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香港知名媒體人、學者、作家梁文道日前在香港獨立媒體網站發表博客文章，講述了自己在台灣的一件奇葩遭遇。文章寫道：他去台北探望朋友，順便在台灣購買了一批書籍，回港前循慣例委托酒店前台安排將書速遞回香港。結果回港後等待數天都沒有等到書籍，倒是等到了酒店的一封郵件。酒店職員在郵件中解釋說：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籍內容有管製，有三本書無法替您寄送，隻能等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這三本被順豐快遞拒絕運輸的書是：《滾出中國》、《大辯論》和《思想史》。（梁文道的原文見以下鏈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1747）
我在網絡上搜索了一下，《滾出中國》的完整書名是：《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這本書是英國布裏斯托大學教授Robert Bickers於2017年出版的《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的中譯，譯者為胡訢諄。作者在書中分析到：中國的新民族主義情緒的崛起一方麵基於其當前的強大國力，另一方麵則根植於其對於屈辱曆史的記憶。在該書的網絡宣傳頁麵上有這樣兩行字：“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急於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曆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英文亞馬遜網站對該書的簡介中有這樣一句話：“民族主義對中國至關重要，而對中國至關重要的對我們每一個人都至關重要。”（Nationalism matters in China, and what matters in China matters to everyone.）
《大辯論》則首次出版於2013年，原名為《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作者為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這本傳記描寫了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愛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與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之間發生的辯論。這兩位思想巨擘就哲學和倫理學問題展開的爭論，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他們各自對政治生活的理解，以及各自提倡的實現社會變革的最佳途徑，一直影響到今天。
《思想史》是由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一本中英雙語的半年刊。刊物上所發表的都是思想史方麵的研究論文。據梁文道分析，大概是因為裏麵有些關鍵詞，比如“革命”、“威權”、“舊體製”和“啟蒙運動”等等 觸動了快遞小哥的敏感神經。
梁文道在自己的博文中寫到：《大辯論》這本書其實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譯本，所以這本書在大陸都不應該是禁書，在香港就更難以想象會是禁書。但之所以會被順豐拒運，有可能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亦即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要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的合法出版物，如果內容不合適，則現在不予重印。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曆史著作，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以及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經過了“回頭看”，都被列在了不得重印的名單之內。《大辯論》很有可能就是屬於以前可以出但現在不能上架的那種書了。第二，也有可能大陸版的《大辯論》是經過刪減的，所以台灣的譯本與大陸的譯本被看作是兩本不同的書。
梁文道的遭遇提示我們兩點。首先，是“一國兩製”的命運。順豐拒向香港運書顯示香港也被納入了書籍和內容管製的係統，顯示“一國兩製”越來越名不符實。凡是大陸讀者不能讀的，香港讀者也不能讀。聯想到習主席在新年伊始宣布將以“一國兩製”的模式統一台灣，那麽梁文道的遭遇顯然不會令“一國兩製”在台灣民眾眼中更具吸引力。
其次，我從順豐事件聯想到華為的命運。順豐拒寄書籍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的確存在一個禁書名單，順豐是聽從中國政府的命令行事；二是順豐為了企業能在大陸順利發展，主動實行自我審查。像順豐這樣在大陸排名第二的快遞企業，又是深證100指數企業，都願意配合中國政府對內容的審查，那麽西方消費者又如何能信任華為呢？據說華為正在斥巨資改造自己的係統，以消除歐盟國家的疑慮，而梁先生的遭遇無論如何都會讓消費者懷疑中國的企業是否能做到不聽命於中國政府。
不能同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