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兩天時間匆匆把李鵬的《六四日記》讀完了。沒什麽震撼的，一切都是可以預見的。得出這樣一些大概印象——
第一，書中從作者的視角，詳細講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民運，沒有什麽驚世駭俗的新爆料，基調和黨媒完全一致。
第二，作者有為自己做好蓋棺定論的準備，一是強調中央出了多個聲音，但實權掌握者還是鄧小平，定性、戒嚴、任免都是鄧的主意，自己則對鄧俯首貼耳、言聽計從；二是堅決捍衛426社論的正確性，堅持鄧對事件的定性，堅持軍隊清場“平暴”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三是列舉了諸多重量級人物，支持戒嚴、“平暴”、秋後算賬，為自己千秋功過做了準備，那就是百年後如果有重新定論，曆史重寫，他不是唯一的罪人。
第三，大量篇幅批評趙紫陽的過失，一是對事件、學生、“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縱容；二是跟戈爾巴喬夫見麵將矛頭指向了鄧小平，分裂黨中央；三是搞個人團夥，縱容手下鮑彤泄密。此外還不忘透露中央查處趙以權謀私，使得他兒子倒賣彩電撈取1600萬人民幣。還透露趙在鄧心目中“隻說不做”，不守紀律不聽話；鄧堅決要把他拿下。
第四，書中說英國“壞”，法國“壞”，瑞典“壞”，美國之音“壞”等等。人家都“壞”，隻有黨中央最偉光正。書中說蘇東劇變後的那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淪為西方的附庸。從目前來看，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都成功轉型，沒有誰成了誰的“附庸”。
離1989年已經過去了35年。回首往事，我總體感覺是——
第一，鄧小平是有智慧的，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的功是改革開放。他下令戒嚴，他給事件定性，他一句話就拿下了趙紫陽，又一句話就讓江澤民當了書記。按說憑他的大權在握，如果要留下千秋偉名，倒不如像蔣經國一樣。當初蔣介石在去世前就安排好了蔣經國繼位，蔣經國可謂黨政軍大權在握，但他有步驟、有計劃地逐步實現了台灣的民主化，使得台灣成為華人世界最民主的地方。
前些年有報道說，蔣經國的日記公布，披露了蔣經國意識到台灣經濟發展遇到了瓶頸，才萌生民主化的念頭，隻有讓台灣在國際上得到認同，融入以民主人權為大勢所趨的國際主流，才能給台灣帶來生存的機會。
第二，李鵬書中的基調至今仍是黨媒的基調，那就是中共摸索出了這一條最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有人認為民主化帶來無窮盡的內耗，而一黨專政則更有高效。中國在1989後的確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期，但是對於道路的合法性、可持續發展性，可不是三五十年就能蓋棺定論的。總有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三，在“悶聲發大財”的人生哲學指引下，中國的精英階層已沒有當年的豪情壯誌，而都在悄悄安排餘生，從而形成了“潤”文化。精英在流失，外資在撤離，內卷、躺平。從突然對前後兩批國家單方麵免簽，就說明了經濟下行的問題。
胡耀邦、趙紫陽、李克強都留給人以親民印象的，但都是匆匆過客。胡的功績是撥亂反正，趙沒做什麽，李則當了十年的窩囊總理，留下一句傳世名言：“六億人收入不足一千”。我總感覺，這可能就是中國的宿命。台灣趕上了一個蔣經國；大陸還不知何去何從。
後人：李家得了多少不義之財？
經國之才：實至名歸。
不能憑借一麵之詞對重大曆史作結論， 難免偏頗， 兼聽則明。
“趙沒做什麽”， 極為荒謬， extremely abs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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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任總理期間，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最快的，而且政治環境也是最寬鬆的。其次，新任政治局常委和記者的見麵會及總理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都是趙搞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