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遠齋

曹炳建,河南大學國學研究所、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代小說與中國文化研究學者,《西遊記》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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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作者諸說考辨

(2018-07-24 20:31:15) 下一個

 

《西遊記》作者諸說考辨

曹炳建

 

內容摘要:綜合學界研究成果,《西遊記》的作者除了人們所熟知的吳承恩說之外,主要還有邱處機說、許白雲說、宗泐說、魯府朱觀火定說、周王府朱睦?說、樊山王府集體創作說、陳元之說、華陽洞天主人說、李春芳說、史真人弟子說、尹真人弟子說、唐新庵說、唐皋說、閻希言師徒說、膠東人藍田說等。本文對這些說法一一考證,證明除吳承恩說之外,其它說法都因為缺乏有力的證據而難以成立。

關鍵詞:《西遊記》  作者  考辨

 

《西遊記》的作者問題,是一個難解的司芬克斯之謎,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而又未能解決的問題。人們所熟知的是吳承恩說。但自古及今,不少學者還提出了《西遊記》作者的種種說法,如邱處機說、許白雲說、宗泐說、魯府朱觀火定說、周王府朱睦?說、樊山王府集體創作說、陳元之說、華陽洞天主人說、李春芳說、史真人弟子說、尹真人弟子說、唐新庵說、唐皋說、閻希言師徒說、膠東人藍田說等。可惜對於這些說法,過去學者們並未進行認真的清理和深入的考證。本文不揣淺陋,擬對除吳承恩說之外的諸說一一加以考辨,以求教於學界諸賢。

一、邱(丘)處機說。在《西遊記》作者諸說中,除吳承恩說外,以邱處機說的勢力最為龐大。《西遊記》現存最早版本世德堂本,記載了《刊西遊記序》的作者是陳元之,校者是華陽洞天主人,世德堂的主人是唐光祿,唯獨沒有記載《西遊記》的作者是誰。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雖然談到了作者,但也隻是模模糊糊地說道:“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餘覽其意,近跅■[左“?”右“也”]滑稽之雄,巵言漫衍之為也。”[1]可見,世德堂本刊刻時,《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已經無從知曉,隻知道作者和王府有一定關係。

可是,進入清代,所有《西遊記》版本又都明確說明《西遊記》是“長春真人邱處機”所著。金末元初,全真道士長春真人邱處機確曾應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召請,遠赴西域大雪山拜見成吉思汗。不過,邱處機本人並沒有寫過《西遊記》,倒是他的弟子李誌常記述此次行程,寫了《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此後,元樗櫟道人秦誌安《金蓮正宗記》“長春邱真人”條,在曆敘邱處機的生平事跡後說:“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2]把《長春真人西遊記》置於邱處機名下,並直接稱其為《西遊記》。元人陶宗儀《輟耕錄》“丘真人”條亦記載了邱處機言行事跡,並說:“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3]

最早將《長春真人西遊記》和小說《西遊記》混為一談,並提出小說《西遊記》是丘處機所作的,很可能是明末人伍守陽。伍守陽(1574-1644?),原名陽,字端陽,自號“衝虛子”,江西南昌縣人,道教龍門派第八代弟子,著名的道教內丹學家。他在其著作《天仙正理》中說:

邱真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禪宗言獼猴跳六窗,狀其輪轉不住,其劣性難純,惟煉可製。[4]

這裏明確提到“心猿”,稱其“最有神通”,顯然是指的小說《西遊記》。再由“邱真人西遊雪山而作《西遊記》以明心”一句看,顯然是把小說《西遊記》的著作權歸於丘處機。

到了清初,毛奇齡進一步坐實丘處機著《西遊記》說。毛奇齡(1623–1716),又名甡,字大可,號秋晴,又號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1679)參加博學宏詞科考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據《清史稿》本傳及相關典籍記載,毛奇齡博覽群書,學問十分博雜,特別對儒家經典有很深的研究。“然好為駁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5]。不過,由於他學問大,引經據典,別人也很難駁倒他。他關於《西遊記》的論述,見於清人錢大昕的記載。錢大昕在為李誌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所作《跋》中說: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誌常所述,於西域道裏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抄得之。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6]

可見,錢大昕雖然記錄了邱處機說的提出者為毛大可,但並不同意將《西遊記》的著作權歸之於邱處機。

和毛大可大致同時,下層文人汪象旭在清康熙二年(1663)刊刻了《西遊證道書》,實際上是將百回本《西遊記》刪節之後,加上自己的評語出版。同時,他又偽造了一篇元代文人虞集的《原序》,冠於《西遊證道書》卷首。該《原序》說:

餘浮湛史館,鹿鹿丹鉛。一日,有衡嶽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劄來謁,餘與流連浹月。道人將歸,乃出一帙示餘,曰:“此國初丘長春真君所篡《西遊記》也,敢乞公一序以傳?”餘受而讀之,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法師取經事跡。[7]

這便是邱處機著《西遊記》說的最早的源頭。

汪象旭的生平事跡不詳,大約隻是下層社會的普通儒生。今知汪象旭的著作有6種: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醫學類存目”錄汪淇箋釋的《濟陰綱目》十四卷。2、同書同卷又錄汪淇撰《保生碎事》一卷。3、同書卷一九四“總集類存目”又有汪淇與徐士俊同編的《尺牘新語》二十四卷。4、《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於“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錄《西遊證道書》一百回。5、同上書“子部兵家”錄汪淇《武侯心書箋注》一卷。6、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影印汪淇所撰《呂祖全傳》一卷附《軼事》一卷。此書卷首題有“奉道弟子憺漪子汪象旭重訂”等字樣,並於其下用小字注曰:“原名淇,字右子。”同時,書前還有《憺漪子自紀小引》一篇,題“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書於蜩寄”,末尾又有“汪淇之印”、“右子”、“汪象旭號憺漪”的印記。綜上所述,可知汪象旭原名淇,字右子,號憺漪子、瞻漪、殘夢道人等,書齋名曰蜩寄。王裕明先生根據“《呂祖全傳·證道碎事》第四冊,‘神宗己未’汪淇‘年十六’”,“推知汪淇出生於萬曆三十二年”,即1604年[8],當是。至於汪象旭的藉貫,有的寫作錢塘,有的寫作西陵。黃永年先生考證說:“汪的籍貫‘錢塘’,有可能不是指明清時杭州府的府治錢塘縣。因為《西遊證道書》和《呂祖全傳》都自題‘西陵’,這個西陵是紹興府蕭山縣西的渡口,在六朝時有西陵戍之稱,《明史》卷四四地理誌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下說‘西有西興,亦曰西陵,往錢塘者由此渡江’,而這條通往杭州的江水也通稱為錢塘江。這當是籍貫蕭山的汪象旭或稱‘西陵’或稱‘錢塘’的原因。”[9]可見,汪象旭和毛奇齡一樣,也是浙江蕭山人。汪象旭之後,清代所有《西遊記》刊本便都以訛傳訛,承襲了汪象旭的謬誤,認定《西遊記》為邱處機所著。

