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夫的晚唱
本博客宗旨為介紹與交流有關文革曆史的研究
韋純束訪談記錄
韋純束同誌從自治區政府主席崗位退下來以後，我應廣西的幾位同行（他們都是高校教授和文史研究專家），一起拜會德高望重的韋老。本人一直從事文革史的研究，對韋老在文革的經曆和他力挽狂瀾，協助中央開展有關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的情況和體會，作了詳細的了解。現行文與大家共享。
調南寧市當市長、文革歲月
1965年底，區黨委要我到南寧市任市長，和原來的市長閻光彩對調。閻光彩認為搞交通太分散了，不願意去，結果還是黃榮同誌回來兼交通廳廳長，直到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中我和黃榮都被拉到交通廳批鬥。
開始我還不知道我要調南寧市的消息，我也很少去打探這些消息。我作為交通廳廳長出差到桂林，住在融湖飯店，遇到應征卿（音）開玩笑我才知道有這回事，回南寧後又聽黃榮說我以後是“半個外交官”（意思是市長接待外賓多），我才知道確實有這回事。後我才知道，當時交通部的部長孫大光想調我到交通部當交通部副部長兼公路總局的局長，商調函已寄給廣西區黨委，但區黨委沒有答複，卻把我調到了南寧市。
到南寧市後，我先任副書記，那時還在抓“四清”運動，還沒意識到有一場文化大革命要開始了。四清運動事實上是和文化大革命交叉的，我記得等到67年上海一月風暴奪權時，我們四清工作隊才撤回來，那時我還沒靠邊站，還在指揮工作。當時感到工作隊很難開展工作了，就撤回來了，撤回來後才真正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性。
南寧市的文化大革命是從四清運動後期就已經開始了。我當時是管全麵工作，有時到學校視察，得知學校的老師不少被關被打、自殺也有。當時一些學校師生討論問題提得很尖銳，如事物都要一分為二，那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為二。當時我印象很深的是感到“左”的東西很嚴重，如一些醫院的醫生提出“處處有階級鬥爭”，連打針的針頭都有階級鬥爭。我一貫是抓實際工作的，對階級鬥爭問題比較遲鈍，聽到這些言論感覺形勢、氣氛讓人感到很不舒服，但我有個信念：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問題。
文化大革命時，全國是打倒劉、鄧、陶，中南局是打倒王任重，廣西是打倒韋（國清）、喬（曉光），南寧市是打倒肖（寒）、韋（我）。但當時還是一般的批鬥，不算厲害，問題是應付緊張——我因為長期在交通廳工作，還要回交通廳接受批鬥，兩頭應付，就十分緊張了。後來靠邊站反而好了，所以後來批鬥多了我還說，我願意被打倒，幹脆倒到底算了。但造反派不答應，他們是奪權不奪職，工作要你負責，權要交給他們造反派。當時所謂的奪權就是奪公章，但得到了公章得不到錢，管錢的部門不給他們。記得當時郊區的造反派背著一麻袋圖章來找我說，奪權沒奪到什麽權，隻奪到你們的印章，拿這些印章沒有用。後來保皇派也來拉我們去批鬥，實際上是把我們收起來，保護起來。
文化大革命這段曆史我沒寫過什麽文章，這段曆史要講起來，三天三夜也講不完。現在我看這段曆史寫得比較完整的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季羨林寫的《牛棚劄記》，如果我要寫這十年曆史的話，材料比他豐富的多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隔離在西鄉塘社會主義學院審查，叫監護班，是南寧市革委會辦的，具體由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部隊的一個副師長在那裏負責。每個被監護對象胸前都佩戴著白條子，因為還沒正式批鬥我，所以我暫時沒有帶白條子。每到晚上聽到叫“監護班集合”，我們就要出去集合。和我關在一起的還有另外3個副市長，他們是阮洪川、林道行、梁積溪。三個副市長加上我這個市長，阮洪川稱我們是“四大寇”。我們住在剛蓋好的副院長的小樓裏，房子剛蓋好，主人還沒搬進去就被打倒了，我們就住在現成的房子裏。
在西鄉塘時，69年春節前才批鬥我，當時別的人都批鬥完了，最後才批鬥我，批鬥完才過春節。他們批不倒我，因為我到南寧市才一年，可批的材料沒有多少，我的曆史問題，講曆史他們又不懂。批鬥我時我站在台上說：“我百分之百是革命的，百分之百不是叛徒。”批鬥我的群眾也沒掌握什麽確鑿的材料，個個啞口無言。當時在西鄉塘負責管我們的是南寧市的一個副主任張正安，是部隊的師副政委，他看到下不了台，就上來質問我：“被捕時你為什麽不抵抗？”我說，我不知道他們是敵人，我還以為是我們放哨守卡的遊擊隊，因為我們頭一天派人到那裏偵查，都是我們的人在那裏。你們不要再浪費時間糾纏這個問題了，我有沒有出賣組織，有沒有投降敵人你們可以去查，沒有證據我是死都不服的，這些問題我早已向組織講清楚了，組織上審查過也是有結論的，我的檔案裏都有記載。但他們說，那不算數，那是劉少奇搞的。這位政委批鬥我說：“你對群眾的態度不行，作為領導幹部，文化大革命要正確對待群眾。”我說正確對待群眾我不能講假話呀！和他辯論了一下，批鬥會不了了之就結束了。結束後不久就到春節了。我們不能回家過年，就留在西鄉塘過。我記得開除劉少奇黨籍時，這位政委半夜集合我們來訓話：“你們要老老實實改造，你們的後台跨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見我時曾向我表示過歉意，我當主席時他得癌症，我還到303醫院看過他。在西鄉塘當副隊長的都是原來南寧市各部委辦的幹部，生活還可以。
雖然後來我恢複了工作，當了市委副書記，但這個曆史問題一直沒還我清白，直到粉碎“四人幫”後自治區組織部長張聲震親自告訴我：凡是曆史問題文革前作過結論的，要維持原結論，不能再推翻。關於工齡原來我填表一直從49年到廖聯原的遊擊隊算起，按照中央文件也改為從入黨那天（41年）起算起。
我們在西鄉塘一直關到九大召開以後，就把我們這幾個問題還沒查清，被定為“敵我矛盾”的人升級關到茅橋的看守所。當時走得也很匆忙，通知我們在一個小時之內捆好行李離開西鄉塘。
我們先到公安廳（現在叫桂圓飯店），當時這裏是監獄。我以為這次要真正坐牢了，後來聽送我們來這裏的三辦的人講又不在這裏了（大概是請示上麵的意見），我們隻在這裏停留一個小時，又把我們送往茅橋現在藥物植物園這個地方。當時這裏剛蓋好一所衛生廳管的醫藥技工學校，房子剛蓋好就適逢文革武鬥，成了戰場，武鬥停止後一直閑置，就用來做關押我們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植物園。
我們到達茅橋時這裏已經住了一個連的武警戰士，學校沒有圍牆，臨使用鐵絲網圍著，有兩道解放軍崗哨把守，老百姓不能靠近。一邊住著部隊，我們則住在教室、食堂這邊。學校後麵有一個製藥廠，周圍種著許多中草藥。
在茅橋我們住得還不錯，住的是學生宿舍，一人一間房，衛生間是公共廁所，洗澡房也是公共澡房。（在西鄉塘我們住在剛建好的院長小樓，四房一廳，我們幾個走資派正好一人一間房——我，林道行、阮洪川、梁寂溪。一天，我們幾個人的手表都被偷，我還批評他們太大意了，連個手表都管不好。結果到晚上睡覺時才發現，我自己的手表也被偷了。我這塊手表還是在桂平時托人在越南買的瑞士手表。結果我們到茅橋後解放軍又給我送回來了。原來小偷後來又偷了部隊的東西被抓了，供出曾在西鄉塘偷過手表，這樣就把手表追回來了。由於手表已壞，還根據估價 賠了我120元。）
