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十五章 遺忘，在一周之內
一
多年以後，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在六月四日早晨六時二十五分聽到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當時叫Radio Beijing）播音員向全世界宣布：北京發生了屠殺。Radio Beijing是短波廣播，附近工廠的大馬力電機、馬路上的有軌電車、汽車發動機的火花、室內的電子日光燈、電視機、電話線等等，都會對信號產生幹擾，損害廣播音質。但在六月四日淩晨，北京被一片死亡的寂靜籠罩。工廠的機器停止了轉動；電車擱淺在終點站；我的朋友拉緊窗簾，連台燈都不敢打開，因為有謠言說：軍人隻要看到亮著燈的窗口就會掃射。天色漸漸亮了起來，以電為標誌的現代文明卻啞然失語。就在曆史大踏步倒退的時候，我的朋友聽到了此生聽過的最清晰的短波廣播：
This is Radio Beijing.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悲劇。）
他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
很遺憾，我錯過了這條廣播。在我外婆居住的南禮士路一帶，一直到淩晨兩點還能聽到零星的槍聲。這之後才是排山倒海般的寂靜。在無邊無際的靜夜的包圍中，我漸漸睡去，並且越睡越沉，直至沉入深不可測的夢鄉。天亮了，清潔工該打掃街道了，賣早點的餐廳該卸下門板了，騎車上班的人該不耐煩地按響車鈴了。在和平的日子裏，早起的人們總會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他們的勤奮，讓我這種懶人感到羞愧，睡不安穩。但是當六月四日的天空漸漸變成白色，街頭的沉寂卻一如深夜，仿佛醒著的人都不願意宣告自己仍然活著。出於羞愧，或者出於不知所措，他們將生命的跡象小心翼翼地掩蓋起來，於是我就一覺睡到了自然醒。
我睜眼一看，已經接近中午了。外婆正坐在床上繡花。
“你可睡得真香，還打呼嚕呢。”外婆說。
“是嗎？”我有點不好意思，“我怎麽覺得我根本沒睡著呢？凈做惡夢，累死了。”
“做夢確實很累，”我外婆迎合著我，“今天可千萬別出去了。”
“不會的，”我說。
說話間，我走到了窗前。對麵的街心花園裏已經出現了站崗的軍人。昨天我看到的軍人還穿著試圖掩飾身分的白上衣綠褲子，今天則毫無顧忌地穿上了全套綠軍服。他們戴著鋼盔，端著步槍，兩人一組，背對背站著，警惕地盯著幾乎空無一人的街道。
那一切已經發生了？那一切已經結束了？難以置信。
我拖著沉重的腳步，拿著臉盆，去了公共廚房。我到的時候，幾個主婦正在一邊準備做午飯，一邊談論廣場上到底死了多少人。見我端著臉盆，睡眼惺忪地進來，有人的嘴角牽動了一下，似乎是在心裏不由自主地對我進行了一番褒貶。我是這個樓層裏唯一上過大學的人，在這樣的時刻，誰也無法忘卻我曾經是個大學生。
我一邊慢條斯理地洗臉刷牙，一邊聽他們的談話。我聽出人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說法：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激烈的戰鬥，學生們全被打死了，廣場上血流成河。第二種說法：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外圍，比如離我們這裏不到三公裏的木樨地，那裏死的人最多。等軍隊推進到天安門，卻基本沒有開槍。學生們大部分都安全撤離了。
第二種說法讓人感到難以置信。你想啊，軍隊一路上打死了那麽多攔路的人，等到了目的地，卻隻是把學生們趕跑了。這怎麽可能呢？冤有頭債有主，難道不是學生們動員市民替他們攔阻軍隊，才在木樨地等地發生了血腥衝突嗎？等軍隊到了眼前，學生們居然沒有抵抗？
