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節傳簿》所載“西遊”戲曲考

《禮節傳簿》所載“西遊”戲曲考

曹 炳 建   楊 俊

 

摘 要：本文對《禮節傳簿》所載“西遊”戲曲進行了全麵考察，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唐僧西天取經》一劇產生於明代前期，而非如學者所言是“元代戲曲初起時的遺存”或“宋代”劇目。《禮節傳簿》所載“西遊”戲曲的發現，彌補了《西遊記平話》現存資料之不足；其中有關宗教內容，說明了《西遊記》和民間宗教千絲萬縷的聯係；其豐富的想象力，又是《西遊記》想象力的重要源泉。

關鍵詞：《禮節傳簿》 《西遊記》 “西遊”戲曲

 

《禮節傳簿》全名《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1]，1985年發現於山西潞城縣。此簿為古代農村舉辦迎神賽社活動的祀神程序，然為娛神娛人的需要，故保存了不少院本、雜劇、傳奇、隊戲等戲曲史料。該簿封麵有“萬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等字樣，經專家考證確為明代抄本，故十分珍貴。其中部分劇目敷演“西遊”故事，對研究《西遊記》具有重要意義。今就有關問題予以探討，以期引起更多《西遊記》研究學者的注意。

一

《禮節傳簿》現存的有關“西遊”故事的劇目主要有三種情況：

一、最重要的《唐僧西天取經》一劇。此劇主要見於《禮節傳簿》的第四部分“啞隊戲”。原文如下：

《唐僧西天取經》一單　舞

　　　　唐太宗駕，唐十宰相；唐僧領孫悟恐、朱悟能、沙悟淨、白馬，行至師陀國，黑熊精盜錦蘭袈紗；八百裏黃風大王，靈吉菩薩，飛龍拄杖；前到寶象國，黃袍郎君，繡花宮主；鎮元大仙獻人參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夕用妖怪一百隻眼，■波降金光霞佩；觀音菩薩，木叉行者，孩兒妖精；到車罕國；天仙，李天王，哪吒太子降地勇，六丁六甲將軍；到烏雞國，文殊菩薩降獅子精；八百裏，小羅女鐵扇子，山神，牛魔王；萬歲宮主，胡王宮主，九頭附馬，夜叉；到女兒國，蠍子精，昴日兔；下降觀音張伏兒起僧伽帽頻波國；西番大使，降龍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薩，阿難，伽舍，十八羅漢，四天王，護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嶽，四瀆，七星，九耀，十山真君，四海龍王，東嶽帝君，四海龍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釋伽仸。上，散。

此外，在《禮節傳簿》第三部分“昴日雞”條下所記錄的“正隊戲”，亦有“《唐僧西天取經》，舞”劇目。由此可見，此劇不僅在“啞隊戲”中表演，亦在“正隊戲”中表演。

對於《禮節傳簿》的文字，寒聲等先生曾予以整理和注釋（下簡稱整理本）[2]，但其中個別注釋亦有可商榷處，如：

1、“唐僧領孫悟恐、朱悟能、沙悟淨、白馬”一句，整理本言“‘朱’應作‘豬’”，誤。朝鮮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有關“西遊”故事的注文（下簡稱諺解本）[3]中就有“黑豬精朱八戒”；杭州飛來峰龍泓洞口“白馬馱經”浮雕亦題有“朱八戒”字樣[4]，至楊景賢《西遊記》雜劇[5]方變為“豬八戒”，並為百回本《西遊記》所繼承。因此，此處的“朱悟能”和早期豬八戒姓“朱”是吻合的。

2、“夕用妖怪一百隻眼，▉波降金光霞佩”一句，整理本稱“夕用妖怪”“疑係‘多目妖怪’之誤”，甚是；稱“▉波降金光霞佩”“疑係‘毘盧婆降金光黃霧’”，亦是，然“毘盧婆”似應為“毘藍婆”。現存百回本《西遊記》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下簡稱世本）第七十三回寫蜘蛛精與師兄多目怪合謀毒害唐僧，孫悟空打死蜘蛛精，請來毘藍婆，破了多目怪兩肋下千眼放射出的“森森黃霧，豔豔金光”。

