到一股誘人的烤香味，他們把一截肥肥的給我，讓我也嚐嚐味道，我接過來，迫不及待就狠狠咬了一大口，直讚“味道好極了。”待我撕開準備吃第二口時，才發現蛇肚裏麵還有一隻老鼠在那裏，頓時使自己惡心、大反胃，用手指摳喉嚨，把剛才吃進去的嘔吐出來，才感到舒服些。以後好長一段時間自己不敢吃燒烤的蛇了。但終歸抵擋不住燒蛇那股香味的誘惑和肚餓難忍，最後，我還是吃了，但接受第一次吃的教訓，每次吃的時候都要把它撕開了才吃；我也吃過生玉米，生木菇，有一次為了吃生木菇，我中毒了，頭昏、肚痛，痛得在地裏直打滾，想嘔吐，對幹部不敢說自己是因為吃了生木菇，最後又是用手指摳喉嚨，把那些吃下去的木菇吐了出來後才感到舒服些。自此以後，即使再饑餓也不敢再吃生木菇了，我覺得，經過了那麽多苦 難和曲折，我沒有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因為這些而讓自己的生命葬送在那個地方，太不值了。

在勞改農場裏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作兩大類，一類是大田工作，這是主要的工作。初投入勞改的，以及平時表現不好，思想抵觸情緒大的，不安心在農場改造的都安排在大田組工作，而在大田組裏又劃出幾個重點組，凡在管教幹部眼裏那些特別搗蛋，難以管教的都安排在重點組，大田組是由管教幹部帶去勞動，而重點組在外出勞動時，除了有武裝跟著外，在勞動作業場所還要插上紅旗作警戒區，如未經許可擅自超越警戒區，則作逃跑論處，可以開槍射擊；另一類是雜工組，包括養殖、種菜、植保、馬車、用牛、木工等零、雜工作，雜工組外出勞動沒有幹部和武裝跟著，有一點自由，能分在雜工組勞動，是管教幹部信得過的，平日改造表現較好，服從管教的人。大田組的勞動有任務規定，雜工組的任務有一定的機動性，靠自覺、主動去做。

我在大田組裏做了一年多時間，也在重點組蹲過一段時間，但不長。初投入勞改時，盡管自己從心底深處不服判決，但我並沒有過多地從外表上流露出自己的不滿情緒，隻是默默地幹著被迫去幹的工作。

反思我在勞改農場的生活，我以為還是有所得的，我指的是精神上和思想上。在那漫漫的歲月中，在那艱苦的劣境裏，我看到了仍有不少人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正是在他們的感染下，我的思想變得樂觀和豁達。同時在農場那裏，我也看到了許多人間的真善美與假惡醜、高尚與卑鄙、純真的人性與扭曲的獸性之間的鬥爭。這些生活經驗是人生難得的寶貴財富，是我一輩子可以享用的……

在勞改農場，每天超強度、超負荷的重體力勞動，晚上多麽希望能夠好好地休息，恢複身體以應付第二天的勞役，但連這麽點時間也被剝奪貽盡。周一至周六的晚上雷打不動要學習兩個小時，所謂的學習，就是讓犯人永遠無休止的深挖思想犯罪根源，認罪服法，交代餘罪，還有就是犯人之間的互相檢舉揭發，互相攻擊、批判、鬥爭隻不過是冠以好聽的名堂而已。目的就是想方設法讓每一個在裏麵被改造的人，思想的弦永遠都要被繃得緊緊的，不讓你有半點寬鬆的餘地，去胡思亂想，同時達到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治政治犯，這是當時監獄的一大特點。在這裏助長人的種種惡劣行徑，諸如告密、奴顏婢膝、恃強欺弱，相互殘蹋。能在這裏活下去的人，生命力和意誌力都要相當強悍才行。我就親眼目睹了這麽一件事，一個逃跑的被抓回來，在對他進行批判鬥爭的時候，除了對他進行口誅筆伐外，一些犯人為了表現自己靠攏政府，積極改造的態度，除了上去拳打腳踢外，最後還有八條大漢上去，用粗麻繩將他反綁於後，每邊四個人作拔河姿勢用力猛拉緊，他們稱之為坐飛機，被折磨得死去活來，而管教幹部對於犯人之間的互相殘蹋，更樂於相見，並未加以製止，當晚他被關在中隊的圖書室內，第二天早晨起床後，發現他因不堪忍受這非人的摧殘已自己上吊，自盡身亡，事後還被扣上抗拒改造，自絕人民死有餘辜的罪名。

“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監獄內的格局作了一個較大的調整，為便於對犯人的改造和管理，采取按犯罪性質不同來編隊，分刑事犯罪和政治性質犯罪兩大類。全場屬於政治性質犯罪的全部集中編在我所在的第六中隊。

這些政治性質犯罪的又分為兩種，曆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曆史反革命是指：解放前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裏任過職的，對人民犯有罪行的，清匪反霸時候抓到的土匪以及隱瞞身份混入革命隊伍後在曆次政治動運中清洗出來的，通列為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則泛指現在有反革命行為的。這個“現行反革命”罪名包攬的內容可就多了，有：殺人、放火、投毒、叛國、投敵、通敵、偷越國境、對現實不滿、評論、攻擊社會現實……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無奇不有，隻要是被認為對革命不利的通以“現行反革命”論處，格抓不論。因此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的特別多，在農場裏我接觸過數以千計的各式各樣的人，這類“犯罪行為”的人的年齡、身份也特別複雜；有年過古稀的老頭，也有胎毛尚未褪盡，乳臭未幹的剛滿十八歲的小夥子；有男的，同樣也有女的；有工人、農民、一般居民群眾，也有國家政府幹部、中學教師、醫師、工程師，甚至學生娃，但更多的是上山下鄉和支邊的知青，年齡層尤以18-30歲左右的居多，自然也有許多真正的罪犯、反革命分子，但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的所謂罪行大都是思想上“對現實極端不滿”，言論上“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以言獲罪。

一個來自馬山縣大山區的農民，因為年近30歲，尚未討到老婆，說了句牢騷怪話：

“又說社會主義好，我三十歲了都還討不到老婆”．

被人告發而挨抓，為了湊足他的犯罪證據和事實，以達到判其徒刑的目的，在宣判時，其中有一條罪行是他家的農家肥不交給生產隊，因此是“抗交農家肥給生產隊，破壞農業學大賽運動”，結果被判了五年；靈山縣有個老頭在毛澤東逝世時說了句風涼話：

“太陽落山了！！”

僅僅就這麽一句話，因此被以“惡毒攻擊”、“ 極端仇視” 罪名判刑5年勞改；也有的是因為在給親友的信中說了些不滿現實的話、有的則是在日記中喧泄了自己的怨世情緒，遭到別人檢舉揭發而成了“犯罪的鐵證”；也有不少則是因為在“文革”中，打派性仗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我在裏麵認識的周廷楊，時已六十多歲了，滿頭白發，小小個子，卻是早在青年時期投身革命的老幹部、解放初期，是廣西邕寧縣第一任縣委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派性被以反革命罪判刑拾年。１９７９年底獲平反，後出任自治區政協秘書長；而貴縣港務所的黃 發遭遇更慘。他是貴縣港務所的一個幹部，解放前曾參加桂東南起義，為廣西的解放浴血沙場，立過戰功，“文革”時因觀點不同，被關進看守所，受盡淩辱折磨，有一次被鞭打長達５－６個小時，一批又一批人輪流進入到看守所的牢房去抽打他，把他打得昏了過去也不停手，也不心軟。而黃 發也有骨氣，任憑他們抽打，硬是不肯低頭說半個不字，最後還是被以反革命縱火犯判刑八年；有一個插隊青年，由於下鄉後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而心生怨恨難消，一時性起，把一些藥投放到社員的粥中，造成中毒，他因此被判刑十五年……..

因此，在我們第六中隊裏的政治犯，盡管來自不同地方，原來各不相識，但共同的命運，相同的遭遇，把我們聯結在一起，且年齡又相差不大，互相間更有共同的語言、體會和感受，逆反情緒最為強烈。因此，我們這個中隊出的問題最多。按管教幹部的說法就是：六中隊抗拒改造，反改造的氣焰特別囂張，不服從管教的行為最嚴重，逃跑的次數、人數位居全場之首，是最令他們頭痛的老大難單位。

在勞改隊裏有兩個工作最讓勞改人員羨慕和追求的, 一個是負責收方，即負責對勞改人員每天工作任務的安排和驗收，這是對外，另一個是對內負責管理監舍內務、宣傳、內勤等，這兩個工作最輕鬆，也是讓管教幹部最信任、放心的人才有機會幹上這份工作。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特別是對性欲的要求，它不是能以人的主觀意誌而可以轉移得了的。在勞改農場裏，盡管每天超負荷的高強度勞動和體力高消耗，對一些人來說也無法減少其對生理上的欲望和要求，特別是原來有過性生活，刑期長入獄時間長的人，對這方麵的要求尤為強烈。但處在被強迫勞動改造的環境裏，是絕不允許你有這個念頭，也無法能達到這個欲望，更何況又是在那個狠抓階級鬥爭的年月，談“性”色變，似乎“性”就是資產階級黃色沒落，腐朽的東西似的，無產階級不能與“性”“色”沾邊。許多東西往往是這樣，你越禁止，其反彈就越強，禁而不止。在勞改農場裏麵，許多人為了喧泄自己生理上的需求，往往采取自慰的方式多，但也有極少數人，搞同性戀“雞奸”來釋放自己的欲念。這些隻需一盅飯或者件把衣服，一雙膠鞋，就可以達成交易，因為一個是生理上的需要，一個物質上的有所需求。而更有甚者的是極個別能外出做雜工有一些自由的犯人，色膽包天，鋌而走險，為發洩性欲與法律叫板，再次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這樣的例子也不是沒有．我就見過兩例：一個是利用去割馬草的機會，在山坡上見一個在地裏做工的婦女，淫心頓起，企圖奸汙時，被這個婦女的兒子發現，倉促逃跑，母子追到隊裏，辨認出來，受到加刑處理；而另一個更猖狂，中午送飯到工地回來的路上，見到一年輕姑娘，競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欲行非禮而被路人發現，扭送回農場，最終又被加刑三年。