第二種說法盡管匪夷所思，卻有證人證言。小秦說：今天早晨，她在三裏河親眼看到了上千學生，一個個衣衫襤褸，麵黃肌瘦，垂頭喪氣往西邊走去，就像剛是從地震災區撤下來的難民。
“他們就這樣撤了？真是太便宜他們了！”有人恨恨地說。
“說到底，普通老百姓就是不應該跟在大學生後頭鬧事兒。死了這麽多市民，政府倒放過了學生！”第二個人說。
也有人說：“未必會放過他們，等著瞧吧，現在已經六月了，馬上就畢業分配了。到時候全給他們發配到農村去，再來一回文化大革命，讓他們上山下鄉，吃點苦頭。”
我沒有想到僅僅一夜之間，人們的口氣就有了這麽大變化。昨天晚上不是還在喊“打倒法西斯”嗎？我趕緊擰幹毛巾，在臉上胡亂擦了一把，端著臉盆，撤退出來。不想竟然有人追了出來，輕輕喊了一聲我的名字。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姓薛的女人。
“薛阿姨，什麽事兒？”
“剛才你進來之前，我正在叮囑大家不要開窗戶。你大概沒聽到我的話吧？”
“沒有，”我說，“為什麽？”
她說：從昨晚開始，長安街沿街的高樓上不斷有人往下扔磚頭或者自製的土炸彈。軍人們變得歇斯底裏，隻要看見開著的窗戶就要射擊。木樨地附近有一座“高級幹部樓”，裏麵住的都是部長級的高官，有一位部長的女婿淩晨起來洗臉刷牙，剛一開燈，就被街上巡邏的狙擊手開槍打死了。
我點點頭，對她表示了感謝。
回到家，我把薛阿姨的話告訴了我外婆。外婆當即把窗戶關上了。這可是六月，窗戶一關，屋裏頓時悶熱起來。我隻好打開門。男廁所的窗戶朝向內院，從內院經男廁所刮進來的風，可以給我們帶來一絲挾帶著臭味的清涼。
伴著廁所的味道，閑言碎語繼續在樓道裏流傳。有人說：關上窗戶也不一定能保證安全。狙擊手總是有限的，要優先安排在長安街。在我們樓下站崗的那幾位，看樣子是新兵，打過的子彈大概還沒有咱們老孫打得多呢。俗話說，“子彈是不長眼睛的”，說的就是這些新兵射擊根本沒準頭。
我悄悄地拉開窗簾，遠遠地打量那兩個軍人。他們一動不動，左手握著槍身中部，右手放在槍托上，槍從他們的左肩僵硬地伸向腰部。聽說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從農村應征入伍的，以前從沒來過北京，也沒見過魔鬼一樣的高樓，所以他們才會神經兮兮，感覺高樓本身就是威脅。
夜晚降臨，外婆轉著圈把屋子看了一遍，認為全屋最危險的地點就是我那張折疊床。因為它正對著窗口。如果流彈飛進來，很容易打中我。她讓我和她一起睡在大床上，而且把牆角的位置讓給了我。我雖然覺得不必要，但還是非常感動。淡淡的月光透過薄薄的窗簾照進屋裏，月亮的清輝覆蓋了我的折疊床，外加大床靠窗的那一半。按照外婆的理論，凡是暴露在月光下的，必然也會暴露在槍林彈雨中，於是我說：“您往我這邊挪一挪吧，離窗戶遠一點兒。”她聽話地朝我這邊擠過來。我們倆幾乎貼在一起。我隻能側身躺著，這樣才能拉開我們之間的距離。她伸出手，開始撫摸我的肩膀，然後順著我的側身曲線一路向下，摸到我的胳膊，我的腰。
我小的時候，她經常這樣撫摸我，尤其是在我發燒的時候。中國傳統文化折磨病人的各種酷刑我外婆都十分熟練，比如刮痧，比如狠掐我的姆指和食指之間的一個穴位。每次她都把我折磨得像一隻被屠宰的小豬一樣吱哇亂叫。支撐著我忍受酷刑的，是對上一次痊愈的記憶。經驗告訴我：這一套其實是有效果的，尤其是掐穴位，幾乎是立竿見影。隻要外婆覺得夠了，手指一鬆，我的嗓子立刻就不痛了。接下來，我就會大汗淋漓，滿眼熱淚，心存怨恨地側過身，背朝她躺著。這時她就會伸出手，先是撫摸我的頭，然後是肩膀，然後順著我的側身曲線一路向下，直到我的胳膊，我的腰……我則一邊抽泣一邊昏沉沉地睡去。
記不得我們有多少年沒有舉行這一套儀式了。此刻，她的手在我身上遊走，古怪的感覺令我汗毛倒豎。我無法回到曾經的無邪心態。我條件反射似地攥住她的手腕。她的手腕皮膚鬆馳，像一塊用了很久的毛巾。我把她的手從我身上拉下來，固定在她的胸前。她閉上眼睛，竟然發出了一陣滿足的呻吟。