3、“萬歲宮主，胡王宮主，九頭附馬，夜叉”一句，整理本稱“萬歲宮主”“疑是‘祭賽國萬聖公主之誤’”，不確，當以“碧波潭萬聖公主”為是。世本第六十二至六十三回寫碧波潭萬聖老龍為女兒萬聖公主招九頭蟲為駙馬，被孫悟空降伏事。

4、“下降觀音張伏兒起僧伽帽頻波國”一句，整理本稱“很費解”，甚是。整理本又言：“據《西遊記》八十回，無底洞老鼠精又名‘半截觀音’，她曾在黑鬆林假冒‘貧婆國女’誘唐僧。知‘頻波國’是‘貧婆國女’之誤，‘伽帽’是‘假冒’之誤，‘張法（伏）兒’是‘仗法兒’，‘起’疑是‘欺’，‘僧’字前漏一‘唐’字。如此，全句可為‘半截觀音仗法兒欺唐僧，假冒貧婆國女’。”可備一說。然所謂半截觀音在世本中即前文兩次再現的地湧夫人，顯有重複之嫌。按，楊景賢雜劇有“貧婆心印”一折，寫孫行者和天竺國一位精通佛理的貧婆辯論佛理而被難倒的故事。此句或即寫觀音下降，假冒貧婆國女張伏兒，與唐僧師徒辯論佛理，並啟發（起）唐僧師徒的故事。

二、散見的“西遊”故事劇目，主要有兩種：

1、《鬼子母揭缽》。此劇目於《禮節傳簿》中凡三見：前兩處分別見於第三部分“柳士獐”和“張月漉”條下，僅題劇目為《鬼子母捧缽》；第三處見於第四部分的“啞隊戲”，記載比較詳細，茲照錄如下：

《齊天樂•鬼子母揭缽》一單　舞“曲破”。

八大金剛（八位），四揭地神（四個），諸天子□，觀音，古伏，飛天夜叉（十個），伏■鬼子母，石頭附馬。上，散。

此劇本事出《寶積經》。《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入鬼子母國處第九“一節[6]。宋元南戲有《鬼子（母）揭缽》；元吳昌齡有雜劇《鬼子母揭缽記》，然均佚。楊景賢雜劇有“鬼母皈依”一折，寫鬼子母之子愛奴兒（一名紅孩兒）捉去唐僧，如來將愛奴兒罩於缽盂之下。鬼子母為救愛奴兒與如來鬥法，揭缽不起，不得已皈依如來。世本無此情節，或已將有關情節揉合入紅孩兒、鐵扇公主故事中。

　　2、《涇河龍王難神課先生》。見於《禮節傳簿》第四部分。原文如下：

《涇河龍王難神課先生》一單　舞。

唐太宗駕，十宰總管（十個），袁天罡，李淳風，袁守城，四魚夫（四個），天仸使者，天曹，地曹，人曹，涇河龍王，清江聖母，四海龍王，四瀆龍王（四個），魏征承相，巡海夜叉。上，散。

按，《永樂大典》有《夢斬涇河龍》一段文字[7]，學者認為即平話《西遊記》的一段佚文（學界簡稱大典本）。世本第九回寫涇河龍王為與賣卦先生袁守誠打賭獲勝，違背玉帝聖旨，私自改變下雨的時辰和點數，被當朝丞相魏征夢中處斬。

三、和“西遊”故事有間接關係的劇目，主要有以下三種：

1、《東方朔偷桃》。見於第三部分“翼火蛇”條下。據《漢武故事》載，有人獻一五寸小人於漢武帝，東方朔見之曰：此小兒已三偷王母桃。後民間訛為東方朔偷桃。元明無名氏有《東方朔》雜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載，猴行者八百歲時曾在西王母池偷吃蟠桃。諺解本寫孫吾空曾“入仙宮仙桃園偷蟠桃”。楊景賢雜劇寫孫行者曾“偷得王母仙桃百顆”。世本第五回寫孫悟空受命看管蟠桃園而監守自盜。

