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白靄鄰（Allen Bai）， 是隆石達大學（社區大學）卡車駕駛專業大一學生。PBS的最新紀錄片《亞裔美國人》播出以後，我和我僅有的另外兩個亞裔同學約在我家裏一起看節目。由於疫情的關係，我們幾個好久沒有在一起聚會。本來那天天氣不錯， 我們準備後院燒烤。火剛剛點起來，就來了一場大雨， 隻好轉移陣地，帶著燒烤的食料來到我父母經營的小餐館裏做室內燒烤。我們邊吃邊聊，大家一致同意開中國餐館起早貪黑辛苦， 每年總要遇到一兩次搶劫的事，還會有生命危險，我們這一代亞裔是不會再幹了。朋友史高特說，我們要讓二十年以後的《亞裔美國人續集》有我們亞裔美國人開著大卡車在美國討生活的鏡頭。這將是美國華裔曆史更加輝煌的一頁，是我們這一代亞裔美國人奮鬥的詩章。
作為這個學期寫作課的作業，任課老師曾建議我寫一篇《亞裔美國人》的觀後感，或者寫一首詩也行。可是，我發現在這個時候很難作詩。我不想隻關注我自己族裔的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認識所有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經曆的挑戰，痛苦和創傷。哪怕是在今天。鑒於明尼蘇達州的抗議活動是由警官暴力執法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發的，我特別想談談社會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和敵視。如果我們不認真反省，這種態度會給我們所有人招來暴力。
我們亞裔美國人中長期以來一直普遍存在著被社會敵視的言論和成見。我從小就聽到親朋好友（甚至我的父母），對美國社區微妙的、有時明顯是逃避主義的談論：我們不在主流社區長大；主流社會有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跟所謂的社會人交朋友，不要卷入個人解放運動中。
他們的意思很明確：我們是被歧視的少數族裔——廚師，按摩師，聽話，安分守已，沒有成就。我們跟主流社會的精英不相幹；我們隻會站在地上仰望高山上的那些人。我周圍的亞裔美國人，包括我自己，都不願意，有時甚至拒絕參加有關主流社會的討論，哪怕我們被白人至上主義者追殺，哪怕我們在自己的社區被無情地槍殺，哪怕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謀殺，哪怕我們的父母因為開雜貨鋪而惹來殺身之禍時。
我們亞裔美國人寧願相信我們將會在某一天幸免於歧視。畢竟，我們中的有些人生活在富裕的社區，把孩子送到頂尖的大學，從事舒適的專業工作。正如詩人Cathy Park Hong所寫，我們相信我們是“下一個……被同化的人”，我們會獲得少數人所擁有的特權，會從因為階層導致的所有負擔中解脫出來。
然而，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生活在社會的中下層， 遠離富裕的社區，也進不了頂尖的大學，不能從事舒適的專業工作。我們的父輩們生活更加清苦：我父親跳船來到美國，在中餐館一幹就是三十年。前頭十六年沒有身份，是全社會最受歧視的那一層，每年隻休息一天。慢慢地從打雜，油郭， 到炒鍋。我小學期間，父母沒有來我們學校參加過一次家長會。我抱怨他們不關心我，不關心我的學校，不關心我們的社會。五年級的聖誕節前，媽媽猶豫很久後對我說：要不媽媽今年就來參加一次學校的聖誕節活動吧！ 但參加學校的聖誕節活動，加上來回路上的時間，可能要損失40美金。在我們家，40美金當時還是一筆比較大的數字，會影響到那個星期的收支平衡。所以媽媽說，那樣的話就沒有錢從學校裏買聖誕包裝紙了（學校的募捐活動）。我考慮了很久， 最後還是選擇參加學校的募捐活動， 媽媽卻沒有參加學校的聖誕節活動。
在家裏， 父親有時也會抱怨生活的艱辛，社會的不公平。但大多數時候他還是樂觀的。他一直對我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作為匹夫，就應該為社會創造財富，腳踏實地為下一輩美好生活鋪路。
他還說，我們在這個社會的生存一直是有條件的。十九世紀當中國勞工初來美國時，他們被私刑處死，《排華法案》禁止他們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排華法案》是美國曆史上唯一的明確針對某一種族群體的聯邦法案。當早期的亞裔移民，如Bhagat Singh Thind，試圖申請公民身份時，所有亞裔美國人都被剝奪了法律人格權，而直到1965年，法律人格權隻能授予“自由白人”。當珍珠港被炸時，日裔美國人被圍捕、拷打並拘禁在集中營。當冷戰達到頂峰時，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華裔美國人受到聯邦特工的恐嚇。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生意和生計。當新冠病毒襲擊美國時，亞裔美國人遭到攻擊、唾棄和騷擾。我們被指責為“病毒攜帶者”；我本人最近就被指是“吃蝙蝠的人”。我們誤以為自己在這個國家表現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太舒服——我們永遠不會真正屬於這裏。
