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一 廣西“文革”當局鎮壓“文革”大屠殺的揭發者

 

   從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８年底，廣西全境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殘殺無辜民眾達十萬以上。大屠殺的元凶是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文革”當局。大屠殺後，為開脫罪行，他們又極盡能事以掩蓋大屠殺的真相，對敢於揭發大屠殺事實的人進行無情鎮壓以及種種迫害。

有關韋國清等廣西“文革”當局鎮壓大屠殺揭發者的罪惡，罕有撰文給予曆史的清算。本文引用數例略作敘述。


一   處決揭發大屠殺的第一勇士周家潞

   廣西自治區交通廳公路局青年技術員周家路是第一個因收集揭發大屠殺事實而被處決者。此事發生於１９７０年，為筆者所親聞親見，近年來為周家潞事件又多方尋找知情者了解。
   周家潞，四川人，廣西交通廳公路局青年技術員。據認識他的人最近告訴我，周家潞身材高大，是一個待人誠懇的老實人。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初，他是保區黨委的官辦群眾組織“赤衛隊”的隊長，後來，他加入“四二二”一派，當了交通廳“四二二”的頭頭。1968年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後，他作為“四二二”一派的代表，被“推選”為交通廳公路局“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的成員。在出差過程中，他接觸到各地眾多有關大屠殺的情況，並收集整理了大量有關大屠殺的材料。
    關於他“東窗事發”的過程，五十年來，我從沒停止過調查了解。我所掌握到的說法有三種。其一是１９７０年初聽到的，為交通廳一位朋友所說的。他說，當時周家潞認為大屠殺僅是各地所為，自治區當局不知情，便把整理好的材料交交通廳軍代表轉自治區革委會。在上交的材料中，他憤怒地譴責說，這種大屠殺是“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周家潞不了解廣西“文革”大屠殺的內幕，太過天真，誤投羅網了。其二，我最近偶遇一位廣西交通廳退休幹部，他告知我的內容又有所不同。他回憶說，周家潞是在整理大屠殺調查材料時，被某人發現，受此人指責。周家潞不服，與其爭辯。此人便向軍代表舉報揭發了周家潞。這個揭發者把周賓潞推上了死路。其三，是與我一起調查周家潞事件的朋友老張前些日子來電話告訴我的。老張說，他的一位親戚一直任職廣西交通廳，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時，負責周家潞案件平反工作。他說，周家潞對大屠殺事件十分痛恨，憤筆疾書，寫下了“打倒某某某”，軍代表要他改變觀點認錯，並說，隻要改變觀點，可免一死。他當即表示寧死也不認錯，材料中的一個字也不改。死刑判決書下來後，問周家潞還有何要求。周家潞回答的是，我沒有什麽其他要求，隻想洗個澡，清清白白做人，也要幹幹淨淨的離開。這位真正的知情者雖沒有談到有關周家潞被捕的細節，但卻讓人們知道了周家潞為揭露大屠殺的真相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1970年2月28日，南寧市革委會在南寧市體育場舉行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3月1日，《廣西日報》頭版整版作了報導，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消息報導和評論員文章都強調指出，這是一次專門判處“現行反革命”的大會。周家潞就是在這次公判大會上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的。
    我參加了公判大會，目睹了當時的情形。周家潞是第一個被宣判的。他被五花大綁，雙臂反捆在背後。由於距離遠，我看不清周家潞的臉部表情，但隻見他挺拔站立，突顯了他寧死不屈的形象。當宣讀死刑後，他拚命掙紮要張口叫喊，但即被石灰堵塞咀巴，其狀痛苦萬分。
    公判會後，我見大街上到處貼有判決書，周家潞也是被判決名單中的首榜。其中羅列了他一係列的“罪名”，諸如“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新生的紅色革命政權”等，用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作為罪名，以殺人，也是當時廣西常見的事情。

 

 

二， 判決南寧革委會常委梁柏鬆十五年徒刑

 

梁柏鬆，南寧標準件廠工人。1968年南寧市革委會成立，他被廣西“文革”當局選中，當上市革委會常委。其實，梁柏鬆“文革”中是廣西“文革”當局恨之入骨的“廣西南寧工總”的風雲人物，與“工總”頭頭熊一軍齊名。“四二二”被武力鎮壓下去後，熊一軍鋃鐺入獄，梁柏鬆卻“榮登”市革委常委之列。

