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一 南寧四中校長黃代銘“文革”蒙難記

－－黃代銘校長“文革”訪談錄

一，執筆者的話

我１９６２年從廣西師院曆史係畢業，分配到南寧四中任教。與我一起分到四中的還有中文係的幾個同學。黃代銘校長和文行恕書記對我們幾個年青老師十分關愛。在我們心目中，黃校長是一位可敬可親的長者，而隻比我們大幾歲的文書記，也如親密無間的兄長一般。黃校長“文革”前後在四中治校幾十年，這期間，大凡在四中工作過的教師和上過學的學生，一提到校長，無不讚譽校長敦厚待人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領導作風。校長，一位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也。

我離開廣西後，每回南寧，都忘不了去探望我可敬的老校長，促膝談心，回憶往事，自然也談到四中的“文革”劫難。校長的“文革”回憶，讓我大為震顫。原來這位為人人稱道的好人校長，在“文革”期間長時間受盡了一些喪失人性的學生的百般折磨和淩辱，這些學生，甚至曾千方百計地要弄死與他們無怨無仇的校長。征得校長的同意，我把校長的“文革”回憶記錄了下來。現在校長仙逝有年，而我則八十人生了。我總不能讓校長九死一生的“文革”蒙難回憶，在深藏中湮沒。為此，我將校長的“文革”回憶整理成文，公諸於眾，為校長討回個曆史公道和人格尊嚴，以告慰校長在天之靈。

同時，這篇回憶錄也是對“文革”的罪惡的揭露和控訴。在“文革”紅衛兵運動興起中,中學的校長老師是首當其衝受迫害得最厲害的群體。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是被宋彬彬等紅衛兵在批鬥中活活打死的。南寧一中校長黎宗昌也是被南寧　一中“聯指”學生用啞鈴等體育器械活活打死的。這些毆打殘殺校長老師的凶手，雖說當年還是學生，但他們到底是讀過書的人，有的也是到了成年人的年齡，對自已的所為應負責任的。

這些學生如健在的話，也都步入花甲之年了。經曆了人生滄桑，有了生活閱曆，他們對自己當年的惡行，按理應有所反思和悔悟的。但據我所知，南寧四中有一些在“文革”中傷害過許多老師同學的學生，至今沒有半點悔悟之心，他們把自己責任完全推給了當時的客觀環境。當然，如果沒有“文革”，他們不會有機會做出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但在“文革”這樣暴戾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為什麽四中的絕大多數同學沒有象你們那樣喪失人性，不擇手段整人、出狠手往死裏打人呢？從這角度看，你們是不應逃避自己的責任的。

其實，當時四中同學多數對那些“文革”打手的惡行並不認同，隻是敢怒不敢言吧了。有一些學生對受害的師生還暗中給於相助的。如黃校長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初中９３班的胡炳鬆同學是一位，還有一位也是９３班的，女同學陳銀好。胡炳鬆的事，黃校長在回憶錄中已提及了，陳銀好的事在這說一說。陳銀好同學的父親是航運工人，她是“響當當的紅五類”，當時“盾牌紅衛兵”首批成員。當這些清一色由“紅五類”組成的“盾牌兵”在南寧市瘋狂抄家時，陳銀好同學多次被迫隨同前往，但在抄家現場她從不參與行動， 隻作無奈的沉默者，遇上同班同學將要被抄家，她都提前通風報信。

我曾是９３班的班主任，當時在我這個老師的眼裏，胡炳鬆和陳銀好都是最一般不過的學生。但在那“打砸搶抄抓殺”的血腥時期，正是這兩位平淡無奇的學生，卻堅守了道德良知的底線。他們的義舉不管是當時或今天，都令人讚歎敬佩。一些“文革打手”，至今仍將自己當年惡行，歸咎於客觀，個人責任則推得一幹二淨。他們，人老了卻未返良知，與胡炳鬆、陳銀好同學相比，可悲可鄙也。

 

 二，黃代銘校長“文革”回憶采訪錄

 

從1966年北京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為起點，揭開了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序幕。接著是批“海瑞罷官”，繼而以“反修防修”為藉口，把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乃至向走資派奪權。我們基層當權派也屬走資派之列。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竟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均上綱上線、上掛下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最終指向黨政要人劉、鄧、陶，朱德、賀龍、陳毅等老帥也無一能幸免。

紅衛兵拿著“尚方寶劍”當太上皇，到處搞打、砸、搶、抄、抓，我除每天接受輪番批判外，和一批有“政治問題”的教工，進行監督勞動，被劃中為牛鬼蛇神，每天負責打掃學校環境。

