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企業屆發生了一些大事，而其中備受矚目的就是美國政府準備對英特爾持股。美國總統川普近期宣布取得英特爾10%股權，此舉打破美國長期奉行的自由經濟慣例，政府直接介入民間企業的經營，引發外界諸多爭議。一般而言，除非麵臨戰爭或經濟危機，美國政府鮮少以股權方式幹預私人企業。然而，若放眼全球，政府持有戰略性企業股份並非罕見，在法國、台灣和大陸等市場經濟體中，此類模式相當普遍。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台灣就是明顯例子。台灣政府透過17家國營企業對國家經濟發揮影響力，對於能源、水電等關鍵公共事業，更是完全掌控。例如台電與台灣自來水公司均由政府持有，而石油則是戰略資產，政府對中油也維持多數股權。
對台灣政府而言，最具價值的持股則在台積電。當年台灣透過國家發展基金，提供創辦人張忠謀7000萬美元資金，協助成立這家如今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製造公司。國發基金屬於政府支持的投資工具，性質類似主權財富基金。今年5月，總統賴清德更宣布成立主權??基金，用來管理台灣龐大的外匯存底。
歐洲各國情況也相似。雖然政治與經濟製度與美國接近，但許多政府長期持有大企業股權。像挪威、瑞典、德國、法國與義大利，對航空、鐵路、電信、汽車與國防等產業，常有部分甚至完全持股，借此保障產業安全與長期發展。
至於資源豐富、擁有主權基金的國家，如挪威、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更大規模收購國內外企業股份。北歐國家特別運用國有資產推動綠色轉型，將能源收益轉化為新產業動能。
中國大陸的作法也頗具代表性。北京當局透過龐大的政府基金，實質控製當地晶片產業發展。例如，中芯國際的董事會大部分席次由政府相關投資機構掌握，透過股東投票直接影響公司決策。與此相比，川普雖然透過政府入股英特爾，但並未取得股東表決權，控製力相對有限。
即便如此，美國政府與英特爾的交易仍引發強烈批評。共和黨籍肯塔基州參議員保羅（Rand Paul）直言：「今天是英特爾，明天可能就是其他產業。社會主義就是政府掌控生產工具。」他憂心此舉將侵蝕美國自由市場根基。
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巴菲爾德（Claude Barfield）也警告，川普可能正在開啟危險先例，使得美國經濟逐步走向社會主義化。
但是，美國政府對於企業的相關行動遠遠不至於英特爾，下麵我們歸納總結一下特朗普政府近期圍繞“國有化”或政府介入企業的相關政策和行動：
1. 美鋼（U.S. Steel）收購條款——“Golden Share”
日本新日鐵（Nippon Steel）於 2025 年 6 月完成收購 U.S. Steel（總價約 149 億美元），但特朗普在協議中新增“黃金股”條款，使美國總統擁有對核心決策（如遷址、更名、重大投資、工廠關閉等）的否決權，並可提名董事會成員
長期評論認為，這一“黃金股”結構在實質上接近“國家化”企業操作，Cato Institute 直言“effectively nationalizes U.S. Steel”
2. MP Materials 收購與國防部參與
特朗普政府通過軍事采購體係讓國防部成為稀土礦公司 MP Materials 最大股東。這一舉動被廣泛視為繞過傳統采購程序、采取實質控製的行為
3. 英特爾（Intel）10% 股權收購
美國政府將拜登時代承諾的芯片補貼（主要來自 CHIPS 法案及其他項目，約 89 億美元）轉換為 Intel 股權，獲得了近 10% 的股份，但為被動性質，無董事會席位。Reuters 和 Investopedia 報道主管認為，政府還考慮類似模式繼續擴展至國防承包商等“穩健企業”
4. Nvidia 和 AMD 向美政府支付中國銷售收入的 15%
為恢複 H20（Nvidia）及 MI308（AMD）等芯片對中國的出口，美方與兩家公司達成協議：政府將從相關銷售額中抽取 15% 收入。特朗普稱他原想要 20%，經談判降至 15%。
5. 國防部對國防企業（如洛馬等）的潛在股權介入
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 在 CNBC 表示，白宮正考慮向主要國防承包商（如洛克希德·馬丁等）投資持股，稱其“基本上就是政府的一隻手
我們再來複盤一下相關的社會輿論與評論態度
批評觀點：
保守主義者與經濟自由倡導者（如 Rand Paul、Cato Institute）指責這些做法是“社會主義”式的政府過度幹預
加利福尼亞州長 Gavin Newsom 批評稱這些做法“令人震驚、魯莽”，並警告此做法讓中共更加得意