其實,早在清代,不少學者就對邱處機著小說《西遊記》的說法加以批駁。紀曉嵐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就這樣記載說:

吳雲岩家扶乩,其仙亦雲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製,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複答。知已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10]

這裏的“客”,很可能就是紀曉嵐自己。正是因為紀曉嵐知道小說《西遊記》中多有明代的典章製度,所以才有這種發問。由此紀曉嵐得出結論:《西遊記》並不是邱處機所作,而是“明人依托無疑也”。 如前所述,錢大昕則從《道藏》中抄出了《長春真人西遊記》,認定“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可以說是對邱處機著《西遊記》的說法最有力的駁斥。上世紀二十年代,經過魯迅、胡適等進一步考證,吳承恩說占據了統治地位,邱處機說逐漸銷聲匿跡。當今雖然還有極個別學者仍然堅持邱處機說,但並未提供新的證據。

二、許白雲說。這種說法是由清代人桂馥提出來的。他在《晚學集》卷五“書聖教序後”條,引用了《唐高僧傳》中玄奘取經的有關記載,然後說:“馥案:許白雲《西遊記》由此而作。”[11]可惜的是,桂馥並未提出許白雲作《西遊記》的任何證據。

查閱有關典籍,筆者發現元代到明代中期曾有兩個許白雲。

第一個許白雲(1270–1337),名謙,字益之,自號白雲山人,世稱白雲先生,卒諡文懿,元代金華人。許謙從小就失去父親,母親陶氏為其啟蒙老師。長大後拜金履祥為師,窮讀眾書,成為元代著名理學家,與當時北方著名理學家許衡齊名,並稱“南北二許”。延祐初年,許謙在東陽八華山開門講學,山東、河北、江蘇、浙江、湖北等地學者,不遠千裏前來拜師求學。由於許謙在儒學上的巨大貢獻,被當時人尊為“金華四賢”之一。明代嘉靖年間,當地人又在東陽城內建“仰高祠”紀念許謙。清雍正三年(1725),皇帝親自下詔,將許謙的牌位置於孔廟之中。

從各種跡象看來,許謙不可能是通俗小說《西遊記》的作者。證據如下:

首先,查閱許謙的多種著作,如《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讀四書叢說》、《白雲集》等,以及有關許謙的典籍,均沒有許謙寫作《西遊記》的記載。

其次,從許謙的生平及其思想來看,也沒有創作小說《西遊記》的可能性。許謙早年即有宏大抱負,讀書十分用功,“孫窗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燈,對秋蟲而共語”[12]。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可能去創作小說《西遊記》。大約31歲的時候,他拜當時理學家金履祥為師,從此開始了研究儒學的曆程。大約40餘歲之後,他即在金華山開門講學,一直到去世。他曾自我評價說:“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13]由此看來,許謙並沒有寫作小說《西遊記》的時間。許謙以程朱理學的傳人自許,“讀晦庵之書,而泝伊洛之源”[14]13。學有所成之後,有人曾舉薦他做官,他“逾垣而避”。其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儒學就是“正學”,自己應該“獨以身任正學之重”[15],而不應該去當官。許謙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曾著《自省編》以自勵:“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16]許謙也從事詩文創作,但是他稱自己的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嚐輕筆之書”[17]。許謙曾批評當時一些學生,“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18]。試想,一個以“正學”自任的正統理學家,一個要求文學創作要“扶翼經義,張維世教”的正統文人,一個對“喜怪厭常”大為不滿的嚴師,如何會去創作述奇言怪、離經叛道、被一般文人視為“小道”的通俗小說《西遊記》呢?如果真的創作有通俗小說《西遊記》,僅此一條,在當時社會看來,他就不夠資格從祀孔廟。

其三,在百回本《西遊記》中,有不少明代的典章製度,是卒於元代的許謙不可能知道的。如前所述,清代大學問家紀昀就認為《西遊記》中涉及的不少典章製度,“皆同明製”,故斷定“《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

其四,從文學自身的發展來看,元代還不具備產生成熟的章回體小說的條件。中國通俗小說從宋代開始嶄露頭角,到元代仍處於短篇話本和長篇平話階段,長篇章回小說還不可能產生。就連《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學術界也公認最早是元末明初才出現的。

其實,清人平步青在《小棲霞說稗》中,對桂馥所說的“許白雲《西遊記》由此而作”的說法,早已經提出反駁,認為許白雲的《西遊記》“當別是一書”[19],並非小說《西遊記》。

第二個許白雲見於明初人楊基的《眉庵集》,其中一首七言古詩題為《贈許白雲》。全詩如下:

白雲老翁樂且貧,眼如紫電炯有神。麻衣紙扇趿兩屐,頭帶一幅東坡巾。清晨扣戶走過我,謂我舊是諸侯賓。入門長揖肆雄辯,動引四代卑先秦。初疑傲睨意骯髒,稍久漸覺情真淳。從茲興至每一到,不問風雨並昏晨。矯知野鹿不受縶,去不可挽送乃嗔。我來杜曲少朋舊,一境二姓唯朱陳。租征稅迫夜繼日,未暇與我談逡巡。荒村不意得此老,洗我三鬥胸中塵。我時信口答所問,怪我出語多驚人。翁年耳順學不倦,片言有益書諸紳。我慚習懶竟成癖,日影照腹腳未伸。起來巾櫛不自理,一飯且飽南湖蓴。諸生幼弱學久廢,數字費我言諄諄。翁來相對輒太息,謂“可館閣胡沉淪?”“人生富貴等泡幻,達何可喜窮何顰?紛紛道路餓死骨,半是台省公侯身。龐公未為無所遺,夫婦白首襄陽民。”翁聞我語乃大噱,呼我共醉華陽春:“正須狎昵到鷗鷺,何必影像圖麒麟?秦淮雨過秋水碧,中有一尺黃金鱗。明朝買魚期再酌,我自掇拾山中薪。”[20]19