她一定是太孤獨了，我想。
誰又不是呢？
二
精神上的鐵網是一步一步收緊的。
一切悲劇在剛剛發生過後，總有人心懷否認，總有人希望形勢很快翻轉。就算海洋一夜之間被陸地埋沒，海水總不會消失，總要通過“海眼”噴發來顯示存在。民意就是海洋，新聞媒體就是“海眼”。六月四日晚19點，我打開電視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出現在屏幕上的節目主持人杜憲和張宏民各自著一身黑衣，以示對死難者的哀悼。杜憲眼含熱淚，以低沉的聲音朗讀下列文稿：
“戒嚴部隊指揮部消息：從昨天開始，北京的事態急轉直下，近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製造的動亂，已經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在首都工人和市民的配合下，以堅決的措施平息這場暴亂。今晨五時左右，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和他人同時撤走。”
杜憲剛讀出標題，屏幕便切換為文字，兩位身著黑衣的主持人從屏幕上消失了，隻能聽到杜憲無精打采的朗讀。這是中國最重量級的官方媒體，顯然兩位主播的表現令導播始料不及。然而，這樣的“海眼”很容易被壓製。杜憲和張宏民很快就從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消失了。
他倆的繼任者是李瑞英和薛飛。薛飛再次公開表示了哀悼，於是薛飛又被撤換下去。過了一段時間，張宏民不知何故恢複了原職，杜憲和薛飛則永遠地離開了“新聞聯播”的崗位。時間一久，人們的記憶開始模糊，認為杜憲和薛飛是6月4日晚上主持“新聞聯播”的人，實際上薛飛是6月5日晚上的主持人。
一天之內，各級電視台的報導重點就轉向對暴徒罪行的揭露：他們設置路障；圍堵各路入城的戒嚴部隊；用磚頭、石塊襲擊武警戰士、公安幹警和維持秩序的群眾；一名解放軍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焚燒，還被掛在立交橋欄杆上；兩名受傷的戰士走出醫院後被綁架，至今下落不明；一夥暴徒哄搶西單的商店，見東西就搶，見人就打。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事實。市民與軍隊之間的敵對情緒開始軟化。人們會想：也許那些被打死的平民並不是百分之百無辜？也許他們中有些極其個別的人，對於軍人實施了不必要的暴力？當然，畢竟是軍人使用暴力在先。但隻要打起來，暴力使用得是否過份就很難說得清了。打架又不是武術表演，哪裏能計算得那麽精確？唉，子彈是不長眼睛的！電視台反覆播放崇文門立交橋上倒掛著的一具燒焦的屍體。解說員用憤慨的聲音說：“看，一名解放軍被暴徒活活燒死後，他們還嫌不夠，還把他的屍體掛在立交橋上。”心軟的人一看見這個鏡頭就趕緊扭過臉去。唉，那也是某人的兒子呀！他的父母該多麽難過！這些暴徒也太狠了。正常人哪能下得去這樣的手？他們是不是精神有毛病？想到精神病，人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喬。三樓那個跳舞的小夥子，你覺得他幹得出這種事嗎？
喬的母親在公共水房裏大聲澄清：“小喬什麽都沒做，他隻是把一個受傷的人送到了兒童醫院，僅此而已。”
三
6月7日晚十一點，我和外婆已經躺在床上了。街上忽然響起了一陣沉重而雜亂的腳步聲，似乎有人從兒童醫院朝我們這棟樓狂奔。有人大喊“站住！”但腳步聲並沒有停止。形勢發展得非常快，幾乎不到一分鍾，沉重而急促的腳步聲就已經到達我家的窗下。一聲槍響。一具肉體撲通摔倒在地的聲音。一個女人尖叫了一聲。隨後又是幾聲槍響。我記不清到底響了幾下，似乎至少三下。這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近的射擊。原來槍聲就和放鞭炮一樣，隻是要吵很多倍，以至於我感覺牆就像紙糊的，也許根本就沒有牆，我、開槍人、被追趕的人都在同一個開闊的空地上。
