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慶柏 故鄉拾骨安葬“文革”慘遭無辜殺害的 父親

 

１９５７年“反右”中，我父親一位兢兢業業的建築工程師，隻因給領導提了點意見，被打成“右派”，1966年被清回鄉。1967年隨父回鄉的母親不堪精神打擊和勞累過度，心髒病去世。1968年父親在“文革”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當年，接二連三的噩耗傳來，讓我們兄弟姐妹悲痛欲絕，但又無法及時回去處理後事，安葬父母遺體，更讓我們長期沒法從未盡孝道的沉重自責中解脫。

１９７６年“文革”結束，１９７9年父親的“右派”罪名獲改正。苦等十多年後，1981年，我們終於踏上回鄉之路，去尋找父母的遺骸，給我們親愛的父母在天之靈以安寧和尊嚴。

 

 

一，我的家族

那次回鄉拾骨當中，也順便尋根問祖，得以知曉我們蒙山縣鍾氏家族的曆史淵源和傳統風尚。正是這些淵源和傳統，培育了我們家族長輩中一批又一批有益於社會的人才。父親的優良品格也是孕育於斯。

我的家鄉是廣西蒙山縣。

我們先祖客家人，一百多年前隻身從廣東惠陽輾轉遷移到廣西蒙山縣，曆三代奮鬥，聚族而居，建鍾氏文爾村，曾家業殷實、興旺一時。

客家人崇尚讀書，也是我們鍾氏家族承傳不斷的傳統。據我所知，民國以來，我們的前輩，學有所成、對社會有所貢獻者也屬不少。

祖父是當地新舊交替時代的一個才子。祖父是前清秀才，實行新式教育後，祖父又上了新學堂，並成了優秀生。民國以後，祖父成為全縣城第一間高等小學的首任校長，以後曆任縣財政科長、民團局長、商會會長和修誌局長等職。

我父親鍾文會是一名建築工程師。少年離鄉求學，先後就讀廣州培英中學、北京匯文中學，在上海同濟大學攻讀建築專業，畢業後返回廣西，一直從事建築工程工作，曾參與或主持過機場、鐵路、公路和一些公共建築物的設計和施工，在廣西建築行業中少有名氣。建國後，父親全身投入經濟建設，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但接著的卻是厄運連連，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解除公職遣送回鄉，1967年母親心髒病去世後，他孤身一人活不到一年，1968年被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以參加“平民黨”的罪名加以殺害。

十四叔文珍當年與父親一起就讀廣州培英中學和北京匯文中學。1937年廣州考取中山醫學院。後來成了被譽為“廣西一把刀”的著名外科醫生。解放前夕，教會醫院的美國醫生保羅曾力邀十四叔一道到美國去，被十四叔謝絕了，他舍不得離開家鄉。他還趕到機場把準備登機飛往台灣的九伯勸了回來。後來曾擔任過廣西省抗美援朝醫療隊隊長，南寧市工人醫院院長。想不到1964年“四清”運動中十四叔被定為“階級異已分子”，因有一病人在手術中死亡，被誣蔑為“階級報複”，判處十年徒刑，押送勞改農場勞動改造。後來莫名其妙地在農場呆了十四年，不過亦因此逃過了押送回鄉慘遭虐殺的厄運。但他的妻兒卻被紅衛兵強行押送回鄉。十四嬸是南寧市某中學語文教師，五個兒子，兩個下鄉插隊，其餘三個，連同母親一起被強行押送回到我們的家鄉。其實，十四嬸本人並沒犯任何錯誤，娘家也不是蒙山人，但沒有道理可講，就是要押回丈夫老家管製勞動。阿健在醫學院已讀到了大三，也立即開除隨行。在大屠殺中，十四嬸和一個兒子死於非命。阿健和阿憲因偶然因素僥幸免於遭難。

我的九伯年青時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後，供職於李宗仁麾下。本來他以為自己是文官，沒有血債，又願意歸順新政權，應該沒事。沒想到解放後作為曆史反革命分子被關押獄中。