2、王母娘娘蟠桃會。見於《禮節傳簿》第四部分，照錄如下：

《王母娘娘蟠桃會》一單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左輔，右弼，天蓬，天猷，雷神，太白，三清上聖，杜康，九天玄女，肖夫人，白蓮，皇君，獻花童子（二位），後土娘娘，王母。上，散。

按，宋雜劇有《宴瑤池爨》。金院本有《蟠桃會》。宋元南戲有《王母蟠桃會》。元鍾嗣成有雜劇《宴瑤池王母蟠桃會》。明初朱有燉有雜劇《群仙慶壽蟠桃會》等，可見戲曲中多演蟠桃會故事。世本寫孫悟空於蟠桃會召開之前偷吃了會上美酒果品。

3、二十八宿鬧天宮。見於《禮節傳簿》第四部分，照錄如下：

《二十八宿鬧天宮》一單　舞。

玉皇駕，鎮殿將軍，十二元辰，天地水符三官，關公，二郎，五鬥星君，九曜星君，二十八宿，左輔，右弼，天蓬，天猷，雷神，真武，北極紫微大帝，六丁六甲，上元神將，劉忠信，哪吒，中元神將，下元神將，趙進達，李天王。上，散。

按，此劇本事不詳，然其對世本孫悟空大鬧天宮可能有一定啟發意義。

二

從以上材料不難看出，《禮節傳簿》中“西遊”故事已經相當豐富。那麽，其中最主要的《唐僧西天取經》一劇究竟產生於何時呢？

蔡鐵鷹先生在題為《元明之際取經故事係統的流行和影響——孫悟空形象探源之三》[8]（下簡稱《探源》）一文中認為，《唐僧西天取經》“是元代戲曲初起時的遺存”；但到其專著《〈西遊記〉成書研究》[9]第三部分：《外結構：〈西遊記〉成書的關鍵中介——談〈禮節傳簿〉的發現》（下簡稱“專著”）中，則從“宋元舊有劇目”進而推斷“其形成時間似不應遲於宋代”。我們認為，蔡鐵鷹先生所提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鐵鷹先生的理由之一，是說《唐僧西天取經》主要見於《禮節傳簿》的第四部分“啞隊戲”。隊舞、隊戲起源都相當早。隊舞“至唐宋時已清楚地表現為一種集體的配樂舞蹈”。隊戲的形成“不會晚於唐五代至宋初”。所謂啞隊戲，“大約隻是初起的隊戲”。由啞隊戲進一步發展，“就形成了演員少而集中，表演也較精彩的‘正隊戲’”。“《唐僧西天取經》在角色排場上屬於啞隊，其後標有‘舞’字，應是早期的隊戲”。

　　按，實際上，《禮節傳簿》中的啞隊戲和正隊戲的劇目並不是分屬嚴格的，其中所列二十五個啞隊戲，有八個同時見於正隊戲，其中正包括《唐僧西天取經》。同時，縱然隊戲這種民間戲劇形式起源比較早，但並不意味著其中所有劇目都是隨著隊戲的產生即產生的。專家研究顯示，宋雜劇、金院本、元雜劇、南戲乃至於明代雜劇和傳奇的不少劇作，都曾成為隊戲的表演劇目。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隊戲起源早，便認定《唐僧西天取經》一定是早期的隊戲。

鐵鷹先生的再一理由，是引用了黃竹山和張之中先生的觀點[10]。黃、張二位先生曾將《唐僧西天取經》歸入“宋元的作品”。

其實，黃、張二位先生的觀點也並不完全相同。黃先生認為：“《禮節傳簿》所載劇目相當多源於早期北方戲曲金院本和元雜劇，或者說受過它們的影響。”具體到《唐僧西天取經》，顯然黃先生認為是受了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的影響。但張先生卻認為：“元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有可能是從隊戲《唐僧西天取經》中汲取營養，加工提高而成的。反過來，如果舞台上早已有了《唐三藏西天取經》這樣的雜劇演出，農民何必增添出這麽多角色，把它弄得如此龐雜粗糙呢？藝術是不會倒退的。”