詩中所寫到的許白雲生平事跡不詳,亦未見有任何著作留傳下來。但從詩中可以看出,他雖然是一位僻鄉窮儒,卻有一股傲然之氣。在和詩人楊基的交往中,他談古論今,雄辯而又剛直,待人接物還透出真淳之氣,似乎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如果這樣的人來寫《西遊記》也還說得過去。但是,下麵作者所寫“我時信口答所問,怪我出語多驚人。翁年耳順學不倦,片言有益書諸紳”數句,卻又很難讓人將其與《西遊記》聯係起來。詩人楊基雖然隻是“信口”回答他的問題,也總能讓這位鄉村窮儒感到吃驚;聽到楊基有一句啟發的話語,馬上就寫在自己的衣襟上。由此可見,這位許白雲並未見過什麽世麵,也沒有什麽超越常人的見解。這樣一個人,顯然很難寫出《西遊記》這樣具有深邃思想意蘊、奇崛藝術風格的世界名著來。

三、宗泐說。這一說法是由清人俞樾提出來的。他在《九九消夏錄》中這樣說:

邱長春真人《西遊記》,錢竹汀《元史藝文誌·地理類》著錄,注雲:“李誌常述邱處機事。”此書世多知之。《千傾堂書目》,有僧宗泐《西遊集》一卷。此書無傳本,世罕知者。宗泐字季譚,臨安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命往西域求遺經,還授左善世。《西遊集》蓋其奉使求經,道路往還所作,見聞既異,記載亦必可觀。今俗有《西遊記演義》,托之邱長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釋家本色。雖金公木母,意近丹經,然意馬心猿,未始不可附會梵典也。[21]20

文中提到的宗泐,是元末明初一位高僧。宗泐(1318–1391),字季潭,別號全室,俗姓周,浙江臨海人。宗泐從小父母雙亡,八歲時於臨海天寧寺(今龍興寺)出家,十四歲正式成為和尚。明洪武九年(1376)春,明太祖令其蓄發當官,宗泐明確表示不願為官。洪武十年(1377),宗泐應朱元璋之命,出使西域取經。他涉流沙,度蔥嶺,遍遊西天,行程十四萬餘裏,備曆艱辛險阻,至洪武十五年(1382)返回京師,前後曆時六年之久。他的《西遊集》便是為記錄此次行程而作。宗泐在鑽研佛教之餘,也精通諸子百家,並從事古詩文創作,兼通古隸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他的詩“風骨高騫,可抗行於作者之間”[22]。宗泐取經歸國後被授予僧錄右善世,並經常出入宮廷講經論道,與明太祖朱元璋的關係十分密切。有《全室外集》等著作傳世。

從俞樾的話來看,俞樾並非不知道宗泐的《西遊集》是記載其“奉使求經,道路往還”的作品,而不是小說《西遊記》。他之所以還要將小說《西遊記》歸為宗泐所著,是因為邱處機的《西遊記》,已經被證明是“李誌常述邱處機事”,而不是小說《西遊記》。在這種情況下,他要為小說《西遊記》找出一個作者,才有“托之邱長春,不如托之宗泐,尚是釋家本色”之說。這也就是說,他並不是真的認為宗泐寫了小說《西遊記》。因此,這一種說法也就不攻自破。

四、魯王府朱觀火定說。這種說法是由黃霖先生提出來的。黃霖先生從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中的“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等記載入手,認為《西遊記》“出自某藩王府”;再由“今存最早提到《西遊記》的目錄著作《古今書刻》”所記錄的魯府所刻《西遊記》,將《西遊記》的最後寫定與山東魯王府聯係起來。黃霖先生認為:“明代的藩王,不能涉足政治,閑得無聊,或附庸風雅,或尋仙訪道,《西遊記》這類既有趣味性、又有宗教性的作品正合他們的口味,故完全有可能成為他們編寫和刻印的對象。”“今從隆、萬年間的《古今書刻》已有著錄,陳元之序稱有舊刊的情況來看,當以《西遊記》原刊出於嘉靖年間最合情理。”而這一時期的魯王有兩個:一個是端王朱觀火定,一個是恭王朱頤坦。其中朱頤坦“是一個注意遵循封建道德規範的人。這樣的人一般是不大可能編著和印行這樣一部怪力亂神的作品的”。“而相反,朱觀火定則是一個遊戲無度的人,他又與簡王一起合刻過《文選》、《文粹》、《文鑒》、《文類》、《文衡》等一大批文學作品。這樣一種人,顯然與‘遊戲之中暗傳密諦’的《西遊記》比較合拍,是會有興趣編著或組織編著、刊印這樣一部小說的。而其人也比較開放,甚至以‘淫暴’著稱,有過‘挾娼樂,裸男女雜坐,左右有忤者,錐斧立斃,或加以炮烙’等劣跡,受到過皇帝的處分,這也就不難理解陳元之等故意回避他的大名了”[23]22。

應該說黃霖先生所用材料和推論過程都是十分嚴謹的。但是,同樣也有一些繞不開的問題存在。這包括:

其一,《古今書刻》所記錄的《西遊記》是一部什麽性質的書,還有待進一步考證。吳聖昔先生就懷疑,《古今書刻》所載的魯府本和登州府本《西遊記》,“極有可能並不是被稱為神話小說的《西遊記》”[24],而是邱處機的弟子李誌常所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如前所述,元代樗櫟道人秦誌安《金蓮正宗記》和元人陶宗儀《輟耕錄》,都直接把《長春真人西遊記》置於邱處機名下,並直接稱為《西遊記》。可見,不能排除魯府本和登州府本為《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可能。特別是長春真人邱處機的老家就在“登州棲霞”,登州府出於對鄉邦文獻的宣傳,刊刻《長春真人西遊記》是極有可能的。而魯府本《西遊記》,隻不過是登州府本的重刻本罷了。此外,《古今書刻》所記錄的《西遊記》,還有可能是元末明初楊景賢的雜劇《西遊記》。