十六叔文綜，是十四叔的同胞兄弟。他個子長得跟十四叔差不多，也是個高鼻子，在廣州培英中學讀書時受進步思想影響，萌發了參加革命的念頭，適逢家裏老人逼他回鄉成婚，他一氣之下，連夜逃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從此杳無音訊。直到解放後才回來過一次，這時他已是某軍事學院的教務長了。自從他失蹤之後，在家鄉就一直成了傳奇性的人物。

十八叔文典是父親同父異母的兄弟，我的親叔叔。他比父親小十歲，在桂林讀完高中，即逢日寇南侵，叔叔便回家鄉參加抗戰工作。日寇投降後，考取了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後留校工作，後因廣西急需人才，調回廣西當了大學老師。他窮其一生的精力專門研究太平天國的學問，成了國內外聞名的學術權威。叔叔麵目清瞿，為人嚴肅謹慎，不苟言笑，令後輩們無不敬畏。他治學嚴謹，著作頗豐，生活儉樸，嚴於律已，不論是他的道德品行還是學術修養都深受人們的尊敬和推崇。“文革”中，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

鍾家的女輩也好學上進，我的姑姑們先後到桂林、平樂等地讀書求學，都寫得一手好字，令我們後輩自愧不如。

我們蒙山鍾家族的父輩中，在民國時代，學有所成，新中國成立後，都是兢兢業業，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但在那政治運動越來越“左”的年代，與多數所謂“舊知識分子”一樣，最終能逃厄運。

 

 

 

 

二  父親的死難

我父親遇難於1968年蒙山縣的“文革”大屠殺中。當時，我們家族共有男女老少二十三人一起被殺害。這次回鄉，族中親人向我們訴說了當年的慘案。

我的堂弟阿憲在帶我們回鄉的路上邊走邊說當年他的親曆親聞。

他說“1968年，初夏時節，從外間刮來一股不祥的風，一股殺人的腥風。據從縣城回來的人說，北邊有的地方開始大批殺人了。凡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統統從肉體上消滅。說是為了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必須鏟除一切牛鬼蛇神。為了斬草除根，連家屬也一起幹掉，不論男女老少。刹時間，村裏成分不好的人家一下子全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人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當時我14歲，已略懂得些事。跟我媽媽一起回鄉的共有我們三兄弟，阿健哥早就跑出外麵打工流浪去了，家裏剩下我和16歲的阿平哥。媽媽整日憂心忡忡，她最擔心的是我們兩兄弟會遭到不測。一時間，一片愁雲慘霧彌漫在我們這些‘牛鬼蛇神’之中，壓抑的氣氛使人感到好像胸中塞了一團草。”

“終於，慘禍降臨了。一天，公社‘貧下中農造反兵團’的頭頭帶了一大幫外村人進村，下令把所有‘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家屬集中關押到村大隊部裏。我家三個，十二伯，十九叔、十九嬸和阿華姐一家三口，還有十姑的兒子阿龍哥……總共２５個人．當天就召開了‘牛鬼蛇神’批鬥大會，25個人一整天米水不沾。因為沒有人敢為牛鬼蛇神做飯，第二天隻好叫我和十九叔的女兒阿華姐回家給他們做飯。”

“第三天上午，我和慶華姐送完飯水，突然被人叫去做工，地點是村後的水庫，距村子有好幾裏路。收工時已近傍晚，我們餓著肚皮急匆匆地趕回村子。奇怪的是，那天村子裏特別安靜，沒有任何聲響，靜得像一片墳場。偶爾遇到的人都慌慌張張地往屋裏鑽，像躲避瘟疫一樣。我們預感到不妙，但都不敢做聲，隻有懷著‘卟卟’亂跳的心急急地往家趕去。村裏有一個叫‘廣東婆’的女人，是從廣東嫁到村裏的，我們經過她門口。遠遠就看見她坐在門檻上，似乎在等待什麽。她一見到我們，竟嚎啕大哭起來。那哭聲不是往常女人的哭泣聲，而是一種從心底深處爆發出來的哀號，撕心裂肺、悲天慟地，我們一下子嚇呆了，一切都明白了！我們不由自主地走到她的麵前，期待著我們不願聽到的消息。‘廣東婆’站起來，邊哭邊拉著我的手，斷斷續續地說：‘死了……全都……被……殺光……了……慘啦……’頓時，我們像木頭一樣愣住了。沒有哭，也沒有說話。隻感到腦袋裏一片空白，渾身上下在不停地顫抖，不可抑製地顫抖。接下來的那些日子，我已記不得是怎麽熬過來的了。”

