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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離開農村有三個途徑，第一是當兵，但隻有少數人的父母認識當官的叔叔阿姨，可以幫他們走後門。當兵不成就轉到父母幹校，父母不在幹校就轉到老家，反正隻要有糧食、能吃飽，什麽地方都比黃土高原強。
第二個途徑是病退，隻要能證明身體有病，不能從事農業體力勞動，縣醫院開個證明就可以回北京。北京的吸引力實在是太大了，為了能回北京，有人不惜自殘，將手腳砸傷。下不了手的人也有聰明辦法，去縣醫院檢查身體自稱有腎炎，然後把手指紮破，在尿中滴上一點血，化驗結果是陽性就能得到一張證明。醫院的醫生也覺得蹊蹺，怎麽突然這麽多知識青年都患有腎炎。不過他們也實在是同情知識青年，手下留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開了一張又一張腎炎證明。後來秘密傳開了，醫院的門檻被踏破了，而且有的人在尿裏滴的血太多了，尿都成了紅色的，醫院才拒絕再開腎炎證明。吸煙的人也有自己的訣竅，據說在香煙上抹上碘酒以後抽幾口，能使肺上出現陰影而不影響健康。
後來又出現了困退，隻要能證明北京家裏有困難，需要人掙錢照顧老人，也能辦回北京。不過誰困難誰不困難當時也沒有明文標準來衡量，辦困退還是要靠後門、關係、手段，而且有困難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 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將自己的子女辦回身邊的。
第三個途徑是通過招工，這是正當途徑。去縣城收購站當搬運工，去養路段修路，去糧站收購糧食，隻要能掙工資就比掙工分強，除了一日三餐有保證以外，還能撈上星期天休息。能去延安無線電廠、延安鋼廠這樣的國營企業在當時算是一步登天，雖說延安遠遠比不上北京，但畢竟是大縣城，有理發館、電影院、飯館、澡堂，可以體體麵麵地過日子。大部分知青是通過招工離開農村的。
到了1972年底，一批又一批知青離開了窯洞奔赴新的生活崗位，抱著紮根一輩子理想的人很快就發現自己的理想被招工粉碎了。我們村的邢之泉、張大鵬先後招工走了，史鐵勝轉到了父母幹校，趙琛因肝炎留在北京養病。壺口公社240名知識青年走得隻剩下不到50人。西塬村隻剩下我和賴為民。昔日下工後大家說說笑笑、精神會餐、下盲棋、背唐詩的苦中有樂的生活恍若隔世。我和賴為民每日繼續為柴米油鹽忙碌，與勞累饑餓為伴，平時簡短的對話中充滿了無奈、疑慮、擔心甚至恐慌。紅紅火火的集體插隊生活徹底告以結束。
就在這時，西安鐵路局來招工，人數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得多，僅我們公社就有20多個名額。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我和賴為民恨不得擁抱慶賀，好像監獄勞改犯獲釋一般地激動。但冷靜下來一想，公社還有50多人，隻能走一半。我們把所有人的名字寫下來逐個進行分析，發現剩下來的人差不多都出身不好，或父母都被打倒了。這倒讓我們感到欣慰了，因為我們倆也出身不好，所以在出身問題上不會吃虧。然後分析政治表現，這50 多人中，有不少人長年不在村裏參加勞動，多半時間泡在北京，他們一定得不到貧下中農的推薦，在這方麵我們占優勢。在分析政治麵目時我有些緊張，因為有不少人是團員，包括賴為民，對我不大有利。就這樣我心裏七上八下，去公社拿了報名表，參加了公社的學習班，在雪中步行30裏，來到黃河邊疙針灘上的解放軍兵營檢查身體，提心吊膽地等待消息。
消息下來了。公社的劉主任通知我和其他人，全公社還有兄弟姐妹八對，都符合招工條件，不能讓這八對兄弟姐妹把大部分名額都占了，這對別人不公平。因此公社決定，兄弟姐妹中隻能走一個，我們必須自己去商量誰去誰留。
這太殘酷了。從小到大，吃什麽，吃多少，在哪兒住，住多久，生活中的大事都是別人決定的，現在把生殺大權交給你自己，要自己決定骨肉兄弟的命運太不公平了。特別是劉主任宣布這次招工是最後一次，第二年招工凍結，讓親骨肉之間有生離死別的感覺。是公平、是不公平我們無言以對。最終理智與責任還是超越了感情與怯懦，我們這八對兄弟姐妹不謀而合地作出了相同的決定：哥哥姐姐留下，弟弟妹妹走。
我弟弟走了。賴為民是弟弟，他也走了，村裏就剩我一個人，孤守寒窯。
我還想不如去那插隊
原來沒水比晉南差遠。。。
我姐先走我高興
我也曾孤守寒窯。。。