我所以不厭其煩述說上麵的情況，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遇，改變了我在勞改隊裏的位置，而這個偶然的機遇恰恰是與這類情況有關。

事情的發生是如此，我所在的六中隊原來負責管理監舍內務、內勤、宣傳工作的是一個從柳州監獄轉過來的何姓老犯（原判刑期15年），因為無法抑製得了對性的要求，利用其工作輕鬆，飯量不大的條件，給個別年輕的新犯人一些小恩小惠，而與之雞奸，被其他犯人舉報，被管教幹部當場查獲，當即將其調到大田重點組，而由我接替了他的這一份工作。我是暫時得到了一份較舒適安逸的工作，不用跟隨大田組去出工那麽辛苦。俗話說得好“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我這一調整，卻為以後我在農場再次遭難埋下了一個深深的伏筆。

在勞改農場七年多的時間，在自己的思想深處從來就沒有平靜過，我壓根兒從來就沒有承認自己有罪，因此，在農場裏就談不上什麽“認罪服法”“安心改造”了。被判刑後我之所以沒有上訴，就是考慮到上訴於我根本就沒有用。在那個年代，像我的這樣的罪名是無法洗脫，比我更冤，更無辜的比比皆是，我也就隻能認命了，但我卻從來沒有認罪。現在雖然讓我幹上管獄中內勤、內務和宣傳工作，能夠得幹這份差使，必須要是在獄中認罪服法，改造積極表現得好，深得管教幹部信任的，才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當時中隊管教幹部看中了我那一點，讓我接管這份工作。即使這樣也絲毫改變不了我的思想和態度，隻不過是將自己的真實思想和態度，隱蔽得更巧妙，埋得更深些罷了，我還是我，依舊還是原來的那個我。

1976年是中國農曆龍年，也是中國現代史上極為不尋常而又十分神奇的一年，同時更是鬼氣森森的一年。

一月八日，我們周恩來總理逝世；

二月中旬，東北地區出現了曆史罕見的隕石雨。其中一顆重達數噸的隕石，帶著一道巨大的火龍，降落在東北吉林省。自古以來就有傳說，說隕石落地，是一個國家或朝代將會發生重大變故的預兆；

四月五日，清明節，在共和國的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百萬群眾自發祭祀、悼念周總理。

“欲悲鬧鬼叫，我哭財狼笑。灑淚祭雄傑，楊眉劍出鞘。”

這是民眾的呼聲，天安門廣場事件被定為“反革命暴亂”，百萬群眾徒手遭到了血腥的鎮壓，給神洲大地籠罩上一層無以發洩的壓抑與悲憤的氣氛。

七月六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朱德總司令謝世；

七月廿八日，距北京東北方向300餘公裏的工業城市——唐山市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強烈的地震，整座唐山古城瞬間夷為廢圩，死傷40多萬人，7200多個家庭傾刻全家毀滅。有人說，這是陪葬（古代帝王死後，將活人同埋在一起），是天意，似乎也是，地震波及天津乃至共和國首都——北京市區……

山崩地裂，風卷雲湧，天怒人怨，神鬼共憤……

“文革”中，貼遍中國大地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巨幅標語和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千遍萬遍的呼喊聲，都無法使毛澤東能得到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規律，年邁的毛澤東終將還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他人生的終點，他的生命列車，最終還是要駛到了他生命的終點站。有生必有死，生生死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和抗拒得了的自然規律。  

1976年9月9日淩晨零時，縱使神醫華佗再世亦回天乏術，毛澤東帶著他的滿腹遺憾和未競心願，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曆程，舉國上下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

……

雒容農場所在地的柳州地區氣候也極之反常，在1976年元月的時候，遇到百年難得一見的大雪，一夜之間，厚厚的大雪覆蓋鋪滿了整個農場，隨後附近的山坡崩塌，民間中的各種傳言，猜測四起……在那非常的曆史時期，對於作為被稱作“階級敵人”的我們，尤其是我們這些“政治犯”，更要處於高度警惕、髙度提防、嚴加管製的非常狀態之中。特別是毛澤東逝世那段時間，外出勞動時，增加全副武裝的幹警看管，並聲明，勞動時如一超出警戒線，即可按逃跑論處，隨時可開槍擊斃；監獄內的崗樓圍牆增加武裝看守，並在四個崗樓加設探照燈、重機槍，對準監獄下，在監獄大門又特別設兩挺重機關槍，，如強敵壓境，日夜嚴陣以待，不放鬆片刻，陣勢恐怖嚇人。他們深怕犯人趁機在獄中組織暴動。那些日子，我們所有的在監人員也生怕他們這些武裝人員由於神經過於極度緊張，風吹草動，草木皆兵，不小心觸動了板機，而白白枉送生命，不值，也不得不格外小心翼翼，慎之又慎。

1976年，國家世事維艱，而我個人也命運多舛。前麵我說過。到勞改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我在勞改場的位置。當時我自己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那些管教幹部如此重用我。想我自投入勞改以來，工作上既不是最積極肯幹的，思想上又不是真正認罪服法、安心改造、靠攏政府的，平日裏沒有什麽立功的表現，更沒有積極向幹部檢舉揭發過其他人的反改造行為。他們怎麽會偏偏選上我去幹這份令許多人日夜覬覦，夢寐以求，垂涎的工種呢？相反的是，在自己負責監內犯人的內務工作期間，對被幹部認為是屬於反改造的行為的事和人，不但沒有出賣自己的靈魂去落井投石，去密告邀獎，有時甚至表示同情，在自己能力允許的情況之下去幫助他們。如中隊裏接二連三地發生過逃跑的行為，自己對這些事情的發生，事前都有所覺察，但我沒有去向幹部檢舉揭發，爭取立功減刑的念頭，有個別人被抓捕回來後，我還暗中送了些藥物給他，因為我覺得我們都是被冤枉，同命運的人。特別是對待一個來自南寧的難友黃家禮的問題上，更突顯我的思想傾向。

黃家禮是南寧上山下鄉的知青，家庭成份是屬於資本家，他是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投入改造後，態度強硬，從不認罪服法，拒不接受改造，在被強迫勞動改造的過程中，公開消極怠工以示對抗，多次絕食抗議，在中隊裏經常被作為反改造的典型進行批判鬥爭。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 後，黃家禮的態度更有深一層的變化，他不認罪服法、拒絕接受改造的態度更為明顯和強烈。1977年春耕備耕的大忙季節，一天我正在獄中出版黑版報，幾個管教幹部氣呼呼地將黃家禮從工地上用繩子綑綁著拉回監房，那是初春時節，寒風冷雨，隻見黃家禮一隻腳光著腳板，一隻腳穿著鞋，從頭到腳，滿頭滿臉全身連棉衣全都糊滿了泥漿，樣子極為狼狽，但見黃家禮完全不當作一回亊、滿不在乎。管教讓我幫他鬆開綁之後，呌他洗抺幹淨臉上、身上的泥漿換上一套幹的衣服，馬上又把他綑綁起來拉走了。亊後我才知道亊情的因由：原來那天的勞動是挑肥撒落水田，天冷又下雨，路滑難走，黃家禮夲來身體較瘦弱單薄，他己經感冒幾天了，管教幹部以他發焼不夠39度不是發焼，所以硬是沒有批假給他，說他故意裝病偷懶，逃避改造，並且呌負責裝擔的要分外裝重裝多點給他，他挑肥落到田裏時，在泥湴中跋踄，沒行多遠因太重便跌倒在田裏，那個管教硬說他偷懶、投機取巧，是公開對抗改造。這就把黃家禮激怒了，別看他平時很少說話，即使說話也是細聲細語，對其他難友從未發過脾氣紅過臉的，這次發起脾氣來，天皇老子他都不怕。隻見他幹脆把擔子撂翻在田裏，，髙聲地說：

“我就是要公開抗拒你們對我的改造，又怎麽樣？我屌你們祖宗八代！”

“我要和000作你死我活的鬥爭！”

“我誓死抗爭到底！”

黃家禮語驚四座，被認為是反改造氣焰囂張至極的典型，被幾個管教將他摁倒在水田裏後, 朝他猛踢, 最後命令幾個犯人用繩子將他捆綁起來, 送回監房, 並因此而被關禁閉。在被禁閉期間, 黃家禮的態度不但沒有絲毫的改變，反而更狂，他沒日沒夜地猛搖禁閉室的鐵門，髙聲呼喊：

“我沒有罪！我何罪之有？！”

“你們關我不死一天，我就要抗爭到底一天！！”

“我誓死要和你們血戰到底！縱然被你們殺死，我死不瞑目！！！”