文革初期，有過遊鬥當權派的高潮，我常利用休息時間偷偷溜出去看遊鬥，不是出於好奇，而是要練膽量，因為這個玩意總會有朝一日降臨到自己頭上。

群眾組織分裂為兩派後，武鬥逐步升級，從動手動腳發展到真槍實彈，衝擊軍區搶槍炮和子彈。四中是“聯指”據點，把教學大樓砌成堡壘式的結構，樓梯隻容一個人側身而過。“4.22”被逐出校外，以百貨大樓、展覽館及“造反樓”為據點，與對麵桂劇院，廣西日報社展開激烈的槍炮戰，深夜還可以聽到雙方高音喇叭對罵，毛澤東的語錄和每一句話都當著“最高指示”。

在武鬥階段，我的任務是打掃教學大樓的四個廁所（兩層分男女），規定每個廁所每天要衝足8個銻桶的水，擦至無臭味為止，廁所內本有水龍頭，但均堵死不準使用，一定要到樓下百米開外的水龍頭取水。我曾被派到食堂當廚工，趁此機會向廚師“五哥”學到了做饅頭的手藝。

 

某天紅衛兵在部隊搶來一輛軍車，是“磨老三”（學生磨文賓的外號）在操場學駕駛，我回家對我愛人說：“我可能會被坐車遊鬥了！”果然不出意料，第二天上午，林光蔭（高21班學生，紅衛兵頭目之一）就命令我換好衣服準備上車，我當時穿的是一件破爛的背心和短褲，我說不必換了，就這樣上車吧！於是他把一個大黑牌要掛到我頸上，然後命令我上車。我氣憤的說：“不必麻煩你們了，我會自己掛牌、自己上車。”於是我手提黑牌掛上後，輕身一躍而上。同車的還有教師陳政和陳名三。我掛的黑牌上寫著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陳政的是“反革命分子”，陳名三的是“叛徒”。汽車開動了，司機是磨老三，按規定不許抬頭，個人手提銻桶一個，沿途不停地敲打銻桶，以招引觀眾。汽車好象經過主要街道，因不能抬頭，不知街名，行一段就停下來講自己的“臭史”，車上有機槍兩挺，步槍數枝上穿刺刀，但我心裏很定，知道這是用來保護我們的，提防反對派劫車也！汽車沒有到解放路，因為這是4.22的據點，不到一小時就返學校。因為我們早已習慣了隨遇而安，對這些小動作自然是不足掛齒。

某天教學大樓據點的軍火庫失火，燒掉了所有木門窗，因救火時該庫充滿了水，紅衛兵就命幾個“牛鬼”——陳名三、甘嶽鍾和我去清理積水，隻見遍地彈殼，我和陳、甘站成一排清理亂物，忽聽“砰”的一聲，在我旁邊的陳名三叫了聲“哎喲！”，便雙手捂住下陰說：“我受傷了，”紅衛兵命我背他去醫院，我說我背不動，於是甘嶽鍾（體育教師）主動願背陳去骨傷科醫院。事後才知在陳的睾丸內取出一顆左輪子彈頭，我想如果子彈稍偏一點，就是我倒黴了，總算馬克思有眼吧！不過，陳名三真的是很冤枉，那個開槍者如果是有意的，到今天也應該遭到報應了！

大樓的教室均為“聯指”戰士的宿舍，用課桌拚成大平鋪。一旦水龍頭漏水，紅衛兵就叫我進去掃水，我取了一根蚊帳竹綁著掃把，掃床底自以為是“巧幹”，誰知“太上皇”不允許，一定要我跪著爬進去掃，我不依，屁股就挨了兩鞭，隻好爬進去，好漢不吃眼前虧。某天一個紅衛兵叫我進一個空教室去，說有任務交代，誰知進去之後，有一個用繩綁住我的雙手，按我跪在地上，另一個用禾叉頂住我背部，我隻好俯身向前，但時間稍長就感到十分難受，想把身子直起來，但身子一直，禾叉就刺著背部，感到劇痛，就叫將起來。綁我雙手的人從子彈筒中倒出雷管，用紙片卷成“”，強行塞入我口內，開始點火，在死近臨頭的時候，求生的欲望使我本能地站起來，企圖衝出門外求生。此時另一個人用帶鐵環的厚帆布皮帶往我的頭部猛抽，頓時滿頭鮮血，我隻好不顧一切地奪門而出，正好軍訓團王政委路過見狀，問我是怎麽回事？我說紅衛兵對我行私刑，我受傷了，要求去看病，政委說去吧！但紅衛兵的頭頭幹預，要我請假並隻給30分鍾看病時間。天啊！從四中到第一醫院30分鍾來回還不夠用，哪有這個天理！？更痛心的是，看病的醫生知道我是“走資派”後，竟不敢開假條，說給些藥你塗上去算了。後來若不是元未從北京迅速寄來雲南白藥，真不知這是如何結局？