其二,從明代嘉靖朝的實際情況來看,魯府和登州府也不大可能刊刻小說《西遊記》。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期間崇信道教,服食金丹,修煉房中術。在他的影響之下,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縉紳文士甚至太監之流,也都沉溺於房中術的修煉之中,鬧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西遊記》的作者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所以在《西遊記》中,便把不少國君寫成昏君、把道士寫成妖道。在嘉靖皇帝寵信道士的社會大背景下,讓魯王府去刊刻這麽一部諷刺皇帝寵道昏亂的《西遊記》,無疑是要冒極大風險的。

其三,朱觀火定既然以“淫暴”著稱,而在《西遊記》中,卻有大量反對暴政的故事情節。如作品第四十四回寫車遲國國王信任妖道而到處捉拿和尚服勞役,致使二千餘名和尚死了一千多名,餘下的五百名亦是不死不活。再如祭賽國隻因丟失了寶塔上的佛寶舍利子,就將寺院“僧眾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致使“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再如,滅法國的國王“曾因僧謗了朕”,就許下大願,要殺一萬名和尚。對於這些國王的淫暴,作者都予以深刻揭露。如果真是朱觀火定這樣一個“淫暴”之人創作或者組織創作《西遊記》,怎麽可能暴露如此眾多國王的淫暴之事呢?

其四,最重要的是,沒有朱觀火定創作《西遊記》小說的更直接的證據;查有關朱觀火定的生平資料和相關文獻,也沒有著《西遊記》的蛛絲馬跡。

五、周王府朱睦?說。這種說法見於2003年3月27日《汴梁晚報》[25]24(有人以為是《開封日報》,經筆者查閱,誤)。明代盛於斯《休庵影語》曾引當時書商大梁人周如山的話說:《西遊記》的“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時訂書,以其數不滿百,遂增入一回。”[26]世德堂本陳元之《刊西遊記序》又有《西遊記》“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的記載。因而該文認為,“《西遊記》的最初抄本出自開封的周王府”。“《西遊記》一書,博大精深,作者不但對佛道有研究,而且對曆史、對《易經》都有很深的造詣。作為《西遊記》的作者,非得是一通儒不可。這個人既要生活在嘉靖、萬曆年間,又要是一博學多才之人,而且還要與周王府有關”。因此該文認為,《西遊記》的作者就是周王府的朱睦?。《西遊記》中在唐太宗遊地府之後寫到了開封大相國寺的來曆,就和朱睦?“為開封人”有關。《西遊記》中大鬧天宮的故事,也和第一代周王朱橚“不停地有造反的想法”有關。“書中的取經經曆,是周王流放雲南的經曆”等等。

從盛於斯記錄的有關材料來看,周王府的確存在過九十九回抄本和百回刊本《西遊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西遊記》的作者就一定是周王府相關人員。陳元之也的確將《西遊記》的作者和王府聯係在一起,但並沒有說《西遊記》的作者就是周王府人,更沒有說就是朱睦?

就朱睦?的生平事跡來看,他也很難創作小說《西遊記》。經查,朱睦?(1511-1580),字灌甫,號西亭,周定王朱橚六世孫。《明史》卷一百十六有傳,傳曰:

?幼端穎,郡人李夢陽奇之。及長,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遊。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謂本朝經學一稟宋儒,古人經解殘闕放失,乃訪求海內通儒,繕寫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張洽《春秋傳》,皆敘而傳之。呂柟嚐與論《易》,歎服而去。益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書萬卷,丹鉛曆然,論者以方漢之劉向。築室東坡,延招學者,通懷好士,而內行修潔。事親晨昏不離側,喪三年居外舍。有弟五人,親為教督,盡推遺產與之。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27]

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朱睦?是一位比較正統的儒家學者。在封建士大夫普遍鄙視通俗小說的文化氛圍中,如果朱睦?真的創作了通俗小說,僅此一條,就很難被評價為“內行修潔”、“文行卓異”。同時,朱睦?在其所著《授經圖義例序》中也說,自己的著作“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28],這也和《西遊記》的主題精神格格不入。

至於說《西遊記》大鬧天宮的故事和第一任周王朱橚“造反”有關,“書中的取經經曆,是周王流放雲南的經曆”等等,更為捕風捉影之談。實際上,早在元代的平話本和雜劇本《西遊記》中,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的故事就已經出現了,怎麽可能和明初的朱橚有關呢?

六、樊山王府集體創作說。此種說法見於網絡文章《〈西遊記〉的作者是個“發心”的群體》[29],作者張曉康。張先生認為:“‘發心’是佛教中的一個概念,指通過學習來啟發人的智慧和覺悟之心,明白和發現事理,亦稱‘發菩提心’。”“《西遊記》應該是有很多讀書人在一個地方讀書學習,探討辯論,群體‘發心’後創作出來的。”張先生認為:

將《西遊記》劃分為四個大段:第一回至第七回為第一個大段,這一段的開端(第一回)中有個山名,“喚為花果山”;第八回至第十四回為第二個大段,這一段的第二篇(有的版本為附錄,有的為第九回)中有個人名,“姓陳名萼”;第十五回至第九十八回為第三個大段,這一段的開端(第十五回)中有個地名,“乃‘裏社祠’”。……我們若將這四個大段中的山名“花果山”中的“花”字,人名“陳萼”中的“萼”字,地名“裏社祠”中的“社”字連起來,正好是“花萼社”三個字。

由此張先生進一步說:

清代張廷玉所著的《明史》中就載有:載埁於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襲封樊山王府的王爺(但未請封王號),萬曆25年(公元1597年)薨;為人“尤折節恭謹,以文行稱”;其“四女皆妻士人,不請封”;喜“讀《易》窮理,著《大隱山人集》”。有三王子,“子翊金氏 、翊鎣、翊鏨皆工詩,兄弟嚐共處一樓,號“花萼社”。

最後張先生得出結論:

《西遊記》中出現的“花萼社”這個概念,可能是《西遊記》的創作者們精心安排的。這樣,既可以清楚地劃分出《西遊記》的各段落,又可以暗示《西遊記》的誕生地,這個“花萼社”很可能就是百回本《西遊記》的誕生地,樊山王載埁以及三個小王子與包括吳承恩在內的文人墨客通過群體“發心”,才創作出了百回本《西遊記》,最後的編修寫定和將其傳出者,則很有可能是“金氏”—— 翊金氏。

這種說法的最大的缺陷在於,先認定《西遊記》為“花萼社”集體創作,然後再從《西遊記》中尋找相關文字,勉強湊夠“花萼社”三個字。否則,一般人是很難從全書眾多的人名、地名、山名中,讀出“花萼社”三字的。這樣先入為主的所謂考證,是考據學上的大忌。特別是論文作者對《西遊記》的版本流變並不清楚。所謂唐僧的父親“姓陳名萼”,從現存材料看,最早當出自元末明初楊景賢的雜劇《西遊記》。明代唯有朱鼎臣的《唐三藏西遊釋厄傳》明確記載陳光蕊“姓陳名萼,表德光蕊”。明代繁本世德堂本並無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隻在第十一回用了一首詩來概括唐僧的身世,並說唐僧“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並無“陳萼”一名。到了清代汪象旭的《西遊證道書》,才根據朱鼎臣本補寫了完整的唐僧身世故事。當今各大出版社出版的《西遊記》,都將《西遊證道書》第九回所敘唐僧身世故事,作為“附錄”插於第八回和第九回之間。張先生顯然並不知道《西遊記》諸版本唐僧身世故事的演變,而拿清代版本中的“陳萼”來論證明代的樊山王府,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七、陳元之說和華陽洞天主人說。1990年,陳君謀先生在《蘇州大學學報》發表文章,認為世德堂本卷首《刊西遊記序》的作者陳元之,就是世德堂本的校者華陽洞天主人,同時也是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三者是“三位一體”[30]29的。陳君謀先生提供的證據如下:

陳元之是秣陵人,是陶弘景的同鄉。陶弘景是曆史上有名的道家,《梁書》本傳說陶弘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因此自號華陽隱居。元之的名字來自《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元同。從籍貫和名字兩方麵來聯係,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陳元之跟陶弘景一樣是道家,而華陽洞天主人很明顯是道家的別號。這樣,姓名陳元之,別號華陽洞天主人,兩者就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此外,陳元之《刊西遊記序》中寫道:“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陳君謀先生認為:

分卷次,立回目,這應是作者的事,但卻由“訂校”者來做。所以這裏的“訂校”、“校(當為“秩”——引者)其卷目”,隱含整理、創作之意;校者即作者。

陳君謀先生認為陳元之即華陽洞天主人,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認為“訂校”“即隱含整理、創作之意;校者即作者”,卻不免失之猜測。因此,陳先生的文章發表後,便先後有廉旭[31]和吳聖昔兩位先生與其商榷,均認為陳元之即華陽洞天主人就是百回本《西遊記》作者的說法還缺少有力的證據。吳聖昔先生認為:“訂者訂正之謂,校者校勘之意,‘訂校’者無論如何不等於是作者。”吳聖昔先生還對世德堂刻書情況進行了考察,說:

世德堂除梓行世本《西遊記》外,據我查到,還刻印過《繡穀春容》十二卷,題“建業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鍥”;又《耳談》五卷,題“金陵書坊世德堂梓”;又《千金記》四卷,題“繡穀唐氏世德堂梓”;又《唐書誌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卷,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穀唐氏世德堂校定”;又《南北宋誌傳通俗演義》各十卷,題“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繡穀唐氏世德堂校訂”;又有《三遂平妖傳》四卷二十回,卷四題“金陵世德堂校梓”等。所刻不少,而且都在明萬曆年間。[32]

因此,吳聖昔先生認為:如果“‘訂校’,再加上‘秩其卷目’就可稱為作者,那麽以上各書差不多都可說是世德堂主人所作了?當然不行。”這些論證,應該說還是很有說服力的。

八、李春芳說。這種說法是由沈承慶先生在其著作《話說吳承恩——〈西遊記〉作者問題揭秘》中提出來的。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實,號石麓,江蘇省句容縣人,著有《貽安堂集》等。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隆慶初年(1567)為首輔、吏部尚書。當時嘉靖皇帝崇道,李春芳善於寫青詞,故而人稱“青詞宰相”。世德堂本所謂“華陽洞天主人”的華陽洞,就在李春芳的家鄉句容縣境內。因此,沈承慶等先生便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的號。但是,學者們遍查有關李春芳的著作和生平記錄,卻沒有“華陽洞天主人”這個號。

同時,沈承慶先生還重新解讀了百回本《西遊記》第九十五回的一首詩。原詩如下:

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

沈承慶先生是這樣解讀這首詩的:

第四句“電繞長春賽禹湯”裏嵌有個“春”字。第六句“野花得潤有餘芳”裏有個“芳”字。第五句“草木沾恩添秀色”。“木”字偏旁稍“添”而近“秀”,則“拆白道字”組成個“李”字。第七句“古來長者留遺跡”的“長者”是編撰人的自稱,“留遺跡”是自白。合看這第四、五、六、七四句,庾詞隱語已昭然若揭,其非“李春芳老人留跡”而何?[33]

古人采用“拆白道字”的方式來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並不是沒有。但是,像這首詩也未免隱藏得太深了一些。如果沒有“《西遊記》的作者是李春芳”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很難從這首詩中得出“李春芳老人留跡”的結論。李春芳既然要在詩中留下自己創作《西遊記》的蛛絲馬跡,卻又如此隱晦,不是適得其反嗎?