說到這裏，阿憲臉色煞白，停頓了下來。我們也都沒有說話。耳邊隻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和耳邊的風聲。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清了清喉嚨，繼續說下去：“那天，‘貧下中農造反兵團’的頭頭召集大會，宣稱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把被關押的人往村外趕，說是去遊鬥。可是走到村外的山坡後，我媽發現不對頭。因為前方的道路並沒有村莊，也不是城鎮，而是一片荒野。於是大聲發問：‘這是要我們去哪裏？’暴徒們二話不說，舉起棍棒劈頭就打，人們開始騷動了。暴徒們一麵喝斥、謾罵，一麵揮舞棍棒刺刀驅趕著人群前行。頓時山坡上哭喊聲響成一片。我媽人還未走到殺人場就已被打斷了一隻手臂。其他許多人也都被打得滿頭滿身是血。”

“到了預定的地點之後，頭頭一聲令下，無數棍棒、刀叉便如雨點般落下，哭喊聲由震天動地而逐漸減弱，最後什麽聲音也沒有了，地上躺下了23具男女老少的屍首。最後他們被埋在了6個土坑裏。”

阿憲弟說完，鐵青的臉上似乎仍呈現出當年的驚悸。我的心也被無可名狀的憤怒和悲哀充塞著，雙腿像灌滿了鉛一樣沉重。

我仿佛看見十四嬸不顧自己斷殘的手臂，緊緊地護著兒子阿平，大聲地抗議：“我是人民教師，是國家幹部。你們不能這樣！”

我又仿佛看見父親在暴徒的打殺聲中，在密如雨點的棍棒下，滿頭滿臉鮮血噴湧，倒地翻滾！我還仿佛聽見手無寸鐵、無辜的男女老少們的一片哀號。我感到胸中似乎有什麽東西在往外膨脹，簡直要炸裂開來。然而最後隻化作了一聲深深的長歎。

回到村中,族人中當年親曆者也有給我們回憶了當年大屠殺的情況的。

我的族兄阿邦哥也算是當年大屠殺的目擊者，他說，這場屠殺是上麵組織外村人執行的，殺人的人和被殺的人加上看熱鬧的人總共百多人，場麵亂哄哄的。本村人沒有直接參與殺人，雖然也有很多人被強迫去現場接受教育，但那種恐怖的場麵，誰也不敢正眼去看。阿邦哥說，“我們遠遠地看著叔叔、嬸嬸、弟弟、妹妹們慘遭殺害真是心如刀絞，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的遠房族叔文念叔也談到當年的屠殺，我問他：“聽說當時縣武裝部派了人來製止，可是來晚了一步。趕到的時候人都已經殺光了？”    “別聽他們吹牛”文念叔憤憤地說，“這個鬼就是他們搞出來的。什麽趕來遲了？要不是上麵發話鼓動，鄉裏的民兵他敢亂來？人命關天啊。我倒是聽說，殺人的當天上午，縣裏有人緊急召集了各公社造反派的頭頭開會，說是製止殺人的文件已經下來了，明天正式傳達。要幹的就抓緊時間幹，過了今天就不能幹了。本村人太熟還沾親帶故的，不好下手，就交叉著殺，就是你村的民兵殺我村的，我村的民兵殺你村的。所以當天各隊各村是同時下的手，一天之內不知殺了多少人啊。”    阿邦哥也說：“有些人當麵是人，背後是鬼。壞事做絕，過後又來充好人。人心難測，很多話是信不得的。”

