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走後門

50年代回國的老海歸們，很多都找不到滿意對口的工作，特別是學文科的，學曆史、法律、社會學等大部分被分配去教英文或當翻譯。

梁於華，1947年出國前讀經濟，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讀國際關係和國際法。1952年回國被分配到對外聯絡部亞澳局。他並不知道具體做什麽工作，隻覺得對外聯絡部的工作好像很對口，受到了重用，便欣然接受。當他發現是去做翻譯，滿腹牢騷，覺得學非所用，心裏很不平衡，不懂為什麽要他這樣一個學國際法的回國留學生來做翻譯工作。一定是組織不信任自己，於是向組織匯報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很長的“關於我的工作分配的書麵意見”，在一陣鏘鏘有力的愛國衷心表白之後，提出調動工作。

組織上並沒有被他的衷心表白感動，他的思想匯報不見回複。這時他想起政協副主席陳叔通，自己還算陳叔通的侄子，於是想走走後門，希望通過裙帶關係搞到一個外交方麵的工作。他給陳叔通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忙，並透露出對組織的不滿。這封信很長，節選如下：

“叔通老伯尊鑒：暌違，道範，倐又數旬，謹維福躬失康，步履緩和，為頌。茲有下列數事，請為老伯陳之：我這此回國來，是來參加偉大的革命陣營的。在回國之前，曾經詳密考慮過去留問題。曾受美帝誘惑和脅迫，去做他們的爪牙，幹那喪人性的勾當呢，還是拋棄個人一切舊包袱，回到祖國，投入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革命事業。為這個問題，考慮了一年半之久。”

“為了要建設新中國，就必須需要大量的建設人員。因此，回國後工作是絕無問題的，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有北京人民電台廣播號召國外留學生回國服務時也特別明白地保證過這一點。同時，學非所用的現象也不再有了。根據這些結論，才決定拋棄個人一切，回到祖國，來為人民服務，來投入偉大的、正確的、光榮的革命隊伍，參加以蘇聯為首的反對侵略、保衛世界和平的國際主義工作。這是我回來的唯一目的。”

“由於興趣和和誌向，我學的是國際法、國際關係、國際組織和國際經濟。雖然都是資產階級的學說，觀點和立場完全是錯誤的，必須重新檢討及糾正，但這些知識，於任何新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人員，仍然是很有用的。”

“一個近代外交官，必須是精通各種科學知識的專家。他至少應該毫無疑問的最低限度通曉兩種最重要的歐洲語文，深切明了近代外交史，熟悉國際法上的問題。除此以外，還應該是一個有文化修養的人，具有科學、藝術、文學的知識。這些品質幫助他獲得駐在國政府、社會和外交團對他的地位與尊嚴的重視，而保證了他行使職務上不可少的威望。”

“學外交的應該有權利要求參加人民外交工作。但這並不是說，我堅持非參加某一部分不可。我回來，如前所述，是來為人民服務的，拋棄了自己以前階級的立場，從敵人的陣營裏回來，為無產階級服務。因此，對於地位、待遇等，完全沒有考慮過，也永遠不考慮這些。所要求的沒有別的，隻有一件，就是要求能發揮我的所長和能力，在崗位上來充分達到這個目的，倘能如願以償，則雖個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計。”

“我中央人民政府是具有優良革命傳統的，是在正確的、光榮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廉潔的、革命的政府。但是由於少數的幹部的麻痹思想，引起了一些頗為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的發生。作為一個中國人民，一個想工作的中國人民，我現在向您，我們中國無黨派人民的總代表陳述了這些事實和意見，希望您抽時間考慮一下。同時請容許我向您提醒，在國外還有數千無黨派的留學生還在注意著，考慮著應否歸國的問題。”

組織上不理他，陳叔通也沒辦法。他聽說朝鮮停戰談判需要翻譯，為了表現自己，提出去朝鮮前線擔任翻譯工作。組織上派不安心工作的人去前線才是最大的錯誤。組織對他的評論是，“表現可疑，曾偷聽短波（懷疑偷聽美國之音），曾偷閱“民主晚報”“中原晚報”等反動報刊。” “整風中散布不少錯誤言論，下放勞動表現一般，長期對工作不滿，政治上落後。”曾是上海二流子發起的勸止吐痰運動委員會的執行幹事，是“打著改良主義招牌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見“隨地吐痰與老海歸”）

梁於華後來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終究還是搞了一輩子翻譯，一輩子“學非所用”，翻譯了不少跟他的專業有關的書，也為國家領導人擔任過隨身翻譯。他雖然是上海人，但迷醉於京戲，晚年在外交部成立了個京劇協會，樂此不疲，早年懷才不遇的寥落也拋之九霄雲外。

生卒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