這裏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我們曾經遭到的啟示：1982年6月19日，當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因來自日本的競爭而每況愈下時，27歲的華裔陳果仁（Vincent Chin）走進一家酒吧，慶祝即將到來的婚禮。被解雇的白人汽車工人Ronald Ebens和他的繼子Michael Nitz也在場。陳果仁離開酒吧時，那對父子跟蹤他，把他逼到一個麥當勞的停車場，然後用金屬棒球棒猛擊他，直到他的頭顱開裂。他們對陳果仁說：“正是因為你這個婊子養的，我們才失業。” 後來，這個謀殺案傳開，在美華人義憤填膺，要求判Ebens和Nitz有罪。謀殺陳果仁的凶手們隻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罰款3000美元，沒有坐牢。郡法官Charles Kaufman說：“這兩個人不是該被送進監獄的那類人“。那麽誰該被送進監獄呢？
觀看《亞裔美國人》時，我被陳果仁的媽媽Lily的視頻片段深深地困擾。她是一個小個子華裔女人，長得像我們的奶奶，或者我們的媽媽，姨媽姑媽。在鏡頭前，她的臉皺巴巴的；她哀求和哭泣的聲音可憐得像動物一樣，“我要為我的兒子伸張正義。”
雖然我們無法將亞裔美國人麵臨的挑戰與很多美國人遭受的野蠻暴行相比，但我們今天擁有的一切都歸功於美國人發起的民權運動。由於我們的共同努力，亞裔美國人才不再被稱為東亞病夫；正是因為美國人呼籲結束種族主義的住房政策，我們才得以和所有人住在同一個社區；正是因為美國人反對種族主義歸化法，亞裔美國人才獲得了公民身份，並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認。正是因為主流美國人的社會活動，陳果仁這樣的故事才被人們記住。我們之所以有坦然地成為“模範少數民族”的自由，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更好或因為我們努力，而是靠主流美國人的鬥爭和支持得來的。
2020年5月25日，喬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雜貨店使用20美元假鈔購買香煙。警官Derek Chauvin趕來後抓住弗洛伊德，用膝蓋卡住他的脖子上長達八分鍾。在隨後網上流傳的視頻中，你能看到，在三四分鍾的時間裏，弗洛伊德為自己的生命哀求，他說自己已經無法呼吸。喬文（Chauvin）繼續用膝蓋壓迫他。與此同時，另外三名警官就站在Chauvin一邊旁觀。隻是旁觀， 什麽都沒說，任由弗洛伊德慢慢地停止掙紮。
我看到，我周圍的亞裔美國人對警察的暴行紛紛表示憤慨。我對華裔社區尤其感到欣慰，他們對謀殺美國人所持有的憤慨讓我感到欣慰。在明尼阿波利斯，有那麽多社會活動家聯合起來支持抗議者的同時，也有那麽多美國華人選擇了對這次抗議“感同身受”。同一群華人曾經在新冠流行期間大聲疾呼反對歧視亞裔，在談到弗洛伊德的謀殺案，他們對警察的野蠻執法感到震驚。
我知道我們美國華人的心與受害者的家人在一起。我看到在全美抗議人群中有亞裔美國人麵孔出現，我聽到我們美國華人聯合會已經發表公開聲明。我要說，這一次， 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
我呼籲所有美國華人觀看《亞裔美國人》這樣的作品，認真反思我們自己的曆史，也反思我們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共同曆史——我們的覺醒和自由與非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美國人等的自由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我們不可能生活在曆史之外。喬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經發生在19世紀的中國勞工和陳果仁身上，並且將繼續發生在我們和所有少數族裔身上，除非我們不再保持沉默。沉默從未保護過、也永遠不會保護我們。
我們華裔的曆史不隻有一大串聽話的廚師、按摩師和剃頭匠；我們的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動家、鬥士，尤其是幸存者。我經常想起日裔集中營幸存者Yuri Kochiyama，他後來成為著名的民權活動家，並與馬爾科姆·X（Malcolm X）等社會活動家建立了密切關係。她曾說，“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我們拒絕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呼籲對我們自己社區的種族公正。貶低或壓製其他少數群體的正義根本不是正義。宗族主義幾百年來一直在威脅我們所有社區。在這個許多享有特權的少數族裔都站在宗族至上立場上的時候，我們要問：你和誰站在一起？
在這裏，我們是指我和我兩個一起看《亞裔美國人》大學同學；是指年輕一代的華裔美國人。你們是指是我的父母；上一輩，上幾輩赤手空拳來到美國的中國人；是指先到美國的華裔美國人；也是指被歧視的所有美國人。我們和你們，共同生活在一個美麗的世界；我們和你們，正共同經曆一個偉大的時代。願戰火平息，願瘟疫清退，願歧視消融， 願人人平等。
我要說，這一次， 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