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二章 雙城記
一
我父親於1941年出生在山東半島南部海岸的一個小漁村裏。那裏自然條件惡劣，且戰亂頻仍。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每當發生饑荒或戰爭時，那裏的人就會向北遷移，俗稱“闖關東”。
我父親九歲時，被我爺爺帶著去了東北。據說當時闖關東有兩條路：陸路和水路。坐漁船穿越黃海比走陸路要省力，但也有風險：如果風向不對，有可能被刮到韓國或日本。 闖關東之旅想必也充滿了緊張刺激的情節。可惜，我父親和我外婆一樣惜話如金。偶爾提到自己的遷徙，也是從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視角。他會感慨自己當年冒著生命危險離開的貧窮的漁村，如今變成了繁榮的海港。“誰能預見到這一點呢？”他會惋惜地說：“貧瘠的土壤突然值錢了，隻因為韓國和日本需要我們的鐵礦石，煤炭，水泥，鎳，鋁土礦......”
1959年，我父親高中畢業。他不是頂尖的學生，但他想去北京上大學。通過一番研究，他發現北京鋼鐵學院（現為北京科技大學）的錄取標準比其他學校略低。這是因為北京鋼鐵學院的學製是五年，當年除了北鋼之外，五年製的就隻有清華了。一般人都不願意在一個不太有名的大學裏渡過五年青春。但我父親隻是想去北京，不在乎多學一年。我的祖父一直是個流動小販，那時剛剛攢夠錢盤下一家小商店。他向自己唯一的兒子保證：隻要你肯學習，不管學多少年，我都會全力支持你。就這樣，我父親申請了北鋼，並且被錄取了。
我父親認為：去北京上學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關鍵的兩個決定之一。起初，他隻是想去首都，因為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等到“三年自然災害”來臨，他才意識到這個決定有可能救了他的命。從1961年到1963年，中國遭遇到了嚴重的糧食短缺，因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據說達到3000萬。餓死的人大部分都在農村。北京居民能夠勉強吃飽，大學生食堂又比普通居民供應得更加充足。主食是能夠管飽的，周末能多吃一個雞蛋或者一份肉菜。
我父母都是北鋼的學生，但直到1961年才確定戀愛關係。自從我爸成為我媽正式的男友，我媽就開始每周六晚上回家，把她的餐券留給我爸，以便他可以享用雙份的雞蛋或肉菜。如果依她的心願，她願意把周日的晚餐也讓給心愛的人，但我外婆的耐心總是在周日午餐之後被磨蝕殆盡，開始朝我母親嘮叨：“我自從18歲以後就沒有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
雖然我母親對我父親的愛經受了饑餓的考驗，但在畢業之前，他們的關係遇到了更加嚴峻的挑戰。我母親很容易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父親就沒有那麽幸運了。理論上，他也可以申請北京的工作，但他既不是最優秀的學生，也沒有過硬的社會關係。
又經過一番深入細致的研究，我父親申請了天津的一個職位。天津距離北京不遠，也是直轄市，但它的吸引力就比北京低很多，因而競爭者寡。我父親認為這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地方。可後來的事實證明：外地人不願意來天津是有道理的。天津風氣保守，且相當排外。我父親一生事業毫無建樹，既比不上留在北京的同學，也比不上回到原籍省份的同學，他自己的解釋就是天津限製了他的發展。不過他並不後悔，他選擇天津落腳是為了娶到我母親。所以他的故事也可以說成是為了愛情而選擇平庸的生活。
我父親和我母親一畢業就結了婚。兩年後我來到了這個世界。從結婚一直到我九個月大，他們倆一直兩地分居。1967年，我父親終於說服我母親放棄了北京的戶口和工作。我外婆對此一直心懷不滿。 “那個小白臉太精明了！”每次提到我父親，她都要這樣恨恨地說。
我父親則說：選擇天津是他一生中做出的第二個重要的決定。那時他才23歲，從此之後他就再沒作出過什麽值得一提的事情。
對於放棄北京戶口，我母親從未公開表示過後悔。2000年我女兒出生時，她去醫院探望我。她抱著自己的外孫女，輕聲地念叨著：“你這個小北京人兒，你這個小北京人兒。你多幸運啊，一生下來就是小北京人兒。”
二
我母親隻有56天的產假。第57天，她回到工廠上班，順便把我送進了廠辦日托中心。日托中心是用鑄鐵車間的廠房改建的，所以有著高高的天花板。我躺在窗戶旁的一張嬰兒床上，無形的風好像手臂一樣，把窗簾掀起又放下。窗簾下麵露出一個女人的半張臉。她的眼珠左右晃動，最終定格在我的身上。那個洞穴般的房間裏睡著幾十個孩子，不知為什麽那女人偏偏對我感興趣。我感到恐怖。我大聲地哭。我一哭，那個女人就不見了。風也停了。窗簾安然落地。我的世界重新陷入寂靜。直到今天，我都堅持認為以上情景來自於我自己的記憶，但我母親則說這絕不可能。心理學實驗證明：六個月大寶寶的記憶力隻能持續24個小時，九個月大寶寶的記憶力隻能持續三十天。