張先生“藝術是不會倒退的”的立論基礎是不錯的。但是，就吳昌齡雜劇和《唐僧西天取經》相比較來說，顯然前者更顯粗糙。吳昌齡雜劇的題目正名為：“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原劇已佚，趙景深先生的《元人雜劇鉤沉》[11]輯錄了本劇的兩折。其中一折寫尉遲恭奉命為唐僧餞行，並講述自己當年勤王救駕的故事。再一折寫唐僧途經回回國，受到回民師父的殷勤接待。此外還有幾折，則不可得知，據孫楷第先生推斷，全劇“至多不過五六折”[12]。由此看來，這個劇作故事情節還十分簡單，人物形象也沒有什麽特色。相對來說，《唐僧西天取經》情節的複雜性和人物的豐富性都遠遠超過吳昌齡雜劇。因此，還是認為《唐僧西天取經》隊戲後出較好。查鍾嗣成在《錄鬼簿》卷上將吳昌齡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13]，可見吳昌齡是元初作家，則《唐僧西天取經》最早也隻能是元代前期的產物，而不可能產生於宋代。

第三，鐵鷹先生又引用竇楷先生的觀點[14]說：“竇楷先生又發現，啞隊戲計有三百六十一個角色，人神混雜，朝代不分，但無論人神，基本上都出現於宋代之前。”因此，鐵鷹先生認為：“這也說明包括《唐僧西天取經》的啞隊戲都是很古老的。”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竇楷先生在論證了啞隊戲中沒有宋代以後的人物後，還有以下兩點判斷：“這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它很可能是宋以前的作品，至少是在宋代才有的；二是由於出自民間藝人之手，他們缺乏嚴格的時代觀念和曆史觀念”，“具體到編劇時，隻要符合劇情，便不管那朝那代，正麵人物還是反麵人物，都可以收攏進來。”具體《唐僧西天取經》屬於上述哪一種情況，竇楷先生沒有說明。那麽，又怎麽能推知《唐僧西天取經》一定屬於竇楷先生所論第一種情況呢？

此外，鐵鷹先生還從《禮節傳簿》的修訂時間上來證明《唐僧西天取經》“至少是出現在元中葉之前”。因為目前《禮節傳簿》僅僅發現兩部（另一部據鐵鷹先生介紹修訂於清嘉慶年間），還不足以說明《禮節傳簿》的修訂期，故不再論列。

其實，在《探源》一文中，鐵鷹先生也曾認為：“《唐僧西天取經》也不太可能是宋代劇目，宋末有幾則資料提到猴行者，卻無一例提到孫悟空與豬八戒。”不知何以到了其著作中，又會認為“其形成時間似不應遲於宋代”。

三

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隊戲《唐僧西天取經》隻能產生於吳昌齡雜劇之後，《禮節傳簿》抄成之前，即元代前期至明代萬曆二年之前。就在這一階段，又有兩種有關“西遊”故事的文學作品問世：一是楊景賢的雜劇《西遊記》，一是平話《西遊記》。對比這三部作品，可以發現《唐僧西天取經》和平話《西遊記》更為接近。

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全劇六本二十四折，比起吳昌齡的雜劇來說，規模已相當宏麗，情節已相當繁富。但是，其中除了收伏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等情節外，就取經過程所遇魔難看，也就隻有銀額大王、鬼子母、女兒國、火焰山等幾個故事，比起《唐僧西天取經》，則已經少了師陀國、黑熊精、黃風大王、黃袍郎君、人參果、蜘蛛精、多目怪、紅孩兒、車遲國、地勇夫人、九頭駙馬、蠍子精等故事。這充分說明，《唐僧西天取經》和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並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平話《西遊記》現學術界通稱為《西遊記平話》，可簡稱為《平話》。《平話》原書已佚，其殘文見於三部著作：除前述大典本、諺解本外，還有《銷釋真空寶卷》[15]中的有關記載（簡稱銷釋本）。諺解本這樣記載著取經故事：

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黃風怪、地湧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兒怪，幾死僅免。又過棘鉤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幾。

銷釋本中也這樣記載西行故事：

正遇著，火焰山，黑鬆林過；見妖精，和鬼怪，魍魎成群。羅刹女，鐵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紅孩兒，地湧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設（攝）入洞去；南海裏，觀世音，救出唐僧。……滅法國，顯神通，僧道鬥聖；勇師力，降邪魔，披剃為僧。……從東土，到西天，十萬餘裏；戲世洞，女兒國，匿了唐僧。