最後,在農場召開的寬嚴大會上，黃家禮被以極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反革命氣焰甚囂塵上的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沒有上訴的權利。這件事是發生在打倒“四人幫”後的年代裏。在對他進行最後判決並同時執行死刑時，動用了四個武裝押解他，其中兩個武裝把勒在他脖子上的那根尼龍繩猛力地抽得緊緊的，勒得黃家禮的臉色由紅變紫，眼珠都快要被擠壓出來了，同時，為了防止在對他進行判決和行刑時，為了防止黃家禮呼喊口號,以“蠱惑” 人心，因此，還專門用石灰包緊緊地塞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喊出聲音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新刑具！另兩個武裝緊緊抓住綁在他身上的繩子。靣對這一切，黃家禮並沒有半點畏懼和屈服，他極力掙紮。他想動，但動不了；他要喊，但無法喊得出聲。隻見他雙眼充滿了怒火，充滿了恨、怨、憤……見此狀，審判長不得不在審判台上匆匆宣讀完死刑執行令，便命令武裝馬上將他推赴刑場執行槍決。又一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地輕易地冤死在那個非常的年代裏了。我當時坐在會場的第一排，近距離目睹這一悲慘而壯烈的場麵，慘狀永留心中而無法抹得去，現今想起尚曆曆在目。其後聽說黃家禮被槍決後，其屍首丟棄於亂草堆邊，被野狗亂啃亂咬，血肉模糊，不成其樣。他姐姐接到通知來收殮屍體，見到弟弟的慘狀，哭得昏死過去。

當時還在獄中的時候，對於黃家禮, 自感同是天涯淪落人，所以我是寄予極大的同情的，並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曾給他幫過忙。但我的這些行為被一些卑鄙小人向幹部告密檢舉，說我是六中隊反改造分子的幕後支持者。而且由於當時我所在的六中隊越獄逃跑人數、次數最多，公開頂撞幹部，抗拒改造氣焰最大，更有諸如黃家禮等“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典型，是全場出名的老大難單位，因此場部組織工作組到我中隊進行整頓，正愁抓不到典型反麵教材時，那些小人對我的“檢舉揭發材料”為他們提供整治我的子彈和武器。

1976年9月9日，偉人毛澤東逝世，噩息傳來，在獄中也有不同的反應。毛澤東去世，這又給我命運籠上了濃重的陰雲。毛去世的哀樂聲打破了我平靜的“勞改”生活，我的處境開始發生了一些不祥的變化。時近中秋我按慣例每月一次給中隊難友集中購買東西，到場部商店給中隊犯人購買了他們所需要的日用品及副食品一事競也成了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罪證。說我給難友買東西吃，是為了慶賀毛澤東的逝世，這還了得！偉人逝世，舉國悲痛，我卻敢公然幸災樂禍，這是一件性質多麽嚴重的“政治”事件。1976年10月25日，從報紙上看到了“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我的心狂跳起來，熱血湧上腦袋。“江青終於完蛋了”！在我的“犯罪事實”中，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我當時就是數罵了林彪和江青）是我的主要罪狀之一。應該說，我的大部分“罪狀”應該要被這場政治風暴風吹了吧。看到這個消息後，那個夜晚，我目不交睫，一直處於極度興奮之中。心中千頭萬緒，無以表達。我無法知道外麵的人們是如何慶祝這個盛大的節日的，我是對未來充滿了無限希望。但可惜的是我高興得太早了。在“四人幫”垮台之後，是“兩個凡是”的天下，我的劫數還沒有到頭。我因為在毛澤東逝世期間給犯人購買了食品和日用品，因而說根子裏頭“極端反動”，毛主席逝世，你居然還為犯人購買食品。為此，1977年8月，我被關進了場部禁閉室，單獨禁閉反省，檢查自己的“罪行”。

農場本身就是一個監獄，而禁閉室又是監獄中的監獄，其滋味可想而知，鬥大的禁閉室，不足三平方的空間，兩層鐵門，高不過2米，沒有床鋪，隻能睡水泥地板，簡直就是一個鐵籠子，吃、喝、拉、撒全在裏麵。我在裏麵一蹲就是三個月時間，幾次被押回中隊作為典型反改造的靶子進行批鬥。

1979年元月17日，本應是我“刑滿”離監的日子。而在元月19日，柳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刑加字（78）第61號給我下達刑事判決書，對我進行加刑處理。內稱：

“罪犯簡毓騏，投入勞改後不認罪服法，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從一九七五年底至一九七七年間，多次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造謠煽動……打擊積極改造的犯人，拉攏支持一些反改造犯人，進行反改造，破壞活動，反改造氣焰囂張。……

本院認為：罪犯簡毓騏思想反動，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

判處簡毓騏有期徒刑三年，連同原判十年，合共十三年合並執行。……

要整我，意料之中，如此重整我，卻是意料之外。沒想到我人生的道路會如此曲折多災。對我的加刑，我的心境確實不能平靜。怕，是有那麽一點，因為我嚐過了階級鬥爭的無情，但更多的是恨！恨這陰陽錯亂羅織罪名以整人為快的不公。加刑隻能從肉體上去折磨我，卻根本無法改變我的思想，盡管自己刑滿之際又被加了三年刑，但此時的心境和以前的畢竟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堅信自己是無罪的！總有雲開日出現青天之時。特別是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已被打倒三年多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已在全國全麵鋪開，那個日子不會太久了，曆史將會宣告我無罪！

被加刑之後，我又被放到重點組去改造，我不氣餒，更沒有沉淪，而是以豁達的心態去麵對這慘淡的人生。我相信，穿過暴風雨，天空自是一片蔚藍。

在重點組裏勞動，雖然辛苦，但我很樂觀。有一天收工回監舍，在監門口點了名進入大門後，自己又高聲唱起歌來，而站崗的武裝卻認為我是嘲諷他，叫我停下來。我才不買他的帳呢，理都不理他，仍舊一路高聲唱歌回去。這不但捅了馬蜂窩，而且還下了他的威風而激怒了他。不一會兒，他帶了幾個武裝手執皮帶氣勢洶洶衝進監舍內要強拉我出去抽打，我緊緊地死抱住架床的柱子就是不走，並高聲地反問他們：“我唱歌犯什麽法？有什麽錯？你們有什麽理由來拉我？要打我？”其他犯人見此情景紛紛圍攏過來，怒視著他們，見到此種狀況，他們深知道我們這些“政治犯”難惹，也怕將事情鬧出大亂子來，無法收場，無可奈何，隻好悻悻然罷手而走，我有驚無險又過了一關。                               

 

第十四章  平反昭雪

自被投入農場強迫勞動改造後，我沒有服法改造過，而是在那裏混日子，我盼星星，盼月亮，隻盼著期滿的那一天能早日的到來，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後這個願望更為強列。殊料在刑滿之時，我卻又被以“反改造”的莫須有罪名再加三年，這無異於在自己傷痕累累的心靈上再插上一刀，但這仍無法阻止我對自由的渴望和期待。“四人幫”徹底毀滅， 使我看到黎明前黑暗中的一線曙光。

在農場裏，我每天都要看上幾分鍾報紙，那怕做工回來己累得筋疲力盡，也改變不了我的這個習慣，看了報紙，使我知道外麵社會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鄧小平複出，讓我對未來更充滿希望。十多年來，我就是靠著希望的支撐而活過來的。希望，希望這東西既讓人痛苦不堪，又讓人興奮。

1976年4月發生的不亞於唐山大地震的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了；劉少奇主席、彭德懷元帥、賀龍元帥等一大批國家黨政高級領導幹部得以平反昭雪，恢複名譽了；1957年後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得到了改正；被戴上“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帽子這個緊箍咒幾十年的終於獲解脫了；一係列冤、假、錯案正陸陸續得到平反、糾正；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的公布；對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了徹底的否定；以及“對外開放，對內搞活”，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深圳、珠海等沿海經濟特區的開設、城市經濟體製的改革。同時我親眼目睹了了同一個中隊裏的不少難友已先後陸陸續續地獲得了平反……這一切一切的發生，使我愈來愈強烈地感到：祖國在撥亂反正中，開始了一個嶄新在曆史時期，國家的形勢在變，朝著一個真正體現民主，民生的發展趨勢去變，我堅定地確信，我的問題很快會有一個良好的結局。

1979年6月份，我二姐從湖南衡陽給我來了一封信，並寄來了一些書刊雜誌給我，信中告訴我，幾個哥哥和姐姐正在為我的冤案四處上訴，要我抽空將有關材料寫好，可能她會爭取來農場一趟看望我。此後，我才開始寫自己的上訴材料。