這個場景也可能來自閱讀加想像。集體育兒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當時整個國家都處在理想化的高潮中，認為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私有財產將被取消，兒童應該集中養育。出生於1957年的作家王朔曾在他的自傳體小說中寫過一個類似的細節。他整個童年都在寄宿學校度過，由保姆和老師共同撫養。但每年都會有那麽一天，一個女人會突然冒出來，摟著他，要求他叫“媽媽”，並與他合影。他起初感到很尷尬，但看到每一個同學都會被一個類似的瘋女人騷擾，心理也就平衡了。我很有可能是在讀了這些小說之後，再加上一點想像，創造出了我自己的敘事。
當我母親搬到天津時，她就把我留給了我外婆。為什麽要這樣安排呢？直到今天，我父母也沒有正式給過我一個解釋。隻有一次，他們提起：我三歲那年，他們得到一個機會，可以讓我入讀天津市最好的幼兒園，於是把我接回了天津。但我對上幼兒園很不適應。幾天之後，我宣布明天不去上學了。我父親打了我一巴掌。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因為我精力充沛不依不饒地哭了一夜。那時我們家住在一間不足15平米的公寓房裏，我的哭聲讓整棟樓的人都心神不寧。天亮後，我父母筋疲力盡。我母親帶我去火車站，登上了第一班返回北京的火車。
他們想用這個故事證明：他們給過我機會，但是我自己放棄了；他們還想證明：我是一個固執的孩子，而他們對我十分縱容。但問題是我根本不記得這件事兒。不過，從寫作的角度來說，普通的作家可以編造情節，隻有傑出的作家才能編造細節。我父母所描述的細節是可信的，我不認為他們有憑空編造出這些細節的能力。
三
我在外婆家一直生活到12歲，但我從來都沒有北京戶口。按道理說，我是不能在北京上學的，但毛澤東時代有它自己的政治正確性，那就是“全國一盤棋”。我們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沒有貴賤之分。我父親特別擅長使用這個角度。他說服了我外婆家附近的一所小學的校長，於是我就以借讀的身份注冊入學了。如果換到現在，外地生借讀至少得交幾萬塊錢借讀費。
1973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背著小書包，快樂地走進月壇一小的大門。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相信這種說法，因為我真切地感覺到我就是那幸運的三分之一。
兩年後，學區對學校進行了調整。月壇一小的校舍改成了月壇中學。月壇一小的學生一分為二，分流的標準是月壇南街。住在月壇南街南側的都去三裏河三小，北側的去月壇二小（改名為月壇小學）。我家就在月壇南街北邊，與我隔街相望的對麵公寓樓裏的同學就去了與我不同的學校。在宣布決定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感覺月壇南街就是台灣海峽。我幸運地留在了大陸，而我可憐的朋友不幸流落到台灣。
我一直生活在這種樂觀情緒裏，直到1978年。
四
1976年是中國劇烈動蕩的一年。周恩來逝世、“四五運動”、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一個劇變接著一個劇變。塵埃落定之後，“毛澤東時代”就結束了。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學就停止了正常的運作，一直到1977年才恢複高考。這一年，將近六千萬年青人懷揣希望湧入了全國各地的考場。大約有4.8％被各級大學錄取。
教育的話題席卷了各個階層。如果你想進入一所優秀的大學，那麽你需要進入一所頂尖的高中，而為了進入好高中，你需要先進入好小學。幾乎一夜之間，月壇小學的老師們卷起袖子開始了行動。家庭作業多了起來，每周都會有測試。好學生被老師帶著到處去參加數學競賽。
這些老師們幾乎都像我的父母一樣，在文革前讀完了大學，在文革中忍受著“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詛咒。突然間，他們再次成為受尊重的社會成員。我父母一直對鄧小平心懷感激，因為是他在1977年宣布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隨著中國人重新發現學習的熱情，地區意識也開始冒頭。1978年，北京重新調整了學區，將學校劃分為重點和非重點學校，並且明確規定：非北京戶籍不能考重點校，隻能在非重點校借讀。理由很簡單：如果你不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北京市為什麽要把寶貴的資源浪費在你身上？