合二者所記去其重複，再與《唐僧西天取經》比較可知：《平話》較《唐僧西天取經》少了黃袍怪、人參果、烏雞國、九頭駙馬、蠍子精等故事，卻多出了獅子怪、棘鉤洞、薄屎洞、黑鬆林、流沙河、滅法國等故事。考慮到其中烏雞國和獅子精故事為同一故事，黑鬆林又可能和地湧夫人為同一故事，女兒國故事又和蠍子精故事有一定聯係，流沙河的故事為收伏沙僧不為《唐僧西天取經》所取，那麽，《唐僧西天取經》僅比《平話》多出黃袍怪、人參果的故事，《平話》僅比《唐僧西天取經》多出棘鉤洞、薄屎洞、滅法國等故事。其中《平話》多出的故事，似因僅為“諸惡山險水”而缺乏情節性，故不為《唐僧西天取經》所取；《唐僧西天取經》多出的故事則可以理解為諺解本和銷釋本的漏記。但不管如何，都可以看出《唐僧西天取經》和《平話》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

如果從二者故事的排列順序來看，更能看出其淵源關係。從諺解本中“初到師陀國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等文字看，其西行魔難是按照遭遇魔怪的先後順序排列的。其排列方式表現為：

師陀國——黑熊精——黃風怪——地湧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兒怪——棘鉤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國

《唐僧西天取經》相同的故事的排列順序如下：

師陀國——黑熊精——黃風大王——蜘蛛精——地勇夫人——多目怪——紅孩兒怪——獅子怪——火炎山——女人國

其中除地勇夫人和獅子精的排列順序略有不同外，其餘竟完全相同。關於這一點，鐵鷹先生在《探源》一文中也是承認的：“通過《樸通事諺解》中《西遊記》平話的情節，可以印證出《唐僧西天取經》的情節大致是按照先後順序排列的。”可惜的是鐵鷹先生未能就這一點進行深入探討。

《唐僧西天取經》既和《平話》有如此深的淵源關係，那麽，究竟是誰影響誰呢？我們認為是《平話》影響了《唐僧西天取經》。理由如下：

一、據黃竹山先生研究，《禮節傳簿》全部“一百七十四個劇目中”，“更多的是元以後才出現的”，其中有十四種“已為史籍所載”，有一百一十二個“為史籍所未載，是新發現的劇目”，“超過源於宋雜劇、金院本、南戲和元雜劇劇目總和的一倍”。由此不難看出，《禮節傳簿》中的劇目主要是由明代前期的戲曲組成的。因此，《唐僧西天取經》作為明代前期的劇目是完全可能的。

二、從現存《禮節傳簿》所載劇目看，劇作一般都比較短小，情節也比較簡單，正如鐵鷹先生所講，類似於折子戲。《唐僧西天取經》是其中情節最為複雜的劇目。這說明兩點：第一，《禮節傳簿》的作者對錄入的劇目，很少進行情節上的加工，隻是搬來為我所用而已。第二，民間創作的劇作一般說來都比較短小，很少連台劇本。因此，像《唐僧西天取經》這樣比較複雜的連台戲，應該是有所根據的，其所根據的當然就是《西遊記平話》。

三、在《唐僧西天取經》中，稱豬八戒為“朱悟能”，和諺解本中的黑豬精“朱八戒”、杭州飛來峰龍泓洞口浮雕所題之“朱八戒”都是一致的，說明早期豬八戒姓“朱”而不姓“豬”。可是，在前述《禮節傳簿》的《文殊菩薩降獅子》一劇中，又徑直題作“豬八戒”，這又和入明之後有關作品，如楊景賢的雜劇和百回本《西遊記》相同。蓋入明之後國姓為“朱”，再題黑豬精為“朱八戒”，顯然有褻瀆國姓之嫌。《禮節傳簿》係民間產物，對於所謂國姓不甚敏感，故便“朱”、“豬”並用，正說明《唐僧西天取經》源於《西遊記平話》。