一起關在茅橋的都是被定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的，一起的還有賀希明、袁家柯、謝王崗、嶽平、陽如飛、李丹等人，大多是廳局長以上的幹部，也有少數處級幹部。從觀點看，大多是支持“422”的高級領導幹部，也有少數像我一樣是支持韋國清的。生活上由南寧市革委會三辦（專案組）派有一個市政府的幹部，專門負責外出買菜和其他日用品，政治上、組織上具體是自治區革委會三辦（專案組）管我們，有兩道崗哨，有一個連的部隊看守我們。不過，後來我才知道，我們關在這裏還算是比較好的，有部隊看守，外麵的人進不來。不能隨便拉我們去批鬥，而關在本單位的“走資派”不僅隨時被拉去批鬥，還可隨便指使去幹各種體力勞動。當然部隊的人員水平也有高有低，有一個參謀，湖北人，還有一個平南籍的士兵，水平就較低，把我們看成勞改犯一樣。我在茅橋期間幹體力活是量力而行，不像傅雨田那樣蠻幹。傅雨田力氣大，挑擔挑180斤，我挑不了這麽多，他還幫我挑。有一次那位湖北籍的參謀見我挑得少，就用秤來稱我挑的擔子，才54斤重，遭到他的恥笑。
一起關押的人當中我認識的有一半人以上，給我印象最深，也是和我交談最多的是鄭紹文，他的觀點跟我一樣是支持韋國清的。我剛關進茅橋時，由於部隊看管較嚴，又各住各的房間，跟西鄉塘一樣，晚上不準關燈，還是100瓦的大燈泡。我這個人喜歡和人講話，但找不到對象講話，隻有鄭紹文一天很瀟灑，經常跑來和我說話。
我們的夥食費隻有十幾元吃不飽，就自力更生自己種糧食，養豬、養羊、養雞，改善生活。當時農墾局局長、老紅軍鄭紹文因年紀大，被分配負責放雞。我雖然不算很老，但因瘦弱，就負責放牛。記得有一次，我牽牛到小河邊喝水，有幾個小孩向我問路，居然稱我為“老人家”，我心裏十分難過，那時我才40多歲，可見當時我又瘦又憔悴，人顯得很蒼老。當時我已經被扣發工資，每月隻發20元生活費，還要交納黨費，生活相當艱苦。交黨費時我開玩笑問管我們的部隊負責人：“你們把我們當作敵我矛盾走資派，為什麽還讓我們交黨費？”他說：“走資派交的是組織費，不是黨費，你們不夠格當黨員。”
我們在茅橋隔離期間，吃飯是我們自己輪流做的，每天兩個人做，我和王漢昭（區建委副主任）一起做了兩個月炊事員。王漢昭是從國民黨起義過來的，當過國民黨的旅長，淮海戰役時入的黨，還是劉伯承、陳毅介紹入的黨。 剛解放時是在宜山軍分區當司令員，文革前是區建委副主任。
我們兩人負責做十幾二十個人的飯菜，南寧市政府調來的一個幹部負責幫我們買菜。看守我們的部隊戰士，無論是班長還是排長，都不管我們，隻是要求我們不亂跑，安全就行了，真正管我們的是一個參謀，是部隊一個連級幹部，算是管我們的最高負責人。這位參謀姓劉，湖北人，早晚經常對我們訓訓話。後來我出來工作以後他轉業回湖北老家工作，我還邦過他的忙。
我在夥房工作實際上是給王漢昭當助手，他樣樣都比我在行。但我年紀比他輕，所以重活我就搶著幹。如晚飯後洗碗和加煤、封火的工作由我來幹，因為大鍋有幾十斤重，我比王漢昭年輕有力氣。我用炒菜的大鍋燒一鍋熱水來洗碗，洗完後把大鍋端下來，然後加煤、封火。加煤、封火是要有技術的，中間要留一個洞通氣，這樣第二天早上起來一捅，火就燃起來，不用重新生火，還能有一鍋熱水用，這一天的工作就主動了。如果沒封好火，早上起來 火滅了，還要重新用很多幹柴來生火，那不僅影響作早餐，還要影響做午飯。我在家裏是從來不會做家務的，在夥房還學會了發麵做饅頭，這些工作王漢昭都會，我跟他學的。
王漢昭比我年紀大，忻城人，當過國民黨軍隊的旅長，學過機械，懂得機械技術。他看我到這裏後還抽煙，就對我說，到這裏每月就不發零用錢了，隻發18元生活費，以後就沒有錢抽煙了。（我們在西鄉塘每月還發點零用錢）18元生活費還要拿出2元交黨費，夥食費要15元，隻剩下1、2元零用錢。我說沒有煙抽怎麽辦？他說不能抽紙卷煙了，隻能買武鳴煙絲來抽。把煙絲噴些酒和蜜糖，然後自己烤，用紙卷起來就能抽了，我們都是這樣做的。我說我不會搞，他說我可以教你，後來我也學會了烤煙絲和自己卷煙。
鄭紹文不簡單，那些兵包括幹部文化水平都很低的，有時看見鄭紹文態度傲慢就訓他，他就跟那些兵辯論。一次鄭看的雞走丟了，那些看守我們的兵就罵他老混蛋，鄭紹文說，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你知道嗎？我過去就是當紅軍的。鄭還指著我說，他過去也是解放軍，我過去當過紅軍的領導，他也當過解放軍的領導。毛主席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就有一條是不打人罵人。你們雖不打人，但剛才你們罵我，你們不配做解放軍。說得站在一旁的劉參謀無話可說。這事給我留下很難忘的印象。
我們在茅橋期間是半天勞動，半天學習，寫交代材料，前後關了三年。這三年既不能回家，也不給家人來探望，完全與外麵隔絕。我有好幾年沒有見到家裏人了，可是在茅橋勞動時卻意外見到了我的小女兒平賢。那天我和林道行正在放牛，天氣有些冷我們邊放牛邊烤火，這時山上有一隊學生“拉鏈”路過，學生們停下來休息，忽然聽到有人叫平賢的名字，我順著聲音竟然看到久違的女兒。我們躲在竹林後麵看，距離很近，看得很清楚，但不敢喊她的名字，怕惹麻煩。林道行的兒子和平賢同班，他也很想看到自己的兒子，可惜直到學生開拔他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兒子。
後來我們這些人又開荒種地，旱地種花生，種瓜種菜。由於我們每天要勞動半天，原來的糧食定量就顯得不夠吃了。原文化局局長嶽平也和我們關在一起，他勞動很積極，幹農活有一套，他種的菜長得特別好。他跟我商量說飯吃不飽，幹脆我們自己開荒種糧食，他會用牛，要我跟他幹。後來我們真的自己用牛耕田，插秧之前要把田搞的很細很平，還要打木滾。牛在前麵拉，人站在石滾上，輪子啪啪響，我也不怕，站在上麵耙田。這牛也會欺負人，嶽平站在上麵它很聽話，輪到我站上去它就不聽指揮。嶽平讓我要狠心，牛不聽話就用鞭子抽打它。經過幾天，我也能駕馭了，把田弄好後就給別人來負責插秧了，我們則牽牛到河邊幫牛洗澡。
那時勞動雖然辛苦，但身體還不錯，每天勞動後我都是洗冷水澡，水龍頭一開，嘩嘩的從頭淋到腳，水是部隊自己打井的地下水。洗完澡後吃飯，吃飯我們都是用大海碗吃，菜也放在裏麵，能吃一大碗。有時改善生活吃一次麵條，一個星期一次，還一個人一個雞蛋或鴨蛋。我們吃麵條很有經驗，先盛滿滿一碗麵條不放湯，等吃了一半再加湯又是滿滿一碗。我和王漢昭搞夥房時，我們已經自己種了花生，就每人多加一勺炒花生，大家都很高興，說老韋搞夥房後我們改善生活了。
我們自己養有豬，豬養大了要殺豬。殺豬這個活我們都沒有幹過，最後還是嶽平逞能自告奮勇當殺手。王漢昭說殺豬由我們廣西人包了。於是王漢昭、梁寂溪、嶽平和我幾個廣西人商量分工，我說我負責抓豬尾巴，嶽平力氣大負責抓豬腿，王漢昭和梁寂溪負責抓豬嘴，捅刀由嶽平，梁寂溪做預備。結果嶽平力氣是有，但捅得不對，出血很少，殺不死，叫的很厲害，結果梁寂溪再補捅一刀，終於捅對了，血出很多，也殺死了。
我們69年底到茅橋，那時執行林彪一號令，準備打仗，我們也弄得很緊張，要我們隨時準備打背包行軍拉練，睡覺不關燈，晚上看守的士兵經常進來掀開我們的蚊帳，用手電照我們的床鋪，弄得氣氛十分緊張。當時我們不能看其他書籍，隻能看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可以看樣板戲，每次到部隊住的那邊球場看電影，我們都坐在銀幕的反麵看，因為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是不能和革命群眾一起坐在一邊的，還有兩名士兵看守我們。開映前解放軍戰士在文化教員帶領下學唱樣板戲。我對其中一個看守我們的小戰士是廣東人，我和他關係還不錯，我對他說，你們要學習文化，不然複員回去難開展工作。他同意我的意見，說自己才讀小學，連寫字都困難。我說我可以教他，我以前當過小學校長。我讓他找個本子，每天寫寫日記，有錯別字什麽的我幫他改正。後來我跟這位戰士說，以後能不能晚上不要開燈睡覺，也不要拿手電照我們，弄得我們睡不好覺，結果最後他們自己也不勝其煩，也就取消了這些做法。