文念叔的一族也是我們鍾氏祖先早年繁衍下來的另一支係住在文爾村旁稱為老屋的小村莊裏。由於他們解放前經濟狀況比較貧窮，成分未被劃為剝削階級，故曆次政治運動沒有遭到大的衝擊。

我們文爾村的鍾氏家族在百年的繁衍中，有貧富之差異，但宗族之親情卻是延綿不斷，並沒有什麽階級仇恨之所在。象文念叔這樣的貧下中農，對於當年的“文革”大屠殺同樣是深惡痛絕的。

 

三,拾骨思親

 

這次回鄉為父母拾骨，全賴族兄阿邦哥和阿邦哥的母親十娘的幫助。阿邦哥的父親排行第十，我們稱為十伯，早年去世了。

 到村的當天，阿邦哥帶我們先去看一下父母親的墓葬之地。

我母親是葬在家族的墓地之中。這些墳地都散落分布在村子周圍不遠的幾個山丘上。早年逝去的先人的墳墓都修得很規整。圓形的墳包下半截是用青磚砌成的，外麵抹了石灰，上半截是泥土堆成圓頂。每個墳包都有弧形的矮圍牆環抱墳塋，使墳前形成一片圓形的空地，墓碑前安放著一塊青石板祭台，墓碑雖經過了數十年的風雨侵蝕，但碑文大都還清晰可辨。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座墳：一個是我祖父鍾兆勳的墳，墓碑上刻著“廣西第十中學最優等畢業生”的字樣。  

另一個是我媽的墳墓，說是墳墓，實際上隻是一抔微微隆起的黃土。所謂墓碑也是一塊豎立的青磚，當然上麵也沒有任何文字。

母親韋玉瑤，是本縣文圩道義村人。年輕時是縣裏最早剪辮子和學騎自行車的女學生。三十年代初的一天，她與同學在縣城的體育場上練習騎車，引來了一大幫人圍觀。其中有幾個痞子見有年輕女子在大庭廣眾之下擺弄奇異的機器，就嘲笑起哄，車子經過他們身旁時，還大聲叫喊一些侮辱性的髒話。母親的同學車技尚不熟練，受此幹擾，連人帶車倒下了，碰到其中一個人。這些人更是趁機鬧事，說是身體被女人碰過後沾了晦氣，威脅要燒炮掛紅去晦氣，否則就要如何如何雲雲。母親義憤填膺，挺身而出，厲言疾色地斥責了他們一番，把那些二流痞子罵得無言以對，隻得灰溜溜地走了。

母親也曾跟父親到上海讀過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也曾參加工作，隻因要照料我們幾個子女才不得不回家相夫教子。

母親患有心髒病，生平又最害怕打雷。記得我小時候有一天，母親正在炒菜，外麵下雨，突然天上打了一個響雷，竟嚇得她丟掉鍋鏟，跑回房裏，跳上床鋪用被子把自己蓋起來。聽說她去世的頭天上午，正和社員在大田裏收割早稻，忽然天上烏雲密布，雷雨大作，一個個炸雷在田野的上空響起，而田野裏四處空曠開闊，竟無處可藏！不知母親是如何熬過這驚心動魄的一幕的，那天回家之後她就病倒了。次日母親顯得異常平靜，她仔細地洗了一個澡，把頭發梳得整整齊齊，換上一身幹淨的衣服，午飯後像往常一樣安詳地上床躺下，從此就再也沒有醒過來。顯然她有預感。