“文革”中，中央規定，“革委會”要“三結合”，由革命幹部、軍代表和群眾組織三方麵人員組成，而群眾組織必須是二大派的代表，不能一派掌權。1968年7月25日晚接見廣西軍隊“支左”幹部和兩派代表時，周總理再次強調，“廣西無論如何一派掌權是不行的”。

廣西“文革”當局，對中央和周總理的指示，陽奉陰違，用武力鎮壓“四二二”後，各級革委會，全是“聯指”一派掌權。為裝門麵，蒙騙中央，在革委會中塞進個別“四二二”成員，充當擺設和傀儡。被他們選中的，多是膽小怕事者，也有少許“反戈一擊”有功者。

就梁柏鬆的為人來說，他不怕事，也不膽小，更不是為開脫自已而嫁禍於人之輩。把梁柏鬆推入市革委常委，是那些“文革”當權者看走了眼，選錯了人。

 

梁柏鬆，樸實忠厚的工人本色，平日上班幹活，養家糊口，不問他事，“文革”初期，一天晚飯後，在廠內閑逛，見工友們在寫廠長大字報，眾人讓他簽個名，簽名處密密麻麻的簽滿了，無從下筆，他便把名字簽在大字報頂端。後來，廠當權派反撲，說粱柏鬆帶頭“造反”，對他進行批鬥。這樣一來，梁柏鬆真的“被逼上梁山”，成為了工人造反派的頭頭。他與熊一軍等組織“廣西工總”，參加“一月奪權”，一度還掌管廣西區黨委的大印章。

“一月奪權”時，南寧出現了胡亂遊鬥區市領導幹部的現象。有部分人要遊鬥韋國清，梁柏鬆出麵製止了。可能正是這點，韋國清“知恩圖報”吧，讓梁柏鬆當了個市革委常委。

當上了市革委常委的梁柏鬆，原“四二二”派中有人罵他是“叛徒”，熟知梁鬆柏的人，卻相信“常委梁柏鬆”還是那個有血性的梁柏鬆，許多死難者家人，給他送上控訴材料，盼梁為他們申冤。麵對一大堆滿紙血淋淋的控訴書，梁柏鬆驚呼廣西大屠殺“血流成河”，他決定親自上京向中央遞交材料。

他上京告狀的決定，被人告密了。當他攜帶大量材料隻身到達北京火車站時，廣西當局派出的跟蹤者立即把他綁架押回廣西，一到南寧火車站，大批荷槍實彈的公安人員已封鎖了現場，梁柏鬆當場被五花大綁押走。由“位尊常委”而淪為階下囚的梁柏鬆，在羈押期間被嚴刑拷打，還被四處遊鬥，受盡淩辱。

當時，廣西當局正處於瘋狂鎮壓赴京上訪的死難者家屬而又遏製不了上訪潮的窘境之中，他們即行把“常委梁柏鬆上訪”作為大案要案，從快從重處置，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梁柏鬆十五年徒刑，企圖借此對上訪者加大威懾力度。梁被判刑後，多年仍被關押在南寧市公安局看守所，然後轉押鹿寨監獄，再轉到柳州英山監獄，對梁柏鬆的監管一直沒有放鬆。

將梁柏鬆判處徒刑後，喪心病狂的廣西文革當局還加害於梁柏鬆的家人。在梁的家鄉貴縣（今貴港市），梁的老父親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家屬被公開批鬥，當場被木榔頭打死，梁的弟弟則被遊街示眾後，推入江中，幸好被隨尾而來的梁母救了，要不也淹死江中。凶手們還揚言要讓梁家“斬草除根”，準備對剛好住在家鄉的梁的兩個孩子下手。迫得梁家的親戚分別攜帶孩子四處躲藏。

　　　　　　　　　　　　　　　　　　　　　　　　　　　　　　　　　　　　　　　　　　　　　　　　　　　　　　　　　　　　　　　　　　　　　　　　　　　　　　　　　　　　　　　　　　　　　　　　　　　　　　　　　　　　　　　　　　　　三，　鎮壓桂林“８２０”大屠殺真相的揭露者

　　（一）有關“８２０”事件

１９６８年“七三”布告公布後，黃永勝、韋國清密謀內定廣西“四二二”為“反革命組織”。8月初，黃永勝主持廣州軍區衡山會議，製定武力鎮壓廣西“四二二”的計劃。

在南寧，以鎮壓“反共救國團”的借口，他們用武力消滅了居於弱勢的“四二二”。桂林兩派中，“桂林老多”（“四二二”派）居優勢，不能用武力直接剿滅，他們則以陰謀實施殺戮。先是用地、市革委會、警備區聯合署名發布公告，以貫徹“七三”報告為由，要求兩派上交武器和拆除武鬥據點。在誘騙“桂林老多”交出全部槍枝彈藥、放棄所有武鬥據點的同時，“聯指”武鬥隊伍則改頭換麵為“工人糾察隊”和“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派性武裝，人數擴至上萬。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零時開始，在駐軍的配合下，“聯指”萬人武裝在桂林市和桂林地區十多個縣內，同時開始血腥大屠殺。史上稱之為桂林“８２０”事件。

