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一 廣州李一哲亊件韋國清鎮壓抓人習仲勳放人平反

 

一，李一哲亊件
1974年11月，一份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在廣州北京路貼出，隨之轟動國內外。
“李一哲”是四人的筆名：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回城知青陳一陽、廣東水產製品廠工人王希哲，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誌。
這是文革期間，廣州市民間公開抨擊“文革”的大字報。
大字報借“批林批孔”形勢，否定文化大革命。
大字報帖出後,廣東省委對大字報的定性意見不一，省委書記報呈中央。江青認為這次“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廣東省委隨即組織全省批判。但當時毛澤東放言，“大字報貼在馬路上，我看沒有什麽不好，外國人要看，中國人更要看，群眾有氣，就讓他們出氣。大不了以後洗一洗”，並指示要開展批判辯論，以批倒他們，不用抓人關人。1974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決定對李正天等人組織批判，1975年，對李正天等人開展了多達數百場的批判會，但趙紫陽沒有抓李一哲﹐也沒有限製讓他們的人身自由，在批判會上允許他們反駁和陳述觀點。
二，韋國清鎮壓抓人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上任伊始，他即推翻前任書記和省委有關處理“李一哲事件”允許辯論不抓人關人的政策，立即鎮壓抓人。“李一哲”四人先後被逮捕。其中，李正天押往粵北礦區石人嶂鎢礦“接受監督勞動改造”，陳一陽被押到農場監督改造。李正天在礦區遭到輪番批鬥毆打，有一次被毆至躺在血泊中達三小時之久。
粉碎了“四人幫”後，韋國清更利用清查“四人幫”之機，進一步迫害“李一哲”。１９７７年３月，李正天、郭鴻誌、王希哲、陳一陽先後被捕入獄，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中旬在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韋國清公開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準備對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誌判刑。
韋國清一到廣東就咬住“李一哲事件”不放，蓄心積慮要置“李一哲”和一大批同情者於死地，連毛澤東有關對李一哲不抓不關的指示也置之不顧，硬把“李一哲”等人定為反革命投入大獄。韋國清之所以對李一哲事件如此，其一是李一哲大字報中，抨擊的林彪的“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製”，也正是韋國清文革十年在廣西建立的幫派政權的本質，讓他難以容忍；其二是大字報中，揭露了黃永勝等1968年在廣東廣西等地用軍隊鎮壓屠殺人群眾的罪行，更讓韋國清如坐針毯，因為他正是於1968年與黃永勝合謀在廣西屠殺十多萬無辜民眾的。為掩蓋自已罪行，韋國清便再度在廣東開殺戒，企圖壓住廣東以穩定廣西。
由於，廣東與廣西省情不同，李一哲大字報在廣東民眾中獲廣泛同情，加之，廣東黨政領導中，除極少數外，不少人對韋國清的鎮壓表示不滿，如省委書記吳南生、寇慶延等，廣東省老領導、德高望重老紅軍李堅真大姐甚至公開指責韋國清，“怎麽能這樣？中央不是講過不許打人，不許抓人嗎？”並立即通知下麵不得亂來。
韋國清在廣西是一言九鼎，對任何人，他有生殺與奪的絕對權力，在廣東，卻連小小的“李一哲”處置起來都感不順手，還備受各方責難，惱羞成怒之下，韋國清趁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倒台的政局變化之機，強奸民意，竟用省人大會議的講台，定“李一哲”為反革命集團罪。收起全文d

三，習仲勲為“李一哲”平反

1978年4月，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韋國清調任總政治部主任。

習仲勳到廣東後，即親自過問“李一哲事件”，經幾個月調查了解後，召開省委常委會研究“李一哲”問題。常委經幾番討論，都認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他們的大字報也不是反動大字報，應予以平反，並馬上向中央匯報省委常委決定，習仲勳同時指定由省委書記吳南生負責啟動“李一哲”平反工作。

1978年12月，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接著又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12月29日，省委常委會決定正式為“李一哲”平反。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誌等人。在釋放後的兩天，吳南生接見了他們，明確表態“大字報不是反動大字報，（“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不是打砸搶分子，不是幫派勢力”。

黨中央在1979年1月26日批複廣東省委的請示，同意為“李一哲”平反。２月６日下午，廣東省委在廣州友誼劇院召開“李一哲反革命集團”公開平反大會，一千多群眾參加大會。

會上，省委常委寇慶延宣讀了關於省委員會關於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團，《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不是反動大字報，應予平反；被拘押的“李一哲”成員全部釋放”；受牽連被審查的其他人，應按照本決定的精神，實事求是地予以解決；在處理‘李一哲’問題上的錯誤，由省委承擔責任，進行自我批評，要求有關單位依照‘有錯必糾’的原則，抓緊解決有關‘李一哲’案件的遺留問題。