既然《唐僧西天取經》出於《平話》之後，學術界又一致認為《平話》產生於元朝末年，或曰元末明初，那麽，將《平話》的情節改造成為娛神的隊戲，是需要一定時間的。因此，我們還是定《唐僧西天取經》產生於明代前期比較好。

我們注意到，鐵鷹先生不同意《唐僧西天取經》出於明人之手，其理由如下：

1、“研究者們沒有發現它是明代劇目的跡象，與《西遊記》相比較，可以肯定出於明代人之手的那些故事如玉華州、朱紫國、銅台府、木仙庵都不在其中。”

關於這一點，實際上很容易理解，即這些故事都是吳承恩的創作。《禮節傳簿》抄立的萬曆二年，吳承恩的《西遊記》很可能還沒有完全脫稿，其有關故事未見於《禮節傳簿》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如其中玉華國的故事，鐵鷹先生在其著作的第四部分“作者確為吳承恩”中，已經將其作為吳承恩創作《西遊記》的重要證據之一。

2、“與孫悟空‘齊天大聖’身份有關的故事如鬧天宮等尚未出現，而‘齊天大聖’（或其它什麽大聖）在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中已經出現；涇河龍王難神課先生也還未納入取經故事中（在《禮節傳簿》中它還是獨立劇目，內容也無關聯），而這則故事在明初古本《西遊記》（按，即平話《西遊記》──引者注）中已經成了一個取經故事。”

我們認為，從《唐僧西天取經》的現狀來看，並不是全麵敷演“西遊”故事，而隻是截取了西天取經過程的有關情節，即從唐太宗餞行到取經功成。因此，不僅孫悟空的出身和夢斬涇河龍的有關情節未列入，包括江流兒故事、唐太宗遊地府的故事，以及八戒和沙僧的出身都未列入。這隻是《禮節傳簿》作者取材的需要，並不能說明其非產生於明代前期。

3、“如果是明前期作品，似不會在修訂補入後立即成為核心劇目列為“正隊”演出和開出角色排場單。”

關於這一點，其實黃竹山先生的考證已經說明了問題。既然十四種“已為史籍所載”的明代劇目，和一百一十二種“為史籍所未載”的新發現劇目，大都是明代前期的作品，其中不乏“列為‘正隊’演出”並“開出角色排場單”的作品，那麽，《唐僧西天取經》“在修訂補入後立即成為核心劇目列為‘正隊’演出和開出角色排場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特別是明朝從1368年立國，到抄立《禮節傳簿》的萬曆二年（1574），已經過去了二百餘年。在這漫長的兩個世紀中，《唐僧西天取經》完全有時間在修訂補入後成為核心劇目列為“正隊”演出。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禮節傳簿》所載《唐僧西天取經》，無疑應產生於明代前期，而絕不會是宋元時期。

四

　　《禮節傳簿》是近三十年來《西遊記》文獻資料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對我們研究百回本《西遊記》的成書及其思想、藝術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大要有四點：

一、補充了《西遊記平話》的現存資料。在吳承恩《西遊記》產生之前，《平話》無疑是最重要的“西遊”故事著作，百回本《西遊記》很可能就是以《平話》為藍本創作成功的[16]。從《禮節傳簿》有關“西遊”故事來看，不論是諺解本還是銷釋本，顯然都不是對《平話》情節的全麵複述，而隻是部分記載。隻有結合《禮節傳簿》，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平話》的全貌。

二、《禮節傳簿》的出現告訴我們，在吳承恩創作《西遊記》之前，“西遊”故事已經廣被民間。過去，我們隻知道在舞台上和說話藝人的講壇上流傳著“取經”故事，《禮節傳簿》昭示了“西遊”故事流傳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渠道，即民間的迎神賽社表演，並且後者的影響可能更為廣泛，吳承恩創作《西遊記》是有著深厚的群眾土壤的。