分析認為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是特朗普對自由市場原則的背離，甚至通過“搖晃經濟”（shakedown economy）來操縱企業行為
支持或中性觀點：
部分人士（如 Bernie Sanders）認為，“如果企業從政府補貼中獲利，納稅人應得回報”
特朗普與他的團隊則強調這些措施旨在強化國家安全、保障產業鏈、維護美國技術獨立與製造能力
綜合評價：國家資本主義的新路徑？
這些政策體現出一種對傳統“自由市場”路線的重大偏離，更加偏向國家直接進入資本市場、影響企業戰略與營收分配，被廣泛歸納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結構
表麵目標是增強國家安全與產業獨立，但高度爭議在於它可能削弱企業創新動力，加劇政治對商業決策的幹預，並動搖市場信心與全球資本主義機製的穩定性。
下麵我來表達一下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對於這些動作，我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
支持的兩項
1) 支持對 U.S. Steel 的“黃金股”（golden share）
論據：
國家安全與CFIUS式“限定性幹預”：
這類“黃金股”把政府權限限定在極少數國家安全相關決策（如工廠關閉、產能轉移、處置關鍵資產等）的否決權，目標是風險緩釋而非經營幹預。在日鐵收購美鋼的最終批準中，白宮確立了黃金股安排，為美國提供關鍵決策否決權，屬於交易性、條件式安全條款，避免了全麵接管。對比拜登政府期間，因為擔心工人失業而全麵禁止收購，變相會更加削弱美鋼的競爭力，甚至可能讓它最後破產，現在的這種安排是更加合理的安排。因為新日鐵的各種領先技術，對於美鋼的技術提升有實質性利好，而且日本本身是美國堅實盟國，不存在全麵競爭的問題。
國際可比先例：
英歐在戰略基礎設施與國防相關並購中，也常用“特殊股/黃金股”來做結構化安全緩釋，既保留資本效率，又提供安全閘門（此處你可將其定位為“把門人機製”，而非日常經營指揮棒）。
黃金股=“窄門檻+少觸發+隻否決安全紅線”，不介入企業日常競爭決策，因此與“全麵國有化”有本質區分。
2) 支持對 MP Materials 的投資與長期采購（off-take）
論據：
供應鏈安全的“最小扭曲”工具：
稀土/磁材屬於典型“卡脖子”環節。國防部以《國防生產法》（DPA Title III）與長期采購承諾+貸款/小額股權的方式拉動產能，是供給側“準公共品”投資，對市場價格與競爭結構的日常扭曲較小。參加前一陣子中國稀土對於盟國（不光隻是美國）的限製，其中有一條就是嚴禁給美國的軍工企業提供稀土材料，但是同時中國的稀土企業在國家政策支持下，進行全球範圍的價格操控，這樣對於純粹基於市場模式的歐美企業非常不利。有政府投入並且保證長期采購是個必要的動作，讓企業可以持續投入，並且有基本的市場保證。
信息可驗證的財政金融安排：
DoD 官方新聞、MP 的公告與SEC文件顯示，含定向貸款、潛在成為重要股東、重稀土分離擴產等安排，目的在於把最脆弱的工序段（重稀土分離、永磁）在美落地。這類產能前沿投資+保底需求的組合，能降低民企融資成本，而不改變其商業競爭地位。
“把錢投在瓶頸工序與長期訂貨”，而不是拿經營權，屬於“安全導向的市場增量融資”，與常規補貼或直接控股不同。
反對的兩項
3) 反對政府直接持有 Intel 約10%股權
論據：
治理與激勵錯配：把CHIPS補貼“等額換股”，使政府成為單一大股東之一，顯著提高政治影響進入公司治理的門檻，帶來“政策迎合”而非“技術與客戶導向”的經營風險；路透與美聯社都記錄了市場與政界的擔憂。
對國際客戶與合作方的負麵信號：
報道提到，英特爾也提示海外客戶可能因此顧慮政府介入，這會削弱Foundry的中立形象（代工業務對“中立性信任”極度敏感）。同時因為INTEL本身的最大產品線是CPU，中國是全球第裔大的PC市場，對於INTEL的產品出口會有一定影響。
經驗研究與治理原則：
OECD 關於國有持股的治理與“競爭中性”建議強調：國家持股應避免扭曲競爭與公司目標函數，專業化、隔離化的所有權管理才是最佳實踐。直接大額參股且缺乏“防幹預防火牆”，容易走向“軟預算約束”。
補貼可以、訂單可以、基礎設施可以，但股權到兩位數就跨過了“政策支持—治理控製”的分界線，既無必要、也不高效。
4) 反對對 NVIDIA / AMD 中國銷售額“抽成15%”
論據：
實質是選擇性“交易許可稅”：官方確認該安排與向中方銷售許可掛鉤，本質是按地域/客戶屬性征收的變相稅費，將企業置於政策—商業雙重不確定性之中（配額、許可、稅負三線疊加），定價與渠道將被迫扭曲。