看著眼前荒涼的景象，我怎麽也想象不出，我的媽媽就躺在這泥土下麵，獨自一個人，靜悄悄、孤零零的。我腦海裏忽然出現幼時母親喂我吃飯的情景。那似乎是在縣城我們家店鋪的廳堂裏。母親才洗過頭發，烏黑的、自然卷曲的長發像瀑布般披在肩和背上。她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膚，微胖的臉龐，很好看。她用勺子舀了一勺稀飯，先吹了一陣，再用嘴試了試溫度，然後才送入我的嘴裏。這一幕情景，過去從來沒有想起來過。現在突然閃現出來，是不是母親地下有靈，重現過去給予我的愛意呢？    我向母親的墳深深地鞠了三個躬，眼睛裏早已溢滿了淚水。    接著，阿邦哥領著我們來到了當年的殺人場，這也是埋葬遇害者的亂葬崗子。那是村外不遠處的一個小土崗，坡下有一個山塘。崗上到處雜草叢生，間或長著幾棵桉樹和鬆樹。當年的土堆已幾乎被歲月風雨撫平了，經他們辨認指點，才勉強看出了六個小土包隱沒在一片草剌蓬蒿裏。要不是有人指證，根本想不到這個普普通通的、毫不惹眼的荒坡，就是當年發生慘絕人寰大屠殺的屠場。

就在這裏，13年前我父親和22位親人被無辜殺害。

在雜草叢生的六個小墓堆前，我心如刀割，雙目緊閉良久，

在我腦海裏出現了父親高大的身影，他身高1米82，身材勻稱，五官端正，梳著背頭，走路時身板挺得很直，穿著時尚而得體，風度翩翩，可惜小時候長過天花臉上留下一些疤痕。我小時候有一次曾問我長大了想幹什麽，我說想當工人，開機器，他不以為然地笑了笑，沒說什麽。那笑容裏包含著的失望和寬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

拾骨那天,族中長輩文念叔、文新叔來幫忙。還有慶信哥、慶華妹也來了。慶華妹是十九叔的女兒，當年與阿憲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她父母遇難後被迫嫁到外村。這次她也和我們一起，把她父母的骨頭一並拾了。慶華妹說話不多，當年的陰影仍壓在心頭，不到30歲的她已開始顯得憔悴了。     一行人先到埋葬我媽媽的山坡。春天山野是一片萋萋芳草，草叢裏雜散地長著桃金娘等小灌木，零星的野花點綴其中，幾隻小鳥在周圍的鬆樹上啁啾跳躍。天氣還是陰沉沉的，但草地已經幹了。    阿邦哥把擔子輕輕放在墳墓旁邊，取出供品擺在墳前，又拿出一掛鞭炮點響了。在鞭炮的劈嚦啪啦聲中，大聲地呼喚著：“十二嬸，今天你的兒子慶柏和我們看你來了。阿柏要把你接出去，請你老人家起身，先吃點東西吧。”接著取出香燭，先把蠟燭點燃插在青磚墓碑的兩側，然後拿出一遝紙錢和一束香，他把香遞給我，讓我點燃。我用顫抖的手接過那把香，阿憲用火柴點燃一張引火紙，一陣輕煙之後，火焰一下子燃開了。我把香束湊了過去，火焰跳動著舔向香束，升起一股由淡漸濃的蘊香味。在跳躍晃動的火焰裏，我仿佛又看見了媽媽喂我吃飯的情景：媽媽舉著盛有稀飯的勺子，用嘴試了溫度，然後向我的嘴送來。我的眼淚刹時湧了上來，並且很快就溢滿了眼眶。手上的香火抖動起來，雙腿也開始了顫抖，而且很快就擴展到了全身，越來越劇烈，最後終於克製不住，雙手一鬆，香火散落了一地，“哇”的一聲撲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我臉孔貼住地麵，雙手緊緊地抓著青草，隻覺得天旋地轉，仿佛周圍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    小時愛哭的我，自從懂事以後，多少年了都沒有流過一滴眼淚。13年前，當母親和父親相繼悲慘死去的消息傳來時，我隻是黯然沉默，心腸如鐵石般麻木。沒有眼淚，沒有悲聲。而此刻，積聚了多少年的屈辱、壓抑和悲哀如同缺堤的洪水一般渲瀉出來了。　　不知過了多久，心中的悲傷漸漸平息，耳邊傳來幾下“卟、卟”的鋤頭挖泥聲和壓低嗓門的講話聲。聲音很沉悶、單調，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接著又傳來幾個小孩清脆的說笑聲，顯然是從我身旁發出來的。我用手背抹幹眼淚，歎了一口氣，翻身坐了起來。在模糊的視線下，我看見母親的墳墓已被挖開了，周圍站著一群小孩子在吱吱喳喳地看熱鬧。阿邦哥和文念叔坐在墓穴邊，不時探下身子用手扒開混著泥土的薄棺木渣子，拾起白色的骨頭遞上來，文新叔和慶信哥坐在墳邊用草紙把一根根骨頭擦拭幹淨，然後小心翼翼地放進塑料袋中。慶華、阿憲和小妹也在一旁幫忙。我看著他們手中傳遞著的一根根骨骼，感到十分驚駭。這就是我的媽媽嗎？是我熟悉的，慈祥的，整天不停操勞的母親嗎？就是五十年前那個充滿朝氣、不畏邪惡的勇敢的少女嗎？怎能使人相信！眼淚又開始湧上眼睛，可是我拚命地忍住了，隻是一言不發地坐著發呆。直到他們把一切都擺弄停當，把裝滿遺骨的袋子紮好，放進籮筐。把周圍的泥土重新填回墓穴裏，我才慢慢地回過神來。    下午，我們正準備到殺人場為我父親拾骨時，被一個大難題攔住了，當年，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二十三位親人的遺體被草草掩埋在六個坑中。當時，被迫參加掩埋的村中的親人都嚇得魂飛魄散，不可能仔細辨認埋的情況。    弄不準埋葬我們親人的穴位，是萬萬不可動土的。23個死者都是受害人，如果亂挖一氣，誰也擔當不起其他受害人家屬的指責啊。除非把所的受害人家屬全部召集到現場來一起動手！但現在也不可能。