71年林彪9.13事件發生時我們在茅橋，我們是沒有資格聽傳達中央文件的，但憑著政治敏感，我們也覺察到發生了重大事件。那時我們每天都要“早請示，晚匯報”，每天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 “9.13”後來不準我們喊這句話了，同時《廣西日報》的報頭也發生了變化，“廣西日報”這四個字原先是用林彪的題詞，突然改為用正楷字作報頭，我們就猜測到這位副統帥出什麽事了，大家私下都十分興奮。當時已經傳達到普通士兵一級，士兵們洗澡時我們聽他們議論，隱約聽到“溫都爾汗”這個名詞，我們也不解其中的含義。我就向劉參謀試探“士兵們說的“溫都爾汗”是什麽意思？劉參謀說：“以後你們總有一天會知道的。”大概他也感覺到形勢有所變化，又對我說：“將來你們即使不能官複原職，起碼還會安排工作的。”
除了幹農活，我們還要幫軍隊掃地。掃地我們也積累了經驗，不能用家庭用的掃把掃馬路，我們就砍竹子枝，自己紮掃把。掃地時左右開弓，這樣掃得很快又幹淨。
我們自己種糧後，收了穀子要挑到我們駐地往裏走的銅鑼村去碾米，我們都很願意挑穀子去碾米，這樣我們就能夠看到更多的地方。去碾米時遇到排隊等待，我們也很願意，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外麵多呆些時候。我勞動能力較差，挑穀子我最多能挑50斤左右，所以我經常是負責挑糠。傅玉田很能挑擔，他經常幫我挑，他一次能挑200斤都沒問題。一次看管拿我挑的穀糠來秤，才37斤，劉參謀指責我太不像話了挑這麽少，我說傅玉田邦我挑了。晚上訓話時他就拿我當典型，說我不好好改造，挑擔隻挑37斤。但他並不表揚傅玉田挑得多，他對我們這些人就是這樣，隻批評不表揚。
我們整天勞動，身體倒是滿不錯的，很少感冒得病，在那裏這麽長時間，我隻病過一次，喉嚨痛，就在那裏采些中草藥煮水喝就好了。林彪事件後，我也是喉嚨痛，部隊就用車送我到市第一醫院看病。這次看病遇到原南寧市中級法院院長宋文輝，她當時沒有像我們這樣關起來，但也靠邊站了。她不敢跟我打招呼，她拿煙出來抽，並沒遞煙給我。回來後慢慢想也能理解，人家當然要劃清界線。
“9.13”事件後形勢有所改變，開始複課鬧革命，恢複正常秩序。有一次我在菜地勞動，偷偷看到賀亦然，他當時已經得站出來工作了，任革委會宣傳組組長。他帶陳波、洪軍等幾個人到我們那裏，我們正在勞動，他在我們住的房子周圍轉了一圈，這些人我原先都是很熟悉的，我們看他們走，也沒打招呼。
在茅橋關押期間有一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一個人的品德要看出來不容易，一個人的才華短時間內容易看得出來，但道德修養，人品一時是不容易看出來。我在那裏幾年感到有位叫李丹的同誌品質是很差的，這個人還活著，現在廣州，很活躍。我從《中國老年報》上看到他還受到表揚，表揚他在社區經常做好事，為大家服務。他在我們學習班時做好事也特別多，中午我們休息他不休息，還在那裏勞動，如果論勞動表現，他應該的第一，嶽平也比不上他，開會發言也很積極，經常受到表揚。後來我才看出他品德不好。一次我和賀希明、霍泛等都上他的當，看管我們的部隊分配一個任務給我們：在我們住的宿舍後麵有一片雜草，要我們去鏟草。我們幾人從早上八點鍾開始鏟草，直幹到太陽已升得很高，大約十點鍾左右，草也除得差不多了。這時李丹對我們說：“你們回去休息吧，剩下這點點工作我來包了，到下班時肯定能搞完。”我們幾個聽信他的話，就回去休息了。結果他除完草後就去找劉參謀打小報告，說我們幾個老走資派偷懶，違反紀律早早就跑走了。劉參謀聽了他的小報告還把我們幾個訓了一通。
後來我從劉參謀處得知，他經常向部隊打我們的小報告，企圖立功受獎，討好劉參謀。他向劉參謀反映，說我在勞動改造中腐蝕革命幹部。我們在茅橋關押時不能出外麵的，三辦專門派了一個姓馬的幹部幫我們出外麵采購。我當市長時，馬管理員是市政府的一個普通幹部，對我一向是很尊重的。我喉嚨痛吃飯難受，他出外采購時我交代他給我買些麵條，他都幫我買了，還給我買回一些瘦肉，對我比較照顧。我們勞動時經常撿拾些幹樹枝做柴火，夥房用不完，考慮到他家工資不高（那個年代大家工資都不高），星期六晚上他回家休息，我就把我們撿拾的柴火捆成捆，讓他用自行車拉回家。李丹說我收買馬采購員，把這些都當成我腐蝕革命幹部的“罪證”。後來部隊還審查馬采購員，查他跟我有什麽關係，結果也查不出什麽名堂。還有一次我們大家去打柴，藥物研究所附近有很多山丘，種有很多藥材樹，我們不懂那是藥材樹，以為是普通的樹，大家七手八腳見樹就砍，一下子就完成了砍柴的任務。這時藥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員跑來抓我們，說你們怎麽亂砍藥材樹？並要我們賠償損失。我們願意寫檢討也不行，還要扣人下來，要領導來贖人。李丹也有份參與砍樹，他指著我和賀希明要我們留下做“人質”，這樣就剩下我和賀希明留下，李丹他們就回去了。後來來了一個藥物所的領導，因工作關係他認識我，我跟他說我們確實不知道是藥材樹，他就讓我們回去了。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位負責人的名字。龍庭區由於在外麵時被造反派打成內傷，痛得厲害，一次他對我說想要點藥酒來擦，我就請馬采購員外出采購時幫忙買些藥酒，結果還被李丹攻擊我不老實，幫龍庭區的忙。
1972年底，由於我們住的學校春季要開學了，又讓我們搬家騰地方。春節前我們自己挑著行李，搬到茅橋玻璃廠附近的少管所的豬圈。少管所的管理人員把豬圈打掃幹淨就讓我們在那裏住下。
到少管所這邊後勞動比原來自由了，不再有部隊的看管人員跟著，由我們幾個走資派自己勞動。我們經常去挑沙，挑石頭，運一些建築材料等。我也希望能到處走走，心情愉快些，一次我們還到現在的區黨委還要進去的地方運沙。到少管所後，“監護所”的走資派們陸陸續續地的解放了，我們南寧市來的幾個副市長也都比我先解放。阮洪川和林道行在藥物研究所時出去的，梁寂溪過到少管所後也比我先解放出去。解放出去之前都要開一個會，先宣布得解放的名單，然後加菜聚餐。那時人人都有一本毛主席語錄，當宣布到自己的名字時，得解放的同誌就揮動毛主席語錄喊“毛主席萬歲”“感謝黨的關懷”等口號來表態，有些人還很痛心地表示，出去後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覺得這些都是假話，平時我們在一起勞動，大家都是發牢騷，說這些話顯然是言不由衷的。
我是1973年5月最後一批獲“解放”的，到最後隻剩下就是我和李丹等幾個人。我是單獨一個人得解放的，市委一個組織部的部長和一個人事局的副局長，代表“三辦”來宣布我獲得解放。這兩個人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對他們說讓我出去就行了，不要開會了，要說受教育我也受得多了。我出去前加菜吃飯時“三辦”的老梁問我有什麽話要講，我說沒有，大家吃飯喝酒。我是不會像別人那樣說感謝的話的，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麽罪。歡送我走時加菜特別豐盛，因為我們養那麽多豬和雞鴨，最後隻剩下我們不到十個人。我並沒有講那些感恩、感謝的話，更沒有講什麽“痛改前非”之類的話。
李丹也是最後一批解放的，我在他之前先得解放。這個人的可憐、悲鄙就在這裏，他那麽積極表現和打我們的小報告，因為派性（他是“4.22”的）和曆史問題，還是最後才得出來。得知我第二天要出去了，他跑到我的房間來哭哭啼啼，要我出去以後幫他講好話，承認他過去搞小動作，向看管的劉參謀打小報告告我的狀，對不起我等等。所以我認為李丹這個人很可鄙，看風使舵，唯利是圖。