實際情況是,這首詩並沒有用所謂的“拆白道字”來隱藏自己的身份,而隻是一首即興詩。此回寫唐僧師徒來到天竺國布金寺,發現了被玉免精所變的妖怪丟棄、並被布金寺長老收養的天竺國公主。後來唐僧師徒來到天竺國,揭露了玉免精假變公主的騙局,並帶領天竺國皇帝前來布金寺尋找真公主——於是作者才寫下了這首詩。篇中首兩句說國王來到布金寺所在的“荒山”,使荒山也披上了祥瑞。三、四兩句無非是借用典故,來歌頌天竺國國王。第五、六兩句寫草木因為皇帝的到來也增添了秀色,野花得到皇帝的潤澤也增加了芳香。第七句的“古來長者”,指的是布金寺的助修者給孤獨長者。據佛教典籍記載,中印度舍衛國老者須達多,家財無量,樂善好施,被人們尊稱為“給孤獨”長者。他曾以黃金鋪地,購買太子祗園請佛講法。所以,所謂“古來長者留遺跡”,是說給孤獨長者留下布金寺這個遺跡。其中“長者”是尊稱。如果把“長者留跡”解釋成李春芳留下寫作《西遊記》的跡象,難道李春芳自己尊稱自己為“長者”?可能沈承慶先生也發現用“長者留跡”不妥,所以想當然地將“長者”換成了“老人”。因此,所謂李春芳就是華陽洞天主人,就是《西遊記》作者的說法,也隻能是無稽之談而已。

九、史真人弟子說。首先提出這種說法的是清代人陳文述。清代人平步青《小棲霞說稗》“西遊記”條,轉引陳文述《西泠仙詠自序》說:

世傳《西遊記》,則邱祖門下史真人弟子所為,所言多與《性命圭旨》相合,或即作《圭旨》之史真人弟子從而演其說也。[34]

陳文述(1771–1843),字退庵,號雲伯,浙江錢塘人。他曾做過江蘇江都縣知縣,對百姓多有恩惠。據有關記載,陳文述還讚同民主,尊重女性自由,曾廣收女弟子,教她們寫詩作文。其著作有《頤道堂集》、《西泠懷古集》、《閨詠》等。

這裏的“史真人”為誰,陳文述沒有明說;史真人弟子撰寫《西遊記》的證據,陳文述也沒有提供。平步青認為,陳文述所謂的史真人弟子創作小說《西遊記》的說法,隻是因為:

雲伯晚事修煉,過信黃冠,從而為之辭。[35]

這裏是說,陳文述晚年從事道教修煉,過於信奉道教,故才認為《西遊記》是史真人弟子所作。平步青的這種解釋,還是很有說服力的。

但是,當今學者卻仍有人主張平話《西遊記》的作者為史真人弟子。張燕、胡義成先生在《〈西遊記〉作者和主旨再探》[36]一文中,就認為邱處機的確有一個高徒叫史誌經,但是由於史誌經身處的元代還未能產生百回本《西遊記》,於是便認為《西遊記》的祖本平話《西遊記》是史誌經弟子所作。

這種說法的破綻在於,陳文述所提到的《性命圭旨》,其實並不是史真人弟子所寫。《性命圭旨》是一部道教名著,其最早刻本是明萬曆乙卯年(1615)刊刻。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曾經說:“裏有吳思鳴氏,得《性命圭旨》於新安唐太史家。蓋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藏之有年,一日出示豐於居士。”[37]這裏明確說明《性命圭旨》是“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陳文述誤作“史真人弟子所為”,已經是訛傳了,而張、胡二先生坐實平話《西遊記》為史誌經弟子所作,更是以訛傳訛。特別是張、胡二先生在論證過程中,有隨意曲解史料之嫌。如在論述到陳元之《刊西遊記序》時說:

陳元之《(西遊記)序》所說《西》“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國”,或“出八公之徒”等,很可能是對《西(平話)》……出於“黃河候王之國”或其“八公之徒”的曲筆表露或訛傳誤記。否則,“潢河候王之國”便成不可索解之地。有人以吳承恩供職湖北“荊府”之事,說“潢河候王”指“荊府”主人,令人費解。“荊府”在長江岸邊,何以是“潢河(黃河?)候王”?

這麽一小段引文,就出現了多處錯誤:一是誤以為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一文的題目隻有“序”字,而特意寫作“《(西遊記)序》”。二是將原文中“侯”字普遍寫做“候”字。三是將“今天潢何侯王之國”錯斷為“今天潢河侯王之國”,而將平話《西遊記》和建藩於西安的“安西王府”硬拉到一起。實際上,“天潢”本指皇帝宗室。在《刊西遊記序》中,“天潢”二字又是頂格寫以示尊崇的。所以,“天潢”隻能作“皇帝宗室”解,而不能有其它解釋。如此曲解相關原文,作為考證文章,顯然是很不嚴謹的。由此可見所謂史真人弟子作平話《西遊記》的說法,也隻能是捕風捉影之談。

十、尹真人弟子說;十一、唐太史說;十二、唐皋說。因為這三種說法聯係很緊密,所以一並來談。這種說法首先是由李安綱先生提出來的,立論基礎也是前述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李安綱先生認為,《性命圭旨》和《西遊記》二書的主題、人物、結構都類同,隻不過一為金丹大道的思想理論體係,一為文學藝術的表現,所以“二書的作者可能是一個人”,就是“唐太史即唐新庵”。“《性命圭旨》和《西遊記》同出於安徽歙縣唐太史之手,成書的時間大致同步。小說問世早,可能因為是謬悠之言、荒唐之事,無可究詰罷。《性命圭旨》問世晚,也許是修證仙道之書,破迷祛妄,有所指斥,多所忌諱吧。”[38]

這種觀點的致命弱點,就是以想當然的隨意推測之詞來代替嚴肅的史料考證。實際上,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明確說明《性命圭旨》得之於“新安唐太史家”,“蓋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述也”。可見唐太史隻是《性命圭旨》的持有者,而並非作者。

同時,這種說法對唐太史其人也沒有進行考證。這裏的唐太史,當即明代安徽歙縣人唐皋。唐皋(1469?–1526),字守之,號心庵,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曾奉使朝鮮,後遷侍講學士,卒於官。其著作有《心庵文集》、《史鑒會編》、《韻府增定》等。

餘永寧的《刻性命圭旨緣起》所提到的“新安唐太史”,其中“新安”是安徽歙縣的古稱。“太史”一職,本來掌管起草文書、記載史事,兼管典籍、曆法、祭祀等事,秦漢時期曾是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後來地位漸低。至明清時期,因為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因此又稱翰林為太史。唐皋曾為翰林院修撰和侍講學士,故稱“太史”。至於李安綱先生認為“唐太史即唐新庵”,“新庵”當是“心庵”之誤。