平反大會上，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講話指出，“李一哲”的大字報”，提出民主與法製的問題和觀點在許多方麵是正確的，通過對李一哲案件的處理，省委認為一定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必須堅持民主集中製原則，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關心國家大事，集思廣益。
在這期間，習仲勳先後4次接見李正天等人，其中在２月１日的接見中談了三個多小時。在接見中，習仲勳一方麵，耐心聽取了“李一哲”成員詳細述說他們寫大字報、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經過，另一方麵，向“李一哲”成員介紹了有關平反問題上，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工作，他指出 “李一哲”的問題，本來應該早解決，但沒有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不能早解決，任何事情的解決都有個過程。冤、假、錯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時間。他坦誠地主動承擔了上屆省委的責任，並語重心長地希望“李一哲”成員要相信和理解省委的集體領導。

 《南方日報》上題為《廣州市幹部和群眾對省委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的報道說：省委公開為“李一哲”案件平反，廣大幹部和群眾反映強烈。許多人說，省委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錯必糾的原則，為“李一哲”案件平反，並由省委承擔責任，公開檢查錯誤，進行自我批評，是大得人心的。

四，窮途末路的韋國清

對於“李一哲事件”,韋國清與習仲勳都是上任伊始，都即行處理。韋國清是鎮壓抓人，習仲勳則是平反放人。要知道，習仲勳到廣東後有半年多的時間內，隻是省委第二書記，韋國清仍兼任廣東省黨政軍第一把手。高居第一把手的韋國清何以容忍第二把手的習仲勳與他對著幹呢？按韋國清之本性，對反對他的，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韋國清之所以沒有出手幹預習仲勳的平反工作，並不是他知錯而改，也是不他遠在北京鞭長莫及，而是他無能為力了。
1978年全國形勢大變，撥亂反正、平反冤家錯案的工作正在全麵開展中，“李一哲事件”的平反是黨中央的意思，是習仲勳在廣東撥亂反正開局的第一步，韋國清若敢幹預，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還有韋國清在廣東的作為，沒有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支持，他在廣東找不到幫他搞小動作的人。還有一點是，就習仲勳的革命資曆、黨內地位，在廣大幹部群眾中的威望，都是韋國清所望塵莫及的，韋國清底氣不足，難以對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級人物習仲勳施號發令。“天時、地利、人和”都輸光了的韋國清，隻能眼巴巴地看著他親手定性的“反革命”案件被習仲勳翻了案。“李一哲事件”的平反，是“文革”十年政治上順風順水的韋國清“敗走麥城”之始。
 韋國清“文革”中在廣西瘋狂迫害幹部和民眾，他枉殺無辜數以十萬計，迫害黨政幹部手段殘忍，泡製無數冤假錯案。調任廣東後，他利用“李一哲事件”，在廣東又開殺戒，以圖營造其兩廣的幫派天下。粉粹“四人幫”，讓韋國清的“兩廣王”美夢突然破滅，這個在“文革”中善於政治投機的政客，也頓失方寸，他先是在毛澤東逝世時，讓廣西公開致電問候江青同誌，一轉眼卻又在廣東一些領導人麵前，裝作義憤填膺地揚言要發動兵變推翻“四人幫”，後竟在審判“四人幫”時，又力主槍斃江青。韋國清的這種鼠首兩端的拙劣所為，反映了他一種絕望心態。他自知“文革”中事情做得太絕，沒有回頭路可走了，而他經營十年的廣西幫派政權也將麵臨崩潰和清算。所以當時他雖高居總政治部主任要職，後又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躋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但政治上卻是窮途末路了。“文革”十年，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隻能投靠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派係，死命與曆史潮流對抗，重提什麽“興無滅資”的口號，阻撓撥亂反正、平凡冤假錯案工作，並繼續遙控指揮廣西幫派團夥，對抗中央有關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部署。這時，習仲勳再度受命於中央，與韋國清又一次對著幹，派出強大的中央工作組，動員組織了廣西十萬幹部，全麵有效地開展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最終打掉了全國最後一個“文革”幫派政權的“土圍子”。麵對自已慘淡經營十五年之久的幫派體係的土崩瓦解，韋國清憤恨交加而死。多年以來，廣西的“文革”餘孽岑國榮蘇禮峨之流如喪考妣，一直為韋國清嗚冤叫屈，說什麽韋國清是受迫害含冤逝世。其實，韋國清是自尋死路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