三、不少學者都曾經指出，百回本《西遊記》中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描寫，和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聯係。魯迅早就指出《西遊記》“釋迦與老君同流，真性與元神雜出”的特點[17]。蕭相愷在《〈西遊記〉宗教文化的隨意性》一文[18]中亦說：“一部《西遊記》蘊含的不過是世俗社會，或曰民間的世俗眼光中的宗教文化，一種經作者將儒釋道巫等宗教文化隨意地揉合於一起，或者是老百姓早就將其揉合於一起的世俗宗教文化。”《禮節傳簿》的發現，證實了“老百姓早就將其揉合於一起”的判斷。在《禮節傳簿》所記錄的二十五個啞隊戲中，既有佛教的內容，又有道教的內容，甚至在同一個劇作中，佛教、道教人物同時出現。比如，《習達太子遊四門》一劇，主要描寫釋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中竟然出現了楊妃、西施、昭君、妲己等十大美女和唐玄宗這樣的曆史人物。在《關大王破蚩尤》一劇中，不僅出現了曆史人物宋真宗、寇準、王欽，出現了道教的張天師、炳靈公，還出現了佛教的“四揭地神”。特別是《唐僧西天取經》一劇，當唐僧到達西天之後，出現的不僅有文殊、阿難、伽舍和釋伽等佛教人物，還出現了天仙、地仙、人仙、五嶽、四瀆等典型的道教人物。這些劇作佛、道人物的混合雜處，正說明了民間宗教的隨意性，並成為《西遊記》宗教描寫的重要淵源之一。

四、《禮節傳簿》中富有民間色彩的豐富的想象力，是《西遊記》藝術想象的重要來源。《西遊記》的重要價值之一，就在於其奇幻性質。作者充分發揮神話小說的特點，大膽地張開藝術想象的翅膀，創造了一個個光怪陸離的神話世界，充分體現了驚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作品的這種想象力，除了作者本人的藝術天才外，顯然和前代的“西遊”故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當然包括了民間藝人的傑出創造。在《禮節傳簿》中，如《關大王破蚩尤》一劇，就出現了千裏眼、順耳風、急腳鬼以及風伯、雨師、雷公、電母等帶有民間色彩的神話人物。在《霸王設朝封官》一劇中，子房所獻的十八件寶物中，就有“逼塵珠、照殿夜明珠、溫涼盞、珊瑚枕、定顏珠”等。《武王伐紂》中又出現了照妖鏡等。這些都被《西遊記》的作者拿來，或吸收，或揚棄，從而構成了《西遊記》奇幻特色的重要內容。

以上意見當否，敬請鐵鷹先生和學界諸賢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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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2]見《中華戲曲》（第三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5] 據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 據杭州佛教協會所編《靈隱》介紹，龍泓洞口所刻“朱八戒”，“傳說就是三國時往西域求法的第一僧人朱士行”，並非指諺解本中的“黑豬精朱八戒”。《杭州元代石窟藝術》的作者黃湧泉先生在給劉蔭柏先生的信中說：“後一組浮雕兩比丘，頭部已毀去，有背光；頭部以下大體完整。榜題刻有‘朱八戒’等字，後麵有馬，僅殘存痕跡。這組浮雕應是表現‘白馬馱經’故事。”“後經仔細考察，應定為宋代較妥，至於榜題所刻‘朱八戒’三字，六二年春北京閻文儒老師過杭麵談，他認為是後刻的。”（以上參看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259頁）據此，“黑豬精”題名“朱八戒”，似從“朱士行”發展而來。因“白馬馱經”浮雕和前一組“唐僧取經”浮雕刻於一處，元代民間遂將“朱士行”和“黑豬精朱八戒”混同起來。

[5] 據隋樹森《元曲選外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

[6]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

[7]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韻夢字類，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8]原載《明清小說研究》1991年第1期。

[9]據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版。

[10] 黃竹山：《我國戲曲史料的重大發現——山西潞城明代〈禮節傳簿〉考述》；張之中：《隊戲、院本與雜劇的興起》。以上均見《中華戲曲》（第三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黃、張二位先生的觀點均出此。

[11]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12]孫楷第：《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現在所見的楊東來評本西遊記雜劇不是吳昌齡作的》，見《滄州集》卷四，中華書局1965年版。

[13] 據《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二），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

[14]竇楷：《試論“啞隊戲”》，見同[10]。下引竇楷先生觀點均出此。

[16]邢治平、曹炳建：《〈西遊記〉祖本新探》，《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6期。

[17]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頁140。

[18]見《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4期。

 

    此文原載《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