我和外婆麵對麵躺著。我們既不敢說話，也不敢動。我抓著她的手，說不清是為了限製她的行動，還是為了自己獲得安慰。更多的腳步聲、吆喝聲、訓斥聲，哭聲，在樓下響成一團。又過了幾分鍾，這群人離開了。一切迅速恢複了安靜。
好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保持著僵硬的一動不動的姿勢，就像剛剛還在躲避追逐的動物，現在雖然到了安全地帶，卻又無法確認是否已經徹底甩掉了捕獵者，隻好繼續裝死。也許獵人依然在窺視著，我們必須泯滅一切生命的跡象。就在這時，我想起了郭言。他現在怎麽樣了？他那麽興致勃勃地回到北京，預測學生會取得勝利，擔心再晚些就趕不上分享勝利果實。照此推算，六月三日他應該在廣場。他還活著嗎？雖然我已經不愛他了，但我仍然希望他活著，就像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活著一樣，包括那個被燒得身體縮短了好幾寸的解放軍戰士。誰都不應該遭遇如此殘酷的命運。可如果郭言活著，他現在應該忙於報道解放軍戰士平息反革命叛亂的豐功偉績。那又是何等屈辱的工作！不錯，他是一個投機分子，但他還不算特別無恥。我了解他。他還是有一點良心和良知的。如果他活著，一定活得很憋屈。
我忽然很想聯係郭言。我想知道他活著，而且活得受罪。
天亮了。大屠殺之後的第五次天亮。伴隨著破曉，我家窗下開始發出輕微而雜亂的聲音。起初好像一群蚊子在“嚶嚶”叫，後來變成一群蒼蠅在“嗡嗡”叫，隨後變成一群鳥兒在“嘰嘰喳喳”。我和外婆麵麵相覷，不知道外麵正在發生什麽。我想去公共水房打探一下消息，剛一打開房門，就看到男廁所門口站著幾個人，其中就有小秦。小秦一見我家的門開了，臉上立刻放出光來：“昨天晚上打死人了，你看到沒有？”我說：“聽到槍響，不知死了人沒有。”她有些難以置信：“你沒看？”我無言以對。小秦說：“來來來，咱們一起看看。”一邊說一邊朝我家走過來。我讓開路。她走到我家門口，對我外婆說：“阿姨，您早晨好！您家這個位置多好啊！”外婆莫明其妙，嘴上應和著：“啊？是不錯，不錯。”小秦說：“阿姨，我在您這裏看看外麵，看一看就走。”外婆嚇得臉都白了，急忙走到屋外，和我並肩站在走廊裏。
小秦身後的幾個人都跟了進來。他們對我外婆點頭哈腰，十分客氣。我外婆家的窗戶是木頭窗框，用插銷固定。小秦伸手把插銷提上去，把窗戶往外一推。窗戶推開的瞬間，我聽到從樓下傳來仿佛開水煮沸一般的聲音。中國成語有“人聲鼎沸”一說，看來所言不虛。
外婆臉色煞白，手捂著心口，幾乎站立不穩。我趕緊把她扶進屋裏，讓她坐到床上。她手搭著床沿，勉強保持著坐的姿勢。那幾個人圍在我家窗前，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外婆的表情。
我聽著鼎沸的人聲，猜測著樓下到底聚集了多少人。那些人全不怕死嗎？如果他們不怕，那小秦他們也可以到街上去看呀。
正想著，就聽小秦說：“咱們下去看吧，這裏什麽都看不見，隻看到一片人頭。”
另外幾個人猶豫不決。
“那麽多人都在下麵，不會有事的。”小秦說。
“你也一起去吧。”她熱情地招呼我。
“我外婆不舒服。”我解釋到，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
他們終於注意到我外婆痛苦的表情，紛紛說：“對不起，打擾您了。”然後一個接一個地走了出去。
他們走時沒有關窗戶，我隻好走到窗前。關窗的時候我順便往下看了一眼。隻見樓下一片海洋似的腦袋在湧動。有的留著平頭，有的梳著辮子，當然也有禿頭。腦袋們遮擋了我的視線，令我完全看不到受害者，隻能推測受害者躺在正對著我家窗下的牆根兒上。
過了一會兒，第一批下樓的勇敢者終於回來了，向大家匯報說：被打死的是一個年輕工人，昨晚下夜班回家，撞上了巡邏的戒嚴部隊，被誤殺了。