1979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是夏收夏種雙搶大忙季節，我在田裏大汗淋漓地插著晚秧，中隊管教幹部把我叫回到中隊部。我光著腳丫，赤著膊，一身汗水一身泥漿地隨他回中隊部。遠遠我看到一個戴眼鏡的幹部模樣的人站在中隊部門口，望著我，我以為又是來外調或是其他什麽。漸行漸近，遠遠我就聽到了他叫我的名字，用貴縣話叫我，多熟悉又多親切的叫喚啊！近前一看，是我的三哥，不錯，是三哥！我做夢也想不到這麽這麽偏僻的地方，三哥不怕受牽連也會來看望我這個不肖的弟弟，來農場七年多了，是家中第一次有親人來看望我！飽含骨肉情深，心裏那高興，激動之情無法形容。我兩眼定定地緊緊盯著三哥那親切的臉龐，兄弟倆四目相望，久久說不出一句話，此時無聲勝有聲，我哽咽著聲音叫了聲“哥哥”就再也說不出話來。這時感情的閘門瞬間像被驚天瀑布一衝而開，鼻子一酸，淚水“涮涮”似決堤的河水直往外湧，我多麽想放聲大哭，但不許可，我任憑淚水洗臉，這是憋在心頭七年多的冤屈淚水啊！“十年生死兩茫茫”，此時見到親人恍如隔世！十一年了，第一次見到了親人，能不流淚嗎？淚啊，千重思念的結晶；淚啊，萬語千言的匯聚，多少感情，多少苦辛，酸、辣味，一起灑在親人的懷裏，流吧，讓淚水把我這十一年的冤情委屈統統都傾瀉出來吧！當著親人的臉，我憋了十一年的滿腹話兒要向親人傾訴，然而萬語千言，千頭萬緒，又該從何說起呢？！待我情緒稍安定來後，三哥安慰我，向我說明此次從湖南回廣西主要是辦兩件事，一是回廣西招生，二主要是借此機會專程到農場探望我，了解我的有關情況，為我上訴。我將寫好的材料經管教幹部看後交給了他。這時，會見的時間到了。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我緊緊拉著三哥的手，久久不願放開。拉著親人的手，我感到了親情的溫暖，似暖流流遍全身。三哥愛撫地輕輕拍拍我的肩膀，語重心長地再三囑咐我：“弟弟，要相信黨和政府，一定會還你一個清白，在農場更要注意保重身體，多看書報，認清形勢，跟上形勢，在這裏還要遵守這裏的紀律，不要幹傻事。”我頻頻點頭，滿眼含著淚花，目送三哥越走越遠直至消失，我才依依不舍地轉身回去參加勞動。

三哥的到來，使我在農場的待遇又有了很微妙的變化。不久，我從重點組又調到了裝車組。這個組的工作自由性較大，不受什麽約束。那些管教幹部，尤其是那個主管教，對我的態度隨和了許多，不再是整天硬梆梆板著臉孔對著我。調出重點組之後，自己心情舒暢了許多。由於被加刑而籠罩在自己心頭上的那團烏雲逐漸散去。每聽到隊裏有人獲平反回家時，自己都用其羨慕甚至有些嫉妒的眼光目送著他們高高興興的出獄。另外自己又一邊掰著手指頭計算什麽時候會輪到我。從家裏的每次來信中知道，我的幾個哥哥都在為我的平反問題各方奔走申訴，甚至我高中時的老校長岑鳳榮也為我的平反問題給予支持。日子在充滿期待的萬分焦急中一天天地過去了……

在等待著的時間，過得分外漫長。曆史最終會發生劇變，而恢複本來的麵目，民族重現生機，仍需要在曲折中前進，政治的風塵淹沒不了生活的腳印，被顛倒的曆史和是非，在社會前進的腳步中正在又被顛倒過來。黨的政策正在得到落實和執行，許多冤、假、錯案已得到和正在得到落實、平反和糾正。1979年12月22日，我久久期待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在我望眼欲穿的熱盼中跚跚而來。或許是心靈的感應，或許是先兆，在獲得平反通知的前一天晚上，自己心情一直處於極度的亢奮中，久久不能入睡。而剛一入睡, 我做了個夢, 夢見無窮的夜空中, 滿天星星向我爍爍眨眼，而其中有七顆星特大特亮，熠熠生輝，我真想跑上去把它們摘下來，伸手，夠不到。這時一匹全身雪白雪白沒有一根雜毛的白馬向我奔馳而來，停在我跟前，我輕輕地拍拍它的馬背說:“神馬，你能載我去摘那幾顆星星嗎?”它似乎很深諳人性，聽懂了我的說話似的，前蹄高揚，伸長脖子，朝天嘶鳴，我高興極了，一躍而上，縱馬馳騁，奔向遠方，心中那股樂勁就甭提了，我好高興，好快樂，情不自禁仰天放聲大笑,自己也在笑聲中醒了過來，把旁邊的難友都吵醒了。他推了我一把,問“四眼,笑什麽,拾到了什麽寶貝, 還是碰到什麽高興事?”

“沒事，沒事，隻是做了一個夢。”我壓住心頭的高興，淡淡地回答他。

“睡吧，明天還要去做工呢。”

“好，睡吧，睡吧！”我抱著一股說不出的高興勁，又進入到我的夢鄉裏去了。

第二天早起床後，我把這夢說給了難友黃吉紅聽。黃吉紅他是靈山人，很會圓夢，算卦，而且都算得比較準，隊裏的難友都叫他為“小半仙”。他聽了我說的夢後，禁不住拍手為我大聲叫好，高興地對我連聲說：

“好夢。好夢，這絕對是個好夢！七顆星星是吉星，對！”他肯定地點點頭說：“吉星高照，一匹白馬向你 來，讓你騎上，向前奔馳。好夢！好夢！他緊握我的雙手說：               “恭喜你啊，老簡，大喜將至，相信你很快就會得到平反，重獲自由了，可喜可賀啊！”

“謝謝老兄貴言，有那麽靈驗嗎？但願好夢成真。”我被他說得有些半信半疑了。

“你不必多慮了，你就安心做工，靜候佳音。”稍停下，他又以非常肯定的語氣重複對我說一句“不出三天，定有佳信傳來！信不信由你，不信走著瞧。”

這時，集合出工的哨子又吹響了，便沒有再說下去。這天我們的工作是和七隊的拖拉機一起去拉磚、拉瓦，這要翻過一座山去當地群眾的磚瓦窯裏拉。

我們這輛車裝滿了先走，在駛下山坡時，司機問我們是下車走路還是坐在車上，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我一看，這山坡又長又陡，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我說，我走路下山，其他幾個人見到如此說，也一起隨我步行下山。我們車下到了山腳後，停在旁邊等7隊的那輛車下來。我們在山下望著7中隊那車在下坡時速度越來越快，感到不對勁，正想向他們呼喊時，隻見那車頭打向內，然後“轟”的一聲，拖拉機車頭仰翻過來，輪子朝天，拖卡側向一邊，拖卡上三個裝車的趕緊跳車，我們趕忙衝上去看，坐在車廂的已跳車了，問題不大，隻有一個隨司機坐在駕駛室無法跳車，拖拉機頭翻轉時，他被壓傷了，且傷勢不輕，見到此情景，我們幾個都伸伸舌頭，餘悸未盡，深感僥幸。

我們的車回到半路時，見到一輛吉普車從對麵開過來，我們中隊的那個主管周管教坐在車上，見到我們的車回來了，他沒有說什麽，隻是叫司機掉轉車頭馬上往回開。我們四人見到此狀，都深感奇怪，大家都紛紛猜測，會有什麽事情發生呢？這時一個叫桂衛民的說：“會不會是來通知給我平反呢？按道理，排隊也該輪到我了呀。”對周管教的這一舉動，我也感到挺納悶不解，聽老桂這麽一說，我內心中猛一個激靈，想：“難道真讓黃吉紅說準了，我昨天晚上所做的那個夢果然應驗了？！那就真是老天開眼了！”我在心裏麵暗暗高興，一麵又不斷地祈禱：“老天開眼，神佛保佑。”但臉上又要裝出當作沒那麽一回事似的，如果不是的話，那才真叫空歡喜一場呢。

回到中隊部附近，我們正忙著卸車的時候，隻見周管教站中隊部門口叫我立即過去，我興衝衝進入了中隊部辦公室，已有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那裏。一見到他這個人，我的整個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和他打過交道。我清楚地記得，我被加刑時就是他來審譏我的，燒成灰我也不會忘記這件事。怎麽又會是他來找我的？我在心裏暗暗嘀咕，“難道我加刑的事還未了結？”剛才來時的那股高興勁，仿佛被迎麵潑來一盆冷水似的，頓時一掃而光。他見到我呆呆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的樣子，態度很溫和地叫我坐下，說：“我現在是代表貴縣人民法院向你宣讀判決書，你不要有什麽多慮，要聽好，聽清楚。”然後他開始正式向我宣讀貴縣人民法院判決書（79）刑複字第29號，內稱：

“被告人簡毓騏1964年高中畢業後，安排到農村插隊落戶，因對黨上山下鄉政策認識有錯誤，曾發洩過對黨和社會主義製度不滿的錯誤言論。

基於上述事實，本院認為，被告簡毓騏不安心農村生產勞動，倒流城鎮做了不少壞事，錯誤是嚴重的，但不是出於反革命目的，原判定為反革命破壞不當，據此，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一、撤銷1972年刑字第6號對簡毓騏的判決。

二、宣告簡毓騏無罪

（以上文中注有重點號是作者本人加上去的，以引起讀者之注意。）

宣讀完貴縣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之後，他又向我宣讀柳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刑複字（79）第185號，內稱：

“被告人簡毓騏，男，33歲，貴縣人。1969年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現在雒容農場服刑。

被告人簡毓騏在服刑期間，因抗拒改造於1979年1月15日被我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與原判10年共13年合並執行。