查唐皋生平,並無其著《西遊記》一說。據《雙橋隨筆》記載曰:唐皋“每以元魁自擬,累蹶場屋。鄉人誚之曰:‘徽州好個唐皋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耐京城剪絡多。’唐聞之,誌益勵。至正徳癸酉甲戍,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矣。有誌者,事竟成,豈不信然。”[39]《大清一統誌》亦記載,唐皋曾參與“修《武宗實錄》,進侍講學士,未幾卒於官。皋老於場厓,暮年始登上第”[40]。由此可見,在五十餘歲中狀元之前,唐皋一直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狀元之後,又一直在朝中為官直到去世,因而唐皋並無寫作小說《西遊記》的時間。此外,唐皋對道教並不熟悉,不可能寫作道教專著《性命圭旨》。

但近日偶閱網絡文章,稱甘肅省白銀市人陳勇先生,曾出版有《西遊記研究》一書,認為“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徽州狀元唐皋”[41]40。陳勇的《西遊記研究》一書筆者未能見到,經再搜索網絡,得到《〈西遊記〉與徽州狀元》一文[42]41,其中摘錄了陳勇《西遊記研究》中的部分內容,才使筆者得窺陳勇先生大作一斑。在文中,陳先生引錄了《西遊記》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談詩”相關內容:

長老(唐僧)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庵”。遂此同入,又敘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膏,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卻才吃了兩塊。各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隻見那裏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那長老(唐僧)見此仙境,以為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迥無塵。”

對這段文字,陳先生是這樣分析的:

唐皋的名字被暗含在其中。赤身鬼使共奉上兩樣東西,一樣是茯苓膏,另一樣是香湯。茯苓膏中,“膏”是關鍵字,香湯中,“湯”是關鍵字,由於作者喜歡倒著寫,那麽,我們倒著念,就是“湯膏”。“湯”雖然與“唐”聲調不同,但由於在寫唐僧,所以,“湯”通過唐僧,與“唐”能對應上;“皋”的意思是水邊的高地,“木仙庵”建在水邊,它就是水邊的一塊高地上建起來的,所以,“膏”在這一意境下,和“皋”能對應上。這樣,唐皋的名字被反映了出來。這一點是通過僅有的兩樣東西中分析出來的,而不是從好多東西中挑出來的兩樣中分析的,因此,這一結果是比較可靠的。

唐皋的號“心庵”完全被包含其中。在“木仙庵”中,唐僧忽然念道“禪心似月迥無塵”,這句話後才進入了談詩,這句中,“禪心”是關鍵詞。“木仙庵”和“禪心”這兩個詞中,兩個關鍵字是“庵”和“心”,倒著念,就是“心庵”,與唐皋的號“心庵”完全相同。

這顯然是在進行拆白道字的遊戲,並非嚴格的科學考證。因此,所謂唐皋著《西遊記》的說法,也隻能是無稽之談。

那麽,《性命圭旨》的實際作者“尹真人弟子”是不是有可能是《西遊記》的作者呢?也不可能。首先,這裏的“尹真人弟子”是誰並不清楚。其次,曆史上並無尹真人弟子寫作《西遊記》的記載。其三,《西遊記》與《性命圭旨》實際上是兩部不同類型的著作,隻要不是偏激地看問題,二者並沒有共同之處。李安綱先生首先認定《西遊記》是一部“道書”,是講道教“金丹大道”的,然後再力圖將《性命圭旨》和《西遊記》聯係起來,認為二者為同一人所作,其本身就犯了考據學上“先入為主”的大忌。

十三、閻希言師徒說。這種說法是由胡義成先生提出來的。他在本世紀初發表十數篇論文進行相關考證,但其各論文間的證據和論述大致相同。在其看來,世德堂本的校者華陽洞天主人“即《西》書最後定稿人”;華陽洞天“隻屬於茅山道教,與其它宗教無關”;“明萬曆20年前後的‘華陽洞天主人’,隻能是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在萬曆20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閻希言師徒很可能就是作為今本《西》書定稿者的‘華陽洞天主人’”[43]

從胡義成先生提供的證據及其推論來看,存在著不少缺陷,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世德堂本明明注明“華陽洞天主人校”,既然是“校”,便很難和創作聯係到一起。至於胡義成先生所引研究者認為“此處的‘校’字,意指‘善校’,‘其廣義實為編撰之工’”的說法,亦為曲解“校”字的原意而做出的推測之詞。前述吳聖昔先生對此曾有駁論,此不贅述。

其二,胡文全篇沒有一條證據能將閻希言師徒和小說《西遊記》直接聯係起來。在胡先生看來,因為茅山是“華陽洞天”的所在地,就隻有茅山道士中的全真派才能稱號為“華陽洞天主人”,其立論未免武斷。再由此尋找全真派茅山道士中有可能創作《西遊記》者,並得出《西遊記》的作者是“閻希言師徒”的結論,實是考據上的本末倒置之舉,並不是從證據出發所進行的考據。

其三,《西遊記》中有不少反道教成份的描寫,證明《西遊記》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位道士。其中最突出的是作品第四十四回,竟然讓豬八戒將道教的三清聖像丟進“五穀輪回之所”,還讓八戒對三清進行一番頗具諷刺意味的調侃,這在道教徒看來,是完全不能被允許的。

其四,胡先生在考據中出現了低層次的錯誤。據楊俊先生研究,閻希言師徒有著作《華陽真誨》[44]。而胡先生卻將書名誤作“《華陽真海》”,並說:“‘華陽真海’,意謂華陽洞天是全真教的海洋也。”如此誤記卻又強加解釋,足見其考據的不嚴肅性。因此,所謂《西遊記》作者為“閻希言師徒”的說法,隻是“大膽假設”卻又未能“小心求證”的產物,是很難有說服力的。