據官方檔案記錄：

“在整個“８２０”大屠殺中，桂林市和桂林地區，有８０００多人被殺害，受到被抓捕關押毒打抄家和批鬥等殘酷迫害者，則不計其數。”

“８２０”大屠殺是先誘騙後殺戮，廣西“文革”當局背信棄義的無恥和滅絕人性的凶殘暴露無遺；同時，大屠殺實施過程，廣西“文革”當局的高層策劃和指令，都是層層公開下達的，韋國清等作為大屠殺的元凶也是公開的祕密。正如張雄飛所言，桂林“８２０”是廣西“文革”大屠殺中最典型的事件。

這種赤裸裸的大規模屠殺，不但難平“桂林老多”成員的憤恨，也不為“聯指”成員有良知者所認同。再有當時的中央從沒定性“廣西422”為“反革命組織”，即使是《七三》布告，也隻是用於製止武鬥，並沒有給予武鬥停止後殺戮報複的權力。韋國清等既向中央謊報軍情，又背著中央濫用權力，殺人成千上萬，這同樣也是當時的中央所不容。事後，中央曾多次要韋國清等如實上報廣西“文革”中死人情況。這很明顯，對韋國清等的所為，中央是要追究的。

所以“８２０”大屠殺過後，為掩蓋大屠殺真相以開脫罪行，韋國清等把“８２０”定性為“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後，韋國清等用栽贓手法，把與他們共同策劃“８２０”大屠殺的黃永勝說成是“四二二”的後台，說什麽廣西死人多，是黃永勝支持“四二二”挑動武鬥所致。他們搖身一變，由黃永勝的同謀成了“反林彪集團”的英雄，“８２０大屠殺”隨之成為“反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革命行動”。

韋國清等對敢於揭露“８２０”大屠殺者，一律加以鎮壓，對於質疑“８２０革命行動”者，從來是打壓迫害不停。

 

（二）判處揭露“８２０”屠殺的張雄飛等徒刑

　　１９７４年初，桂林張雄飛等一批人貼大字報，用事實去揭露“８２０”的大屠殺真相，並直指韋國清等人是大屠殺的後台。

由於張雄飛等人公開挑戰廣西文革當局的底線，否定“８２０”的所謂“革命行動”的定性，廣西文革當局的第一反應是把“張雄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韋國清並視之為“廣西階級鬥爭的重中之重”，指令成立百人專案組，駐桂林市立案處理。

“張案”，自始至終由廣西“文革”當局直接掌握，先是韋國清定性下令逮捕，韋國清調廣東後，對“張案”的量刑判決，則由一把手安平生直接拍板。

　　１９７５年初，韋國清下令逮捕張雄飛。 張雄飛等共二十四人先後被捕。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６日，桂林市召開五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宣判龔誌明、張雄飛、許瑞林、黃錦祥等三人判處死緩、無期等徒刑，以後又有六人被判徒刑，並在全市輪流批鬥。

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在《關於龔誌明、張雄飛、許瑞林、黃錦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中，指控張雄飛等人反對韋國清和否定“８２０革命行動”的“罪行”。

　　１９７６年“四人幫”倒台後，廣西“文革”當局又變換花樣，給已被判刑收監的張雄飛等添加新的罪名。韋國清在廣東把“李一哲”作為“四人幫”在廣東的“社會基礎”，準備重判。在廣西，安平生等與之遙相呼應，把張雄飛等人定為“林彪和‘四人幫’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

廣西“文革“當局區發文，把張雄飛等的活動被說成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份”。

　　１９７７年1月，桂林市公安局的發布《張雄飛案件犯罪材料》的第二版。材料中再次強調的是張雄飛等人攻擊“落實‘７３布告’的‘８２０’革命行動”的罪行。《廣西日報》在係列評論中，毫不掩飾他們在揭批“四人幫”中的真實目的，就是通過繼續揭查張雄飛案，以“鞏固‘８２０行動’的成果。”