本案經我院重新審理，查明：

被告人簡毓騏在服刑期間，造謠煽動，貪汙犯人現金60多元及盜竊新被一床等物，這是事實的(注:這些罪由及我被加刑，我是當時勞改中隊裏管教幹部權力之爭的犧牲品，當時中隊隊長及其愛人(中隊的保管員)比較講政策，講人道，富有同情心，而指導員是個矮仔，詭計多端，陰險毒辣，整起人來不擇手段，在難友中大家都叫他做陸矮仔。為了板倒隊長，陸矮仔借我在偉人逝世期間給犯人購食物一事上小題大做，平時由於工作上的原因，我接觸保管員的機會較多，還妄想向保管員頭上撥髒水，要我承認我和保管員關係暖味。以整我為名，行打擊隊長之實。為了湊足夠給我以加刑的理由，把一些根本不是事實的“事實”,強加於我頭上,如貪汙犯人現金60元,那時在勞改隊裏根本就不允許犯人自己持有現金，那來貪汙現金之說？盜竊新被一床，那是當時負責發放被服的管教幹部弄錯數。但在那個情況下，根本不容許我申辯，解釋，硬押上去）。但這些罪行比較輕微，原以抗拒改造罪判處三年徒刑不當。按照黨的政策及國家法律，特判決如下：

撤銷本院1979年1月15日刑字（78）第61號判決。

二、對簡毓騏免予刑事處分。

宣讀完畢後，他征詢我對判決還有什麽意見。當聽到他宣讀到“原判定為反革命破壞不當……宣告簡毓騏無罪。”的語句時，我的心情激動得就像翻江倒海似的，波濤澎湃洶湧，逐浪飛花，一瀉千裏。我滿含激動的淚水，站起來，說：

“我衷心感謝鄧小平、鄧青天！感謝黨中央！是鄧青天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便不會有我的今天，我等這一天足足等了十一年，曆史終於還了我的清白，曆史宣告我無罪！”我稍微停了下，歇了口氣，接著說：“貴縣人民法院的判決書上麵所提的，有許多地方是不徹底的、不當的，對此我個人有保留意見，但目前不會在這裏提，回去後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機會，我會再提出上訴。”因為我深知，如果我在那裏提出上訴，那就意味著，我還得繼續留在勞改農場裏，繼續承受那苦難的煎熬，而且還不知要待到何年何月？當然要先脫離苦海，脫離這人間地獄才為上策。

 我接過他遞給我的平反判決書之後，走出中隊辦公室門口，仰望碧空藍天，手裏高高擎著平反書，高興得直蹦直跳，放開喉嚨，大聲高喊:

“我得平反了！我終於得到平反了！”然後雙手把平反書，小心翼翼地捧著，生怕把它碰爛，用嘴吻它，又緊貼在自己的胸前，喃喃細語說：

“我得平反了!我得平反了!”

這時，淚水不聽話，奪眶而出，湧流不止，是啊，太高興了，太使人激動了，為等這一天，熬幹了我的青春大好年華，盼了整整十一年多，望了又望，四千多個日日夜夜，曆盡艱辛苦難，才終於好不容易盼到了這一天的來臨，我能不高興、不激動?!這一時刻，我多麽想立即把一喜訊告訴給母親、哥哥、姐姐和所有關心我的親人朋友們知道，讓他們一起分享我的高興和激動，但是當時那樣落後的通訊條件和自己特定的環境，根本沒可能，隻能讓它暫時留在我的心底。

回到監舍後，隊裏的難友們聽說我得平反了，紛紛前來向我祝賀，為我高興，特別是我在獄中的那幾個患難摯交，更是與我緊緊相擁慶賀。我和鄭鐵斯、談文田、香灼球、梁雄傑、許克綿、陳銘豐……在患難中相識，在患難中相交，意氣相投，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建立起來的友誼，分外珍貴，而令人倍加珍惜。

鄭鐵斯是防城那良人，矮矮胖墩的體型，性格開朗、樂觀、風趣、平易近人，我們都喜歡昵稱他為“亞鐵”。他不但有一手修理鍾表的絕活，更能拉上一手好二胡，他拉《江河水》時，使人聽到情動淚流，而當他拉到《賽馬》一曲時，又讓人情緒激昂沸騰，他是因為越境越南被判刑的；香灼球是北海人，父親是當年粵軍中的一名高級將領，學識豐富，記憶力強，常常給我們整篇整篇的講述外國文學故事，《基度山伯爵》我就是第一次在勞改隊裏聽他說，他講述故事時非常投入，很引人入勝；陳銘豐也是北海人，與廣西名人陳銘樞是堂兄弟；談文田是南寧人，支邊青年，許O綿是扶綏人，腳長長的，我喜歡叫他做長腳；鄔O國是龍州人，區歌舞團的，當年在《劉三姐》彩調劇中扮演過“阿牛哥”，馮O圖是南寧人，他曾在北京美術工藝廠工作，寫得一手好字，長於畫畫和工藝美術。

俗話說，患難見真情，我永遠不會忘記在獄中當我被烏雲壓頂，大難當頭時，許多人和我疏遠了，冷談了，有的甚至不惜反目成仇，出賣靈魂和人格，連良心和做人最起碼的道義都丟棄了，對我“反戈一擊”，與我“劃清界線”為了撈取稻草和油水，顛倒黑白，栽髒陷害，對我“落井下石”，唯有他們一如概往，對我不離不棄，繼續往來。我被加刑以後，我為了不牽連別人，也有自知之明，很少主動去和別人說話，平時收工回來，我都是獨自一個人在自己的床上看書、抄寫、默想或沉思，因為在勞改隊總有那麽一些小人為了立功邀獎，不擇手段，到處去覬覦、窺探別人的私秘，然後添油加醋去打小報告，因此我不能再授人以柄了，要處處留神，步步防範，小心謹慎不為錯。

我不會忘記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中秋節日，這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樣早早就上床睡了。近半夜時分，我被人從酣睡中輕輕搖醒，我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是鄭鐵斯。他把半盅熱茶和一小角月餅遞給我，用一個指壓住嘴巴，示意我不要說話聲張，然後再用手指指天上，又指指茶水和那一小角月餅，壓低喉嚨，用極輕微的聲音在我耳旁說，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節，別人給了他半個月餅，想到了我，想到了處在剛被加刑不久的處境的我，他便從那半邊月餅中又切了一半給我，大家共同分享，物少情重，叫我快吃掉，不要被那些小人知道。然後緊緊握了下我的手，又輕輕地離去了。我手裏捧著這一小角月餅，感到沉甸甸的，有千斤般重。那時候我覺得這不是月餅，這是亞鐵那顆真誠熾熱的心，是我們在共同患難中建立起來的比黃金還珍貴的患難情誼，飲著那略微澀口的熱茶，我渾身上下、從內到外都覺得熱烘烘，是患難朋友的真情熱火在溫暖著我那顆飽受現實重創的滴血的心靈，想到亞鐵、文田、雄傑、克綿他們幾個對我的這份患難真情，我無言以對，感動得涕然淚下，我是和著淚水咽下這一角月餅，慢慢地品嚐著這半杯濃茶，也品味著人生……

我接到平反通知書這天，正好是農曆冬至，又是星期六，好像老天事先知道我這天將重獲得自由，值得慶賀，而故意安排似的。這天中隊裏殺豬加菜，隊裏難友們借此機會為我臨別餞行，祝願我脫離苦海，重獲自由。平日滴酒不沾的我，即使在極度超限勞作，筋骨十分疲乏勞累，也從不以酒解乏的我，這一晚我破例了，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頻頻和難友碰杯，我更深深感謝為我圓夢的黃吉紅。

1979年12月29日，將是我離開雒容農場的日子，此前一天晚上，我和亞鐵他們幾個摯交難友幾乎是徹夜長談，這是我鐵窗囚禁的最後一個晚上了，我把所有的衣物、用品全部留給了他們，隻留下八月份三哥來探望我時帶來的那套藍色的新工作服和一個筆記本。三哥送來的這套衣服，我一直舍不得穿，也不讓拿去打印字變成囚服（當時勞改隊裏的衣服不管是私人帶去還是農場發放，衣服前麵左胸部要印上“犯人XXX”的字樣，衣服後背要打印上兩個碗口般大的“犯人”兩個字，褲子的後麵也要印上犯人XXX的字樣。）我要留到獲得平反時穿，而那本筆記本是我在獄中看報刊時的摘抄，還一直保留到現在。

1979年12月29日，我終於平反出獄。當我踏離監獄大門時，回過頭來再深深地望了一眼那高高的暗灰色的圍牆，電網、崗樓、哨兵和那沉重的大鐵門、陰陰沉沉的監房，心頭象被千斤重石塊壓著一樣，沉甸甸的，無以喘氣，因為這裏留下了我苦難的青春歲月，留有我太多太多的屈辱、還有我無限的恥恨和辛酸的血與淚……

終於，我以自由清白之軀踏上了回家之路。我伸展雙臂，要擁抱藍天，要熱吻白雲，我要緊緊地擁抱這自由的天與地。此時此刻，十一年多的監獄生活，四千多個白天黑夜的殷殷呼喚，苦苦尋覓，焦心等待，恍如做了一場夢，一場惡夢。我終於能重獲自由了，曆經此難，使我更深切地體會“自由”二字之深刻含意和寶貴。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棄”，“不自由，毋寧死”，這是至理明言。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想，如果我能早一年出獄，說不定還能趕上當七八、七九級的大學生呢。以前讀高中時，我的數、理、化成績都算不錯，尤其文科，我的作文經常在班上作為範文宣讀，在學校時我還曾經做過作家、記者的夢呢！如果不是因為“上山下鄉”那條路線，如果不是因為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或許我的幻夢已成真了！唉，失去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包括我的青春，我的愛情……失去的也就永遠失去了，別提也罷。