這始料不及的情況正使我們感到沮喪又一籌莫展之時，文念叔忽然記起了白石村的刁某某，他說“不久前我還曾在街上聽他談到過那件事，他講得清清楚楚的。我記得他說埋人的時候還認出了十二哥和十九哥呢！說得有板有眼的。”“那還等什麽呢，快去請人家來呀！“阿邦哥說。“好，”文新叔說。“我騎你的單車去。”    我們其他人便徑直前往亂葬崗。殺人場離村子並不遠。從村子裏出來，向縣城的方向走，爬過高記碑，轉入左邊的小路，大約5、600米就到了。這兒總是這樣死靜，平時沒人敢到這兒來，連鳥也見不到一隻，隻有崗子下麵的山塘，在微風的吹拂下掀起一陣陣漣漪， 六個小土堆在亂草叢中微微隆起。大家在周圍找合適的地方坐下，很自然的，又議論起當年的大屠殺，為被枉殺的親人感到痛惜。   “那個時候，人們怎麽會這樣瘋狂呢？殺人就跟殺雞一樣。過去聽都沒聽說過。”阿邦哥看著眼前這荒涼的山坡自個兒發問。   “文化大革命嘛，到處都亂了套了。這殺人風聽說是從湖南那邊傳過來的，要不是中央及時下了文件製止，恐怕還不知怎麽收場呢！”文念叔答腔道。   “十二叔從年青時就在外麵工作，都那麽久了，還被人趕回來殺，他有什麽罪啊！真是可惜啊。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一點辦法也沒有，想起來心裏真是難受呀。”阿邦哥說。   “十二哥為人最大方豪爽的了。以前不論是誰問他借錢，隻要他有，從來都是想都不想，掏出來就給的。日本鬼打來的時候，他在桂林遇到無錫國專逃難的老師和學生，也不認識人家，一聽說人家有困難，二話不說，就把人家請到家裏來辦學，一分錢也不要。哪個不說他好？因為人緣好，所以土改的時候就沒有人願意鬥爭他。這次要不是外村的人來幹，又有誰下得了手呢？”文念叔感慨地說。   “人家十四嬸是教師，又是國家幹部，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們這裏的人。就因為嫁了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就要被殺嗎？阿平那年才十六歲，也不放過。你說這天下還有什麽公理！” 阿邦哥越說越來氣。