廣西幫派當局利用揭批“四人幫”運動，把“張案”當作政治批判的靶子，並借此加大打壓張雄飛等的同情者和對“８２０”大屠殺不滿者。

（三）對不認同“８２０革命行動”者的迫害

從一九六八年開始，韋國清幫派政權在桂林年年搞什麽有關“８２０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的“教育”，年年強製幹部人人表態，認可“８２０”是革命行動。反對“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者，被作為“反革命”，受到批鬥。

原桂林市長馮邦瑞因為反對“８２０”大屠殺，受到殘酷的迫害，被關押達十年之久。

廣西幫派當局利用揭批“四人幫”之機，在桂林開展所謂的“三清查”運動，清查的對象不是“四人幫”，而是與馮邦瑞，張雄飛等“反革命分子”有牽連的人和事。從市革委會委員到科局級領導幹部層層辦學習班，揭發鬥爭有反對“８２０革命行動”言論的幹部，對清查重點對象，進行輪番批鬥，如市委工交部部長王建耕等，原來是“聯指”一派，就因不滿強迫表態，凡辦班就受批鬥。

當時，市委書記鍾楓不同意搞人人過關的所謂學習班，廣西區黨委書記趙茂勳馬上把鍾楓調離桂林，繼任的書記郭鵬也是同樣原因被調離，據鍾楓所說，因反對人人表態的做法而被調離的市委書記，包括他與郭在內先後有九人。１９７８年４月，廣西“文革”當局發文，對鍾楓等進行上綱上線攻擊同時，要“從路線鬥爭角度去編統一認識‘８２０’革命行動的所謂重要性、必要性”。

他們還在全市開展全麵清查、政治排隊和“講清楚”等活動，並把“８２０”的表態，作為入團、入黨、轉幹、提拔、調資以及子女安排、就業、就學等方麵的政審標準。

 

（四）死守“８２０革命行動”底線以作垂死掙紮

　　 從１９６８年“８２０”大屠殺起，直到１９７８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止，廣西“文革”當局一直鎮壓“８２０”大屠殺的揭露者，對不認同“８２０”是“百分之百革命行動”的人們從沒停過打壓，迫害手段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按中央部署，“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在全國展開，但廣西軍區、區黨委和桂林地、市委、軍分區，仍在堅持桂林“８２０”事件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強硬表態，還揚言誰反對“８２０”行動，誰就是“反革命”。當中央介入了“張案”的處理時，最高法院院長江華親到廣西，要廣西高院平反“張案”，並以無罪釋放張雄飛。但廣西當局一把手喬曉光拒不接納最高法院的意見，仍以“反革命罪”改判張雄飛有期徒刑８年。在他們看來，為堅持“８２０革命行動”的定性，張雄飛的“反革命”帽子是不能脫的。

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們守住“８２０革命行動”這一底線，是為捂住廣西“文革”大屠殺真相所作的垂死掙紮。

 

----------------------

　　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幫派政權，是靠大屠殺建立起來的。為維護幫派統治，他們從沒放鬆過對揭發大屠殺者的鎮壓和迫害，除決處周家潞、 判處梁柏鬆張雄飛等徒刑之外，他們在這方麵的罪行，可謂數不勝數。如武宣縣南下幹部王祖鑒因向中央反映有關廣西“文革”中殺人食人肉的事件，被廣西“文革”當局殘酷迫害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廣西區黨委書記趙茂勳仍揚言要給王祖鑒治罪。

廣西“文革”當局，“文革”濫殺，彌天大罪也，殘酷鎮壓揭露大屠殺者無數，罪上加罪也。

但他們終歸是徒勞。一則，越來越多死難者家屬赴京上訪，終於驚動了黨中央；二則，被鎮壓的大屠殺揭露者從沒屈服過，他們一直在抗爭，想方設法地把大屠殺的一些重大材料，通過有效的渠道上達中央。如王祖鑒１９７８年再度向中央提交有關武宣吃人肉的材料。《人民日報》把該材料全文刊登於《大內參》。又如桂林張雄飛在獄中堅持抗爭，“張案”中提前出獄的李和平與之配合，把有關“８２０”大屠殺的材料和張案的申訴上達中央。李和平原是桂林“聯指”的骨幹，“８２０”大屠殺後，轉而同情受難者，與張雄飛一起參與揭發“８２０”大屠殺的活動。

正是他們的不停抗爭，中央掌握了廣西大屠殺真相，派出強大的工作組到廣西，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揭開了廣西“文革”屠殺全部真相，大屠殺元凶們罪行的認定也成鐵案，載入官方曆史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