我從雒容乘車到了柳州後，第一件事是迫不及待地直奔郵電局，要把我已獲得平反的消息盡快告知媽媽和兄姐他們，使他們為我而日夜懸掛，焦慮的心情得以歡慰和放鬆，然後我去火車站購買了往貴縣的車票。

1979年12月30日淩晨5點多，我終於回到了闊別了七年多的家鄉了，望著這似熟悉又感陌生的故土時，往事曆曆在目，心情既激動又傷感，但更多的是激動，因為，我終於回來了！是清清白白地回來了！

黎明前的黑暗，的確如此，淩晨五點多，整個大地還是黑沉沉的。當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家門時，（因各種原因，我四哥被迫將老宅賣掉，另搬了個地方），是白發蒼蒼的老母親為我開啟家門，在昏暗的燈光下，她老人家競然認不出她的親生骨肉，是她的小兒子平反歸來，她輕聲地問我：

“你是誰，認錯門了吧？”

聽到母親這麽詢問，我心如刀割，淚如泉湧，“卟嗵”跪了下來，給母親嗑了三個響頭，泣不成聲地對老母親說：

“媽媽，是我，我是毓騏，我回來了……”我泣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眼前的兒子已經不是母親記憶中的那個英俊的風華正茂的壯小夥；而是一個受盡淩辱和折磨的九死一生歸來的又黑又瘦的愁苦而早衰的“陌生人”！而白發老母十多年的苦苦思盼，哀哀守望，被撕心裂肺的憂兒驚恐煎熬，慘痛而漫長的摧殘，她已風燭殘年、心神麻木、老眼昏花！驟然之間，又怎能反應過來“這是兒子，我的寶貝幺兒”呢……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可喜可慰的是有生之年，母子終於團圓了！

媽媽聽到我這麽一說，她整個人也呆了，她一麵拉著我的手，借著門外的路燈，仔細地端詳著我，仿佛怕認錯人似的，此時已老淚縱橫，嘴裏一麵喃喃細語：

“啊，是毓騏，是我的毓騏，你回來了，你回來就好了，就好了。”

唐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現今我卻是“鐵窗蝕磨好時光，鄉音不改貌蒼桑。慈母相見不相識，唯問客人來何方？”此情何以堪？！

“媽,是誰來啊?”一個聲音在裏屋問，我一聽，是大姐的聲音，大姐也回來在家中。

“大姐，是我回來了！我是毓騏。”我高興地高聲應道。

曆經十一年多的苦難，終於能和親人團聚了！多溫暖的親情！多溫暖的家啊！我明白這溫暖是幸福的驟雨，是欣慰的熱風，它慰撫著我那深受重創的心靈。

當我還在獄中接到貴縣人民法院的所謂平反書時，從平反書的字裏行間，我就深深感到，盡管他們表麵上給予了我平反，但罩在我頭頂上的陰雲並未散盡。當年為了整我，可謂花了多少心血，絞盡腦汁，大張旗鼓，場麵何其之大，而今卻又要為我平反，不是大勢所趨，不是形勢所逼，他們豈會心甘情願地去給我平反呢？因此，貴縣人民法院在對我（79）刑複字和第29號判決書上，就很清楚地看到他們完全廻避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這一曆史背景，卻取了“1964年高中畢業後”這一具體時間，文字含含糊糊，躲躲閃閃，藏頭露尾，並且完全否認和歪曲了當年的曆史真實，把我自願下鄉硬說成是“被安排到農村插隊落戶”，沒有任何事實、證據、硬說我“倒流城鎮，做了不少壞事，錯誤嚴重的”。因此，他們當初對我“原判定為反革命破壞”隻是“不當”而已，而不是錯判。字裏行間反映出不徹底性，說白了，就是給我留了尾巴，而且是一條又粗又大很不一般的尾巴。對某些善於因襲“四人幫”手法的人，這可以成為致人於死地的棍子，這種教訓的先例難道還少嗎？如果是這樣，我今後的日子絕不會是一馬平川。因為盡管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這塊地，黴腐的惡土不除，那些靠整人來換取烏紗帽的政治小扒蟲的蝸牛還會孽生出來,孕育出“文革”風暴的風洞不堵，我的前麵難免還會有霧雨雷電。

但是，我不再是十一年前的我了。春風拂過我，太陽照過我，濃霧罩過我，悶雷炸過我，暴雨澆過我！苦難和錯誤鍛造了一個新我。這個我是從浸透血淚的苦難中站起來並堅定地向前走去……以我的脾氣和個性，負重可以，忍辱不幹！對於貴縣人民法院漠視事實真相，不肯放棄自己原來的錯誤立場，不肯承擔他們應負的責任，我表現了強烈的不滿。我以大量事實，和他們據理力爭。在無可辯駁的情況和我強烈的要求下，貴縣人民法院不得不於1983年以刑複字第5號判決書對原結論作了些修改，內稱：

被告人簡毓騏於1964年高中畢業後，到農村插隊落戶，在此期間，因為對黨的上山下鄉政策認識不足，曾講過一些對黨不滿的言論，沒有反革命的目的和行為，本院1972年以反革命罪對簡毓騏的判決是錯誤的。根據黨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本院依法判決如下：

撤銷本院1972年9月27日刑字第6號對簡毓騏的判決。
宣告簡毓騏無罪。

從貴縣人民法院對給予我的平所作的第二次修改的結論中，仍不難看出，他們並無誠意，也丟不開他們的臉子和威信。因此他們堅持說，你雖然無罪，但你有錯，對此我還是無法接受的。為了獲得徹底的真正的不留有任何尾巴的平反，我又展開了第二波漫長而又枯燥的上訴“持久戰“，自己刻蠟板，油印，不斷地，不厭其煩地給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寄去材料，反映，申述我的理由和要求。尤其在“文革處遺”時，我的態度和要求更加強烈和迫切。在我的不懈努力和積極爭取之下，同時也獲得不少主持公道，有正義感的人關心和支持，尤其是我初中時候的老校長梁耀章，他是一個責任心、正義感極強的人，他當時在司法係統工作，對我的平反問題給予極大的關照和幫助。皇天不負有心人，貴縣人民法院終於在1984年3月8日以（84）刑複字第1號對我的申訴作出了第三次的判決。內稱：

申訴人簡毓騏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被本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勞動改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經本院複查改判，申訴人不服多次寫信申訴，要求複查改正。……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再次進行重新審理、查明。

本院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對申訴人簡毓騏，以現行反革命定罪判刑，沒有事實依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原判是錯誤的，後雖經我院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三年做了複查改判，但不夠徹底。現經本院審查委員會討論，特作判決如下：

撤銷本院一九七二年刑字第6號，一九七九年刑複字第29號，一九八三年刑複字第5號判決；
宣告簡毓騏無罪。

至此，我的問題，最終獲得真正的徹底的平反、解決。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貴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宣告。當我接過法官交給我的平反判決書後，真正心情歡鬆舒暢走出貴縣人民法院大門時，我愛人把早已準備好的大紅鞭炮點燃鳴放，“呯呯嘭嘭”的鞭炮聲，震耳欲聾，引起了行人的關注和詢問。當聽說是人民法院為我作徹底平反時也紛紛鼓掌表示為我慶賀。

寫到這裏，我要為我愛人插上一兩筆，她原名叫李碧珍，“文革”時追逐時髦，改名為李斌。她也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因此，初中時同學們就給她一個“大文豪”的綽號，在她那屆初中同學中全校僅三個以甲等成績錄取上高中，她是其中之一。上高中時，她已抱有跨長江、過黃河之雄願（即一定要考取省外重點院校），文革葬送了她的大學夢。那時，他們年輕的心中，蠕動著一種莫名的政治衝動和敏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風風浪浪中，懷著滿腔的政治熱情和簡單、幼稚的理想，自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緊跟主席幹革命，統帥揮手我前進“，抱著崇高的信念，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勇往直前。她更是憑著一身無畏的膽氣和口、筆兩利之風格被人們稱之為貴高文革的“紅辣椒”。在貴縣“4·12”事件發生後，要不是震塘大隊當時的父母官力保，她已屍橫街頭了。回鄉後，命運乖戾，由於父親的所謂曆史問題（她父親因為曾在國民黨舊政權的政府中當過諸如探長之類的綠豆芝麻官而被劃為曆史反革命，到文革後要求平反摘帽時，遍查有關檔案卻無此說，而不了了之，此事何其離譜荒謬！）加之個性剛強，不善於拍馬溜須，所以一直鬱鬱不得誌，“龍遊淺水遭蝦戲”，在生產隊是臉朝黃土背朝天，一把汗水一把泥。 “這個世界真小”，我平反回來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街上碰見了她，使我們得再相見，傾訴到文革風雲時，才知道我們都有共同的命運，或許這就是上蒼所注定的緣份吧，近似的人生遭遇，使我們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共同生活三十多年，在嗑嗑碰碰中，相攜走到今天，迎來明天。我是四十歲時才喜得一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值得欣慰的是，最終女兒不負我們的期望，為我們兩個當年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圓了大學夢，此是後話不提。