某日，駐守在“聯指”和“4.22”據點——桂劇院和百貨大樓中的兩派對戰中，四中“聯指”戰士陳智德陣亡，“聯指”遂把其屍體運回四中，擺在教學大樓前的球場，準備公祭。為了擱好其棺木，就命數名“牛鬼”（我是其中之一）從四樓用手把磚運到樓下，規定每人每次搬運必須把磚疊高至下巴，每塊磚約數公斤，而且每層樓梯在碉堡化後隻容一個人側身而行，搬運非常吃力，搬運完後砌成平台，把棺材架於其上。有一紅衛兵大聲喝道：“黃代銘，你先睡下去給烈士墊屍吧！”當時我對這個獸性命令毫不畏懼，淡然地說：“此事我不會做，也做不好，因為它不合毛澤東思想。”那紅衛兵說：“會不會，敢不敢，都要你做！”我繼續抗議，爭持之下，軍訓團楊隊長來了，問是怎麽回事？我說明情況，並說我不能做。楊便說：“哼！這是誰的鬼主意，你們想想，用牛鬼蛇神給烈士墊屍，不是沾汙烈士嗎？誰有種誰就自己做吧！”在座的紅衛兵均無言以對。楊繼續說：“留著他每天把廁所掃得幹幹淨淨不好嗎？……黃代銘，你滾回去睡覺，明天一早把廁所洗擦幹淨！”我知道楊是以智救人，十分感激，說了聲“是”就回去了。跟著一個紅衛兵頭目喝道：“明晨四時半，帶鋤頭、開水、雨帽和飯來這裏集合，另有任務，要是遲一分鍾，就要你們的狗頭！”說是麵向劉炳熏、方家祥、甘嶽鍾等幾人。我回家的路上，有紅衛兵拿著竹枝在後麵趕，我撲了一跤，他就往屁股猛抽幾下，自是痛不堪言。回家後我對妻說了此事，她默默無語，隻是黯然流淚，隨後安慰我說：“想開點吧！一切災難都會過去的！”我又說明次晨布置的“任務”，並預測說：“明天埋‘烈士’，必然要我們挖坑，如果在山上埋了我們，就回不來了，你要做好思想準備，想開些！”第二天早晨我們均準備按吩咐集合，人到齊了，立刻有一個紅衛兵命令我們一字排開，麵朝北在背後向著我們拉動步槍的搶機，哢嚓有聲，我心裏明白，不會在這幹掉我們的，那不是沾汙了這片場地，果然隻是恐嚇而已，之後仍是楊團長叫我們回去，說不要你們了，明天一早搞清潔衛生吧！

第二天一早，我在四樓打掃廁所時，看到大樓前燈光球場中間放著“烈士”的棺材，周圍圍著一大群“聯指”戰士（包括師生），他們臂掛黑紗，胸戴白花，默默的繞棺材走一周，出殯時，這個隊伍也默默地跟出去。

經過一幕幕驚心觸目的場麵，我對人生想得更透，對“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這兩句哲言理解得更深，對此後的生活更善於“逆來順受”。

武鬥過去又轉為平靜的勞動，又是黎明即起灑掃庭。有一天，當我掃庭院時，有一位學生在我耳邊偷偷地說：“黃校長，慢慢掃吧！定一點，將來四中校長還是你做的！”我認出他是初中93班學生胡炳鬆，已經很久未聽到這種善良的語言了，明知他的話完全是幻想，但還是很感激陳同學的安慰，他患有哮喘病，綽號“百病”，正是這位學生，後來又熱情的地幫我家把煤球搬到三樓去，那時真是好人難得呀！我祝他一生平安！

文革後期複課鬧革命，我被派為教研組副組長，組長是工宣隊梁集春。我還兼高32班、直屬連二排班主任，初一16個班的英語和高中3個班的數學，每周共22節課。

當我重上講壇的時候。喜悅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特別是上紅小兵宣傳隊的英語課時，那一張張活潑的小臉洋溢著渴望學英語的熱情，真是感人至深，可惜我每周隻有一節，學生不時追問：“老師，什麽時候又上英語課啊？”我恨不得使盡吃奶的力氣，在45分鍾內教給他們更多更多的東西。

複課鬧革命期間成立了校革委會，先是文行恕任主任，繼而劉潤清擔任，隨後又是宋嶽華接任。恢複校長製後，宋改任書記，由我任校長，1984年退休，退休後仍擔任英語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