傅雨田的夫人邵芳也和我們一起關在少管所，她受不了文革批鬥的刺激，神經已經錯亂了，她也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資格非常老。我1973年4月解放出來當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時，邵芳已獲初步解放，放在南湖公園勞動，而傅雨田還沒有解放，我專門去看望過她。當時林彪已經摔死，她還每天念念有詞“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當時有些人說她是故意裝神經，我當時已是革委會的核心成員，有了一些發言權，我說要相信科學，是不是神經病由醫院來鑒定嘛，結果鑒定出是精神分裂症。我說有錯誤我們就要檢討，他們問我：“你檢討什麽？”我說我檢討搞“紅海洋”，浪費了國家很多錢。（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我還沒有被衝擊時，南寧市所有高高的牆壁上都寫滿了紅色的語錄和革命大標語，民族印刷廠還印了大量毛主席畫像。其實當時是為了應付形勢的需要，表示自己“革命”，政治掛帥。）
重新出來工作
我是1973年4月得解放回家的，劉參謀和“三辦”的一個同誌送我回家。當時我家住在市防疫站，隻有一個房間，條件非常差，住在這裏的都是有問題的人員的留守家屬。當時我的小孩都不在南寧，有三個孩子還在農村插隊，大的孩子也在外地工作，老伴已從“五七”幹校回來，在冶礦廠工作。
雖然得回家了，但我的問題還沒有最後下結論，“叛徒”的帽子始終沒有摘掉，回家後有三、四個月沒有安排我的工作，被扣發的工資也沒有補發。我真正的成了“逍遙派”。
我回來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南寧市的市革委副主任兼政工組組長許世懷代表組織跟我去談話。我以為他要和我談我的工作安排問題，但他卻說，先不要考慮工作，先休息休息，恢複健康，把身體搞好。我當時的確很瘦，記得他還跟我介紹當時風行的保健運動方式——甩手運動。
沒有事幹，我利用這段時間到處走走看看。就這樣過了三、四個月，工作還沒分配，後來補發了工資，我一下子領到五、六千元，我跟陳開露要了幾張自行車票買了幾輛自行車，自己留一輛外，其餘的送給我過去的警衛員和一些親友，都是工資比較低生活比較困難的。
剛出來那段時間，我就到處串，如去看望梁寂溪、林道行等老熟人、老朋友，當時阮洪川出來後回到柳沙園藝場工作，林道行和梁直溪暫時還沒有安排工作在家裏休息。聽說我回來了，也有很多熟人、同事、朋友來看望我，每天來訪的客人絡繹不絕，過得很充實、不寂寞。
我喜歡看書，就到書店買書。記得買書時又受到一點刺激。我想買朱可夫寫的回憶錄《回憶與思考》，但這本書是內部發行，要地、師級的領導才能買。我現在還沒安排工作，還不夠資格買這本書。於是我找到肖寒，要他出個證明，證明我原來是正廳級。就這樣我買了很多書，後來又買了彩色電視機。當時南寧買來一批彩電，我家買的是14寸的彩電，花了1900多元。此外還做了一些衣服，接濟一些困難的親友等。
當時我家住在市防疫站內的一棟筒子樓裏，實際上是防疫站的辦公樓。房子共三層，住的全部是文革中“有問題”的人員的家屬，1970年我家被從市委院子趕出來後一直住在這裏。記得住在這裏的還有曾東江家，他們住在二樓，我家住三樓。一層樓隻有一個公共衛生間，沒有廚房，走廊就是廚房，各家的煤爐子排在走廊的兩側，非常擁擠、雜亂。每家隻有一個房間，房間裏隻安得下一張大床和一張小床，還有一張吃飯的小圓桌和幾張矮板凳，什麽家具都沒有，即使有也放不下，我家在搬家時把所有家具都退給公家了。和我們同住在三樓的有一家姓李的孩子，整天拉小提琴，曲調非常低沉淒涼。後來我才知道，這家的男主人是醫院的醫生，“422”觀點的，文革中被打死了，幾個孩子全都下鄉插隊，沒有一個留城工作，拉小提琴這位小夥子因為有病從農村回城，在家待業。
我回來後，肖寒來看我後就有很多人來看我了，因為我家太窄小了，我回來後來看望我的老領導、老戰友很多，來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就有人幫我去反映，肖寒來我家也親眼看見，於是我們在1974年的下半年搬到了新民路的市委宿舍。
我剛回來時聽很多人說我的工作有兩個可能性，一是回交通廳，一是回到南寧市。原交通廳的一個幹部經常跑到我的住處來看我，他說，你要敢講話，安排你的工作，副廳你不要幹，正廳級你才幹，你原來市長是正廳，廳長是正廳，老實人要吃虧。我們以前一起關在西鄉塘的張國鋒也經常到我家，他給我出主意說，組織上找你談話分配工作，你就提出官複原職，不官複原職不幹。我對他們說，我還是要聽黨的話，服從組織安排。
直到1973年底，才正式任命我為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第14位，排最後一名），開會坐的座位排在最邊上。韓世福是市革委會主任，肖寒是第一副主任，此外還有黃恩茂等，部隊幹部多，我排最後一名。到了74、75年，根據上麵的精神，部隊支左的幹部全部回部隊，就恢複我市委副書記的職務，韓世福回部隊任軍區副政委了。
我第一天上班是去開革委會核心小組會，當時好像還沒有“常委會”，而是叫“核心小組”，相當於現在的“常委會”， 韓世福是核心組的組長，其他成員有肖寒、王恩厚等。我是第11個常委會副主任，排最後一名。開會時韓世福宣讀區革委會政工組的文件，宣布我的任命，還有括號說明名列最末。第二天開南寧市各部委辦的領導幹部大會介紹我，坐滿了一個禮堂。我一看，市革委會的主任、副主任一共12個，坐了長長一排，我坐在最邊邊上。我的工作分工管市政建設，還兼市革委會下麵的基建組的組長（相當於市建委），市防洪大堤的總指揮長。當時邕江防洪大堤中央已經批準列項，所以這段時間我最實際的工作是修防洪大堤。後來南寧市又恢複計委、建委等建製，健全組織。所以我這個副主任又兼市建委主任和大堤的總指揮長。
據肖寒說一次開會韋國清問起我到哪裏去了？什麽問題？以後三辦才把我放了，也不下結論，就這麽閣著，所以我回來半年多才安排我的工作，當革委會副主任。當時南寧市部隊的人員很多，第一把手是部隊的韓世福。後來部隊的回去了，我也恢複了黨的組織生活，當個副書記。當時市委書記是文革中提上來的原糖廠的工人，車間主任郭耀卿，後來他很快就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很快就當中央後補委員。當時肖寒升到區黨委了，郭耀卿又到中央黨校學習去了，肖寒開會交待實際工作由我負責。過去我都不計較這些，經過文革幾年，常看到文件中的名單排列順序，而我雖然資格老，但現在排名讓我負責好像名不正言不順，即使這樣，我仍然勤勤懇懇抓好工作。到自衛反擊戰之前，中央組織部部長是一個軍的政委，此人跟“四人幫”有勾結，對我們這種過去被打倒又重新出來工作的人，其指導思想是不重用的，認為是“穿新鞋走老路”，他的這種指導思想影響了幹部的解放，此人後來鄧小平上台後被撤換了。
邕江防洪大堤的工作開展很順利，國務院批準了我們邕江防洪大堤的方案，主要投資和領導歸水利廳管。我去找已經出來恢複工作的水電廳老廳長蔡永為，他非常配合我的工作。我們兩人親自走到西鄉塘沿途察看規劃，後來他又親自指揮施工。光水電廳的施工隊伍力量還是不夠，我們就發動全市的群眾參加防洪大堤的建設，黨政軍民學齊上陣，組織部隊將士、機關幹部、學校學生都參加勞動。都是沒有報酬的義務勞動。基建用的石頭、沙子等都是發動群眾下河去找，去撈。
1974年，根據中央的指示，支左的部隊要撤出地方領導機關，韓世福也回軍區去了。部隊走後由肖寒擔任市革委會主任兼核心小組長，肖寒調自治區黨委任秘書長後又讓郭耀卿當南寧市的第一把手。郭耀卿原是南寧糖廠的一個工人，車間黨支部書記，文革中一下子當了後補委中央員，自治區民兵總指揮，南寧市革委會主任。74年時已成立了市委，任我為市委第一副書記，郭耀卿任書記。郭耀卿這個人論人品還不算壞，論文化和工作能力，受條件限製是不高的。肖寒內部對我說，郭耀卿年紀輕，工人出身，工作上你要多負責。我這個人是不太計較名利問題的，所以，名義上郭耀卿是一把手，但事實上是我主持南寧市的全麵工作。因為郭耀卿長期到北京中央黨校學習，即使在南寧主要工作也是我在做。74年～75年我在南寧市工作是很順手的，是我最輝煌的時期。當時雖然“文革”還沒有結束，但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全國開展整頓，貫徹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盡管我不是一把手，但又要我負主要責任，名不正言不順，但多年被隔離審查不能工作，一旦有機會為黨工作真是很珍惜，我依然幹得很帶勁。