合規與報複風險：對特定市場（中國）單列“提成”，增加合規複雜度與貿易報複暴露；同時削弱美企在該市場的價格競爭力與售後承諾能力，最終可能讓替代供應商受益。相關報道與投資者評論已顯現擔憂氛圍，而中國政府也大肆宣傳英偉達產品的安全性問題，對於中國企業的購買決定也會有很大的壓力。
許可政策要“清楚、可預期、統一”；按地區抽成既像“亂稅”，又像“定向罰金”，對全球競爭力是雙輸。
對於美國版主權基金，我個人是原則上支持“主權基金/國家投資”，但需前置條件與護欄。
我支持的方向是“設立美國版主權基金（或主權資本投資臂），對軍工、能源等國家安全相關產業持有小比例股權”，同時“不妨礙競爭、不直接幹預市場、不傷害企業國際業務”。這在全球有成熟經驗，但**“治理結構”是生死線**
我們可以參考下麵的治理範式與準則：
Santiago Principles（聖地亞哥原則）：主權基金的透明度、問責製、商業化運作與與宏觀政策目標隔離的框架。
OECD 競爭中性 / SOE治理指南：要求國家所有者專業化治理、與監管者“角色分離”、避免選擇性優惠、維持市場競爭公平。
下麵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參考模式：
眾所周知，挪威的主權基金幾乎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權基金，它是挪威社會福利兜底的重要機構，而新加坡的淡馬錫是全球主權基金管理的典範。
新加坡Temasek / 挪威GPFG 的“防幹預”做法：它明確聲明不幹預被投企業日常經營，按商業原則獲取長期回報；被提名董事遇到“與Temasek相關事項”須回避表決。
挪威GPFG：由財政部授權、央行投資管理（NBIM）獨立作出投資決策，目標是在框架內實現最高回報，並有高透明度和倫理委員會的規則體係。
多數國家的主權基金效果分化，一旦政治化或缺乏透明，就容易績效不佳；美國若要做，必須先把“隔離牆”和“披露機製”搭好。
我主張的製度清單：
持股上限：對單一企業**不超過5%（或更低）**的被動股權；超過閾值需專門論證與國會備案（避免Intel式雙位數持股）。〔依據：競爭中性+去政治化原則〕
被動投資+防幹預條款：基金章程寫入**“不參與經營、不發出經營指令、不支持差別化補貼/稅負”；董事提名僅限獨立人選且必須簽署政治中立與回避**承諾（Temasek/NBIM做法可借鑒）。
統一出口與安全規則，禁止“按地區抽成”：所有對外銷售遵循統一、透明、可預期的許可與執法標準，不捆綁“收入分成”。
信息披露與問責：參照GPFG的年度白皮書+季度報告製度，披露投資組合、投票政策、倫理排除清單。
監管“防火牆”：出資人（財政/國防/商務）不得同時行使市場監管或個案審批，避免身份混同導致的選擇性優勢/歧視。
最後總結一下我的個人觀點：
美國需要“黃金股”這種窄口徑安全閥（比如美鋼），同時可以給關係重大國安的企業提供打破供給側瓶頸的訂單+貸款（比如稀土企業MP）。
美國不能讓政府當二股東（比如Intel 10%入股），也不能對特定市場交易行為進行抽成（比如對於NV/AMD 15%提成），避免對於企業經營和交易產生不良影響。
美國需要建立主權基金，提供更多的社安基金，但是需要先把“防幹預的護欄”和“競爭中性”的製度搭牢（Temasek/GPFG式治理）。
你對於美國現在的政府在對待企業的各種幹預動作有什麽想法，希望聽到你的意見。
...政府支持INTEL加碼投資美國（包括台積電和三星一樣），其實屬於產業政策，引導產業回流的意思，但是控股本身給企業帶來的困難比政府可以得到的收益要大很多，比如中國政府可以用安全為理由，要求逐步進行CPU的國產替代，尤其是麵向中國國內市場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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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確有“控股本身給企業帶來的困難”， 企業可以拒絕政府控股。 英特爾接受本身就說明公司認為政府控股利大於弊。 至於中國政府會怎麽想不應該在考慮之列。 中國政府從來就企圖CPU國產替代， 跟美國政府是否控股毫無幹係。
覺得博主反對美國政府控股英特爾的理由沒有闡述充分。
我的理解是，政府支持INTEL加碼投資美國（包括台積電和三星一樣），其實屬於產業政策，引導產業回流的意思，但是控股本身給企業帶來的困難比政府可以得到的收益要大很多，比如中國政府可以用安全為理由，要求逐步進行CPU的國產替代，尤其是麵向中國國內市場的電腦
如果從來不給錢， 的確不應該現在去出錢控股。 既然要給錢， 當然是有回報更好。
立法基本禁止之外可以考慮有條件例外（比如針對美鋼，MP）。條件可以含國會專項立法，參與程度限製（如3年或5年或8年），設立獨立於行政部門的機構專管以免政治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