我在政治上要求徹底平反的同時，也要求他們在經濟上給予補償。但他們強調說，由於我當時被判刑時是一個插隊青年，沒有工資領，因此，國家財政無這筆開支。另外，他們又說“十年動亂，剛剛結束，百廢待興，希望能體諒國家的困難”雲雲。我們插隊青年就不是人，可以不食人間煙火？監要你白蹲，罪要你白受，誰叫你是插隊青年，你們是低等賤民，就隻能“享受”此等待遇！我不服、我吵、我鬧，最後分兩次一共才給我補助了三百元人民幣。

十一年的青春歲月=300元！

這就是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這就是插隊青年青春的價值？！我說的不是錢，而是由此表現出的冷漠無情和無人道。

“世事維艱，命運多舛，人生坎坷”，這句話是我人生命運最貼切和最真實的比喻和描述。對我這個隻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並不複雜的案子，從宣布拘留到轉為逮捕然後判刑勞改，前後花了三年八個月多月的時間，才能拍案定?；在確定我無罪給予平反時，這個平反結論，也花了近五年時間三易其稿才算勉強結束，其中說明了什麽問題呢？不得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的平反問題，一波三折；我的謀生求職，也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枝節橫生，我平反出獄回到家中，麵臨兩大問題。一是對貴縣人民法院（79）刑複字第29號的判決，提出上訴，不能讓他們在這件事情上留有任何的尾巴；二是求職謀生。欲話說：民以食為天，天是最大。我回來時，已35歲，還好意思坐在家裏吃閑飯嗎？按當時，對插隊青年的工作安排是有政策規定的，加上我是經過十年牢獄之災得以平反出來，情況特殊，特殊情況完全可以特殊處理。當我找到縣安置辦公室時，他們卻一味強調，從一九八O年元月起，所有招工都得通過考試，無法通融。事後我才明白，這是因為我當年是破壞上山下鄉路線的首要分子，那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陰魂還未完全消失，派性還時在作祟，給我平反已是給足了麵子了，怎麽可能那樣輕易地安排工作給我呢？要進行考試，隻不過是對我進行刁難的又一個借口而已。我仔細思量，自認在學校時各學科的基礎都較好，雖然荒廢了十年多時間，但隻要自己稍加複習，相信未必不行。他們想以此來刁難我嗎？我就要用我那不服輸的勁頭和行動來回擊他們的刁難。因此，三十五歲已步入中年的我，不得不拿起書和筆，和那些年才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在求職試場上一競高低。每說起此事，真是既讓人悲哀心酸，又無可奈何，但我卻又信心十足，且穩操勝券。事如人願，進入考場不到一個小時，以我原來蘊厚而紮實的文化知識基礎，三門考試，我都是第一個輕輕鬆鬆交卷離場的，令同試場的考生咋舌刮目相看。實力給予人們最有力的回答，我的成績名列前茅，不隻是及格，而且是優秀。“安置辦的人這次還有話可說嗎？工作問題總應該給我解決了吧？”我心中暗暗地想。

然而就在自己認為事情應該是順風順水，水到渠成的時候，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我所填報的單位是貴縣糧食局，沒有想到該局領導在翻看我檔案時，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曆史赫然在目，把他驚呆了。一是因為我在“文革”中太風頭盡出；二是該領導思想上“階級鬥爭”那根弦還是繃得很緊，擺脫不了“階級鬥爭觀念”和派性的束傅，認為如果錄用我，惟恐犯了什麽階級立場的錯誤，因而一口回絕，極不公正地把我拒之於求職大門之外。

聽說之後，我滿腔悲憤。一個人獨自踟躇徘徊在東湖湖畔邊，想到現實，大有一種韶華易逝，夙願難償之感。做人難，做同我這樣的人就更難。我想不明白，為什麽我與別人就不一樣呢？回憶惡夢般的過去，我得要比別人多幾分勇氣；走向曙光中的未來時，我更得比別人多付出數倍的努力。慘經“十年浩劫”的我，這背上沉重的包袱，不知還要背到何年何月何日？我的執著的個性決定我不會甘心這樣隨命運的捉弄與擺布，隻有與不公平作堅決的抗爭，才會得到公平的待遇。又幾經奔波，幾經努力，最後是貴縣化肥廠錄用了我，當然也還是有人為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這些我就不願多說了，我的求職問題才得以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第十五章  遲來之春

曆史終歸要翻開新的一頁，新的希望就如同東方的旭日，伴隨著黎明冉冉升起。我以苦澀的心情迎來了自己人生的春天，遲來的人生之春。

一九八O年十二月底，我正式進入貴縣化肥廠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入廠的崗前培訓班裏：這批新工人數我的年紀最大，時已35歲多，比其他新工人的年齡整整大了一個年輪多，故他們都戲稱我為“老工人”，這個稱謂一直沿用至今，以至使不少人，連我的真實姓名都不知曉了。

通過出獄後曆經平反的艱辛、求職的奔波、曲折，我覺得自己要冷靜的思索、認真的反省。驅散迷霧，擦幹血淚、探索我往後應該走的路。說句實在話，生活給予過自己如此多的酸、辛、苦、辣、澀，如果我不好好地用它去滋養自己的筋骨，我真的將對不起生活。經過了十一年鐵窗、煉獄熬煎過的我，連死都經曆過了，今後人生路上的痛苦與磨難對我而言,還能算得了什麽呢?!隻能算作淡酒一杯而已。至於別人能否理解自己，那就隨他去吧，因為理解是不能靠乞求,不能靠施舍,要緊的在於自己能真誠地生活，坦誠地做人。自己把握自己，通過奮鬥，弘揚自我價值，自然會獲得人們的理解和信賴。

精神上自強，人格上自尊，工作上自覺，生活上自奮——這就是我對嚴峻生活的一個響亮的回答。

我就是憑自己對生活的這個信念，憑著自己對生活的熱情和奮鬥的活力，使自己能有所希望，有所思索，有所追求。因此自己進廠廿四年，先後在廠工會、廠辦室、銷售科等部門工作過，主要還是搞工會的宣傳、文體等工作，我待人不卑不亢，以積極、認真、飽滿、熱情、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態度，以兢兢業業，踏踏實實，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敬業愛崗，樂於奉獻的精神，把各項工作都搞得有聲有色，為單位、為部門贏得了名譽。我努力工作，有時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工作起來不分份內份外，不管是班上還是班後，不論是易事還是難事，隻要需要，隻要有求，我都會盡心盡力去做，而且還要做好。在廠工作這麽多年，我的工作魄力，我的工作能力，我的工作態度，我的敬業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我以自己的能力和實力贏得了廣大職工的信賴與支持。我工作這麽多年來，連續多年被評為縣、地區、市工會先進工作者；連續七年獲《中國化工報》“優秀通聯工作者”的稱號，我參加了廣西區總工會第六次代表大會；我參加全國職工法律考試獲二等獎；我為單位設計的“農寶”牌商標，產品成了名牌，免檢，暢銷大江南北和國內外；在“92國際化工展”期間，獲得化工部授予“優秀貿易交流成果獎”並同時獲得了政工師的職稱……我以我的工作能力，顯示了我的人生價值！

遲來的春天，孕育出金色的深秋；從昨天的苦難，我獲得了一種精神上新的平衡和力量。

我牢記法國大仲馬說過的一句話：“ 隻有那些曾經抱住幾塊脆弱的木板，在狂風暴雨海洋裏顛簸過的人，才能體會到一個晴朗的天空的多麽的可貴。”因此，我永遠不會為十五年風雨浮沉的人生而後悔。同時我也會永遠記住：沒有1976年，我仍將會在黑沉沉的地下爬行，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不會有這篇自述的可能。

後  記（一）

 

當我寫完最後一句話，完成整篇文稿的時候，我整個人的心情是沉甸甸的，無法高興。盡管這是我耗費了不少心血，前後用了兩年多時間，幾易其稿才最後完成，終於了卻了埋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無比強烈的願望——就是要寫一本關於我和我們插隊青年的書，但與初衷有勃的是，這不是一本完全關於插青生活的書，而是一本關於我飽經苦難的回憶——但我實在無法高興得起來。過去了那段曆史，是我十五年人生的真實記錄，字字句句都是發自我內心的最真切的感受。裏麵沒有半句謊言誑語、政治性的說教和心不由衷的豪言壯語，更沒有丁點嘩眾取寵之意念，它不是“滿紙荒唐言”，它實在是“一把辛酸淚”，我是伴著淚水寫成的。

人們常常感歎說：往事如煙，煙消雲散。我說往事並不如煙，自感卻是往事如鉛，人們都說一切會過去，過去的一切會變成美好的回憶，但我卻覺得，過去的一切並不曾過去。它隻會變成彌漫的憂傷，在我的腦海中，在我的心間裏揮之不去，因為它記載了我青春的幼稚和燥動，更留下了我青春的悲愴屈辱和痛苦；它讓我品嚐了初戀的甜蜜，也使我咀嚼了失戀的苦澀。我經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從巔峯跌落到深淵，又再重新走了上來。我雖然是走過了那段風雨曆程，但是卻永遠走不出那銘心刻骨難以消磨的情緒。我寫了一段應該忘記卻永遠不會忘記的曆史真相，人的真相。

我們這一代人、是整整一代的不幸者，而我又是這一代不幸者中的最不幸者的其中之一。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命運。一個人的命運擺布這個人，一代人的命運也擺布這一代人。命運和心、肺同在。

“老插”、“老建”是我們自己對自己含有的幾分輕蔑、幾分苦澀、而又幾分無奈的名詞。“知青”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冊上一個永遠無法抹去的凝重印記！