這個無名年輕人的死竟然解放了我們這幢樓上的居民。一連四天沒有人敢外出，現在，為了不錯過正常情況下一輩子也看不到的場景，人們豁出去了，一個接一個勇敢地邁出了樓門，結果竟然一個接一個毫發無損地回來了。樓道裏的氣氛慢慢變得輕鬆，有人甚至說：其實軍人很和氣的，那個站崗的小夥子還衝我笑呢。
進一步的消息傳來：那個小夥子已經結婚了，但是有一個婚外的女朋友，昨天是去兒童醫院接下夜班的女朋友。突然碰上戒嚴部隊，他以為是管風化的警察。在1980年代末，如果警察在深夜看到一男一女拉著手走路，就有可能要求他們出示結婚證。如果拿不出結婚証，就會被帶到派出所，讓家人或者單位的領導來領人。小夥子肯定是害怕奸情敗露，才會心慌意亂，撒腿就跑，沒想到招來了戒嚴部隊的槍擊。
大家都覺得這個解釋比較合理。如果是正常下夜班的工人，他為什麽要跑呢？再說，槍擊後的確有女人的尖叫和哭聲。
“真是太可惜了，他為什麽要跑呢？難道到臉麵比生命還重要嗎？”
“這也很難說，也許他的老婆像母老虎一樣。”
一直到中午，我家窗外才恢複平靜，大約是屍體終於被運走了。
四
下午兩點，趁外婆躺在床上午睡，我悄悄地走出了房間。我已經想好：如果她醒來看到我不在，我就說剛才去上廁所了。經過女廁所的時候我沒有停留，而是一直向前，走向樓梯，走下樓梯，走進門廳，走出大門……
街上的人看起來都很正常，但又都顯得不對勁兒。他們好像大夢一場，剛剛被從夢中喚醒；又像大病一場，現在還處於藥物的影響之下。我在他們的眼中大概也是同樣的表情。我放眼望去，感覺街上的一切都那麽熟悉，但又那麽陌生，似乎我的視覺神經在不斷地向大腦傳遞似是而非的信號。
過了南禮士路有一條小巷，兒童醫院的後門就藏在小巷深處。我的目的地是巷口的投幣電話亭。電話亭的門很緊，我用力拉了好幾下才拉開。鑽進電話亭，我拿起話筒，往電話機裏塞了幾枚硬幣，撥通了麗都飯店的電話。電話鈴響了幾聲，一個接線員先後用英文和中文說：“你好，麗都飯店。”我說：“請接XX房間。”接線員問：“你找誰？你有什麽事？”這種盤查以前沒未有過。我說：“我找佳能公司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村田先生，我是公司雇員，有工作要匯報。”她說：“你稍等。”話筒中響起一陣音樂。樂曲隻有八個小節，播完又從頭開始。不知循環到第幾遍，村田先生拿起了話筒。音樂剛一中止，話筒中突然出現“嗡嗡嗡”的雜音，大概是監聽設備啟動了。
我試圖蓋過雜音，用力扯著嗓子喊：“我是小王！您還好嗎？”
在雜音的幹擾下，村田先生的聲音就像秋天的蚊子一樣有氣無力：“我一切都好。謝謝你！”
“我們什麽時候開始上班？”
“星期一。”他說，但語調並不堅定。
“好，星期一！”我大聲重複，生怕他改變主意。
他又補充了一句：“星期天再給我打個電話，確認一下。”
“好！”我說，然後掛上了電話。
村田先生還在北京，我還有辦公室可去。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
從電話亭裏出來，我試圖回手把玻璃門關好。那扇門歪歪斜斜地吊在門框上，怎麽也關不嚴，仿佛這電話亭是一次性的，被我用了一次就作廢了。正在這時，我看到小喬從馬路對麵過來。我們倆目光相遇。隻一瞬間，我感覺出他已經完全恢複了正常。他眼中的瘋癲不見了，那種似乎看著你又似乎看著遠方的捉摸不定也不見了。當街上的每一個人都像夢遊一樣時，他卻恢複成了一個完全正常的人。
他甩一下頭，把瀏海甩到一側，然後跟我打呼：“你去哪兒？”
我說：“我剛才去打了個電話。已經打完了。你呢？”
他說：“我去兒童醫院。”
我想起他母親說過他曾經把一個受傷的人送到兒童醫院去，於是突如其來地問到：“那個人是你的朋友？”
“不是，”他顯然知道我說的是誰，“我跟他根本不熟，那天晚上在木樨地認識的。他拿一個攝影機，很新款，我借過來玩兒了一會兒。剛還給他，他就被打中了。要是再晚幾分鍾，也許被打中的就是我。”