約莫一個小時後，文新叔和一個高大的漢子騎單車趕到了。    “來了，就是他。”文念叔興奮地站起來說。    那人邊下車邊與眾人親熱地打招呼，他聲音宏亮，臉上長有很多雀斑。文念叔把我們大略作了些介紹後，問他，“當年我十二哥、十九哥、嫂埋在哪個坑裏你記不記得？”    “記得。”老刁爽快地答道，沒有絲毫猶豫。    “真的？”文念叔有點不放心。    “錯不了。記得清清楚楚的！”老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當時我在場看熱鬧，還被叫去鏟土呢。剛一上前就看見一個高高大大的人躺在前麵，鼻子高高的，臉上長有斑。我心裏說，這不是從南寧被趕回來的鍾文會嗎？我認得他，在街上見過許多次，還談得挺投機的，也是一個爽快人，可惜了。我想，就把他跟他兄弟文常兩公婆埋在一起吧。後來就埋在一起了。就在這裏，喏，喏，就是這個。”    老刁上前指向前排土堆中間的一個，說：“不會錯的。”    “這麽說，十九哥、嫂都跟我十二哥埋在一個坑裏了？”文念叔問道。    “這一坑就他們三個，我親眼看見的。”老刁說得斬釘截鐵，大家都相信這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了。    “那就好辦了。”文念叔說，又轉過頭去問阿憲：“那你媽和阿平埋在哪裏你清楚了？”    “就是這個。”阿憲再一次走到後麵一排右邊的土堆前指著說，口氣也一樣肯定。    “既是這樣，那就動手吧，還等什麽呢，天色不早了哩。”阿邦哥抬頭看了看天說。大家也抬頭看了看，天色果然比剛才陰暗了。風也大了些，有點涼意。我看了看手表，時間已近五點了。    說著，大家就動起手來了。儀式簡化了，不再上供品。隻燒了一掛鞭炮，阿邦哥大聲喊了一聲：“十二叔、十九叔、十四嬸……起身了，你們的兒女 來接你們回家了！”    接著大家就分成了兩組，拉開距離，掄起鋤頭幹起來。阿邦哥和慶信哥幫著我和慶華挖這邊的土堆，文念叔和文新叔幫慶健慶憲挖那邊的土堆。我們使勁地揮舞著鋤鏟，在和老天搶時間。一時隻聽見鋤頭掘進泥土的“卟卟”聲和金屬撞擊碎石的“喀嚓”聲。

屍體沒埋多深。沒挖多久，阿邦哥就搖了搖手說：“慢點，輕點，快到了。注意別傷了骨頭。”

這時老刁問我：“你爸有什麽特征？”

 “他長得特別高大。”我說。

“你文常叔也長得很高大的，都超過1米80，與你父親差不多的。”他說。

 我說：“我父親的牙齒是假牙，還有他的右邊大腿骨是接過的。”父親被打成右派分子後被調出機關，下放到了工地。有一次跑工地時被車子撞斷了右腿，當時是十四叔親自做的手術把骨頭接好的。

“那就好辦了。”老刁說。

“我見過。”阿邦哥說，“以前他每天都要把假牙取出來清洗的。”

“好，到了。你們讓開。”阿邦哥說。

我們也看見了腐土中露出了白森森的骨頭。於是我們後退了兩步，放下了手中的鋤頭，圍在一旁看。

阿邦哥站在坑內，用手輕輕地撥開浮土，小心翼翼地用雙手捧起了一個頭顱骨。說：“找到了。這是十二叔的，是假牙。先是遞上來一付沾滿泥土的假牙，我伸手接了，跟著慶信哥把頭骨也接下了。在昏暗的光線下，我猛然看見頭蓋骨上有一個破洞，顯然是被硬器擊穿的，是暴行的鐵證！