下鄉的歲月中，辛酸多於甜蜜，愁雲多於笑容，痛苦淹沒了幸福。那是多麽難熬的歲月啊！

那背負著沉重和艱難的歲月，是一段漫漫長路，太多苦澀和眼淚。我們這一代“插青”夥伴們都想做忘卻的努力，然而不管怎樣，在那個年代，畢竟留下了腳印，留下了悲酸，留下了苦澀的歡樂，留下了熱汗和血淚；畢竟這是我們的一段生命，它是我們的青春，是我們視為珍貴的一段人生體驗，是一段相當漫長曲折甚至布滿荊棘和煉獄之火的人生道路。我們自己用寶貴的青春為一場曆史的錯誤做背景，為一條虛有的路線作出了犧牲。因為上山下鄉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場違背人類曆史進程的悲劇運動——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忘卻和漠視我們曾經飽受過的苦難，以及由苦難強加給我們每個人和整體身上的那種銘心刻骨的曆史烙印，盡管同為知青，但由於各人的經曆不盡相同，所走的人生道路各有所異，有飛黃騰達的，也有身敗名裂、潦倒貧困的、但更絕大部份由於出身、家庭、環境等諸多因素所決定，他們隻能仍是處於弱勢群體的地位，因此，對“上山下鄉” 的認知和感受肯定各有不同，這點是應該允許保留的。但我認為，每個經曆過上山下鄉的人，都不應該忘記1979年元月26日發生在雲南猛崗農場的亊情：靣對著中央調査團的首長、領導，“三萬多名被稱作“祖國未來” 的知識青年齊刷刷朝主席台跪下來，跪在中國古老而蒼凉的紅土地上。他們曾經無比自豪的驕傲的頭顱如今屈辱地低垂著，曾經被精神和人格支撐的完整的靈魂如今淌滿著鮮紅的血滴，匍伏在那座矮矮的主席台之下，那片被烈日灼烤的滾燙而貧瘠的紅土地上”

如此悲壯的場靣可驚天動地，令神鬼皆悲！自古道：“男兒有淚不輕彈，男兒膝下有黃金”。 而今他們不惜把曾經髙貴的頭顱屈辱地低垂、匍伏在貧瘠的土地上，為的是什麽？他們要爭取的是什麽？這還用說嗎？？？他們代表不僅僅是自己，而是全囯一千多萬知青的共同心聲！正因為有了他們此舉，

“曆史的走向在這裏發生改變。

決不僅僅是下跪或者請願，而是黨心民心，一千多萬知青的強大合力迫使曆史重新作出選擇。”（擇自鄧  賢著《中國知青夢》）。因此，對已經過去了的這段曆史，我們沒有理由忘記，我認為我們都應該審視，更應反思！

是的，對過去的歲月，我永不懺悔! 因為，這或許這就是命運吧？曾有人對我說過,讓一切已經過去了的都過去吧!讓一切悔恨和命運中的不羈的靈性都隨著歲月的飄逝而消亡吧!可是，我能夠嗎?曾經發生的無法抗拒的時代惡夢，灑滿血和淚的坎坷人生，豈能就如此輕易化作一縷輕煙飄散？！我之所以不懺悔，因為我的一切所謂的“過錯”都是那個時代給予的。雖然我曾經被誤解、被耽誤過，但我還是真誠而且真正地活過來了，活得仍有所價值!我所以要寫，是因為十五年的坎坷人生，我有一肚子話，也有一肚子的火，還有在油鍋裏被反複煎熬十五年的一把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放在心裏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幹淨，就無法不做噩夢……我所以要寫，是因為我有太多同代人沒有親曆過的經曆，因而我也就有他們所沒有親曆過的那些經曆的更深的體會和感受。誠然，我的人生經曆是我自己的一筆“精神財富”，而且我的經曆是不需要讓人聆聽的，因為我每天可以從高山流水，無穹中去尋找精神的回應；但我的經曆又期待著人們去聆聽，我這不是牢騷太盛，因為我畢竟不是生活在一個沒有真實感的空間，我的靈魂需要撫慰，情感需要抒發，期望需要寄托！我不希望曆史在我們下一代重演，同時更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了解我們這一代的曆史。我的這個心情、這個想法並不能算作是自相矛盾吧？

說實在話我寫的這篇東西，這是一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章了。試問，那一段“崢嶸歲月”“坎坷人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誰沒有親曆過或聽說過呢？“史無前例”的排天濁浪，席卷神州大地時，在芸芸眾生中，有人被大浪打昏了頭，不辨東西南北；有人誤上賊船，還自以為“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呢；有人稀裏糊塗地扮演了連自己也鬧不清的政治角色；也有人並非心甘情願地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和肉體；更有的人則永遠飲恨於黃泉了……而我也太早離開了東北大隊，並且是帶“罪”離開東北大隊的，我那青春的最初序幕也就更深刻地籠罩著我的靈魂了。

我的這篇文章是稱不上所謂的時代風雲錄，和其它相比較之下，充其量不過是那排天濁浪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但它的確是那個荒誕時代所唱的一曲挽歌。看了之後，您也許能從中會品味出一絲異樣的味道，使人想哭的當口卻又想笑，而真要笑出聲的時候，眼裏卻早已飽滿了辛酸的淚水。

而從表麵上去看，這篇文章寫的是發生在那個年代裏的一個普通故事，然而“一滴淚水也能反映出太陽的光輝”。這個小故事就是一個小社會，小世界，小宇宙，是大宇宙中的一滴水。“弱水三千，取其一瓢“，這一瓢是什麽水呢？您不妨細細品味。過去的已經過去，回憶畢競不能代替現實，但教訓卻不能忘記。沒有經曆過下鄉插隊，沒有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許會嘲笑這一點，那就讓他去嘲笑吧，某一時期的曆史，本來就是供給後人去嘲笑的。那麽，這一時期的人們，又如何能逃脫被嘲笑的命運呢？

幾十年的人生閱曆，特別是從上山下鄉插隊到“文化大革命”這漫漫十五年的日日夜夜，真是一天勝過二十年。十五年，之於個人，也許漫長得如同一個世紀，因為人生能有幾個十五年？而之於曆史，卻隻不過是如同江河裏一道不留痕跡的波紋、一朵轉眼即逝的小水花，夠得上世事已慣，曾經滄海難為水。經曆過上山下鄉插隊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再也沒有什麽可使我驚心動魄的了。今後不論風吹雨打或一帆風順，我都會保持冷靜超脫，不追名逐利、不計較得失、不自尋苦惱、不自投陷阱。因為與其不自量力，不如行有餘力。

從我十五年人生苦難曆程中，我更汲取到一個深刻的教訓，那就是：人凡事不可太強出頭，須知俗語有說：“櫞子出頭櫞子爛”“槍打出頭鳥”，同時也要記住“引蛇出洞”的教戒，特別在政治鬥爭中，這種事例還見得少嗎？當年如果自己不那麽爭強好勝，強出風頭，或許後麵的一切就不會出現了。靜心下來，更應記取佛學的一句懺語：“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謹以此文獻給同時代、同命運的人們！

對亡靈，做永遠的祭奠！

對生者，回憶過去，為的是希望曆史不要再重蹈！

2009年11月第一稿

                        2012年5月28日第二稿

                         2013年3月6曰脫稿

 

 

 

後記（二）

文章在一稿《歲月蹉跎，人生坎珂》的基礎上，經過再三反複斟酌、修正、增補、整理，終於付印了，心有所慰，也是對關心我的朋友一個交代。

2009年，貴港市政協文史委征集知青上山下鄉的史料，在插青朋友的鼓動和支持下，回想往事，情如潮湧，靈性頓起，奮筆疾書，寫下了第一稿。

我深深感謝貴港市政協文史委把我的第一稿摘登錄編入2011年5月出版的《貴港文史》第9輯《知青足跡》內，這給予了我極大之信心。看過一稿的插青和朋友們，對我的一稿給予熱情的肯定和積極的支持，期望我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拓展。所有的這一切，喚起了我寫作的激情，伏案對初稿作了較大的增補和修正。在此我要感謝我的插青朋友和所有支持、幫助、鼓勵我的人們。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和熱情鼓勵，或許我的文稿仍還在繈褓之中。因此說，我的書中也融入了眾多朋友的智慧和心血。

本書得以付梓，尤為得益於防城港市人大麥建祥副主任。防城港市文聯副主席、《港城文藝》主編王勃海先生。麥建祥先生是1966年下鄉建隊與我同為老三屆知青，不同的是，他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位高不忘根本、平易近人，熱心、熱忱，他們兩位在繁忙工作中，抽出時間對本書提出了許多具體、中肯、積極的改進意見，使全書更加意順氣通連貫，並給予極寶貴的幫助。同時也得益於廣西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國學學會研究員、廣西知青史料叢書編輯部主編、副編審、廣西知青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廣西區政協原文史辦主任、文史春秋雜誌原主編杜朝由老先生的具體指點和斧正。

本書在排版，印製過程中得到了貴港市新星文印部韋書榮三姐妹的熱心支持，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此給予致謝。

廣西西江化工有限責任公司黃喜先生對本書的麵世提供了寶貴的幫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對於寫作，我乃門外漢，且年近古稀，思想遲鈍，不足之處定然不少，尚請朋友不吝賜教。

 

 

                                      2013年6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