我心裏一震。想起我的相機兩次被搶。表麵上看都是孤立的事件，說不定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相機可以留下證據，是暴力的敵人，所以必須優先摧毀。
他問：“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我猶豫了一下，然後說：“好。”
我們走進小巷，來到兒童醫院後門。白天正常就診的病人都使用位於南禮士路的正門。隻有夜間急診才使用後門。六月三日晚上的傷員就是通過這個後門送進來的，此後和那批傷員有關的一切人就都從後門出入。死者也經後門運出。
進了大門，迎麵是一幢灰色的急診樓。樓門右邊的牆上貼著一張紙，前麵圍著幾個人。那就是死者名單。從六月四日早晨開始，失蹤人士的家屬開始在各大醫院尋找親人。醫院會把有名有姓的死者列出名單，貼在牆上。如果在這個名單裏找到了自己的親人，家屬就可以前往太平間領取屍體，否則的話，就要前往下一個醫院，繼續尋找。
我想問小喬他的朋友叫什麽名字，但又不敢出聲破壞肅穆的氣氛。站在我們前麵的那幾個人眼睛盯在名單上，我從他們的後腦勺上都能讀出揪心的痛苦。
小喬也緊張得屏息靜氣。他把名單從頭到尾瀏覽了一遍，然後又從尾到頭瀏覽了第二遍。最後拉了我一下，走開了。
走出大門，他問：“咱們坐一會兒？”
我說：“好。”
大門旁邊有個小小的花壇，我們倆坐在花壇邊上。他拿出一枝煙來，遞給我。我本來不抽煙，但是也接了過來。
抽到一半，他問：“我想進去，到病房裏找找。你想不想跟我去？”
我說：“你知道他叫什麽嗎？”
他說：“不知道，就知道他姓郭。剛才那個名單上沒有姓郭的。”
我心裏一陣揪心的痛，趕緊把煙在花壇的土裏掐滅了，說：“我還有點事兒，我先走了。”
我回到電話亭，又往電話機裏塞了幾枚硬幣，撥通了郭言的電話。郭言住的是單位宿舍，幾幢大樓組成了一個大院，大院門口有個傳達室，傳達室裏有一部公用電話。郭言給我電話號碼時囑咐我：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打這個電話。如果現在還不算萬不得已，那什麽時候才算呢？我必須知道他還活著。小喬的信息給了我借口。當然，我心裏也明白：姓郭的太多了，哪有那麽巧？
電話是一個老太太接的，我說了郭言的樓號和房間號，老太太就把電話放在桌上，取出一隻擴音器，站在院子裏喊道：“XX樓XX房間郭言，電話。”
隨後就是一陣寂靜，除了老太太翻動報紙的聲音，以及她和路過的人閑聊。“你好，”“回來了？”“火車站情況怎麽樣？現在還有火車嗎？”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一個女子的聲音：“劉大媽，找我們家郭言的電話？”
“對。”
“郭言睡覺呢。”
“嗯，那你替他接吧。”
話筒被人拿了起來，一個大大咧咧滿不在乎的女子的聲音：“喂，誰找郭言？”
我默默地把電話掛了。
五
生活以奇跡般的速度恢複。道路上燃燒的軍車被拖走，雜亂無章的隔離墩恢複了原位，行人無所顧忌地走上街頭，各大商場恢複了正常營業。
中國人有一種“成王敗寇”的心理。隻要你失敗了，你就是被曆史淘汰了，從前的勇敢如今也變成了魯莽，從前的正義如今也變成了不合時宜。反過來說，隻要你勝利了，你就是被曆史選擇的一方。六月三日晚上人們還在喊“打倒法西斯”，一個星期後就變成了“到底是共產黨厲害啊！”
“哼，”有人從鼻孔裏輕蔑地哼了一聲，“想跟共產黨鬥，還嫩了點兒！”
星期天下午，我再次溜出去打電話。隔著一條馬路看過去，電話亭的門已經不見了，我心裏一陣不祥的感覺。等我拿起電話機，發現聽筒裏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垂頭喪氣地往回走。剛要進樓門，正碰見李伯伯從裏麵出來。他一見我，臉上立刻綻放出禮貌的笑容：“哎喲喂，你這是從哪兒回來？”
我說：“我去打個電話。”
“你好像在家呆了一個星期沒上班？你的老板還在中國嗎？”他關切地問。
“應該還在吧，”我說，“但願還在吧。”
“李敏特別羨慕你，總跟我說你是個有本事的人，能掙大錢的人。”他盯著我，眼睛裏仍然帶著笑意。