那段時間南寧市很多工廠上馬或擴建，我親自抓工廠上馬，到工廠蹲點，而且上班也不坐小汽車，每天自己騎自行車下基層。另一方麵還抓防洪大堤的建設，我以前當交通廳廳長，和工交辦、各廳局都很熟，爭取各方力量的支持。如林業廳當時從林業部得一套修林區公路的設備，包括推土機、挖土機、打樁機等，我找到林業廳長張華，跟他借用設備。我還利用交通廳的力量，交通廳當時正在建防城港港口。我親自到防城港，想借用他們的機械設備，但看到他們施工任務很重，才沒有借用。
那時南寧市郊區的農業也增產，那時的郊區還是小郊區，後來我跟自治區爭取要了那龍、老口、石埠等鎮撥給南寧市，這樣小郊區擴大為大郊區，但整個邕寧縣還不給南寧。說起來我那時還是有點改革開放的意識的，我對南寧地區表示，歡迎他們到南寧市來進行經濟交流。我讓南寧市的菜市場騰出一部分地方，給南寧地區的各縣來賣蔬菜和豬肉。我們還辦了一件很有市場經濟意識的工作——各個機關單位拆開圍牆辦商店，我還要求交通廳去帶頭作用，自治區財辦主任安倫也很支持這件事。現在想起來，這件事的確推動了南寧市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全國也是走在前麵的。
此外，我還建議《南寧晚報》開辟《人民的心願》專欄，刊登各個城區群眾的建議和呼聲。我還到百貨大樓站過櫃台，要求服務行業改變服務態度。號召機關幹部參加義務勞動，掃街，搞好環境衛生。同時上馬修南湖公園、動物園，江濱公園，還在唐山路一帶建房子，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總之，那段時期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老百姓也得到好處。此外還挖防空洞，搞備戰。那段時間忙是忙，但心情很愉快。
1975年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大寨和大慶我都去參觀過。參觀大寨是韓世福帶隊，幾百人坐在大禮堂裏聽陳永貴和郭鳳蓮介紹大寨經驗。大寨條件很艱苦，的確佩服他們艱苦奮鬥的精神。
參觀大慶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路過北京時我們住在友誼賓館，一天路過地質部。看到地質部正在召開工業學大慶會議，得知我們交通部的老部長孫大光現在是地質部的部長，我向工作人員提出想見見孫部長。工作人員說，部長正在開會，我就寫了張字條讓他交給孫部長，結果孫部長看到我的條子，立刻見我。我和孫大光同誌有多年不見了，他“文革”中也吃了很多苦，老朋友在劫難之後相遇，自然格外高興。
我對大慶的印象不錯，管理嚴格，“三老四嚴”的確很值得學習。我回來後一次跟覃應機同誌匯報工作，談到大慶十個不要錢（小孩上學不要錢，乘公共汽車不要錢，燒天然氣不要錢等），覃應機說，對大慶你們講其他都可以，這“十個不要錢”不能講，我們廣西根本沒有條件做得到。
我剛出來工作那三年恢複生產形勢很不錯，南寧市的工業產值比柳州還高，全國和整個廣西的形勢也不錯，鄧小平的整頓初見成效。但不久禍從天降，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5月朱老總去世，9月毛主席去世，加上唐山地震，76年下半年十分困難。此時韋國清已調到廣東，廣西是安平生主持工作。76年3月，當時安平生正在大新縣主持召開農村工作現場會議，表彰大新縣大搞水利。我當時派了一個副書記去參加大新縣的現場會。結果現場會沒有開完就拉隊伍回來了，因為接到緊急任務要批鄧。安平生回來後開了一個不到100人的區革委擴大會議，每個地市來兩位領導，郭耀卿也從北京中央黨校回來了。我看郭耀卿回來了，就想讓他代表南寧市去開會，我不參加了。肖寒說，郭耀卿是中央候補委員一定要參加，我是南寧市的主要負責人一定參加。
開會時肖寒、郭耀卿、安平生、覃應機等坐在我前麵那排。我們坐好後，安平生進來了，手上拿著一張報紙，好像是《人民日報》。坐下來開會，安平生就念《人民日報》的社論——《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念完後安平生說，從社論來看，要批誰？矛頭指向很清楚了吧？這個人是誰？很明顯是指鄧小平吧？社論沒點鄧小平的名字，安平生會上點了鄧小平的名，會議通過一個給中央的表態電，支持中央批鄧，廣西區黨委這件事做得是很不光彩的，報上還沒有公開批鄧廣西就搶先批鄧。
76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後，我的工作也陷入艱難時期，工作壓力很大，工作非常難搞。當時人們思想十分混亂，安平生又調雲南工作了。76年5月，朝鮮來了一個青年代表團，我接待朝鮮青年代表團，還代他們到柳沙園藝場參觀無籽西瓜種植，朝鮮朋友還誇廣西出人才。
1978年我調到建委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當時跟我談話說調我到建委是為了加強建委的工作，因為自治區新要上很多項目。結果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還是“左”的思想作怪，當時全國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我的“叛徒”曆史決定了我是劉少奇的基礎，用我來工作是可以，但是不能用作第一把手。其實我也早就察覺這個問題，我在“文革”前就是區黨委委員了，但我作為主持南寧市全麵工作，卻不能當自治區黨代會的代表，反而讓“文革”中提拔起來的副書記吳讚國當。當時肖寒解釋說我是管行政工作，不是管黨務工作，所以不要我當代表。
當時的建委主任、黨組書記是吳讚之。但吳讚之同誌來建委不久久被查出患了癌症，我還親自送他到北京檢查。醫生告訴我他已是癌症晚期，別看他現在談笑風生，好像沒事一樣。這種病發展很快，其生命最多還有3個多月。醫生還說與其在這裏等死，不如送他回家，與家人在一起，盡量滿足他的願望，過好這最後幾個月。吳讚之希望到上海、廣州各地去看看，於是陪同他到上海、廣州等地轉了一圈。回到南寧時他都還很好，王祝光等還到機場迎接他。但正如醫生所言，過了兩個月病情急轉直下。我家跟吳家是對門鄰居，關係比較密切，我經常到他家看他。有次我去看他，他談著談著就流下眼淚，說我的時間不多了。我問他還有什麽願望？他說我家是地主，解放後我都沒有回過家，現在父母已不在了，但兄弟還有，我想見他們一麵。於是我立即通知他老家的親戚來南寧見麵，一天晚上我推門進他家，看到客廳坐了很多親戚，雙方都在邊談話邊流淚。這事對我觸動很大，體會到過去我們六親不認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吳讚之得病後，由我主持區建委的工作。當時李殷丹、段遠中、趙茂勳等老同誌都是建委副主任，我在工作中都很尊重他們。
我調到區建委後，後來肖寒提拔到自治區任秘書長、常委，後來又做書記處書記，王恩厚又調到梧州去了。南寧市的工業產值上不去，比不上柳州，南寧市的很多同誌都希望我能回南寧市，所以，1979年下半年我又回到南寧市工作，任命我為南寧市革委會主任。79年自治區在柳州召開自衛反擊慶功慰問大會，那時我在區建委工作沒有參加，事後周光春告訴我，會議結束時大會宣布你調回南寧市工作，南寧市的代表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我記得他是到建委我的辦公室講這番話的。1980年南寧市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我以高票當選為南寧市市長，這是我第三次當南寧市的市長。