1978年6月，我的老師在課堂上點了幾位學生的名字，通知他們去參加重點中學入學考試。我通常是屬於這個群體的，但不知為什麽那個名單裏沒有我。幾天後，我父親突然來到我外婆家，宣布要帶我回天津上學。我這才知道，原來班主任老師給我父親打了電話，告訴他：我沒有資格在北京上重點中學。如果繼續留在北京借讀，我隻能去第一百一十一中學。它是西城區最差的學校之一。
我並不在乎去哪所中學，我隻是無法接受回天津。我已經完全習慣於與外婆在一起的生活，無法想像世界上還有別的地方可以稱為家。
在1978年之前，我一年隻能見到我父母兩次。夏天我會回天津過暑假，冬天他們會來北京過春節。每次，當我母親剛剛見到我的時候，總是對我百般溫柔，大概是為了彌補我不在她身邊的愧疚。然而過了幾天，就在我們即將分手的時候，她會突然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發不成比例的脾氣，似乎她對我一直看不慣，前幾天都在忍著，如今終於到了極限。好在每次到了她發脾氣的階段，我們短暫的相聚就已經接近尾聲了。
一想到我將和他們日複一日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我的淚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我從外婆家跑了出去，躲在公共衛生間裏。我們這一層樓幾十位女性共用這一個衛生間，高峰時段總要排隊。能夠獨自一人在這裏哭，這可真是難得的奢侈。我傾注了所有能量，嚎叫，大哭，幾乎窒息。我決心堅守陣地。我父親絕不敢硬闖女廁所把我拖走！
過了一會兒，我的哭聲開始變弱，我的眼睛也流幹了。我希望外婆來接我，給我一個台階下，但她始終沒有出現。舞台上隻有我自己一個演員，我不知道這場戲該如何結束。我在洗手盆下看到一瓶洗滌劑——不是我們現在使用的溫和中性的家居洗滌劑，而是工廠用的強酸性清潔劑。我打開瓶蓋，將刺激性液體倒入洗手盆裏。一股酸霧升騰起來，嗆得我涕淚橫流。就在這一刻，一位鄰居走了進來。作為一位擁有常識的女性，她立即捉住我的胳膊，把我扭送回外婆家，就像警察將嫌犯交給檢察官一樣：“這孩子在廁所裏玩兒強酸，太危險了！”
我外婆什麽都沒說，隻是遞給我一個背包。當我在衛生間痛哭的時候，她已經給我打好了行李。我並沒有什麽私產，無非就是幾件衣服。我父親二話不說，當即拉著我前往火車站。
火車開動了，我的眼淚再次湧上來。我父親冷冷地說：“你要麵對現實。“
這是他的原話：“麵對現實”。在此之前，我隻在電影中聽到過這種措辭，通常都是共產黨訊問者向剛剛被捕的國民黨特務說：“你已經被我們抓到了，麵對現實吧。”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怎麽可能是一個父親對一個十二歲女孩說的話？
三十年後的2008年，我兒子在加拿大開始上幼兒園。對於一個從沒離開過父母的孩子來說，第一次麵對陌生的環境有些抗拒是完全正常的，而對我兒子來說，還要加上語言的困難——幼兒園老師隻說英語。那時我正在《明報》溫哥華分部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幼兒園老師的電話。“你的兒子不停地哭。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的母親講話。”我聽出老師很不耐煩。一般小孩哭上兩個星期也就夠了，但我兒子上幼兒園已經快一個月了。老師說完就把電話交給了我兒子，後者用嘶啞的聲音發出了一串急促的音節。我完全聽不清他在說什麽。
我心裏很急，因為我是在辦公室接的電話。我不想讓同事知道我對一個三歲孩子一籌莫展。於是我脫口而出：“我會早點下班來接你，好嗎？但你現在需要麵對現實。”
掛上電話，一位來自香港的同事問我：“安納，你的兒子多大了？他明白'麵對現實'是什麽意思嗎？”
我很震驚。我簡直不相信這是我剛才說過的話。我還記得當年我父親對我這樣說話時，我如何深受傷害。我不是發誓要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嗎？我閱讀能找到的每一本育兒手冊。我會蹲下來與孩子交談，以避免身高的差異給他們造成壓力。這都是我父母絕對不曾做到的。我敢打賭，如果我與兒子麵對麵交談，我不會說那冷冰冰的四個字。但是電話讓我失去了警惕，說漏了嘴。也許我並不比我父母好很多。也許我的心靈從來沒有擺脫枷鎖。
奇怪的是，我兒子聽到“麵對現實”，竟然真地就不再哭了。他肯定無法理解這四個字。但他大概可以感覺到：這不是為人父母應該說的話。說這句話的嘴唇，一定不是今天早上與他親吻告別的嘴唇。這麽奇怪的事情都能發生。最好還是先止住哭泣，也許還會有比上幼兒園更糟糕的事情。