我卻覺得這句話有點古怪，似乎後麵藏這一個“但是”。“沒有啊，”我說。“我就是一個秘書而已。”
“能給外國人當秘書很了不起，”他說。他抬起頭，目光掠過我的頭頂，仿佛是看向遠方，看向未來，“隻不過，外國人都是靠不住的。一旦中國出事兒，他們拔腿就跑了。這下你可怎麽辦呢？”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他。
他也並不想知道我的答案。他隻是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他可能已經等了很久。
六
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我雖然沒有得到確切消息，但也決定去上班。街上的人絕大部分和我一樣，期盼生活恢複秩序。隻有極少數人，仍然在各大醫院瘋狂地尋找親人。據說，有一個親屬直到一個月後才在某醫院的自行車棚裏找到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隻能通過衣服上的金屬鈕扣來確認死者的身份。
村田先生、川島小姐、小趙、我，四個人又見麵了。雖然我們隻是工作關係，但是畢竟經曆了一番劫後餘生，再見之時我心中竟有隱隱的感動，仿佛彼此產生了一絲絲親情。
對我來說，自從4月份學生抗議開始，有關天安門的一切就是我的全部。可是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這隻是世界上正在發生的眾多事件中的一件，當然是比較重要的一件。
自從進入1989年，日本人討論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引入消費稅。消費稅在日本已經討論了十年，一直阻力很大。竹下登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與政治家、官僚階層、企業、工會等各方達成共識，於1989年五月實行 3% 的消費稅。然而僅僅過了一個月，報應就來了。六月三日，竹下登因人力資源公司利庫路特的醜聞而被迫下野，宇野宗佑被推出收拾殘局，出任日本第75任首相。
“日本在六月三日換了新首相？”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巧合。
“是的。”村田先生說。
宇野在六月三日早晨才進入首相辦公室，晚上就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他明顯對此準備不足。美國的布什總統在五日宣布了五項針對中國的製裁行動，宇野亦在同日對天安門廣場的重大傷亡表示關切和憂慮。到了六日，在野黨派社會民主黨、廉潔執政黨、民主社會主義黨不滿宇野的軟弱，分別發表譴責中國政府的聲明。宇野遂在七日再次發表聲明，強調政府不能把槍口對準國民，並召見中國大使，轉達日本政府的嚴厲譴責。
雖然日本政府譴責中國的口氣不如美國強烈，但日本人卻在大量撤離中國。六日，三和銀行、日本生命保險、鬆下電器、西武百貨公司、三越百貨公司等駐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辦事處人員共1163人回國。七日發生了中國戒嚴部隊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的事件， 3名日本使館人員住宅遭到槍擊。同一天，又有1774名日本人離開中國。
出於安全考慮，佳能公司也希望北京辦事處的人員回國，但村田先生和川島小姐都認為自己是中國通，在中國能夠絕對安全地生活。“不過，”川島小姐補充了一句，“村田先生最喜歡的酒吧關門了。”說完，還向我和小趙眨眨眼。我們立刻想到酒吧的陪酒女，於是露出會心的微笑。其實我一點笑的心情都沒有，隻不過是表演了一下，希望川島小姐感到她的笑話起了作用。