我在南寧市工作最順手是粉碎“四人幫”後至80年這幾年，一下子把工業產值搞上去超過了柳州，同時搞了幾個公園，防洪大堤。那時打倒了“四人幫”，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幹部群眾幹勁都很大，黨和政府的威信也很高。
到了1981年，我調區政府任秘書長，當時是覃應機任自治區主席，喬曉光任區黨委書記，駱明當秘書長。後來駱明提為副主席，仍兼著秘書長的工作，所以整天催我快去接替他的工作。到政府工作了一年多時間，1982年我還去過日本，覃應機當團長，我當副團長，團員我記得有安倫、欽州的劉文雄、還有外辦的鄭義。此行是和日本的熊本市結為友好城市。這次去開了眼界，學會了很多先進的東西。
這裏談一個小插曲：1978年（？），覃應機的秘書廖政斌跟隨覃應機到北京開會，拿回一本鄧小平搞的《工業若幹條》試行草案，廖政斌原是冶礦廠的廠長，我“文革”前在冶礦廠搞“四清”和他很熟。廖政斌把這本東西拿給我看，我一看覺得寫得很好，很對我的口味，就叫人拿去複印，複印了很多份，我發給了很多人，還送給我關係較好的朋友李法南、鄭紹文等。李發南手下的處長帶去梧州開會，梧州的同誌又拿來翻印。反擊右傾翻案時《工業若幹條》被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上麵追查這份文件的來源，追查到張華時他供出了鄭紹文，鄭紹文到底是老紅軍，多次坐過反動派的牢，很沉著鎮定。問他是誰給你的，他說不知道，是我在區政府辦公大樓上廁所時，有人在我後麵塞給我的，我沒回頭看，不知道是誰，你要處分就處分我吧。這件事到底沒有追查出來“元凶”來。回想起來，廖政斌之所以把文件給我看，他是知道我的思想的。
1982年，駱明提為自治區副主席，就把我調到自治區政府當秘書長。當秘書長不久我就跟隨覃應機到日本訪問，與日本的熊本縣結為友好城市。日本之行我們參觀了東京、大阪等地，坐高速火車，大開眼界。
當主席時期
我做夢也沒想到我會當自治區的主席，是曆史把我推到這個位子上的。
我在區政府當秘書長的時候，記得那時正在蓋大板三區，那時政府黨委正在換屆，要補充新的委員。那時我住在市委宿舍，王祝光也住在市委宿舍。他已經是常委，已經是副省級。他問我：“這次你怎麽不是副省級？”我這個人對名利向來是很淡泊的。我說，一個樣，我做實際工作還好。那個時候按照壯族來講，那時梁承業、甘苦都做了政府副主席，梁華新也早就是區黨委常委，又是人大第一副主任。王說，論德、才、資， 你比他們強呀，為什麽還不是副省級呢？隻要你同意，我去跟喬曉光、覃應機說。我趕緊說不用，按規定辦事。後來投票選舉，我不是候選人，竟然還有8個人投了我的票。林克武對我說，這是破天荒的，你那8票含金量很大呀。這次黨委換屆，恢複了我為區黨委委員，文革前我就是委員了。當時的組織部長張聲震找我談話，說調你到建委，是因為大樟被捕事件，現中央有文件，凡是文化革命前曆史作過結論的，以那時的結論為準。
十二大，我是代表之一。小組討論的簡報，記不清是國家機關還是中直機關的簡報中，有人提到廣西文革中死了那麽多人，還沒見檢討處理？矛頭好像是對著韋國清的。那份簡報發下來後，當時喬曉光、覃應機、周光春等很緊張，因為點了廣西文革中的事。怕廣西放炮，裏應外合，喬曉光找陳岸去談話，覃應機找我去談話，大概是怕我放炮。覃對我說，現在情況很複雜，現在是關鍵時刻，小組討論要冷靜。他很直率地說，估計陳岸可能會放炮，他在小組發言裏提到“韋純束應當提到自治區黨領導”，簡報也登了這些發言。你不要附和他。對覃應機我非常熟悉、了解他，老紅軍，心是好的。當時廣西形勢不錯，他怕會搞亂廣西。我對他說我不會亂講。當時是胡耀邦擔任黨主席，做的報告，報告很有鼓動性。
我曾兩次當選黨的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12大和13大，到了14大是以中顧委委員列席會議，以後15大、16大、17大都是列席代表。
1983年一天中午，喬曉光親自打電話到我家，通知我準備簡單的行李，立即到北京開會。原來中央通知我和他們幾個常委一起到北京開會，當時組織部長張聲震都不叫去，我還是遵守組織原則，回到南寧後就到一宿舍找張聲震，詳細向他匯報會議的情況。張聲震當時講的話我現在都還記得，他說，你得那麽多票當主席，最主要是廣西的老同誌倡議的。我說感謝黨組織對我的關懷和信任，他說你首先應該感謝廣西的廣大幹部，特別是老同誌，對你的呼聲最高。中央工作組來調查過兩次，又搞無記名投票。1500多人參加，包括地市縣委書記參加推薦投票，我得票最多，大概有1400多張票，所以後來我寫文章提到“曆史把我推上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這個位置。”所謂曆史的選擇，就包括那個意思。有時我想，如果廣西文革“處遺”搞得很好的話，我不一定當主席，最多當個副省級。當時廣西召開地、市委書記，討論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當時我在小組會議上發言還說（當時我是區政府秘書長），推薦主席、副主席，書記、副書記，副主席、副書記的年齡限製是60歲以下，58歲都不要提名了，57還可以，起碼要能做三年，我81年已經59歲了。
我做主席這幾年，雖然是副書記，但實際上擔第一書記的責任，因為喬曉光當時靠邊站了。我當時處理的這幾件事都很棘手，“處遺”是最複雜的。派性是“文革”製造出來的，廣西的“文革”遺留問題，有很多客觀、複雜的原因，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有這些問題。當然，廣西派性也有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沒有叫你要打人殺人呀，所以做工作時我也對很多老同誌講，你受點處分也應該。
文革時兩派打仗異常劇烈，槍炮聲跟春節放鞭炮一樣密集。我住在市政府，百貨大樓是“4.22”派占領，望火樓是“聯指” 派占領，我家夾在中間，我從我家可以看到雙方開火的情況。我家自從文革後就被“聯指”組織占領了，隻留下2間房給我們住。我親自看到貴縣和南寧郊區來的民兵住在我們家的房子外麵（走廊），也不怕蚊子咬。他們是來支援“聯指”這一派打“4.22”的。南寧市凍肉廠的一個在部隊當過團參謀長的職工擔任“聯指”前線指揮部的總指揮，此人高高胖胖的，很有點指揮官的架勢。他就住在我家住的那棟房子裏。他告訴我百貨大樓我們是占領了，但打到水塔腳打不下，民族電影院、解放路還是他們（指“4.22”派）的，根本打不進去，他要親自去指揮。我親自看見他帶幾個人去，回來後他對我說，他們的攻堅武器不夠，犧牲的精神也不夠，前線指揮人員猶豫不決。“處遺”時我還安排他在房管處工作，按政策他應該受到處分的，他畢竟是為首的武鬥分子。但這樣的人太多了，現在這樣處理，包括韋國清、周光春、喬曉光等都跟我說，說我們處理得麵太寬了。其實我已經很注意不要擴大打擊麵了。中央具體管廣西“處遺”的宋任窮、胡啟立、喬石，他們定的政策是“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細”，凶手殺人的當然依照法律嚴懲，派頭頭隻是判了顏景堂等少數幾個為首的決策人物。
“處遺”時我任命劉易生為組長查“聯指”攻打水電設計院“火種”指揮部樓一事。那次武鬥的結果是去攻打的“聯指”死傷了2、3人，在大樓裏的“4.22”死了二、三十人，“火種”大樓也被炸塌了。怎樣發生這樣的事件？查來查去查不到通風報信的人，隻找出2個頭一天晚上到“火種”大樓去救出水電廳廳長（被關在此大樓內）的人，照理說用那麽多的火力、兵力去打“火種”大樓，水電廳內部應該有人知道，不然怎麽會在打仗的前夜去搶廳長？劉易生的匯報我聽了好幾次，隻是知道顏景堂打仗前在區政府、“長征樓”這一帶開會策劃要拿下“火種”的據點，開會有記錄，其他也查不出什麽。死了這麽多人，總要有個交待，所以作為決策人顏景堂被判了刑。