和我父親一樣，我成功地疏遠了我的兒子。
五
1978年5月，我回到天津。我父親安排我到陳塘莊小學注冊上學。老師們不太願意接收我。中學入學考試即將來臨，一個來曆不明的人可能會降低整個學校的平均分。我父親懇求他們至少給我一個測試，他們同意了。一個老師帶我去了一間空教室，遞給我兩張考卷。一張數學，一張語文。等我答完了，那位老師走進來，收了卷子，一言不發地離開了。
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這所學校是一排排的灰色平房。眼前的木窗台開裂了。我坐的桌子和椅子也很醜。這所學校比我的月壇小學落後二十年。我的心開始下沉。樂觀的泡沫開始破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難道我不再屬於那幸運的三分之一？
我父親站在不遠處的一棵樹下，穿著一件白得耀眼的襯衫，右胸前的衣兜上插著一隻鋼筆。這是那個年代工程師的標準打扮。我遠遠打量著他，心想：“這個家夥是誰呢？憑什麽就把我拖到這裏來？誰給他的權利？我怎麽知道他是我真正的父親？”
那位老師再次走進來，領我回到了大辦公室。幾位老師看我的眼光都與剛才不同了。一個老師問我：“你在北京算是好學生嗎？”
“我中等吧......中等稍微偏上一些。”
另一位老師歎道：“看來我們和北京的差距不是一點點啊！”然後，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事實上，我之所以這樣回答隻是出於謙遜。即使在北京，我在同齡人也能排到前10％。我沒想到我的謙遜把這些好老師帶入自我懷疑。就像我在生活中犯過的大多數錯誤一樣，我以為自己的言行是出於善良，實際上卻是出於無知。我無知，因為我在等式中永遠隻能看到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父親拉著我的手。我偷眼看他，感覺他臉上正在發光。
這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重要性等於我外婆“被娘家上趕著送來”。 他們是不是我真正的父母已經不重要了。我發現了與他們和諧相處的竅門：隻要我學習好，他們就能接受我。
我在陳塘莊小學隻呆了一個月，但那短短的一個月裏，我享受著明星級別的關注。不久就到了中學入學考試的時候。我取得了足夠高的成績，考上了河西區最好的中學：新華中學。然後，暑假就到了。
六
我坐在火車上，望著無盡的田野。我要回北京與我外婆一起過夏天。在北京與天津之間是廣闊的華北平原。單從地形地貌以及農作物的品種，你看不出來天津在哪裏結束，北京從哪裏開始。除非你能看到鐵路邊寫著“北京”兩字的白色木牌，而這正是我一刻不敢眨眼的原因。
我第一次痛苦地認識到北京是多麽地大。在此之前，我曾將北京等同於外婆所住的公寓樓，最多再加上月壇公園和月壇小學。現在，即使我看到了那塊寫著“北京”的白色木板，我還要再坐一個小時的火車，外加十站地鐵，然後再走上十五分鍾，才是我外婆的家。
這是我第一次理解什麽是空間，就像上一次，當外婆去街道辦事處的時候，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什麽是時間一樣。焦慮和痛苦是認知的源泉，此事一再發生在我的身上，不知其它人是否也遵循這一規律。
外婆家裏的一切都像我從未離開過一樣。樓下的便利店、飯店和街上的書店都還是老樣子。北京兒童醫院的煙囪也還在晝夜不停地釋放白煙。不一樣的隻有我。因為意識到自己沒有北京戶口，即使睡在外婆的家裏，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人。
在我移民到加拿大後，我開始閱讀加拿大的曆史。1534年，法國探險家雅克·卡蒂埃抵達現在的魁北克。當他回到法國時，他綁架了兩名年輕的印第安人。第二年，他的探險隊回到了新大陸。當他們進入聖勞倫斯河河口時，他將這兩個印第安男孩帶到甲板上。木船板在腳下吱吱作響，狂風拍打著頭頂上的旗幟。兩個男孩子緊盯著岸邊，突然，一名男孩大聲喊道：“去加拿大的路！”卡蒂埃於是在他的筆記本上寫道：“這片土地被稱為加拿大。”
曆史學家指出：卡蒂埃的理解是錯誤的。印第安人的頭腦中還沒有建立起整片大陸的概念。加拿大隻是“村莊”、“定居點”的意思，是男孩子所在部落安營紮寨的地方。
我當然同意曆史學家的看法。不過，當這兩個男孩被從“加拿大”帶離時，“加拿大”對他們還意味著打獵後走上一小時便能返回的村莊。可等他們被迫來到大洋的另一邊，然後再航行回來，“加拿大”在他們心中，就已經成為一片遙遠的，和歐洲截然不同的，需要耐心與堅忍才能重返的大陸。此時此刻，這兩個男孩對於空間的理解，想必已經與他們留在故鄉的親人截然不同了。
上一篇：《活成萬語千言》
下一篇：《閨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