十四、明朝中期的膠東人藍田說。這種說法見於網絡文章《〈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應是明朝中期的膠東人:藍田》[45],作者李相釗。這種觀點認為:“‘華陽洞天主人’即《西》書最後定稿人。”這裏的華陽洞並不是茅山的華陽洞。“嶗山山脈中有華陽山,又名華陽峰。……在華陽山南麓曾有華陽書院,為明代即墨進士、刑部右侍郎藍章所建”。由此“西行1公裏處為華陽洞,洞口懸空南向,二裏外又有華陽洞,後世稱為‘小釣台談經地’”。“嶗山的華陽山,係藍氏父子所居有,那麽藍氏父子(主要指藍田)稱謂自己為華陽洞天主人,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山東膠東昆崳山和嶗山“相連”,“這兩座名山構成了花果山的思維框架”,此外這裏還有“與花果山相符合的其他條件”,如定海針、南天門、五指峰、菩薩洞,玉皇廟、天齊廟、水簾洞等。“藍田在朝廷裏力參群臣,而惱怒皇帝,最後被皇帝當庭杖擊,差點斃命。而後康複後,依然不改前性,堅持與奸佞為敵。直接顯示出他有大鬧皇宮的氣魄與膽識。這應該是大鬧天宮創作的直接思想來源”。“藍田一生有勇有謀,對皇帝又是忠心耿耿,他恰好把自己比成了孫悟空。把皇帝比做了良心不壞,但是耳根子軟的唐僧之流,把豬八戒就直接比做了朝裏那些既是無能,又喜歡在皇帝麵前進獻讒言的小人”。

這種觀點的立論基礎就不牢固。如前所述,雖然世德堂本題為“華陽洞天主人校”,但“校”並不等於撰寫。至於說嶗山有很多和《西遊記》所描寫的景物相近的地方,也不足以作為立論的依據。因為相近的地方太多了。就筆者所知,江蘇連雲港、山東泰山、山西婁煩、陝西彬縣等地,都有和《西遊記》描寫的花果山相近的景物。至於把藍田比喻為孫悟空,把皇帝比喻成為唐僧,把豬八戒比喻為“進獻讒言的小人”,也隻是論文作者的一廂情願而已,並不符合作品的實際。

以上我們對《西遊記》作者的種種說法進行了考辨。在這諸多說法中,並無一種說法能夠真正成立。以上意見對否,還望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1]陳元之:《刊西遊記序》,世德堂本《西遊記》卷首,《古本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2]秦誌安:《金蓮正宗記》卷四,《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上海涵芬樓中華民國12年影印本,第12頁。

[3]陶宗儀:《輟耕錄》卷十,《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版,第153頁。

[4]伍守陽《天仙正理》卷下,《豫章叢書》,豫章書局1916年刊,第32頁。

[5]《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年版,第1476頁。

[6]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第288-289頁。

[7]汪象旭:《西遊證道書》卷首,《古本小說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8]王裕明:《〈西遊證道書〉成書年代考》,《明清小說研究》,2004年第4期。

[9]黃永年:《論〈西遊記〉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西遊證道書〉點校前言》,《古代文獻研究集林》第2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亦見《黃周星定本西遊記·前言》,中華書局1998年版。本文據後者錄入。

[10]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九,《如是我聞》(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頁。

[11]桂馥:《晚學集》卷五,《書聖教序後》,《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版,第162頁。

[12]許謙:《白雲集》卷三,《上憲使劉約齋啟》,《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1199冊,第574頁。

[13]許謙:《白雲集》卷首,《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1199冊,第531頁。

[14]許謙:《白雲集》卷三,《上憲使劉約齋啟》,《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1199冊,第574頁。

[15]馮從吾:《元儒考略》卷三,《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453冊,第790頁。

[16] 《欽定續通誌》卷五百五十二,《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400冊,第569頁。

[17]馮從吾:《元儒考略》卷三《四庫全書》,《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453冊,第790頁。

[18]許謙:《白雲集》卷三,《與趙伯器書》,《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1199冊,第588頁。

[19]平步青:《小棲霞說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九),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頁。

[20]楊基:《眉庵集》卷二,《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1230冊,第365頁。

[21]俞樾:《九九消夏錄》卷十二,轉引自朱一玄《西遊記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79頁。

[22]宗泐:《全室外集》卷首,《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1234冊,第785-786頁。

[23]黃霖:《關於〈西遊記〉的作者和主要精神》,《複旦學報》,1998年第2期。

[24]吳聖昔:《〈西遊記〉魯府本揭秘》,見《西遊新考》(二),《明清佚本追蹤篇》;“西遊記宮”網站,網址: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2-004.htm

[25]趙國棟:《〈西遊記〉的作者應是開封人》,《汴梁晚報》,2003年3月27日。

[26]盛於斯:《休庵影語》,《西遊記誤》,上海開明書店民國二十年版,第36頁。

[27]《明史》卷一百十六,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冊,第3569頁。

[28]朱睦?:《授經圖義例序》,《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675冊,第235頁。

[29]張曉康:《〈西遊記〉的作者是個“發心”的群體》,百度貼吧,網址:http://tieba.baidu.com/f?kz=5786529

[30]陳君謀:《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臆斷》,《蘇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

[31]廉旭:《〈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臆斷〉質疑》,《蘇州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

[32]吳聖昔:《西遊新證》,新疆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

[33]沈承慶:《話說吳承恩——〈西遊記〉作者問題揭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頁。

[34]平步青:《小棲霞說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九),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頁。

[35] 同上

[36]張燕、胡義成:《〈西遊記〉作者和主旨再探》,《甘肅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37]《性命圭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7頁。

[38]李安綱:《心路曆程·性命之妙·西遊記的原型》,河東學刊社2000年版,第14頁。

[39]周召:《雙橋隨筆》卷六。《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724冊,第448-449頁。

[40]《大清一統誌》卷七十九,《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本,第475冊,第572頁。

[41]陳勇:《〈西遊記〉作者是古徽州人唐皋》,《中國新聞網》,網址: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6-05/1721384.shtml

[42]陳勇:《〈西遊記〉與徽州狀元》,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1de9f0100efdu.html

[43]胡義成:《茅山道士閻希言師徒:今本〈西遊記〉定稿者》,《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人大複印資料),2003年第3期,原載《柳州師專學報》,2002年第4期。

[44]楊俊:《也論百回本〈西遊記〉定稿人與全真教之關係》,《陰山學刊》,2005年第6期。

[45]李相釗:《〈西遊記〉的真正作者應是明朝中期的膠東人:藍田》,百度貼吧,網址:http://tieba.baidu.com/f?kz=19761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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