“聯指”這邊的大學生有幾個人被判了刑，由於軍區支持“聯指”， “4.22”的大學生後來成了少數派，受壓得厲害，但開頭有一半時間，“4.22”也很厲害，雖然打死人沒有“聯指”那麽多，但殘酷批鬥“走資派”也很厲害。所以“4.22”的頭頭曾春生作為“三種人”雖然沒有被判刑，但也被開除黨籍，不能作接班人。中央也有精神，凡是造反起家的，都不能作接班人。
廣西要“處遺”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幾點：第一，造反起家的沒有得到應有的處理。別的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都進行了處理，而廣西靠造反派起家的造反派依然掌權，相反，被打倒的老同誌卻得不到應有的安排，引起老同誌的不滿。我得解放後，劉重桂、陳開露就對我說過：你們是不能官複原職的，打倒你們是對的，你們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樣對老同誌引起老同誌的不滿，如果對老同誌安排得好，不會引起這麽多老同誌不滿。第二，廣西文革死了8萬6千多人，真正武鬥死的才幾千人，而起碼有8萬人是被從家裏、單位拉去打死、槍斃的。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並沒有得到很好平反處理，僅給予一個“非正常死亡”的結論。這使得死者的親屬心中不服，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第三，上訪告狀的人太多，全國第一。我估計韋國清、歐致富後來也意識到廣西死人那麽多，將來都要有個交待的，但他們始終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
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我問中央要了5000萬元，解決處理“處遺”問題。中央馬上找計委主任宋平和財政部長王炳乾到我住的賓館來解決。李銳對我說，你有什麽要求就提出來，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政策給政策，過去處理那麽久都沒有處理好。他還說，凡是在外省工作的廣西人，或者過去在廣西工作過的外省人，你認為能夠幫助“處遺”的，都可以提出來調給你幫忙。當時我也不認識什麽人，後來中央派了廣西籍的周逸鋒做中央工作組長。看來，中央對“處遺”決心是很大的。
要這5000萬我要感謝兩位老人：一個是陶希晉，一個是鄭紹文。他們兩人都在廣西工作過，剛剛得落實政策恢複工作不久。我接受“處遺”任務後到北京去，到京後我到這兩位老同誌的家看望並請教他們。陶係晉下放廣西工作期間住我家樓上，我們是老鄰居；鄭紹文是文革期間和我一起蹲牛棚的“難友”。我和他們都結下深厚的友誼。他們給我提了兩條寶貴的建議，我都采納了。第一是跟中央要些錢。自古以來處理冤案，最後都要給予經濟上的補貼，發放一些撫恤金，才能安撫受害者的親屬。跟中央要多少錢合適？當時我們粗略估算，按每個受害者1000元算，要個幾千萬不為多，所以，我提出5000萬。第二，對受害者的子女要安置工作，這是長治久安的保證，比發放一些撫恤金還起作用。我對這兩位老人是很敬佩的，他們提出的建議我都采納了。
還有一個老同誌也給我提了很好的建議，那就是謝東來。他原在廣西工作，當時調到國家科協的一個部當部長（正廳級），他年紀比我大，他當過廣西農業廳廳長、科委主任等職，原來我想安排他擔任副主席管科教文衛的，但他年齡已超過60，加上他夫人生病在北京，所以就沒有調他回廣西。他給我提議要發展廣西甘蔗、水果生產，他提出要改良甘蔗種，落實政策問題，還要發揮甘蔗研究所的作用等等，這些意見和建議後來都被我采用，取得很好的效果。
“處遺”這個問題涉及到很多人，特別是涉及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政治局委員韋國清，有人問我有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這等於是踩地雷陣。說實話，我沒想到過這個問題，想到過會遇到很多困難，但沒想到涉及某個人那麽具體的問題。我這個人個性比較善良，喜歡以己度人，總認為別人也和我一樣會從大局出發。我曾想過爭取韋國清的支持，這樣更好開展工作。我還寫過幾封信給他，把不“處遺”的危害性、後遺症更問題告訴他，也叫一些同誌當麵轉告他，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我和黃雲等三人小組也給他寫過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我對他始終存在幻想，因為從個人關係上我和他之間並沒有什麽過節，我得解放出來比較晚，直到73年才得回來。我73年回來後聽肖寒說，有一次開會，他在會上還問：“韋純束文化大革命到哪裏去了？”似乎對我還挺關心。我以為韋國清是不了解情況，所以就想辦法給他看材料，給他寫信，他知道真相後會支持我們的，始終存在幻想。但是他始終沒有給我們回過信，也沒表過態。有同誌當麵匯報時他也隻是“唔”一聲，始終沒表態。當時中央領導給我交底說他要做個檢討，但他始終沒有做任何檢討。
那次到北京開會（定我當主席那次）結束後，覃應機先回廣西，我提議到廣東看看，了解人家改革開放是怎麽搞的。在京期間，為打開局麵，也商定了撤換一些人員的職務問題，打算采取組織措施打開局麵。第一批免職的是肖寒、趙茂勳等人，還有秘書長、組織部這些要害部門也撤換了。當時中央討論認為，過去之所以一直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就是組織上派性問題沒有解決。開始我還認為要依靠組織，但中央說，你不做組織處理很難打開局麵。所以，就撤免停了一批人的職務，就是仍然是第一書記的喬曉光，也不能過問“處遺”問題。為什麽中央會下此決心？因為中央工作組第一次來廣西就被頂回去，中央就知道廣西的派性勢力大，不解決是不行的了。自治區一級的停免是由中央決定的，下麵地市的停免由工作組下去，照葫蘆畫瓢也停免了一批，那都是經過我們三人小組批準的。
我這個人在別人看來很大膽，很沉著，這跟我的個性有關係。我什麽事總是從好的方麵想得多，心眼不多，困難及複雜性很少考慮，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很多老同學、老戰友說我像唐僧一樣，都往好裏看人，不認為別人是妖怪。要說到派性，我開始也是“聯指”觀點，但後來慢慢感覺“聯指”也不對，最後認為雙方都有問題。
事物總有個發展過程，過去我是不想寫回憶錄的，但今年黨史辦說準備出叢書，也有其他同誌在搞。我也想，這不是個人樹碑立傳的問題，這是曆史事實的具體反映。你要了解廣西的曆史，就要通過各個人的親曆記，這樣才能客觀地、辯證地反映。原來我隻想拍些照片，給後代有些紀念就行了，現在看來，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既然曆史是一麵鏡子，是教材，那就要認真搞，盡力而為。清明節我回老家碰到韋章平，他也在搞回憶錄。他在民院工作了幾十年，民院有幾個退休的教授願意幫他搞。他比我有基礎，他以前自費花了幾千元在民族印刷廠出了兩本書，他現在已這兩本書為基礎，那幾個教授幫他在文字、內容上加點工，還帶那幾個教授到他的家鄉和戰鬥過的地方轉了一圈。過去對這些敏感的東西我是不大想談的，如文革、處遺等。但聽說段遠中也寫了一些有關文革的東西，韋章平也寫了，他當時到柳州處遺，我看寫得也很不錯。感到我們處遺的工作還經得起考驗。所以，我覺得這些一定還要寫，而且要寫得豐富一些。處遺是大事，在曆史上的地位，事實上是廣西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廣西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如果我們每個人的回憶錄，都是一般化、空洞的，放之四海皆準的原則問題，而沒有具體的內容，那讓我們的後代總結也不好下結論。就是現在要讀，人家看了你的書要有收益，有教化作用，為當代服務，也為千秋萬代服務。感到有一種責任感。我一生最難忘、最艱苦，也最複雜的是當自治區的主席，處遺這個時期。這一時期，也是我個人曆史上很大的轉折點。要寫，重點放在我當主席這幾年，這也是廣西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曆史的必然。
