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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上完高中就出國讀書，在國外高等院校學了一門技術，但沒有學位，回國後算不算留學生？不清楚現在的政策是什麽，至少在50年代不算。諸惠芬就是一個例子。
諸惠芬，上海人，1949年啟明女中高中肄業，自費赴英國留學，補習了一年英文，然後在萊斯特大學的藝術學院（Leicester College of Art）學習印花技術，畢業論文題目為“東方印花及對歐洲的影響”，獲畢業文憑。1953年離開英國，在香港住了一年，1954年6月回到上海。1955年9月開始與高教部聯係，要求分配工作碰壁。
從下麵她1956年1月給高教部寫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她的困境：
本人曾於1955年9月9日及10月6日兩次向你部留學生招待處詢問有關留學生工作的情況。但於1955年11月29日收到你處蓋有人民來信專章的人高留字第456號回信，其中指出，“按照你寄來的學曆，1949年你出國時高一肄業，到英國後學了一年英文，1953年秋即離英至香港。在英國你實際讀書的時間共三年，歸國時隻相當高中畢業水平。按我部規定不能算留學生身份…”收到這封信我有以下的感想和意見：
我認為你部對回國留學生（即使不是合乎留學生資格的學生）缺乏實際的調查，即單憑“根據你1949年出國高一肄業…在英國讀了三年書”，就“隻相當高中畢業水平”，應該把出國前後的水平區分開來。我必須承認，在出國前隻讀高中一，但同時也應指出我是在英國高等學校Leicester College畢業，而且獲得正式國家文憑的（National Diploma）。高等教育部應該了解Leicester College和國內的高等學校是否有相當的水平，要知道National Diploma是否是“隻相當高中畢業水平”的人可以獲得的。我想負責辦理我這事的同誌一定是刻板的算算術的同誌，他隻根據1949年才讀高中一就下結論“不算留學生”。
但為了愛護國家機關，改進工作，解除誤會，解決自己的工作問題，我還年輕，我要求國家給我適當的機會學習與工作。如果我沒有工作的條件，希望國家給我有學習的機會，我保證貢獻自己一生為祖國服務，建設偉大的祖國。所以我再次寄這封信給你部，在沒有解決我的這個問題以前，我最後請求不要再等兩三個月才給我回信。而且事實上你部上次的回信也隻根據“按照你寫的…”就下結論的，這是工作中的缺點，我誠意的提出，敬供參考。我相信你部是重視人民來信的，一定會合理的處理我的問題。
諸惠芬有三個問題，首先中國政府不承認Leicester College是高等學府，認為“隻相當於我國的中等技校”。其次，當時高教部規定，作為留學生的條件是“高中畢業以上程度，為進修目的出國。”她的第三個問題是，在工作分配上高教部規定，“凡留學生歸國後半年內不與我部聯係者，即不再解決其工作問題。”
高教部收到諸惠芬的這封信後也很為難，請示上級如何處理。最後把工作分配推給了上海地方政府，不知最後是怎麽解決的。
像諸惠芬這樣的留學生不少，但受到的待遇很不同，朱子浩可以算是最典型的例子。1949年朱子浩在上海初中畢業後就到美國讀書，讀完高中上麻省理工學院，得到電子工程學士學位。因為所學專業是半導體，是國家急需人才，上了科學院爭取回國人員名單。他1959年先在香港父母家滯留了幾個月，回國後馬上分配到科學院工作。
諸惠芬和朱子浩的經曆非常相似，可是Leicester College的印花技術文憑是拚打不過MIT的半導體學士學位的。“高中畢業以上程度”的規定隻有對國家急需人才是可以忽略的。“半年內不與我部聯係”就是諸惠芬的不對了，不知是不了解政策，還是因為終身大事把另一個重要的事忘了。不過可以肯定，即便朱子浩“半年內不與我部聯係”也不會影響工作分配，實用主義是共產黨的一貫作風。
留學學位，與被承認的有國際信譽的學校的學位也不等同，任何野雞大學都可以發學位證書。
第三，申請分配工作是當時中國特點，本質上是要求國家給予資源，那麽學校和學位是否被當時中國政府承認就是一個指標，世界上有名的學校，能進去就是厲害，哪怕沒學完。
第四，實用主義並不是共產黨的一貫作風，而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因為曆史總會教會人們什麽，不再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