慶信哥熟練地用草紙將顱骨揩淨輕輕地放入塑料袋中。下麵一根接著一根的骨頭被迅速地遞了上來，又一一地抹淨裝入袋中。

天色更加暗了。大家不再開口說話，都加快了動作 ，很仔細地不讓骸骨弄混和遺漏了。阿憲那邊在文念叔和文新叔的幫助下也進行得很順利。忽然阿邦哥直起身來，手上舉著一根繩子，口裏咒罵道：“你看，捆人的繩索還在，真是沒人性！”

我把繩子接了過來。這是一根黑色的棕繩，打著死結，上麵沾著泥巴，在地下埋了13年還沒有腐爛，可見它是多麽結實。我凝視著這無處可用的罪證，心裏湧上一股無可名狀的憤怒。然而，最後隻能使勁把它扔得遠遠的。

當我們把所有親人的骸骨都分別裝進袋子紮好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大家草草地將挖出的泥土推填回坑裏，收拾好工具雜物，摸黑往村子走去。老刁在文念叔的盛情邀請下，也跟隨我們回村去喝兩杯。

這時，我們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十娘在家裏早已預備好了酒肉飯菜，正在焦急地等待我們回來。阿邦哥、文念叔、文新叔、慶信哥都很興奮，因為終於完成了一件大事，對死去的親人盡到了一份心意，對於弟、侄晚輩也算盡到了一份責任。這使他們長久以來壓在心頭的無奈多少得到了一點寬解。

大家洗淨了手腳和臉麵，互相大聲招呼入席，用大碗互相敬酒幹杯。我和阿憲也用大碗裝酒同他們碰杯，再三感謝這兩天來辛苦奔波的親人。

叔、兄們很快就喝得滿臉通紅了。說話聲和勸酒聲越來越大，特別是文念叔和老刁，本來就話多能說，這時更是你來我往，聲震屋瓦。說祖道宗，扯桑話麻，海闊天空，信口開河。我們心裏裝盛著這兩天太多太沉的事，同時也記掛著還要趕路，無心喝酒，隻匆匆地把飯吃飽。

時間不早，天黑路遠，我們該動身了。收拾好東西，提著裝好骨殖的袋子，就向大家告辭。

文念叔們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向我們揮了揮手，嘴裏嘟嘟噥噥地說不送了。

阿邦哥、慶華妹和十娘把我們送出門口。我們說，不用送了，我們在外麵也下過鄉，走得慣夜路的。

十娘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預先準備好的一分、兩分的硬幣塞到我的口袋裏，鄭重地交代說：“逢到過橋、轉車、跨縣過州時就丟下一兩枚，口裏還要輕輕地招呼爸媽跟上。一定要記住啊，千萬不要忘了！”

我使勁地點頭。阿憲掏出30元錢悄悄地塞給曾經生死與共，一起死裏逃生的慶華妹。我們就匆匆上路了。

迎著四月夜晚的涼風，我們爬上了村口的小山崗——高碑記，放下骨袋，回頭望了一眼故鄉。濃濃的黑夜裏，什麽也看不見，隻偶爾有一兩點燈光閃爍，和遠遠傳來的一兩聲狗吠。這就是我們先人祖祖輩輩生生息息的地方嗎？這就是我們的故鄉嗎？故鄉，故鄉是什麽？古往今來，流離在外的遊子，一想起故鄉總會熱淚盈眶，愁緒萬千，恨不能立即回到故鄉的懷抱裏。然而，我們的故鄉為什麽就不能給我們這麽一種離情呢！我耳邊響著不止一個老人對我說過的話：

“走吧，走得遠遠的，越遠越好！永遠不要再回來。”

故鄉，我們還能回來嗎？我們還敢再回來嗎？

黑暗中，我扔下一枚硬幣，口中輕輕地招呼著爸媽的靈魂：“來吧，跟著我。我帶你們離開這裏，永遠離開這裏。”

爸爸，媽媽，你們的靈魂在嗎？為什麽我看不見，什麽也聽不見？

在深沉的黑夜中，萬籟俱寂，隻有山坡上幼小的鬆樹林發出微微嗚咽般的鬆濤。

（20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