那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喬曉光是第一書記，是為了穩定局勢，實際上是架空的，處遺、整黨都是由我這個“第一副書記”負責。喬曉光也跟我談過，他說處遺由我來負責他理解，整黨也由我來負責他就很不理解了。我說，整黨比處遺還難。處遺工作組隻搞了半年就撤走了。周毅鋒………（介紹周的簡曆）
毛鐸是一貫在黨中央搞內保的，在中紀委工作……（介紹毛鐸簡曆）
中央工作組有周、毛（河北人）、王浩（廣西人，任中央政法大學校長），下麵有許多司局級的人員，大約有60-70人，很龐大的隊伍。裏麵有光明日報的記者、副總編輯，也有公安部的、中紀委的，中組部的，不少是國家機關抽來的。我們廣西到各地市的工作組，都有中央工作組的人員參加。我們廣西也抽了很多人到工作組工作，每一個地市都有十多個人下去，有些工作組又管地又管市，人數就多些。如段遠中任組長的桂林地、市工作組，人數就較多，南寧市工作組人數也多些，組長是唐峰。河池的組長是歐震，老地下黨員。到各地市去的都是正廳、副廳級領導掛帥。加上縣市抽來配合工作的，總共有一千多人參加處遺工作組。
當時我當處遺工作組長有幾條是不錯的，也是中央的精神，這就是：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當時局勢是很緊張的，不處遺也不行的。當時底下的群眾幹部，聽了三中全會精神傳達以後，冤假錯案的，被錯誤批鬥的老幹部，死者的家屬、子女，紛紛告狀、伸冤，就像被壓製很久的彈簧，一旦爆發，反彈力非常強。我每天忙得團團轉，不是這裏有事就是那裏有事，像消防隊一樣。當時的確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精神給予我們極大的勇氣。
改革開放廣東已經先行一步，我們廣西吃虧在用幹部上。如果我們都像廣東，一粉碎“四人幫”，文革中造反上來的幹部立即處理，哪裏來回哪裏去，我們廣西不一樣，一個是部隊留下來的人多。文革中部隊支左掌權的人多，粉碎“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這些人留在地方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很多，即使回部隊也很優待。
在我之前喬曉光、肖寒他們也搞過處遺，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打不開局麵，群眾害怕，顧慮重重。為什麽？你在位的人多數是多數派“聯指”的人，而且要害部門，如組織部、區黨委辦公廳、政府辦公廳、公檢法等掌權的部門，都是“聯指”的人。這些中央工作組也作過調查，的確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中央派工作組來，區黨委辦公廳的7個工作人員還寫信到中央，告中央工作組的狀，要趕走他們。連中央工作組都難以開展工作。當時上麵思想很保守，當然也是好人（如當時的辦公廳主任劉毅生、梁華新，文革期間也是得重用的，其思想體係、派性，思想僵化）。當時中央下很大決心，有阻力就把他搬走。在中央討論時，第一批“停、免、撤”（即停職檢查、免職檢查、撤職檢查）多數是停職、免職檢查的，很少有撤職檢查的。很明顯的靠文革起家的三種人才撤職，如顏景堂、廖偉雄這些人。
如當時區黨委組織部的副部長薑××，是部隊來的，在部隊做過副師長，山東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就是堅決執行上頭的指示、決定，同情“聯指”，擁護韋國清、喬曉光，中央工作組說他“這個人放在組織部形象不好”，要免去他組織部長的職務。鄧小平出來工作以後也說過，軍隊在文革中權力過大。我們廣西用人，部隊留在地方的人員太多了，而且都留在要害部門。如梧州的×××，原隻是個市武裝部的部長，後肖寒他們讓他擔任梧州市委副書記，管公檢法。
經過是這樣的：肖寒原來是負責處遺的，在我們處遺前中央就有工作組，區黨委也有領導小組搞過處遺，但不解決問題。對殺人的、還在台上的三種人、過去重大的冤假錯案沒有處理，隻是落實一點知識分子政策，解放一些幹部出來工作，包括我得出來工作，但不能官複原職，這跟全國形勢是一樣的，當時鄧小平也出來工作了，但隻當個副總理，所以南寧市有幹部說，韋純束是南寧市的鄧小平。
肖寒他們搞處遺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自衛反擊戰以後，具體是80年以後。廣西的撥亂反正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當時首先解決右派平反，如駱明就是在這一階段得平反的。但是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錯案，文革中被錯搞得人更多，被鬥、被撤職、被迫害死，都沒有得到解決，特別是那些造反起家的還在台上掌權，如廖偉雄這些人。
第一批停免撤首先是停肖寒，不給他當書記，再就是趙茂勳，管人事、管處遺的。其實這兩個人是替人受過的，真正責任是韋、喬。其餘的人，就利用新班子成立，機構改革之名，機構改革小組裏沒有名字，就等於自然免除了一些人的職務，如劉毅山等人。對上層是采取這樣的辦法，對區黨委管的幹部，如人大副主任、黨組書記梁華新等就免職，組織部那位部隊來支左的部長薑×，就調到民政廳當副廳長。他還來問我他是因為什麽問題，我回答他說，中央認為你當組織部長不合適。他表示不願去民政廳，願意留在組織部當顧問，後來我們請示中央，區黨委常委也研究同意，他留在組織部當顧問，不久他也得病了。
處遺開始時隻有我一個人當組長，我感覺太累，事情太多。後我就提出增加兩個副書記黃雲和金寶生來，我當組長，叫三人小組。我是中央定來當處遺組長的。我這個人還是比較穩當的，當時南寧市有很多群眾要求撤掉文革提拔的市委書記郭耀卿，我就采取調動工作的辦法，先叫他請假去外地考察，把市委書記讓出來給陳輝光做，他假期滿後回來，當時回南寧市是不行了，當時有個“改革開放辦公室”的主任位置，也是正廳級。我說，你到改革開放辦公室吧，他聽後很高興。但駱明這些老同誌認為，此人形象不好，怎能當改革開放辦的主任？弄得我左右為難。所以85年到中央匯報時我對趙紫陽說，我這個主席抓經濟工作算了，不願抓這個處遺、整黨了，工作實在難開展。現在是多數派“聯指”的人認為我重用右派，而少數派“4.22”又認為我處遺不夠狠，撥亂反正不徹底，心軟手軟。趙紫陽一聽，立刻說，兩邊都不滿，說明你做的是對的，說明你們處遺搞得非常好。過去就因為一邊講好一邊講壞，成“派委會”“派性區黨委”，現在兩邊都有意見，說明你一碗水端平，消除了派性，出於公心，公道得很。還讚揚我們處遺中對受害者給予平反、撫恤、安排工作等措施做得好，穩定了局勢。後來，趙紫陽還批示，要把我的匯報材料整理發到全國去，說明廣西處遺既穩妥又堅決，也解決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