午飯時間到了，村田先生提議到樓下中餐廳吃飯，他請客。我們來到電梯間，一按按鈕，電梯眨眼之間就來了。走進電梯，按下一層，電梯一口氣把我們直接運到目的地。
中餐廳裏空空蕩蕩，十幾個穿著旗袍的服務員百無聊賴地站在門口。見我們進來，臉上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十幾個人一起彎下腰，齊刷刷向我們鞠躬致意。
我還是頭一次感受到自己如此尊貴，如此受歡迎。
領位員領著我們往裏走。這個能坐300人的宴會大廳此時隻有一對顧客，坐在緊靠窗口的位置上。透過寬大明亮的窗戶，可以看到行人廖廖的長安街，一隊坦克正在從西往東巡邏。
領位員問我們要不要坐在窗口，平時那可是搶手的位置，來晚了就沒有了。
村田先生看了一眼徐徐經過的坦克，說：“我們還是離窗口遠一點吧。”
四個人就坐之後，村田先生拿起他麵前的菜單，說：“小王，小趙，你們倆一人點一個你們最想吃的菜。”
他的話讓我感覺悲哀，似乎他仍然有隨時撤回東京的可能，這也許是我們的最後午餐。
我打開麵前的菜單，一眼看到了魚翅。我想起我的小學同學給我講過的故事：改革開放之初，他的姑媽從美國來北京探親，在北京飯店請他吃魚翅，他卻以為魚翅是粉絲。
我說：“我點個魚翅。”
小趙輕蔑地笑了一聲。他總是要顯得自己見多識廣。“你一定沒吃過魚翅吧？”他說，“那玩藝兒其實沒什麽好吃的。”
我臉紅了，爭辯說：“就因為沒吃過，所以才想試一試。你呢？你想吃什麽？”
小趙點了一個清湯柴把鴨，然後對我說：“等會兒你嚐嚐我點的菜，那才是譚家菜的代表作。”
點好菜，服務員走了。我們開始喝茶，聊天。窗外又開來一隊坦克，這次是從東往西，也不知是剛才那一隊掉頭回來了，還是另外一隊。這一隊坦克行駛在飯店這一側的道路上，履帶輾過時，瓷勺在瓷碗裏輕輕顫抖，發出細碎的“卡靈卡靈”的聲音。
坐在窗口的那一對西方人一直在觀察著長安街上的動靜。這時，身材瘦長的男人拿出了相機，對準了街上的坦克。他剛一舉起相機，我就看出他不是記者。這些日子我在廣場見到了太多的記者，職業記者絕對不會像他那樣拿相機。他應該隻是一個旅遊者，陰差陽差趕上了天安門事件，別的旅遊者都跑掉了，他和女伴卻出於好奇留了下來。
第一輛坦克忽然停住了，後麵的坦克亦紛紛停住。幾輛坦克上的炮口齊刷刷地向右慢慢轉過來，慢鏡頭一樣轉了90度，直到正對著餐廳的玻璃窗。
一個女服務員端著菜正在向那對西方人走去，突然發現坦克的炮口直指著她，嚇得一聲尖叫，手中的菜滑向地麵。瓷器掉在地毯上發出沉悶的響聲。 女服務員的胸前濺滿了菜湯。她張著雙手，驚恐地左看右看，試圖尋找一個避難的地點。此時她不幸已經成為整個大廳裏最高的物體，因為那兩個西方人，以及我們四個人，都已經出溜到各自的桌子底下了。
過了不知多長時間，我們頭上的瓷勺又在瓷碗裏輕輕顫抖起來。伴隨著細碎的“卡靈卡靈”的聲音，坦克走遠了。
一個經理模樣的男子走到我們桌前，彎下腰，對我們和顏悅色地說：“沒事兒了，沒事兒了。”
我們從桌子底下爬了出來。村田先生臉色有一點尷尬。作為辦公室的最高領導，年齡最長的男性，竟然也在關鍵時刻像小姑娘一樣往桌子底下鑽，他肯定覺得丟了麵子。餐廳經理繼續點頭哈腰地表示：“今天沒有魚翅，也沒有清湯鴨子，這兩個菜都是功夫菜，要提前兩天準備。這幾天餐廳裏人少，店裏隻有一些大眾菜，比如揚州炒飯。”
我說：“很好，這是個好兆頭，我吃不到魚翅，村田先生就不會離開中國。”
村田先生臉上露出了笑容。小趙衝我作了個鬼臉。
“你可真會拍馬屁。”下午，趁村田先生不注意，小趙惡狠狠地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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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張宏民檢討了， 杜憲和薛飛拒絕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